百目怪故事，叙诡笔记一百年前

百目怪故事，叙诡笔记一百年前杨锐的想象力令人钦佩，不过有一说一，他这番猜测的本质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但从中不难看出，京城的市民、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开始关注“南下洼怪声”。同样亲自来到陶然亭考察并亲耳听到怪叫的，还有工部员外郎李岳瑞。他在《春冰室野乘》中写到：“余时在都下，尝亲闻之，确如牛鸣盎中，其声呜呜然。”他说当时很多人确实认为发出这个声音的是“蛟蜃之属者”，即鳄鱼一类的水中猛兽。无论哪个朝代，妖异之事的新闻都是最受人们关注且最有传播力的，所以“市井人妄绘其形，名之曰大老妖，谓其物专噬洋人。稍有识者，皆哂其无稽。而图说刊板流传。遍布大江南北，乃至新疆塞外。官吏示禁，竟不能止”。杨锐回到家中，怎么都想不明白，文人遇到困惑，自然是要从书本中寻找答案，“取五行志终夜翻”。最终他认定，这吼声乃是一只原本住在颐和园昆明湖里的老鼍（鳄鱼）发出的，此前水师在昆明湖上演练时操作水雷，炸坏了它的窟穴，使它受了惊吓，“径攻地道钻城垣

不久前，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秀水镇的大山里不时传出奇怪的声音，引发社会上的强烈关注，很多网友专程跑去拍摄了短视频在抖音等平台发布。有些迷信者坚称这是“虎啸龙吟”，有些好事者造谣说这是地震先兆，搞得人心惶惶……直到后来，当地政府通报称，不明声源系一种名为黄脚三趾鹑的鸟类发出。黄脚三趾鹑为小型鸟类，繁育期叫时声音悠长沉闷，和黄牛的叫声有点相似，才造成了这场天大的误会。

当笔者看到这则新闻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一起发生在百年前的真实事件：在京师南城著名的陶然亭，也因为突然响起了莫名其妙的怪声，引发了一场震动朝廷的恐慌。

一、谜题：忽有怪声如牛鸣

这一事件最早“爆出”的时间，当是光绪甲午年（1894年）三月，据《清稗类钞》记载：“京师宣武门外南下洼陶然亭畔苇潭中，忽有怪声如牛鸣，其声呜呜然，人名之曰大老妖。福文慎公锟时为步军统领，调兵穷搜，莫得端倪。”

能惊动步兵统领，并非因为此事的妖异程度有多么剧烈，而是上达了天听。据文廷式《闻尘偶记》记载：那怪声有时像是牛叫，有时像是驴鸣，“鸣必三声，东西互疑，莫有定处”。有喜欢在夜晚于苇潭边散步或钓鱼的人，说见过“大老妖”的真实面目，乃是个“牛首蛇身”，于是谣言四起，听者糜集陶然亭，都想一睹究竟。

近代法学家、曾任大理院推事的江庸在《趋亭随笔》中记载了当时的场景：“我时寓居保安寺，杨舍人住官菜园。见怪不怪试一往，自龙泉寺成市廛。美人如花着高屐，胭脂涂颊擎双鬟。时逢绣幰中风走，道旁贫妇争乞钱。前行野潦一圈碧，万头攒戢人如山。是时一哄怪乍状，竟吹树叶敲铜环。蓦然一声殷地发，事果不谬如人传。”这首诗中的“我”乃是诗作者、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著名学者赵熙，而杨舍人是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赵熙和杨锐闻听陶然亭南下洼“传有怪物声振天”，便偕同往观。由龙泉寺（位于陶然亭附近的龙爪槐胡同，亦名龙树院）到南下洼好像赶集一样，从年轻妇女到贫老乞丐，万头攒动于南下洼周围，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怀疑这不过是以讹传讹的时候，怪声突然传来，把所有人吓了一大跳。

《蜷庐随笔·趋亭随笔》

杨锐回到家中，怎么都想不明白，文人遇到困惑，自然是要从书本中寻找答案，“取五行志终夜翻”。最终他认定，这吼声乃是一只原本住在颐和园昆明湖里的老鼍（鳄鱼）发出的，此前水师在昆明湖上演练时操作水雷，炸坏了它的窟穴，使它受了惊吓，“径攻地道钻城垣”，一直从颐和园跑到了陶然亭。

杨锐的想象力令人钦佩，不过有一说一，他这番猜测的本质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但从中不难看出，京城的市民、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开始关注“南下洼怪声”。同样亲自来到陶然亭考察并亲耳听到怪叫的，还有工部员外郎李岳瑞。他在《春冰室野乘》中写到：“余时在都下，尝亲闻之，确如牛鸣盎中，其声呜呜然。”他说当时很多人确实认为发出这个声音的是“蛟蜃之属者”，即鳄鱼一类的水中猛兽。无论哪个朝代，妖异之事的新闻都是最受人们关注且最有传播力的，所以“市井人妄绘其形，名之曰大老妖，谓其物专噬洋人。稍有识者，皆哂其无稽。而图说刊板流传。遍布大江南北，乃至新疆塞外。官吏示禁，竟不能止”。

《春冰室野乘》

不知怎么的，这件事传到了光绪皇帝的耳朵里，顿时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因为当时日本对中国蠢蠢欲动，帝党和后党也一直在明争暗斗，且不说“国之将兴，必有祥瑞，国之将衰，必出妖孽”的传统迷信，就说那句“谓其物专噬洋人”，恰恰说明有人在借机宣传盲目排外，这于本来就错综复杂的中外关系而言，绝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光绪皇帝下旨，让自己的老师翁同龢和步兵统领福锟“穷究其变”，务必要查他个水落石出，彻底破除那些怪谈邪说。

二、解谜：内务府设宣经坛

今天的陶然亭，乃是北京南城一处优美宜人的园林景落，但在一百多年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明建文帝四年（1402年），朱棣篡位成功，不久之后即迁都北京。为了营造城垣庙宇和宫殿，工部在北京设立了五大窑厂，并把烧制板瓦的黑窑厂设在了西南城隅（俗称南下洼），直到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裁撤，其地“坡垅高下，薄渚参差”，远可望见青翠重叠的西山，近可俯瞰“苇花摇白”的野凫潭，渐渐成为游览胜地。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江藻在这里营建了三间敞轩，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命名以“陶然”二字。《藤阴杂记》记载：“陶然亭又名江亭，春秋佳日，宴会无虚，亭前廊以轩楹，可容小部……百余年来，遂成为城南觞咏之地，名家集中，多有登览之作。”

虽然上述文字，读来令人浮想联翩，以为陶然亭必是风景绝佳且名士云集，但其实在旧京百姓的眼中，那里还有另外一番景象：“福州老馆在京师南下洼，其旁多丛冢，福州义园在焉。”也就是说南下洼当时有一大片坟地，“夜深无月，荒烟蔓草间鬼磷上下，毛发皆竦”。郭则沄著笔记《洞灵小志》记载，当时有几位文人雅士“相与为扶乩之戏”，三更半夜“持香步赴义园”。“是夕月黑园深，岑寂可怖。”他们走了一会儿来到丛葬深处，“灵风飒起，灯火皆灭”，顿时惊惶失措起来，“风绕其前，翛然若逝”，吓得他们“皆若寒噤，凛然急返”。

《洞灵小志》

由此可知，南下洼在当时本来就是个容易出现怪力乱神传说的地方。翁同龢和福锟来到这里调查“怪声之谜”的时候，心中想必也是忐忑不安的，这一点，从他们主持的勘查方略可见一斑。他们的第一个办法是指挥大量民夫淘苇潭的水，想着“水落石出”，谁知折腾了半天，“蹄涔之水，千夫挹之竟不能涸”。然后又对南下洼展开大规模搜索，“卒莫得端倪”。最后内务府出了个馊主意，“召僧道设坛讽经以禳之”。《趋亭随笔》有诗云“自余厌胜有万法，内务府设宣经坛。西山老道习雷吼，星冠木剑扬朱幡”，指的就是这荒唐的一幕。

事态发展到这里，已经完全偏离了光绪帝派人调查的初衷，不但承认了妖异确实存在，而且还调动了迷信方法来铲除妖异。然而尽管使出千般手段，万种花招，依然没有查出真相，“至六月初声始止”，等于是不了了之。

三、谜底：无乃小怪作大惊

怪声虽然没了，但民间对此事依然众说纷纭，其中稍微靠谱一点的说法是“甘肃人或云刺猬老者其声如此”，而巡城御史为了平息各种漫无边际的猜测，干脆出了一则告示说怪声乃是“有人藏于苇中戏吹鸣角”，但这种说辞对于曾经“观者如堵、喧阗特甚”的京城百姓们而言，无异于欲盖弥彰。很快，更加可怕的谣言出现了，说这不是什么大老妖怪叫，而是“城鸣”，也就是北京城自己发出的叫声，“于兆主兵”。翰林院庶吉士张其淦在《梦痕仙馆诗钞》中说：“右安城门当画晴，野畦浅水芦苇平。忽有怪物如牛鸣，路人千万皆闻声……人妖既除邦乃宁，物妖有象禹鼎呈。何至妖异喧神京，无乃小怪作大惊。”说是不要大惊小怪，可是字字句句都显示出张其淦内心的惶恐不安。此后不久，日本悍然发动侵朝战争，继而击溃北洋水师，兵锋直逼北京，回想起三月怪声，“议者乃曰是兵象也”，更加坐实了“城鸣”之兆。

《梦痕仙馆诗钞》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22年后，民国五年（1916年）的夏初，南下洼再次传出了怪声。

当年曾经听过这种声音的市民们赶过去“重温”之后说：这一次的怪声和22年前一模一样！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涌到陶然亭去参观。警察总监吴炳湘派出大批人马前去搜捕，外五区的警察寻声溯源，渐渐把“包围圈”缩小到一处芦苇茂密的地方，然后一边割掉芦苇，一边把附近的水抽干，最后在最深处发现一个大鸟巢，鸟巢中卧有一只水鸟，“怒嗥欲飞去，经枪击坠落”，从此南下洼再也没有传出过那种怪声了。而那只怪鸟则被制作成标本，送到中山公园董事会北厅陈列展览，有媒体报道：“这只鸟身高一尺，颈长八寸，全身虎皮色，又似土色。嘴尖长，足有四爪，甲坚长，眼黄瞳黑，专吃小鱼。其状与‘长脖老’等相似。或即系此类。但何以鸣声如雷，则不得而知。或是一种声袋变态，亦有谓系鸟吃小鱼时，嘴入泥中，吹气作声使然。”1942年4月16日的《实报》报道，那时的怪鸟标本还作为“稷园四异物之一”陈列展出。著名学者邓云乡先生在《宣南秉烛谈》一书中回忆，他年轻时在中山公园曾经见过这个标本：“比大雁脚高，长嘴，很像鱼鹰，原是一种珍异的水鸟，而且可能是候鸟，习惯于春夏之间来陶然亭芦塘中栖止，可能正是求配偶时期，所以发出响亮的鸣声。这本来是自然的，而无知者却把它当作水怪，发现之后，又开枪打死，还好制成标本了，但标本始终标着‘妖鸟’的名称，真可谓鸟非妖而无知者却似妖了。”

《宣南秉烛谈》

邓云乡的感慨，一直到今天依然发人深思：一百年前南下洼芦苇荡中的水鸟，一百年后秀水镇大山里的黄脚三趾鹑——鸟还是鸟，叫还是叫，无知者也还是作他们的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