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业务（清末金华士人的办报与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业务（清末金华士人的办报与革命）“革命”一词，最早出自《易传·彖传下·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专指政治变革或改朝易代。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来自于近代日本对英文“revolution”的翻译。1899年，孙中山见日本报纸一则新闻称呼其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革命党”这一称呼遂被孙中山所采纳。“革命”指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的含义，也就逐步固定下来。（一）革命摘要：从1904年4月《萃新报》创办，到《浙源汇报》1905年8月停刊，其间不足两年时间，但由于其参与者及受众群体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实际上从《萃新报》到《浙源汇报》的过程，反映的是从1900年张恭与唐才常结交至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期间，革命党人与金华乃至浙江

关键词：晚清革命；大众媒介；《萃新报》；金华

摘要：从1904年4月《萃新报》创办，到《浙源汇报》1905年8月停刊，其间不足两年时间，但由于其参与者及受众群体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实际上从《萃新报》到《浙源汇报》的过程，反映的是从1900年张恭与唐才常结交至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期间，革命党人与金华乃至浙江地方社会的政治与社会生活。革命思想在金华地方社会的产生与传播，实际上就是张恭等早期受革命思想影响者形成的涓涓细流，在清末“新学”开始盛行的背景下，借助《萃新报》等大众媒介，开通风气，结纳地方士绅和官商的结果。在大众媒介与晚清金华地方社会复杂互动的背景下，使得地方士绅至此，由“新党”和“旧党”的不显著差异，逐渐产生革命与维新的思想分化，同时会党、学生、妇女、商人、官员等力量，也在此过程中重新被整合。浙江的革命党人一面联络组织秘密会党，一面借助此类大众媒介广泛宣传，结纳具有新学知识背景同情革命的士人。革命刊物的宣传，以及此类刊物背后创办者与地方社会士、商等阶层密切的联络和互动，配合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运动和组织，在清末地方社会为后来的革命播下了火种。

一、前言

（一）革命

“革命”一词，最早出自《易传·彖传下·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专指政治变革或改朝易代。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来自于近代日本对英文“revolution”的翻译。1899年，孙中山见日本报纸一则新闻称呼其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革命党”这一称呼遂被孙中山所采纳。“革命”指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的含义，也就逐步固定下来。

用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来衡量清代以来革命活动的话，冯自由将其划分为广义的革命和狭义的革命。狭义的革命指传统意义上的“造反”和“起义”，这类活动如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林清等领导的天理教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等，此类活动虽具有民族主义的意味，却与传统社会中的朝代鼎革并无实质区别。广义的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则首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其标榜和宣传的“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已经超越了单纯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政治变革。陶成章“汤、武之革命为贵族革命；近代革命，平民革命也”，“汤、武之革命”，由寡人政体而进于独裁政体之动机也；近时代之革命，由独裁政体而进于共和政体之动机也。”本文所用“革命”的含义，侧重于上文所述的广义革命，既晚清以来又孙中山、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宣扬和实践的政治活动。

（二）媒介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就是人的眼神，指传播媒介对人感官中枢的影响，进而影响整个心灵与社会。甚至提出：“媒介即讯息”的看法，强调媒介传递的真正讯息是它本身对手中的刺激，而非它所传递的内容。媒介是重要的，讯息是次要的。本文所用的大众媒介的概念，主要侧重于晚清以来的报刊等印刷媒介。

二、清末金华：会党、革命与办报

浙江会党的活动发源于明末抗清遗民，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大多旋起旋灭，不能形成气候。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会党活动再度活跃。虽然自太平天国运动后，会党运动依然很快失败，但是在组织运动和运动规模上出现了新的气象。受天平天国运动影响，会党活动逐渐频繁，据陶成章统计：“计太平天国兴兵以后，迄今四十余年，会党之起义者，不下数十次，盖几于无岁无之。”会党的组织和运动方式逐渐成熟，由各自为战到互相联合，从“一村起一村即灭，一县起一县即灭”，走向“一村者求附于一县，一县者求附于一府，一府者又复与他府相联结”。革命党人与会党的结合，是该时期出现的新现象，这一点对于后来的徐锡麟起义、秋瑾起义甚至浙江光复和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报刊的介入，第一次使自秦代以来永固不变的这种知识生产方式，遭受了动摇和断裂，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前所未有。在某种程度上，报刊成为‘具有最强大力量的思想观念’，成为‘人们可以寻求知识的方式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明的新‘发动机’。”以近代报刊为代表的新媒介，不仅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也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革命党人的办报宗旨和目标，可从陶成章的书信中略窥一二，陶在给《致沈复声书》中提出办《光复报》，“不但宗旨之鼓吹为重要也，举凡商务之开展，实业之经营，无不可以因此而渐入手。先议论以启导人心，而后乃入手办理实事，则庶乎有路之可寻也。”革命党人对于办报一事甚为重视，报刊这种新兴的媒介，不仅是革命党人鼓吹宗旨、引导人心所向的得力工具，更是党人经营商业和实业，进而发展革命势力的重要手段。《萃新报》和《浙源汇报》，就是受革命思想影响的会党和革命党人创办的地方性报刊的典范。

（一）清末金华会党

清末浙江的秘密会党主要有伏虎会、白布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平阳当、私贩党等与革命党密切往来的会党，此外还有关帝、玉泉、千人、古城、乌带、红旗、黑旗、白旗、神拳、白莲、斋教等数种与革命党无甚关联的会党。

金华境内最有势力的会党当属于龙华会。“龙华会亦称龙华山，外人讹为九龙山。其本部在金华为终南会之分支。”终南会于晚清时由湖南传入金华、衢州及福建一带，声势较大，其在金华的会长为何步鸿和朱武，此二人是湘勇营官出身，罢职后寄居于金华，副会长则为金华本地人士，分别为金华张恭、缙云周华昌和永康沈荣卿。此后，随着会长何步鸿的辞世，以及朱武离开浙江，沈荣卿、张恭和周华昌成为该会党的实际负责人。当时金华、兰溪等地谣传“若要真太平，除非龙华会上人”，三人应此传言另立一山堂，定名龙华会，沈荣卿任会长，张恭和周华昌任副会长。

沈荣卿（1871—1943），字英，永康城内人，荣卿少年时读过《四书》、《五经》，喜习武，备有二对石锁，铁鞋底十双，练棒舞剑，玩弄石锁，举重腾挪，寒暑无间，学武有成，颇有 膂力，即使遇有强汉数人，也能对付。沈荣卿性格豪爽，喜好结交，先是组织“百子会”，后加入终南会。

张恭( 1877-1912)，又名临，字伯谦，又字同伯，金华人。二十六岁中举。1900年曾在杭州紫阳书院读书，组织龙华会时，还未中举人，地位低于沈荣卿，但他的活动能力强，受到沈荣卿的器重，以后成为龙华会的实际首领。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与兰溪蒋鹿珊就读杭州紫阳书院，湖南省“自立军”首领唐才常胞弟才中，以“富有票”(才常召集同志入会凭证)授之，将发行而才常在汉口被害，遂不发。张恭、蒋鹿珊和唐才常这一时期的活动，关乎后文《萃新报》的创办及其宗旨。

周华昌（1872—1935），缙云县壶镇人，1894年，周华昌来到武义县城壶山镇，在其伯父所开的饭店里帮工。华昌广泛接触各方来客，眼界大开，结交了许多朋友，特别是结识永康“百子会”会长沈荣卿和金华“千人会”首领张恭，见识大增。后与张恭等加入光复会，追随秋瑾参加浙江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曾任温州要塞炮台司令等职。六年后，卸去公职从事工商业。

浙江的会党多分散在广大乡村与小市镇，成员多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与城市贫苦民众，金华的会党也多如此。

图1.金华县图

（资料来源：《金华县志》，1992年8月，第7页。）

（二）光复会和浙省革命

光复会是由蔡元培与龚宝铨等人在1904年农历十月间共同发起成立的一个新的组织，其主体即为蔡元培当时掌控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的部分成员。蔡元培等人之所以要创立光复会，主要是为了整合浙江各地的会党，建立一个以浙籍志士为主体的革命组织。

1904年冬天，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既具有留日学生的背景，也与浙东会党联系密切，二者构成了光复会的主体，“其时，陶成章、龚宝铨同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地会党联系密切，徐锡麟则同绍兴府属的嵊县竺绍康、王金发等所率领的会党联系密切”，“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

光复会的成立，使得浙江原本各自为战的会党，大多被团结在其周围，甚至成为后来革命活动的基础力量，如 “党徒号称五万人，实则二万数千人”的龙华会，就是“秋瑾之所恃以为大本营者”。

（三）清末金华的报刊

1904年对于浙江来说是风起云涌的一年，不仅光复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浙江各地运动，会党活动也逐渐地高涨起来，《萃新报》、《东浙杂志》、《浙源汇报》是金华会党、士绅和革命党人合力的产物，并影响了金华乃至辛亥革命的历史。

光复会的成立晚于《萃新报》，且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表明《萃新报》是受革命党人运动影响或其直接创办，就该刊内容而言，其宣扬的也是维新思想，正如金冲及所说：“从《萃新报》的内容来看，不但看不到革命思想的流露，甚至也看不到有汉族传统民族思想的宣传。”而《萃新报》的报人们，由宣扬改良维新逐渐转向排满革命的过程，正是本文要考察的内容。

三、维新与革命：从《萃新报》到《浙源汇报》

（一）《萃新报》

近代报刊在20世纪初已经初渐臻发达，其基本的舆论宣传和开化民智的功用，为一般士人所认识并较熟练掌握。宦游在外的金华籍有识之士认识到：“报章雄鸡一声，天下乃白，晨钟一声，醉梦陡醒，交通都会仿佛近是”。但由于金华交通和地形闭塞的缘故，“我浙上游诸人士，知有报者十之二三，知有报而阅报者百之一二，知阅报而能厌弃腐败报珍璧文明报者，则千人中仅仅一二。观此言之而痛而哀。胡痛？痛我浙东上游人。”

有鉴于此，金华近代第一份报刊《萃新报》于1904年6月在浙江金华创刊，创办人为张恭、盛俊和张兆銮等。该刊为半月刊，由《萃新报》社发行，属于时政评论刊物，提倡学习西方、兴办实业和教育。《萃新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有张恭、盛俊、金兆銮等，主要设置了论说、战纪、上谕、实业、卫生、小说、教育、时论、（本国、本省、西藏、外国）事纪等栏目，以“采辑海内外新报之学说丛谈，为我桑梓同胞作警晓钟，作渡津筏”为宗旨。《萃新报》不以盈利为目的，经费来源于同人捐赠，采用文言文体，其面向的读者群仍为传统士人。当年出版至第六期即被清廷查封，后来《萃新报》改易为《东浙杂志》，而后《东浙杂志》又改名为《浙源汇报》。

就《萃新报》的内容和性质来看，对该刊做过专门研究的金冲及认为该刊属于一般的维新刊物，“不但看不到革命思想的流露，甚至也看不到有汉族传统民族思想的宣传。”但笔者认为，依照张恭1900年既与唐才常结识并同情革命，1904年初金华依然处于清政府对浙江文字狱的余波之下，当时金华地方社会的闭塞，以及《萃新报》仅限于开通风气的宗旨四点来看，尽管《萃新报》没有刊登或者流露鲜明“排满”主张的文字，但却带有激进的革命倾向。

《萃新报》的刊登的文章按来源来说分作两类，一类为摘选自其他报刊的，一类为该报报人的原创作品。该刊早期的文章几乎全部摘录自其他报刊，如论说类节选自《浙江潮》、《江苏》、《警钟日报》、《汉声》、《政法学报》、《政艺通报》、《新民丛报》、《鹭江报》、《香港华字日报》；介绍新知识多选自《新世界学报》和《医学报》；新闻多选自《大陆报》；文学作品则选自《新小说报》。这些刊物多为抱持激进改良主义的刊物，甚至如《浙江潮》和《江苏》等均为革命党人所创。

士人们深刻的危急意识，因此“保国”、“保种”、“保教”也是《萃新报》长谈的话题，刊载了大量关于“瓜分”、“亡国”、“国家”和“种族”等主题相关的论文，代表作品有《菲立宾亡国惨状纪略》、《保种歌》、《外国足恃乎》、《醒世歌》、《论中国有救弊起衰之学派》、《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主张政治和社会变革。除了深刻的家国忧患意识外，《萃新报》为了开通风气，还刊登了大量关于妇女解放、思想、法律、教育的文章。

由于浙人有极强的地方意识，《萃新报》还刊登了《日俄战争之影响于处金衢严若何》、《中国地方自治制论》等论说，探讨整合社会力量，进行地方自治的问题。此外，该刊的“纪事”栏目，分为日俄战纪、西藏事纪、本省事纪、本国事纪和外国事纪几个部分，每期固定报道对应的新闻消息，旨在让读者了解国内外形势。

值得注意的是，与张恭、唐才常曾同在紫阳书院读书的蒋鹿山也曾在该刊发表过传奇体小说《冥闹》（第4期），用传奇小说的体裁，以冥界恶鬼问答的方式反对妇女缠脚习俗的。除了直接反对妇女缠足以外，更深层面上来说，实际是鼓吹文人们应该大胆揭露和反对社会的丑恶，“做官的多鄙夫不晓得煌煌示禁，读书的少豪杰也只是碌碌随班”，“世道凌夷日渐卑，挽回劫运孰维持。张王枉有刀千柄，不及文人笔一支。”

（二）八婺开通学社、处金衢严四府调查会和女学会

1904年6月，《萃新报》甫一创办，即在第一期刊登了一则《拟办八婺开通学社公启》，由《萃新报》的创办者们筹划创立一个开通民智和风气的学社。八婺开通学社先设于金华府城，分立于各邑，以开通风气提倡学者重名誉、励气节，养成国民之资格为宗旨。八婺开通学社成立之初，其宗旨就在联结同志，开通民智，启迪后进，播撒种子。现摘录《拟办八婺开通学社公启》如下：

自瓜分直说喧腾于列强之口，而爱国志士呼号奔走皇皇焉汲汲焉，莫不以开民智作民气为今日救时之急务。夫各国挟其帝国主义，以拓地为宗旨，以殖民为政策，耽耽逐逐，群视于东亚一隅。今则大局益亟民情益？翘首北望。黄海战云，顷刻万变，处此强权世界，非激士心以张国势。埃及波兰之祸，其人巾士风潮之所鼓荡，全国为之应响。大江南北，学会林立。今虽则萌芽时代乎，而既播其种子，终有发荣滋长之一日也。吾婺僻处万山中风气未闻，见闻未广，老师宿儒，目厌睹欧亚欧美之图耳，骇闻约翰卢梭之说，拘拘于一室中，不敢一出而广议天下事。是虽囿于习俗欤，毋亦提倡之无其人也。今拟与二三同志，组织一八婺开通学社，讲实学迪后进，以切实为目的，以开化为主义，期稍后尽国民义务，我婺不乏热心之士，有起而表同情者乎，其各努力以肩个人之责任也可。

八婺开通学社的发起者，实际就是《萃新报》的创办人，由金兆銮、盛俊、张恭、蔡汝霖、蒋俶、傅典虞、胡时亮、王式桢、陈志贤和洪承鲁发起。与八婺开通学社并起的是处金衢严四府调查会，该调查会是“《萃新报》社之一拓都体，恻然忧桑梓风气之闭锢，社会之腐败，欲扬表其真相以从事于救正也”，旨在通过民间进行的调查活动，实行地方自治，调查员则由调查会会员义务担任，社员有调查的责任，而热心调查者则可认为名誉调查员。

除了八婺开通学社和处金衢严四府调查会外，中国女学会浙江分会也借该刊进行宣传活动，该社以“多设学堂、推广分会、切实演说、分派会员”，而中国女学浙江兰溪分会的所在地，正位于蒋鹿山家族所在的兰溪蒋氏私立女子小学校。

从张恭和蒋鹿珊等人通过《萃新报》等刊物来组织创办学社、调查组织和新式学堂可以看出，张恭等人创办的报刊，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现实目的。除了最低限度的开通风气、传播新知以外的目标外，还通过结纳地方士绅、商贩、妇女以及学生等群体整合地方社会的力量。张恭等人不仅通过《萃新报》等刊物广泛宣传新学，而且以此为媒介，创办学会、学堂、调查机构，进行实际的社会活动，和陶成章该时期对浙东地区的调查一样，这些活动为以后革命党人在浙东地区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三）学堂、学生与《萃新报》案

尽管《萃新报》创办时间仅有不到半年，但发行范围却遍布浙东地区，先后设立了43处通讯处，发行范围包括金华境内的金华、东阳、浦江、武义、永康，衢州境内的衢州、江山、常山、龙游、湖镇、开化，以及温州、处州、严州部分地区，甚至远至与处州接壤的江西部分区域。如下表表1所示：

表1.《<萃新报>通讯处》

《萃新报》创办期间共有43处通讯处，其中在金华的有26个，衢州9个，处州2个，台州、温州和严州个1个，此外江西玉山尚有1个，可以看出其传播和影响范围大致以金华和衢州为核心，浙东的温州、台州、严州，以及接壤的江西玉山。笔者收集统计了《萃新报》通讯处的联系人的资料，发现其中多数人拥有中下层科考功名，甚至还有地方有名的士绅，如聂子因和蔡雨香等。

从通讯地址来看，25个通讯地址中商号占据了16个，学堂占据7个，书店和驿站各占一个，可以看出《萃新报》的受众群体个人背景多为学生、士绅和商人。以学堂为例，除了县立的义务县小学、衢州小学堂和东阳县小学堂外，剩下的壶山学堂、斌新学堂、民义学堂和稠东学堂均具有革命党人活动的背景，至少其创办者热衷于新学。

《萃新报》得以在金华各个学堂订阅并传播，得益于《萃新报》的创办者们不仅具有一定的科举功名，且是各中小学堂的负责人或创立者，包括金华中学堂校长蔡汝霖、斌新学堂创办者蒋鹿山、壶山学堂的创立者王式桢、稠东学堂的创办者傅虞典等，《萃新报的》发起人之一孙其昌，还曾协助刘耀勋共同创办了武义养正学堂。

其中，蔡汝霖（1869—1917），字雨香，26岁中举。1903年曾被派留学日本，清政府取消留学后，蔡汝霖“读《新民丛报》，顿有所悟。认为兴办学堂，培育人才；创刊报纸，启发民智，为当务之急。乃于光绪三十年回国，出任金华府中学堂监督(校长)。”

在《萃新报》第2期，该刊就刊登了《瀫北蒋氏斌新学堂章程》和《浙江女学会》，通过《萃新报》招收新学学生，旨在培育新式人才。斌新学堂“设兰溪北乡水堂阁蒋氏宗祠”，也就是革命党人以及浙东秘密社会领袖蒋鹿珊的家乡，“一切房舍床板桌椅书箱器具均备，来学者但带纸笔铺盖及一切自用物件，凡堂中公用之物均毋庸学生置办”，“学生以三十名为度，取身体强壮及曾度过经书者为合格”。学生们日常的活动包括演习体操（手法、步法、易筋经三十二式），读经（《周官》、《书经》、《左传》和《论孟新义》等）、读史（《通鉴》）、西学（《西史纲要》、《瀛寰志略》、《指示外国舆图》）、古文古诗、算学以及读报。

上述学堂中，除了《萃新报》的创办者直接负责的斌新学堂等学校外，代表性的还有武义壶山学堂。“公元(清光结二十四年)，康梁变法维新，在教育方面提出废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兴办学堂的主张。武义贡生王式桢积极响应，在壶山书院内推行新学，设置兼学中学，西学的学习内容。后光绪下诏改书院为学堂。公元一九〇二年，壶山书院招收第一批学生，学制九年(初小四年，高小五年)。”

张恭、蔡汝霖、蒋鹿山、王式桢、刘耀勋、傅虞典等后来直接参加晚清革命的士人，由于具有相同的学术和思想背景，且大多曾游学或宦游在外，亲身目睹经历了晚清以来国家所遭受的屈辱，有志于改良社会。通过张恭等人创办的《萃新报》等刊物，这一群人思想上达成一致，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学生是晚清革命党人运动和收拢的重点对象，“一般而言，革命党在国内选作发动对象的主要是新军、学生和会党，其战略思想的组织体现，就是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看，他们以学生为宣传发动骨干，并承担革命的指导和成功后的建设之责，而以新军、会党为武装斗争的主力。”“除组织联络外，革命党还以各种形式向学生宣传爱国革命，启发反清意识，灌输民主思想。他们凭借课堂讲坛，或公开宣讲民主革命的理论史实和著名党人的事迹主张，或借古讽今，诱发学生反满情绪和对专制皇权的仇恨心理。不仅改换正课内容，还出题令学生畅抒己见，或课外集会演说，或以郊游、实地考察名义，凭吊民族英烈，唤醒种族意识。”

从《萃新报》的通讯地址和就可以看出，当时金华各县小学堂几乎均有订阅《萃新报》，学生群体是其主要的受众之一。“清末兴起的学堂生群体和功能性社团等信息传导的中介组织， 作为公共舆论的最基本单位，实际上是一个个趋新性的舆论圈，由其内部向外围世界传承域内信息，增强界内人士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力度，由此形成晚清公共领域重要的内驱力因素”。在读报已经成为小学堂学生日常一部分时，《萃新报》作为其中一种，除了刊登张恭、蔡汝霖、蒋鹿山等人的作品外，还转载了较多来源于《浙江潮》、《江苏》、《警钟日报》、《汉声》等革命党人创办刊物的文章，传播激进的改良主义文章。这一点，很快就受到了官府的注意，并差点酿成惨案。

“有严州学生某偶携一册至严州府学校，为知府锡纶（满洲人）所闻，进禀浙抚，谓该报出语狂悖，清封禁以正士习。是时，魏兰（字石生，云和人），陶成章（字焕卿，会稽人）等旅居杭州下城巷白话报馆，得杭州同志报告，即由魏兰函告张恭。逮浙抚下令金华知府封禁，而该报之门面已早改易矣，故此案无牵连。”由于陶成章和魏兰等人的提前告知，《萃新报》得以避免被查封。官府乃至满人对待《萃新报》的态度，从侧面也反映出《萃新报》所刊登内容已经超出普通维新改良刊物的范畴，引起了满族官吏的恐慌。

尽管1904年4月创办的《萃新报》不是一份革命刊物，但它也不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维新改良刊物，其隐含着激进的改良主张。因此，张恭、蒋鹿山、蔡汝霖等人与光复会成员一取得联系，二者既一拍即合。其中，魏兰和陶成章虽然于1903年12就开始调查和运动浙江各地的秘密会党，但光复会直接与张恭等人取得联系时间晚于《萃新报》的创办时间。

1904年3、4月间，魏兰由秘密会党成员介绍结识沈荣卿，同年秋天在沈荣卿的介绍下，“乃既由荣卿介绍入金华，见张恭于永庆戏班中”，而张恭与陶成章、魏兰及秋瑾结识的时间则更晚。《萃新报》的创办或同情支持者张恭、蔡汝霖、蒋鹿山、王式桢（革命党人刘耀勋挚友）等，在1904年冬天甚至1905年以后才与魏兰和陶成章直接会面。至于秋瑾等光复会成员与张恭、蒋鹿山的会面更是晚至“丙午十二月十九日偕王军到兰溪，见蒋乐山，视为运动秘密会党之始。”

（四）《东浙杂志》和《浙源汇报》

《东浙杂志》于1904年在浙江金华创刊，半月刊，浙东杂志编辑部编辑。约于1905年停刊，该刊由《萃新报》改易而成，它在出版五期后改名为《浙源汇报》。主编有张恭，主要撰稿人黄遵宪、可权等，刊物载文比较丰富，有国内外大事记、文史、浙东上游区人文调查、以及谕旨、奏折等，主要栏目有琐事志闻、世界志闻、政界志闻、外国志闻、实业志闻、学界志闻、浙东上游文明新史等。 该刊旨在改良政治，改良教育，养成国民资格，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看成是救亡的根本，登载过《洞庭鄱阳湖必不可许德人屯兵》、《论中国改革刑法》、《朝鲜亡国史料》、《改良风俗论》、《论中国古代经济学》等文章，这些都为其宣传改良主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05年，《浙源汇报》继承原《东浙杂志》而来，经费来源依然为同人捐股，但该刊期望的受众却为之一变，期望面向的是多数普通民众，“我国之患不在无一二之豪杰而在多数之国民故报章者宜为众生说法”，而“非徒供通儒赏鉴也”，旨在用简单且渐进的方式“以启发普通智识，渐求进步为宗旨。”《浙源汇报》设置了上谕、社说、政法、学术、教育、实业、军事、历史、科学、女界、时论、小说、丛录等栏目。

虽然从1904年《萃新报》创办至1905年《浙源汇报》停刊，仅仅经历了一年有余，但这一年多时间是革命党人与地方社会互动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也是秋瑾等光复会成员发动“浙案”的前夕。由张恭等人创办的《萃新报》等报刊以及其社会活动而产生的影响，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有限的，但这不意味着对于后来的历史毫无价值。

四、清末革命的历史记忆

张恭、盛俊、蔡汝霖等金华士人发起的《萃新报》，以及他们奔走宣传的革命主张，对受众（尤其是一般民众）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是本文要研究大众媒介与晚清革命问题的重点。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往往又是无法立刻显现的，甚至无法客观计量的，只能通关长时段的考察，尤其是考察作用于受众后，其进一步对受众产生思想和行为上产生了如何实际的影响，这样研究才能得以展开，这也是本文对当事人关于清末革命的历史记忆进行研究的意义所在。

游学和宦游士人亲身的见闻、留学生的增加、新式学堂的广泛设立，通过演说、交际、报刊等传播方式将种族观念和革命思想输入了金华，金华士人走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产生了分化。但对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这种分化和个人的抉择不是骤然发生的，需要很久以后回过头来才能发现当时的这种不自觉地选择。

（一）“远在天边”的革命

著名作家、报人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南乡蒋畈人（今兰溪梅江镇蒋畈村），与蒋鹿珊家乡所在的水阁塘一乡之隔。他在回忆起清末革命时说道：“我们乡僻地带，交通阻塞，不知秦汉，遑论魏晋，如‘革命’这样的名词，从来没听到过；乡间所说的，还是‘造反’。”这一点与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所提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的说法颇能印证，不仅革命党人迟至1895年才有“革命”的明确定义，而且乡间民众在民国以前，甚至没有听说过“革命”，仍然沿用“造反”的说法。

当时在金华，如曹梦岐一般拥有下层功名的读书人，极大多数依然维持着传统的耕读生活，更不用说直接参与革命活动。但实际上，革命党人的活动却又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人们身边，哪怕是偏僻的乡间也多对此事有所耳闻。一般民众甚至是不甚明了时事的读书人，却多将革命党人的活动视为传统观念中的造反。

（二）近在身边的“造反”和“瓜分”

张恭等人领导的金华革命活动，是否离普通民众，甚至是身处僻壤的人们很远呢？显然又不是。张恭等革命党人所宣扬的“瓜分”、“排满”等概念，以《萃新报》等报刊为媒介，通过向士人、学生以及略通文字的商贩的灌输，配合讲演、戏剧以及日常的交流，实实在在地向下传播到了普通民众之间，虽然这一切短期看来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并无实际影响。

辛亥革命前的一两年，金华乡间还是乱糟糟的，既有人在到处宣传“瓜分”，也有传来“造反”的消息，人心不安。被视为“造反”的既有土匪，也有革命党。造反的土匪大多很快被官府镇压剿灭了，但“造反”的革命党却始终如“幽灵”一般，时隐时现地游荡在乡村人的印象和记忆里。

比起“造反”，学生们实际上接触到“瓜分”这个词更多一些，后来曹聚仁回忆起这一段历史时说到：

那时有一个新名词，叫作“瓜分”，深深印在我们的心头，想起来似乎比“革命”深刻得多。我记得庚戌那年，有人到我们育才小学来讲话，我已记不起是谁，也不知道他怎么说，只知道他说了一番以后，大家都哭起来了，说是要瓜分了。“瓜分”究竟怎么一回事？照他说瓜分以后，亡了国，我们都要变成外国人了。变成外国人，又怎样呢？大家都说不出来，为什么大家哭得那么伤心？我们年纪小当然更不懂了。后来，我推想，这位痛哭流涕的志士，一定是卖‘九龙票’的革命党，他是危言耸听，要鼓动大家起来革命的。我们年轻时，宇宙很小，杭州就像天边那么远；说到上海、苏州、南京，那就像到另外星球去，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说到了“瓜分”，好似天都要塌下来了。

对于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当时还是孩子的曹聚仁是没有意识到的。到了民国初年，曹聚仁去杭州读书，回想起年幼时学堂读书的经历时，才意识到那时那些来学校讲演“瓜分”和造反的人，甚至包括听别人说起发九龙票的人都是革命党。与蒋鹿珊所在的斌新学堂一乡之隔的学堂学生，

辛亥革命成功后，那时曹聚仁尚年幼，他的父亲在辛亥革命消息传来一段时间后，才受友人启发“第二天，便叫我们剪了辫子，他自己也剪了辫子，变成革命党了。”至于曹聚仁自己，“‘造反’一变而为革命，我那小脑子是想不通的。不过剪了辫子，倒是好玩的，带上鸭舌帽，站在床上给妈妈看，我们就像小兵丁了。”“革命”至此完成，对于一般民众的影响，短期来看似乎不过如此。

在反思大众媒介对于晚清革命的影响时，不能陷入传播学早期的“子弹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无法抵抗的传播效力，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的刺激。《萃新报》等刊物对于其受众的影响远远复杂于此，可以看出，从《萃新报》到《浙源汇报》创办和发行期间，其与地方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对于受众的影响不尽相同，甚至毫无影响。

因此，大众媒介并不是革命思潮产生的充分条件，反而是革命党人的现实活动扩大了大众媒介宣传的效力。“革命思想最初无非是涓涓细流，当汇聚成革命思潮之后，革命参与者、革命支持者与革命同情者队伍不断扩充，尤其是职业革命者们对壮大革命思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他们的革命活动作为革命的“事实宣传”，不仅增加了民众对于革命的视听感受，而且拉近了民众同“革命”的距离”。

《萃新报》的创办者张恭的革命思想，最初萌发、酝酿于张恭与唐才常在1900年紫阳书院读书时期。革命思想在金华地方社会的产生与传播，实际上就是张恭等早期受革命思想影响者形成的涓涓细流，在清末“新学”开始盛行的背景下，借助《萃新报》等大众媒介，开通风气，结纳地方士绅和官商的结果。在大众媒介与晚清金华地方社会复杂互动的背景下，使得地方士绅至此，由“新党”和“旧党”的不显著差异，逐渐产生革命与维新的思想分化，同时学生、妇女、商人、会党等势力，也在此过程中重新被整合。

结语

从1904年4月《萃新报》创办，到《浙源汇报》1905年8月停刊，其间不足两年时间，但由于其参与者及受众群体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实际上从《萃新报》到《浙源汇报》的过程，反映的是1900年张恭与唐才常结交至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期间，金华乃至浙江地方社会士人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庚子事变后，东京留学生耳濡目染自由平等学说和鼓吹革命排满的人越来越多，至1902年《苏报》案前后，革命出版物已经逐渐步入全盛时期。从《萃新报》到《浙源汇报》，是人心思动的时期。辛丑年科举改制后，新学开始流入一般士人的学业与生活中。时局维艰，国运多厄，更使得金华自上层的士绅到乡村的底层的士人，都意识到“地盘动了”，士人思想逐渐产生了分化。

“‘新学’的传播制造了大量‘新党’与‘志士’，也由此导致读书人群体中’新党’与‘旧党’的分野日益突出。‘新书’、‘新学’、‘新党’与‘旧书’、‘旧学’、‘旧党’成为两组互相对立的流行语汇，表征着清末中国读书人群体知识取向与身份认同的分化。”清末新学在借助书报等大众媒介广泛流播，“新党”、“旧党”逐渐分化的同时，革命书报也趁势而起。除了《猛回头》、《浙江潮》、《苏报》等革命言辞激烈的书报外，更多的是类似《萃新报》一类旨在开通民气，以渐进的方式传播新学，带有革命倾向的书报。浙江的革命党人一面联络组织秘密会党，一面借助此类大众媒介广泛宣传，结纳具有新学知识背景同情革命的士人。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曾言“浙省革命事业可分为文字鼓吹及会党运动之二途径”，清晰认识到浙江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所在。革命刊物的宣传，以及此类刊物背后创办者与地方社会士、商等阶层的密切联络和互动，配合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运动和组织，在清末的地方社会中为后来的革命播下了火种。

一百一十五年前，创办《萃新报》的金华革命党人曾立言，以该报“为我桑梓同胞作警晓钟，作渡津筏”，甚至还对未来充满憧憬：“异日者跳出黑暗界，步行红日中，或起点于是欤？”百余年后他们的期望终得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