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代的日记：知青岁月二三事

知青时代的日记：知青岁月二三事68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开始了。那些将社会搅得混乱不堪地读了几天中学的“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作为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我的临摹能力较强，就是画毛主席像，也没问题。那时，学校停课，不学数理化了。于是有一些人就对绘画感起兴趣来。我算其中之一。那时没有专业老师教，也找不到教学的书籍，学习的方法就是自己对着别人画好的画，照着临摹。那时主要是画水粉宣传画。当时，父亲下放在车间劳动，车间上办板报，父亲就会叫我去帮着画宣传画的刊头。

知青岁月二三事

敬源凌

一

1968年，天地翻覆的社会稍微平静了点。

那时，学校停课，不学数理化了。于是有一些人就对绘画感起兴趣来。我算其中之一。

那时没有专业老师教，也找不到教学的书籍，学习的方法就是自己对着别人画好的画，照着临摹。那时主要是画水粉宣传画。

当时，父亲下放在车间劳动，车间上办板报，父亲就会叫我去帮着画宣传画的刊头。

我的临摹能力较强，就是画毛主席像，也没问题。

68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开始了。那些将社会搅得混乱不堪地读了几天中学的“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作为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1969年，上面又要求复课闹革命。于是，小学戴帽办初中班。通知我们这些小学没毕业的小学生去报名读书。

去不去读初中，这件事由父亲在确定。

当时，父亲对我讲：“现在社会上都还比较混乱，怕你去上学会受到社会的不良影响。今年就不去了，待明年看看情况再说。”

我对父亲一直是仰望的，我相信他对事情的分析。我同意今年不去。

实际上，我的小学同学都在这一年去上了初中班。

到了 1970年，社会情况变好些了，父亲决定我去上学。

但这一年，妹妹弟弟也到了上初中的时候，于是，我们三个一起报了名。

这一年，我都十五岁了。

经过学校的研究，一家三人报名，录取两名，自然地，妹妹弟弟被录取了。

在没上学的这些年，我在家负责做饭。同时，我除继续学习画画外，还将父亲书架上的书，哲学的、文学的、还有绘画的，几乎都看了一遍。

那时，新华书店里是没有这些书卖的。父亲书架上的书，就成了我吸取点滴知识的唯一来源。

书架上的《鲁迅全集》、《马雅可夫斯基诗集》、苏联长篇三部曲小说《勇敢》、《徐迟散文选集》、《勃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等，都是我常要翻阅的。

父亲很早就开始集邮，现在许多珍贵的邮票，在他的邮册里都能找到。他订阅的《集邮》杂志，也是我很喜爱的。

那时，在父亲的指导下，还学习拉二胡。父亲有一本二胡家刘天华的作品集。里面的《良宵》《空山鸟语》是我经常练习的曲目。

有一次，父亲去成都出差，带上了我。在春熙路乐器商店，我看到一个扬琴，很是喜欢。

我知道，家里是没钱买这琴的，当时我就萌生了要自己做一个的念头。于是，我在那里仔细地端详了很久。

回到家里，我对父亲说：“我想自己做一个扬琴。”

“好！大力支持。”

于是，父亲找来了木块，层板等材料。

扬琴主体很快就做好了。

琴弦那时是很贵的，怎么办？父亲帮我找来了钢绳，我将其分开成钢丝，用细钢丝作高音琴弦，粗点的钢丝作中音琴弦，又在粗钢丝上缠上从电线里剥出来的细铜丝，就作低音琴弦。一架粗陋的扬琴就这样呈现在眼前。

当尽管音色不太好的琴声被弹出来时，我心里还是泛起了一丝小小的成就感。

时常地，我还要在星期天与父亲一起到乡下的池塘去钓鱼。那时用的钓鱼竿都是自己到农村去砍下竹子来自己做的，装鱼的竹篓也是自己编的。

当出门一天，扛着回来的鱼篓里有十几条小鱼时，心情会特别愉快。这时的小小快乐在文革给我家带来的阴霾上添上了一抹亮色。

二

1971年，我十六岁，街道办事处找到父亲，说根据政策，我应该下乡去了。

于是，作为小学毕业证都没有的我，作为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来到了广阔的天地里。

当时父亲通过关系，联系了离县城最近的地方。这里是平原，其环境条件比起那些去到山里的知青来说，算是好多了。

多年后，城市扩展，这里成了新城区。

那时的农村还处于“农业学大寨”的时期，实行的集体劳动的制度。

在农村第一年，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整个人都还在睡梦中，生产队长出早工的哨声就响起了。

听到哨声，我赶紧起床，揉揉惺忪的双眼，穿上衣服，睡眼朦胧地扛起锄头，跟着大家一起，来到地头，一致排开，刨地松土。

那时是实行工分制，不出工是没有工分的。强劳力干一天是十分工。工分是生产队开会，由大家评定。我做为16岁的弱劳力，被评为七分。

到年终时，生产队根据全年收入，确定每一个工（十分为一个工）是多少钱，然后根据你一年所积累的工分，算出你的收入。在扣去所分配粮食的费用后，有多，就发给现金。不够，就要由家里倒补现金给生产队。

那时，我还算坚定地给自己规定，不能倒补，要拿到现金，要自食其力。

由于，我们生产队地理位置好，土地肥沃，有一个蔬菜组，有副业收入，一个工一般都在6-7角。

比起一些下到山区，一个工分只有2角的知青来说，我也算是幸运的。这当然还要感谢父亲对下乡地点的联系落实。

下乡第一年，经过艰苦努力，到了年底，一结算，扣除所分得粮食外，我还能拿到了现金。我用我这人生第一笔的劳动所得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当时，别提心里有多高兴啊！

三

在我们生产队，有一个木柱砖瓦房的地主大院。这大院有里外三层。生产队一大半的人，都住在这大院里。比起其他住在土墙茅草房的知青来说，这样的条件也算是很好的了。

我的住房有约十二平米。一张挂着蚊帐的单人床，一个装谷子的椭圆形大木桶，一张学习兼吃饭的矮小方桌，一个矮木凳，一盏煤油灯，一个土灶，就是这房里的全部家档，这都是生产队给配上的。

当时，国家都给生产队发了知青安置费。

屋子外面是一个有1米5宽的街檐，用来堆放分到的菜籽杆，麦草，稻草。

院子里有一口水井，水质清澈见底。

每天出早工回来，都要赶紧用柴火煮早饭。吃完饭，又要赶紧出上午工。

那时，我还在继续自学画画。我感到这样做饭耽误了不少学习的时间。于是我买了蜂窝煤炉来代替柴火灶。

但问题又出来了。在收工时才揭开炉罩煮饭，时间是来不及的。怎么办呢？

于是我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得意的定时开火装置来控制煮饭的时间。

我将一个铝片上对着蜂窝煤的十二个孔钻了十二个小孔，代替了原来的煤塞，盖在蜂窝煤上，再用一段铁丝将铝片勾住，然后再用一段软线连接铁丝。同时，在传统的机械式闹钟的定时旋钮上，安装了一个竹结做的圆轮，圆轮表面刻了一圈凹槽，再将软线固定在圆轮上。这个定时开火装置就这样形成了。

出工前，我在蒸饭的铝锅里放上待蒸的米饭，将闹钟定时在收工前半小时。到时候，闹钟响，旋钮转动，拉开铝片，蜂窝煤燃烧，等我收工回来，饭也就做好了。再用短时间炒个菜，就可吃饭了。

这样，每天快速吃完晚饭后，在煤油灯下，我可多用一点时间来继续练习我所喜爱的绘画。

四

在田里劳作是很辛苦的。弯腰插秧半天下来，就腰酸背痛。

有一次，割麦子，不小心，将左手小指割掉了一块，鲜血直流。社员快速将我送到大队部医疗室。由于大队部离我们生产队还较远，到达时，我差点要休克了。赤脚医生赶紧给我喝了葡萄糖水，做了消毒包扎，我才缓过气来。

16岁的我，个头不大，力气自然也很小，由此，社员们对我还是很关照的。挑粪时，只让我都挑大半桶。收油菜籽时，安排我到晒坝里做轻松点的活。

队里有一个蔬菜组，专门种植蔬菜，再拿到城里去买，以增加队里的收入。蔬菜组的劳动强度要小些，为此，队里又安排我到蔬菜组干活。

一年后，大队和公社知道了我能画点画的特长，就经常调我去办板报。这样，我挣的就不是体力工分，而是脑力工分了，并且还是每天十分工，算是全劳力了。

由于还有一点音乐细胞，会弄点乐器，还能做点曲填个词什么的，大队和公社搞文艺宣传队，我都是负责人兼主力队员。

那时，公社文艺宣传队要到各大队去巡回演出。每到一个大队，都会受到农民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他们早早地就备好了“九大碗”，招待我们这群知青男女。

在巡回演出的路上，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一般都是男队员搭载着女队员。我身后常常搭载的都是那位漂亮的既能跳舞又能唱歌、还兼着报幕员的女队员。这一路的行进中，心里总会生出一丝甜蜜来。

每次演出时，看到台下密密麻麻的农民观众，心里还是会升起一些自豪感的。

那几年县里每年都要搞文艺汇演，每次去参加，心里都无比高兴。

那时的宣传队，几乎全是知青。可以说，知青给那时农村的文化沙漠带去了一片绿洲。

有一年，公社要搞个阶级斗争展览馆，我被选调去与其他知青一起写写画画干了三个月。展览馆开展时，为烘托气氛，解说员在前面解说，我还在后面轻轻地拉着二胡配点乐。那段时光还真是愉快。

五

在农村，每年冬季枯水期，县里都要组织大型水利岁修工程，即对贯穿全县的主要河流石亭江进行维修。

其主要内容是在江心挖沟，即抽河心，挖出的石与沙在距河心几百米处修筑堤坝。堤坝一般高9米，全是人挑肩扛。

每年根据情况选定河段。每个公社负责一段。

那时，我在我们公社岁修工程宣传组，负责办工地油印小报。我每天跑各大队工地采访，写稿，刻蜡板，再油印，再发给各大队，忙的不亦乐乎。

当9米高几百米长的宛如一条巨龙俯卧在江边上的河堤筑起后，我接到任务，要在筑好的河堤上写超大号的口号标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这可是我写过的最大的字。每个字8米高10米宽。这字是用石灰水来写的，写字用的不是笔也不是刷子，而是高粱扫帚。所以这不是写字，应是“扫字”吧。

开始以为我写这8个字是不费力的，可一写才知道很费劲。

由于堤坝是先由挖出来鹅卵石与沙堆起，再将选出来的大石头垒砌表面。所以，这字实际就是写在凹凸不平的大石头上的。

提一桶石膏水爬到坝顶，一个笔划都没写完，又得下来，再提一桶石膏水爬上去。

艰难地写了几天，八个大字终于醒目地出现在大堤上。远望过去，身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八个大字的巨龙，逶迤蜿蜒，气势非凡。

在1972年底，福建的知青家长李庆霖，斗胆给毛主席寄了一封信。述说了他孩子在山区下乡吃不饱的苦日子。

没想到，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回信了。毛主席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知青的状况由此受到了重视。

这一年，县里举行了首次优秀知青代表大会，我有幸被推举为知青先进代表。

那一天，县里组织了隆重的知青代表的入城式。所有代表戴着红花，被安排在十几辆大卡车上，沿途有革命群众和少先队员，手持彩带花束，迎接我们的到来。

六

在对热衷于绘画的同时，我对雕塑也还生出点兴趣来。

一天，我到大队砖瓦窑取了一块做瓦的黄泥回来，对着鲁迅的图片，雕塑了一个胸像。

一般雕塑在表现人的眼珠时，是用挖凹的方式，用光线的投影来表现。而我创新性的采用了凃黑的电筒泡来表现，感到效果还不错。

1974年，全国掀起学习陕西户县农民画的高潮。 四川也准备在万岁展览馆举办农民画展。

于是，省里在双流县举办了农民画培训班，要搞出有质量的画作来。我有幸被选中作为学员。

培训班请了全国有名的画家马振声、朱理存夫妇等画家来指导。我的一幅画就是在朱理存老师的帮助下完成的。

当我看到我的画作与大家的画一起挂在地处成都中心的万岁展览馆的展厅里时，我的内心真是激动不已。

1976年，在农村磨砺了五年后，我终于被招回城，到了县里的一个工厂上班，当了一名工人。恢复高考后，我于1978年10月开始自学数理化，21个月后参加高考。在1980年，我又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去继续被“文革”中断了的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