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瑶家世：智瑶不是死于不够好

智瑶家世：智瑶不是死于不够好数说完毕，智果忧心忡忡地表示，智瑶这种虎狼之辈如果上位，必然会表现出恶的一面，用他的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做那些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跟他相处得来？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必遭灭门之灾。智家有个族人叫智果，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觉得，与其立智瑶，不如立智宵。智瑶在智家的下一代当中确实很突出，有五项优点高于常人。可是，他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五项优点、一个缺点，那是优点多于缺点啊，瑕不掩瑜，这人咋就不行呢？智果掰着指头一一列举起来：智瑶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是第一个优点；擅长射箭、驾车娴熟，是第二个优点；才情出众，才艺超群，是第三个优点；精于文辞、巧言善辩，是第四个优点；坚毅果敢、决断力强，是第五个优点。有这些优点，本来是很难得的，但智瑶偏偏为人缺乏仁德之心。晋国，是当时数得着的大国、强国。而晋国内部则由智氏和韩、赵、魏三家控制，其中尤以智氏最为强大，基本上掌控了局势，一时间气焰滔天

智瑶不是死于“不够好”，而是死于“不够坏”

乔志峰

先说说“三家分晋”的事儿吧。

话说周朝到了周威烈王时期，周王室气数已尽、日渐衰微，一些诸侯国则日益强横，不断坐大，已经开始不拿周王室当回事了，涌现了不少雄霸一方的诸侯国。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丛林社会，就此拉开帷幕。

晋国，是当时数得着的大国、强国。而晋国内部则由智氏和韩、赵、魏三家控制，其中尤以智氏最为强大，基本上掌控了局势，一时间气焰滔天、不可一世。可是好景不长，智氏很快就被韩、赵、魏三家所灭，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起来灭掉了智氏之后，将晋国土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为韩、赵、魏三家瓜分。公元前403年，周天子迫于现实，不得不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三家分晋，是《资治通鉴》中讲的第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详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具体过程。

一开始，智氏的当家人智宣子老了，要选拔继承人，他老人家看中的人选叫智瑶。这似乎是一个很女性化的名字，令人浮想联翩，其实不然，这是一个壮汉，并且是一个非常强横的家伙，后文自会提到。

智家有个族人叫智果，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觉得，与其立智瑶，不如立智宵。智瑶在智家的下一代当中确实很突出，有五项优点高于常人。可是，他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五项优点、一个缺点，那是优点多于缺点啊，瑕不掩瑜，这人咋就不行呢？智果掰着指头一一列举起来：智瑶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是第一个优点；擅长射箭、驾车娴熟，是第二个优点；才情出众，才艺超群，是第三个优点；精于文辞、巧言善辩，是第四个优点；坚毅果敢、决断力强，是第五个优点。有这些优点，本来是很难得的，但智瑶偏偏为人缺乏仁德之心。

数说完毕，智果忧心忡忡地表示，智瑶这种虎狼之辈如果上位，必然会表现出恶的一面，用他的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做那些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跟他相处得来？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必遭灭门之灾。

智果的分析，乍看挺有道理，细想却不是那么回事儿。所谓五项优点，听起来挺多的，可换个角度看，即便不说是缺点，至少都算不得什么，都是鸡毛蒜皮而已。不就是长得俊是个“小鲜肉”吗？不就是嘴皮子利索会白话吗？搁今天，无法是做个网红、开个直播卖假货，成不了什么大事。射箭、驾车、有才艺，那都是技术活儿，跟“领导才能”八竿子打不着。至于“坚毅果敢、决断力强”，很多时候不过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另一种委婉说法罢了。

智果最看重的，是所谓“仁德”，所以才会将此作为对智瑶的一票否决项。这不能怪他，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特别是自以为是的贵族和上等人，嘴里都是这样说的，当然也可能确有一部分迂腐之人心里也是这样想的。至于什么是“仁德”，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没有固定的标准，因此就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掌握话语权谁说了算。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仁德”的判断标准和归属，也是胜利者决定的。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丛林社会的胜利者，有几个是靠“仁德”取胜的呢？历史上那些被称颂为“仁德”的君主，要么是自封的，要么是表演出来的假仁假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环境和常态，决定了单靠“仁德”是无法取得和保有天下的，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拳头大，要靠武力夺取和阴谋诡计。

智宣子对智果的意见不屑一顾，认为智果纯属瞎掰，求全责备，毫无道理。我老人家看上的人，你有啥资格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最终还是立了智瑶做下一代继承人。智宣子死了之后，智瑶顺利继位当政。智果坚信自己的判断和预测，为了避祸保命，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这是拿脚投票了——不听爷的言，吃亏在眼前；此处不安全，爷去投别处。智果猜到了智瑶和智氏的大结局，但纯粹是瞎蒙，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那么，智瑶的失败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标题写得很清楚，智瑶不是死于“不够好”，而是死于“不够坏”。这一点后文会详细分析。

智瑶继位后日益表现出骄横跋扈和无礼无度的一面。一次，智瑶与韩家的当家人韩康子、魏家的当家人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襄子无礼戏弄韩康子，还羞辱了他的国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后劝谏，智瑶却满不在乎地说：“他们的生死祸福都取决于我，由我说了算。我才是老大，我不给他们降下灾祸，他们就已经很幸运了，谁敢兴风作浪跟我作对呢。”

其他家族的畏惧和退让，进一步纵容了智瑶的嚣张气焰，终于直接向韩康子提出索要土地的要求。韩康子不打算给，认为自家土地没有一寸是多余的，如果丢失了，有何颜面见韩家的列祖列宗呢。他的相国段规是个老狐狸，进言道：“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可他智家实力强大，我们现在还惹不起他个龟孙啊。如果不割地给他，他一定会找借口讨伐我们。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答应他，他得到了咱家的土地，尝到了甜头，一定会更加狂妄，而再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一定会兴兵讨伐。这样一来，我们便避开了祸患，就可以伺机而动了。”这货真够阴险毒辣的，宁可先退一步忍气吞声，助长智瑶的野心，寄希望于别人跟智瑶对着干，好坐收渔翁之利。

韩康子倒是个能够听取意见的，当即抚掌赞道：“好主意！还是你小子心眼多！”当即派使臣去见智瑶，兴高采烈地把土地割让给智家，并且还是一块有万户人家耕种的富庶土地。智瑶大喜，自以为得计，果然又如法炮制，向魏桓子提出割地要求。魏桓子也打算不给他，他手下有个谋臣任章反问：“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他无缘无故地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们的警惧，我们答应给地，他一定会骄傲。他因骄傲而轻视敌人，我们因恐惧而互相团结。用团结的队伍来对付骄傲的智瑶，智氏的命运就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想战胜敌人，姑且先听从他；要想夺取敌人的利益，姑且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以助长他的骄横，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对付智氏，何必要单独成为智瑶的攻击目标呢！”这小子，跟段规可谓不谋而合，想到一块儿去了，都想让别人先上，自己坐享其成。欲要敌人灭亡，先要令其疯狂嘛。

魏桓子也从谏如流，夸赞道：“好啊好啊，虽然有点不讲武德，却也是好算计。”于是也把一块万户人口耕种的肥沃土地割让给了智瑶。智瑶当然更是得意洋洋，随即又将矛头转向了赵家，向赵襄子索要土地，并且还变本加厉，不是要一块地，而是改成了两块地；并且，随便给地还不行，而是指定就要蔡和皋狼两处肥沃土地。赵襄子当然不乐意，身边又没有段规和任章这样老奸巨猾的老狐狸做狗头军师，所以便直接拒绝了。这就自己推向了斗争的最前线，成为智瑶要对付的第一个家族。赵襄子其实不知道，自己有今天，很大程度上拜所谓的盟友韩家、魏家所赐。

智瑶果然勃然大怒，率军进攻赵氏，还命令韩、魏的军队一起出动。赵襄子知道难以抵挡，逃往晋阳。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军队将晋阳围个水泄不通，为了速战速决，智瑶生出毒计，引水灌城，全不顾城中百姓死活。晋阳城墙头只露出水面数尺，百姓家的锅灶都泡在水中，青蛙四处乱跳，成为泽国。

一日，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持矛居右护卫，可谓是威风凛凛、非常拉风了。于是，智瑶自我感觉良好，顾盼自雄，夸口说道：“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亡人之国啊！”这是自诩足智多谋，竟然能想出如此阴损的招数来。这边智瑶洋洋得意，那边却触动了魏桓子和韩康子的心事。只见魏桓子用胳臂肘碰了碰韩康子，韩康子也踩了踩魏桓子的脚，两人心照不宣，心中阴沉。怎么回事呢？原来，魏国都城安邑旁边有汾水，韩国都城平阳在绛水边，都可以被大水漫灌啊。他们担心，有朝一日，智瑶会不会也如法炮制，用“水淹”之法来对付自己，让自己亡国灭种啊。

魏桓子、韩康子尽管比智瑶有点城府，但修养功夫还是不到家，尚不能完全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心里有事儿，面上就不免带出几分颜色来。智家的谋士疵看到了，就提醒智瑶说：“韩魏两家必定要反叛。”智瑶问：“你咋知道的捏？”疵说：“我是以人之常情而论的。我们征调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约定灭掉赵氏后，三家瓜分其土地。现在，破城指日可待，就要打土豪分田地了，可我发现，这两个家伙不但没有一丁点高兴的表情，反而面有忧色。他们一定想到了，赵氏灭亡后，同样的命运就轮到到韩、魏两家了。狗急跳墙，他们一定会反叛的。”

疵察言观色的水平，端的厉害，直能洞察人心，不去街上摆个麻衣神相的算命摊子有点屈才。可惜，他的主子智瑶却蠢到了家，不仅不就此提高警惕，反倒不以为意，第二天还将疵的话告诉了韩、魏二人。你想啊，你当面问别人“你们是不是要反叛我啊”，别人会承认嘛。魏桓子、韩康子齐声说道：“这一定是小人收了赵氏的好处，想为赵氏游说，使出离间之计，忽悠主公您对我们两家产生怀疑，从而放松对赵氏的进攻。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谗言。我们怎么会傻到放弃眼看就要分到手的赵氏之地，而去图谋那既危险又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呢？还是跟着您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爽啊！”两人走了之后，疵直接走进来，问道：“主公，您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吃惊地问：“你又是怎么知道的？”疵说：“刚才他们两个人遇到我，很仔细地看了我几眼，然后匆匆走开了，可见他们已经知道我识破他们的心思了。”智瑶依然不听疵的劝谏，不打算对韩、魏采取行动。疵见势不妙，只好请求出使齐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自己逃命去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类事情特别多，你不听我的，我就“逝将去汝”，反正那时候诸侯国林立，不愁没地方去。

这边智瑶步步紧逼，那边赵氏肯定也不能坐以待毙。赵襄子派遣手下张孟谈秘密溜出城，来见魏桓子、韩康子二人，传达口信道：“唇亡则齿寒，兔死则狐悲。现在智瑶攻打赵家，赵家一亡，必然轮到你们两家。”韩康子、魏桓子说：“我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但苦于无法可想。就怕事情没办好反而败露了，那样就要大祸临头了。”张孟谈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别人知道的。”于是三人商议，约定好了起事的日子。当天晚上，赵襄子派人杀死智军守堤的官吏，决开堤口，让大水倒灌进智瑶的军营。智瑶军队乱作一团，韩、魏两军乘机从两边掩杀，赵襄子率兵从正面进击，智氏一败涂地。三国联军杀了智瑶，又将智氏族人尽行诛杀。智氏灭，三国兴。

司马光对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当事人是如何评价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智瑶之所以走向灭亡，在于他才胜过德。才与德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世俗之人却往往傻傻分不清，将有才能也当作了贤明，难免会看错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德才兼备的人，是圣人；无德无才的人，是愚人；德胜过才的人，是君子；才胜过德的人，是小人。选拔人才、任用人才的原则是：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用，与其任用小人，不如任用愚人。因为君子会将才干用到做善事上；而小人则将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做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才干不够，恶不起来，就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助长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必然倍增。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往往都是有才无德之人。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例子举不胜举，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司马光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又是“才”又是“德”，还玩起了排列组合，跟绕口令似的，都快把人绕晕了。根据“复杂的就是高深的”基本原理，愚人们对司马光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太有水平了、太有道理了。其实，司马光这一大篇话，表达的意思很简单：选人用人，听话是第一位的。宁可任用听话的蠢材，也不能用有自主思考能力的人才。前者好忽悠、好控制，只知道埋头干活，没有太多自我实现的追求；后者却往往不安分，说不定还会要待遇、要权利，一言不合就闹事，不好管、不好糊弄啊。

司马光的观点，跟智果可谓是如出一辙。这当然很好理解，书就是司马光编写的，必然体现出他的好恶——如果他不认同智果的说法，就不会将其言语写得那么详细了。也或者，他本来就有这样的看法，只不过有意无意选择了智果，将其作为阐明自身观点的工具罢了。也正因此，司马光的观点也跟智果一样，似是而非。

在司马光（或智果）看来，智瑶的失败，不是缘于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太“坏”（不仁）。智瑶狂妄自大、刚愎自用，为了利益还不顾百姓死活，确实称不上好人，也称不上“仁”。但如果根据司马光（或智果）的逻辑进行推理，“好（仁）”能战胜“坏（不仁）”，“好”（仁）才是胜利的根本。“坏（不仁）”的对应面是“好”（仁），那么，战胜智瑶的韩、赵、魏三家，就一定应该是“好”（仁）的了。

真是这样吗？事实并非如此。智瑶侮辱韩康子及其国相段规，他们忍了，不是因为他们宽宏大量，而是因为他们实力不足，不得不忍气吞声，将愤懑和恶毒埋在了心里。小不忍则乱大谋，为的是“大谋”，一旦得到机会，会加倍报复。智瑶索要土地，韩和魏都拱手送上，也不是心甘情愿，更不是出于大方，而是为了助长的智瑶的骄横之气，欲让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而已。至于三家密谋夹击智家，更是不讲契约精神，施展阴谋诡计了。智家被击败后，三家不仅杀了智瑶，还将智氏族人尽行诛杀，斩草除根，不留一点余地。瓜分了智家的土地还不算，赵襄子甚至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这份残忍和暴戾，比智瑶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尝有一丝一毫“好”（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更坏（更不仁）”、更狡猾的韩、赵、魏，战胜了“坏”（不仁）的智氏。

智瑶不是死于“坏”，而是死于“蠢”。他实在是太蠢了，不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是倚仗家族势力四处树敌，导致四面楚歌，被孤立起来。并且，他不能做到虚心听取别人意见，而是刚愎自用，一蠢到底。疵已经两次提醒他警惕韩、魏两家了，他不仅不听，还当面泄露出去。这种蠢蛋如果不一败涂地误了卿卿性命，简直天理难容。

丛林社会的规则，就是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仁”是稀缺资源，也是无用的，顶多沽名钓誉而已，还常常流于“妇人之仁”，是取祸的根源。春秋战国时期，是典型的丛林社会，在动荡和倾轧中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无非是两个，一是绝对的实力，二是阴谋诡计。假如智瑶更坏一点、更毒一点、更有脑子一点，早下狠手将韩赵魏三家杀个鸡犬不留，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失败了，他就可以将韩赵魏三家当家人的头骨涂上漆做成炊具，天天拿来喝酒吃肉了。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说不定，他还会以强者和智者的形象名垂青史。

谁真的信了司马光，非要以“仁”来作为自身行为的唯一指导标准，根本不可能成就霸业，简直连生存下去都不可能，必然被其他势力干掉。自古以来，成就大业的帝王将相，都喜欢给自己涂抹上一层“仁”的伪装色，满嘴的仁义道德，其实一肚子都是欺骗和诡诈。“仁”是拿来骗人的，表演给别人看的，对权力的贪婪和攫取才是帝王真正的核心利益。

这样说，不是认为“仁义”不好，也不是认为成大事者必须要“不仁不义”，而是想揭开一个残酷的历史真相：在专制的时代里，帝王将相中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仁义”，有的只是假仁假义。谁若真是听信了所谓“仁义”，那才真是蠢到家了，帝王要灭国，普通老百姓则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司马光为什么要这样写？其实很简单，他总不能说“智瑶的失败，是因为他还不够坏”吧？把“智瑶的失败，是因为他还不够坏”的真相，通过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手段，变成了“智瑶的失败，是因为他还不够好”，立马化腐朽为神奇，“正能量”起来，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不知道误导了多少愚人、欺骗了多少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