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成功自救，四个90后抑郁症患者的自我救赎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成功自救，四个90后抑郁症患者的自我救赎同时，我们不试图在这里向大众科普治疗标准和手段，我们更想让作为读者的你，可以试着抛去一直以来对抑郁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见；同样，如果从文章出现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抛弃困扰已久的病耻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边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径，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选择对你背过身去，你最终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当面讲清楚。在这次讨论抑郁症的专题中，我们将视角关注于年轻群体。来自学业、工作、感情、家庭等种种因素的变化，让他们时刻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中。或许就会在一瞬间，极度消沉的情绪、无法自拔的痛苦就会冷不防给予他们沉重一击，让他们被某种阴影穷追烂打——因为完全的黑暗或许并不可怕，而是那一点光亮所造成的阴影，一个可怕的阴影使人害怕。抑郁症，一个现下出现频率剧增的词汇。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但却很有人真正了解它。如果从专业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郁症的定义可以非常复杂。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它也

本文授权转自：时尚先生fine（ID：finemagazine）

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人不会放弃寻找。

抑郁症可以击垮精神和肉体，某些层面上，它是被污名化的、令人感到羞耻的事情。面对疾病，你是那个能痊愈的人吗？你能接受这样的自己吗？2019年6月，《时尚先生fine》在北京、成都、武汉三地，寻访了4段人与抑郁症相处的经历。故事来自1990年-1997年出生的年轻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问题至今无解——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没有放弃寻找。在这些时候，抑郁的年轻人也是闪闪发光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得出的数据，全球有超过3亿名患者。占总人口的4.2%。其中，中国抑郁症患者超过了5400万名。同时，前不久占据了微博热搜第二名的话题——“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逐年攀升”，又在传递出一种明确的信息：抑郁症正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世界卫生组织也曾提出约有1/4的中国大学生表示有或有过抑郁症症状。

抑郁症，一个现下出现频率剧增的词汇。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但却很有人真正了解它。如果从专业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郁症的定义可以非常复杂。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它也可以很简单：抑郁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状态，试着放松一下，做一些能够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这种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没有办法摆脱，那便是抑郁症。

但也正是因为抑郁症总是和“情绪”二字难以分开，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所谓抑郁症，不过是一时的钻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实却是抑郁症并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情绪波动，或是面对变化产生的短暂情绪反应，它有着和其他疾病一样的完整的病理过程，并伴随着极高的自杀率。现如今，抑郁症已成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残原因，也是导致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

丘吉尔在形容困扰自己近乎终生的抑郁症时说“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后，黑狗就成了抑郁症的代名词。狗是人类的伙伴，对于患者而言，抑郁症正是像这样的一个黑色影子，它同时又有着来自动物本能中的攻击性，但同时又不会一次置人于死地，它就躲在一个角落，在不经意间扑向你。

在这次讨论抑郁症的专题中，我们将视角关注于年轻群体。来自学业、工作、感情、家庭等种种因素的变化，让他们时刻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中。或许就会在一瞬间，极度消沉的情绪、无法自拔的痛苦就会冷不防给予他们沉重一击，让他们被某种阴影穷追烂打——因为完全的黑暗或许并不可怕，而是那一点光亮所造成的阴影，一个可怕的阴影使人害怕。

同时，我们不试图在这里向大众科普治疗标准和手段，我们更想让作为读者的你，可以试着抛去一直以来对抑郁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见；同样，如果从文章出现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抛弃困扰已久的病耻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边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径，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选择对你背过身去，你最终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当面讲清楚。

文越

(01)

6月14 号，文越约我到华西医院第二门诊部见面。这是医院的心理卫生中心，她带我去看住院环境。

文越过去在9层住院，护士站每周五一次病理宣传课，我们去的那天刚好是周五，护士举着麦克风讲遵医嘱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药”。病人搬着小板凳来听，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闲适。文越告诉我，8层住着精神分裂的病人。楼道的门上着锁，透过小窗，里边是空荡荡的走廊和门边的铁栏杆。

我们坐电梯下楼时，她突然说：“如果说我人生里最美好的时光，住院的半个月一定算一段。”然后我们去药店买药，前一晚下了雨，6月的成都湿漉漉的。

文越24岁，职业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员。她很白，杏核眼，凌乱的黑长发配深色口红，有艺术气质，但太瘦了。长外套挂在她身上，走起路来一荡一荡。这是她因为抑郁症就医的第两年零14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医院就被要求入院。

华西医院是成都最好的综合性三甲医院，也是文越为了治病换的第三个地方。她讲起住院的经历：入院病人必须有人陪床，初恋每天都陪在身边。那15天生活安稳、作息规律，他们下楼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绪波动马上就能得到医护人员的关心，身边的人全跟她一样，一点都不孤独。成都的夏天很热，记忆中，医院空调吹出的凉风都那么舒爽。

文越意识到自己可能病了是4年前的事。那时她在四川音乐学院学播音主持，正为留学做准备。每个周末坐校车去学英语。2015年4月5号那晚，回学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车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觉得自己肯定病了。因为一切都好：她不愁钱用、在为梦想努力、长得漂亮有人喜欢，还在学校考过第一名。

4年后的晚上，我们歪在她家的沙发上，她翻到那天写的纪录，一条一条读给我听：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触。

二，我不想面对这个世界，不想被别人看见，也不想看见别人。

三，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里面空虚的非常难受，拖延的非常严重。不想睡觉，不想洗澡，不想干任何日常简单的事情。

五，心里堵。

六，全身无力。

七，就算最亲近的人在身边，也感觉到自己非常孤独。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双重性格，双胞胎妹妹其中一个自残，还要跳楼。小姨抑郁症十多年。妈妈、婆婆脾气暴躁，还有一个姑姑也是抑郁症。

十五，看到别人确诊抑郁症的症状，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无法告诉别人我的内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说了他们都觉得我年纪轻轻矫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时候听说抑郁症，小姨就是病人。那个年代，外婆对小姨的鼓励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误了，至今需要长期服药。她没办法工作，也没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里：她从贵州考到成都念大学，住不惯宿舍，不顾爸妈反对出去租房。作为惩罚，妈妈安排外公外婆搬来和她同住。状态是从那时开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来的水给她洗衣服、熟记课程表催促她放学按时回家……文越觉得这根本不是大学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辈同住，她压抑极了，天天哭。

她想让外公外婆离开，父母把这看得特别严重。小时候文越特别依赖爸爸，在纸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龄：她18，爸爸49；她19，爸爸50；写到她29岁，爸爸60 岁的时候就开始哭。那个阶段爸爸发短信骂她“道德沦丧，没有良知”；妈妈打来电话吵架，要和她断绝关系。文越气得全身麻痹。外公外婆离开了，但她心里凉了一截：累，没精力学习。她想去国外追求艺术梦，部分原因是逃离家人。

2019年，我们见面的时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档小区，开一台白色的沃尔沃。她没缺过钱。我她问：“写完这些之后，你去就医了吗？”

“没有。我查了价格，想了解一下心理医生。五百块钱半小时。不是我出不起这个钱，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觉得舍不得用这个钱。难受一下，不至于，不至于。”她说。

看病的路没走通，后来她看《大演说家》，一位女作家说自己得了抑郁症，治好了。她马上给女作家发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没有回复。现在想起这个她还是激动：“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妈的她不回我，我记到现在。因为我很痛苦才去恳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当时到处找出口，条条路都走不通。

(02)

文越去就医是几年后的事了。大学毕业，她到英国雷丁大学留学，半年后就退学了——她什么都学不进去，只感觉痛苦和孤独。因为需要陪伴，她和一个追她到英国的男孩交往了。这是她的初恋。

因为退学，文越和父母的关系再度恶化。回国之后，妈妈嫌丢人，不许她回家乡。爸妈不再为她支付生活费。文越花积蓄买了一个小公寓，每天守着初恋。她还是不快乐，觉得自己脾气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学业，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恋。

几个月后，男友回学校答辩没再回来，跟她提了分手。“咔”，那根弦断了。

接到分手的电话，文越两天吃不下东西。朋友给她买冰淇淋，巧克力化到胳膊上她都不知道，朋友给她洗手，擦脸，晚上领她回自己家住。晚上文越睡不着，一直掉眼泪。熬到早上五点，她喘不上气，床旁边是窗，她想跳下去，又怕害了别人。朋友带她去了省人民医院，她一路喘息，候诊区前排的人都回过头看她。

看完医生，文越得到一张入院单：病人文越，病症抑郁症，入院。

她接受不了，拒绝了。让朋友给初恋打电话，恳求男友回来再见一次面。男友回复让朋友通知她的父母。那时文越和家人的关系糟透了，接通妈妈的电话，文越强撑着装作没事：“妈，我很好，我没事。”

她在医院开了药，去朋友家住到男友回来。文越几天来第一次洗了澡，化了妆，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机场接他。男友只在成都停留了一天。送机之后，文越精神恍惚。回到家，给妈妈打了电话：

“妈妈。”

“哎，宝贝，我在。”

“我有点好累啊。”

“妈妈知道，妈妈知道，你要不要妈妈？”

“好啊，你过来吧。”

“好，好。”

“妈妈顿了一会，小心地问：爸爸也想过去，可以吗？”

“爸爸不用上班吗？”

“不上，不上。”

“好，你们都来吧。”

在医院通过话之后，妈妈从没联系过她。文越知道妈妈的痛苦和后悔，她不敢刺激自己。办留学手续的时候，大舅在服用精神科药物，要妈妈去成都时带自己看病，他的要求没被重视。后来舅舅跳楼自杀了，妈妈一直难以原谅自己。

这通电话之后，因为她的病，所有家庭矛盾都不存在了。爸妈连夜坐车去其他城市的机场，飞到成都，带她去北京治病。他们在小姨家住了两个月，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看病。大夫是帮小姨治疗十多年的知名专家。

那几个月文越瘦得厉害，朋友圈的自拍里仍然妆容精致，穿着漂亮的裙子旅游、逛街。只有一张，一半脸埋在阴影里，眼里有泪光，配文是“病”。她最痛苦时候发朋友圈，是个表情包连发：第一张图，一个人坐在悬崖边，下边写“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最后一张图，一个胖子对着崖边的人飞踹，两人身上分别写着life和me。轻松幽默。

她不敢发严肃的东西。在北京的两个月她没力气洗澡，一顿饭就吃一个饺子。每天最大的事情是起床，她躺在床上狂哭，喊“妈”。妈妈看着她哭，说“会好的”，摸摸她的手。她已经分不清自己是生理还是心理的疼痛，哭喊的台词至今记得很清楚：妈我不要活，你放我去死。妈妈我求求你，你给我一针，我太难受了。

见面那天晚上，文越给我学当时的惨状：她倒在沙发上，手抓向空气，好像要拽住什么把自己拉起来，随后迸发出哭喊。很狰狞。然后她停住了：“我怕形象不好。”我没忍住笑了。她也笑：“我吃药这两年快乐多了，快乐似神仙。”她给我看台历：每天都画着3个勾，那是按时服药的记录。她吃碳酸锂、百忧解和安眠药思瑞康。文越还给我讲生病的好处：吃完安眠药手机拿都拿不稳，可以自如控制睡眠。另一个好处是瘦，患病之后她体重轻了30斤。她身高1米 66，最瘦时 82 斤。

文越把病情好转归功于住院。从北京回到成都，她整个人是毛躁的，白天不停地约人玩；晚上回家跟妈妈狂哭：“我觉得我今天表现得很不好，我为什么要这么兴奋。”转诊到华西医院，她换了几个医生，是“学科带头人”级别，医生建议她接受系统治疗。2018年，她在华西医院住了院，诊断是“双向情感障碍（躁郁症），目前为混合发作”。

她和男友复合过。出院之后文越渴望工作，在留学机构上过半个月班。因为不适应辞了职。她很受打击，怕自己跟小姨一样：小姨不能工作，那时离了婚，没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12月，她再度分手，病情反复。文越全身发抖，疼痛，痛苦到拍墙狂哭。走出来的原因是陷入了另一段恋情，对情感的依赖至今是文越的困扰。另一个困扰是她想有一份真正的事业，可以负担自己的生活。

抑郁症让她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思考人和社会的、家庭的关系：“得病之前，妈对我有很多期望。现在她觉得（我）开心就好。她害怕我变成第二个小姨，更怕我变成第二个舅舅。”抑郁症拉近了她和父母的关系。

如果没有生病，她出身中产，在海外读完电影可能拥有不同的人生。现在的工作不会带来落差吗？

文越这么说：“爸妈和朋友们有时会觉得，你文越就做销售吗？奢侈品销售还好听点，我妈妈觉得是服装店卖衣服，很不好听。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对比15岁就已经成功的某某某呢？我可以对比一下我小姨。我是这个家庭出来的，我比她努力地在和自己和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

赵恒

高考结束，父母给赵恒买了第一台手机。赵恒想离开自己的家。他下载了同性交友软件，三天没回家，住在一个警察那里。他有了第一次性经历，警察的妻子不在，床头挂着夫妻合照。

2019年6 月23 号，我和赵恒在咖啡馆里谈他的抑郁症。故事从大一开始，可追溯到原生家庭。赵恒今年读大三，短发，黑框眼镜，质朴的学生气。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讲起这些，他和我都兴致勃勃。生活对他太坏了。以至我后来想起我们谈论这些时的亲密和坦诚，感到不可思议。

赵恒告诉我，他考前一直没有手机，过去的人生主题只有两个，学习和打游戏。妈妈说，考个好大学以后再也不管他了。他跟爸爸关系特别不好，记忆中父母总是吵架，妈妈每天都和他抱在一起哭。他高考成绩不理想，为了不复读天天跟父母吵架。他想跟家庭决裂。那三天里，妈妈求赵恒回家。他回：“你承诺过你不管我了”。

后来赵恒读了中央财经大学。他的老家是哈尔滨附近的贫困县，有优待招生政策，但专业只能选择劳动与社会保障。大学生活对他冲击很大：他在家连袜子都没洗过，现在要自己生活；以前从来不跟别人聊天，在学校里要学着跟人接触，参加社团。他还单恋上一个同学。赵恒特别想人聊天，去看来学校的心理医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他们聊了同性恋的问题，他感觉没什么用。

那年赵恒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学长，他们出去开房。学长拿出一种叫G点液的药，说这个很好用，让赵恒相信他。

用药的后果非常严重：肌肉松弛，致幻。赵恒的世界分成了四个相同的视窗，过度饱和，特别明亮。他告诉我，那天晚上脖子以下没有感觉，说话的只一个开头重复十几遍。第二天醒来，他在浴室洗了一个小时冷水澡，逐渐能正常看东西。昨晚的记忆只剩几个碎片：他扇自己嘴巴，在床上打滚；非常依恋对方，抱着学长说胡话；晚上他们出去吃饭，他故意把汤打碎，所有服务员都看他们，学长带着他走出去，在地上捡了一个玩偶。

他不知道那些记忆是不是幻觉。直到从浴室回到房间，他看到那个玩偶摆在桌子上。

现在赵恒关于那个学期的记忆也只剩这一件事。后来他才知道，药的正常用量是1/4-1/2 支，他们用了两支。学长拉黑了他，赵恒不知所措，把事情跟两个同学说了，他们有点同情。大二上学期，赵恒把那晚的经历写成小说，在一本地下杂志上发表。学校有很多人看到，学长出国了。

事情还是过不去。他暴饮暴食、失眠，因为作息和室友相处不快。赵恒又找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这次情况严重，医生给他做了一学期的心理咨询。赵恒的情绪还是没有好转。

问题还能变得更糟。一天傍晚，他想跳楼，第二天上午去找了咨询师，得到答复，他需要的治疗和帮助学校提供不了。午饭后，学校的辅导员找他散步，她告诉赵恒，他的妈妈明天到学校，校方带他去就医。

赵恒有点惊慌，这件事情他不想让妈妈知道。辅导员还说：一般来说学生有自杀的想法，学校应该建议休学。“但我觉得你可能没那么严重，先去医院看一下比较好。”辅导员说话很委婉。但没能减少对赵恒造成的冲击。

高考前，他就决定和家庭的决裂。起因是去北京大学参加自主招生，经济拮据，一家三口跑了很多地方，找允许三人同住一间的旅店。赵恒难以忍受，觉得这是穷人的不体面。当晚他和爸爸大吵一架，爸爸扇自己巴掌，说想拿刀捅死他。赵恒跟妈妈说这辈子绝不回家。妈妈在两个人之间跪下，求他顺从爸爸。

一学期的心理咨询之后，他对原生家庭的痛苦记忆淡了。妈妈为了看病的事和他通话，她几十年没有独自坐车去陌生的地方了，说了几遍想让爸爸来北京。赵恒非常威胁她，要她一定自己来。

妈妈来了，辅导员带母子俩去安定医院。赵恒隐约知道自己是抑郁症。爸爸年轻时也因为这个病在北京看过医生。他情绪一直不稳定。小时候辅导赵恒功课，方程式听不懂就把他的头撞在冰箱上，骂赵恒是废物；爱他的时候又什么都不让他干，有一点钱就想给他花。

到了医院，赵恒的印象里，指定的医生穿白大褂戴口罩，坐在诊室角落。用带转角的桌子把自己围起来，一直敲电脑。门打开的时候在楼道候诊的病人突然涌进去，挤满房间。人们同时诉说着自己的病情。大声的、焦虑的、精神状态明显异常。医生严厉呵斥他们，根本顾不上他。

赵恒吓傻了，一直忘不掉那个场景。他不想看了，辅导员重新挂号换了一个医生，得到诊断，他是中到重度抑郁。问诊的时候，对于“有没有食欲下降，体重暴瘦”这类症状，赵恒都没有。他有点脸红，感觉自己没事找事。

另一个诊断是他缺少社会性支持。医生的判断很对：他初中了跳级，同学们发育成熟一点，经常在体育课上扒掉他的裤子躲到角落里嘲笑。赵恒上高中那年，爸爸在深圳经商破产，全家回了老家。那里环境闭塞，他听英文歌、在电视上看电影，读小说，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同学离他远远的。他没什么朋友。直到大学。

看完病，赵恒拿到一盒药，奥沙西泮片。医嘱是有自杀的念头就吃一片。

他很感谢辅导员，她同情自己，虽然能做的有限。整个过程里，妈妈一脸焦虑。因为支付不起的宾馆费用，她只能留在北京陪儿子一天。跟辅导员分开之后，她嘱咐赵恒：你一定要掩盖这个病，不然学校会让你休学，咱们大学就白念了。你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赚钱养活家里？

赵恒又惊又怒，但不是不能理解。妈妈是小学文化的家庭主妇，一向懦弱。她年轻的时候得过骨瘤，因此被评定为二级残疾，胳膊上有巨大的伤疤，每年都以此帮他申请补助。她办好全套手续，把材料寄给他，赵恒只需要去学校盖一个章，就可以领取1500 元/学期的补助金。他感觉妈妈的身体状况基本正常，她却把这当成便利条件。赵恒不愿意领这笔钱，这让他愤怒。但这是妈妈坚持为儿子做的事情。

妈妈的反应让他明白自己的处境。赵恒想起老家有个大他两届的男生考上了清华，后来家乡有传闻，这个男生因为抑郁症从清华休学了。所有人拿这个当个笑话，意思是：你看，就算再聪明考了清华，还不是废物。

到我们见面的时候，赵恒吃过两次药。都是在想自杀的时候。药有橘黄色的塑封，里边是白色的药片，很小，不苦。吃完真的会变冷静。他两年没做过心理咨询了，因为对心里咨询师丧失了信任，也没去安定医院看过病。他告诉我，看病之后两周，自己情绪很糟糕，在微信上跟妈妈出柜了。妈妈的反应超出了他对家庭妇女的理解。她说：只要你能幸福开心地活下去就好，不管你以后做什么，开心地活下去。

我问他为什么没再去医院，“我受不了那种凌辱。”他说。他为通过学校就医的兴师动众而自责。自己去看病他很担心钱的问题。

现在，他给独立杂志写小说，给手游写背景故事，追文学梦，赚钱。赵恒告诉我，他渴望得到关注，渴望交流。被人称赞小说写得很好是最骄傲的事。如果有人因为小说里的经历对你另眼相待呢？我问。“这是中性的。”他说。“那什么才是负面反馈？”我问。“说你写得很垃圾。这是负面。”赵恒告诉我，这个想法从他开始写东西直到现在，从没变过。

“我发现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发泄这种痛苦，我创作欲特别强，写了好多东西。我把精力放在写东西还有性上面。”他这么说。

刘白

刘白是那种选择不对外公开病情的人。“你生病了但是不能说出来，这是一种压力吗？”我问他。刘白说不是：“因为我是gay啊。”

刘白27岁，是个很白净的男孩。6月15号，我们见面那天他穿着 polo 衫搭配棒球帽，背一个双肩包。这符合我对会计师这类职业的想象：一个斯文有礼，有点守旧的年轻人。他那句话的意思是，因为取向原因，生活里本身就有很多东西需要一个人承担。这种隐匿和独自承受已经不太会影响他的心情：“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知道解决的方式就可以了。”

他从湖北经济学院毕业之后，有半年时间没找到满意的工作。起初他感觉自己情绪不好，后来觉得脑子出了问题：刘白一直作息规律，那段时间晚上失眠，白天嗜睡，每天中午才起床；他没食欲，饿到实在受不了才吃饭。

妈妈很担心，做好了饭哄他去吃。刘白是武汉人，平时住在家里，没有房租压力，也没有家人的催促。压力是自己给的。

半年后，他得到一份会计师的工作。问题并没减轻。他焦虑自责，经常哭。又半年后，出了乔任梁自杀的新闻，刘白意识到自己可能病了。他瞒着别人去三甲医院挂了精神科——他感觉社会对抑郁症妖魔化，得病有种羞耻感。

看了医生，状况往好的方面发展。刘白把药藏在衣柜里，吃了一个月，被妈妈发现了。她很担心，劝儿子不要吃精神科的药物。

刘白带妈妈去见了医生，妈妈给了他更多的关照和宽容。她愿意在刘白状态不好去医院帮他去开药，但不愿意正面谈起儿子的抑郁症。妈妈无条件的支持是他一生都在享受的福利。中学时，家长发现他看同性小视频，他遭到了爸爸的质问。隔几天妈妈跟他说，“以后不准再看那种东西”，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他至今不知道妈妈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取向，但亲戚催婚的时候她会阻拦。抑郁症的事也是一样。

刘白吃了11个月的药，病情还是反复，大体上两个月一次：某一周会有2-3天情绪低落，行动力很差。那时他会向亲密的人发脾气；有时候起不来床，要向公司请假。但多数时候，他不想因为自己影响工作，甚至训练自己把情绪留到周五爆发，用周末的时间生病。周日再把状态调回去，很痛苦。

他询问过医生自己什么时候能痊愈，没有得到确定的答复。刘白对痊愈不抱太大希望了，他决定学会和抑郁症相处。他自己停了药，晕了两天。

到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的病情还是两个月左右反复一次。刘白觉得自己可以接受。不过他对医疗体系有些担忧：医院里有病人的记录，对于自行停药的抑郁症人，却没有提示和关注。他觉得这是个问题：“很严重的人，不吃药的就自暴自弃了”。

刘白把病情告诉过恋人，结果不好：“告诉他这个，希望他帮你解决问题，或者希望他理解你。大几率是他达不到你的期望，你会有落差感。”他觉得病情在工作场合更没必要公开：“你要保护自己，辨别告诉哪些人是不行的，并不是所有领导和同事都会理解。到了受不了的情况，还是需要专业的帮助。”

刘白1992年生人，今年是他工作的第4年。他在年初经历了自己的第一次离职。起因是休年假的申请没有被部门领导及时上报，激怒了老板。去年年末，跟同事吃完年饭，他被大老板的电话叫回公司。老板暴怒，部门领导不敢承认他提前申请了年假。问题从公司流程上升到了个人品质。刘白被骂懵了。

公司二把手是一位赏识他的女领导，她单独找他谈话，还去做了调查。让他先安心出去玩。刘白情绪激动，坦承了自己的病情，还出了柜。说完这两件事他倍感轻松，哭了。女领导承诺和大老板沟通，减少他的工作任务，不给他太大压力。他觉得不现实，工作场合被特殊对待并不好。

事实上，年后是离职高峰，他回到公司有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自己，不断加班。一周之后他辞了职。

方言

今年5月2号，方言在北京安定医院开了治疗抑郁症的药。吃药之前，他写了一封遗书，包括以下几点：他爱这个世界，爱现在的女朋友，对不起几位前女友。以及：某位被处罚的厅级官员是冤枉的——这是他在《财新》当记者时做的最后一个选题。写遗书的时候距离方言从媒体辞职超过一年，离开媒体的时候选题没做出来，这是他心里的一块大石。

去年年初方言去做了PR。他29岁，这是第二次因为抑郁症而去安定医院看病。去年8 月，医生给他开过抗焦虑的药，他一直没吃，对精神科药物挺抗拒。理性层面，他知道“这个玩意没有啥，大家都吃，医生给你开的”。他就是害怕吃完会死。

看病之前，他觉得自己对抑郁症了解得不少：《财新》的记者生病之后，对抑郁症多年保持关注，出了几本书，同事们都看；他的前女友就是病人，方言看过很多资料，还陪她去了几次安定医院。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生病。

他因为新闻理想入行，大学看了四年《南方周末》。把这份报纸当做照进枯井里的一束光：“这束光能照亮你，拉着这束光可以往上爬。”2011年徐州丰县发生了严重的校车事故，方言自己冲到现场和记者一起采访；去《南方周末》北京站实习，跟着很厉害的特稿记者做7·21大爆炸的调查。毕业之后他去过网易、然后是《新京报》，《财新》。方言的新闻理想是铁肩担道义式，“一定要问责政府的”。

在新京报他的状态已经非常糟了，2015年就有过轻生的念头。那时半年做不出稿子，“都快劝退了，领导说你得做东西了”。他做出了一篇报道，写天通苑地铁站外的江湖黑帮，获得了2015年的年度调查金奖。选题是5月份做的，一直到年底他都做不了事，后半年是很长期的焦虑状态，价值感丧失，走路的时候会哭出来。他有很多东西想的不明白：“说直白一点，（这个行业）一定有新闻理想，但是一定有个人利益。”理解这个的过程对他冲击巨大。那年11月11日晚上，报纸社庆，他吃完饭回家躺在床上睡不着，突然对一切失去欲望，脊背发凉。在《财新》他做了好几个不错的选题，找到很多新闻理想。也长期焦虑和抑郁：客观部分来自于工作本身，每天关注社会阴暗面，冤案、上访；个人部分来自情感问题。

在《新京报》和《财新》他都没想过去寻求医院的帮助。意识不到自己病了。

去年第一次就医是因为被分手。亲密关系是他一直以来的问题——他特别需要情感关系，但总处理不好倍受折磨。方言看来，原因当中“穷是一个部分”。在《财新》入职的第一天他发现同事都是姑娘，问领导，男的呢？“当时领导说，男的都被丈母娘逼着买房了。”那时他不理解。后来在媒体撑不下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工作内容和情绪问题，第二个是物质的原因：“我为自己规划的路是去互联网公司，努力成为一个高管。”到了快手他有了购房能力，买了房。

那次分手之前，他很长时间都在处理买房的事。被迫要和爸爸接触，原生家庭是他沉重的负担：“我觉得家就是一个冰窖，在冰窖中每一秒钟都是战战兢兢的，这样生活了 20年。到北京之后，我不停剥离自己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分手前他已经崩溃了很多次。那次分手就像一块巨石，“啪的把我砸倒了”，他说。

那段时间方言每天早晨不停地干呕，竭尽全力地想挽回感情。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焦虑，而且非常严重。看病那天中午他心跳得不对劲。方言咨询了一个正在治疗抑郁症的朋友，得到答复：心理咨询不如去精神科管用。他去安定医院挂了号。走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心情复杂到难以名状——跟他分手的前女友正在楼上住院。

那次就医，方言做了566道题的明尼苏达人格测试，得到诊断，有抑郁倾向。他心里对自己是否得了病一直不确定。将近一年时间，他看抑郁症相关的书，坚持做800块钱一次心理咨询——这笔钱对他不算轻松，自己的状态也不算稳定，但方言觉得效果很好。

直到今年4月，他又经历了一次低谷：一到公司就直接躲进储藏间，不想见人，不想工作。他又去了安定医院，想确定自己有没有得过抑郁症，诊断一下最近的状态。医生的诊断是“（抑郁症）去年已经是中度到重度了，现在必须吃药”。

他不敢相信，还是排斥。当天回到家，那种感觉又来了：不想出门，什么都不想干，焦虑。方言挂了第二天的号，在医院做了脑电图，换一个医生，诊断是一样的，建议服药。写完遗书，他吃了药。

我们见面的时候，方言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药的副作用是会困，但他的状态非常稳定。他健身，规律作息，阅读冥想。体重从130斤降到110斤。觉变成一个你以前想做，但是根本做不到的优秀的人。“现在必须要做到，就是迫切的想自救。”

他告诉我，自己最近才意识到的，每个人都在遇到心理问题：“中国这方面非常落后，大家不觉得你有心理问题，只是觉得情绪不好，或者归纳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生活是很苦，但你可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和解决方式。”

我去见了心理学教授和精神科医生

6月24日，我去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拜访了钟杰副教授。北大哲学楼一层的陈仲庚临床心理中心门口贴了几张打印纸，写着“免费心理咨询”。2层的办公室里，他为我解答了一些实际和重要的疑惑。

钟杰说：“现实生活中，每个人一生中至少得一次抑郁症。”

心理学层面，易患抑郁症的高危人群有以下特点：情绪易感性（遗传与早期环境交互作用造成）、缺少社会支持、在不良的虐待性环境中长大。虐待环境包括情感忽视、身体虐待和性虐待。

因抑郁症状造成以下任何一项社会功能受到伤害的人建议就医，包括：第一，能否很好的建立亲密关系（love well）；第二，能否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play well）；第三，能否很好的工作或者学习（work well）。

抑郁症是精神疾病。有研究表明，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有交互作用，可以更好治疗抑郁症。国内心理咨询市场无序混乱，普通人很难判定咨询师资质。他建议选择在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登记注册的心理师。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陈仲庚临床心理中心设有免费心理咨询，对公众开放。由学院临床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提供咨询。北京师范大学也有类似项目。

最重要的，钟杰告诉我：“多数抑郁症是可以治好的，这是肯定的。”

6月28日，我去北京安定医院见王鹏飞，他是抑郁症治疗中心的住院医师。他告诉我，北京有三家三级甲等的精神专科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和回龙观医院：“就是精神病院，说白了。”

北京安定医院设施崭新，相比其他三甲医院，病人拥挤程度低了不少。在抑郁症治疗中心，医生的办公室隐匿在病区内，需要刷卡入内：穿过宽敞的病人活动区，医生办公室排列在狭窄的过道两侧。小阳台上养着不少多肉。

王鹏飞说：“老百姓精神病院的印象都给（影视）误导了。甚至我们很多同行，不了解精神科的都觉得我们这儿很可怕。”采访中，我的困惑基本得到了解答。他告诉我：抑郁症是精神科疾病，核心症状是持续显著的心情低、兴趣减退、精力体力下降。还会产生情感、认知和躯体症状。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的确诊条件是病人出现三条核心症状，持续时间达到两周。

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包括体重下降、失眠或者早醒，自信心下降，比如自责、自卑，产生自杀倾向。在此之外，一些人病状的表现是心慌、头疼，肌肉酸疼，或者胃肠道不舒服；有些病人认知能力下降，导致工作能力减退。现在，这是医生关注和改善的重点。

精神科医生把抑郁症的治疗划分三个阶段：急性期指病发后症状严重的阶段，一般是病程的第1-2个月；巩固期指治疗后，大部分症状得到改善的阶段；维持期病人症状基本消失，恢复到病前状态。一般来说，急性期的治疗持续六到八周；巩固期药量不变，持续四到九个月；维持期，病人已经恢复，医生会建议继续服药一年到三年。

抑郁症患者自行停药的概率很大。原因包括：病人对精神科药物的抵触，和羞耻感；对药物副作用的担心。事实上，药物的副作用一般会出现在服药吃前两周。目前临床常用的是新型抗抑郁药物，副作用很低，而且抗抑郁的药物没有成瘾性。

抑郁症是高复发风险的疾病，治疗时机和愈后存在关系密切。“越早治疗，治疗效果越好，愈后和复发的风险更低。”首发患者在维持期坚持用药一年，对于降低复发风险意义很大。反复发作三次以上的，医生会建议长期用药。

患病人群中，女性和男性比例约为2：1。根据大量调查、追踪、随访显示，新型（SSRls类）抗抑郁药安全性很高，服用抗抑郁药物对新生儿的影响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明确关系。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倾向于把治疗放在第一位，建议病人在孕期哺乳期继续服药。

北京在读大学生有公费医疗。对于自费患者，北京安定医院的挂号费用50元起，初诊病理筛查一般不超过 1000 块钱。使用新型的抗抑郁药物的病人，一个月的费用一般不超过1000元。

然后，王鹏飞也跟我说了那句话：“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本文中涉及的任何医学专业知识，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概念、诊断方法、用药建议等，仅供参考，不能作为诊断依据、治疗方案等使用。

原文刊载于 fine 杂志 2019 年第 2 期

本文转载自 时尚先生fine 微信公众号（fine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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