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匪谍刘光典的逃亡故事：刘光典入台潜伏被捕
一个匪谍刘光典的逃亡故事：刘光典入台潜伏被捕1942年，20岁的刘光典在北京通州，和一位名叫王素莲的唐山女子结婚。婚后，刘光典带着妻子回到老家山东，在当时的滕县定居。在打工的这段时间，刘光典忙里偷闲，一直在利用空闲时间学习。经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刘光典不光掌握了医药知识，还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他其实隐瞒了妻子一件事，他此行并不是做生意，而是受我党委派，前往台湾潜伏。他就是红色特工：刘光典。1922年，刘光典出生于辽宁旅顺的贫农家庭，祖籍是山东莱阳。他的童年和不少同龄人一样，充满了艰辛与坎坷。15岁时父亲猝然离世，让本就贫寒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这年刘光典还正在读书，而且是班里数一数二的优等生。由于要贴补家用，品学兼优的刘光典无奈只得辍学打工。他在药店当过学徒工，也去煤矿里做过会计。
刘光典
1949年6月，在北平东四钱粮胡同南花园14号门口，一个男人提着行李，依依不舍地和妻子告别：
“这次去很远的地方做生意，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辛苦你在家看孩子们了。玉平才一岁，等我回来给他带玩具。你也要多保重，我在那里会时常挂念你们的。”
说完，男人紧紧抱住泪如雨下的妻子，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慢慢消失在街角巷尾。
他其实隐瞒了妻子一件事，他此行并不是做生意，而是受我党委派，前往台湾潜伏。他就是红色特工：刘光典。
毫不犹豫捐出数年积蓄1922年，刘光典出生于辽宁旅顺的贫农家庭，祖籍是山东莱阳。他的童年和不少同龄人一样，充满了艰辛与坎坷。15岁时父亲猝然离世，让本就贫寒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这年刘光典还正在读书，而且是班里数一数二的优等生。由于要贴补家用，品学兼优的刘光典无奈只得辍学打工。他在药店当过学徒工，也去煤矿里做过会计。
在打工的这段时间，刘光典忙里偷闲，一直在利用空闲时间学习。经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刘光典不光掌握了医药知识，还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
1942年，20岁的刘光典在北京通州，和一位名叫王素莲的唐山女子结婚。婚后，刘光典带着妻子回到老家山东，在当时的滕县定居。
刘光典由于日语说得好，经人介绍当上了日伪的警察局长。这份工作收入不低，可是刘光典却干得并不舒服。他之所以答应，也是因为女儿刚刚出生，他必须想办法养家糊口。
刘光典夫妇
虽然他是日伪的警察局长，可作为中国人的他，在职期间一直利用职位和地位，在暗中保护当地百姓和抗日人士，这些后来也都被党内调查确认过了。虽然能够为抗日人士提供帮助，但是刘光典还是越干越别扭，干了一年他就辞职了。
辞职后的刘光典用手中的积蓄，开始做起自己熟悉的医药生意。他经常往返于北平、上海、山西等地，生意越做越大。在赚到了钱后，他还不忘继续学习，去辅仁大学学习了经济管理。
1947年初，刘光典在上海谈生意的时候，意外结识了老乡洪国式。洪国式还有一个秘密身份：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洪国式
在经过长期接触后，洪国式认为，刘光典非常适合被发展为我党人员。于是不久后他介绍刘光典，加入了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随后，二人还在上海创办了我党的有一个情报站“华石公司”。
当时洪国式等我党人员，在北平和东北资金并不充裕，刘光典见状，直接拿出自己这几年做生意的积蓄，给党组织捐了一千美元和10两黄金。当时30美元只能换1两黄金，由此可见刘光典的贡献非常大。
两度潜入台湾1948年初，由于刘光典在短短一年内为党组织作出突出贡献，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人，而他的介绍人，正是洪国式。
同年，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先后打响，刘光典也跟着一起辗转沈阳和平津一带，从事情报工作。他对如何隐秘地传递情报深有心得，曾经在危急关头，用一盒香烟把情报送到了大连。
一年后，北平和平解放。本来准备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好好陪陪妻儿。毕竟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跟他们说过自己是情报工作者，妻儿始终觉得刘光典和以前一样在各地做生意。
刘光典在家里待了没多久，就收到了来自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新任务：传达中央指示、对在台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情报人员进行考核，取回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接到任务的刘光典，虽然舍不得妻子和三个孩子，但此时党和国家更需要他，他甘愿“舍小家为大家”。
刘光典在临走前，为了不让妻儿担心，只得继续隐瞒自己的身份，只是告诉他们自己要出趟远门做生意。四个月后，刘光典在香港准备了一段时间后，于10月25日抵达台湾。
刘光典的妻儿
在台湾工作了短短一个月，刘光典就将一份国民党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用米汤密写在包茶叶的纸上，悄悄送到了香港，之后他就一直留在香港没有回家。
这份情报里，详细记录了台湾西海岸各军事要地驻军、防卫情况，以及基隆、高雄军事要塞的通讯密码，甚至还有台湾地区的气象和海象情况。这些情报，具有非常高的战略意义。
12月12日，洪国式奉命带领情报组潜入台湾，并且收集到了更多国民党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了尽快取回这批情报，刘光典于1950年1月6日再次潜入台湾。
可这时的台湾，和他第一次潜入时相比，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由于轰动两岸的“光明案”爆发，国民党以我党的《光明报》为线索，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紧张压抑的白色恐怖，逐渐蔓延整座台湾岛。
《光明报》
绝境逢生2月2日，我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并把所有我党在台人员名单全部提供给国民党。他的叛变，让我党在台组织被敌人彻底破坏。月底，洪国式和其情报组也全部被捕。
洪国式被捕后，敌人向他问起刘光典的下落。洪国式一听这话，知道此时刘光典还是安全的，于是便谎称刘光典早在20号就已经回到香港了。在洪国式的帮助下，刘光典获得了一线生机。
3月1日，刘光典从其他同志处得知，我党的台湾党组织遭遇灭顶之灾，洪国式等人已经被捕。此时的刘光典，正好从台中抵达台北，准备用“出台证”离开台湾。
只可惜，他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国民党此时已经把所有机场、港口和交通要道都封锁了，并且到处都是军警，他几乎不可能离开台湾。
危急关头，刘光典很快就想出了对策。他马上回到旅社，把所有藏在房间的资料文件都取出来，放在行李里面。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准备把行李寄存在台北万华车站。
不过当他赶到车站时，寄存处已经下班了。为了不引起车夫怀疑，同时也为了更好地隐蔽，刘光典装作没有赶上车的样子，满脸歉意地询问车夫：“不好意思，现在这么晚了，能不能到你家借宿一夜？”
车夫看他像是个生意人，也就没有多疑，大方地回复道：“可以，天这么晚了，看来你在此地也没个亲戚，到我家先住一夜吧。”
就这样，刘光典在车夫家度过了一夜，却彻夜未眠。
冷静地思考了一晚上的刘光典，认为党组织这么多人被捕，国民党必然会变更密码暗号等机密。行李中的国民党情报，已经没有价值了，于是他就偷偷把情报都处理掉了。
接着，他赶到邮局发送暗号：“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这表示我党的台湾地下组织已被彻底破坏。
做完这一切后，刘光典专门跑到一家杂志社，找到还未被捕的王耀东同志，带着他一起转移。随后，两人从彰化一路逃到台湾南部的旗山。
隐居山林近四年1950年3月，刘光典两人遇到了一位叫赖正亮的纯朴农民，赖正亮不在乎他们是逃兵还是共产党，爽快地让他们在自己家躲避追捕。
在赖正亮家居住的那段时间里，刘光典交给赖正亮30元钱，既是伙食费，也是对赖正亮的感恩之情。除此之外，刘光典他们还帮赖正亮做些家务农活。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光典得知赖正亮有亲戚在航运公司工作，就托赖正亮出面帮忙，把他们送回大陆。
但是由于国民党对港口、码头的严密封锁，并且严禁私人船只出海，刘光典他们的这次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
面对国民党丧心病狂的追捕，赖正亮家显然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他们只得辞别赖正亮，又辗转了两处农家，期间也遇到了一些同样在躲避追捕的同志。
可到处东躲西藏、寄人篱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继续结伴的话，也容易被国民党“一锅端”。因此，刘光典在王耀东等人的帮助下，独自躲进了一处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林。
远离人类文明的山林之中，充满了各种危险。要想在这里生存，就必须要有安身之所。由于没有伐木工具搭木屋，刘光典只能用“土办法”：挖地穴。
那段时间里，他与原始人无异。
白天从地穴中出来，采集一些野果野菜来填饱肚子。到了晚上，蛇鼠野兽出来活动，他便钻进狭窄幽暗的地穴中躲避危险。
刘光典就这样度过了艰难的4年“原始生活”，即便时常遭受饥饿与疾病的困扰，刘光典也从来没有想过下山叛变。虽然他近乎一无所有，可心中坚定的信仰是他最珍视的财富。
1954年2月，刘光典和王耀东再次重逢，王耀东这几年过得同样非常艰难。他也是终日为了躲避追捕，在山林间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再次重逢的两人，认为局势应该没有四年前那么紧张，便决定一起共渡难关。他们互相搀扶着，继续往山上进发，因为再往上蛇虫鼠蚁会更少，而且国民党也很难往山顶搜捕，生存环境会更安全一些。
最终，他们一路爬到了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顶，并在那里发现了一处山洞。虽说是山洞，但是空间却比地穴大不了多少。洞口面积仅有半平米，爬进去后，里面只有1.1米深，1.7米高。两人在山洞中只能蜷缩着身子，以一种扭曲的姿势度过漫漫长夜。
刘光典隐蔽于深山中的这4年中，国民党的特务们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追捕。1954年2月，在王耀东和刘光典上山后不久，曾经和王耀东一起躲藏的多名地下党员被捕。
同月9号，其中有个叫胡沧霖的人，没经受多少拷打就变节了，向特务们泄露了刘光典的行踪：“一个叫王耀东的曾带一个中共重要人物到这里隐蔽，至今还藏在附近的深山里”
特务们一听这话，立刻组织了大批人手，在他说的那片深山中地毯式搜索刘光典两人的行踪。2月13号，特务们找到了身形憔悴的刘光典和王耀东，并把他们关进了狱中。
在狱中，特务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从刘光典口中获得任何情报。于是他们想了个阴险毒辣的离间计，准备利用刘光典的身份，来一箭三雕：
他们先大肆宣传刘光典已经“叛变”了，然后又专门找了一个样貌和刘光典相似的人，让他潜入香港，执行一些特务活动。
这样一来，既能利用刘光典的身份搞破坏，又能把刘光典的名声搞臭，让他再也不能回到大陆，逼他在绝望中不得不选择当叛徒。
国民党以为刘光典真的会因此心灰意冷，选择当一名真正的叛徒。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刘光典只是不屑地冷笑，再次一正言辞地拒绝了他们的威逼利诱。
1958年10月14日，被关押了4年的刘光典，被国民党的审判厅判处了死刑，并在一个月后上报给了蒋介石。
1959年1月13号，蒋介石才批注了这封报文，同时还不忘批评下属们效率低下：“此案系四十三年（即1954年）所破获，为何拖延至现在才判决，刘犯死刑照准。”
次月4日，正好是立春时节，刘光典被麻绳绑得紧紧的，跟着宪兵们上了一辆汽车。这时，有人拿着相机拍下来刘光典的最后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他，微微侧着头颅，直视着镜头，脸上没有一丝恐惧，眼神中充满了对国民党的蔑视。
汽车一路开到了台北新店安坑刑场，随着四声枪响，群鸟穿过丝丝细雨，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散开。随着鸟儿一起飞向天空的，还有刘光典的生命。令人惋惜的是，此时的他年仅37岁。
刘光典牺牲后，国民党以“遗体无家属认领”为由，先把刘光典的遗体送到军事医学院解剖了一番，最后才火化，存放在六张犁的纳骨塔。
坎坷的平反之路刘光典在牺牲前并不知道，妻子王素莲早已先自己一步逝世。当初国民党给刘光典泼脏水后，刘光典被人们当叛徒唾弃，他的家人也因此受到了波及。
独自拉扯三个孩子的王素莲，本来日子就极其贫寒艰难，当街坊四邻得知她丈夫是叛徒后立马翻脸。除了对王素莲和孩子冷嘲热讽外，还经常有人欺负他们。
王素莲
面对种种流言蜚语和欺侮，本就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的王素莲，在1955年10月18日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享年32岁。
王素莲去世后，三个孩子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失去了母亲的庇护，一些小孩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们。
作为“叛徒”的儿子，刘玉平一岁就与父亲分别，他对父亲的了解，都是通过母亲的口中得知的。
当他得知母亲深爱的父亲是叛徒后，从小就在心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我的父亲真的是叛徒吗？”
刘玉平和家人们，一直保存着刘光典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着：“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做生意 ，如果找不到我，我会在报纸上出寻人启示寻找你们。”可一家人翻了一堆报纸，也没有发现刘光典留下的暗号和信息。
刘玉平
长大后，刘玉平一直努力搜寻父亲的下落，但是由于当时两岸紧张的局势，刘玉平并没有获得多少台湾方面的消息。
1987年，两岸同胞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越来越强烈，台湾同胞发起声势浩大的“返乡运动”。蒋经国迫于形势，只好下令解除戒严令，允许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
1988年，一位老人从台湾抵达大陆，他和刘光典一样，是奉命潜入台湾的红色特工。他的名字鲜有人知，很多人只知道他被国民党关了十几年才放出来。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探亲，而是要把一份重要名单送回大陆。这份名单，记录了100多名在台牺牲的烈士。在名单上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有一行写着“刘光典，旅顺人”。
不久之后，统战部联系上了刘玉平和姐姐，跟他们核实信息。此时的刘玉平已经40岁了，他已经39年没有收到过父亲的消息。如今虽然父亲得以沉冤昭雪，可一些细节必须要理清。
2003年，在组织的帮助下，刘玉平和家人终于抵达台湾六张犁，取回了父亲的骨灰。
但是由于台湾方面的阻挠，刘玉平一家只取回了一半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陈列室。而另一半，却依然留在台湾。
5年后，组织和刘玉平一家终于把刘光典的事迹全部搞清楚了，种种信息足以证明，刘光典非但不是叛徒，还是一名以信仰为剑盾的共产党人。不久，刘光典被追授革命烈士称号。
虽然当初台湾方面极力污蔑刘光典是叛徒，但谎言必然经不起时间洪流的冲刷荡涤。英烈们不会因一盆脏水而黯淡无光，更不会因肉身毁灭而失去光芒！
刘玉平烈士的骨灰分割两岸，只是时局所限，如今随着祖国实力的强盛，台湾回归只是时间问题，当统一真正来临那一刻，也能告慰刘光典烈士的亡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