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为何最后特赦：得知黄维被特赦
黄维为何最后特赦：得知黄维被特赦可以说，黄维这种将领是十分受蒋介石信任及器重的，他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骨子里还有着一种“正统思想”，只要是蒋介石的命令，他是不管对错照单全收遵照执行，从来不会提出质疑。在抗日战争中，黄维有着不俗的表现，称得上是抗日名将，而且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的清廉将领，但也许是跟他从事过教育工作有关吧，他坚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即便是与自己的同胞挥刀相向，血溅沙场，他也是忠贞不二的执行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命令。但这些都被黄维拒绝了，黄维说：“我的命是共产党救的，我不能忘恩负义。”黄维早期也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曾在任小学教师期间因宣传共产主义而惹怒当地的地主乡绅被迫离职离乡。后来在老乡兼好友方志敏的帮助下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期优秀毕业生，并因为在与军阀斗争中的优异表现成为了老蒋的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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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新中国最后一批战犯也被特赦了，其中就有已年逾七旬的黄维，这时距他被俘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
这二十七年间，他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敌视、偏见，慢慢地被共产党人的心胸和作为折服了。
台湾方面得知黄维被特赦后，蒋介石找人给他带话，让他到台湾定居，并承诺会给他补发二十七年的薪水。
但这些都被黄维拒绝了，黄维说：“我的命是共产党救的，我不能忘恩负义。”
黄维被俘
黄维早期也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曾在任小学教师期间因宣传共产主义而惹怒当地的地主乡绅被迫离职离乡。
后来在老乡兼好友方志敏的帮助下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期优秀毕业生，并因为在与军阀斗争中的优异表现成为了老蒋的嫡系。
在抗日战争中，黄维有着不俗的表现，称得上是抗日名将，而且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的清廉将领，但也许是跟他从事过教育工作有关吧，他坚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即便是与自己的同胞挥刀相向，血溅沙场，他也是忠贞不二的执行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命令。
可以说，黄维这种将领是十分受蒋介石信任及器重的，他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骨子里还有着一种“正统思想”，只要是蒋介石的命令，他是不管对错照单全收遵照执行，从来不会提出质疑。
所以，黄维这种为数不多的、忠诚清廉的而又是黄埔出身的部下升迁很快，在淮海战役前夕他已经是第十二军团的司令了。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夺取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略阶段。
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在11月6日发动了淮海战役。
战斗进行不久，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就被华东野战军围在了碾庄，之后我中原野战军又很快占领了宿县。
为了重新夺回宿县并解黄百韬兵团之围，蒋介石命令黄维率十二兵团和第六兵团、第八兵团一起北进。
然而，这三个兵团在行进途中却受到了华东野战军的大力阻击，还没到达指定地点就收到了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黄百韬阵亡的消息。
黄维率领的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中原野战军团团围住。
虽然蒋介石在得知黄维兵团被围后，命杜聿明火速救援，但在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围攻下，黄维兵团还是在12月15日被全歼，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也被俘了。
“最顽固的战犯”黄维
黄维被俘后登记的并不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职务，他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妄图蒙混过关。
然而不久黄维就被其他被俘的士兵给指认出来了。
被指认出来后黄维被单独关押，最初他对于兵团被歼自己被俘很不服气也想不通，因为自己兵团的武器装备全是美式的，比解放军好的不是一星半点，人员数量也是多于解放军，怎么就会输了呢？
但当黄维听说把自己打败的是陈赓时，他释然了，他很坦然地说：“输给陈赓，我心服口服，在学校我也没赢过陈赓啊。”
虽然黄维对于输给陈赓不觉得冤枉，但他却对于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弹等罪行，一概不承认，他认为他是在为国而战，有什么罪过呢？
充其量他只不过是个打了败仗的败将，他坚决不承认他是战犯。
当时淮海战役还在进行中，我军动员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们给杜聿明等被围困的同僚们写劝降信，几乎所有的被俘将领都签字了，但黄维坚决拒绝签字，他说：“我打败仗被俘是我无能，我是军人，怎么能劝降同僚呢？我不会做党国的叛徒，我绝不会投降。”
此时的黄维抱定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和对蒋校长“不成功便成仁”的承诺，在他的心中只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而共产党是在夺权，是非法的，所以他绝不会配合共产党的任何举动和行为。
可此时的黄维万万想不到他在国民党那边已经上了“阵亡名单”，连追悼会都已经举行过了。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黄维所在的看守所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战犯管理所，为了能让战犯们尽快转变思想，管理所的管理人员会定期组织战犯们进行政治学习和劳动改造，并要求所有在押犯都要在政治学习后写学习心得，并定期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
后来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经过政治学习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待内战的态度和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做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会积极要求读一些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读完后还会写读书心得，听说有位高级将领写了上万字的心得，在征得管理所同意后还把心得在学习会上讲给所有战犯听，起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然而黄维对于同僚们的这些行为是很唾弃的，他视这些同僚为叛徒，他对政治学习很抗拒，别人分享学习心得他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就是寻衅谩骂来扰乱课堂秩序。
黄维不光是抵制政治学习，就连刮胡子这么件小事他也能上升到两个党派的高度，说什么：“在国民党长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刮掉。”
黄维是管理所中是出了名的“大刺头”这个名头可是做实了。
我的命是共产党救的
1952年，黄维由于长期抗拒改造，心情经常处于压抑中，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五种结核病一起复发，最严重的是腹膜结核已发展成腹膜炎，腹水导致他小腹以下皮肤都是肿胀发亮的，根本就无法坐、立，只能是躺着。
管理所并没有因为黄维对改造的配合而放弃对他的治疗，他被送到了复兴医院住院治疗。
黄维的这五种结核病都必须要靠大量的长期的注射链霉素或者青霉素来治疗，而关键是这两种霉素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生产条件，只能是用进口的手段获取。
那时，市场上有苏联和美、英制造的这两种霉素，苏联造的价钱便宜，但效果却不是很好副作用还大。
美英造的效果比较好，副作用也小，但却很难买到，要想买只能去香港。
事情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为了让黄维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经中央批准，专门到香港去购买药品，为此还动用了国家的外汇储备和黄金。
据黄维回忆：他的病最严重时需要一天注射六支青霉素，那次可是一连用了将近两个月的药，药费在那时可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
可最初，病床上的黄维思想还是顽固的，他的想法仍然是：“共产党这么卖力地给我治病，还不是想让我认罪，想让我投降悔过。”
但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黄维的思想有了转变，因为他这个病是完全不能自理的，从躺在病床上就一直是由管理所的管理人员来照顾他的吃喝拉撒，而这一躺就是四年。
四年间，管理人员对他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他，就算是让他的亲人来照顾，估计时间长了也不会这么用心，黄维有些感动了，因为他很清楚在战争时期，国民党抓住共产党后是如何对待的。
我党除了重金为黄维购买进口药物治病外，在饮食方面也是特别照顾，为了提高他的免疫力，每天都会提供牛奶、肉、蛋等有营养的食物，即使是在困难时期都没有中断过，要知道，在困难时期，我国家领导人们都跟人民一样不吃肉食、不吃细粮，与人民一起度过难关的。
可见，共产党对待即使是罪大恶极的战犯也是极度人道的。
黄维的几种结核病经过全力治疗基本得到了根治，他的身体慢慢恢复后医生批准他可以出院，并可以适当参加劳动锻炼。
回到管理所后，黄维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积极参加学习、劳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1955年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情又让黄维的态度有了反复。
那时，中央正在酝酿对战犯的特赦问题，本来是想特赦一批罪行比较轻的战犯，但经过多次各界人士座谈会讨论商议，最后结论是：时机还不太合适。
可政府准备对战犯进行处理的消息已经在管理所宣布了，最后却不了了之，像黄维这种本来就很顽固、思想刚刚有些转变的人，面对这种情况首先想的就是政府说话不算数，结果思想又回到了要坚持“文天祥民族气节”阶段。
就这样，黄维的思想反反复复，直到1975年3月，最后一批战犯全部都被特赦时，黄维才走出了管理所，这时，距他进到战犯管理所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而他也经历了几个管理所的辗转，当黄维接过特赦通知书时，这个当初最顽固的战犯不禁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特赦后，已是七十多岁的黄维本想回老家养老，但中央特批他可以留京工作定居，每月工资二百元，黄维接受了中央的诚意挽留，留在了北京安心工作生活。
台湾方面得知黄维被特赦后，蒋介石找人给他带话：邀请他到台湾定居，并承诺要按中将待遇补发他二十七年的薪水。
对于台湾的喊话，黄维坚定的回应道：“我的命是共产党救的，共产党对我有再造之恩，对我全家都有恩，我不能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之后，黄维把余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史工作研究和祖国统一的事业中。
在台湾和大陆实现三通后，台湾方面邀请黄维去台湾做访问，黄维高兴地答应了，他想借机与台湾故交好友见面畅谈，也想去祭拜有着知遇之恩的蒋介石及陈诚等人的墓，最重要的是为两岸的统一做些努力。
然而，经过大半年的赴台准备，手续都已经办理完毕的情况下，黄维却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在1989年3月20日去世了，享年85岁。
结语：黄维这么一个堪称“顽石”的顽固分子，能在我党长达二十七年的教育改造中终于被感化，并最终投身于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及两岸的统一的工作中去，充分说明了我党宽阔的心胸，即使是对待罪大恶极的敌人也能做到以德服人，以致能让最顽固的战犯改造的也是最彻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