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大合集：中华书局创建110年

中华书局大合集：中华书局创建110年从中华书局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60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古籍学术、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康熙字典》《中华书局宣言书》中称，中华书局在建局之初，将“开启民智”作为出版宗旨，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新式中小学教科书迅速打开局面，风行全国。学者葛兆光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评价道：“从1894年到1911年间，影响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现代出版的出现，其与报刊一同形成了另外一套知识生产的系统，推动了中国从封建帝国向共和的转变，其中以改变了中国人整个知识结构的教科书影响最大。将中华书局存在的意义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教科书是新知识深入到一般民众的很重要的途径。”中华书局很快吸引大批志同道合者前来——梁启超、范源廉、马君武、李达、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叶圣陶、朱自清、钱歌川、陈伯吹、茅盾等，组成了强

1912年1月1日，一家出版机构在上海正式创办，它的名字是中华书局。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办110周年。

9月23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暨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座谈会上，嘉宾们一起回顾了中华书局110年的发展历程。

中华书局旧址

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时只有26岁，他预感帝国大厦将倾，共和政体必兴，遂集合同仁，暗中策划编写适合共和政体需要、体现新式教育思想的中小学教科书，书局甫一成立，新书旋即问世。

《中华书局宣言书》中称，中华书局在建局之初，将“开启民智”作为出版宗旨，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新式中小学教科书迅速打开局面，风行全国。学者葛兆光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评价道：“从1894年到1911年间，影响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现代出版的出现，其与报刊一同形成了另外一套知识生产的系统，推动了中国从封建帝国向共和的转变，其中以改变了中国人整个知识结构的教科书影响最大。将中华书局存在的意义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教科书是新知识深入到一般民众的很重要的途径。”

中华书局很快吸引大批志同道合者前来——梁启超、范源廉、马君武、李达、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叶圣陶、朱自清、钱歌川、陈伯吹、茅盾等，组成了强大的编者作者阵容。

在此背景下，《康熙字典》《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重大项目陆续出版，卢梭《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亚当斯密《国富论》等经典译作相继问世。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大字典》和《辞海》，开创了现代工具书编纂的先河；以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影印原书难觅的“古代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这些出版行为，具有文化抢救的意义。

《康熙字典》

从中华书局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60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古籍学术、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

彼时，中华书局亦注重期刊的社会影响，认为期刊“有益时代精神之养成”，创局之初，就创办了《中华教育界》，并于1914年聘请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月刊，所刊时政文章抨击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统治的腐败，在当时享有盛誉。“九一八”后，中华书局又策划出版《新中华》月刊，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抵御外侮。中华书局创办的期刊，先后有24种发行全国，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妇女界》等“八大杂志”。

编辑业务之外，在印制方面，当时的中华书局也拥有远东地区先进的印刷设备，印制的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画集，以及刘海粟编《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画册。由于具有高超的制版印刷技术和精良的设备，中华书局得以参与国民政府钞票的印制，这在抗战期间成为中华书局主要经济来源。

民国三十七年中央银行中华书局版关金券伍万圆

让典籍走入千家万户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中华书局完成公私合营，把总部从上海迁到北京。1958年，国家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为小组办事机构，被赋予专业整理出版古籍的新使命。

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给予关键指示。从此，在众多专家和编辑的共同努力下，大量典籍著作陆续出版，如《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元龟》《甲骨文合集》《中华大藏经》《古逸丛书三编》《孙中山全集》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

《册府元龟》

而最为世人瞩目的，无疑是从1958至1978年，中华书局组织全国专家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这套书被认为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标志性成果。1959年9月，点校本《史记》出版，为国庆十周年献礼。1978年5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

从1949到1978年，虽然时有波折，但中华书局仍完成了很多重要出版项目，除前述重要文献之外，还有王先谦《庄子集解》、孙诒让《墨子间诂》、皮锡瑞《经学通论》、杨伯峻《论语译注》、《二十五史补编》、《观堂集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

致力于文化普及工作

1979年后，中华书局策划并推动了许多大型出版项目，如“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丛刊”“新编诸子集成”“理学丛书”“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以及近代人物文集、日记丛书等，并承担了《中华大藏经》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

文化普及工作方面，20世纪60年代，由历史学家吴晗倡议，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其中吴晗自己带头写了《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共出版了147种，包括贾兰坡《中国猿人》、单士元《故宫史话》、戴逸《北洋海军》、侯仁之《徐霞客》、任继愈《韩非》等。后来风行一时的《中华活页文选》也创刊于1960年，由专家编选文史哲精品，培养了一代青年对古文诗词的认识。

1981年，《文史知识》创刊。它秉承“大专家写小文章”的宗旨，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刊两三年间，就每期发行二十余万册。创刊三年时，应读者要求，将已出的刊物全部重印。

《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最早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推出。素以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闻名的中华书局，出版这样“新异”的著作，出乎不少读者意料。

1979年5月，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的傅璇琮，收到了画家黄苗子转交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书稿和附信，信中力荐此书。傅璇琮马上细致审读，很快写了一份审稿意见，认为该书论述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较广，值得出版。中华书局经讨论，最后同意引进。

《万历十五年》原为英文写作，后经黄仁宇自己翻译为中文，古典文学专家沈玉成帮忙反复润色。直到1981年6月，《万历十五年》中文版才基本定稿。1982年，本书正式出版，首印2.7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说：“北京中华书局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的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万历十五年》，使得黄仁宇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

《万历十五年》首版封面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2002年，中华书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的一员，开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3年，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提出“守正出新”的口号：“守正”是踏踏实实地以传统文化为核心，把传统的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做好；“出新”就是认认真真地满足市场要求，让更多的读者来享受高水平的学术文化成果。

这一思想统领下，20年间，《中华大藏经续编》（汉文部分）、《复兴文库》等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持续推进，《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读史方舆纪要》《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等重量级图书相继出版，《顾颉刚全集》《唐长孺文集》《陈梦家著作集》《何兹全文集》等学术名家文集陆续完成。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出版，受当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存在不同程度的遗憾。进入21世纪以后，史学研究、考古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文献资料的利用也更为充分，科技的进步，极大提高了古籍整理修订工作的完善和效率。中华书局于2006年启动点校本的修订工作，集合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从2007年起，全面推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2013年，《史记》修订本正式出版发行，至2021年12月，修订本《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金史》《梁书》《陈书》出版，计11种。

《史记》修订版

2004年，中华书局推出了历史学者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以“正说”区别于当时流行的“戏说”。首印5000册，短短5天内销售一空。之后，中华书局接着做了一系列的“正说历史”书系。2006年推出的《于丹〈论语〉心得》，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输出海外版权28个语种33个版本。其后，“跟大师学国学”系列、“一本书读懂”系列、《国史十六讲》《兵以诈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资治通鉴启示录》等普及著作，“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等经典文本普及系列也持续推出。

《正说清朝十二帝》

另外，中华书局推出了《重读抗战家书》《重读先烈诗章》《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百年革命家书》等作品，并完成了民国史学科的代表性研究著作《中华民国史》，还推出了《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120册）等重要文献集成，创办了面向党员干部的传统文化知识刊物《月读》，出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连环画”“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中华先贤传奇人物故事汇”等青少年学习读物。

在研讨会中，中华书局也表示，要坚持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整理出版质量，进一步提高服务学术发展、引领学术进步的能力；要加快融合出版步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利用；要重视普及传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近大众、走向世界；要着力夯基固本，强化人才队伍基础，打造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