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跑堂出殡，老北京丧礼上的杠夫
北京跑堂出殡，老北京丧礼上的杠夫战乱时期死人太多，这些当杂役的山西人主要工作就是收尸，于是北他们就形成了杠夫群体。清军入关的时候，这些山西人中很多没跟随李自成南逃，就被清军抓去当了杂役。建宫苑需要很多人，日常维护宫苑需要的人手同样不少，所以在宫苑建设完毕后，这些山西工兵就留在了北京。大概是发现抬木料砖石和抬棺材也没啥区别，他们就兼职做了给死人“抬杠”的生意。第二种说法是当年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带了不少山西人，这些山西人原本都是搞金融和经商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李自成筹集经费。
任何工作，只要干的人多了，都会产生准入“门槛”，有些活别看简单，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干的，比如在北京“抬杠”。
这里的抬杠不是跟人斗嘴，而是给人抬棺材，以抬杠为职业的人在旧社会称为杠夫，凭的是力气和技巧吃饭。
抬棺材可不是像现在这样，乡里乡亲地喊几个青年壮汉就能抬，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它也有着自己的技术规范和职业要求。
杠夫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后要迁都北京，于是抽调很多山西的工兵部队去北京修建宫苑。
建宫苑需要很多人，日常维护宫苑需要的人手同样不少，所以在宫苑建设完毕后，这些山西工兵就留在了北京。
大概是发现抬木料砖石和抬棺材也没啥区别，他们就兼职做了给死人“抬杠”的生意。
第二种说法是当年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带了不少山西人，这些山西人原本都是搞金融和经商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李自成筹集经费。
清军入关的时候，这些山西人中很多没跟随李自成南逃，就被清军抓去当了杂役。
战乱时期死人太多，这些当杂役的山西人主要工作就是收尸，于是北他们就形成了杠夫群体。
职业杠夫的出现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一、“抬杠”也是门技术活清朝的首都在北京，在这里做事指不定啥时候就要和皇家扯上关系，如果接了皇家的业务，那要求就高了。
封建社会讲究礼法，要说日常生活中要讲礼数、有点仪式感倒也没啥问题，但封建社会讲究等级辈分，等级辈分越高礼数就越复杂，对普通人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说句诛心的话，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不研究科学技术、不鼓励经商贸易，甚至不鼓励文学创造，那人闲着没事能研究啥？除了考古，恐怕就是研究这个礼数了。
大概就是因为太闲了，所以清朝的繁文缛节特别多，要是赶上皇家死了人，这葬礼规格可不是一般的高，就说这杠夫，都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病死在中南海涵元殿，直到第二年3月才出殡，由于他死时坟墓还没修好，得先送到西陵梁各庄“暂安”。
这可要苦了杠夫们，京城距离梁各庄有240里，不能用马车拉只能用人抬，大概要走四天三夜才能到。
为啥不用马车呢？答案是马车减震技术差，行进中马车振动太大，皇帝棺椁在移动中绝对不能让尸身在棺椁内移动分毫。
中国不是没接触过好的车辆减震技术，早在乾隆末年，马戛尔尼就带来了欧洲四轮马车给皇帝当礼物。
马戛尔尼的工匠们兴奋地要向清朝官员介绍弹簧减震的精巧设计，结果因为马车夫的座位比乘客的座位高，被一位老太监愤怒地拒绝了。
封建社会讲究礼法，礼法意味着等级，不是说社会不应该有等级，问题是没有了礼法和等级，封建王朝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
至于像现在这样用汽车拉灵柩就更不要想了，当年清朝统治者们可是提出过要司机跪着开车的要求，吓得司机主动破坏汽车。
用人抬棺材也有比马车和汽车更好的地方，那就是更稳。为了抬好棺材，杠夫们在光绪出殡前十天就被召集到紫禁城训练。
训练的标准是：不论过的门是高是矮、是宽是窄，不论是上坡还是下坡，也不管你走多少台阶，棺椁能移动，但遗体不能动。
杠夫训练时，宫人会在模拟棺椁上放一碗水，练到抬棺走路水撒不出来才算合格，想来杠夫们抬杠时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个吧。
那么光绪的棺椁有多重呢？也就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轻一点，大约一万斤。
想像一下，现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的都市白领，有多少人能扛着一百斤的东西轻松行走十几分钟呢？抬杠很难，给皇帝抬杠更是难上加难啊。
就是铁打的人恐怕也承受不了四天三夜抬着万斤棺材走240里的任务，于是皇室向社会征集了大量杠夫。
光绪出殡那天，蜿蜒十几里的送葬队伍从景山东门出发，虽然光绪棺椁只需要128名杠夫，但队伍中的杠夫总数为7920名。
按照要求，行进过程中棺椁不能碰地面，7680名杠夫每天分成60班轮流抬着走，剩下240人为帮夫，负责随时更换体力不支的人。
除了杠夫规模庞大，光绪出殡时其他花费也十分奢靡，仅仅撒纸钱这一项就撒出去一千多斤。
不算耗费的时间成本和行政成本，葬礼共计花费45万两白银，饶是如此，他的葬礼也要比历代皇帝简约。
二、杠夫是死者身份的象征给皇帝抬杠很讲究，民间自然也会效仿，当然因为礼制，规格会降低一点。
在老北京里有这样一种说法：丧事有十，八杠二材。意思是说，丧事如果耗费十分工夫，那八分的工夫要用在抬杠上，两分的工夫用在寿材采买上。
之所以抬杠如此重要，是因为用抬杠可以走街串巷，办得热闹大街小巷人人皆知，诠释死者的死后风光。
既然葬礼是一场表明逝者身份的活动，抬杠的人数也就随着死者身份高低而有所变化，比如王爷贵族们有80个杠夫，官员依品阶不同可能为64、32、24个杠夫，平民就是十几个或者个位数了。
杠夫们平时聚集和上班的地方叫杠房，因为服务对象的差异，杠房也分成了三六九等。
老北京的杠房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历史悠久，主要由山西人经营，俗称“山西屋子”。门面装饰得富丽堂皇，牌匾也很大气地用金漆书写，服务对象非富即贵。
第二种是北京和河北人开办的本地杠房，俗称“直隶屋子”，也不讲究门面装饰，一般在门口放几根抬棺材的杠子。
第三种杠房则比较特别，不负责召集杠夫，而是专门卖棺材和其他丧葬用品。因为业务不全面，所以被叫“半个屋子”。
为了提供优良的服务，杠房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杠夫们“卷”到极致，训练时棺材上放一碗水已经是最低要求了。
杠夫们还从事出殡时的一些仪仗工作，因工作不同，杠夫分成目、旗、幌、跟、夫五个等级。
最高级的“目”主要负责抬杠时的指挥，权力也最大，对不服调遣或者做错事的下级杠夫，他可以用专用的“响尺”打杠夫的头，被打的杠夫不仅不能反抗，即使被打死也不能追究责任。
杠夫的打扮也比较讲究，比如帽子为荷叶形状，插着一根鸟翎，还制作了专用的衣服，意思是逝者升官发财。
严厉的训练和等级制度催生了不少业务能力高超的杠房，北京以外的高官富商们也会千里迢迢去北京请他们抬杠。
中国近代最大的买办商人盛宣怀病逝于上海，出殡时就是从北京请的杠夫，由于他曾是清朝邮传部尚书（从一品），杠夫多达64人。
清朝被推翻后人们不用担心僭越而获罪，所以越有钱的人越追求杠夫服务的高规格，后世也不一定像盛宣怀那样遵守清朝时的杠夫数量要求了。
三、“穷鬼”抬你进坟墓杠夫被视为下九流行当，因此也常常被人看不起，社会地位低下，走亲访友都因为不太吉利而被人敬而远之，但丧葬行业的特殊性又使得谁也不敢得罪他们。
中国人办葬礼，除了寄托哀思、展示财力外，往往也图个吉利，希望逝者死后能在另一个世界保佑后人。
如果抬棺过程中出了意外，比如杠夫一不小心让棺材触碰地面、棺内逝者遗体移动、出殡队伍行走速度太慢误了时辰等，都被认为不吉利。
中国人普遍认为死者葬礼办好了能泽披后人，反之则会给一个家族遗祸无穷。
正是这种心理，杠夫们在葬礼中都会得到逝者家人的优待，即使是光绪出殡，虽然要求很严苛，但给他们的待遇其实不错。
杠夫们不是天天都能接到生意，但也能偶尔接到一次大活，理论上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属于“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清末时期，民间不乏富贵人物死亡，他们的葬礼虽然不及光绪，但往往也花费巨大。
比如光绪的棺椁抬走240里并不算啥，最远的李鸿章从北京抬到了合肥，花了几千银元请杠夫。
不过，清末时期的中国已经从里到外都烂透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腐败和压迫。
杠夫们通过杠房揽活，而雇主发的工钱往往被人雁过拔毛，最底层的“夫”一级到手的钱实际并不多，平时杠夫们都是几十人挤在一起住，生活条件大多很差。
大概是因为生活太穷，杠夫们把穷神视为自己的守护神。
清末的传说里，穷神并不是让人破财的恶神，他原本也是有房有田，但被混账鬼、讨债鬼、下作鬼所害，就成了穷鬼，然后又被世人当作穷神。
杠夫们觉得自己就是穷鬼，同病相怜的穷神还能不保护穷鬼吗？所以杠夫们拜穷神为祖师爷，每次出门揽活时都会祈求一番图个心安。
北京的阜成门和西便门之间，护城河外大道以西约半里远的地方，有一座穷神庙，正是杠夫们当年所建。
杠夫们世代口口相传穷神会保佑自己，把穷神的形象被描述成面黄肌瘦、身高八尺，穿着破旧官服的样子。
清末中国人普遍吃不饱，穷神和面带菜色、穿着专用服装的杠夫们倒也有几分神似。
不过穷神的身份在典籍里也没个准确说法，清代的小说里倒是有提及，杠夫们其实也说不出自己的祖师爷姓甚名谁，信仰不过是为了有个精神寄托。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杠夫们把穷神视为自己的祖师爷，不知道那些讲究礼法又迷信的富贵人物，当得知自己是被一群“穷神”的化身抬进坟墓的，会不会觉得有几分晦气。
其实职业并没有贵贱之分，什么人抬棺、多少人抬棺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四、注定走向没落的行业清朝的时候因为礼法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形成了几家比较大的杠房，而到了民国时期，不讲究封建等级了，这些杠房的收入就没那么稳定了。
由于杠夫的数量庞大，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头脑灵活的人，他们想方设法拓展业务，比如定制棺材、出卖寿材的“半个屋子”就是这么出现的。
生意最好的时候，北京的抬杠业被几家杠房垄断，这种情况下倒卖丧葬用品有着很大暴利，杠房曾经也有过自己的辉煌。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杠房和杠夫必然走向衰落，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像清朝贵族那样，固执着要求用人力抬着棺材走几百里，用汽车运送灵柩才是主流。
另外为了创收，旧时有的杠房和杠夫会故意敲竹杠，逝者家属生怕抬杠时遇到意外，杠夫们借此要挟更多的报酬，所以人们对杠房和杠夫的印象不算多好。
一个不受欢迎的职业，怎么可能长久存在呢？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领导人带头从简办理丧事，这就导致愿意给杠夫花费大价钱的人越来越少了。
现在大力推行火化，人死后不过一堆骨灰，轻薄的重量哪里需要那么多专业人士来抬呢？
也许现在还有几个老人记得当年抬杠的技艺，但也没有用武之地了，要成为一个传统杠夫需要几个月的练习，又有谁会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去培养杠夫呢？
即使是在最保守的某些农村，人死后还要把骨灰放进棺材埋入祖坟，也仅仅是在棺椁上山时才需要人抬，而抬杠的人大多是村里的青壮年，都是“临时工”。
旧时代成长的老人可能思想顽固一点，但随着年轻人的成长，最保守的农村也将变得与时俱进，不会有人在意杠夫能不能做到那么稳。
在时代面前，有的职业终将成为过去，不过需要我们警惕的是，杠夫数量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葬礼的奢侈之风和迷信活动依然是难以去除的坏现象。
人类从古至今只是改变了葬礼的形式，但葬礼在文化、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并无改变。
现在可能没有128抬的棺材，却有价格昂贵的灵车，没有形式复杂的礼制，却有昂贵的丧葬用品、浪费夸张的活动。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死后没有盛大的送葬安排，长安街上去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盛况。
袁隆平病逝时也没有请人来悼念，但医院门口被人摆满了鲜花，前来送行的人有的还向他的灵柩下跪。
相比之下，光绪那花费45万两白银的葬礼，可曾为他赢得一个拥趸呢？死去的人要靠自己的德行赢得后人的怀念。
那些为盛宣怀、国父孙中山操劳的人又有几个被人记住的呢？没有人能靠办葬礼而流芳后世，如果真有心，不如趁着逝者还在世时尽好心意。
参考文献：1、《光绪梓宫出殡始末》；屈春海；《北京档案》1997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