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力挽狂澜，是谁力挽狂澜投关键一票
一人力挽狂澜，是谁力挽狂澜投关键一票王稼祥此人究竟是谁呢？他在遵义会议前与毛主席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他又为何敢于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对毛主席的支持呢？会议期间，时任红军最高领导的李德、博古依然在为前期的失利推脱责任，而毛主席也直接坦陈了自己对红军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并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思想提出了猛烈的批判，双方一直争论不休。当毛主席发言结束后，与会人员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时间谁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人主动站了起来力挽狂澜。他不但坚定地支持由毛主席指挥红军，还在接下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举中投了毛主席一票，在之后的革命岁月里，毛主席每每回想起这一幕，都会认真地说道“这是关键的一票！”
四渡赤水作为毛主席军事生涯的杰出之作，就发生在红军长征期间，而正是在他的正确领导下，长征才最终取得了胜利，从而保留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不过，在长征的前半段，受到当时“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毛主席一直被排斥在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之外，他的诸多建议也都没有被采纳，以至于红军在长征之初遭遇了严重的挫折，直到遵义会议后才彻底好转。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正式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中共中央上的领导地位，成为了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毛主席确立领导地位的过程并不顺利。
毛主席
会议期间，时任红军最高领导的李德、博古依然在为前期的失利推脱责任，而毛主席也直接坦陈了自己对红军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并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思想提出了猛烈的批判，双方一直争论不休。
当毛主席发言结束后，与会人员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时间谁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人主动站了起来力挽狂澜。
他不但坚定地支持由毛主席指挥红军，还在接下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举中投了毛主席一票，在之后的革命岁月里，毛主席每每回想起这一幕，都会认真地说道“这是关键的一票！”
此人究竟是谁呢？他在遵义会议前与毛主席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他又为何敢于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对毛主席的支持呢？
王稼祥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人王稼祥，关于其在遵义会议上投毛主席关键一票的经过还要从两人最初的交往开始讲起。
“指挥重任，非他莫属”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是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的，虽然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前期给我党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他们缺乏对我国实情的判断，由此带来的诸多指令导致我党的革命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特别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上海顺利召开之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我党的领导地位，“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进一步蔓延。
王明
而王稼祥就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不久回国的，他在1928年的时候就加入了我党，并且到苏联学习了长达五年的时间，由于缺乏具体的革命实践，归国之初的王稼祥也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
1931年4月初，王稼祥为了弥补革命经验的不足，在得到组织上的批准以后，主动与任弼时等同志一起前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他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4月19日，中共苏区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宁都召开，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列席了此次会议，在会上，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众多领导干部都主张分兵退敌，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而毛泽东和朱德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蒋介石
毛泽东表示：“红军应当集中兵力，依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优势，诱敌深入，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为了说服与会代表，他又对战场上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详细地分析，最终苏区领导人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王稼祥虽然没有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但他还是被毛泽东敢于坚持己见的作风和独特的军事见解所感染，在思想上逐渐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赞同。
然而受到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王稼祥在一开始还是坚决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政策，但与王明相比，王稼祥更加注重在实践中总结工作经验。
随着毛泽东指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王稼祥愈发地对毛泽东表示了支持，他开始不断地向毛泽东虚心请教军事指挥的问题，并听取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分析，受益匪浅。
王稼祥
在熟悉了苏区的革命环境和工作情况之后，王稼祥清醒地意识到：“我国不能像苏联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断追求真理的王稼祥逐渐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虽然已经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此后沿用毛主席的称呼），但他的正确主张却愈发地被“左倾思想”猛烈攻击，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认为毛主席反对攻打大城市、转向农村和边远山区的主张是“存粹的右倾机会主义”，因为毛主席也被逐渐排挤。
1932年10月3日，苏区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在此次会议上，毛主席因不同意红军无条件离开中央苏区进攻强敌而导致了更为严厉地批判，与会代表随即开始讨论起了毛主席在前线指挥权的问题，众多干部都表示不赞同毛主席继续留在前线指挥部队。
毛主席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向在会议上很少发言的王稼祥站了出来，他坚定地表示道：“经过多次的反围剿战争证明，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有效的，面对敌人马上就要展开的第四次围剿，我们应当继续让毛泽东同志留在前线指挥部队，总之一句话：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坚决支持让毛主席很是感动，然而毛主席清楚毕竟自己的主张只有少数人支持是无法实现的，为了维护团结和革命大局，他主动提出了“请病假休养，必要时上前线”的要求，苏区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毛主席最终被完全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层，退到了后方。
会议结束后，王稼祥专门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他先是表示了遗憾，紧接着又虚心向毛主席请教了关于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我军的战法，毛主席也没有隐瞒丝毫，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知给了王稼祥，两人的革命友谊逐渐加深。
王稼祥
在即将分别的时候，毛主席真挚地说道：“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王稼祥更加被毛主席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在之后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王稼祥、周恩来等领导正是延续了毛主席之前作战时的方针政策，才得以取得胜利。
在这次作战期间，亲赴前线指挥的王稼祥被敌人子弹打中，身负重伤，随即被送往了瑞金的红军总医院治疗，而毛主席正在这里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两人开始了更为频繁地交流，王稼祥进一步了解了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彻底地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并且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支持着毛主席的决定。
积极促成会议的召开1934年10月，由于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共央苏区，进行长征。
李德
然而李德、博古二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长征初期仍然坚持着错误的斗争策略，致使红军损失惨重，仅湘江一战兵力就削减了一半以上，革命到了紧要的关头。
此时，王稼祥因为身体还没有康复，只好在担架上开始了漫漫长征路，毛主席同样因病躺在担架上前行，两人还住在同一个帐篷里，因而有了充分的时间可以坐在一起讨论革命的方向问题。
据周恩来后来回忆：“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即批评错误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周恩来
王稼祥先是和毛主席在一起将第五次反围剿同之前的几次反围剿进行了对比，最终得出了一个确切的结论，那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源于我军在指挥上出的问题，即李德、博古二人的“以堡垒对堡垒”的错误决策。
王稼祥毫不避讳地对毛主席说道：“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然有丰富的军事理论，但对目前国内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后尽瞎指挥……如今我军兵力不足，必须尽快找到一条脱身之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毛主席也直接开门见山地表示：“按照当下情况，我们不能再北上与贺龙部会师，因为在必经之路上肯定会有国民党军在等着我们过去，现在只有一条路——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到黔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
王稼祥听后很是激动，因为经过分析，他也觉得这是唯一的出路，为了革命的大局，为了提振衰落的士气，他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必须站出来把大家招在一起开个会议，共同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王稼祥首先找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他知道只要得到他的支持，将会减轻很大的阻力，于是，每到行军的休息时间，王稼祥就主动把他和毛主席叫到了一起，然后让毛主席向张闻天提出自己的建议，渐渐地张闻天也对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很是认可。
1934年12月11日，在王稼祥的全力斡旋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聚在一起于湖南通道县城召开了通道会议，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出了向贵州进军的主张，王稼祥一反之前开会时沉默寡言的常态，直接表示支持毛主席，紧接着张闻天、周恩来也表示了支持。
张闻天
李德、博古二人虽然很是郁闷，但此时的他们面对国民党军的追击也不知道红军具体该往什么方向走了，既然大多数委员都赞同毛主席的建议，他们也只能跟着朝贵州进军。
通道会议的胜利意味着转折的开始，这是自从宁都会议之后，毛主席的建议第一次得到红军领导层的认可，在王稼祥的充分沟通下，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意识到了毛主席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他们开始紧密地团结在了王稼祥和毛主席的周围。
然而在部队出发没过多久，博古再次提出向北进军，与贺龙部会和，他觉得人多力量大，但这一决策完全忽略了现实，毛主席直接表示了反对，双方引起了争论。
为了确保红军主力尽快转移，王稼祥再次站了出来，在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上，他义无反顾地支持毛主席的决定，并与博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博古还是采纳了毛主席进军贵州的方案，与之前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
博古
后来，红军抵达遵义之前，又召开了一场猴场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更多的红军领导站在了毛主席的一方，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大大削弱，随着强渡乌江、占领遵义的完成，红军也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机，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关键的一票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城，王稼祥知道改组领导的时机到来了，早在之前的长征路上，他就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即寻找机会，进行领导改组，取消李德、博古二人在军事的指挥权。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还有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领导，那为什么偏偏是王稼祥率先提出要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呢？原因就在于他的身份的“优越性”。
朱德
首先，王稼祥作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主动出面做工作是他的应尽职责，别人也不会多想，这是他在职位上的优势。
其次，王稼祥曾经也一度坚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由他第一个提出开会，能够更好地团结那些之前有过和他一样经历的领导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当然最主要的一点还是王稼祥在长征前和长征初期的时间一直在和毛主席进行沟通，他能更深刻地感受到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思想，这点众多领导都看在眼里。
所以，当王稼祥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结束“左倾”思想的领导时，立马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当时参与会议的伍修权在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道：“客观的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王稼祥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在这场事关红军前途的关键会议上，当时几乎所有的红军高层领导都出席了会议，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指挥员，而王稼祥当然也没有缺席，为了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身体还未康复的他强忍着病痛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博古就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一如既往地推卸责任，认为反围剿的失利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过于强大，而对自己的指挥失误以及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闭口不提。
博古发言结束后，按照规定，周恩来作了关于军事指挥问题的副报告，之后张闻天也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三人发言结束后就到了与会代表自由发言的环节。
张闻天
这时，毛主席率先站了出来，他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发表了长篇讲话，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各项原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并且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中国革命军事战略战术上的失误。”
除了对失利的分析之外，毛主席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思想，并对博古的错误指挥进行了批判，毛主席发言结束后，与会代表顿时明白了此前战斗失败的根源，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毛主席，毕竟此时的博古仍是红军里职位最高的军事指挥官。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又是王稼祥率先站了起来，他再一次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并提出由毛主席负责对红军的指挥，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他不顾病痛的折磨，站着讲了许久，额头上满是大汗，一些与会代表很是动容。
遵义会议旧址
而在发言的最后，王稼祥着重提高了嗓音，他坚定地说道：“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王稼祥发言结束后，现场顿时响起了掌声，尽管博古仍然继续与毛主席进行了反复地争论，但在场的绝大多数领导都认可了王稼祥的意见，都认可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思想，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大会决定取消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并且就新任领导的人选进行了投票选举。
在选举时，王稼祥又是第一个把票投给了毛主席，最终，毛主席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且获得了红军在军事上的最高领导权，后来又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具体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
毛主席非常感激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对自己的支持，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常会对别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可以说，王稼祥对毛主席的坚定支持为遵义会议最终取得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就是这样一件扭转革命命运的大事，王稼祥却在之后数十年的革命过程中对此只字不提，就连一些十分熟悉他的同志也没有告诉，因为他觉得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这种高风亮节尤其值得我们尊敬。
遵义会议结束后，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不仅使长征顺利结束，新中国也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
而王稼祥与毛主席在这期间一直是十分亲密的革命战友，两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王稼祥始终都坚定地支持着毛主席的决定。
王稼祥（左）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建国后，王稼祥同志不慕名利，又为我国的外交事业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他的一生无愧于优秀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无愧于国家和人民，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