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味杭州老余杭：充满市井生活的红门局

寻味杭州老余杭：充满市井生活的红门局这个停车场大致是原来老伙灶和二车间的位置。二车间左侧的12号，是向公众提供开水，代为煮饭蒸菜的地方，称为＂老伙灶＂。头发花白的胡师母是这里唯一的工作人员。老伙灶间不过五、六平米，一个小锅炉烧开水，一个大灶台，上有十来个灶口，用来蒸煮。每天大清早开门，赶着上班的人们把自家的空水瓶，放好米菜的锅子往这里一放，下班时交2分钱或一角几分钱加工费，就可以把灌满热水的水壶或热气腾腾的饭菜拿走。大大方便了没人烧饭、发煤炉的家庭。我家自然成了这里的常客。胡师母待人和蔼可亲，交办的事从来不出差错。她儿子被培养上了大学，又成了浙江工商大学的校长，可谓是寒门出贵子了。红门局残存巷尾65～67号是历史建筑红门局里占地面积最大的机构，要数省商业厅幼儿园了。经常可以看到一辆辆定制的脚踏三轮小厢车，里面坐着七、八个小朋友，由一位工人师傅踩着，接送上下学。工人师傅手挤橡胶喇叭，踏得飞快而又稳当，穿巷而过。可惜，诚仁里现在

如今红门局巷口

在老杭州街巷里弄中，以某单位为名称呼的，怕是不多见。基本集中在老上城区靠涌金门、清波门一带古城墙内侧，如测量局、旧藩署、察院前等，红门局算其中之一。相传这一带为古时市、县二级机构所在地，一些称呼便延袭了下来。

红门局东起定安路，西至劳动路，主道先前全长不足500米，宽不足3米。但与主道相接的有龙华里，大井弄、诚仁里、库弄、新开弄等，从而形成了一大片区域。其中诚仁里最具规模，大多为二层青砖瓦房。著名画家吴山明曾在这里居住过。诚仁里以外，则大多是单层泥墙木板房，常常是一个墙门内大院套小院，一户挨着一户。正对我们这条小弄堂的30号，里面望进去黑乎乎的，竟住了数十户，真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一般。

当然，也有例外。红门局西头的65、66、67号别墅就是三层楼小洋房。其中65号建于民国，先由翁氏盖建，后转手于安徽籍国民党38军军长刘士先，再倒给纱厂大资本家张文魁。解放前夕张氏卷款逃往国外，这里被收为国有，又建起了66和67号，一度曾是杭州民主党派副市长余文森的住宅，现被列为市历史建筑而加以保护。

红门局残存巷尾65～67号是历史建筑

红门局里占地面积最大的机构，要数省商业厅幼儿园了。经常可以看到一辆辆定制的脚踏三轮小厢车，里面坐着七、八个小朋友，由一位工人师傅踩着，接送上下学。工人师傅手挤橡胶喇叭，踏得飞快而又稳当，穿巷而过。可惜，诚仁里现在已荡然无存。

离定安路巷口不远的第五织布厂二车间，算第二大单位了。织布需要先把纱倒在一个大轴头上，作为经线，再以梭子来回编织纬线织成布匹。倒纱也称牵经，属于织布前一道预备工序，其噪声比织布车间小多了。这里是整条巷唯一保持红门局底色的地方。

二车间左侧的12号，是向公众提供开水，代为煮饭蒸菜的地方，称为＂老伙灶＂。头发花白的胡师母是这里唯一的工作人员。老伙灶间不过五、六平米，一个小锅炉烧开水，一个大灶台，上有十来个灶口，用来蒸煮。每天大清早开门，赶着上班的人们把自家的空水瓶，放好米菜的锅子往这里一放，下班时交2分钱或一角几分钱加工费，就可以把灌满热水的水壶或热气腾腾的饭菜拿走。大大方便了没人烧饭、发煤炉的家庭。我家自然成了这里的常客。胡师母待人和蔼可亲，交办的事从来不出差错。她儿子被培养上了大学，又成了浙江工商大学的校长，可谓是寒门出贵子了。

这个停车场大致是原来老伙灶和二车间的位置。

二车间对面15号，是诚仁里居民区办事和活动场所。居民区开群众大会，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刚迁来时，这里一度还成为公共食堂，说是＂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用钱了。大家纷纷拿着空碗筷，蜂拥而至。但没过几天，就因负担不起关门了。

巷里居民用水，一是靠巷口的公用自来水龙头，也是由一位老头看管，自己挑一分钱一担，让老头挑2分线一担。我们那时人小，兄弟俩合抬一桶水，跑三趟，可把自家水缸放满。自来水主要用来煮饭，平时洗衣服、洗菜、洗澡之类则用井水。龙华里有口大井，常年不涸，水质甘冽，井圈和四周台面完好。只是人多拥挤，常要把水拎到家中洗用。附近大井弄也有一口大井，两个井圈，水质也不错，也得凑空穿插才有位子。人说杭州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此话不虚。

别看红门局外表其貌不扬，却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从吴越国开始，红门局便设有官府织物机构，专事采办、制作丝帛织物以供朝廷百官和豪门权贵享用。明永乐二年（1404），朝廷专设织造局，负责织染绸缎，为皇室提供服务。

红门局成了素有“丝绸之府”美称的杭州“府中之府”。又分官厅和织厅：官厅负责采集、运输及管理等事物，有各种用房上百间；织厅则由一百多个织染作坊和两个库房组成。由于汇集了大批能工巧匠，制造出了大量优质的绫罗绸缎。

红门局原称北局，民间因其红漆大门而俗称红门局。建筑采用园林式布局，石山木廊，广种梅花。每当暖风绽苞之时，引来众多市民观赏，有文人雅士赋诗助兴，使之更负盛名。有《红门局看梅》一诗写道：

红墙婉转护官梅，

早向东风取次开。

笑我三人头尽白，

也随游女看花来。

嫩晴天气午风和，

坐对茶烟扬碧柯。

领略花间春意趣，

机声停处鸟声多。

红门局最初毁于太平军战火，地名却一直沿用至今。我家迁到红门局后，亲历了两次大的变动：一次是1973年底，24号至26号被折除，与大井弄打通，盖起了高四层、长5～60米的简易安置房，为大井弄6号，分一号、二号两个门。第二次是1998年开始扩建西湖大道，红门局中段被腰斩、拆除，建起了豪华的耀江大厦。整条巷只剩下了东西两头各一小段，彻底失去了原先的模样。

新扩建的西湖大道

我家从南山路迁到了红门局25号后，租了一个十四平米左右的房间，一家六口挤在一处。每月房租6元。

25号墙门总面积不到200平米，却住了6户人家。与我家只隔不足1米过道的9平米厢房里，临时住着一对杭氧新婚夫妇。中间房稍小，住着老孔一家三口，老孔以做泥水匠临时工为生，妻子无业，儿子尚幼。东边房同我家面积相仿，住着老何家五口。老何是杭六中校理发师，妻子是杭氧工人。老何家窗前天井中靠墙的两面用毛竹搭了一个3平米的屋庇，另两面透风，斜面上盖着洋瓦，是我家和老孔家合用的厨房。后面住着荣生家母子二人，荣生母亲是某厂车间书记。再就是房东老太太孤身带着一个孙子，以房租收入维生。房间均由薄薄的木板相隔，隔壁有点什么响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平时六户人家都和睦相处，既不嫌贫，也不慕富。每个月领了工资，母亲总是先将6元钱房租付掉，再安排家中开销，房东老太总会客气地说：＂你家不够用，迟点给我好了！＂妈妈会私下对我们说：＂她一个老的还带个小的，全靠这点房租，怎么能拖欠呢？＂妈妈宁可月底不够用，向老何家借5元、10元的。一旦在外地工作的我姐姐钱一寄到，母亲首先就是还借款。姐姐自参加工作后，每月定时寄钱来，开始是25元，后来30元。墙门里六家数老何家条件最好了，有缝纫机、收音机和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毕竟人家是双职工。

父亲一度住在象山疗养院，起先母亲通过居民区揽一些缝手套、糊纸袋、糊针剂盒等零活到家里来做，以补贴家用。一时间地上、桌上、床上都摊满了纸张、浆糊，做好的半成品和成品。大弟和妹妹放学一回到家，就帮妈妈一起干活。但工缴费都极低：每双手套收好十个指头，赚五分钱；糊好一只三层的水泥袋，二、三分钱。一个月忙下来，只得十多元钱，还要担心后面的活儿断档。每当听见妈妈在催促：“快，再加把劲，争取明天一早就把这批货交出去。迟了，后面的生活就被别人接走了。”我们就顾不得说笑，加快了速度。

父亲的交际处出入证。

后来家里添了小弟弟，身体稍好一点的父亲就再三要求到系统内的花港饭店当传达员。逢他值夜班时，白天就在家里为大家烧饭，照管小弟弟。母亲这时已进油布雨伞厂工作，每月工资开始只有17.50元，后来增加到22元，一直拿到退休前两年。母亲很珍惜这份工作，别人一天削一、二千根伞骨，她削三千多根，一天下来手酸腰痛，还要忙家务，所以怨声多，脾气大。在这种氛围中，62年年底父亲又病倒了，直到63年3月去世。

那年我才15岁，已进开元初中读书，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学校里学生会的工作，很少关心家里事、更不用说帮家里多干活了。母亲让我发煤炉，搞得满灶间烟雾腾腾，下面引火柴都燃尽了，上面煤饼依然墨黑；母亲让我劈柴，柴没劈开，蹦起的硬木片弹在我右眉眶上，划出一道口子，差一点把眼睛崩瞎。母亲一边用红药水替我止血，一边爱怜地笑着说：＂唉，你呀，只配读书。＂

那时整条巷里多数人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有踏三轮车的，当厨师的，还有普通工人，无业游民，哪一家不是紧绑绑地过日子？由于家里房间小，每到夏天更难熬。多数男人穿着短裤和小男孩一样，在天井或弄堂里洗澡、吃夜饭、乘凉，拿把蒲扇，摆张竹榻儿，在弄堂里睡过夜。哪有今天的电风扇和空调？

不足百米的弄堂，却是我们这帮小鬼头的天堂。那时根本没有什么网络游戏电脑手机之类可玩。男孩子们玩打弹子、拍洋片、拍纸三角、滚铁圈、打旋螺陀；女孩子则跳牛皮筋、踢毽子，跳“造房子”。

我最爱玩的是“打游击战”。带着一帮小伙伴手提纸折的“木壳枪”，或自己用木头削成的手枪，人分两半，一边为逃方；一边为追方，各推选出一个“司令”，带领己方或追，或逃。被抓住的“俘虏”，则关在营盘里(一棵双方认可的树、或电线杆子)，由“卫兵”把守。逃方可派人营救，获救后重新再逃。一旦逃方被全部“抓获”，双方互换身份，游戏从头开始。我不论在逃方，还是追方，都被大家推为“司令”，成了孩子王。

一时间，弄堂里尘土飞扬，人叫马嘶。“冲啊，杀啊！”呼声震天，不绝于耳。放暑假嫌弄堂小，就跑到城隍山上去玩。一次，不知谁碰了一个马蜂窝，成群的马蜂嗡嗡扑来，吓得大家抱头鼠窜。有的手上被叮起了大包，有的跑丢了一只拖鞋爿也顾不得了，真是狼狈不堪。

座落在巷尾的67号别墅外观。

那时物价很低。最便宜的粳米1角1分5厘一斤，青菜2分钱一斤，但粮食副食品基本上都是凭票供应。三年困难时期，刚是我们长身体阶段，每月18斤粮食定量不够吃。妈妈就设法买豆腐渣炒了给我们充饥，偶尔还带我们到河坊街＂羊汤饭店＂去排长队，买议价盖浇饭吃。所谓议价，就是不用粮票，但价格要高出许多。饭上放一块人造肉，几片青菜，称盖浇饭。红烧人造肉的外形色泽都很像真猪肉，据说是豆制品仿造的，我们吃得很香。

当然更多地是去附近定安路菜场买不需肉票的猪头肉、猪骨头之类。肉铺6点开门，但后半夜2～3点钟就得起床去排队，去迟了买不到。队伍最长时，可排到马路对过的市公安局门口。这样影响交通，于是就在菜场里菜摊间来回摆长龙。那时妹妹才8～9岁，读小学，功课少些，就常由她去排队。等到6点钟肉铺开张，母亲赶来秤好份斤付了钱，接着去上班，妹妹才提着菜回家。不久，相互熟悉了，女孩子们也想出了办法：大家轮流值班，每次二人当班，一头一尾先替大家占好位置：用石头、砖块、破篮子排队，其他孩子便可以睡到天亮，再陪母亲找到＂队伍＂，这样大家省力多了。

红门局巷口定安路现在街景。

即便最困难那三年，在母亲的庇护下，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没有挨过一顿饿。母亲自己省吃俭用，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却时时不忘给孩子们带来惊喜。那时三分钱一支白糖棒冰、四分钱一支赤豆棒冰，六分钱一支奶油棒冰。每当中午母亲匆匆从惠民路中山中路口的新华油布伞厂赶回家吃中饭，经常会用毛巾裹着三、四分钱一支的棒冰，招呼我们快吃。要不就是下班带个大西瓜回来，让我们去打井水，把西瓜浸在冰凉的水里，晚饭过后再吃。有时见到新上市的老菱、烘蕃茹、刚油炸好的洋糖糕，她都会买回来给我们。吃着妈妈带回来的东西，我觉得自已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了！

现在，每当我回想起红门局那段最普通、最底层、最艰苦、又最快乐的日子，耳边总会縈绕着那首动人的儿歌：世上只有妈妈好……

下篇：老底子的浣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