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颜体书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及朱叔献等人馆阁体书法扇面刍议

小君 2023-02-15 15:33:41 865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颜体书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及朱叔献等人馆阁体书法扇面刍议由此可见，杂志所列文章均为当时学术界的大家所著，《书学》杂志能将《京口书人述》一文列为头篇文章，足见对柳诒徵学术地位的推崇和倚重。柳诒徵先生所著《京口书人述》一文，文字精练、意蕴高古，远离文言文的大众读者已经较难读懂文章中的冷僻内容。作为一份论述镇江地区清中期以来书法人物和书学理论难得的地方文献，其所述内容事实上极具书学理论意义，更能弥补中国近现代书法史的某些不足。虽然，对于柳诒徵先生的书法研究有他的后人柳曾符先生主编刊的《柳诒徵书法选》《劬堂学记》等作为研究的权威著作，也有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研究生柳佳在毕业论文中提及《京口书人述》，并简要概述之。查询相关文献，似乎柳诒徵、柳曾符、柳佳应为祖孙五代家人，由此可见有关柳诒徵的书学研究并没有被广泛展开，也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多年来《京口书人述》一文就少有书法界人士全面研究和谈及。然而，这样一篇短文却被祝嘉（1899—1995）截取其中两大段

本文围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一文对清中期以来镇江地区书法人物的梳理，就碑学兴起后练习北碑对书风的影响，以及碑学与帖学的争论展开了论述。柳诒徵所著《京口书人述》虽然是一份书法理论研究的地方文献，但所论述的问题却是书学理论的精要，对书论研究极具学术价值和书法史学意义。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颜体书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及朱叔献等人馆阁体书法扇面刍议(1)

书法乃通人之学，虽然离不开临碑摹帖和书之技法，但书学有道，书法的最高境界，绝不是为书写而书写，为技巧而技巧，书艺背后饱含着精深的“书人”之学，考量的是书写者的综合学养和一生修炼。偶然读到书法界名宿祝嘉先生的《现代书论选辑疏证（之四）》一文，该文截取柳诒徵先生《京口书人述》的两段谈论“篆隶和北碑”的论述，进行了疏证，文章虽短，却意味深长。由此引发了笔者查询、研读柳诒徵先生《京口书人述》原文的热切愿望和对文章提及的清代镇江（京口）书法人物的浓厚兴趣。柳诒徵所著《京口书人述》，虽然是一份书法理论研究的地方文献，但所论述的问题却是书法理论的精要，对书论研究极具学术意义。

一、《京口书人述》中的书法人物评介及学术意义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又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龙蟠迂叟，江苏镇江（古称京口）人。柳诒徵先生不仅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和书法家，还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研究的一代宗师。柳诒徵先生在学术上的扛鼎之作《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和《历代史略》，奠定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显赫地位。柳诒徵一生在学术研究之余，钟情于书法，从理论到实践，笔耕不辍，留下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其中包括百万余字的《劬堂日记》和大量所藏碑帖题跋，以及一篇论述书学理论的短文《京口书人述》等。

柳诒徵先生迄今虽然没有单独刊行过书学理论著作但散见其友人信札、日记和碑帖题跋中的书学文字，字字珠玑，不乏真知灼见。特别是柳诒徵所著《京口书人述》一文，因为文章篇幅不长，学界重视不够，也少有研究。和他的恢弘巨著相比，似乎不足为谈。其实，区区三千字的文章，却反映了柳诒徵鲜明的书学态度，是清代镇江地区书法人物史记和阐述自己书学理论极其重要的学术文献。该文最早刊载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出版的《书学》杂志第五期上，由当时的中国书学研究会编辑，文信书局印行。

这本由商承祚、沈子善、朱锦江先生担任主编的《书学》杂志，1943年7月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创办。出自江苏的著名学者、书法理论家沈子善（1899—1969），又名六峰，祖籍江苏六合，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身于书香门第。家藏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与名人字画，远近闻名。他从小耳濡目染，喜读书、爱书法。除必读书籍和吟诵诗文外，每日磨墨临池而“日课不辕”。沈子善先生后来长期在南京师范学院工作，培养了一批诸如尉天池先生等书法人才。特别是他对于书法艺术的研究路径、方法与成果，对今天的书法研究者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因此被称为“中国书法教育的先驱”。

有碍于20世纪50年代围绕“书法家”之谓的“郑振铎之问”，现今的中国书法家协会虽然成立较晚，但前辈学者对于书法艺术和书学理论的研究却源远流长、由来已久。关于“中国书学研究会”的成立，沈子善先生功不可没，他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1934年春节前，苏州“正社”书画作品展到南京下关的绣球公园展出，主办者给沈子善先生寄来请柬，邀请他参加展览开幕剪彩仪式。当他得知这个名为“正社”的社团是由吴湖帆、陈子清、叶恭绰、王同愈等人在苏州创立的时候，颇受启发。创办“正社”的宗旨是团结一批人“切实研究艺术”。沈子善先生思考要在书法研究和教育领域干一番事业，就必须要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书法界朋友，组成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在于右任、陈立夫、沈子善、沈尹默等倡导下于1943年4月2日，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召开了中国书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奉教育部之令，会址设在重庆北磅区，定每年的3月3日为书法节。会上沈子善报告筹备经过：‘书学为我国特有之艺术，近年来日见衰落，还不如日本朝野之努力提倡，有感于斯，乃思联合国内学者及书家，力挽颓风，于右任院长、陈立夫部长、沈尹默先生等对于书学一道，均力主提倡，乃有书学会之发起。’它的成立还得到戴传贤、陈果夫、陈蔼士、陈布雷、商衍鎏、王伯群、张清泉、张道藩、张宗祥、潘伯鹰、赵熙、宗白华、王东培、靳志、梁实秋、杨仲子、胡小石等一百五十位著名人士的支持和赞助。沈子善作为主要牵头人付出的劳动是艰巨的。”[1]

由文信书局印行的《书学》杂志第五期，除了将柳诒徵的《京口书人述》一文列为第一篇外，还分列有徐谦（遗著）、高文、游寿、马衡、施法天、吴兆璜、高觉敷、沈子善、吴景洲、蒋星煜、欧阳瑞骅、戴传贤等二十多人的书学文章，为此有人对该期杂志做过专题研究。后来，上述文化人物有的以积极姿态迎接解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成了闻名遐迩的文化巨擘。有的在民国时已经故去成为历史。有的则如戴传贤（季陶）纠结于去台还是留陆问题，心力交瘁，于1949年2月因绝望而服用过量安眠药身亡。其中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民国早年曾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要职。他不仅是官僚，而且还是学者，著有《民法总论》《刑法丛编》《诗词学》《笔法探微》《劳资合一论》《季龙先生诗集》等。抗战爆发后，徐谦主张抗日，于1940年9月26日在香港病逝。作为一名法律和政界人士，《书学》杂志将他的一篇题为《笔法探微（续）》的文章作为遗著发表。徐谦先生今天已经少有学人提及，出乎意料的是，2016年《笔法探微》一书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突然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确实是书法研究者的一件幸事。《笔法探微》其实是徐谦先生执教于岭南大学时所编的授课讲义，鉴于当时传统书法技艺受到西方文化艺术冲击，且“古有言笔迹之书，而无言笔法之书”，因而“今人或有思创作者，又患不知笔法，信手涂鸦，徒成恶道。使笔法之微妙终无述焉，则书或几乎息矣”，徐谦先生痛感书法面临的时弊因此成就此书。《笔法探微》一书由梳理考辨传蔡邕著《九势》、卫铄著《笔阵图》等文献入手，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归纳整理了包括总论、执笔法、笔力及附录等部分，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书法的用笔之法。也许今天的书学研究者对于书中所述尚有可商之处，但论及书法笔法解析依旧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作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的马衡先生，其学术地位不用赘述，而游寿、吴兆璜等先生在古文字和金石学界曾经声名显赫，后赴东北避居一隅，客观上也制约了后续的学术影响。

由此可见，杂志所列文章均为当时学术界的大家所著，《书学》杂志能将《京口书人述》一文列为头篇文章，足见对柳诒徵学术地位的推崇和倚重。柳诒徵先生所著《京口书人述》一文，文字精练、意蕴高古，远离文言文的大众读者已经较难读懂文章中的冷僻内容。作为一份论述镇江地区清中期以来书法人物和书学理论难得的地方文献，其所述内容事实上极具书学理论意义，更能弥补中国近现代书法史的某些不足。虽然，对于柳诒徵先生的书法研究有他的后人柳曾符先生主编刊的《柳诒徵书法选》《劬堂学记》等作为研究的权威著作，也有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研究生柳佳在毕业论文中提及《京口书人述》，并简要概述之。查询相关文献，似乎柳诒徵、柳曾符、柳佳应为祖孙五代家人，由此可见有关柳诒徵的书学研究并没有被广泛展开，也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多年来《京口书人述》一文就少有书法界人士全面研究和谈及。然而，这样一篇短文却被祝嘉（1899—1995）截取其中两大段以“疏证”方式给予推介，可见祝嘉先生学术视野独特，以及对这篇文章的肯定，也说明了这篇文章在书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所谓“疏证”，就是对古书进行注解的一种体例，又叫“疏”，是对注解的注解，即为疏通、考证之意。祝嘉先生一生以“疏证”方式撰写的书学论著以及汇集其他书论论著，洋洋百十万言，可被称为“中国书学一代宗师”。祝嘉先生的《现代书论选辑疏证》书稿，完成于1974年4月计十万余字，作为其主要的书学理论著作，书中的理论观点不断有相关刊物摘录和转载，在书法界产生深远影响。祝嘉，字燕秋，海南文昌人，鉴于其在我国书法、书学界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教育家。毋庸讳言，祝嘉先生对中国当代书学研究的实际价值还远没有被重视。对祝嘉先生的了解，最早得自于家父李钧民先生的表述，因为民国时期，家父曾经就读于著名的苏南工业专科学校建筑系，祝嘉先生作为该校国文兼课教师，教授过他的国学。从家父那里知道了祝嘉先生一口“广东腔”的国语，而且书法极好。祝嘉先生毕生致力于书法研究、临池与创作。他的书学理论继承了包世臣、康有为碑学理论而有发展创新，而且综合了蔡邕的“疾涩”、傅山的“四宁四毋”等前贤诸说，建立了所谓“全身力到论”的书法观点。祝嘉先生为人低调，早在1935年就已经出版了《书学》，先后又撰著了以《书学史》等为代表的书学论著70种，共计360余万字。根据相关研究可知，他的论著涉及史论、疏证、技法、教育、风格鉴赏、批评等非常广泛的领域，可看作是现代书法史学、书法比较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书法教育先行者之一。他的书风在周秦汉魏之质朴和碑帖融合之间。祝嘉先生博闻强记、博学专精，性情刚烈、淡泊名利，晚年设帐义务授徒垂三十年，鉴于其书学成就，苏州大学也曾经聘其为客座教授。

柳诒徵《京口书人述》一文，大致记述的内容分为两部分。首先，以自己少时学书的切身体会，介绍了清代中晚期镇江地区极为推崇的书家，并对他们的书风一一作出点评。撰写此文之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颠沛流离、留寓大西南，因为思念故乡镇江，盼望抗战早日胜利能够重归故里，所以这篇书学文章中饱含着浓浓的乡情。在浓厚的思乡情绪中，追忆他童年所知、所见的镇江书家，情到深处寥寥数笔，对书法人物的书风议论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其次，该文着重分析文人读书与书法的关系，强调了人生内在修为、读书和学养对书法品格形成的重要性，并以此阐明柳诒徵自己的书学主张，即写好字必须读好书的道理。与笔者长期坚持与阐述“书法是通人之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柳诒徵《京口书人述》一文的开场白即开宗明义：“清以书取士不工书不能入词馆世遂以翰林皆工书矣。然殿廷考试，绳以格律。舆选者往往不工书。移文卷白摺之书于扇头函札，犹不失绳尺。至为楹帖若榜书，辄局促如辕下驹。更无论碑版矣。楷书之外，行草分隶篆籀，皆所不习。”[2]可见清代科举对楷书书法要求极高，书写工整的楷书，是科举必不可少的书法技巧。除熟读四书五经外即使一名乡间秀才也必须写一手馆阁体的好书法，为进一步晋升仕途做准备。但因为殿试时只绳以格律，无须行草、隶书和篆字，所以士子也就不练习其他书体了，直到登第后有的人才致力于此。他接着说：“所见吾乡以甲科入词林者皆不工书。三百年中，以工书膺高第，惟王梦楼先生一人。”[3] 而王梦楼先生即乾隆时期镇江籍官僚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授编修，擢侍读，曾随翰林侍读全魁至琉球视事，官至云南临安知府。擅诗词、工书法。著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辞官后归隐镇江，自此无意仕进，潜心佛学。王梦楼的书法作品流传较多，在现今的各大博物馆、展览和拍卖会上时常可见。王文治书法取二王晋唐书风，学宗赵孟頫，书学观念又根植于董其昌书法审美思想，以个人之见颇为甜俗。清中期以后的碑、帖之争，实则上是无结果的争论，仅个人审美趣味尔。乾隆时期镇江地界还有一颇有书名却少有记载的人物——潘振翼。潘振翼，字傅天，丹徒人，诸生。以书名闻一时。其子潘恭寿、潘思牧皆以书画名闻乡里。笔者曾收藏有乾隆时期潘振翼临《兰亭序（定武本）》一册，字体俊逸、文气盎然。王梦楼应该和潘振翼同为友好，早年即以书入画指导过潘振翼之子潘恭寿，使其成为后来“京江画派”的代表人物。鉴于其名望，王梦楼已然成为有清一代、乾隆以来京口书坛第一人。

柳诒徵在《京口书人述》中对道光、咸丰、光绪年间，京口本邑（镇江）书法艺术尚佳者李雨人（承霖）、韩叔起（弼元）、顾偃蹇、顾森甫（勋年）、周伯义等人的书法多有提及。他们或“经寸行楷出入颜欧”，或“得力于道因（法师）碑”，或“惜海内无人知此名手也”。甚至讲到“森甫勋年，居鄂时以其手迹付装池，杨星吾见之，乃大惊异，谓其书奄有包慎伯、何子贞之胜，而非包非何，洵豪杰之士，而惜海内无人知此名手也”。[4]此处所讲“杨星吾”之人，即晚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金石学家杨守敬是也。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星吾号邻苏，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幼年习商同治元年(1862)举人曾官黄冈教谕加中书衔光绪六年至十年随黎庶昌出使日本。由于其带去了大量六朝碑版拓本。这些资料使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书家大开眼界。刻雕版师木村嘉平、书家日下部鸣鹤、汉学家冈千仞等人，都和杨守敬建立了友谊、交流密切、互有切磋。由此在日本汉学界和书坛掀起了“杨守敬旋风”，进而对日本近代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文中所述包慎伯即包世臣（1775—1855），安徽泾县人，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清代学者、书法家。嘉庆二十年（1815）举人，曾官江西新喻知县。包世臣学识渊博，喜兵家言，治经济学，对农政、货币以及文学等均有研究。何子贞即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猿叟（一作蝯叟），湖南道州人，晚清著名诗人、画家和书法家。何绍基是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咸丰初为四川学政，曾典福建等乡试。后为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山长。柳诒徵惺惺相惜地对京口书人顾森甫加以评述，借杨守敬之口说其书法有包世臣和何绍基之胜，但“而非包非何，洵豪杰之士”，却因不为海内外人士所知而感到惋惜。甚至讲到外邑书法大家赵之谦、邓石如、李梅庵、端方等，也是褒奖有加。出于对碑学兴起的敬重，给予“多见碑版名迹”者以赞美，尤其是对“幼时所亲炙者，有茅北山恒，孙永之维祺两先生”也多有评价。回忆起自己的恩师，有“茅专工颜书，参以柳，诚悬法度谨严。师之者不堕颜书重拙之病”之言，道出练习书法的真谛。而对“于时盛行欧底颜面之说，又或嗜隋碑。茅皆力斥之。故与当时不合”[5]的评述也是丝丝入扣，反映出碑学兴起后，书风的变化和激烈争论。文章中还大讲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文襄）主政湖北，如何礼聘练碑版的本邑书人吴冠琛赴鄂“缮摺奏”。而张之洞本人工书，书法苏轼，也擅“米体”，笔力遒劲，俊迈豪放，跌宕有致，为时人所重，吴冠琛赴鄂后“遂亦仿张书”。张之洞能聘吴冠琛赴鄂，说明吴冠琛书艺之重。而论及“近人作张文襄年谱，未之及也”，表达出聘吴冠琛赴鄂未能入张之洞年谱的某种叹息。

柳诒徵在《京口书人述》中论述广泛：“京口旗人籍辉山崇僕，亦攻北碑，逆入铺收，无一笔隋唐楷意。张文襄试两江师范教员，冠其军。文襄故不善六朝书，而拔辉山”，又带出“李梅庵先生尤极称之”。李梅庵者，即清道人李瑞清(1867—1920)，清末民初教育家、美术家和书法家。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江宁提学使、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江苏布政使等职。“辉山尤抗志独行。今日两江师范师友外，无人知其名矣。”[6]柳诒徵感叹除了两江师范的师友外，已经无人知道“辉山”其人，对一代书法名流就此陨落、不为人知表达出痛失之情。柳诒徵认为练习楷书和书法固然有科举的因素，但也不全是科考的原因，“习书成风，虽非考试所尚，若篆籀草隶，且以兼擅为贵矣。夫政府风尚所趋，固足以鼓励一世之心理，倾向于此。而一世之心理为政术世风所束缚。或不足以尽人之才。而且足以为病。论清代书者，即病其以小楷限人。故虽大书家，不能脱卷摺气，即无宁解放之为愈”。[7]科举所倡导的馆阁体小楷在柳诒徵看来实则是流于俗弊的大路货，因为“病其以小楷限人”，有的大书家因为受到小楷的限制，脱不了“卷摺（科举考试的考卷）气”，所以能够“篆籀草隶”才为贵。当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废科举、建学堂，书法所遇境况在百十年前，经历了怎样大的变化。“顾自科举既废，学校不尚书法，而解放之效亦未见，何哉？”为什么发出“何哉”二字的感叹，实则是感怀自己早年遇到了好的老师和父亲的教导，所以自诩自己的书法“笔性天成”。他甚至调侃，对于一般学者而言，不必苛求其成为书家，只要“横平直竖”就可以了。就这一点而言，放到今天这样的感慨颇也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时事在变，碑学兴起、西风东渐，柳诒徵以其年少之时即受高人指点之气场，千言之文，字里行间在褒奖乡里书家的同时又充满忧患，表明了书法面临的困境和对书法的态度。从《京口书人述》中的论述可以看出清中期碑学兴起后，柳诒徵对待北碑与隋唐楷意的好恶，与此同时似乎又复活了许多早已被历史湮灭的书法家。

二、朱廷琛、范用宾、黄树森其人及所书扇面考析

《京口书人述》一文，以史代论，说的是镇江一地的书法及人物评价，管中窥豹、夹叙夹议，所涉书学理论具有精深的学术价值。柳诒徵说：“一邑在全国之中，弹丸黑子耳，百年之间，书人项背相望。”他将镇江一地和他曾经去过的兴化地方“书人”的境遇作出比较：“见其邑人为草书，多得藏真、孙虔礼胜境。写北碑，亦有过赵之谦、陶仲云者，世多不知之。”“其艺能过绝于人而淹没不彰者，何可胜数。”这一段话也是祝嘉先生重点疏证的内容之一。说的是乡邑书人，能够写“北碑”的人，也有超过当时书法名流赵之谦、陶仲云的，但世人却大多不知道。其实，历史浩瀚无际，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沧海桑田，才子佳人无数，即便史志和乡邦文献偶有零星记载，难免一鳞半爪。而尚书法者更是无数，我们能够记得者又有几人？能入传者又有几人？学术前辈陈寅恪先生著有八十万字《柳如是别传》，笔者受其启发。一红颜中人，和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相比，柳如是的身份、文名和地位无法相提并论，但陈寅恪感念其女流之辈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气节，为她以八十万字树碑立传，这就诱发笔者对《京口书人述》中所述及人物追根溯源、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研究兴趣，或许能够梳理出书学理论的某种意味和补充书学史的某些不足，进而填补书法史学史的空白。

清代因为科举考试，士子和文人书法普遍崇尚馆阁体。柳诒徵在《京口书人述》一文中论及了小楷和小楷书写者，而且阐述了小楷之所以广为重视的理由：“篆隶北碑皆嗜古者为之。与考试无与，县府学政之试，及书院官师评卷，皆只重小楷。故乡里之工小楷者，曰戈竹林兆奎、朱叔献廷琛、吴绍周冠琛、何稼孙长庆，皆为庠序所称。吴又习魏碑。魄力过孙永之。”[8] 所谓“庠序”，古指地方书院和塾学，后也泛称学校或教育机构。这段话的大意是，篆、隶、北碑，都是嗜古者为之，与科举考试无关。县考和乡试，以及书院里的老师评卷子，都只重视小楷。柳诒徵重点提到专攻小楷的京口邑绅有戈兆奎、朱叔献、吴冠琛和何稼孙，因为擅写小楷，他们的书法为教育机构和官师所称道。柳诒徵又对吴冠琛习魏碑大加赞赏，认为他的书风“魄力过孙永之”。说及孙永之，相关书法史文献绝少论及，柳诒徵曾经在一篇名为《记早年事》的文章中谈及他：“回思幼时得书之难，历历可数，初学小篆，请教于两舅挚友孙永之先生，孙先生于四体书工力甚深，尤熟于《说文》，教吾习篆必先读许书，其时舅家仅有石印朱而镇城书肆无售者，闻邻塾张藻文先生有徐氏系传，请借阅之，张先生以吾年幼，不知惜书，谓是书可以借阅，若姑持一册归，俟一册毕，再借第二册可也。”[9]依据柳文所知，孙永之为其两舅挚友，“四体书工力甚深”。而且借“邻塾张藻文先生”的《说文》抄录，“吾借得是书，乃于常课外，穷晨夕力钞之，惟恐既还某册，不可再借也”。柳诒徵的后人柳曾符先生所编《柳诒徵年谱简编》中讲到柳诒徵“十三岁舅氏常应书院试，先生乃试学做诗，为乡先辈李恩绶所赏识”。并接着有记述：“乡先辈孙永之（字维祺）工篆书，先生尝学书篆隶，孙永之告以当先习《说文》，通晓六书，因向张贻百（字藻文）借得《说文系传》逐字抄录，并以篆字将《尔雅》白文写出。”[10]孙永之工篆书在乡邑名重一时，所以柳诒徵小小年纪跟他学篆书，并有所获。因此，柳诒徵先生之《京口书人述》，述及的人和事，确实为镇江书法人物立下一传又一传，记为后人所敬仰，为书法史平添了精彩的一页。

古人谓之“秀才人情纸半张”，指的是过去读书人常常以书法或者书画相赠，一笔娟秀的书法文字是文人的面子，诗文辞赋唱和，一方面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另一方面也有些戏谑的味道。古时文人大多落魄和穷困，在街市“鬻文卖字”更是大失体面的事情。精读《京口书人述》之文，柳诒徵先生讲到了镇江晚清时专攻小楷的戈兆奎、朱叔献、吴冠琛和何稼孙，为当时的乡人所推崇，并没有详细传记可以细考。无巧不成书，不久前笔者就觅得一帧由朱叔献、范用宾、黄树森合写的扇面（图1），单就这帧扇面的书法名头，以及书法水平和市场价值而言，不足以言重。甚至卖家还要不断追问笔者为何要买下这件他们认为无名头的书法扇面。殊不知结合阅读《京口书人述》之文后，对扇面书法中朱叔献一人首先展开文献和资料系列查询的乐趣，已经超越这帧扇页的经济价值。除了网上有一副对联外，朱叔献的声名犹在，他的书法小楷却全无踪迹，或许此件扇面书法可能是能够见到的朱叔献小楷极少数写本，由此这帧扇面的学术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颜体书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及朱叔献等人馆阁体书法扇面刍议(2)

图 1 ˉ 朱廷琛、范用宾、黄树森其人及所书扇面 ˉ 约 1896—1897 年前后

朱叔献者即柳诒徵所著《京口书人述》中提到的“朱廷琛”。关于朱叔献，柳诒徵在《京口书人述》一文中仅仅提到一人名而已，并未做出更深入的推介与评价，一句“皆为庠序所称”，似乎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了。朱叔献究竟为何人？有专门阐述名人尺牍的文献中曾提及有“朱廷琛致李恩绶札”（图2）。李恩绶（1835—1911），字亚白，号丹叔，晚号讷盦，丹徒人，清末附贡生。自幼聪颖好学，诗文闳深奥衍。文献有记述李恩绶不袭浮藻，以是科举不利，遂橐笔壮游，以教馆、作幕、鬻文卖字自给。李恩绶是清末镇江文坛耆硕，一生著述颇丰、年高硕德。朱廷琛能和李恩绶这样的人交游，柳诒徵又能为其擅书小楷而着墨，可见文名相当。朱廷琛，字叔献，晚清时期丹徒人，有说他生活时代不晚于光绪初年，至民国早年仍然在世，有说他曾经在上海生活。因为书艺精到，又因生活所迫混迹于十里洋场，常为人题诗、题字为生。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颜体书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及朱叔献等人馆阁体书法扇面刍议(3)

图 2 ˉ 朱廷琛致李恩绶札 ˉ 年代不详（出自《清代名人手札》）

提及朱叔献的生平文献和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较少，2018年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朵云四季第17期拍卖会——中国书画（一）”中曾经出现朱廷琛（叔献）题为“不除庭草含生趣，静养池鱼识化机”的对联（图3）。另有朱廷琛泥金书法扇面（1906），在2018云南典藏二十三周年庆典拍卖会图录中出现（图4），可以较为全面地观赏到朱叔献书写扇面的风貌。但在一本名为《海上尘天影》的小说中却有大量有关朱叔献的描述。通常来讲，小说一般不作为学术引证材料，但该小说是以作者个人亲身经历所写而成，就有了一定的旁证意义。《海上尘天影》作者署名：梁溪司香旧尉。司香旧尉即晚清民国年间著名的通俗文学家、诗人邹弢（1850—1931），字翰飞，号酒丐、瘦鹤词人、潇湘馆侍者，江苏无锡人，曾任《苏报》主编，晚年执教于上海启明女学。《海上尘天影》作为小说，据作者自叙，完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摹照《红楼梦》的笔调而写，除了活色生香的生活描写，其中夹杂的诗词歌赋倒也写得文采斐然。邹弢（司香旧尉）光绪十八年(1892)在上海结识妓女汪瑗，两人情深日笃、两厢厮守。光绪二十年(1894)邹弢赴湘，开始创作《海上尘天影》。光绪二十一年(1895)返回上海时，汪瑗已嫁人从良，往日的温情之所已经人去楼空。《海上尘天影》当时已完成52个章节，因心上红颜知己汪瑗别嫁他人，邹弢故将原稿悉行删改，又续增数个章节作结，易名为《断肠碑》。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韩秋鹤就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而女主角即海上名妓汪瑗。邹弢在《海上尘天影》第七回“彩虹楼兰生初访艳久安里仲蔚共寻芳”，说到“桃源里”见碧霄，看见屋内“旁一副冰纹笺，七言欧字对，系镇江朱叔献写的，写得骨老气苍。其句云：云拥灵鬟螺蘸碧，风回仙袂鹤凌霄。房中一个匾额，是吴冶秋写的彩虹楼三字，外边壁上挂着改七香画的八幅剑侠图”，而在《海上尘天影》四十五回中又有：“柱上一副盘龙石青地金字对联，系丹徒朱叔献撰写的，句子是：离合本无端，何去何来，往事试赓新乐府；笑颦皆幻相，即空即色，前因重证广寒宫。”《海上尘天影》一书写的是市井社会，但花费在场景描写上的笔墨则细致入微，既有房中改琦的八幅剑侠图，又有朱叔献写得“骨老气苍”的对联。其中，小说谈到朱叔献的地方不下五处，而且都标明他是丹徒人或镇江人。小说中还有描述主人公与朱叔献的书信往来，又有请他写对联相赠他人的情境。虽说是小说，但邹弢是依据自己的现实生活而写，它的纪实成分颇高，而且又是写在晚清这个时期，说明朱叔献在当时的上海滩也是有些声名的。算作旁证，也印证了朱叔献曾经在上海生活的可靠性。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颜体书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及朱叔献等人馆阁体书法扇面刍议(4)

图 3 ˉ 朱叔献对联 ˉ 年代不详 ˉ 2018 朵云四季第 17期拍卖会 —— 中国书画（一）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颜体书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及朱叔献等人馆阁体书法扇面刍议(5)

图 4 ˉ 朱廷琛泥金书法扇面 ˉ 1906 年 ˉ 2018 云南典藏二十三周年庆典拍卖会图录

扇面书法的另一人是范用宾。关于范用宾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多。《江苏艺文志（增订本）·扬州卷》就有记载：“范用宾，字观亭。清甘泉人。凌雯孙。同治九年（1870）举人，以大挑得知县，改就教职。其祖道光间负文学重名，晚年亲课用宾读，喜其聪慧，以一砚授之。后用宾登贤书，绘传砚图，以为佳话。曾与纂光绪《甘泉县志》。卒年70余。”而《扬州晚报》曾经刊登一篇名为《竹西九老雅集瘦西湖》的文章，对范用宾有更为详细描述：“范用宾（1833—1905前后），字观亭，同治九年（1870）举人，以大挑得知县，后改教谕。世居邵伯，光绪七年（1881）迁居郡城大十三湾方宅，斋名小岁寒堂。工吟咏，曾与臧谷结消寒社，集于小岁寒堂，拟题分咏，共9人，各咏9首，得81首，由臧谷辑为《消寒分咏诗》。其祖父范膏庵，极负文名，同治三年（1864），主广陵书院讲席，晚年亲课其孙范用宾，喜其聪颖，以一砚授之。范用宾登贤书，绘《传砚图》，遍征题咏，一时传为佳话。曾参与纂修《光绪甘泉县志》。《芜城怀旧录》卷二载：范用宾著有《小岁寒堂诗》四卷、《扬州竹枝词》一卷。”[11]相关记述在民国时期的《甘泉县续志》卷24中有一小传，甘泉为清代县名，隶属扬州府，后并入江都县。范用宾与扬州地区同时代诸多诗友均有唱和，他的身份也与湘乡曾国藩和常熟潘文熊所记身份相符可以佐证。曾国藩大名鼎鼎自不用说，而潘文熊是光绪三年（1877）的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辞官归隐后曾经在扬州、镇江等地书院任山长和主讲，颇具文名，和近在咫尺的朱廷琛与范用宾有诗文交往也是情理之中。

而另一书法作者黄树森（桓伯）的记载少之又少，仅在拍卖信息中见其有黑地金粉馆阁体小楷书写扇面一帧。即便是用古籍库查询，也仅仅在光绪十五年刻本《湘潭县志》中，得一“黄树森”[12]姓名尔。在另一文献中查询又有一称之为黄树森者，曾经官至广西巡抚，仔细考据和辨析，字号对不上，这两处的“黄树森”恐怕是此黄树森非彼黄树森也，与扇面上的黄树森（桓伯）无关。但《续丹徒县志》书前《民国十七年续修丹徒县志纂辑姓氏》中有“采访黄树森（桓白）”之记，应为此人，因此猜测黄树森（桓伯）应为丹徒人，民国十七年（1928）续修丹徒县志时还当在世。历史上丹徒、京口、南徐等名称实则上是镇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称呼，虽有疆域的某些变化，但大致范围变化不大。为何分属镇扬两地的朱叔献、范用宾、黄树森能够合写一扇？其实，镇江和扬州两地语言相似、生活习俗相近、文化交流频繁，中国美术史上扬州画派、京江画派曾经风靡画坛，文人间诗文辞赋的交流也留下不少佳话。

书写扇面的朱叔献、范用宾、黄树森这三人均为镇江、扬州一代名士，而多是用标准的馆阁体小楷写了扇面，风格相近。清代晚期镇江通商口岸和码头是长江两岸重要的交通枢纽，为了更好地研究这帧扇面的书法人物，笔者选择重点从范用宾的人物考辨入手，寻得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完成了这帧扇面的学术拼图。有关“范用宾”，江都有一名叫朱毓麒的地方学者在自媒体公众号“江都史话”上有专题研究。他在《文负重名的竹西九老会之一范用宾》一文中考据说：范用宾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但卒年不详。范用宾是邵伯名士范雨村之孙。有关史志记载，范雨村（1791—1875），字膏庵，世居邵伯。17岁即入本地教育机构受业，得到多位学界前辈和名家指点，可谓是学有根柢。他曾游历梁、燕、蓟、吴、越等地，是一位饱学之士。其间范雨村应试二十次，均屡试不中，只能义命自安放弃仕途。其时，一代大儒、硕学望重的阮元返回故里扬州，见范雨村有真才实学，便聘其“延课诸孙”。古文中“延”有聘请、邀请之意，也就是聘请范雨村来教自己的孙子。咸丰元年（1851）地方举贤良方正，范雨村果断拒绝了。“范用宾光绪七年（1881）才迁居到扬州，其时祖父范雨村已故。范用宾虽然出身在书香门第，读书也聪慧灵敏，但和他的祖父一样，在科举之路上依旧是举步维艰，直至同治九年（1870）才在乡试中中举。范用宾终于‘登上贤书’，圆了他祖父为之奋斗一生的梦，算是光耀门楣的一件大喜事。”[13]根据多篇文章转述，范用宾祖父生前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以科举进仕，并曾授以一好砚。范用宾珍爱有加，特地请人绘制了一幅《传砚图》，并遍征题咏，以为一时佳话。可是范用宾一直未能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大挑知县。所谓“大挑”，是清乾隆以后的定制，举凡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可以挑选其中一等的以知县录用，二等的以教谕任用。大挑6年进行一次，目的是让举人们能在仕途上有一个出路。名为“大挑”，其实挑取的标准不在才学，而在形貌与应对。相传挑选时有一个“同田贯日气甲申由”的八字诀，即面貌长方形的为“同”，面貌正方形的为“田”，身材高大的为“贯”，身材匀称的为“日”等。范用宾作为知县任用后，又改任教谕之职，即县里主管学务的官员，并充官学的教师，执掌文庙祭祀等。但不善为官的他，最终还是回到家乡。光绪三年（1877），甘泉知县徐成敟组织编写了《甘泉县志》。光绪六年（1880）桂正华任甘泉知县时，感到原编县志编校未精，活字印刷脱漏太多，便请范用宾主持对原县志复加厘定，重新刻版印刷。范用宾在对原县志进行补编修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经过充实的《甘泉县志》前列原志，后列续志，继为新增，再作补遗，并重附了绘有甘泉四境、县城、县治、古迹、建置的13幅地图，计24卷，使该志更为完善，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认可。光绪三十一年（1905），范用宾还主持续修了《范氏族谱》16卷、24册。在家乡期间，范用宾常与一班文士、好友吟诗作赋。在自己的“小岁寒堂”里，他还与徐啸竹、程少枚、方汝霖、赵小山、臧雪溪等9名友人组成“消寒社”。每集会时，拟题分咏，每人9首，每会81首，集为《消寒分咏诗》。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五日，范用宾等德高望重的9位扬州诗人还举行了一次盛会——“竹西九老会”。范用宾将9人诗赋集成《竹西九老吟》，开雕问世。这次九老雅集，有人将它与唐会昌五年（845）白居易洛阳里第的九老会相媲美，认为“古今合辙难矣”，成为载入扬州文坛历史少有的一次盛会。[14]

此扇面写于何年？由于扇面书写者朱叔献、范用宾、黄树森等三人都没有写明年月，仅有范用宾署“时六十有四”，根据前文已经考据了范用宾的生平，假如范用宾生于1833年的立论成立，他所署“时六十有四”，就极有可能此扇面写于1896年或1897年。笔者之所以花费诸多笔墨考据、论述范用宾在文坛的佳话，为的是从一个侧面印证朱叔献等人的文化地位，也是用范用宾的落款确定书写年份。他们横跨扬子江两岸，同为文坛好友，同工小楷、尚馆阁体，成为众多士子仰慕的书法引领者。可见馆阁体书法对当时参加科举的士子要求极高各位应试的士子除熟读四书五经、撰写“策论”外必须写一手好的馆阁体小楷。其实，参加科举考试，为防止作弊，考卷呈给评阅考官评卷前，都要有专门的誊录人员誊录好，再呈考官披览。所以，誊录人员也要写一手好的小楷。大文豪苏东坡在《论书》中曰：“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15] 清中期学者钱泳也有道：“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小楷在古代文人间的诗词歌赋交游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写一手秀美的蝇头小楷，是其人生具有高度学养的一个典型标志。当然，书法理论家研究得出结论，明清两代对馆阁体的要求是不同的，其中隐含着有渐变演进的过程。明代的馆阁体一般又称之为台阁体，台阁体更多的是二王和赵体书法的融汇，但是清代的馆阁体更多地融入了董其昌书法的美学趣味，此帧扇面的意味不言而喻。

然而，此帧扇面亦有令人难以判断和匪夷所思的疑惑之处。扇面中段有两处是范用宾的小楷书写，奇怪的是，两处落款时用的印钤并不是范用宾的名号印，而是同钤一印谓之“子鸿氏”。而且，钤印过程中有一方印还被颠倒了。经查在范用宾的字与号中没有“子鸿氏”一说。同时代在扬州城里，叫“子鸿”者仅一人，即是在晚清扬州地界俗称“个园五公子”的黄锡禧。黄锡禧，字子鸿、勺园，号鸿道人、涵青阁主，斋名栖云山馆，是大名鼎鼎个园主人黄至筠之五公子。黄至筠（1770—1838），又称黄应泰，字韵芬，又字个园。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原籍浙江仁和，因经营两淮盐业，而入籍扬州府甘泉县（今江都），清嘉道年间为八大盐商之一。黄至筠与晚清著名富商胡雪岩一样同为“红顶商人”，赐正二品顶戴，又钦赐盐运使司盐运使，诰授资政大夫。黄至筠在扬州建有一所园林别业——个园，是迄今为止扬州保存最完好的一所盐商私家园林，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齐名，是中国园林的典范之一。而其五子黄锡禧活跃于同光年间，正好与范用宾同时期，他曾经师从吴熙载，尚风雅、长诗文，他的许多私印都是吴熙载所篆。“子鸿氏”一印的倒错，会否其时黄锡禧也在书写之场，范用宾正好没有带印，是黄锡禧拿出自家印的文人戏谑之举？仅为揣测，不足以信。

三、朱叔献等人小楷书法扇面内容点校与考辨

柳诒徵先生在《京口书人述》中强调了写好字必须读好书的书学主张，认为个人学养是书法风格形成的内涵所在。他在《京口书人述》中云：“书，艺术也，故必本于天才，而清人之攻书与不攻书者，又有一事为之基焉，则读书是也。天资，先天也；读书，后天也；徒有后天而无先天，仅求艺术之长，故不能工书。然其不工也，犹自有读书人之意味在；而其工者，则融冶书卷，发挥性天，巍如泰山乔岳，浩如长江大河，穆如清风，矫如游龙，涩如漏痕，洁如折钗，其得力于碑版者半，得力于经史诗文半或大半焉。此论书、论世者所不知也，海内大贤无论矣。”又云：“盖未有不读书而工书者也，不读书而专术之于书，书匠也。”“读书固不专为作书，然欲振兴书学，其必自振兴读书始乎。”[16]他将书法看作是艺术，故必然本源于书者的天才。而读书是基础，天资与后天努力是一对辩证关系，所以“融冶书卷，发挥性天，巍如泰山乔岳，浩如长江大河。”特别是讲到“不读书而专术之予书，书匠也”，为今天某些书家为技巧而技巧的书写方式，早在七八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警示。此文发表之后，在当时的文化界和书法界引起了不小反响。今天读来，仍见其理真言明。

点校朱廷琛、范用宾、黄树森所书扇面，似乎成为印证柳诒徵书学理论的明证。最右侧文字由黄树森所写（图5）：“《墨薮》张旭云，吾闻褚河南曰用笔如印沙泥，始不悟，后于江岸，见沙地平净，遂以锥画字，媚好可爱，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沈着。法书苑僧怀素常从邬彤受笔法，颜鲁公问素，何所得？素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尝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云、惊蛇入草，遇壁坼路，一一自然。厚夫仁兄大人雅正。桓伯弟黄树森。”《墨薮》一书，是由唐代韦续所编著的早期书法著作，辑录了唐以前各种书体及其始作者，论述了各时期的书家及其书法特色。黄树森引用了《墨薮》中“张长史十二意法第十一”所载张旭的话：“后闻于褚河南公用笔当须如印泥画沙，始而不悟，后于江岛，见沙地平净，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围绕着褚遂良书法用笔“用笔如锥画沙”的议论展开，透露书人书写藏峰于笔端的要领。后一句则出自清代《佩文斋书画谱》中收录陆羽《怀素别传》中节选《唐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的典故：“怀素与邬彤为兄弟，常从彤受笔法。彤曰：‘张长史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自是得奇怪，草圣尽于此矣。’颜真卿曰：‘师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拆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17]特别是“痛快处如飞鸟出云、惊蛇入草”一句，点出书法写到神来之笔之境界和神韵。

图 5 ˉ 黄树森书写内容

扇面中间段范用宾题写了两段文字（图6）。一曰：“诸公迹寓市朝，心游江海，访奇交于千里，惜良辰于寸阴。常恐孤负琴书，荒凉山水，于是脱屣人事，鸣棹川隅，言追挂犊之才，用卜牵牛之赏，边生经笥，送炎气以濯缨，郝氏书囊，临秋光而曝背，似过缑山之客，还疑星汉之游。愿驻景于高天，想乘霓于缩地。繁丝乱响，凉酎时斟，戏翔羽于平沙，钓潜鳞于曲浦，乘流则逝，不绝忘归。——厚夫仁弟姻大人属。观翁范用宾书，时六十有四。”“诸公迹寓市朝”此句出自唐朝诗人卢照邻《七日绵州泛舟诗序》。《庄子·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居江海之上，心居心乎魏阙之下，奈何？’”成疏：“公子有嘉遁之情，而无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之上而隐遁，心思魏阙下之荣华。”此处反用其意，因为“心游江海，访奇交于千里，惜良辰于寸阴”，而谓诸公身在朝，而心在野的隐遁之意。“常恐孤负琴书，荒凉山水，于是脱屣”一句，用的是《汉书·效祀志》中的典故：申公言皇帝成仙登天，“于是天子(武帝)曰：‘嗟呼! 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所谓“屣，小屣。脱履者，言其便易，无所顾也”“鸣棹川隅，言追挂犊之才”用的是《新唐书·列传第九·李密》：“ (李密) 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于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越国公杨素适见于道，按辔蹑其后，曰：‘何书生勤如此?’密识素，下拜。问所读，曰：‘项羽传。’因与语，奇之。”[18]“用卜牵牛之赏，边生经笥。”所谓笥（sì），即盛饭或衣物的方形竹器。东汉学者边韶，以写文章著名，字孝先陈留郡浚仪县（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19]曾经官为北地郡太守，入朝授尚书令，教授学生几百人。这段话的大意是，边韶很有口才，曾经白天假卧，学生们暗暗地嘲笑道：边孝先，大腹便便，懒得读书，只想睡觉。边韶听到了，巧妙地回答道：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可嘲出何典记？让嘲笑他的学生，惭愧得无地自容。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边韶的才华敏捷。“送炎气以濯缨，郝氏书囊”出自《世说新语·排调》：“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20]“临秋光而曝背，似过缑山之客”一句来源于《列仙传·王子乔》：“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高首焉。妙哉王子，神游气爽。笙歌伊洛，拟音凤响。浮丘感应，接手俱上。挥策青崖，假翰独往。”“愿驻景于高天，想乘霓于缩地”。则源自《神仙传》五《壶公》：“(费长)房有神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也。”“心游江海，访奇交于千里”又何尝不是每一个文人的理想境界？范用宾随即又有补题：“昔人有倒用司农印以征兵者，彼之倒印，出于有心，余之倒印，出于无意。虽情有不同，而倒用印章，则非自我，作古也。大雅谅之。”这是对前一路题写倒用印章的补题。“倒用司农印”出典于《旧唐书·段秀实传》：“及韩旻追驾，秀实以为宗社之危，期于顷刻，乃使人走谕灵岳，窃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骆驿得符，军人亦莫辩其印文，惶遽而回。”此处的补题，范用宾还不忘用典，释怀了笔者在范用宾落款下为何会出现一印为颠倒印的疑问。为何出现这方“子鸿氏”钤印？却是研究此扇留下的最大谜面。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颜体书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及朱叔献等人馆阁体书法扇面刍议(6)

图 6 ˉ 范用宾书写内容

精研《京口书人述》一文的主要动机确实是受朱叔献其人引发，因此朱叔献所写内容就成为这次研究的重点（图7）。朱叔献在扇面上写道：“李人龙‘高仰亭’诗云：‘郭外探幽缓步寻，平分月色到空林。四周天覆星同转，一笠亭孤山更深。冷露暗香花的的，轻烟圆影树阴阴。倚阑几度添吟兴，此夕清光千载心。’又曹德赞句云：‘四幕云山一笠亭，最宜秋月透圆灵。高悬灏宇天磨镜，俯看雄州地建瓴。雉堞参差生远碧，龙潭浩渺漾空青。此间合与琼楼近，夜半时闻桂子馨。’亭在桂阳城北二里，故八景有‘高亭夜月’之目录奉。厚夫仁兄大人雅正，叔献弟朱廷琛。”朱叔献由读李人龙原诗《高亭仰月》而抒情。李人龙，字虎文，一字云从，号灵川，桂阳州（今桂阳）人，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举人，善诗文，有《万轴堂文集》《云从诗集》。著录于《沅湘耆旧集》。清雍正四年（1726），张明叙修《桂阳州志》，李才敏、李人龙、何泂、李琼林、王嘉坚、黎明、王有庆纂。其后，又集曹德赞诗句而抒怀。曹德赞(1775—1853)，字仲襄，号翊庭。直隶桂阳州人。清代文学家、教育家。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繁昌知县。《桂阳直隶州志》载：纪昀时兵部尚书，诗赠翊庭，传为佳话。乾隆壬子年（1792），十七岁负笈岳麓书院，师从罗典，与1805年科举状元彭浚同班。曹德赞主持鹿峰书院近三十年，在湖南教育史上有“北有岳麓欧阳厚均，南有鹿峰曹德赞”之说。而据《桂阳直隶州志》载：“州北二里为高仰亭，旁有古松，虬干龙鳞，殆数百年物，俗称六朝松，旧志以高亭夜月为州名胜。迤左为接官亭，咸丰中毁于寇。”六朝松的来由可能是南朝吴均《赠王桂阳》笔下“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的松树。朱叔献以李人龙的“高仰亭”诗引发感慨，抒发文人心中“何当数千尺”松柏之性情，显得格外高逸。黄树森、范用宾、朱叔献所写扇面题给“厚夫”大人，只有范用宾以六十四岁之身，题称为“厚夫仁弟姻大人属 ”，而黄树森、朱叔献均以“厚夫仁兄大人雅正”署之，从中又看出范用宾的地位更高。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颜体书法，柳诒徵京口书人述及朱叔献等人馆阁体书法扇面刍议(7)

图 7 ˉ 朱叔献书写内容

黄树森、范用宾、朱叔献扇面题文所书写内容，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文辞高远。既涉及经学史志的梳理，又有典籍考据的辨析，反映出清代文人对史学理论和书艺技巧的自由驾驭。研读《京口书人述》，总结了如何从前辈那里汲取营养，提炼书法书写之境界和妙语，也恰好是对《京口书人述》中强调“不读书而专术之于书，书匠也”的很好回应。柳诒徵在《京口书人述》一再强调：“清以书取士，不工书不能入词馆，世遂以翰林皆工书矣。”朱叔献、范用宾、黄树森所写扇面均为标准的馆阁体，时为士子和文人所重。今天我们再以书法艺术之眼光看待馆阁体，不免觉得匠气。几乎所有近代书法史有影响的书家，开始都受馆阁体影响较大，大都从欧、颜入手，经此严格训练，楷书方面的基础扎实。许多人自碑学兴起后，又转益多师，从汉唐魏晋，到米南宫、赵之谦，师古不泥古，完成了从生拙到成熟，从纤巧到凝重，从感悟到变通的过程。清中后期有成就的书家，都是摆脱了馆阁体的束缚，变得厚实遒劲，才在书坛留下名声。譬如，书法不能算精的晚清状元张謇，少时为科举即习书法，后外出求学，入幕府、魁天下，兴办实业，一刻也未离开书法。他曾师桐城派名家、曾门四子之一、碑学泰斗张裕钊。后又研习“拨镫法”。所谓“拨镫法”，自唐以来就有不同解释，清代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云：“书有拨镫法。镫，古‘灯’字，拨镫者，聚大指、食指、中指撮管杪，若执灯，挑而拨灯，即双钩法也。”张謇本人还汲取了恩师翁同龢的行楷书风，博采众家之长，才摆脱了馆阁体的匠气而自成一格。张謇在书法上的成就和地位虽不能与翁同龢、罗振玉、郑孝胥、吴昌硕、梁启超等人比肩，但其能在晚清民国之间享有书名，占一席之地，也是一段书坛佳话了。

综上所述，对柳诒徵所著《京口书人述》一文的研读，让我们认识了许多早已被历史所淹没的书法人物，并对文章提及的清中期以来镇江地区书法人物进行了考据和梳理，结合过往书法界的学术研究成果，弥补了过往书法史中研究的某些不足。同时，以《京口书人述》为依据，围绕碑学与帖学产生的争论，回望清代碑学研究兴盛后，文人士大夫崇尚练习北碑对书风的影响，深化了柳诒徵的书学理论研究中对书与学的态度。特别是通过光绪年间朱叔献等人书写的馆阁体扇面为个案和切入点，针对朱叔献、范用宾、黄树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生平考据，并对朱叔献等人书写扇面的小楷书法和书写内容进行点校、引证和研究，论述了清代文人的内在学养，以及馆阁体书法在科举中的作用和对文人书法的影响。再一次印证了柳诒徵所说：“读书固不专为作书，然欲振兴书学，其必自振兴读书始乎。”[21]清晰地阐明了读书与书法的关系，从而真正认识到《京口书人述》一文的学术价值和书法流变史的史学史意义。

注释：

[1]李友昌：《抗战促进巴渝篆刻的发展》，《大观周刊》2011年第16期，第183、229—229页。

[2]柳诒徵：《京口书人述》，载中国书学研究会编辑《书学》第五期，文信书局印行，1945，第1页。

[3]同上。

[4]同上。

[5]同上书，第2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3页。

[8]同上书，第2页。

[9]柳诒徵：《记早年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镇江文史资料》（第十七辑），1990，第214—236页。

[10]柳曾符、柳佳主编《柳诒徵年谱简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第346—372页。

[11]《竹西九老雅集瘦西湖》，《扬州晚报》2013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