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职差遣制度变化：宋代官员的优厚待遇一一恩荫制度

宋代官职差遣制度变化：宋代官员的优厚待遇一一恩荫制度三，冗官耗费国家大量财力，加重对人民的盘剝。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宁，交争于元佑、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佑诸公开之也。……一唱百和，惟力是视，抑此伸彼，惟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或波流无定之宇”。党同伐异，互相排挤，危害至大。宋代恩荫泛滥，大开幸进之门，幸进之门既开，冗官冗吏便大大增加了。真宗咸平四年（1001），”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宋初”三班例员只三百，或不及，天熹后，至四千二百有余，盖十四倍。元丰后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总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宋仁宗时，宋祁曾经感叹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机构臃肿，官员冗滥，形成了庞杂的官僚群和腐朽的官僚政治，弊病丛生：一，官员冗滥，不

恩荫是封建帝王对官僚的一种特别恩赐。让高级官僚的子孙亲属受恩荫而当官，也是科举考试之外的另一种任用官吏的方法。恩荫任官，始于西汉，称作”任子”，到唐代又有所发展，而宋的恩荫比之前代更加泛滥。第一，宋代官僚受恩荫的权力和机会大而且多。汉朝规定二千石以上官员任职二年，只能任一子，唐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只准荫及曾孙，五品以上准荫及孙。但宋代，台省官六品以上，其它的官五品以上，每三年南郊大礼时，都有一次”任子“的机会，每次品级最低的荫子或孙一人；品级最高的可荫六人，不拘宗人、外戚、门客，以至”医人“（家庭保健医生）。

此外大臣致仕时有”致仕恩泽“，可荫若干人。如宋真宗“王旦卒后，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宋恩荫之滥”）

第二，宋代恩荫名目繁杂，无严格规定。”艺祖初定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必尝豋朝，历两任然后得请，不请者则不补矣。太宗淳化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转品，即许更荫一子，而奏荐之广，自此始。仁宗庆历年间还规定”凡荫长子孙皆不限年”，因此，出现了”未有子而移荫他人”，”尚嬉竹马，已一获荷囊，未应娶妇，已得任子”的现象，甚至还有”恩荫并听其鬻卖”的现象。既可以移荫他人，又可以听其出卖，宋代恩荫之乱，确是十分突出。

宋代恩荫名目之繁，人数之众，以及范围之广，实为前代所罕见。由恩荫得官的人数在官吏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比科举考试入仕更快、更易。

宋代恩荫泛滥，大开幸进之门，幸进之门既开，冗官冗吏便大大增加了。真宗咸平四年（1001），”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宋初”三班例员只三百，或不及，天熹后，至四千二百有余，盖十四倍。元丰后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总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宋仁宗时，宋祁曾经感叹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机构臃肿，官员冗滥，形成了庞杂的官僚群和腐朽的官僚政治，弊病丛生：

一，官员冗滥，不负责任，因循保守，一切按祖宗章法办事，这是宋代官僚政治中突出的弊病之一。李沆在真宗时被称为”无口匏”，意思是说他很少发表意见，真宗曾问他”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他又尝言：”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比少以报国尔”李沆在当时称为”圣相”，尚且如此，可见吏治的因循苟且。当时居高位的官僚极少能至公至忠，图国忘身的，只是“但行文书，不责事实，但求免罪，不问成功。前后相推，上下相蔽”。他们在习惯势力的轨道上滑行已久，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宋仁宗时，河北贝州军校王则起义，仁宗几次派兵前往镇压，但结果失败。因此”忧形于色，怅然曰：相公枢密，日上殿来，无一人与国家了事者何益“。从恩荫得官者，更多是纨绔子弟，谈不上办事能力，”荫补者免试注官，多不习事，以致失职“。王夫子说：”宋初，吏治疏，守令优闲。……倜傥任情，日事游宴，……而不以民瘼国计课其幹理也“。

二.，官员过多，遇事互相推诿，争权位，排斥倾轧，党派斗争特别剧烈，这是宋代官僚政治的另一个弊害。宋代的士大夫的党派之争，多属意气，并无一定政见，往往为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纷争不已。王夫子也说：”朋

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宁，交争于元佑、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佑诸公开之也。……一唱百和，惟力是视，抑此伸彼，惟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或波流无定之宇”。党同伐异，互相排挤，危害至大。

三，冗官耗费国家大量财力，加重对人民的盘剝。

宋哲宗”元佑初年，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由恩泽而叙迁”或”恩科命官”过滥，结果正是北宋王禹偁说的：“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

宋代统治者原想通过恩荫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统治力量，但是随着恩荫的过滥，冗官冗费不断增加，机构臃肿，吏治败坏，统治力量迅速下降，加速了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这都是宋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