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过滤器不工作了？被信息超载困扰
为什么过滤器不工作了？被信息超载困扰所以，我们很快就发明了一系列技术来帮助我们。这些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类：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尽管大部分我们使用的工具其实是结合了两者。算法技术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记忆能力和处理能力，从浩瀚星云般的数据中寻找出答案。而社交工具则将我们朋友们的选择，作为指南，帮助我们寻找到感兴趣的东西。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信息量过载而又过载，我们并没有“同比例地”感受到信息焦虑、颤抖或者忐忑不安。信息超载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问题。托夫勒曾指出，在《未来的冲击》出版之后的三十年里，信息超载是一种个人经历的心理症状，令他们感到困惑、失去理性、沮丧不已。不过今天当我们谈论起信息超载，我们不再将它看作一种心理病症，而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环境。而令我们深夜难眠的，并非是担忧如此众多的信息会令我们精神崩溃，而是担心我们无法得到自己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当然，如今看来，上面的那些声音都像是小题大做。他们不过是把自己脸
对这个现在称为“信息超载”的东西，我们已经抱怨了很长时间。早在1685年，法国学者亚德里安·贝雷特（Adrien Baillet）就写道：“我们有理由担心，书籍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大量增加，将会使得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变得如罗马帝国陷落之后的那些时代一样野蛮。”不过，这种认为信息会令文明陷入毁灭的想法，在数次的文明劫难之中一直存续下来，倒也令人欣慰。
德尼·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
贝雷特并不孤独。1775年，第一部现代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写道：“只要时间世代延续，书籍的数量就会一直增加。”所以，“人们可以料想，这样一个时刻终会来临，那时人们从书中学习东西，都像是从浩瀚的宇宙中直接学习一样困难。”而且，担心会被皮面装订的书籍之海淹死的，并非只有法国人。1680年，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写到，他担忧“一直在增加的多得可怕的书籍”终有一天会令我们再也无法找到任何东西。当然，这种担忧并没有阻止他往那多得可怕的书籍之中增添自己厚厚的著作。从来没有人因为担忧书籍过多而放弃著书，从来没有过。
如果我们乐意，我们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候。公元前4年左右出生的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Seneca）写道：“一个人拥有数不清的书籍和图书馆，书多到他穷尽一生连书名都读不完，这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多的书，对于学生没有任何教导意义，只是负担。”1642年，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an Amos Comenius）也抱怨，“书籍已经变得如此寻常……就连最普通的乡下人和妇女，都对书籍熟悉起来。”
当然，如今看来，上面的那些声音都像是小题大做。他们不过是把自己脸向下淹在了一个小水坑里。在我们的时代，信息超载以超过任何一种最可怕的预测的力度向我们袭来。就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出炉的两年前，研究人员提出的预测还是0.3泽字节。两年，这一数字以飞天般的速度上升到了3.6泽字节。0.3泽字节和3.6泽字节之间的差别，是地球上所有沙子数目的十倍——尽管这些研究，或许也只是为研究者如何量度信息描画了一条难以想象的鸿沟。
不过没有关系。不管这些《战争与和平》的拷贝连起来有多长，也不管你怀着多么良好的意图，反正这个夏天，你很有可能不会去读其中任何一本。那么，就算它们连起来能从太阳到冥王星跑15个来回又有什么关系？过载的过载，还是过载。反震都要淹死，在10英尺深的水中淹死，还是在10^{21}英尺深的水中淹死，重要吗？
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一次提出“信息超载”的概念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信息量过载而又过载，我们并没有“同比例地”感受到信息焦虑、颤抖或者忐忑不安。信息超载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问题。托夫勒曾指出，在《未来的冲击》出版之后的三十年里，信息超载是一种个人经历的心理症状，令他们感到困惑、失去理性、沮丧不已。不过今天当我们谈论起信息超载，我们不再将它看作一种心理病症，而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环境。而令我们深夜难眠的，并非是担忧如此众多的信息会令我们精神崩溃，而是担心我们无法得到自己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
所以，我们很快就发明了一系列技术来帮助我们。这些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类：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尽管大部分我们使用的工具其实是结合了两者。算法技术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记忆能力和处理能力，从浩瀚星云般的数据中寻找出答案。而社交工具则将我们朋友们的选择，作为指南，帮助我们寻找到感兴趣的东西。
技术将会继续发展。这本书的重点也并非在于技术。相反，我们将会一直追问一个不同的、但却更加根本的问题：这种新的信息超载，是如何影响了我们曾经最基本的认知策略，即通过做减法来获取知识（konwing by reducing）？
不是信息超载，而是过滤失效
如果信息超载一直都存在，那我们是如何应对的呢？互联网学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这样说：“不是信息超载（的问题），而是过滤失效。”
如果我们觉得对信息不堪重负，那意味着我们的过滤器失效了。解决方法是去修复我们的过滤器。舍基还指点给我们一些精密复杂的工具，尤其是那些基于我们的社交网络、通过聚合朋友的意见选择而工作的社交过滤器。
舍基的这个论断，意在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新旧时代的连续性上面来，并为这场热火朝天的讨论带来一丝平静的声音：我们不应该担心信息超载，因为我们一直都处于过载状态，只是方式有所区别罢了。然而，当我跟他请教时，舍基却毫不犹豫地指出，新的过滤技术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知识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更是如此。一些旧式的知识机制，比如报纸、百科全书、教材等，其权威性来自于它们为其他人过滤信息这一事实。而如果我们的社交网络是我们新的过滤器，那这种权威就从遥远的专家那里，转移到了我们所熟悉、所喜欢、所尊重的人所构成的这个网络上。
尽管我同意舍基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在新旧过滤器之间，仍然有另一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区别。
如果你在镇图书馆采购委员会工作，每年的任务就是从海量出版的书当中选择少许值得购买的读物。多亏了你，以及你所咨询的那些专业资源——比如那些已经提前审阅了新书的期刊，图书馆的主顾们不会在图书馆里看到那些怪异的食谱、写得乱七八糟的个人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就像报纸的读者不会看到那些用蜡笔写给编辑的疯狂的信。但是很多决定都很难做出。就算你预算足够，你也没有那么多空间装下每一本值得购买的书。这就是传统的物理过滤器工作的方式：他们将一堆东西分成两堆或者更多堆，每一堆都截然不同。
而在线世界的新式过滤器则不同，它们去除的是点击次数，而非内容。那些没能通过数字过滤器的内容仍然在网上，你找到它们所需要的点击次数没有改变；而那些通过数字过滤器的内容，离你的距离只有一次点击。比如，当《巴尔的摩科技新闻观察家》（Baltimore Science News Examiner）的玛丽·斯皮罗（Mary Spiro）在她的博客上贴出“你不能错过的8条播客”时，她把每一条播客的链接都放在了博客上。不过，那成千上万条没能通过她过滤的科技播客，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到也许你需要点击12次，才能找到塞尔默·布林斯约德（Selmer Bringsjord）的“认知科学在超计算时代还能生存吗？”这条播客没能通过斯皮罗的过滤器，但是你仍然能够找到它，而这和图书馆员或者出版商拒绝了一份手稿是不同的。也许关于布林斯约德的搜索结果在谷歌搜索中排在第100万条，但一个不同的搜索引擎可能就会把它推到第一条。就算不是这样，你也可能从朋友的邮件中或者别人推荐的十大榜单中，找到它。
搜索引擎的“向前过滤”
现在的过滤器，不再是过滤掉什么东西了。它们是向前过滤（filter forward），把它们的过滤结果推到最前面。而没能通过过滤器的东西，你也可以在后面看到它们，找到它们。
将这与本地图书馆的做法作一比较。2008年，美国有275232本书出版，比1990年增加了30倍。但显然，当地的图书馆，不太可能为了适应书籍的这种增长，而扩容百倍。相反，图书馆只采取了一种非常实际的策略，忽略那些每年都蹭蹭上涨的书籍数目。它们采用的过滤方法就是，对书籍增加带来的知识的巨大增长视而不见。因此，通过图书馆获取知识的读者们，其知识的增加并没有和知识实际的增长保持同步。但是在网上，即使我们抛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搜索引擎给出的结果，也会比我们当地图书馆里所有的书都要多。从我们的问题开始，每一个链接，都指向了另外一组链接，如同瀑布层层叠叠地延展开来。搜索“信息超载”这个词组，谷歌给我们列出了300万条结果。
一直以来，知识都多得令我们难以全部了解，不过，现在这个事实狠狠地甩在了我们面前。现在，我们知道了，有太多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全都知道的。而这也产生了一些后果：
社交过滤会产生“filter bubble效应”
首先，虽然无可奈何、但也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旧有的机制已经无法满足过滤要求，因为现在的任务过于宏大了：镇里图书馆采购委员会需要增加多少人手，才能过滤网上数万亿的页面？我们需要的，是新的过滤技术，能让这海洋般的信息洪流不再仅仅依靠厨房里那小小的滤网来过滤。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过滤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社交过滤，它们借助于我们社交网络中那些明显或隐晦的选择，为我们挑选出最有用的、或是最有意思的东西。这些技术，简单的如脸书网站的点“赞”功能（或者 Google 的“ 1”），朋友们借此可以提醒你他们喜欢的项目；还有必应的个性搜索功能，基于你在社交网站如脸书上的信息来提供个性化搜索结果；复杂的则有如亚马逊的算法推荐，通过将你的网络行为与其他人的网络行为模式比对，然后为你推荐与你“个性相投”的书籍。
其次，我们每次上网都会遇到如此多的信息，这告诉我们，过滤系统再怎么利用社交网络、再怎么新奇，也没有一个过滤器能够给我们提供恰好是我们需要的全套知识。因为，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第三，不好的东西也太多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愚蠢可笑的观点堂而皇之地提出来，严肃认真地被讨论；而那些严肃认真的观点，却被人视为愚蠢可笑而不得重视。当然，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决定权在我们，但是也很难避免某种程度的绝望，因为传统的权威失去了力量，而新的技术、新型的权威机制，却还没有完全定型。网络可能没有让你我变笨，但是看起来它的确让一大群其他人变笨了。
第四，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至少它让我们如此怀疑到——不论何种观点，网络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正如信息超载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事实，同样地，另一个事实就是：分歧永远存在。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就连那些我们最深信不疑的观点，也可能是禁不起辩论的，虽然有证据显示（我们将在随后讨论），网络更加强化了我们本来的立场。
第五，网络的过滤体系是向前过滤（filtering to the front），这产生了一个比较奇特的后果。图书馆采购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关起门来工作。公众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书架上那一排排的书，除非偶尔有争议产生，促使这些过滤过程进入公众视线：为什么不能增加一些西班牙语书籍，或者为什么有这么多男人的传记？而在网络上，新式的过滤器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从最本质上来说，新过滤器就是链接。链接不仅在网上随处可见，它们还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谷歌的排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谁链接到了什么。一个博主链接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她。过滤本身成为了内容。
第六，过滤是格外关键的内容。过滤器增加的那些信息——“如果你正在研究超计算和认知科学，这些页面很重要”——本身就是公开的，我们能够看到，而且它们还会和其他的页面以及其他的过滤器链接。新的向前过滤的结果，是一个日益聪明的网络，它们会带有越来越多的触角，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过滤方式，并理解我们找到的信息的意义。
所以，过滤器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以前它们是减少信息量，将没有通过过滤的东西隐藏起来，而现在，它们是增加信息量，将整片信息深海展现在我们面前。就连我们用于处理信息超载的技术，也告诉了我们，在我们的过滤结果之外，还有太多我们竭尽全力也无法全知的东西。在知识过载面前，我们再也无处可遁。
做書摘选自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购买
作者: [美] 戴维·温伯格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译者: 胡泳 / 高美
出版年: 2014-12-1
页数: 372
定价: 42.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汉唐阳光人文图书
ISBN: 978720308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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