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故居实拍，狮子山下的莫别村

杨虎城故居实拍，狮子山下的莫别村小车在山间穿行，前方的雾霭、烟岚在慢慢地移动、聚集着，越走越浓。待车子驶到白猛孔时便拐向了乡道。期白路乡的乡道愈加的崎岖难行。依据车载导航，车子连续不断的左转、右转，右转、左转，转了约个把小时，终于抵达了莫别村。但师傅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小莫别村，还不是我们所要去的杨增新故居的所在地大莫别村。翌日一早，一辆出租车依约来到我们所在的宾馆，接上我们，沿着个旧、建水、开远东南方向快速奔驰。期路白乡的莫别村在蒙自东南约五十多公里的大山深处。开车师傅是位女士，一路向我们介绍着这里的风土人情。车道两旁皆是满山的翠绿，路边的一株株枇杷上结出的果实上均罩着一个个外壳。师傅介绍说，那是为了防止蚊虫叮咬而罩上去的。庚子年1月17日，我们结束了在腾冲、瑞丽、芒市的滇西边境游后，返回昆明。离开旅行团后，我们又乘动车前往了云南中部的蒙自市，以了却多年未实现之愿望，即能够拜谒一次杨增新故里。蒙自市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

狮子山下的莫别村

-----杨增新故里寻踪

杜雪巍

一.走进莫别村

庚子年1月17日，我们结束了在腾冲、瑞丽、芒市的滇西边境游后，返回昆明。离开旅行团后，我们又乘动车前往了云南中部的蒙自市，以了却多年未实现之愿望，即能够拜谒一次杨增新故里。蒙自市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面积有2228平方公里。

蒙自市是一个县级市，是中国的石榴之乡，也是云南过桥米线的发源地。从昆明抵达蒙自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抵达蒙自市的当天，我们便搭车赶到客运站，欲当天赶到莫别村。但去客车站一问，早晨发往期路白乡的班车已发走，下午便没有了再去期路白乡的班车。

因临近春节，我们必须得在春节前结束在云南的旅行。何况当时还只是中午二、三点钟，距离傍晚还有很长时间。但没有班车，我们就只能选择在蒙自市住宿一晚，翌日一早租车前往莫别村了。

翌日一早，一辆出租车依约来到我们所在的宾馆，接上我们，沿着个旧、建水、开远东南方向快速奔驰。期路白乡的莫别村在蒙自东南约五十多公里的大山深处。开车师傅是位女士，一路向我们介绍着这里的风土人情。车道两旁皆是满山的翠绿，路边的一株株枇杷上结出的果实上均罩着一个个外壳。师傅介绍说，那是为了防止蚊虫叮咬而罩上去的。

小车在山间穿行，前方的雾霭、烟岚在慢慢地移动、聚集着，越走越浓。待车子驶到白猛孔时便拐向了乡道。期白路乡的乡道愈加的崎岖难行。依据车载导航，车子连续不断的左转、右转，右转、左转，转了约个把小时，终于抵达了莫别村。但师傅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小莫别村，还不是我们所要去的杨增新故居的所在地大莫别村。

原来期白路乡竟有两个莫别村，小莫别村和大莫别村。两个莫别村之间相距不远，也就有了大小之分。大概是因为山里繁衍的人口越来越多，原来山间的狭窄地域难以承载，便在不远处的开阔地带又新辟出了一个莫别村。

杨增新故居外景

杨增新故里

二．“杨增新事迹陈列馆”

到了大莫别村，我们停下车来，询问杨增新纪念馆在哪里时，正好问到了莫别村村委会主任的妻子。她们几个妇女正在宅院里分拣收获回来的枇杷，然后给枇杷装箱。村主任的妻子说，杨增新故居的门钥匙在村主任手里，一般人也很少来这里。经她与村主任电话联系后，村委会主任让我们稍等片刻，回来便带我们前去杨增新纪念馆。

我们与莫别村村主任杨波见过后，他便带我们前往杨增新纪念馆。在前往杨增新故居的路上，杨波主人指着杨增新故居背后的那座山说：“你们看那座山像不像是一头凶猛的雄狮？”闻听此言，我们都停下脚步，抬头眺望杨增新故居背后的那座山峦。近看还不觉得，但从远处端详，那挺拔的小山峦还真的神似一头昂着头颅，收起前爪，正欲腾空而起，扑向前方的雄狮。

莫别村的狮子山下

杨增新故里右前方的一管朱笔

走近杨增新故居，即看见在一幢老建筑的第一层和第二层楼中间位置的正中悬挂着“守望天山：杨增新事迹陈列馆”的牌匾。看到这块牌匾，我立刻就想到，这个陈列馆显然是受了杨镰老师那本《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书的启发和影响才兴建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杨镰博士的那本《《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的确影响很大，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杨增新系封建官僚的简单认识。杨镰老师的那本《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前后已再版过五次，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杨镰老师突然车祸离世后，我曾主编了一本《这次远行有些远：杨镰纪念文集》以示纪念。当时《中国图片:丝路观察》杂志推出了一个“杨镰纪念小专辑”。当我正准备编撰杨镰纪念文集时，杨镰老师的夫人张颐清老师也正好收到了十多篇纪念文章，其中包括杨增新远在加拿大的嫡孙杨绍萁先生的一首诗。

在酝酿、主编这本《这次远行有些远：杨镰纪念文集》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也计划编辑一本纪念杨镰先生的书，侧重于杨镰在学术方面的卓越贡献。而我主编的这本《这次远行有些远：杨镰纪念文集》，多是杨镰的生前好友的一些纪念性文章，侧重于亲情、友情方面。面对这种情形，张颐清老师经与社科院文学所领导商议后，便将她手中的十余篇纪念性文章全部转交给了我，也使我得以顺利结集成书，最后由新疆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

走进杨增新事迹陈列馆，里面立着一尊杨增新雕像，面向着整个展馆。陈列馆主要是以图片为主，辅助以文字介绍，详细介绍了杨家的历史迁徙、沿革；以及杨增新一生的丰功伟绩。

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1381年，明朝军队征服云南后，迁徙大批内地人前往边关云南。杨氏家族的祖辈杨达被明廷任命为云南建水知县，杨家遂从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举家迁到了云南建水，后又迁至蒙自县，几百年来，繁衍、延续至今天。

根据《杨氏家谱》记载：杨达育有一子杨濂，杨濂又生重乔，重乔又生子纪元、纪鑫。杨纪元又生三子，即增龄、增新、增炳。杨增龄育有一子杨应南，任过新疆墨玉县知县。杨应南又育有四子，即绍彪、绍时、绍荣、绍波。而杨增新育有五子，即杨应乾（娶妻刘若金）、杨应坤、杨应艮（黎体贞）、杨应桓（女）、杨应廉（女）。长子杨应乾又育有杨绍鑫、杨绍珍、杨绍萁（竹字头）。再往后就是杨家的第八代、第九代传人了。

杨波介绍说：期路白乡是一个苗族乡，莫别村是一个由汉、苗、彝族组成的村落。村民以种植烤烟、枇杷，三七为生。村里现种植有三四千亩枇杷。整个莫别村大概有一百七十余户人家，约700余口人，80%都姓杨，都属于杨家的后人。而整个莫别村村委会则有三千余人。眼前这座杨增新事迹陈列馆是2015年由蒙自市下辖县、乡两级政府分40万、80万元两次投资120万元建成的。杨增新这座老宅原来是一幢四合院，正好座落在狮子山下，杨氏老宅的右前方是一管朱笔，正前方乃一尊砚台，风水极佳。

莫别村的狮子山下

村主任杨波还说，莫别村的枇杷种植还受惠于杨增新。是杨增新将枇杷的种子，从别处引进来的。对这一点我有些疑问，因为新疆根本不盛产枇杷，而且杨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根本没有回过莫别村。显然是杨增新的子女遵照杨增新的旨意，从别处将枇杷的种子带到了莫别村。

站在“杨增新事迹陈列馆”前，我们向前方望去。陈列馆的右手正前方，是一座笔直平整的小山峦，恰似一管朱笔摆放在几案，正前方不远处是又一座小山峦，山峦顶端整齐平整，俨然似一方砚台。让我一下想起了杨增新曾说过的一句著名的话：“治理新疆，靠我一管朱笔和一个脑袋就足够了！”看来杨增新当初说出的这番话，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也充分说明，一个人所出生的地理环境对其一生的成长，以及性格养成还是有着某种暗示意义，并已进入了他的血液里。

“杨增新事迹陈列馆”里面的布展、陈设分为几个单元，即杨增新家族的渊源；杨增新在甘肃、宁夏的为官经历：杨增新在新疆十七年的为官经历；家族亲友的书法，条幅作品等。

杨波主任说：杨氏老宅是莫别村一幢最宽敞、建筑最好的一幢房子，建国初期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一直是村里村委会的办公产所，也曾是村里小学的办公场所。现在杨氏的直系后人都已经散居到了世界各地，很少有后人再回莫别村了。陈列馆旁边的偏房位置也有一排房子，但因年久失修，已经拆除了，地基尚存。杨氏老宅四合院现在仅剩下了一排老宅，经过修缮后僻成了“杨增新事迹陈列馆”。

杨增新的父亲杨纪元，中举后，没能中得进士，而是在清政府大挑中被选为了学政。杨纪元先后任职于云南曲靖府陆良县的学政，三年任满后，其又调任了楚雄府担任教授一职。为了孩子们的教育，杨纪元自到曲靖府陆良县任职起，就一直把杨增新三兄弟带在身边，自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也就从杨增新五六岁起，杨增新便离开了莫别村。直到其赴京参加会试，中得进士后，再回到莫别村成亲，而后带着新婚妻子赴陕甘上任，其间父亲去世后，杨增新回籍丁尤守制27个月，然后再到新疆任职十七年，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莫别村。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杨增新在莫别村也就生活过七、八年左右的时间。杨纪元曾育有三子，即杨增龄、杨增新、杨增炳。杨增龄后来在赴北京参加会试时，病逝于北京，葬在北京一个叫董坟的地方。杨增新去世后，也葬在了北京昌平。不知道他的墓地距离杨增龄的墓地有多远。

位于北京昌平的杨增新墓

《蒙自县莫别村--杨氏家谱》序言中说：“杨氏家族是书香门第，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后世儿孙当谨遵祖训，将家族的传统一代代继承下去。”

父亲杨纪元去世后，长兄为大，杨增龄去世后，老二杨增新已在新疆任职都督、督军。在1914年12月12日时任新疆督军将杨增龄所遗家产分为了四份，给了杨增龄的几个兄弟姊妹。电文中说：“我拟将祖遗及汝父所遗财产，除还账赎田及汝妹出奁费外，作为四股分汝弟兄四人。各管各业，各立门户。汝等当自勉力，各人立志，吾老矣，不能再为人做马牛矣。”（引自《叔祖杨增新启十四年十二月六日》电文）

杨纪鑫和杨增龄的后人均居住在蒙自县城的大井巷和大寺巷，是当时蒙自县的周、王、杨、侯四大名门望族之一。

村委会主任杨波曾带领杨氏后裔在莫别村旁边的山里，找到了三座被盗挖的坟茔。现在三座坟墓前，仅剩下了坟墓的幕墙和三座斑驳陆离的墓碑。那三座墓碑分别是杨家周太夫人、罗太夫人和张太夫人的，最早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

杨家祖坟的被盗挖，恐怕这也是造成杨增新最终没有魂归故里的原因吧！

漫步狮子山下“杨增新事迹陈列馆”故居前，我反复默念着杨增新那句名言，“治理新疆，仅靠我一管朱笔和一个脑袋就够了！”杨增新的这番豪言壮语或许是过于自信了，新疆纷乱时，也确如杨增新所言，靠他的一颗脑袋和一只朱笔就够了，但是在新疆和平时期，这些还够么？

由此，杨增新一生的种种过往也俨如放电影般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河西走廊

三.杨增新宦历陕、甘

杨增新（1864年3月6日-----1928年7月7日）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莫别村，其字鼎臣，号荩臣。其光绪十四年（1888年）戍子科中举。次年，巳丑年联捷成进士，签分甘肃，由中卫县升署河州知州、知府。

光绪十五年，杨增新返回云南蒙自时已是25岁，正值年轻韶华，他须先回家乡迎娶父亲为其婚配的妻子，然后赴甘肃上任。

清时官员赴任无论多远是没有任何预支费用的。杨增新雇不起车辆，只能牵着一头毛驴步行至甘肃。杨增新在前面走，新婚的妻子骑在驴背上。从云南中部到甘肃，遥迢约二千三百公里，杨增新就这样一步步丈量着满清国土的幅员与辽阔。

当风尘仆仆，一路疲惫的杨增新夫妇跋涉到天水税务所门前歇息时，偶遇了一位故旧送了一笔路费给他，他才得以乘坐驿车，到达兰州。到兰州不久，杨增新被任命为渭源县知事，实际负责平远县的工作。但他还未上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杨增新便被宁夏将军钟泰调去勤王。

所以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增新初入仕途，先后出任了渭源、天水、中卫县知事，虽然任职时间都不长，但却充分展露出杨增新过人的治事能力与才华。

这期间，杨增新的父亲去世，他回乡丁忧27个月。丁忧期间，杨增新提着小篮去集市购买菜食，俨然一幅农家田园生活情态。

光绪十九年（1894年），杨增新丁忧期满返回兰州后重归到陕甘总督制下。《新疆风暴七十年》说，宁夏将军钟泰奉命募军勤王，他知道杨增新精明干练，便让他负责全军的营务兼管带一个营。杨增新白天操练士兵，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整理书写文书。“裁决如流，钟大赖之。”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结。战事结束，杨增新也率部返回兰州，其出任中卫县知事。

中卫县的民族、宗教、教派成分复杂，对于刚入仕途的杨增新来说，及时、果断、稳妥的处理“河湟事变”后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教派问题，让社会尽快安定下来，是需要一定的治事才华和智慧的。杨增新在很短时间内，便解决了中卫县十分棘手的教派纷争问题，社会秩序也很快安定了下来。中卫县的巨大变化很快引起原新疆巡抚、后升任陕甘总督陶模的注意和器重。这当中自然也少不了宁夏将军钟泰的极力保荐。由此，杨增新很快被提升为营务总督。

杨增新认为，中卫县的经济落后，教派纷争，皆缘于文化的落后。文化落后又因为教育的落后，民众愚昧，民智不开，根本原因仍在于教育的落后。于是，杨增新身兼数职，兴办书院，教授当地回、汉士绅子弟入学就读。一时间，中卫县尊师重教、兴办教育蔚然成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陕甘总督撤销了深受“河湟事变”影响的民生凋敝的中卫县，杨增新返回省府，旋即被提升为河州知府。

此时，河州回乱初平，“荆天棘地，百废待兴”，仅在河州驻扎的部队就有魏中丞的湘军、牛总兵的豫军、陕甘固原提督雷正绾的部队、甘州提督董福祥的部队，总数相加不下数百营，成了河州很大的治安隐患。杨增新周旋于几支部队中间，没有厚此薄彼，军民和谐，相安无事。尤其在处理汉回纠纷矛盾时，杨增新的处事均能让各方接受且满意。

杨增新事迹陈列馆展陈的杨增新著作

河州原有一个荒芜已久的凤林书院，杨增新便捐出自己的俸银对其进行修葺，并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后来，他又增设了龙泉、爱莲书院，邀请当地的饱学之士前来任教，极大改变并营造起河州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社会风气。

杨增新在河州一干就是五年，赢得了一个“杨青天”的美名。河州乡民争着给他立“德政碑”、建生祠。 “杨氏治河州简直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恩威并进，爱民如子，尤其办学校，兴道路，浚水渠，垦荒地，河州民众咸德弗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杨增新政绩突出，才智卓越很快升任道台。当时各省均在厉行新政，陕甘总督松籓便派杨增新到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去考察学务，并聘请教员来甘肃创办高等学堂，接着又创办了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等学堂。创办这些学堂，杨增新均亲自编写章程、拟定规则，规定课程，筹划训练，处理人事。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杨增新不仅表现出出色的治事才能，而且还各种事务应对自如，有条不紊。由此，甘肃省教育的繁荣均得益于杨增新当年的积极筹划。当时，杨增新身兼各学堂的总办，且兼办统捐，巡警等职，兼管九项差事。每天身上并排带着九枚印章，办不同的事用不同的印章，并且还接待宾客，亲自书写文书，处理政务，迅速、快捷，桌案上从不留下积压的文牍。闲暇时间，他还去书院讲学、读书。当时杨增新时值壮年，精力过人，且勤政、爱民，遂得以很快升任。

原本大度豁达、处事严谨、勤快，廉洁自持，大公无私，且有着很好声望的杨增新在甘肃政界是有着一个很好前景的，但这一切却因为陕甘总督升允的上任而改变了。升允身边围着一群嫉贤妒能的小人，他们对杨增新大肆诋毁。所以升允对杨增新极不信任，逐渐与其对立起来。杨增新非常苦闷，无所事事，慢慢郁闷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与杨增新同在甘肃为官后调去新疆任藩司的王树枏很快了解了这一情况，便向新疆巡抚联魁建言，将精明干练、学养超群的杨增新奏调来新疆。当时，杨增新已在甘肃为官十八年，多年的历练使杨增新练就了一幅豁达大度的性格。在杨增新看来，既然在甘肃郁郁不得志，还不如去新疆发展呢？！

新疆的山山水水

四．杨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杨增新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巡抚联魁保荐入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其被调任

新疆阿克苏道尹。同年，在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的推举下，历任新疆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1909年（宣统元年），杨增新任阿克苏兵备道，1910年（宣统二年），杨增新为新疆提法使。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前夕，其又调任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成为了当时新疆最有权势的一位人物。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新疆各地在哥老会起事，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了军政府。新疆巡抚袁大化自然了解杨增新的才干，升任其为提刑按察司，后袁大化逃离新疆，杨增新接任督军之职。

1912年（民国元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了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其出面招募骑兵五个营，自任统领。1912年（民国元年）2月，袁世凯代行临时大总统，委袁大化任新疆都督。袁大化不受，保荐喀什道尹袁鸿佑出任。1912年5月7日，哥老会成员魏得喜等人将袁鸿佑予以杀害。有一种说法说，这些哥老会会员是得到了杨增新的收买，进而才刺杀了袁鸿佑等人。但这种说法目前还尚没有得到确认和认证。依照常理，绝无可能。只要看看，杨增新后来对边永福等哥老会会员的处置就可以知道，杨增新怎么可能去收买边永福等人，去刺杀袁鸿佑呢？！

1912年6月30日，已受招抚的伊犁革命党蔡乐善营反水，袁大化又保荐杨增新任新疆都督。杨增新上任即举兵镇压蔡乐善。此前，革命党人冯特民因在武昌宣传革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通缉逃往伊犁，建立新伊军政府。冯特民看中杨增新手握兵符，力荐杨增新为军都督，随即新疆都督府与新伊军政府合作。袁世凯为把杨增新收为羽翼，委其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密令他严防革命党人活动。

就这样，杨增新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农民起义，又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此后到他遇刺身亡的十七年中，虽然他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管辖，但他奉行“认庙不认人”的做法，始终保持着新疆的和平与稳定。

杨增新遇刺前与属下、同僚合影

1914年（民国三年）6月3日，袁世凯废督裁军，杨增新表示拥护，遂被委任新疆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1915年（民国四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杨增新受封一等伯爵。25日，云南军阀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全国响应，杨增新急忙宣布拥护共和制度，表示不参加直、皖、奉三系军阀混战，在督军军署大堂上撰镌悬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新疆局势基本稳定后，杨增新集中精力消除部下异己隐患，羁縻限制各王公贵族势力，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得到社会各界拥戴。

1917年（民国五年）2月14日，云南护国军派到新疆的杨壹，仗着与杨增新同乡的关系，在高级官员中秘密策划宣布独立，杨增新查悉后遂借宴送北京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刘章楹之机，令卫兵在宴席间，枪杀了具有革命思想的副官夏鼎和炮兵营长李寅，逮捕并杀害了杨壹和军装局总办杜国祯、警察厅长刘应福、矿务督办邬铭魁等。杨增新在日记中写道：“知其危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无或姑息。”

为着新疆的和平与稳定，杨增新杀了夏鼎和李寅以后，从此也断绝了他此后回归故里的念头。云南护国军的将士来到蒙自期路白乡，掘开了杨增新家的祖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疆周边的局势更加纷乱，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俄红军和白军大战，众多哈萨克族难民涌入新疆，部分战败的白军也携带武器进入新疆。杨增新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这些难免安置，但又要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对俄国红军、白军的战争，杨增新严守中立，对进入新疆的白匪一律解除武装，进行分散安置，不给苏俄红军越境追剿制造口实。

保境安民杨增新最重要的目标。一方面“攘外”，通过外交努力和英国、俄国签订一系列条约，保证边境的稳定;另一方面“安内”，在新疆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而对嘉峪关以东的内地政治局势，他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决不介入。所采取的“认庙不认神”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内地军阀的混战波及到新疆。

杨增新遇刺前照片

四．同归于尽，安葬北京

1924年，已执政新疆十三年的督军、省长杨增新在给女儿杨应桓的电报中说：“增新老矣，生入玉门关，死又不知何处。吾当忠于新疆，终于新疆！”言语中流露出一缕忧伤、一缕无奈！

没承想杨增新一语成谶。四年后的1928年7月7日，他在出席新疆俄文法政学校举办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 午餐宴席时，突遭枪击，身中七枪，喋血而亡。至此，保境安民，治理新疆长达17年之久的杨增新瞬间殉命，享年66岁。

对于杨增新的遇刺身亡，我们今天看来，应该是属于杨增新的咎由自取。为什么这样说呢？试想如果杨增新后期将新疆政权交到樊耀南手上，应该是新疆人民之福！论及樊耀南的才干，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干才。之所以出现樊耀南刺杀杨增新这样的悲剧，实在是杨增新多年用人政策的必然结果。樊耀南原本就是黎元洪派往新疆准备接替杨增新的一个人选，在他外交署长任上，率先废除了新疆之前与沙俄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在新疆改悬易帜，呈报新疆新政府核心人员名单上，竟然没有樊耀南的名字。在杨增新意识里，处处提防着樊耀南。他可以用樊耀南，但又重用樊耀南，也不放樊耀南离开新疆，始终将樊耀南捏在自己手心里，活活把樊耀南逼疯，进而逼他采取过激行为，设局刺杀了杨增新，最后自己也被诛杀，走上了二人同归于尽的下场。我以为这个责任主要还应该算在杨增新身上。在我们今天看来，说你是人才，也不重用你，但还美其名曰：重视人才！但就是不放你走，让你在他的手心里苦苦挣扎，动弹不得，你会不会铤而走险呢？

天山山脉

杨增新遇刺身亡后，围绕谁是刺杀杨增新真凶的问题仍是疑窦丛丛。虽然杨增新的学生金树仁亦将刺杨凶手樊耀南等全部抓获，并处以死刑，但似乎真正的凶手却另有其人。

罗绍文曾在其《西域钩沉》中推测刺杀杨增新真凶的系军阀冯玉祥。为此，南京政府亦将金树仁予以拘押，金树仁所谓“刺杨真凶”樊耀南的亲属、后人亦在不断向南京政府申诉。那么刺杨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呢？还是留待后人去研究、揭秘吧！

2021年4月18日毕稿

此文同步刊发于杜雪巍《西域的天空》！

作者在”守望天山：杨增新事迹陈列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