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粮田历史真实故事，老韩讲了一个故事

天下粮田历史真实故事，老韩讲了一个故事在门市部买粮时，是要分品种装的。那时的布是按人每年发放布票限制购买的。装粮食的袋子，我们叫“面袋”，是几年每户才供应一个。所以各家各户的面袋补着补丁是非常正常的事。除了白面和粗粮，一个面袋要装两个品种，装了一个品种后，中间捆住，上面再放一个品种。这种面袋是最适合我们孩子背的。那时每月一次的买粮，是一次家里的重大活动。七口人的家庭那时一个月的粮食定量不到二百斤。一般人家买粮有用自行车往回运的，有拿孩子坐的小车运的。我们家这两样都没有，就只有肩膀往回扛了。哥哥们如果不能去的话，那就得姐姐在门市部看着，我和母亲先背回去一部分，再来一趟，将剩余的部分再背回去。购粮本那时是全家的命根子，是城市粮食关系的凭证。有了他，意味着你在城市有一个供给你食物，能让你生存的基本保障。到铁建时，粮食关系马上转到铁建。在古交听一块施工的市政的工友讲，当时就因为粮食关系要转，所以他们没有敢报名到铁建。每个月，凭着这个购

在我们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不少粮食出口国为了本国供应稳定，暂停出口大米、小麦等农产品。这一消息成为宅在家中关注的话题之一。还引发了一阵超市的采购热潮。

昔日的粮店总是热热闹闹（网络绘画图片）

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实施居民口粮分等定量的供应制度。在这个制度实施以前，粮食是在什么地方购买，没有记忆。只知道搬家到了柳巷南路以后，在中校尉营，现在的校尉营小学东面，有一个粮食门市部。门市部的门高于路面，记得是三个台阶。门的西面是一个安装了钢筋栅栏的窗户，这个窗户比正常的窗户要低一些，在窗户的最下面一层，没有安玻璃，而是木板。在靠门的这边木板上有一个形状像以前门洞的缺口，上圆 下面与窗台齐平。里面用两根有槽的木条，充当滑道。一块五合板插在里面，开门营业时，五合板一抽，买粮的人把购粮本递进去，那时是一位男同志噼里啪啦一阵算盘响，交钱，收回购粮本，到门里去称粮。

1993年取消粮票第一天，格外安静的粮店。（照片选自网络）

购粮本那时是全家的命根子，是城市粮食关系的凭证。有了他，意味着你在城市有一个供给你食物，能让你生存的基本保障。到铁建时，粮食关系马上转到铁建。在古交听一块施工的市政的工友讲，当时就因为粮食关系要转，所以他们没有敢报名到铁建。每个月，凭着这个购粮本，到指定的地方领取粮票。粮票是按国家规定的定量发的。

太原市是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地区，市民二十七斤，工作人员和中学生三十二斤，六岁到十岁儿童二十斤。每个月粮食门市部会在外面墙上的一块黑色的水泥墙面上写上这个月供应粮食的比例。百分之三十五的细粮，我们俗称的白面，墙上写的是标粉，后来到了面粉厂才知道，所谓的标粉就是一百斤小麦出八十五斤面粉。按人供应的大概是每月每人一斤大米，一斤小米，逢年过节时，会有一些按人供应的黄米、江米、黄豆、绿豆等等，但大多数是每人半斤。高粱面和玉米面一般情况下自己调节。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家里粮食的紧张，尤其是白面。那时过了春节不到半个月，是妹妹的生日。中午，在母亲蒸窝头的蒸笼里，一圈窝头中间一个白面馒头或者是一个白面包子，那是妹妹专享的生日“蛋糕”。由于我的生日特殊，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但也从来没有对父母亲有过任何的抱怨。

那时每月一次的买粮，是一次家里的重大活动。七口人的家庭那时一个月的粮食定量不到二百斤。一般人家买粮有用自行车往回运的，有拿孩子坐的小车运的。我们家这两样都没有，就只有肩膀往回扛了。哥哥们如果不能去的话，那就得姐姐在门市部看着，我和母亲先背回去一部分，再来一趟，将剩余的部分再背回去。

在门市部买粮时，是要分品种装的。那时的布是按人每年发放布票限制购买的。装粮食的袋子，我们叫“面袋”，是几年每户才供应一个。所以各家各户的面袋补着补丁是非常正常的事。除了白面和粗粮，一个面袋要装两个品种，装了一个品种后，中间捆住，上面再放一个品种。这种面袋是最适合我们孩子背的。

第一次对于自己的口粮有了物质的概念，是在刚过十岁的时候。记得那次我和母亲买粮。母亲把那种中间捆住的面袋放到了我的左肩，手里提了一个装了有一半的面袋，掂了掂，放下了。又看了看地上的面袋，又提起来，压在了我的右肩。我挺直了腰，母亲没有把剩下的背起来，而是看着我摇摇晃晃地走下了台阶，才返回去把剩余的全部压在了她的身上。一路上母亲都在我的后面。我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家。母亲说了一句，俺孩子能把自己的粮扛回来了。我这才仔细看了看我刚才承受的重量，才知道了这就是我三十天的口粮，赖以维持我三十天生命的东西。

特殊时期，社会生活极端不正常。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供应粮食的门市部忽然进入一种紧张到必须排队才能买到的状态。而这个排队，是要连夜去排。在天快黑时，门市部门口就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排好队以后，就会有人放号了，一张小纸片，写着阿拉伯数字。按顺序发完后，这个队伍就不再成型了，可以随意地溜达，几个人聊天。但绝不敢离去。因为隔一会就会有人换号，凭手里的号换取一个新的写着阿拉伯数字的纸片。以前的纸片就作废了。这种做法的直接作用就是排队的人必须一晚上在这里不能离开。

夏天的夜晚还好说，冬天就难熬了。常常是在周围来回转圈，跺脚。有时候碰到胆大的，走老远去搬公家的的炭，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来的木材，点起火，像现在乡下过春节时烧得旺火一样，大家围着，烤着。像我这样的孩子因为没有为这个“热源”做贡献，只有在外围享受一点“余热”。时不时地还得转身，烤了前胸再烤后背。当天快亮时，炭火也差不多烧完了。排队聊天的说天快亮了，天边变鱼肚白了，这时有人让大家看日出。可惜当时的我对于这些都没有想听下去的欲望，好奇的是这些搬公家炭的人真厉害，怎么能算得这么准，刚好烧到天亮，即使被人找来，也没有任何证据。

几年后，到了铁建，每天在工地看到天快亮时的所谓鱼肚白，使劲眨眨眼，不是为了看日出，而是怕自己不留神睡着。那时，偶尔也会想起排队时看到鱼肚白的激动，那是排队快熬出头了，而在铁建，才刚刚是一天强体力的开始。

秋天，门市部会供应红薯，一斤粮票可以买五斤红薯。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有时红薯是敞开了随便买，有时就得连夜去排队。因为红薯是拿粮票买的，所以红薯是要顶主食的。红薯吃多了时肚胀，再多了就得躲着人，因为肛门排气的声音与频率都太强了。当时的少先报曾登载过，红薯是在明朝，当时国外不许红薯出境。一位姓陈的福建人将红薯藤缠在绳子里，抹上泥才从东南亚带回中国，在中国大面积种植，解决了中国人的粮食问题。那时我们班的议论第一个疑问是，那位陈姓的先辈一路上难道就不放屁吗，外国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吃了红薯不肚胀？

在那个年代，粮食不够吃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国家还有一个议价粮政策。每户凭购粮本可以每月每人供应三斤高价玉米面。价格是供应粮定量标准的两倍以上。

那会儿尽管是小学生，但对于议价的议还是理解的，明明是高价，非要写上议价。当时想不明白，特殊时期开始后，议价粮不在中校尉营的门市部卖了，移到了西米市。买议价粮就必须连夜排队。一次排队时，人们随意聊天，我想不明白的问题居然有大人给说出来了。我急忙集中精神，想听听这些成年人的解释。没想到一位同志对着这位提出问题的人一番连珠炮似的攻击。“你什么意思，国家给你的政策错了吗?议价和高价是你看问题的立场有问题，对大好形势看不顺眼。”瞬间，排队的气氛紧张了起来。围成圈聊天的人群一下散开了。火堆中间站立的只有这一位“义正辞严”的革命群众。我的心里一阵紧张，幸亏我没有说出来，同时赶紧趁机往火堆前靠了靠，又一个“邪恶”的想法冒了出来，这位再革命一些，最好把刚才围着说那些话的人吓走，我的排名就靠前了。

我们家孩子多，粮食明显的比别人家需要量就大。我因为上学早，十二岁就考入中学，因此粮食定量就比当时停学在家的同龄人多。在母亲为我们的饥饱而费尽心思时，这成为母亲有时自己安慰自己的一个由头。但也同样招来了一些革命群众的嫉妒。当我听到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时，我第一反应是想起那位黑夜排队买粮时“义正辞严”的成年人，我真想把那位的话从我嘴里对着他们说出来。庆幸的是，我的大脑直至现在，还没有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症状。

那时的饭店买馒头也是要排队的，用粮票来购买的，价格记得是两角五分钱一斤，比买白面贵了百分之四十。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馒头开始不再是纯粹的白面了，掺加上了玉米面，价格没变。即使是这样，买馒头仍然需要排队。不再连夜排队的是买议价粮。议价粮也不再卖面粉，改卖玉米面窝头。那时不懂事的我，感觉卖窝头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连夜排队了，而全然不知家庭的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却多了。再后来。饭店开始买五斤馒头必须买一碗丸子汤，这种变相涨价的做法，那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不过，那时没有物价局，提意见也不知道往哪提。我只知道，带丸子汤的馒头我再也没有排队买过。

到了铁建，驻地马庄的农民，一年分配的口粮二百多斤，加上第二年剩余的种子粮和山药蛋，每人平均一年三百斤左右。听到村民的叙述，我对于以前的口粮忽然有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对于连夜排队时的辛苦和冻饿觉得是应该的了。

那时的粮票是分别按地区印制的。我所见过的面值最小的是上海的半两粮票。地区粮票不能跨地区使用。出差必须到粮食部门凭介绍信换全国粮票。全国粮票是含有食油的。每个人每个月三两食油，须拿上一个月的食油票换一个人的粮食定量的粮票。没有单位介绍信，换不了全国粮票，那就只能在本地区生存。现在有些年轻人外出打工，不管家中老人，我有时就想，如果还实行粮票制度，这些人能跑了吗？

粮票的作用给我的印象太深，我那时经常想，这么一个小小的票证，是谁想出来的，对于社会管理有这么大的作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记载：“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我的古文水平那时是看不懂这些的。这段话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电大学习时，记录在了笔记本里。从当时的宣传材料大意知道这就是秦朝统一中国后实行的粮库制度，“食者籍”就是今天所说的粮本。各县粮库每年上报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和其他费用，都官在核对后。“食者籍”凭此到粮库领取粮食。全国废除粮票制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这个出土文物一下子就给我们理清了粮票是秦始皇发明的，两千两百五十年前的事情，对于老祖宗的做法，还能有怨言吗?

九·一三以后，紧跟着是……。文件上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我拿回家让退休的父亲看了。那句“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父亲惊讶这些语句，在与我聊天时，就我从铁建回来后家里买粮的变化，说粮食的紧张是国民经济的直接反映。政府对于粮食是要有足够的储备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局的领导曾经在一次会上讲过，最紧张的时候，全市的储备粮仅仅够全市人民三天的口粮。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和办法是前无古人的。

父亲的讲述使我对于这种储备充满了一种崇拜的好奇。八十年代末期，我与储备局打交道时，满含着一种探秘的感觉，和他们聊起了战略储备。才知道粮食储备是粮食部门负责管理的，储备局在山西的主要物资是石油。在那几十个巨大的油罐前，震撼之时，想到了粮食的储备应该是更为震撼的。储备局的一位司机师傅，笑我没见过世面，神秘的告诉我，这些油罐里全是航空煤油，航空煤油是可以在汽车上使用的，效果比汽油还好。同时给我画了一个大烧饼，告我多会儿我们自己买车了，这些油罐清库时，刮刮底就够我们用一年了。退休以后，在买车时，不由的想起了这位大我有近三十岁的师傅，三十年前，他就敢想自己买车，也不知道他的这个远大理想实现没有。

八十年代，开始上学恶补。我们学习的中国经济地理，在复习资料粮食一栏里，讲到了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这种被称为“常平仓”的制度，在汉宣帝时就已经开始实行。最令人意外的是在那个一片西方经济学充斥的年代，这个材料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的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实行新政，就引入了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成为美国政府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可能是当时的影响，在复习材料中就这么短短的两句话。这时才知道老祖先的发明创造绝不仅仅是四大发明，也不是哪一届政府，哪一位现代经济学家的先见之明，十几年前对于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崇拜之心瞬间崩塌了。

退休后，和老伴在河北北部自驾游。2015年5月到了蔚县。第二天到了蔚县常平仓。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仓”只有十余处，蔚县这座是常平仓的孤例，有着极高的文物价值。蔚县常平仓始建于明代，原有仓廒（南北朝向的称之为仓，其余为廒）十一座，可储藏粮谷三万五千石。现仅存仓廒各二，和仓神庙、戏楼，东廒辟为博物馆。在这里，又是一个意外，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常平仓制度为外人所用，自己却一无所知大为恼火，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大师的气愤让我想起了我那买粮的艰难，是不是因为忽视这个理论导致那些年粮食的紧张无法确定，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一个这么优秀的理论并且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如果还出现粮食短缺就不仅仅是一个管理问题了。买粮的艰难一下就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无话可说了。

临退休时，因工作出差到了南方，因为我的固执，接待我们的朋友过意不去，给了我一袋当地的红薯干。声明这不是什么高价值的东西。我接过后笑了。四十多年以前，我曾经连夜排队，专门为了买这种红薯干。它是议价粮的一种。买上以后，找到村里的磨坊，一分钱一斤加工费磨成面，掺杂到其它面粉里。这种红薯面是最不好加工的，掺的稍微多一点，面粉发粘，做什么面食都不好做。掺的少了，粗粮的粘性不足，也不好加工。历史真是一个轮回，四十年前我连夜排队才能买到的东西，现在成为一种低价值的土特产。

看到我的笑脸，大家好奇的问我想起了什么。我摇摇头，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又不是忆苦思甜，过去的就过去了，有些事物、有些经历最好不要再让它们回来了。（作者 孙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