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东受伤：刘建东黑眼睛
刘建东受伤：刘建东黑眼睛走下催化塔的。风和雪像是铁板和石子击打在身上，可我早就没有了疼痛感，我背着她，向装置外走着爬着，我的感觉越来越迟钝，越来越麻木。终于，我看到从暴风雪中摇摇晃晃冲出来的虚幻的人影，我的意识一下子就崩溃了。一切皆归于平静。赶到工地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我早就把自行车扔在了半路上了，我打着手电筒，踉踉跄跄地顺着她巡检的方向，一点点地寻找着，常减压塔，加热炉，催化塔……我在催化塔的三层平台上找到了因为摔倒而冻晕过去的欧阳炜，我喊着她的名字，我的身体也早就僵硬得如同木桩，意识也早就模糊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把她背到我的后背上，连滚带爬地我醒来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她，而不是她。她在我的视线中慢慢地清晰起来，梳着一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冲着我笑。我本能地叫了一声“小炜”，她的笑容没有改变，仍然笑着，像是水面上的波纹。她说了句：“醒了，你终于醒了。”她的身后是窗户，阳光把她的轮廓推送到我沉重的目光中，一下子就
在黑暗之中，我用黑色的眼睛看着这个即将离去的世界。世界像水一般向我的身体两侧流动，哗啦啦，哗啦啦，悦耳动听。我什么都可以放下了，唯有黄楣佳，我看到夜色中疲惫、衰老的我长叹一声，我想最后再从黑暗中抓住她的身影，可是没有。她在哪里，在哪个城市，哪个乡村，哪个荒郊野外，哪个陌生而冷漠的地方？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夜。
黑暗中，我看到了一块仪表，灰蒙蒙的，有太多岁月的痕迹，那就是我。
我便是一块炼油装置上的仪表，走了四十多年的仪表，在时间的长河中，我崭新过，破碎过，慢过，快过，坏过，被修理过；我见过生命的突然陨落，也见过成功的突然绽放。历经沧桑，我仍然来到了生命的终点，我再也走不动了，生命之针已然从我的身体上慢慢地滑落，我，一个叫骆北风的男人，这块破旧的仪表，老了。
然后，黑暗像是旋涡快速地流转。我看到了年轻的骆北风。他在薄薄的晨曦之中，慢慢地苏醒。
我醒来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她，而不是她。
她在我的视线中慢慢地清晰起来，梳着一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冲着我笑。我本能地叫了一声“小炜”，她的笑容没有改变，仍然笑着，像是水面上的波纹。她说了句：“醒了，你终于醒了。”她的身后是窗户，阳光把她的轮廓推送到我沉重的目光中，一下子就把我从那个魔鬼般的寒冷之夜拽了回来。我尴尬地说：“对不起，我以为是小炜。”
小炜是我的徒弟，小我三岁。她比我晚进厂半年，所以做了我的徒弟。1965年，我从石油专业学校毕业已经两年，八方炼油厂还没有建好，那些装置还只是没有生命和温度的重金属。它们委屈地散落在华北平原南部的一片荒野之中，在那个春天成了一个凄冷的弃儿。建设了两年的炼油项目，国家突然下达了停建的通知。建设大军作鸟兽散，大部分回了东北抚顺，留守下来的人员各有原因，我是因为家就在石家庄，我的徒弟欧阳炜不愿意再回东北，一是因为老家再没有亲人让她惦念，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一年多的工作中已经培养起了感情。一股浓浓的爱情之芽在我们彼此年轻的身体里萌芽了。建设指挥部便安排我们轮流看护装置，以防国有资产遭到破坏。岁末的一天，天空阴沉沉的，就像是房东家的屋檐那么低，这天是欧阳炜值班。而我一大早就不听她的劝告，骑上自行车去了二十多公里以外的市区，高中同学阎宏伟所在的拖拉机厂制作了一批毛主席像章，他给我争取了一枚。我想把它取回来，送给欧阳炜做礼物，因为第二天便是她的生日。走了一半的路程时，雪花就飘了起来，起初雪并不大，我骑到拖拉机厂时，大雪已经覆盖了整个城市，狂风也从漫天的大雪之后突然窜出来，暴风雪席卷了整个世界。视线也完全被阻挡住了。阎宏伟劝我别回工地了，二十多公里的路，我就是走到明天天亮也走不到。他说，你根本不可能骑自行车，你会后悔的。阎宏伟说的没错，当我固执地告别他，踏上返回炼油建设工地的路途中时，暴风雪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大雪似乎是一堵墙，自行车成了摆设，我推着它，艰难地向城市的东南方向挪动着。可是我没有后悔。那枚崭新的像章就在我的怀中跳动，像是一团烈火，给我勇气和胆量。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回装置，因为欧阳还在装置里巡检，她也一定被暴风雪困住了。她是不是安全？这个念头激励着我。我似乎忘记了疲惫，忘记了距离，我和我的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步地挪动着。我的耳朵里满是风雪呼啸的声音。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身体已经从外向内冷透。暴风雪代替了时间，它们互相纠缠着，比赛着，咆哮着，怒吼着，它们比时针走得还慢。其间我无数次地摔倒，又爬起来，渐渐的，我觉得自己化身为一个雪球，一个沉重的雪球。
赶到工地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我早就把自行车扔在了半路上了，我打着手电筒，踉踉跄跄地顺着她巡检的方向，一点点地寻找着，常减压塔，加热炉，催化塔……我在催化塔的三层平台上找到了因为摔倒而冻晕过去的欧阳炜，我喊着她的名字，我的身体也早就僵硬得如同木桩，意识也早就模糊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把她背到我的后背上，连滚带爬地
走下催化塔的。风和雪像是铁板和石子击打在身上，可我早就没有了疼痛感，我背着她，向装置外走着爬着，我的感觉越来越迟钝，越来越麻木。终于，我看到从暴风雪中摇摇晃晃冲出来的虚幻的人影，我的意识一下子就崩溃了。一切皆归于平静。
我醒来时，看到的不是欧阳炜，而是一个陌生的姑娘。工人报社的记者黄楣佳。
那场暴风雪冻坏了我的脚，让我永远成了一个瘸子。而欧阳炜则丢了三根指头，一根手指，两根脚趾。我意外地落下了终生的恶名，而她，则扶摇直上，成了一个声名显赫的人。我们俩的生活也像相反的方向快速地滑行。像是那场早就消失了的暴风雪，我一直在梦中见到它的毁灭性的壮观，它的末日般的铺天盖地，而我却像一个滑行者，在其中快乐地滑行，为什么我会经常梦到这样的场景？几十年来都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和我的生活完全相反。
我从未有过怨言。直到现在。
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医院中的场景再没有在梦境中重现，只是现在，当生命即将凋零，我黑色的眼睛，却如此清晰地看到医院中的那个年轻的骆北风，那个躺在病床上的我，平生第一次被谎言所感动的场景。
即将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那个人此时就坐在我的床边，她要迫不及待了。和我一样年轻的热血青年，对自己的事业有着绝对的忠诚和虔敬。省工人报社的记者黄楣佳，和她一起来到我病床前的还有建设指挥部的孟庆云指挥。孟指挥在抚顺石油二厂时，做过催化一车间的主任，懂生产，也更懂得人的内心世界。他曾经说过，人的身体就是一套生产装置，原油就是它的血液，塔、管线、泵就是它的躯干，而主控制室就是它的大脑，抓革命促生产，抓大脑，就能促人的进步。他说，人的思想就是那个主控制室。他的这番理论，对于我们还没有真实的生产经验的人来说，似懂非懂，等我真正懂得他这句话的含义时，已经是若干年之后。
是暴风雪把她吸引过来的。记者黄楣佳要采写一篇新闻报道，内容是有关年轻女工与暴风雪搏斗，保护国家财产的。年轻的女工就是当值的欧阳炜。可是她的稿子并没有被报社领导通过，说稿子没有政治高度，要求她重新采写。其实，当她和孟指挥坐在我的对面，和我商量如何让欧阳的事迹更加突出，更加有政治意义时，他们心里早就有了默契。谈话不过是一场谎言的开始而已。
“我们的时代呼唤英雄，也需要英雄。”她看了看孟指挥，这样说，脸色微微泛红，不知道是因为起的调子太高还是别的原因，“红花也是由绿叶衬托出来的。我了解到，你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未知数，还不是一个真正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工厂。建设工人们士气低落，因为你们不知道，这个工厂的命运如何，它的前途是否光明。所以，一个英雄会鼓舞全社会，更直接的是能鼓舞你们炼油建设工人们的战斗热情。”
我被她的话语打动了，热血向上涌，我说：“我知道。”
“如果英雄是欧阳炜，你愿意做那片绿叶吗？”黄楣佳年纪轻轻，说出来的话却有条有理。
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我愿意。”
也许当时的我还没有做好应付以后生活改变的准备，也许我根本就没去想这些日后才显出沉重的事，可是，对于欧阳炜，我爱的那个人，在心灵深处，我早就准备献出一切。黄楣佳盯着我的眼睛，她似乎想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一丝的游离。我看到了，我看到自己的眼睛清澈透明，充满着浓浓的爱意，无限的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她看到的是毫不防备的坚定，她的表情突然间就轻松了下来，脸上一度紧绷的皮肤也松弛下来：“那就好办了。我们需要一个配角，为了衬托欧阳炜这个主角。而这个配角非你莫属。你想想，如果单纯地写她为了生产装置和国家财产的安全，不顾生命安危，不顾暴风雪的袭击，坚守岗位，把自己冻伤，这样的故事能打动人吗？”她不容我说话，她看了一眼孟指挥，继续说，“不能。所以，这篇报道应该更接近和尊重我们社会的现状与真实，应该这样去写，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仇恨的人要阴谋破坏刚刚建成的生产装置，他选择了一个能够充分隐蔽自己的时间，暴风雪来临之际，没想到，他碰到了对党忠诚、对社会主义热爱、对
自己的工厂有着满腔热情的欧阳炜。她不顾个人安危，与这个坏分子搏斗，国家财产保住了，自己却被冻伤。”
“我不仇恨社会主义。”我说。
“我们知道。”她看了看孟指挥，“这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算是临时的一个玩笑吧。”
我也看了看孟指挥，我问他：“组织也要求我这样做是吗？”
孟指挥点点头，说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欧阳一个人的事，这关系到我们大家，还有我们伟大的国家。”
后来当别人无数次质疑我为什么会答应记者的要求时，我都会平静地说，玩笑，只是一个玩笑。是历史给我开的一个玩笑，那个时刻，我相信，我是无法拒绝的。对欧阳炜的爱，对祖国的爱，都让我不容置疑。
我安慰自己说，那已经是组织的决定，我答应是那个结果，不答应，结局也是一样的。
第二天，报道就面世了。护士们把报纸递给我时，表情与平日有些不同。说实话，看到报纸上自己的名字时我一度有些不适应，他有些刺目，令人头晕，这显然不是因为手术的后遗症。甚至我没觉得那个人就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我只留意到了欧阳炜这个名字，和所有第一时间读到报纸的人一样，我被那欧阳炜所感动，被她的故事所打动，我真想第一时间看到她，给她一个热烈的拥抱。那个叫黄楣佳的记者，文笔非常好，是个虚构的高手。可是接下来，护士们的眼神让我冷静下来，夜深人静，我打着手电再一次看着报纸上的铅印文字时，突然就看到了自己。我看到在铅字的背后，自己在黑暗中狰狞的面孔，青面獠牙，看到了一个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趁着雪夜，要破坏国家的生产装置。他在暴风雪中露出的猥琐、阴险的笑容。他和正义凛然的欧阳炜在暴风雪中激烈地搏斗，他试图想把阻拦他的欧阳炜打翻在地，因为危险近在眼前，迫在眉睫，可是欧阳炜如此执着，如此勇敢，他不得不在她的正气逼迫下，被风雪所吞没。那个叫骆北风的人就是我吗？我在深夜里问自己。突然间就被从那个暴风雪之夜吹来的寒风所包围，身体猛地打了个冷战。
我在医院里只见过欧阳炜一面，很短暂。显然是被特意安排好的。她比我要晚苏醒两天，我见她时，报纸已经出来了，想必她也看到了。她一脸的愧疚之色。她张口就说：“他们不让我见你，我告诉他们，如果不让我见你，我就不配合治疗。”
我还躺在病床上，被护士推到她的病房。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左手还在，手伸出去时，才被隐隐的疼痛提醒着，它休长假了。我笑着说：“你可别犯傻。你要积极配合治疗，我也是。我还等着和你一起去巡检呢。只是，别再有什么暴风雪了，它比老地主的脾气还坏。”
小炜被我说乐了，乐着乐着，眼里竟然涌出了泪水，她埋怨我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你成全了我，可是你想过你以后的人生吗？”
我安慰她说：“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想的只有你。只要你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就知足了。”
实际上，我简单的表白只是命运转折的一个小小的注解，已经设计好的生命的轨迹无法再更改了，当多年之后，我试图想要表白时，一切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医院的会面十分短暂，因为不久，护士便破门而进，不由分说，把我推走了，给我们的理由是，欧阳炜需要足够的时间来静养。
这是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地互诉衷肠的唯一的机会，却那么快地结束了，这之后，欧阳炜，我曾经的恋人，便像车窗外的风景一样，飞速地离我远去了。
在医院里，我再无法见到她，有时候我会见到黄楣佳，那个女记者，她偶尔会跑到我的病房里，继续把我的罪行坐实。她会鼓励我把当时的细节深挖细挖，以便欧阳的事迹能更加真实可信，更加鼓舞人心。她激动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因为我的报道，市里，省里，都很重视，她的事迹已经报到了省里，据说还要报到中央，她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全国的劳动模范，全国工人阶级的楷模和学习榜样。”
我在医院里只待了一个月，而欧阳炜却待了将近半年时间。我出院回去工作没多久，孟指挥便代表组织与我有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他说，要让我认清自己的身份，要有大局观，一方面要好好地工作，另一方面就不要与欧阳有任何的来往了。现如今，你们的身份地位已经
不同。他说得很多，我没有反驳他。但是那次谈话，才让我突然间醒悟了一些事，我才发现，原来，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和代价的。
虽然我已经承担了自己选择的风险和代价，但是我仍然准备不足，被这沉重的代价压得有些悲伤，我从指挥部出来，在空旷的装置间狂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腿脚不便的缘故，塔、管线、球罐、泵都在我的视线中模糊了，它们变了形，成了毕加索笔下的变形的物体，塔和泵扭抱在一起，球罐是方形的，管线则像是一滴滴的水。我不知道自己狂奔了多久，才筋疲力尽地停下来，此时，阳光羞怯地躲在加热炉的后边，也许它也在为我羞愧，不愿意见到我这样一个思想和灵魂污秽的人。场景在我的眼睛里暗下来，披上一层重重的暗灰色，其实夜晚的到来还早。我来到催化塔的二层平台上，拿出口琴，那是我最心爱的口琴，上面刻着“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大字。凉凉的口琴却让我一下子就想到那个暴风雪之夜，我吸了一口凉气，当乐曲声响起，我立即就忘掉了一切。口琴声是一剂镇静药，我的思绪立即就平稳了，呼吸也调匀了，一曲《梁祝》瞬间就从那灵巧的簧片间水一样流出。悲凉而沧桑的乐曲在装置间缓缓地流淌，阳光从加热炉后翻越过来，落在那乐曲中，我仿佛看到，在幽静的装置之中，阳光像是缓缓流动着的泉水，泛着梦幻般的星光。
这是我人生中开始忘记的起点，这是我的黑眼睛在茫茫世界中搜寻自己的开始，虽然有些悲壮，有些无奈，却还是踉踉跄跄地迈出了那一步。
欧阳炜还在医院时，就被省总工会授予了“护厂模范”和“党的好女儿”的称号。她还作为特邀代表进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回到石家庄，她在工人文化宫做了一场《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报告会。我是现场人流中的一员，报告会人潮涌动，充斥着对革命领袖的狂热，标语随处可见，耳朵里灌满了震耳欲聋的口号。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欧阳炜坐在千人会堂的主席台上，在那刺眼的灯光下，她竟然神态自若，毫不怯场，声情并茂，慷慨激昂，抑扬顿挫，牢牢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让大家随着她的语言频频地跃上群情鼎沸的高峰。我有些迷茫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她那种沉着与冷静，热情与豪迈，那种天生的领导才能，她一个高中生，一个孤儿，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从哪里得到的这些天分？实际上，迷茫是短暂的，我赶快打消了这个极端自私的念头。不断响起的口号声，把礼堂里的气氛渲染得热烈无比，空气仿佛都蒸腾起来，我透过那已经有些快要燃烧的空气，看到的欧阳炜是一团烈火，是如此让人热血沸腾，我和周围的工人兄弟们，仿佛在她抑扬顿挫的话语之中，与她一起见证了那个伟大的时刻，我跟随着人潮，一遍遍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向欧阳炜同志学习”。
同样感受了报告会盛况的黄楣佳彻夜未眠，为此写了一篇《我见到了毛主席》的报道，那张报纸我一直留在身边，任岁月把它变黄变软。报纸上还有一张欧阳炜戴着像章、带头高呼口号的照片，黑白的。她英姿飒爽，意气风发。欧阳炜很快就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不时地被工厂、街道请去做报告。
随后不久，她就被送到省委党校学习。临走前，和我匆匆见了一面，她是来和孟指挥告别时抽出一点时间来见我的，她说：“我请示了孟指挥，经得了他的同意。”
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见我要征得领导的同意。
她送给我一个红色封皮的笔记本，祝福我：“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革命而努力工作吧。”
因为事出突然，我并没有准备什么礼物。我掏了半天，兜里却什么也没有。她笑了笑：“除了组织，我只想和你告别。”
当她转身上了吉普车离去，我翻开那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扉面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保尔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她面前，我的境界是多么渺小和无地自容。
文化大革命突然就降临了。临建指挥部虽然地处偏远，人少，却也未能逃脱大气候的铺天盖地。我和孟指挥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我是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的坏分子，孟指挥是当权派，走资派，反动权威。指挥部革委会给我们俩办了学习班，让工人师傅给我们上课，但往往是工人师傅也讲不出什么子丑寅卯，便让我们俩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毛选。这样，我和孟指挥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我们俩如此平等地相处，一开始彼此都不适应，但很快，就打消了顾虑，也就无话不谈。孟指挥和我谈得最多的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他告诉我，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对形势悲观消极，要从毛主席思想中找到理论基础，深挖自己错误的根源。其实在和孟指挥交流的过程中，我有一个隐隐的私心，我希望他从毛主席著作中，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能够找到我沦落到这种地步的根源。有很多次我几乎就脱口而出了，想问问他，孟指挥，我为什么会成为坏分子。可是我没有，我看着他虽处逆境，却仍然保持着乐观健康的心态而感到万分羞愧，便无法张口说出我的疑问，这是多么耻辱的想法啊。所以我始终没有问过他，他是怎么让欧阳炜放弃对我的爱的。
有时候，全市举行批斗大会，也会给炼油指挥部一个名额，那个名额就在我和孟指挥之间轮流转。命运真是捉弄人，那年年关，为了迎接传统节日的到来，举办的全市批斗大会，我竟然遇到了一个熟人，黄楣佳。我们在等待进入大会场的昏暗的过道里，目光突然就碰到了一起，虽然是如此的环境，她还是有些激动，并主动分开木然的人流，靠过来，小声说：“来了。”好像我们是在大街上偶遇一样。我小声回答：“来了。”然后她说：“你是因为暴风雪那件事？”我点点头，她叹了口气，说道：“对不起。”我笑了笑：“玩笑，我记着你的话。没事。我都习惯了。欧阳不是挺好的吗。”这才是我最大的安慰。就是那次，我从黄楣佳嘴里知道，党校也早就停课了，欧阳炜想回厂里回不去，只好待在党校里，每天在宿舍里学习马列著作和炼油知识。我问黄楣佳是因为什么也与我为伍了。黄楣佳含糊其词地说：“我们主编，他被打倒了，我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实际上，她的事情远远没有她所说的那么轻松，当若干年之后，在她的陋室之中，她向我平静地诉说曾经遭遇到了绝望之时，我才知道，在这个世上，不只是我，内心是一潭深秋的池水。
我成了专政对象，被批斗成了常事。我渐渐地习惯成自然了，建设指挥部的批斗会纯粹是走形式，因为缺乏文艺人才，所以我必须在批斗会上身兼两职，分别承担两项任务，一个自然是被批斗的对象，这是天经地义，而另一个则是要担任批斗会的伴奏。环节倒也不复杂，会前为我准备的道具是小号，那是一支新小号，专门为批斗会准备的，之前他们还征询过我的意见，问我买个什么样的乐器。我给革委会柳副主任详细分析了几种乐器的伴奏效果，在我的建议下，买了一支小号。我把小号擦得亮晶晶的，能照出我的影子，我在小号上看到的我是弯弯曲曲的，我的头发有些长，它盘旋着有些怪异，我看不清自己的表情，是悲还是怒，或是喜？程序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革委会主任，就是以前的副指挥尚卫国，宣布批斗大会开始。我一瘸一拐地走上主席台的一侧，庄严地举起小号，开始吹奏《东方红》，然后大家一起跟着我吹的节奏，高声吹着：“东方红，太阳升……”小号和歌声高亢嘹亮，在装置间飞扬。歌声一落，我立即放下小号。旁边有人给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个大大的木牌子，上面歪七扭八写着几个大字“打倒坏分子骆北风”，把我推到主席台的正中央，在我旁边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孟指挥。我的表情立即从庄严转化为愁苦，低下头，接受工人阶级的声讨。但是到区里、到市里的统一批斗会我就没有这种待遇。往往是一场批斗会下来，像是灵魂出窍一般。而瘸腿演奏家的美名与坏分子的角色，在那个时代，在我的身上交相辉映。不仅如此，我在漫长的无所事事之中，慢慢地开发了许多新的乐器，其中一个最令我满意的乐器是用工地上残留的钢管焊接到一起的打击乐器，共用钢管13根，敲打出的乐曲清脆明亮，宛如仙乐。
身在党校的欧阳炜也被叫回来参加了一次批斗会，批斗会的前一天夜晚，她突然出现在我宿舍门口，她站在那里，并不踏进来，轻声
喊了一句：“骆北风同志。”声音再小我也能听得出是她的声音，我急忙来到门口，伸手让她进去。她却没有要进来的意思，柔声说：“陪我走走吧。”
路边是微风吹拂着的麦田，月光把挺拔的白杨画在我们的脚下，即使是影子，它们排列得都那么的整齐划一。走了很长一段，宿舍区已经消失在黑暗之中，欧阳才幽幽地说：“他们非得让我表态。”
“表什么态？”我不解地问。
“站在你们一边，还是人民一边。”她的影子和我的影子斜斜的，时而远离，时而又靠近，但是并没有交叉起来。而白杨的影子此时成了我们影子的背景。
“我和孟指挥？”
“是的。所以明天的批斗会我要念一个批判稿，批判你和孟指挥，你不要怪我。”她的腔调很哀怨，又有些委屈。
我丝毫没有恨她的意思，相反有些兴奋，我语无伦次地说：“啊，那很好啊。太好了。你一定要好好地批判我，从思想根源上给我找问题。孟指挥，你就少批判他点吧。我觉得他情绪不对头。对了，你还能听到我吹的小号。东方红，太阳升……”
那场批斗会上，我的表现极其优秀，我把它几乎当成了一个表扬会，小号吹得震天响，而欧阳被动地在会上说了什么，我根本没有听进去。
在市体育场的批斗会上，我见过黄楣佳两次，第二次相遇，便感觉到了亲切。她的心情糟透了，情绪已经跌入了深渊之中，眼里含着泪，对我说：“我真想一死了之。”我劝她千万不要想不开，任何事情都有头有尾，我们无法预知开头，却可以预测结局，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都一样”。她绝望地说：“可我怎么就看不到头。”我告诉她我应对的秘诀：“我心里想着其他美好的事物。我不知道什么能让你安神，但是我喜欢乐曲，一旦我进入了批斗的程序之中，我的内心深处就会被一首首的乐曲占据，《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它们排着队，轮番在我的脑子里回响，那时候你就会被自己征服，完全没有了外界的干扰。而且从外表看，因为你心里想着其他，表面显得木讷，像是极其配合批斗似的。”我把她说乐了。为了证明我的方法的灵验，我送给她一只口琴，我说：“你学学吹口琴后，那些乐曲才能列队涌到你的脑子里。”起初，她对我的建议很感兴趣，我们还约好了，定期在炼油工地，或者市区的东方红公园里见面，我来教她吹奏口琴的技法。
第一次地点是东方红公园的未名湖畔。这一次练习看上去还是极为投入和有效，她很快就掌握了口琴的结构特征，音位排列，及基本的吹奏方法，而且能简单地吹出一段简单的音节。这让她暂时放下了内心沉重的负担。她看着湖边的垂柳，忧郁地说：“我能学会吗？”其实她言外有话。我鼓励她说：“当然可以。它能占据你的心。俗话说，一心不可二用，你拥有了音乐，就能忘掉烦恼。”
第二次是在炼油工地的装置区。她却完全把上一次学到的一点皮毛全部忘记了，我们只能从头再来。她抬头看了看高耸的炼塔，丧气地说：“对不起，它们太陌生了，好像那些音节比那座塔还遥不可及。”我没有怪她，我循循善诱：“慢慢来。我们慢慢来。就像我们要攀登催化塔一样，得一级级地来。你不能一下子就蹦到塔颠。”这一次，她勉强地学习吹奏，专心度大打折扣。于是第三次，东方红公园湖边的约会，她爽约了。我在那里等了她整整一个下午，看着白昼被夜色吸尽，被我的耐心吸尽，只能作罢，灰溜溜地离开公园。她学习口琴、忘记内心伤痛的努力就此打住。
在每天不厌其烦的学习中，孟指挥仍然未能从领袖的著作中找到答案，他内心一定经历了痛苦的挣扎过程，却从来不向我透露。我每天跟在他身后，打扫装置区的卫生。他不急不缓，动作均匀，上半身左右摇晃，像是老和尚手里不断敲打着的木鱼。我时常会感觉到累。这可能和我的腿有关。我偷偷地看着他镇定自若的身影，揣测着他内心的想法。但是，当换了环境，换了场合，他的表现就令人忧伤。有很多次，当批斗会结束，是他最灰暗的时刻，沮丧与绝望让他心灰意冷，他竟然出乎我意料地想到了死亡。那个有些迷人的夜晚，风轻拂
着，月光洒在通向塔顶的铁梯上，铁梯子大大的缝隙，像是有无数只眼睛在看着我。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自己的眼睛，它们，如此多的眼睛，在铁梯之下的黑暗之中，伸出乌黑的手一般的目光。那不是梦境，而是噩梦。我的腿软了，身体晃了晃。我急忙抓住了扶手。再向上看时，孟指挥并没有把我丢下很远。
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残云遮挡了一半月光的夜晚，月光像是已经燃烧尽了的弧光确，稀疏暗淡。他邀请我一起向塔上攀登，他说临死前想听我吹奏一曲。我们爬得很慢，确切地说是孟指挥爬得很慢，他像是在沉思，步履艰难。我跟在他的身后，一直在想，为什么他要死呢，为什么他要选择让我陪他走完最后的人生之路呢，这条路是通向高高的塔顶的呢，还是通向死亡的呢。看着他的背影，我突然间萌生了一个念头，他临死前会不会想到我的屈辱，会不会想到我的命运只是因为一次偶然？毕竟我得到的一切都是他代表组织做出的决定。他会不会告诉我，他的决定是错误的？来到塔顶，微风轻轻地摇曳，他稀疏的头发在皎洁的月光中微微地拂动着。我迷茫地问他，孟指挥，你想听什么曲子？他抓耳挠腮，想了半天，可怜的头发像是很硬，抓在他手里，像是乱丢乱放的焊条。我猜想，此时，他的脑子里空空荡荡，他一定想不出其他优美的旋律，所以他只能说，就东方红吧。他的要求很让我感到意外，可我没有多想，便把口琴送到嘴边，熟悉的乐曲在塔顶飘扬，高亢明亮，因为天空更加宽阔，口琴的声音有些弱，传得并不远。我专注地吹奏着，我想，我的一生，可能都在过于专注地吹奏乐曲，所以会容易忽略，容易忘记。那一个夜晚，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曲子，却并不是一样的孟指挥，他在自己最熟悉的乐曲声中，慢慢走到塔边，向下看着，他要完成他生命的涅槃。我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我知道我无法阻拦他。我连我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住，如何想要改变别人。我甚至在想，当别人的死亡到来之时，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就在那塔边站着，保持着向下观望的姿态。他被我制造的音乐陶醉了，然后他开口说话了，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他说，为什么我要死？我相信自己，相信未来，为什么我要死？对于孟指挥的回心转意，我一直不大明白。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都纠结在死亡与相信未来的矛盾之中，而那个致命的结局也迟迟无法到来。每一次，我都是那个同样矛盾重重的见证者。每一次，我的领导，建设指挥部的孟指挥，都会在我激越的口琴声中获得新生。有很多次，我独自一人，在黑暗之中爬上催化塔，站在孟指挥站过的地方，向下看着，那浓密的夜色软软的绵绵的，像是在召唤我。我有一次在黑暗中看到了手一样的眼睛，我吓得魂飞魄散，仓皇逃开了，我告诫自己，又不是我要寻死。
1976年，春天开始在路边的杨树上点缀出密密的绿芽，炼油建设项目重新恢复建设。工地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繁忙景象，装置像是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一样，渐渐显出了生气和温度。暴风雪和“文革”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工厂转入了生产培训，大家像是期待孩子出生一样，奔走相告，兴奋异常。关于让不让我去抚顺炼油二厂参加培训，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反对一方占优。被批斗时我都没有被命运抛弃的悲凉，那个时候，我却头一次感到了无助和孤寂，头一次有了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我来到孟指挥经常想要寻死的地方，催化塔的最顶端。站在那里，夜色像风一样吹过，第一次有了真切的死亡的想法，那想法在黑暗中牢牢地抓着我，就像是越勒越紧的绳子。我向下看了看，炼塔之下无边的黑暗中，那双眼睛浮上来，巨大无比，它变成了两个深渊似的洞，温暖而亲切。突然间，有人把那绳子解开了，是一只强有力的手，我回过头来，月光中看到了孟指挥慈祥的面孔，他说，你跳下去，我就听不到你的口琴声了。那时的孟指挥还没有完全恢复工作，可是即将开工的消息还是让他兴奋异常，他扫地的身影明显得失了分寸，动作没有那么从容了。他知道自己的话此时无足轻重，便找到欧阳炜，让她做通了革委会汪主任的工作，我这才获得了和其他工人一样的权利，搭上了到东北培训的末班车。而这一切，我并不知晓。我还以为自己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我激动地向汪主任保证，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早日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报效炼
厂。欧阳炜党校的生活已经宣告结束。当我们坐在开往东北的列车上，列车向北方飞奔，在车厢的最前方的座位上，坐着培训队的领队——欧阳炜。她背着军用水壶，目光坚定地望着渐渐远离的华北平原，对即将开始的火热的生活充满着期待。
抚顺二厂的实习生活整整一年，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当我们返回时，平原上的草和小麦都已经绿油油的，看上一眼，都觉得那些娇弱的嫩苗已经被阳光晒得暖洋洋的，把全身都暖透了。东北的冬天漫长而难熬，而我的琴声，是实习工人孤独岁月的最好的陪伴。如果不是期间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瘸腿乐手骆北风的美妙乐曲会永远留在东北，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我发明了一件用冰做成的乐器，以打发漫漫的寒冷的冬夜。我把它叫作冰笛子，我设计了一个图纸，请机工车间的车工小梁给我车了一个模子，夜晚来临时，把水灌进去，第二天一早，拆开模具，一件晶莹剔透、冰清玉洁的笛子便大功告成，我在工友们的簇拥、起哄和围观中，拿起笛子，放到嘴边，人们立即安静下来。笛子凉气袭人，清脆悠扬的乐曲声却格外热烈，我吹奏了一曲《北京的金山上》，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和热泪盈眶。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我还没有学会一边抵御寒冷一边吹奏美妙的乐曲，我的嘴唇一会儿就冻得发紫，冻得发抖。那只透明的笛子便在大家的手里传来传去，真至它的生命快速地完结。实际上在被大家拥在中间时，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一种认同感在心里升腾为一股暖流，让我有些得意忘形。直到那一天傍晚，操作工庞华锋神秘地把我拉到宿舍外面，东北的夜晚是用温度来计量的，冷空气像是一扇慢慢关闭起来的门，把白昼留在了外面。庞华锋央求我给他做一只冰笛，二厂的一个电工姑娘喜欢，她要把它收藏起来，作为纪念。我想都没想，爽快地答应下来。但是那只冰笛子却引火烧身，庞华锋用它去勾引那位电工姑娘，遭到了二厂男青工的愤怒，由此引发了两边工人的群殴。事情发生后，庞华锋又来央求我，把责任都承担起来，他哭丧着脸说，我出来时我爹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好好学，回去好好干，混出个人样来，当个段长、主任的，为我们祖上争光。他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反正，你是无所谓的，你是指望不上了。他的话一下子就让我跌到了万丈深渊之中，像是被冰笛子打了头一样，不管我能发明什么稀奇古怪的乐器，不管我能吹奏出多么美妙动听的乐曲来，我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早就与他们不是一类人了。我万分沮丧地说，放心吧兄弟，我是个铁打的身子，什么都能承受。那次打斗事件，我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欧阳对此十分地不满，她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我进去时，她坐在办公桌后边，低着头想是在奋笔写着什么，我站了足足有五分钟，她才停下来，抬起头，脸色铁青，严厉地盯着我，说道，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知道，我在汪主任面前是怎么替你保证的吗？过几日，他就要来视察工作，我都不知道怎么向他交代。她那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让我无法反驳，我默默地承受着她的批评，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那次的群殴事件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它可能让欧阳彻底放下了心中的包袱，释然了，对我的愧疚在我笨拙的表现之中化为乌有了。因为在东北的一年时间里，在漫长的冬季，作为带队的领导，欧阳炜一直在躲着我，她像是怕和我单独面对面。而那次群殴之后，当我们在塔上走个对面时，她就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坦然了，指挥我干这干那。
装置开工那年五一，欧阳炜结婚了，男方是党校的哲学教师董林生。那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爱情。在简朴的结婚仪式上，欧阳炜誓言要为生产装置奉献她的一生，而还有些腼腆的新郎则有些局促，他对身后那些装置和塔，对油气的味道，都十分陌生，但他用哲学的思想去理解它，他表示：“它们就是小炜的嫁妆。”我在她婚礼现场外徘徊时刚好听到董林生的那句表白，此时黄楣佳刚刚从市区赶来，她容光焕发，问我为什么不进去。我尴尬地说，我正要进去。我被她强拉进婚礼的现场，好在，一拨拨祝福的人们络绎不绝，欧阳炜根本没有留意到在角落里局促不安的我。我只待了一分钟就跑了出来，一口气跑到了田野之中，大声吼了几句。没想到黄楣佳也随后跟了出来，她追上我，我听得到她的气息急促的声
音。她站在一边，等我吼了几嗓子，才说：“你大吼的时候，我看到麦子都听话地向一边倒去，它们就像是你的士兵。”我看了看麦地，麦子们静悄悄的，它们是阳光的士兵，不是我的。我再看她，才看到她脸上狡黠的笑容。我胸中的一口气立即就舒畅了许多。
她靠近我一些，说：“其实我来并不特意为了欧阳，而是你。”她的话令我颇感意外，站在春意萌动的田野之上，黄楣佳感伤的讲述把我重新带回到了几年之前。
她说，要不是你，我现在就不可能站在这里。
“我差点自寻短见。很奇怪，我在最绝望的时刻突然想到了你。可能是在体育场昏暗通道里相遇时的那个场面，让我印象太深刻了。想到你乐观的样子，想到你给我出的应付绝望的主意。所以我决定在离开人世之前来看看你，问问你还有什么办法没有，能让我回心转意，其实我内心深处，对于生命是多么留恋呀！我很庆幸在我看到了死亡的身影时想到的是你。我来到炼油建设工地时，你们正在开批斗会，我看到了一个令我震惊和不可思议的场面，一个被批斗的人，一个人民的对立面，一个应该垂头丧气地接受人民斗争的人，竟然吹起了小号。我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着你吹响了《东方红》，你面色坦然，镇定，好像你不是那个被批斗的对象。但是很快，你的角色就突然发生了转变，当音乐结束，你也坦然地放下手中的小号，让别人挂上牌子，低下头，在口号声中，把腰弯得越来越低。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角色可以在小号和牌子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我释然了，陡然间放下了心中沉重的心理负担，放下了伤痛和绝望，放下了死亡。”
我问她这是什么道理，她说：“嘲笑，对命运的嘲笑是最伟大的哲学。”
春风吹拂着我们仍然年轻的面庞，那一年，只不过距离黄楣佳所说的那个场面仅仅过去了八年。我问她：“你现在要做什么？”
“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我要把失去的一切都找回来，我要和时间赛跑，你看看，这么壮观的一个炼油厂，像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一个新的生命正在我们注视下茁壮成长。你不觉得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太多的激情等着我们去释放吗？”彻底告别死亡阴影的黄楣佳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记者，她的表情让我看到了那个曾经第一次出现在我视线中的那个姑娘，意志坚定，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的感情生活也在这一年瓜熟蒂落，但与欧阳不同的是，有些匆忙而无奈。秋天，爱情像是突然从头顶上掉下来的红枣，砸在我的头上，不疼也不痒。女方是我租住的邱头村的房东家的姑娘小纪。她长相一般，脸上有点点的雀斑，低眉顺眼，目光很亮，她很单纯，仅仅是因为喜欢听我的口琴而爱上了我。秋天，田野上收割的味道浓冽馥郁，玉米的香气在道路上弥漫着，像是一层纱一样的雾。我说，你准备好了吗？你的家庭准备好了吗？我是个有历史污点的人，我不可能给你幸福。小纪低着头说，我准备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我问，你家里呢？小纪说，顾不了那么多了，是我要嫁人。我叹了口气说，可是我还没准备好。我和小纪约法三章，不办婚礼，不要孩子，不能进厂当工人。这三条对于小纪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她完全可以选择放弃，可是她没有，她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无理的要求。我匆匆上路的婚姻与我已经确定的身份一样，注定会是坎坷的。
我的婚姻生活持续了三年零三个月，我们小心谨慎地信守着约法三章，除此之外，生活也倒平淡而满足。有一天，小纪突然忐忑地告诉我，她怀了孕，她期待地看着我，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我，我知道她内心的想法，她多么希望我收回约定，让她把孩子生下来。我没有回答她，我突然间万念俱灰，仿佛看到自己的命运从我的身体里飘出来，附在一个柔软的孩童身上，他在哭泣。我没有回应妻子的期盼，掏出口琴，吹着，口琴声阴冷地在我们之间飘荡。妻子小纪，明白了一切。她没再说什么，整整一个晚上，夜晚是唯一可以感觉到的世界，我都感觉不到屋子里有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听不到任何人的呼吸声，我的，还有她的。第二天一早，我看到她的脸，惨白惨白的，像是一只被风干了的蛇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小纪经历着一个悠长而痛苦的反应过程，她笨拙而缓慢，任凭着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她显然是看到了我眼睛里越来越强烈的恐惧，那恐惧像是一棵细弱的树干，支撑着那个膨胀的肚子，以及不可预测的未来。直到树干越长越高，越长越细，她的肚子已经承受不住我恐惧的目光时，她才无奈地选择了妥协。晚上，北风呼号，炼油厂像是被远处的城市遗弃的孤儿，挂在荒凉的田野之间，黑暗披在身上，沉重而潮湿。她一早就从家里出门，出门时她低着头说：“我去把孩子做掉。”就像是告诉我说，我去地里摘一棵白菜。我晚上下班时，她都没有回来，天一黑，我心就慌了，心像是被吊在半空中，揪得慌。我骑上自行车，投入黑暗中，快骑到市区时，我在路边的一棵枯萎的白杨树旁看到了歪在那里的一团黑影，我突然就看到了黑暗中的那双眼睛，那是我的眼睛，我能感觉到它在跳动，像是心脏一样在跳动，在茫茫的黑暗中跳动。它亮亮的，没有一丝的恐惧，只是一双闪亮的眼睛，它照亮着我令人心惊胆寒的旅程。它停留在那团黑影上，附着在上面。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顾不得疼痛，扑过去，那是我的妻子小纪，她已经彻底地沦为了一团黑影，挂在漆黑而庞大的夜幕中，她停止了呼吸，她的肚子鼓鼓的，那孩子还在。那个无辜的孩子，此时与她一样，冰冷，僵硬。她们拥抱在一起，与夜晚一起做着一个有关黑暗与死亡的梦。我忘记了流泪，我的手摸着两人，感觉到自己的呼吸骤然停止了。我大声喊着，我给你婚礼，我给你孩子，我给你想要的生活。可是那声音在我的内心深处回荡，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她的死是我的一个永远无法被原谅的错误，为什么我要那么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那一点点自尊，而完全忽视了她的感觉。在她和我短暂的三年多的夫妻生活中她得到了什么？而她的死也永远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团，她为什么会死在那里，她是已经去过医院又后悔了，还是在犹豫不决的路上伤心而死。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那个寒风刺骨的夜晚，那冰冷的黑影，都会在梦中出现。
那个冬天，妻子小纪的离开几乎是对我的致命打击，即使是被冠以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我都没有如此的消沉。我几乎成了一台死气沉沉的加热泵，失去了任何的动能。而口琴，这个世界上我最可依赖的，也像是要躲开我一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在装置间、在乡村的土路上徘徊，在寻找一双眼睛，一双胆怯的眼睛，一双期盼的眼睛。我甚至不知道那是谁的眼睛，我的，还是我的妻子小纪的。
那个冬天，和口琴同时消失的还有我自嘲的本领。而从我的生命中重新唤醒它的是黄楣佳，那个从我这里得到启发的记者。她为我而来，并非因为工作，她把我带到市区，在第一幼儿园的门口等待着。我们都没有说话。幼儿园的门是那种红色油漆的铁门。刚刚刷过油漆，透着那种阴沉的亮光。从铁门向里张望，小径深处的园子寂静无声。我没有问她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等待，我们在等待谁，等待什么。她也不做过多的解释。时间就在无望的等待中慢慢流逝。好像是突然间，园子深处就沸腾了，孩子们像是滚沸的水，溢了出来。她拉住了一个跑过来的女孩的手，女孩看了看我，很友好地伸出她的手，我没有拒绝，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热乎乎的，软软的，像没有骨头。在我们三人手拉手向东走时，小姑娘不停地扭头看着我。我们上了一栋筒子楼，三楼最靠南的一个狭窄的房间，是我们的目的地。房子小，却很素雅整洁，黄楣佳说：“这是我家。”我再次看了看小女孩。黄楣佳解答了我的疑问：“这是我女儿小韶。”我又看了看那个女孩。黄楣佳把女孩送到邻居家玩，这才言归正传，她说：“该失去的就得失去，该来的必定要来。我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会成了批斗对象，为什么会绝望想死。都是因为小韶。我一参加工作，就爱上了我们报社的主编。小韶就是我们爱情的结晶。他有家庭，而且忠于家庭。这些我都知道，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从一开始就是个无可挽回的错误，但是我停不下来。我甘愿做一个影子，一个紧随着他的影子，哪怕是一生一世。他被打成了走资派，我也成了他反革命团伙的重要成员。他们让我揭发和交代他的罪行，我却只说他的好。后来我的肚子慢慢地大起来，他们猜得到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可是不管我受多大的委屈，都没
有承认。在你真诚地教我学口琴的时候，那个小生命已经在我肚子里孕育，即将成熟。我就是那个最困难的时候去找你的。我想死，因为我不知道没有他的日子该如何度过。我站在众人身后，看着那滑稽的场面，从你镇定自若的身上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在批斗会上，你的行为虽然可笑，却自如和安宁，看不到一丝的悲观。已经走到绝路的生活突然间就为我而开门。我从你那里得到了不仅仅是对生命的嘲笑，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从炼油工地回来之后，我发誓，不管遭遇多大的委屈和磨难，也要活下去，乐观地面对一切。我做不到你那样对生活自嘲，活下去总是简单的。这不，我都挺过来了。孩子成长得很健康。”
“孩子知道吗？”我问她。
“不。她不知道，我给她最好的生活，让她无忧无虑地生活。”说到女儿，黄楣佳的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
“那个男人呢？”
黄楣佳略微犹豫了一下说：“他恢复了原职。我们重新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我爱他，而他爱我，也爱他的家庭。”
“你想告诉我什么？”我问。
黄楣佳面色凝重：“我很担忧你。我知道了小纪的事。你不要以为，我去炼油厂只是为了采访欧阳，每一次，我都在留意着你。我都会向欧阳问起你的事。”
“为什么呢？”这让我很不解。我这样一个边缘的人，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是生活在最底层的。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我有一种负罪感。深深的负罪感。自从上次在工人体育场被批斗时遇到你之后，我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愧疚之中。”她低下头，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人山人海的体育场。
我笑了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你无关。而且这就是历史，历史岂是你一个人能承担得了的。”
她摇摇头：“我们都有责任，但是有的人责任更大一些。”
我知道，当她向我敞开她的生活之时，对于那个冷酷的冬天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是她，或者是时间给了我找回自己的勇气。
我突然有些冲动，对黄楣佳说：“我给你吹口琴吧。”可是令我尴尬的是，掏遍了所有的口袋，却没有找到那只曾经紧紧跟随着我的口琴，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亮亮的镀铬的外壳，绿绿的音孔的口琴。它曾经是有温度的，温暖着我孤独的内心。黄楣佳变戏法似的从抽屉里拿出一只口琴，崭新的口琴，递给我，说：“送给你。这只口琴还是你送给我的，我学了两次，就把它丢在抽屉里了。现在物归原主吧。”
我接过口琴，惭愧地说：“好像，我也忘记了所有的音节。”
黄楣佳鼓励我：“你被批斗时，那些音乐都能像水一样从你心里流出。”
我犹豫片刻，把口琴含在嘴里，脑子里突然就冒出一首优美的旋律，于是，在那狭窄的房间里，我第一次给黄楣佳吹出了《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我仿佛看到了众多的炼塔在蔚蓝色的海洋中飘浮，看到那长长的管线深入到碧蓝色的海水中，在波涛汹涌中一路向前。我还看到，在那海水之中，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在深情地望着我，温暖着我。
我离开时，黄楣佳的女儿小韶，大大的眼睛瞪着我，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你下次什么时候来？”
我很奇怪，问她为什么让我来。
她忽闪着长长的睫毛说：“我想换个人接我。”
那之后曾经有半年的时间，我都会利用中班和夜班之间的时间去接小韶。有的时候有黄楣佳陪伴，有的时候纯粹便是我一个人。我接她的时候，小韶非常兴奋，她不停趴在一个小姑娘耳朵根说着，我问她在说什么悄悄话。她嘟着嘴不说，我便装作不感兴趣，不问了。她的手被我握在手里，她听话地跟着我的节奏，唯恐那只握着的手离开。走着走着，对我说：“你不想知道我给小芳说了啥？”我摇摇头：“不想知道。”快走到她家时，她终于憋不住了，说：“我告诉你吧。我说你是我爸爸。”我哈哈大笑。笑得她害羞地脸红了。
黄楣佳过意不去，她劝我不要这么辛苦，
只是为了让小孩子高兴一下。我没有听她的劝，我说：“我是个对社会基本无用的人，能让一个孩子高兴我就十分满足了。”黄楣佳只能听任我继续不厌其烦地在炼油厂和幼儿园之间奔波。有时候我和小韶说笑时，能感受到有另外一双眼睛在看我，那目光落在我的背上，略显沉重。那是一双幽怨的眼睛。
那只口琴，黄楣佳保存过的口琴，回到我的手里之后，竟然产生了神奇的魔力。在装置停工期间，在塔上，在管线间；在连接厂区与生活区的乡间小路上；在缺少了家庭主妇的冷清的宿舍里，《军港之夜》《外婆的澎湖湾》《喀秋莎》等曲子从我的口琴里流淌出来时，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吸引着年轻的工人们，他们围拢在我周围，和着我的曲子一起唱着那些动听的歌曲，其乐融融的场面，根本不可能分辨出我曾经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阶级敌人。我是工人兄弟中的音乐家，是炼油战线的刘秉义，我还自编了一首歌颂炼油工人的歌曲，名字叫《塔林颂歌》。在不同的场合，它都成为炼油厂的厂歌，在重大的活动中被当成压轴的歌曲，反复传唱，没有人知道，那首歌出自我手，那首歌的冠名是另一个人，王胜利。我是没有资格作为如此昂扬上进的歌曲的作者的，这是协商的结果，王胜利是政工部的干部，他为人低调，爱好音乐、戏曲、杂技、曲艺……而且他还特别喜欢请我去喝酒，由他作为这首歌的作者我是尊重了组织的安排的，是自愿的。无论如何，当坐在工人们之中，听着那熟悉的旋律响起，内心升腾起来的是无比的自豪。王胜利凭借此歌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后来做了厂工会的主席。
在口琴声中，我获得了内心完全的释放；在口琴声中，悲伤慢慢地退去；在口琴声中，我突然赢得了更多人的欢心，尤其是女人……
春天杨树飞絮的季节，我和仪表工段红霞频繁约会的季节，要不是“三种人”核查工作组的到来，我看上去快乐的生活会继续细水长流。
此时的欧阳炜已经是催化车间的主任，她突然成了“三种人”的重点嫌疑对象。那天我看到孟厂长从砖红色的三层办公楼上下来，面露愁容，他抬头看到了我，问我：“小骆，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嗫嚅着说：“我听说，欧阳，欧阳主任被工作组审查了。”
孟厂长愣了一下，然后把我拉到一边：“你消息倒灵通。你来得正好，她的历史，你、我，还有工人报社的那个记者黄楣佳，我们仨是最清楚不过的。有人给工作组写信，说她是造反派，是四人帮的帮凶，带头批斗过我。”
“那你怎么说的？”我紧张地问。
“我当然不认同了。欧阳是我亲自培养的接班人，我当然信得过她。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正好，你也去做一个证人。”孟厂长的额头急得冒汗了。
孟厂长也是有病乱投医，他忘了我的身份，而我自己也早就忘了这一点。所以当我站在工作组面前，为欧阳炜辩护时，我慷慨陈词的样子很英勇，大无畏的状态让自己都感动。可是当我说完，工作组的一位中年男人正色道：“我们知道你的历史。”
他一下子点到了我的死穴。我愣在那里，羞得满脸通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仓皇失措地看着他们，他们看着我，也不说话。气氛十分怪异，我当时有一个冲动，就是想掏出口琴，吹奏一曲《东方红》，把这沉闷和令人羞愧的气氛打破。那严肃的场面让我窒息得喘不过气来。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张口道：“我们是有问题要问你的。1965年，你试图破坏炼油厂的生产装置；1966年，你被定性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有人反应，这是无中生有的事。都是欧阳炜编造出来的，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这是典型的诬陷迫害普通群众的行为，如果属实，情节非常严重，非常恶劣。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立即情绪激动起来，分辩道：“不是那么回事。事实是确凿的，根本没有编造的成分。我给你们详细讲一下那天的情景，实际上我早就预谋好了要破坏刚刚建好的生产装置。我爷爷是个恶霸地主，他解放前跑到了台湾，一直想着反攻大陆。所以我心里埋藏着一颗仇恨的种子，就等着这天爆发。那天的天气正适合施放我阴暗的内心。我提着炸药，从西边破墙而入……”
我讲得栩栩如生，连我自己都相信，那个场景千真万确，由不得他们不信。
对于欧阳的调查最后无疾而终。她的前程无忧，孟厂长兴奋异常，他特地安排了一场家宴，把欧阳叫到家里压压惊，他并没有忘记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了我一瓶石家庄大曲，对我说：“这次你功劳不小。这是奖励你的。”我接过大曲，其实我是想和厂长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想从他嘴里告诉我，我自己说的那些话，那些事，都是假的。老厂长知道欧阳委屈，当然也应该知道我委屈。我就是想听到他说一句，你受委屈了。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厂长突然又说：“小骆，酒可不能多喝，喝多了也不能和年轻女工们拉拉扯扯的，在一块疯，影响不好。我最近可听有人反应你，总和女工们在一起，和他们唱歌跳舞的，不好。”我突然就泄了气。看来，厂长从来都没想过我，这怎么能怪他呢。我提着厂长给的大曲，感激万分：“孟指挥，我记着您的话呢。”
老指挥的话中听，可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我和仪表工段红霞中断了的约会继续进行，她说她自己是一台运转正常的仪表，一听到我的口琴声，表就跑得快了。“仪表跑得快，装置要出大事的。”可是她乐此不疲。她是众多喜欢听我吹口琴的女工之一。我揣着老指挥赏赐给我的石家庄大曲，在仪表车间西墙，吹了一段《白毛女》中插曲“红头绳”，段红霞很快就跑了出来，她戴着黄色的安全帽，急匆匆地说，你稍等一下，我交完班就走。
那天我们跑到厂西区还未开工的焦化装置塔上，在那里把一瓶大曲喝了个精光，她嗓子好，特别喜欢唱歌，尤其喜欢邓丽君的歌，要是她生在艺术世家，而不是生在一个炼钢工人家庭，她就不会成为一个普通的仪表工，而是成为一个歌唱演员了。我安慰她，不是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想活着的。我越安慰她，她越伤心，喝得也就越多，到后来就与我抢酒喝。害得我瘸着腿把她背下塔，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回到家，把她安顿在我的床上。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视线中，我明明记得那是个大夏天，天长得很，天突然就暗下来，越过那个醉醺醺的身体，我看到了一双眼睛，它挂在巨大的黑色的幕布之上，狰狞地看着我。我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我狼狈不堪地从家里跑出来，一个人跑到俱乐部，放电影的老张喜欢写点古体诗，和我是忘年交，我对老张说：“给我放部电影吧。”我坐在电影院里，放的什么电影我根本不知道，我只是坐在空荡荡的俱乐部里，眼睛盯着荧幕。从身后飘过来的光柱，在头顶呼啸而过。而人物嘈杂的声音，像是来自遥远的过去与未来。在很多个日子里，我都是那么孤独地坐在空荡荡的俱乐部里，在黑暗之中，麻木而无聊地度过一个个下午或者上午。所以晚上正式放电影我是从来不去的。我已经无法适应那种人头攒动的氛围。
我那间冷清的屋子，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成了青工们聚会的地点。在仪表工段红霞和机工林曼丽的鼓动下，我们正在筹备举办一个小型的舞会，地点当然在我的宿舍里。这个时候，欧阳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令我有些意外，她真诚地说：“谢谢。”
我挠着头，不知如何回答。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这样正面相对了。她已经完全成了一个陌生而有威望的领导。
“我知道，你替我说了不少的好话。”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她肯定不是为了说这句话。果然，她柔和的脸色变得严肃了，与我谈起了我的音乐，我的小屋。她说：“你知道吗，厂里的那些女青工们，都把你那里叫作快乐小屋。”
我说：“很贴切啊。”
“你看上去还很得意？”欧阳很不满地说，“这是什么行为，你自己得掂量掂量。你不能把什么都不当回事，如此游戏人生。”
我没有反驳她，我觉得我始终无法与她对视，我躲避着她锐利的目光，含混其词地说：“我知道了。”
而实际上，即将开始的舞会仍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但是欧阳不死心，她看透了我，所以她搬来了救兵。
救兵是黄楣佳。我和黄楣佳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点欧阳显然听黄楣佳说起过。那天中午，我在车间门碰到了黄楣佳，她居然带着女儿小韶，她解释说：“她感冒了，没有去幼儿园。她非要来看看你。她说好像有几年没有见你了。”
小韶已经上小学了。她凑到我跟前，把手递到我的手里，让我握着。
我问她：“又来采访欧阳？”
“不是。专来找你。”
我们回到我的宿舍。黄楣佳左看右看，她说：“我也看不出是快乐小屋啊。”
我一听就笑了：“你是来当说客的吧。”
黄楣佳也不否认：“欧阳还是挺关心你的，她是怕你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目标，也是希望你能走在正道上。”
“我一直走在正道上呢。”我解嘲道。
实际上，她并没有说服我，反而被我说服了，我给她吹口琴，吹邓丽君的歌，她听得如痴如醉。我还教她跳舞。她从来没有跳过，那天却破天荒地跟着我的节奏转来转去。那是一个完全放松了自己内心的黄楣佳，是一个没有任何伪装的女人。而且，她还在我的鼓动下，喝了一点白酒。最后累得躺在我的床上，她说：“我今天真是疯了，都不是我自己了。”
我送她到班车站的路上，她突然提起了欧阳被诬陷的事，她幽幽地说：“他们也找我核实情况。我说的和我写的一样。”
我像在说别人：“我也是。不过，我说的细节比你写的可丰富许多。”
黄楣佳叹了口气：“我可以那样写，可是我也可以不那么说。这么多年，我内心最煎熬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你。”
我轻松地说：“我过得很好，你不也看到了。”
黄楣佳摇摇头：“你不要骗我，你只是在骗你自己罢了。我一直有深深的愧疚，自从与你在东方红公园学口琴开始，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心不在焉，一直学不会吗？并不是因为我纠结于自己的境遇，而是因为你。如果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的那篇报道，你完全可以有另外的人生轨迹，也许会和欧阳一样那么辉煌。这也是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当我把你编织进一个故事时，你就成了一个别人人生的附属品，一个反面教材，一个阴暗的影子。这么多年以来，我都想对你说一句，你能原谅我吗？”因为终于说出了埋藏在内心的秘密，像是卸下了一块石头，她的眼里含着泪花，脸上却很坦然。
我一直想要从孟指挥那里得到一句话，而这句话从黄楣佳嘴里说出来，也让我大感安慰，我竟有些不能自已，泪水夺眶而出。小韶一直被我握着，一路上她都紧紧跟着我。她说：“骆叔叔，你怎么哭了？妈妈也哭了。”我伸出左手，摸了摸她的头，掩饰着自己内心的不平静，我说：“叔叔没哭。叔叔是笑呢。”
班车迟迟不来。黄楣佳接着向我袒露她矛盾而挣扎的内心，外表坚强的她内心竟然因为我而如此脆弱：“可是我又不能否定自己，不能否定历史。更不能否定欧阳。所以，有的话只能对某个人讲，却不能对所有人讲出来。”
我感激地说：“谢谢你。有你这番话就足够了。你不能讲，我也不能讲。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永远不能与他人分享，永远埋藏在我们心中。我提议，这是我们两人的约定，我们将永守这个约定。”
那是一个无奈的约定，在长达一生的时间里，黄楣佳和我，为了这个约定，我付出了我坎坷而令人尴尬的一生，而她，则将一直在焦虑和矛盾的阴影之中踌躇前行，慢慢变老。
舞会还是如期开张了。仪表工段红霞是一个积极的组织者，她快乐地幻想着与未来有关的一切，她认为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离开炼油厂做准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段红霞的故事在装置里油气味道一样传播。整整一个礼拜，她都在招募跳舞的人。周末，空气仿佛是因加热而在管道中、蒸馏器中奔腾的原油，即将变态为汽油、柴油和液化气。开始只是三五个人，在黑暗来临之前，他们用眼色偷偷地交换了一下愉悦而又默契的信息，然后，趁着夜色一个个地鱼贯而入。我的小屋立时就像是水中的油花一样滚开了。我把单卡录音机的音量放得尽量的小，我们说话的声音也尽量地压得很低。我们偷偷摸摸的行为仿佛是在干一件隐秘的好事。我一直住在妻子小纪留给我的房子里，所以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我和段红霞之间其实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暧昧的关系，她有着极高的天赋，唱歌，跳舞，都是个天才。就像她说的，她生不逢时，生不逢地。我想，她与我亲近，只是感觉到，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地方，在这个日益被机器
和装置包围的地方，她能从我身上看到一丝理想的安慰，虽然寻安慰遥不可及，也许永远无法实现。像是装置西南角的那束火炬之光，它永远在那里不厌其烦地燃烧，却不只是为了照亮别人。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身体的接触。如果有的话，也只是眼神与眼神的交流与沟通。在温度越来越高的屋子里，我那些可爱的工友们，他们忘我地跳舞，把自己的身心彻底地从装置、仪表、焊枪中解放出来，交给了不断移动的身体，交给了那些缠绵的音乐。屋子里，光线因此显得迷离而恍惚，而我，坐在角落里，听凭音乐声在内心慢慢地升腾，仿佛搅起一池之水。偶尔投向我的目光来自段红霞，她的目光犹如从水里反射而来的日光，照在我的身上。
除了快乐小屋的舞会，我时常会应段红霞之约，到厂区附近的麦田之中，帮助她练习唱歌，她希望有一天梦想能成为现实，她走上舞台，成为一名正式的歌唱演员。我既是伴奏，也是一个满腔热忱的指导老师。唱起歌来，她似乎永远也不会疲惫，我坐在田埂上，看着她蓝色的工装，在夕阳之中，披着绚丽的色彩，红艳艳的。我问她，百灵鸟，你什么时候能停下唱歌？
她说：“我不是百灵鸟，而是不知疲倦的仪表工。”
她这句话启发了我，为此，我创作了一首歌叫作《不知疲倦的仪表工》。风吹动着她的乌发，我问她，你为什么不恋爱呢？
她说，我在恋爱啊，我一直在恋爱啊！
“和谁呀？”
“你呀。当然是你呀。”她笑着说。
我摇摇头：“我不算的。我给你说过。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结婚成家了。”
“你会改变主意的。”段红霞在她自以为是的恋爱感觉中，自信而有些盲目。
我叹了口气，便又听到了她的歌声。
后来我在监狱中仍然能够听到她的歌声，那是因为，她给我录了整整十盘磁带，里面全是她自己唱的歌。那些美妙动人的歌声，陪伴我度过了艰难的牢狱岁月。
快乐小屋还是沦为我人生仪表上的一个休止符。时间定格在那年的夏天，我以聚众流氓罪被判了三年徒刑，检举人是小纪的父亲，我的岳父。他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是在举报我时，据说说了很多话。段红霞受了处分，保留了公职，还做她的仪表工。我被抓走那天，我的目光扫过围观的人流，没有看到段红霞，却看到了车间主任欧阳炜。她冷酷而无情的目光盯着我，钉子一样地几乎要把我的身体钉穿。我顿时沮丧万分，低下了绝望的头颅。这目光后来一直追随着我，让我在整个的牢狱生活中都无法逃脱。那目光仿佛就是悬在我的头顶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抬不起头来。
时至今日，为什么我还那么容易被她的一举一动所左右？还那么在乎她的目光？这一疑惑让我痛苦不堪。
牢狱，我命运的车辙拐向了另外的方向。段红霞，每隔一段日子都会给我寄来一盘磁带，里面是她自己录的歌，那歌声没有口琴声的伴奏，显得孤冷而寂寥，像是在高高的炼塔顶端录制的，因为我在歌声中仿佛听到了夹杂在其中的装置的轰鸣声；又像是在野地之中，因为她的歌声明显地被狂风所胁迫着似的；或者仅仅是在一个孤寂的屋子中，她的歌声小心得像怕唱破嗓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竟然收到了六盘磁带，一个月一盘，看来，没有我的陪伴和指导，她的效率奇高。夜晚来临，我躺在床上，看着狭窄的窗户外面的月光一点点地挪动，听着她的歌声。月光便跑得快一些了，夜晚像是树影般摇曳起来。我的狱友们，也静静地成为忠实的听众。那些歌声，竟然比我以前听上去更加悦耳动听，像是天籁之音。
那年冬天，正参加劳动的我突然被狱警叫了出来，我看到了欧阳炜。她看着我，眼里含着泪花，她低声说：“老指挥，快不行了。”厂长孟庆云同志，于凛冽冬天的某个上午，晕倒在工作的岗位上，在“文革”期间，他坚守岗位动摇过信念，也产生过怀疑；他向往过死亡，又抛弃过死亡，可是在他最不想告别的时刻，死亡却偏偏找上了他。他苏醒过来时已经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提出要见我。我匆匆赶到医院时，我的身后始终跟着一名狱警。一路之上，我和欧阳没说一句话，悲伤好像在我们之间砌了一堵厚厚的墙。医院里，老指挥的目光暗淡无光，他颤巍巍的手搭在我的手上，他已经没有力气抓住我的手了。
泪水已经爬满了我的脸，我说：“孟指挥，您想说什么，我都听着呢。”
老指挥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像是在辨认，又像是在疑惑，他浑浊的眼睛里包含着太多我看不懂的内容。他的头稍稍歪了歪，眼睛向旁边的欧阳炜扫了扫，又眨了眨。像是在叮嘱我什么。欧阳已经泣不成声，她戏剧般地从背包里掏出一把口琴，递给我，说道：“吹《东方红》吧。这是他人生最后的一个要求。”
我掏了掏口袋，空空的，我忘记了我是从监狱里过来的。欧阳适时地递过来一只口琴，她显然深谙老指挥的心思，提前准备好了。我接过口琴，却感到有一些生涩，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边的狱警小赵，他别过脸去，没有看我。我尝试了三次，才找到《东方红》的调。当激越的口琴声在病房中响起，我的老指挥，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孟庆云同志，极度虚弱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一曲未了，老指挥已经安然逝去。
在返回监狱的车上，我回味着悲伤，回味着老指挥的神态，回味着那有些变调的《东方红》，也回味着我的人生。警车上，已经没有了欧阳的陪伴，我突然意识到，我荒唐的人生，仍将继续前行。回到监狱之后，几乎有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的眼睛里都是老指挥的影子，他在我前面扫地，在塔上犹豫着是不是跳下去。我最终还是无法抵抗内心巨大的疑惑，给欧阳写去了一封信，信中寥寥几笔，只是问她，老指挥临终前，除了想听我吹奏《东方红》，还给我留下什么话没有。信寄出后，我每天都盼望着送信的狱警能叫我的名字，那就意味着有我的信件。没有，欧阳没有给我回信。也许她觉得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拆开我的信。可是，我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呢，想要老指挥对我有什么样的临终遗言？
随行的狱警小赵，在到达监狱前突然开口说：“你来组织一个乐队吧。”
这次探望临终的老指挥，使狱警小赵发现了我的音乐天赋，他回到监狱后立即就向监狱长做了汇报，在他的大力鼓吹和组织下，我东拼西凑，组织了一支非常业余的乐队，在第一次的汇报演出中，我上台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永不疲倦的仪表工》。“美丽的姑娘，你是一个仪表工，头顶烈日，脚步匆匆，像是蜜蜂，飞入花丛中……”台下，狱友们竟然听得感动落泪，好像那个仪表女工，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心田中。在很多个场合，上级领导来视察，节日庆贺，我都会登台演唱这首歌曲，它几乎成了我的保留节目。而这首歌也让我成为监狱中的明星，享受到了更好的待遇，可以干更体面和轻闲的劳动。我突然感觉到，我的人生在最低谷的时候做了一个鲤鱼打挺，咸鱼翻身。人生得意须尽欢。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活得是如此精彩，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呀，我竟然在监狱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我精彩的人生还在继续，我做了一回演员，在一部反映监狱改造生活的电影《泪痕》中出演一个小角色，一个对昔日自由和快乐生活无限留恋的犯人，在电影中我演唱了那首《不知疲倦的仪表工》。
促成我无意中成为一个电影小角色的人是黄楣佳，她时常来监狱里来看我，有一次正好赶上我们为“十一”演出彩排。即使看到了我精彩的表现，听完了我唱的那首《不知疲倦的仪表工》，她仍然情绪低落，脸色灰暗，声音沙哑，坐在我对面的黄楣佳没有一丝工作时的专注和风采：“如果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知道，你无论表现出多么快乐，多么不在意，多么洒脱自如，多么知足，你内心都是在怨恨我的。”
我安慰她说：“人生何处不飞花。你别总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加害者好不好。我都不把自己当成那个受害者，你又何必呢。你看看，这是我的乐队，是我的世界。我心满意足，非常快乐。你难道想让我回到以前的生活中？”
黄楣佳毕竟是记者出身，她的思维敏捷而凌厉，她反讥我：“难道你想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不管她如何良言相劝，如何循循善诱，我陶醉于现状的事实是不容改变的。她把我的顽固当成她内心罪恶的进一步加深，走的时候，她悲切地责怪自己说：“是我把你变成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的。”回去后她把我的故事讲给了一个朋友，她的朋友又讲给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讲给了一位导演朋友。
电影上映后，我收到了一盘磁带和一封信，来自段红霞。磁带里只录了段红霞唱的一首歌，就是那首《不知疲倦的仪表工》。她唱了
十遍，而每一遍，我都听得惊心动魄。说实话，她唱得比我好，比我动情。而那封信，有两页，纸上画满了大大小小的仪表，她的画工不好，歪歪扭扭，有的方有的圆，但基本上我还是能够看出，那是一台台的仪表，它们是她调试过、维护过的仪表。
监狱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根据我的表现，他们还给我减了刑，我在里面待了两年半。知道自己确切要离开了，我反而心神不定，有一种非常失落的感觉在心里萦绕。狱警小赵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出去后有什么打算。我迷茫地说：“不知道。”随后我恳求他说：“赵同志，你给首长说说，能不能让我别走？”小赵就笑了：“你这个人真逗。别人都巴不得赶快离开这里，你却想赖着不走。这可不行，这又不是集贸市场，你想来来想走走。领导都决定了，因为你表现出色，我们与你原来的工作单位联系好了，让他们接受你，你重新回到你来的地方。老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社会才是改造人的大课堂。”他拍拍我的肩膀。为什么我要犹豫，为什么我会那么焦虑？这些，我都无法厘清。
就这样，我被组织重新送回炼油厂。快接近炼油厂时，妻子小纪去世的那个地方很快就要到了，我以为我能再次看到她的眼睛，希望她的眼睛能给我某种暗示，可是没有，汽车一眨眼就把那棵树甩在了身后。
我从一名中专生，到工厂的国家干部，一夜之间变为一名仇视社会主义的坏人，再到一名普通工人，沦为阶下囚，现在重新做回工人。感觉像是走了一个人生的轮回，没有凤凰涅槃，有的只是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失去了自我解嘲的能力，木讷，笨拙，身体的残疾如此明显地突显出来，我时常会留意到自己的身影，在暴烈的日光中，清冷的月光中，那一斜一斜的影子如此的丑陋，又如此的令我厌恶，我竟不知道如何应对一切了。
我发现自己的变化是在回厂不久的中秋晚会，轮到我上台表演时，礼堂里鸦雀无声，他们都知道我的故事，也都看过我出演过的电影《泪痕》，他们的眼睛在台下的黑暗中闪着光，像是离我非常的遥远，又如此的近，给我强大的压迫感，音乐响起，这次不是孤独的口琴，而是伴奏带。前奏风一样刮过，我张开嘴，脑子里却空白一片，那曾经如此熟悉的歌曲，那首《不知疲倦的仪表工》，跑到礼堂外边的田野之中了，我身体里长出无数的手，要把那首歌拽回来，拽回到我的嗓子里，可是它没有了，彻底地消失了，它消失在了监狱岁月中，在那个特殊的时间段里冻住了。我嘴里哼了几句。台下仍然没有声音，那幽暗的光在闪烁。他们仍然充满期待地盯着我。他们太期待我本人演唱的那首歌了，那首歌在他们眼里几乎就是一个工厂。我尴尬地站在那里，汗水从身体的每个毛孔里冒出来。我的身体有些发抖，可我仍在努力，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示意重新播放伴奏带。在监狱里，我无数次地登台唱这首歌，根本用不着排练，一上台我就兴奋。可是，发生了什么？当我再次张嘴时，那首歌，还在荒郊野地里孤独地流浪。我发出的声音只是“啦啦啦……”我的身体一下子就像一边歪过去，那时候，他们一定看到了一个瘸子的本来面目。台下，涌上来的是潮水般的嘘声。
我回到了原点。甚至回到了羞涩而不谙世事的童年。
我开始躲避段红霞。她在调试、校验、维护仪表中，想的也还是她的梦想，她想离开炼油厂，她说她就像仪表盘上的指针，始终只是在那么小的天地里，“鱼儿还想游到大海里呢”。她说。她想重温旧日时光，恢复到以前的生活，仍旧由我来指导她练习唱歌，但我却有些畏缩不前，在她的一次次的约请面前怯阵，屡屡爽约，把她自己晾在田地中。她希望我再次为她写一首歌，我鼓足勇气安慰她，我试试吧。实际上我搜肠刮肚，苦思冥想，熬了几个通宵，连一句完整的歌词都没写出来。她并不气馁，她认为我只是得了监狱后遗症，还一时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她有了更高的梦想，可以曲线实现自己的梦想：“你能演电影，我也能啊。”她央求我去找那位导演，给她一次演电影的机会。我无法打消她的热情，也许我对自己在监狱的那段光辉历程还抱有幻想，我和她，怀揣着不同的期待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导演姓周，自称与周总理沾亲带故，他在片场见了我们，请我们吃了一碗方便面，外加
两个鸡蛋，然后段红霞便迫不及待地唱起了《不知疲倦的仪表工》，导演粗暴地打断了她，随后说了一句话，让段红霞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吐出一句国骂，然后说：“你要是能演戏，我他妈都能当国家主席了。”我们离开片场，向永定门火车站走时，在公交车上，我们都沉默无言。北京，秋天，显得萧瑟而清冷。直到下了公交车，段红霞才泪如泉涌，扑在我怀里，失声痛哭，这引得不少路人向我们侧目。在北京的秋风之中，段红霞对天发誓：“我要踏踏实实地生活，恋爱，结婚，生子，做一个好女人。”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之后，段红霞反而超脱了许多，悲伤仅仅持续了一个小时，留在了穿越北京城的公交车上。她心情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她兴致勃勃地要完成我们早就计划好的行程，我们没有立即返回石家庄，而是按原计划去了香山，爬了山，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红叶，她爬得比我快，我无奈地对她说：“我是个瘸子，你得等等我。”
回归正常生活的段红霞不再等我，她很快地放弃了所有的梦想，离我而去，谈了恋爱，结了婚，生了孩子，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她挺着大肚子时，在装置的管廊间我们不期而遇，她手里拎着一块报废的仪表，脸竟然红了，羞涩地冲我笑了笑，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我们俩僵在那里有几分钟。还是她打破了僵局，随手把那块仪表递给我：“骆师傅，这块仪表送给你做一个纪念吧。”
我懵懂地接过来，还没有回答，她又说：“我回到了仪表里，我还是那枚指针。”说完她飘然而去。回到仪表内的段红霞从此就从我的生活里彻底地消失了，她和那些穿着蓝色的工装、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没有任何的区别，在装置间穿梭劳作，按时上下班，相夫教子。有几次我看着她匆忙的身影从我眼前一晃而过，我都本能地产生了一丝的幻觉，好像她要迎面向我走来，与我一起到焦化塔上喝酒，到野地中歌唱。可是没有，曾经留存在某人身体里的梦想已经消耗尽了，她融入了装置中，成为一台有用的仪表了，而我，这只不断地损坏，还在坚持着的仪表，却仍旧在未知的命运中沉浮。
那块仪表后来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擦拭一下它，盯着里面的指针看半天。它静止着，指向偏右的一方，永远停留在那里。就像是段红霞的梦想，停留在即将到来的无尽的平淡之中。
1988年，我已经步入中年，我失去了初恋，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尊严，失去了红颜知己，唯一没有失去的是那个仍然挣扎在自我忏悔中的黄楣佳。她写了一篇稿子，希望告诉众人，以缓解她内心的痛楚。那天我们在寒风中的中山大街上相见，背后是东方红公园的大门，大门前是毛主席挥手的巨大雕像，不时有人与雕像合影。不过，此时，它已经改叫长安公园，世事难测，连名字都是无法确定的。
我们坐在未名湖畔，游船孤独地靠在湖边，冰牢牢地把它固定住，柳树只剩下了稀疏的树枝在随风摇荡，风在湖面上恣意地吹来吹去，像是一缕缕白色的烟。回廊间的椅子很坚硬，如同我的人生一样。我很纳闷，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个更舒服的地方相见？黄楣佳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着两只眼睛。她交给我几页纸，让我看看。我就坐在冷风飕飕的湖边，读着她新写的稿子。我读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这让那个冬天变得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善良。稿子的名字叫《被遗弃的人》。稿子并不太长，大约有1500字，我却感觉到那是一篇浩瀚的文字的海洋，仿佛我看了很久，很多年。大致内容是重提那段往事，还原真相，告诉大家，在那个动人的英雄故事背后，有一个被误解的人，那个人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忍着，被社会所抛弃，人生被改变，命运被颠覆。我泪如雨下。我抬起泪眼，我说，我要再读一遍。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无法确切地判断出，文字中所写的那个人是不是我。黄楣佳对我的反应很震惊，她以为我仍旧是如故我地对此不屑一顾，对自己的命运不屑一顾，她悲痛地说：“你变了。”在她的眼中，可能我真的变了，就是我自己都感觉到自己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我变得敏感，胆怯，羞涩，羞愧。以前的那个我，在梦中都不会出现，他是另外一个人。我常常在夜里醒来，我能看到，在屋子的黑暗深处，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那个躺在床上的人，他的内心坦露无遗。为自己而感到羞耻，
我摸黑拿过那只仪表，我觉得我能触摸到那里面静止不动的指针，那不是段红霞戛然而止的梦想，而是我的生命。
我问她：“你要怎么办？”
黄楣佳摘下口罩，她的脸隐藏在呼出的白白的哈气中：“我下定了决心，要把它发出来，说出来，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痛处，最重要的事。它积压在我心里，已经二十多年了，不解决掉，我寝食难安，良心也不安。”
我把那三张写满字的纸小心地叠好，不知道是要把它交给黄楣佳还是我自己留着，就如同那是我随波逐流的命运。我拿着它，一时间竟然有些失意与苍凉，一股悲苦之气贯通身体，贯通我四十多年的人生。我叹了口气：“算了，随它去吧。”
黄楣佳对我的表现十分不满，她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谁这样说我都能接受，唯独你不能。你不想想你二十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你不想想你内心有多大的苦楚无法诉说，你心里压抑的那部分恐怕比火山的力量还要大，你说是不是？”她盯着我，目光像是两道冰柱，寒意直抵我的心脏。
我躲闪着。
“你是顾及欧阳吗？一定是的，这么多年，你还是放不下她。你内心深处，还是有一颗心为她跳动。是不是？”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是不想，把我的生活，再翻转过来，给每个人看。”我仿佛看到我的身体被再次剖开，像是一台被拆开的仪表。
“你不是为了欧阳？”她怀疑地看着我。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就这样吧，你不能改变什么了，我也不能。欧阳很快就要当副厂长了。”
黄楣佳怒目圆睁：“你还是为了她。”
“你就甘心让她突然改变了人生方向？”我反问她。
我这句话直击她的软肋，她像是被雷击中一样，身体晃了晃，语塞了。
我接着说：“你让她如何面对。实际上，二十多年过去了，她早就适应了，早就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如果这篇文字见了报，工人们会怎么看她，家人会如何看她，社会舆论会怎么对待她，会不会像对待我一样地对待她，那她的人生会是什么样？会和我一样，从此暗淡无光，她所有的荣耀都烟消云散？我不想让她和我一样。我也不想，我的人生重新聚集在别人的目光之中。她又将如何面对社会，社会又怎样去适应她。而且，你将如何面对她，我将如何面对她。我不同意你这么做。坚决不同意。”其实说出这样的话也令我对自己感到惊讶。在这件事上，我丝毫没有胆怯。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是如何面对社会，面对你自己的？”黄楣佳不解地问。
“我已经习惯了。”我说。
黄楣佳脸上先是面无表情，死灰一般，然后泪水突然就扑簌而下，她自问：“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她丢下我，狂奔而去。在萧瑟的公园里，她奔跑的身影慌张而惊悸。
在那个难以决断的冬天，结了冰的湖面，僵硬的柳枝，沉默的假山，还有一个仓皇奔跑的女人，他们在我的视线中交错，重叠，我仍然坐在冰凉的椅子上，感受着从未有过的荒凉沙漠一般漫过我的身体。那几页纸仍在我的手中，它是一颗越冬的果实，曾经成熟，现已凋零。
我是个时间的凶手，把那果实碾碎，撕成碎片，扔进了冰湖之中，纸片在风的作用下，打着旋，飘向远方。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那件事，就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黄楣佳曾经涌起的冲动，在我们的犹疑与坚定、羞愧和不安之中，重新回到了内心的深处，在它应该的地方找到了栖身之所。那是无可逆转的大势，是我们应该遵守的规则。
她内心的沉重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我们俩极少见面，她做了新闻部的主任，所有有关炼油厂的采访报道她都不会再来，时常看到的那个小姑娘戴着眼镜，书卷气很浓，像极了当年的黄楣佳。有一天，她突然撇下陪同她的厂报社的社长徐志国，冲到我面前，张口就问：“你是骆北风吧？”
我回厂之后没有回到生产一线，而是到了污水处理车间，我抬起迷茫的眼：“你是？”
“我是工人报的记者，陈楠。我看过你演
的电影，感人至深，我都哭了。”
她重提那部为我失败的人生赢得最大荣耀的电影，令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笑了笑，想走开。她快人快语：“我还看过我们黄主任写过的那篇报道。”她直盯着我的眼睛，想要从我眼睛里看出点什么，记者们的好奇心真是强啊。
我躲闪着，我日益变得封闭和自我，多年以来，我早就学会了忘记，她重提旧事，让我很紧张。
“你别紧张，我没别的意思，我也不是想采访你，写报道，你们的事早就成了历史，没有人会感兴趣。我就是想把现在的你，和黄主任报道中的那个人，电影上的那个人，对到一起。”她侧目看着我，“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这三个人是一个人。”
我再也无法承受她审视的目光，那目光像是一个漫长的时代，我逃之夭夭了。后来我在厂里又碰到过她几次，她是故意要来和我聊天，以便套取我生活的秘密，仿佛我是一个可以深入挖掘的宝藏。每次我都躲着她，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我约黄楣佳见面，地点仍然是长安公园的湖边，湖边的椅子已经被年轻人占领，我们只能绕着湖边走来走去，她顾及着我的腿，尽量与我的步伐合拍。走了半天我们都没有说话，直到我们已经第三次看到北山的吴禄贞墓时，我们俩同时开口道：“我们？”我们相视一笑，黄楣佳说：“是你约我来的。”
我便说出了我的烦恼，我提醒她，告诫一下年轻人，别来打搅我正常的生活。
黄楣佳若有所思：“为什么，她那个年龄的人，会对你那么感兴趣？”
我哪里知道。
黄楣佳显然并没有希望我给出答案，她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那一年，步入中年的黄楣佳似乎已经失去了激情与棱角，她从陈楠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她沉吟着说：“也许，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谜，自己都无法能解开答案，留给别人的更是无尽的猜想。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对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总是充满了疑惑与不解，这也可以理解。我知道，她对我也充满了好奇，她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独身一人，却带着一个孩子。可是她不敢问。她只能去深究你。我也觉得她很特别，思想很敏锐，像是一个章鱼的须子，伸向她从未经历过的远方。”
又沉默起来，在我们之间，那个稿子的事是一个地雷，谁也不敢去触碰。又转了一圈，她突然指着一个地方说：“就是那里，我跟你学吹口琴的地方。那个时候，小韶还在我的身体里，那么安静，从来不闹，从来不打扰我，烦我……”她说着说着，突然就抽泣起来。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泣，为谁哭泣，长时间以来，没有女人的日子让我对异性失去了感觉，不知如何与她们相处，不懂得她们的心思。我张开双臂，她却主动扑在我怀里，索性号啕起来。我愣了一下，脸上明显感到一些灼热之气升腾起来，我还是把僵硬的双手，放到她的背上，我说：“哭吧。”
哭完，她才感觉到自己的失态，她从我怀里挣出来，擦拭着眼泪说：“对不起，我想起了小韶。也想到了我自己。你不知道，自从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对你所做的事情，为你的人生而自责后，我对自己所有的生活都有所怀疑了，包括那个我深爱着的男人。以前，我几乎是他的影子。我甘愿为他做任何的事情，我仰视他，把他当成一个神，他十全十美，无可挑剔，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可是突然间，所有的一切都坍塌了，信念没了，崇拜没了，形象也没了，我在问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对还是错，值不值？”这是个春天，春意勃发，她脸上的怀疑和那个季节的阳光一样，是如此的明确，坚定。
我其实感到了羞愧与不安，我忐忑地说：“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时机相遇。如果没有那场暴风雪，就什么也不会发生。”
黄楣佳苦笑道：“我不这么认为。命运选择了你和我，我们就无法自我选择。我们如此渺小，又是多么无助。”
在分手之际，黄楣佳向我提到了小韶，她问我还记得小韶吗？“有一段时间，她对你特别依赖。你每周都去幼儿园接她。”
我说，当然。多么安静的一个小姑娘。想起第一幼儿园的街道、树木和周围的建筑，仿佛就是昨日。
黄楣佳沮丧地说：“世道人心，都已经变
了。我觉得自己好累，我已经无法左右任何事情，就连自己的孩子也无法左右。请你替我照顾好小韶。”
她留下的这句话，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已经习惯于自己这种顺天安命的生活方式，思想处在一种半悬空的状态，飘着，被生活的气流托着。直到有一个雨天，属于我的泵房突然被人推开，淋得透透的一个姑娘站在我面前，叫了我一声：“骆叔叔。”此时此刻，那个牵着我的手的怯怯的小姑娘小韶，早就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随水流而去。她进了炼油厂，成了一名普通电工。
她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工。她染发，抽烟，喝酒，进舞厅，频繁地换男友，自从进厂以后就成为一个令所有人头疼的女工，她很快就纠集起一帮狐朋狗友，气味相同的人，俨然成了他们的帮主。
她用我的毛巾擦着脸上的雨水，说：“骆叔叔，我可不想在这里混一辈子。太乏味，太他妈的无趣了，天天就是装置、生产、安全。是我妈非让我来的。我只能听这一次，我的生活她可做不了主。”
我大吃一惊。
她接下来说：“骆叔叔，你咋越活越抽抽了。真没劲。听说你年轻时虽然腿有残疾，可懂乐器，玩音乐，特招姑娘们喜欢。你是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你还给一个姑娘写了一首歌，演了电影，你在电影里就唱的那首歌，是不是？骆叔叔，你给我讲讲呗。我一说这个，我妈就黑着脸，特严肃，一句也不和我讲。”
我只是笑，没有搭茬。不管她如何疯癫，如何令人头疼，如何胡作非为，我却总能在她的身上找到当年的那个静悄悄的小韶的影子。实际上，正是因为若干年前的印象，我一直对她抱有好感，确切地可能是一种爱。即使后来她做了那么多令人深恶痛绝的坏事。
她经常会光顾我的泵房，我不说话，却只听到她在滔滔不绝地讲，讲她做那些惊世骇俗的事，从小学到中学，到技校。讲她怎么勾引她的体育老师，怎么用打拳用的皮手套打得体育老师乌眼青；讲她怎么领着一帮社会青年打群架，人生第一次被请进了派出所；讲她在南马路一带呼风唤雨，像是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她连续讲边大声地笑。孤独的泵房，因为有了她的声音、笑声，而顿时有了生气。她说：“要不是我妈看得紧，我早就进监狱了。”她讲黄楣佳是怎么盯她的梢，怎么把她从舞会里拽出来，怎么教训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抽烟喝酒的小男孩。她像是找到了一个认真而合格的倾听者，把她的老底全部倒水一样都倒给我。那些故事倾盆而下。她并不想听我的反应，也不要我的评价，她只是说，说得昏天黑地。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她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都是小年轻。我一进去就觉得掉进了一个陷阱。烟雾缭绕，酒气熏天，全是玩世不恭的目光，嘲笑地看我，像看一个误入虎穴的猴子。小韶挽着我的胳膊，警告那帮人：“我叔叔。谁要对他不好，就是他妈的黑我。知道不，电影明星，演过电影，看你们一个个的揍性，知道演电影叫艺术不。”
那个陷阱没有让我反感和不自在，我和他们斗酒，划拳。他们很快就收回了嘲笑的目光。小韶一直在我旁边，寸步不离，亲密地挨着我，像是我的孩子。她看我的酒意朦胧的目光都是那么依恋。后来她突发奇想，她说，叔你唱那首歌吧，就是给仪表姑娘那首歌。
这是事隔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唱歌，我竟然忘记了当年自己站在俱乐部舞台上无比尴尬的样子，忘记了音乐早就从我的身体里飞走了，我坐在那里，张嘴便唱了起来：“美丽的姑娘，你是一个仪表工，头顶烈日，脚步匆匆，像是蜜蜂，飞入花丛中……”我唱的过程中，小韶把头依偎在我的肩上，表情很陶醉。
那样一场奇怪的聚会，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的是我居然那么投入，也那么适应，音乐也像泉水般从我干涸的心灵深处流出。可是我没有注意到，在众多年轻人之中，有一个人对我产生了极度的仇恨和愤怒，后来我知道，他是小韶的男朋友小梁子。当我唱完歌，头发长长的那个小伙子便上来挑衅，问我敢不敢打架。我兴致正浓，站起身说：“打！”
我们跑到外面的空地，摆开架势，货真价实地打了一架，当我被那小伙子踢倒在地时，我还听到了小韶的尖叫声。我伤了肋骨，后来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不过，那年轻人也没有
好哪去，他头上被我用啤酒瓶开了大口子，缝了十几针。
黄楣佳还到医院里看我，我和小韶都守口如瓶，对她说我是不小心摔的。我们为此还大笑了一通。从医院里出来那天，我在自己家门口碰到了小韶，她背着一个背包，说，她得在我这里躲躲，要不梁子总是缠着她，找她麻烦。
她把我那里当成了自己家，屋里很快就到处有了她的痕迹，衣服，化妆品，洗漱用具，甚至胸罩也在沙发上随处乱扔，一见到类似的我都小心地放回到她的房间里。她唱歌，有时候突然吼出一嗓子不着调的词，吓我一跳。她喝酒，非要与我一起喝个烂醉。她甚至赤裸着身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根本无视我的存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躲到自己的屋里，而她却不依不饶地推开我的门，像是故意示威似的转一圈。晚上，当黑夜慢慢地覆盖着我，就像是沉重的过去，让我无法入眠，我能听到她的脚步声，轻轻的，她肯定是光着脚，推开我的屋门，蹑手蹑脚的。她爬到我的床上，挨着我躺下，她一反常态，幽幽地说：“我知道你没睡。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爸爸。从你那次到我家开始。”
黑暗中，我的眼睛湿润了。
她是一个在不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成长的孩子，之所以成长得如此不健康，不能埋怨她。我决定带她去见她的亲生父亲。我没有提前告诉她要去干什么，只是告诉她我们要去和一个人吃饭，班车上，她一直都在问那个人是谁，是不是和我演过电影的明星。我都含笑不答，这给了她极大的好奇心。她嚼着口香糖，不一会儿就偎在我身上，随着班车的颠簸睡着了。我提前去见了黄楣佳的主编，主编姓王。高高的个子，已经有些谢顶。我告诉了他，他女儿想见他一面，他有些激动，他说，他一直惦念这个孩子，开始时是黄楣佳不想让孩子知道有他这个人，他只能远远地观看着她的生活，可是后来她突然绝情地与他分手，他要见孩子更不可能了。我听得出他戚然的语调。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相反还有些憎恶。
也许我想得过于天真，我以为让她知道她拥有一个真正的父亲，让她认为自己有一个完整的家，她能够心安，能够回到正确的生活轨道上来。看到我们，坐在椅子上的主编慌张地站起来，露出一种不自然的讪笑。挽着我的胳膊兴高采烈的小韶立即就变了脸，愤怒地看了我一眼，甩开我径自跑出去了。我冲主编尴尬地撇撇嘴，丢下更加慌张的他去追赶小韶。在饭店门口，我看着她气愤的表情，后悔不已。她没有和我一起回炼油厂，而是头也不回上了一辆摩托车，开摩托的是个瘦瘦的小伙子，我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她是何时叫他来的。小韶给我留下一句狠话：“你要是觉得你能改变我的生活。你就是个大傻<F:\制作文件夹\当代\2017年当代\1#\链接\×.eps>。”看来她早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可她不认可。
追出来的主编，光光的大额头上顶着密密麻麻的泪珠，他搓着手，求助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老兄，好自为之吧。”
从那天起，她搬出了我的家，再也没有回来。而黄楣佳也知道了我带小韶去见主编的事，她把我叫到长安公园，对我很一顿数落，我一瘸一拐，一脸苦相，我说：“你们娘俩，我是都得罪了。”
发泄完，黄楣佳还是流了泪：“我知道她心里也苦，她从来没问过我爸爸的事。”
她又说：“为什么我的生活一团糟，就是因为我开始怀疑了吗？怀疑有什么错吗？”
她陷入了过于沉重的思想的泥沼之中，我丝毫不能解放她，帮助她，只能看着她越陷越深，这是我最痛心的。我突然想到1968年，我在这里教她吹口琴的情景，我突发奇想，也许往日再现，能够排遣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这让我兴奋异常，我问她，你想听我吹口琴吗？黄楣佳眉头略微舒展开，点了点头，说道：“这是个好主意。”
没有人带着口琴，自从我出监狱之后，口琴便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说，你等等。公园的对面就是北国商城，我一溜小跑，买了把崭新的口琴，回到湖边时，她还在耐心地等着我，看到我，目光从湖面上的游船上收回来，期待地说：“很久没有听你吹口琴了。还真让人怀念。”
口琴握在我手里，既亲切又有些陌生，我即将吹奏的样子像是一个仪式，把黄楣佳逗乐了：“咱们又不是开批斗会，你这么紧张干吗。”
我试着放轻松些……可是我越从内向外地要强迫自己安静下来，越有些不能自已地颤
抖，我提醒自己，在与小韶们的聚会中，歌声不是已经从我心里流淌出来了吗？可是，面对黄楣佳，她脸上写满了历史，写满了我们共同的记忆，我憋得面红耳赤，也没有吹出一句完整的曲子来。看着我百折不挠却吹不出音调来的样子，黄楣佳笑了，笑得流了泪。她说，算了，我又不是小孩子，让你来哄。
“我不是哄你。我是对自己悲伤，以前都像是长在我身上的，现在却全都跑了。这是怎么了？”我焦虑地说。
黄楣佳说：“也许是你不需要它了。或者是，它不需要你了。”
我想想她的话，茫然而有些无奈。我的生活，被人为地安排着，还要被口琴、被歌唱调侃着，真是一件令我头疼和疑惑的事。
我与黄楣佳，都没有提及，我们的过去与历史的阴影，我们刻意地回避，避免让对方受伤。我们像是明明看到横在我们面前的一块巨大的石头，却假装没看到，还向上撞。
黑暗之中闪现了一丝光，我看见自己倾斜的身体更加不平衡，它弯向一边，我看到了地面，地面如此清晰，它陡峭地向上挺立着，越过我的身体，犹如山的峭壁。
我是山脚下那倾斜的人，那个被巨大的山影所遮蔽的人。
那个叫陈楠的女记者，并没有听黄楣佳的话。当她又来找我时，我就感觉到了时光的倒流，仿佛那是黄楣佳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在医院里，我刚刚从一场有关暴风雨的袭击中醒来。她拦住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我就是对你特别感兴趣，我知道你，欧阳厂长，我们黄主任，你们之间的关系。可是还有一个人，也和你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们却忽略了他。”
我没有说话。我觉得我像是一个守护自己森林的老人，会一直随着树木枯萎老去。
我不得不佩服现在的年轻人的执着与勇气，是因为陈楠真的把我说服，带我去见了那个人，去继续我们旧日生活的探秘，我不自觉地成了她好奇心的同谋，连我自己都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会被她牵着走？难道仅仅是她的一句话？她耸人听闻的话显然不是来吓唬我的：“那个人让欧阳厂长伤心不已。”
她神秘地透露给我的那个人是欧阳炜的丈夫董林生，党校的哲学教师。据陈楠说，他早就不是个教书育人的老师了，在重视文凭的那几年，他被提拔到市政府从了政，做了官，现在已官至厅级。一路上，陈楠都在给我讲董林生的政绩，讲他步步高升的官运：“我认识他时，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采访，他是那种很有男人味的男人，成熟，稳重，又平和，幽默，中年男人的魅力十足。”
在她的讲述中，那个叫董林生的男人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时，我没有一丝的印象，记得在他们结婚的现场像是见过一面，早就忘记了模样，而她刻画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物，显然与她所说的那句耸人听闻的话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她看我迷茫的表情，安慰我说：“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你们是那么让人摸不着头脑，表面与内心有着巨大的反差，是社会人与自然人的矛盾体，但这样一个矛盾体又充满诱惑，令人痛恨。”
我问她：“你是学哲学的？”
“不是，我学的是新闻。”陈楠摇摇头，“你觉得你自己是个什么人呢？”
我说：“我，我，我……”
这个问题可把我难住了。要回答她的问题，不应该由我自己来作答，应该由欧阳炜、孟指挥、黄楣佳……还有悄然逝去的时间去回答。
“算了，”陈楠摇摇头，“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我又能明白什么呢。”
我们进了一家很有名的酒店，在大堂的一角找到一个大大的沙发，坐下来，眼睛盯着电梯口。我问她，我们在等什么。她说：“董林生。”我就默不作声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才看到一男一女从电梯里出来。男的五十多岁，和我的年岁相仿。女的很年轻，三十岁左右的年龄。女的挽着男的胳膊，两人说说笑笑，很亲密的样子。陈楠小声说：“董林生。”我有些迷茫，一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陈楠又说：“这是另外一个董林生。”我依旧茫然地看着她：“你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陈楠说：“我是想让你看清楚，你一直维护的过去，有时候是很虚假的，不可信的。”我被
她激怒了，我抛下她，径直走过去，拦住了那一男一女。我站在他们面前，两个人惊愕地看着我，我的样子一定是这样的，凶神恶煞，怒发冲冠。男的本能地把女的护在身后：“你干什么？”我抬起胳膊，手已经成为一个拳头，力量汇聚到一起，狠狠地砸在那个我早已经认不出来的董林生脸上。我看到了鲜血飞溅的神奇时刻，血滴向我视线的四周快速地射去，有一滴来到了我的脸上，像是雨滴。我还听到了身体倒地的声音，年轻女人的尖叫声。宾馆安静的大厅乱作一团。陈楠趁乱把我拉了出去。我们快速地走了两个路口，才停下来，陈楠看着我，突然便放声大哭，我更加茫然。
半个月之后，在不同的地点，我与董林生偶遇，他的身边仍然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一个亲热的姑娘，这个姑娘曾经在炼油厂的小道上，拦住我，对我说，我看过你演的电影，我感动得哭了。我已经失去了任何的勇气，这样的场面足以证明，我错过了属于我的时代，同样，我也错过了属于别人的时代。我错愕地看着他们，放他们扬长而去。
小韶最终还是失踪了。没有任何的征兆。她一连一周不见踪影，先是那个深恋着她的小伙子梁子，就是和我打架那个年轻人，他总是在我家楼下转来转去，盯着我的窗户，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有一天，我忍不住走下来，我穿着拖鞋背心，一看就不是找碴的。我告诉他，我可不想和你打架，我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我想好好活几年。小伙子愁眉苦脸地说，骆大叔，我不是来打架的，我是来找小韶的。
两天后，南下的列车里，黄楣佳像是散了架，头依在我身上。一路上，她都在不停地问我，她在不在深圳？她为什么要离开我？给我们提供信息的是小韶最后的男朋友的母亲，那位衰老而憔悴的母亲目光灰暗，无动于衷。说起自己的儿子的出走，就像是说一件平常事。黄楣佳虚弱地说，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深圳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两个早已被历史抛弃的人，两个即将垂垂老去的人，行走在其中，便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之中，我有些后悔陪她来寻找小韶了。我说：“还是装置里让我安心。不管我多委屈，多难受，只要看着那些装置，那些仪表，那些泵，日夜不停地在转动，所有的一切就消失了，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它们。”高楼的影子俯冲下来，像是鹰的翅膀，给我压迫感。我开始怀念炼塔温柔的身姿，它是一个庞大而宽容的墙，能把我脆弱的心，隔绝在它的身影之下。
黄楣佳没有觉察到我心理的变化，她的目光迅速地在繁华的街道、林立的高楼之间逡巡，步伐慌张而迅速。她忧虑地问我，我们到哪里去找？
我茫然地说：“我也不知道。这可不是我们厂，我知道哪个装置在哪儿，哪个车间在哪儿，说得清哪是原油罐，哪是成品油罐。你觉得她会去哪里？”
同样，心力交瘁的黄楣佳已经丧失了一个记者应有的敏感，她看着我，目光有些犹疑不定，试探着说：“她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她能够到哪里。无非是宾馆，饭店。你说是不是？”
我应和着她：“也许是的。”实际上我内心里有一股强烈的担忧，这种担忧让我对我们的寻找充满了绝望。
我们几乎找遍了我们能够找到的宾馆，可是一无所获。大海捞针的工作徒劳而令人窒息。我们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我看着坐在我身边的黄楣佳，头发蓬乱，目光无神，手里拿着一个有些干硬的面包，这个有过梦想，有过信仰，对自己的人生轨迹曾经相当自信的记者，此刻，失败弥漫了她的全身。爬满她身体的阳光是苍白的，皱纹正在侵蚀着她的灰暗的面庞。我终于说出了我的担忧：“我们先要了解小韶，她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才能决定我们寻找的方向。”
黄楣佳，万分诧异地看着我：“我不了解我自己的孩子吗？”
我躲避着她的目光：“我是在假设。开始，我一直觉得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和社会是什么关系。可是后来，我就分不清自己了，我到底是个坏人，还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还是社会的一个毒瘤。那天，陈楠说，电影《泪痕》里改过自新的那个人，泵房里的那个普通的工人，报道中的那个坏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能说得清你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吗？”
阳光缓慢地在她的脸上爬动，她的目光突然就呆滞了，嘴角抽搐了两下，面色铁灰，她一定是在想她自己。我静静地等待，我想听她告诉我一个答案，一个发自肺腑的回答。可是沉默良久的黄楣佳对我说：“我是我，小韶是小韶。她那么年轻，没有那么复杂。”
“那你说，她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我盯着她的眼睛。
她说：“她是个听话的孩子，……”犹豫片刻，“她又有些任性……”顿了顿，“她开始说谎，打架，交男朋友……我……”她说不下去了，捂住了脸。
我拍拍她的肩膀：“我们回去吧。我们不了解她，根本找不到她。”
她拿开双手，声嘶力竭地说：“我了解她。她是我女儿。”
我无力地靠在街边花园的椅子上，抬头看看南方的天，蓝色在慢慢地变化，颜色加深，洇为黑色。
我们在深圳待了足足半个月，在派出所报了案。我们找了许多地方，有一天来到一个歌厅门口，是黄昏时分，陆续有打扮妖冶的女子向里走。黄楣佳说：“我们为什么停在这里？”
我心里是想说，也许这里面也是我们寻找的方向。但是黄楣佳拽上我，快速地逃离了那个令她惊悸的地方。她告诫我说：“你不要把我女儿想得太龌龊。”
她在回避一个真实的人，同时也在回避着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寻找注定会无疾而终。当我们踏上返程的列车，当绝望使她看上去消瘦了许多，头发几近全白，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提前退休，去寻找女儿小韶。
从此，小韶，便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而她的母亲，黄楣佳，也踏上了一个不归路，任失去生活目标的自己在人海之中漂流，幻想着与女儿小韶的奇遇。
梁子不相信小韶会平白无故地消失，他对我恨之入骨，他找到我，认为是我把小韶藏在某处。他叫嚣着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黄楣佳奔波在全国各地寻找小韶时，她会不时地给我写信，打电话，告诉我一些好的或者坏的消息，她把我当成了一个忠实而可靠的家，让那些纷繁的信息，像是雪片似的飞回来，飞到我内心这个家，驻扎下来，不管是好还是坏，不管是失望还是希望，那都是一个寄托，一个牵挂。我替她整理那些信息，试图帮她从中获得可靠的线索。我把有用的信息从她的信息和来电中摘要出来，记在一个单独的笔记本上，寻找其中的关联处，得出自己的结论，然后把我的想法再传给她。关于小韶的确切去处，在时间的暗流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深圳、四川、广东，甚至新加坡，台湾。我们在一个个信息面前收获期待，也跌入绝望。我和她，就是靠着这种关系互相维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是两个走夜路的人，互相挽着手，相互鼓励。有时候，在黑暗之中，我会从梦中醒来，透过浓密的黑夜，我会看到急急地行走在苍茫夜色中的黄楣佳，她的身体闪着光，向无边的黑暗中前行。
这之后两年，刚刚退休的厂长欧阳炜病了，她得了疯语症，胡言乱语。我去看她，她抓住我的手不放开，端详我半天，突然温柔地叫了我一声：“师父。”那叫声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暴风雪之前，带回到炼油指挥部的初期阶段，让我想起我第一次见她时的情景。我不禁潸然泪下。可是她随即就变了脸色，表情转阴，怒斥我：“混蛋，谁让你把那个阀门打开的。你算老几。”她抓着我的手不松开，一会儿现在，一会儿过去。表情一会阴一会儿晴。一会儿夸夸曹副总王段长，一会儿又大骂马主任齐干事。她自己就像是一台高潮迭起的戏，让每个人看得都心痛不已。她从来没有认出过我是谁，但是她喜欢抓着我的手说东道西，有时候还压低声音，要告诉我一个秘密。我侧耳细听，却什么也没有听到，她显然在想着，可突然想法就转了向，骂起人来。
夜晚，厂医院的三楼病房里，她屋子里的灯光总是亮着，她不允许黑暗的到来。她告诉我，一旦她看到黑暗，就是有人要害她。每次，当我疲惫不堪地走出医院，回头看到她病房里的灯光，我都会想起那个暴风雪之夜。
我在给黄楣佳的信中提到了欧阳炜的病情。那时候，她在四川绵阳。我在信中写道：她彻底忘记了一切，时间在她眼里已经失去了
意义，历史与现在都混合在她的意识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我们相比，她是幸福的。至于她为什么会胡言乱语，为什么会堕入这样的一个世界之中，我十分不解。回忆让我对此更加迷惑，记忆路途中的欧阳炜是个幸运的人，她被历史的一个意外推上了一条光明的坦途，不管她接受与否，她都得在那条路上一路前行。就像我也被历史的意外所抛弃一样。我们都得认同命运的安排。老天是公平的，在送一个人进天堂的同时，必然会把一个人投入地狱。这是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我们本来是并行着的，暴风雪把我们分开了，是一棵树的枝杈，越分越远。病中的她是痛苦的。那她的痛苦何来，她为什么失去了语言的正常的逻辑与思维？这些疑问，让我走在回家的途中，百思不解，让我的失眠越来越重。夜晚，与她正好相反的是，我必须挡住任何的光亮，我的窗帘厚厚，能够让月光在我的梦境之外徘徊。我抚摸着段红霞留给我的那块仪表，那首歌，早就变了调的歌的旋律，穿越时空，在我的夜晚中响起。
我在几封信中提到了欧阳炜的疯语症，我相信黄楣佳一定看到了。我无法想象她读到此类信件时的反应，我只能确定一点，在她匆忙的回信中，只字未提欧阳炜，从来没有。我在她慌乱而缺乏条理的回信中，在众多无法分辨的线索当中，努力想找到她留给我的某些痕迹，比如她是不是把有关欧阳的话放在了杂乱的文字之中？但是没有。
小韶仍旧没有任何的消息。欧阳却在狂乱之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还是在冬天的某个夜晚离开了我们，据护士说，她离开时病房的灯是亮着的。我在天亮之前赶到了医院，看着她静止的身体，紧皱的眉头，她的嘴半张半闭，我试图想要把她的嘴完全地闭合上，可是没能做到。我掏出珍藏了几十年的毛主席像章，就是因为那枚像章，暴风雪把我们相连在一起的命运给分开了。我把像章别到了她的胸前，那是我承诺给她的，直到现在，才真正地属于她了。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
欧阳离开的那个冬天，与六十年代的冬天相比，寒冷已经退却了，我们曾经遭遇过的暴风雪也极其罕见了。而催化塔，时隔四十年，仍然屹立在那里，在寒风中保持着它的尊严，只是它的身体就经过历史的洗涤，风雨的冲刷，无数次的改造，身躯更伟岸了。我爬上去，像是耗费了我毕生的精力，疲惫、心跳加速、虚汗淋淋，这是一个老人典型的特征，我站在塔顶，看着密密麻麻的管线，层层叠叠的装置，不断延伸着的球罐和运油铁路，这是一个让人忘记的时代，它看着我，肯定在嘲笑着我，嘲笑我现在的软弱，嘲笑我还站在历史的塔顶，回望早就消失的一切。
就在几天前，退休了的段红霞突然找到我，提议我们在厂庆的晚会上，演唱那首《不知疲倦的仪表工》，由我来伴奏，她来演唱。段红霞已经是孩子的奶奶，她天天忙碌着接送孙子上学下学，花白的头发浑浊的目光，与那首歌中的仪表工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可是她却念念不忘。我拒绝了她。她愤愤不平，最后给我撂下一句话，你要是不参加，我可以找别人，你以为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那首歌吗？
那天晚上，睡眠很快就进入了我的身体。梦境平稳而没有波澜。半夜，我的生命终于来到了尽头，响动把我惊醒，我下意识地抓起了那块报废的仪表，黑暗并不能掩盖一切。我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只是一张惊恐的脸，一个小贼？我这里有什么值得惦记的？我的一生都是个空白。这真是一个愚蠢的窃贼。也许是梁子？是小韶？是欧阳和黄楣佳？或者仅仅是一个梦境。在梦境中，我拿起了那块仪表，下意识地把它举起来。它很快就脱离了我的手，被黑暗中的那个人夺过去了，我抓住自己命运的力量太小了。我听到了仪表在我的脸上破碎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是雪在融化，
我黑色的眼睛，渐渐地要闭上了，它会被更浓重的黑色所覆盖，一层一层，我突然想唱歌，唱那首《不知疲倦的仪表工》，我张开嘴，“美丽的姑娘，你是一个仪表工……”声音缓缓地沉入到我的心底，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越来越深。对不起了，黄楣佳！
窗外，黎明已经到来。
刘建东，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95年起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小说集《黑眼睛》等。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