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铁帽子王跟皇帝辈分关系：大清十二铁帽子王之一

清朝铁帽子王跟皇帝辈分关系：大清十二铁帽子王之一五等镇国公 （gung，公级）四等为固山贝子（倍咂，满语复数，固山为旗）一等为和硕亲王（和硕为一方之意）二等为多罗君王（多罗为一角之一）三等为多罗贝勒（倍啦，满语单数）

清帝国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算起立国296年，从皇太极在盛京（沈阳）改国号清算起享国276年，共传十二帝，都北京，疆域近1320万平方公里，人口四万万，衰败前为当时世界上强极一时的鼎盛帝国。

《大清会典》中所列宗室爵位共计十四等，并不是所广泛认同的十二等，其中亲王嫡子为在未袭封前为世子爵位，郡王嫡子在袭封之前为公子爵位，但实际只是列明，而未执行。

所以清朝宗室的爵位主要的十二等是：

一等为和硕亲王（和硕为一方之意）

二等为多罗君王（多罗为一角之一）

三等为多罗贝勒（倍啦，满语单数）

四等为固山贝子（倍咂，满语复数，固山为旗）

五等镇国公 （gung，公级）

六等辅国公；

七等不入八分镇国公

八等不入八分辅国公

九等镇国将军（janggin 将军级）

十等辅国将军

十一等奉国将军

十二等奉恩将军

宗室的封爵方式有三种，为功封，恩封和考封（带有对前两种的考核性质）。主要还是功封和恩封，清中前期因攻取天下和维护地方的战争中立有军功的宗室贵胄授封爵位为功封，另一种因是皇帝的直系子孙而得到爵位为恩封，清代吸取了明朝高级宗室王爵过多的教训，把恩封的宗室每一代降一级，并且封王而不裂土，封爵而不建国，皇帝把王爷们留在京城眼皮子底下养尊处优，监视控制，方便管理。

清代除了恩封每代降爵的宗室诸王外，还设有世袭罔替的王爵十二家，被称为铁帽子王（很珍贵，获罪宁愿被赐死也不愿被摘了帽子）其中功封的八家，恩封的四家。功封的八家铁帽子王为：礼亲王代善（中途改封过巽亲王，廉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中途曾改封为简亲王），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中途改封显亲王），克勤郡王岳讬（中途改封衍禧郡王，平郡王），承泽亲王（庄亲王）硕塞，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这八位王爷因战功卓著，开疆拓土，辅佐皇帝，稳定朝政等功绩，子孙后代享受永不降爵的世袭罔替的待遇，就是我们俗称的功封“清初八大铁帽子王”。

这八家中，为皇子的有礼亲王，豫亲王，睿亲王（前），庄亲王，肃亲王。另外的郑亲王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克勤郡王和顺承郡王是礼亲王代善一门的子孙（一门三王）。

清中期以后，恩封的世袭罔替王爵为怡亲王胤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这四家为清恩封的铁帽子王。

今日开始咱们就聊一聊清代除了皇帝外十二为宗室爵位最高的家族和其他几位继位著名的王爷（不是世袭罔替），看一看他们的兴衰族史，但清史悠悠两百余年，为避免过于繁杂，我们主要讲一讲每个家族中主要的人物。

郑亲王家族（简亲王系）

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不是一个满族名字，而是一个蒙古名，意思是“幸福、快乐”。直到今天，很多蒙古人还在用这个名字。可一个满族人，为什么取了一个蒙古名呢?

满族在入关(1644)以前，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东部，西部则是蒙古族的传统活动区域。历史上，东北原与蒙古草原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两个民族互相交往，不仅在血缘上彼此融合，文化上也有许多交流。满族人取蒙古名，就是这种交流的一个侧面体现。像济尔哈朗的二哥叫“阿敏”(蒙语意为“气息”、“生命”)，努尔哈赤的第五子叫“德格类”(蒙语意为“紧身短上衣”)，第八子皇太极(即清太宗)原名“阿巴海”(意为“亲如兄长”)，也都是取的蒙古名。

济尔哈朗从刚出生时，即被父母寄予良好祝愿，希望他一生快乐幸福。他37岁受封和硕郑亲王，45岁与睿亲王多尔衮同为辅政叔王，辅佐幼帝福临。福临亲政后，又晋封为皇叔和硕郑亲王。

他经历了太租、太宗、世祖三朝，到57岁痔终正寝时，其他同辈诸王早已先他而去。济尔哈朗的晩年，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生前死后，备极荣光。在清初诸王中，他虽不是最耀眼，但至少是最幸还的一位。

在清初爱新觉罗皇族中，济尔哈朗的家世很特殊。他的父亲舒尔哈齐是清太租努尔哈赤的亲弟弟（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亲侄子），但舒尔哈齐本人以及济尔哈朗的三位兄长，却先后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所害。两个家庭，本为骨肉至亲，却形成父一辈子一辈的积怨。济尔哈朗12岁时被努尔哈赤收养，对于他来说，努尔哈赤既是伯父兼养父，又是杀害父亲的仇人。面对两个家庭间的情与仇，济尔哈朗如何做岀自己的选择，实际决定了他后来的命运。

清太祖努尔哈赤兄弟5人，他居长是老大，和三弟舒尔哈齐、四弟雅尔哈齐为同母所生。还有庶弟穆尔哈齐，幼弟巴雅喇，为继母和庶母所生。舒尔哈齐生于明嘉靖四十三(1564)，比努尔哈赤小5岁。他的幼年同努尔哈赤有着相近的经历。

舒尔哈齐5岁丧母，受继母那拉氏虐待，青少年时代经常随兄长出外谋生，历尽艰辛。但在这过程中他也锻炼了体魄，增长了智慧明万历十一年(1583)十三副遗甲起兵时，努尔哈赤还不过是建州女真中一个噶栅(相当于村大队书记)的首领。外有强敌环峙，内有宗族亲人的迫害，处境极其险恶。当时为他真心效力的，只有几位胞弟。雅尔哈齐去世早，舒尔哈齐被努尔哈赤依靠的左膀右臂。

在以后的十余年里，舒尔哈齐经历了数十次战斗。清朝史书说他“自幼随征无达不到”。因作战英勇，颇得部众拥戴人们称他为“达尔罕巴图鲁”。巴图鲁，蒙古语，意为“勇”、“勇士”之意，是蒙古族中最勇武之士的称号。“达尔罕”，原为漠北游牧民族的武职官号。元代，蒙古人只有大汗本人或其子孙有特殊贡献者始有荣受此号的资格，称为达尔罕，且亨有各种特权。明代，蒙古对建立军功的勇士，也会颁给此号。舒尔哈齐的双重勇号虽然都是来自比邻的蒙古，却足以说明他的勇武及其在部落中的崇高地位。

努尔哈赤兄弟同仇敌忾，加快了战争胜利的步伐，而战争的顺利发展，也加强了两兄弟的权势。16世纪末，他们在抚顺以东苏子河畔的烟囪山(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占山为王。努尔哈赤拥有万余众，队长150余名，战马700匹；舒尔哈齐则拥有5000余众，队长40余名，战马400匹。两人平日里各聚属下造甲练兵，出征时分别召集兵丁。当时的舒尔哈齐雄心勃勃，踌躇满志。据赴明的朝鲜使者路过此地时记载说，在舒尔哈齐的家门上，贴着副“迹处青山，身居绿林”的对联。这个小小的细节说明，舒尔哈齐经常往来汉人地区，汉语水平很高，对汉人的文化相当了解，他大概熟读《水浒》，《三国》之类的演义小说，不仅以绿林豪杰自诩，以“迹处青山”的语境来自嘲。

但是，随着势力的发展，同苦易同甘难，兄弟间的裂痕开始出现。努尔哈赤不希望弟弟的势力过于强大，威胁自己的地位；舒尔哈齐也不甘心永居兄长下风，而希望独立发展自己的力量。万历三十七年(1609)初，舒尔哈齐决心离开努尔哈赤。他串通好了长子阿尔通阿、次子阿敏、三子札萨克图，携部出城，前往一处叫做黑扯木的地方另造新城。努尔哈赤闻讯大怒，预先派人截断道路，设计把舒尔哈齐囚禁。他还不善罢甘休，又命人将两个侄子一一舒尔哈齐的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札萨克图处死。据说，本来还想处死阿敏，只是由于皇太极（黄台吉）等人极力劝阻才免其一死。就这样，亲哥哥关押了亲弟弟，舒尔哈齐被囚禁2年后死去，时年48岁。

关于舒尔哈齐的死因，清朝史籍讳莫如深，但同一时期的明朝与朝鲜史书都有记载，证实是被努尔哈赤所害。舒尔哈齐死后43年，即顺治十年(1653)，这时济尔哈朗已是清朝辈分最高，地位最显赫的亲王，年轻的顺治帝福临显然考虑到了这点，不仅恢复了其父舒尔哈齐的名誉还追封他为和硕庄亲王。

舒尔哈齐共有9子，除长子、三子被害，其余诸子均被努尔哈赤收养。父亲被囚时，次子阿敏25岁，四子济尔哈朗也已是成人，其他的还是孩子，从后来的结局看，父兄的死，对他们产生了不同的景响。

舒尔哈齐被害19年后(1630)，在两个家庭间，又爆发了新的冲突。天命十一年(1626)，清太祖努尔哈赤去世，八子皇太极受诸贝勒贝子摧举继承汗位。4年后，他基于加强汗权的需要，拘禁幽禁了济尔哈朗的哥哥阿敏。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头说起。

阿敏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父亲被囚时他侥幸免于一死，从此跟随伯父努尔哈赤南征北战。阿敏作战勇猛，战功卓著。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国(金国，史称后金)，封阿敏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在四大和硕贝勒中，依齿序阿敏位居第二，称二贝勒，地位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子大贝勒代善，阿敏战功卓著，地位很高，为什么却很快与新汗皇太极反目成仇?

首先，对于父亲的死，耿耿于怀。努尔哈赤生前，阿敏畏于伯父的威严，不敢流露异志，一旦堂弟皇太极继位，他便无所顾忌。有一次，他居然对皇太极说：“我与众贝勒共议你为汗，你即位后，让我出居外藩就行了。”阿敏的要求命皇太极颇感震惊。由于皇太极和众贝勒的一致反对，阿敏的谋划没有得逞。阿敏还在众贝勒中扬言：“我怕谁?他(指皇太极)能把我怎么样?”这些桀骜不逊的言语，矛头直指皇太极，其间还夹杂着对先汗的宿怨。

其次，天聪元年(1627，明天启七年），阿敏奉命率师征朝鲜，直逼朝鲜王京，朝鲜国王被迫求和。阿敏前往征伐朝鲜，朝鲜称为“丁卯之役”，表面上看是后金为消灭明朝东江镇毛文龙部，解除南下后顾之忧，乘着冬季冰坚过海，在朝鲜人的配合下出动主力围攻东江，但战果不大，因而迁怒朝鲜，转而掳掠朝鲜北方。明军以德报怨，援师入朝，又将后金军赶回鸭绿江北岸。但阿敏私人的用意可能想在皇太极控制外自立门户，所以当朝鲜国王接受和议条件后，他并不急于退兵，而是对随行的诸贝勒言明要看看一看朝鲜王宫，想住进去享乐一番，他甚至打算在朝鲜屯兵，不回后金。但他的意图遭到其他贝勒的一致反对，其中包括他的亲弟弟济尔哈朗。阿敏因不合心意又没有办法，怒不可遏的转向朝鲜一方，纵兵掳掠三日才归去。

再其次，阿敏是典型的智商和情商都不高（情智双低）的猛壮人，生性卤莽，口无遮拦，常在大庭广众中散布怨言，没事就爱发牢骚，诸如说过：“我何故生而为人?”“还不正如山上的一棵树，或着坡上的一块石头”，“即使被人砍伐为柴，甚至被野兽浇上一泡尿，也比现在的处境强”。这些话不仅是发发牢骚，也是对皇太极的影射，说明阿敏心怀不满，态度跋扈。阿敏还向叔父贝和齐说，自己在梦中遭到努尔哈赤追打，但是有黄蛇护身。这是在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包藏着篡夺汗位的野心

最后，天聪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征明，攻克了山海关内的永平(河北卢龙)，深州(河北滦县)，迁安，遵化四城。次年三月，皇太极派阿敏率军前往驻守。阿敏到永平不久，明军发动反击，后金军队连战失利，损失惨重，阿敏惊慌失措，弃城而逃。逃跑前，他下命将城中汉族降官降民全部屠杀，财产洗掠一空。阿敏日妄自大，专横跋扈，积怨甚多，这次大败而归，受到举国上下的谴责。

皇太极乘机利用此事，准备拔除了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精心罗织的16条罪状中，第一条大罪是：“(太祖努尔哈赤在时)挑唆其父，欲离兄汗。”其他重罪还有“自视为汗，欺凌在下诸贝勒”“丢弃永平，残杀降民”“使恶名扬于天下”等等。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阿敏应当处斩，唱了歌双簧后，皇太极则下令免死，改为囚禁。3年后，朝中汉臣以阿敏“自怨、自艾，悔不可及”为由，奏请皇太极效法周文王，赦免阿敏，让他戴罪立功，但皇太极没有接受。阿敏被囚，客观上为皇太极加强汗权扫清了道路。这个事件，实际是双方矛盾逐步激化所致。阿敏被囚10年后，死在狱中，终年55岁。他的命运，与其父简直如出一辙。

济尔哈朗的父兄先后被努尔哈赤父子囚禁致死，但他却没有流露过像阿敏那样的积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父亲被囚时，济尔哈朗只有12岁，实际是在伯父家长大的。他不仅对伯父的养育感恩戴德，与诸位堂兄堂弟也亲如手足另外，阿敏性情暴躁，为人专横，济尔哈朗却生性宽厚，处世谨慎。由于性格不合，济尔哈朗与阿敏的关系也日渐疏远，虽有胞衣之实，但兄弟之情比较淡。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第一件，天聪元年征朝鲜，阿敏想久居朝鲜以自立，济尔哈朗不赞同其意见，而是与其他贝勒一赶坚持战前的决策，与朝鲜议和盟誓后罢兵回国这一年济尔哈朗已经28岁了，在大是大非上已有独立的判断。

第二件，天聪四年，皇太极命阿敏率兵替代镇守永平的济尔哈朗，阿敏却节外生枝，请求与济尔哈朗同驻永平。皇太极以济尔哈朗“久驻当地，辛苦可念”为由而婉拒。为此，阿敏大为不满，对随行的诸贝勒又发牢骚：“先汗(努尔哈赤)在时，命我弟与我同行，今上(皇太极)即位，乃不合与我同行。我到永平后，一定留他同去，若他不从，我当用箭射他！”随行的贝勒赶忙予以制止，他却越说越气，最后干脆举着胳膊大声说：“我自己杀我弟弟，谁能把我怎么样?”这一方面反映了阿敏的专横，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济尔哈朗颇有不满。

阿敏获罪后，其名下的镶蓝旗转归济尔哈朗所有，济尔哈朗由此成为地位最高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他还继承了阿敏的庞大家产和人口。可见，阿敏的获罪，对济尔哈朗不仅没有伤害，反而成为最大的受益人，济尔哈朗率领诸弟和子侄辈一同发誓：“我父兄行为有罪，自遭报应。如果我们人认为有罪的父、兄做得正确，而产生异心的话，一定不得好死！”这可能不是他自保的无奈之举，而是发自肺腑的誓言，也印证了他一贯的态度。

崇德元年(1636)，清太宗皇太极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济尔哈朗晋封和硕郑亲王。与其父、兄的悲剧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济尔哈朗在皇太极执政的17年中从未受到过责罚，在政治上也是一帆风顺，这种情况在他的同辈兄弟中也不多见。这是得益于于他处事的精明和审慎，当然也是由于堂兄皇太极对他的信任。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清宁宫猝死。关于他的死因，朝鲜史书披露说，他得的是“风眩症”，症状为肝郁不舒、易于发怒、血流上涌，导致头脑昏眩，引发中风症、高血压。从皇太极的死亡之速看，很可能是脑血栓引起的脑溢血。

皇太极的突然驾崩，最高权力一下子出现真空，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皇室内部发生激烈的冲奕。其中，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与他的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是帝位的主要竞争者。皇太极领有的两黄旗大臣力主立豪格为帝，多尔衮与其同母弟阿济格，多铎拥有的两白旗，则坚决拥戴多尔衮。双方尖锐对立，剑拔弩张。济尔哈朗一向为人谨慎，在继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觊觎皇位的他不想卷入的太深。他先是赞同立豪格为帝的意见，继而看到两种势力势同水火，又转为调和的立场。争斗的最后结果是让双方妥协，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登极，由多尔衮和自己共同辅政。

福临即位，是为顺治皇帝（1644)。他虽然皇帝，年龄上毕竟只是一个小孩子，国家大事全委托给两位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主持，在此后的12年中，济尔哈朗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辅助多尔衮，处理朝政。福临即位时，济尔哈朗45岁，多尔衮32岁，济尔哈朗年长13岁，两人同为辅政王。济尔哈朗的排名本来在前，但论才智、经验、气魄、眼光，他都不如多尔衮，所以不久，济尔哈朗就不得不提出让贤，他下谕部院各官，以后有事先启知睿亲王，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头，多尔衮排名在前。济尔哈朗能力虽然有限，但办事还是兢兢业业的，多尔衮主外，他主内，担任辅政王后，他则在盛京尽心辅佐幼帝，也许连大清的统治阶层都没想到，李自成，吴三桂的一系列反转，使得短短几个月间，清朝的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入关之后的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一路势如破竹，他的威望也如日东升。多尔衮率领的八旗铁骑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联合击败了大顺的农民义军，并直捣北京。顺治元年九月，济尔哈朗护驾小福临驾临北京。福临首先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接着封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

历史的机遇把多尔衮推向了前台，使他成为众人景仰的大英雄，清王朝无往不胜的象征。济尔哈朗却在幕后继续做些日常性工作。一个在前台发号施命，一个在后台默默无闻，两个人在众人心目中的差距越拉越大了。

多尔衮为人专擅，权力欲极强，济尔哈朗因为父兄的教训而首先考虑如何明哲保身。这种性情的差异，决定了济尔哈朗在处理与多尔衮的关系时，总是一味退让，甘居下风。顺治四年(公元1647)，由济尔哈朗领衔，与其他王公联名上书多尔衮，称国泰民安都是由于来源于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的福泽，考虑到摄政王您素有风疾，跪拜不便，请求在皇上（顺治）面前免于跪拜。这种马屁的拍法，多尔衮还很是享用的。

济尔哈朗一再退让，不惜阿谀奉承，逃避矛盾。虽然维护皇族内部的团结和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但同时也助长了多尔衮的野心，促使他不断以各种方式加强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尊号也不断加升，多尔衮先是称叔父摄政王，接着称皇叔父摄政王，最后居然尊称为皇父摄政王，大权独揽，专擅自恣，最后连皇帝的印玺也搬到自己的家中。

然而已经退让万步的济尔哈朗却也没能维护住自己的权位。济尔哈朗为多尔衮请准免于跪拜后不久，多尔衮就唆使亲信大臣巩阿岱检举济尔哈朗，说济尔哈朗在福临即位后，影射多尔衮有篡权多威之心。济尔哈朗因此获罪，罢了辅政王的地位。次年，又有人揭发他在皇太极死后曾迎合两黄旗，赞同立肃亲王豪格为君。为此，他的爵位从亲王降为郡王。后来，虽然恢复了他的亲王爵，但他在朝中已威信已然扫地。接着，多尔衮把济尔哈朗彻底排除出权力中枢，委派他为定远大将军，率师下湖广，与南明军队作战。济尔哈朗在湖南等地整整作战一年，顺治七年(1650)正月才得胜回师。

但在十一个月后，（1650年冬）多尔衮突然因病去世，终年39岁。多尔衮年纪轻轻，已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他的早死，无疑给自己留下了许多遗憾，但对他的堂兄济尔哈朗来说，却是人生一次难得的转机。在此前的7年里，济尔哈朗在多尔衮面前，唯唯诺诺，加倍小心，仍免不了受排斥受打击。一旦多尔衮撒手尘寰，他便成为朝中资历最老，地位最高的亲王。于是他审时度势，联合诸王参劾多尔衮一党，将大权归于顺治帝。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成为拨乱反正的国之柱石。

多尔衮摄政多年，重用亲信，诛除异己，在朝中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济尔哈主持清算了其党羽，采取了循序渐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

首先，清算多尔衮的兄长阿济格。阿济格一向恃功自傲，在朝中积怨甚多。他听到多尔衮死讯后，首先想到的是承袭摄政王位。他私下派人召回自己的儿子劳亲，让他多带兵前来。多尔衮灵车到京，福临亲迎，阿济格父子分左右坐在福临两旁的首座。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济尔哈朗等人早已暗中伏下甲兵，一举擒获了阿济格父子。接着，以阿济格“身带佩刀、举动叵测”等罪名，将他革爵幽禁。阿济格争取摄政王不成，反而落得人财两空，身陷牢狱，性情越发癫狂。顺治八年(1651)十月，福临赐阿济格自尽。

其次，多尔衮的亲信的拜音图、巩阿岱丶锡翰是努尔哈赤幼弟巴雅喇之子。这几位全是趋炎附势的小人。皇太极时，拜音图任镶黄旗固山额真，封贝勒，其弟巩阿岱，锡翰封授辅国将军。皇太极死后，巩阿岱，锡翰，拜音图随同两黄旗大臣，竖决拥立皇太极长子豪格为继承人，巩阿岱和锡翰还是前往豪格家中密议立汗大事的八大臣之一。当豪格即位失败，他们又与两黄旗图赖，索尼，谭泰、鳌拜四人共立盟誓：“誓辅幼主(福临)，六人如一体。”后来他们看到多尔衮权势日渐强大，就将誓言置之脑后，卖身投靠新主。他们把当初拥立豪格的责任完全推给两黄旗大臣，乞求多尔衮宽恕。多尔衮为了分化两黄旗大臣，对巩阿岱等投附者也予以提拔重用。巩阿岱丶锡翰为了博得多尔衮欢心，不惜反咬故主，当多尔衮命令两黄旗大臣议论如何抚养豪格幼子富绶时，巩阿岱竟冷酷地主张把肃亲王豪格的儿子全部斩草除根。

巩阿岱还曾经出面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使其获罪降爵。在清初风云多变的政治舞台上，巩阿岱左右逢源，背主卖友一味钻营，得封固山贝子，官至吏部尚书。他在多尔衮面前，最受信任，也因此积怨最深。随着多尔衮去世，巩阿岱等人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先是利用巩阿岱兄弟的作为反戈一击，将多尔衮定罪，继而清算了他们的老账。结果，巩阿岱、锡翰以“党附睿王，媾陷忠良”等16大罪，巩阿岱伏诛，拜音图也受到牵连，被革爵、幽禁，黜除宗籍。直到嘉庆四年(1799)，嘉庆皇帝才下今恢复巩阿岱后裔的宗籍。鸦片战争后，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的云贵总督伊里布，就是巩阿岱的七世孙。

再其次，多尔衮主政时，在打压济尔哈朗的同时，重用依附自己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三王都是清太租努尔哈赤的孙辈，多尔衮、济尔哈朗的侄辈。满达海是礼亲王代善的儿子，博洛是饶余郡王阿巴泰的儿子，尼堪是广略贝勒褚英的儿子。顺治七年，多尔衮任命三人为理政三王，协助自己处理朝政。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首先拉拢三王联名追论多尔衮的罪状，三王深知多尔衮一派大势已去，就顺水推舟，在伯父济尔哈朗主持下联名向福临举发多尔衮罪行。清算多尔衮一派，是济尔哈朗一生最大的贡献。此举结束了自皇太极逝世以来、长达数年之久的皇室内斗，还大权于皇帝，使清朝在入关之初、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实现了政治稳定，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景向，济尔哈朗功不可没。

福临14岁开始亲政，郑亲王济尔哈朗通过清算多尔衮一系，一时权势集于一身，但是他却选择了功成身退。所以在福临亲政后，他的称号也只是“叔和硕郑亲王”，不再主掌朝政。福临对这位伯父则非常尊敬，凡他的上疏建议的事情，福临都认真对待，积极采纳。

济尔哈朗晩年，身体日渐不支。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初，病情加剧。福临在他临终前亲往探视，流着泪问：“叔王还有遗言吗?”济尔哈朗老泪纵横地回答:“臣受三朝厚恩，未能仰报，不胜悲痛。只希望早日取云贵，灭桂王，统一四海。”济尔哈朗到临终，惦念的还是国家的统一大业。福临听了伯父这番话，更加悲痛，仰面大呼:“苍天啊!为什么不让股的伯父长寿呢?”说罢又大哭。群臣急劝福临回宫。福临出房门，又坐在王府院内大哭，许久不忍离去。初八日，济尔哈朗病逝，葬在北京西直门外的白石桥。福临对济尔哈朗的死，悲痛不已，诏休朝七天，赠祭葬银万两，置守陵园十户，并为他立碑纪功。赐谥号“献”，被称为郑献亲王。

其子济度承袭后，王号改为简亲王，后来得到世袭罔替的许可，成为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乾隆时又改回郑亲王，一共传了十代八位郑亲王、九位简亲王，其中五人被夺爵。此外，有五位追封简亲王、五位追封郑亲王。郑亲王体系总体传承为三系：一个是以济尔哈朗二子济度为祖的济度简亲王系，一个是以济尔哈朗八弟费扬武为祖的简亲王系，最后一个以济尔哈朗四子巴尔堪为祖的巴尔堪的简郑亲王系。其系统过于庞杂，承袭的，追封的，罢黜的，革爵的，获罪的，被杀的，非常繁乱。

郑亲王府位于北京西城区大木仓胡同。府邸建成后，历代郑亲王有所修缮或扩建。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郑王府一度换主，后又复得。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辛西政变后，第十三代郑亲王端华被赐自尽的同时，世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郑王府被收回，改赐钟郡王奕詥。同治三年(1864)，恢复郑亲王世爵，同治七年，新袭爵的郑亲王承志搬回老郑王府。郑王府现为国家教育部办公地点。

乾隆四十三年(1778)，弘历追念济尔哈朗的功勋，命将其子孙世袭的“简亲王”封号恢复为“郑亲王”。郑亲王系除了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二年(1861-1863)数年间，因郑亲王端华被赐自尺而受到革爵处分外，该封号一直持续到清朝结束。

郑亲王一系在清朝出过不少有影响的人物，如济尔哈朗的儿子济度，孙子喇布雅布，曾孙德沛、奇通阿，四世孙丰纳亨，七世孙端华丶肃顺。由于篇幅的问题，不能一一列举，后边咱们重点来聊聊两位郑亲王系著名人物，端华(?一1861)和肃顺(1816-1861)。

爱新觉罗·端华，满洲镶蓝旗人，其父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端华在道光六年(1826)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六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道光帝旻宁临终时授为顾命大臣。

当时，军机大臣穆章阿权倾朝廷，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深得道光帝宠信。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门生故吏遍天下，当时人称为“穆党”。新继位的咸丰帝奕詝对其权势深感不安，即位初特颁诏旨，严斥穆章阿罪状，并罢其职。咸丰帝调整了道光时重文轻武，好用翰林文人的政策，拔擢任用“经世致用”的人才，对郑亲王端华日渐倚重。端华又向奕詝荐举了他的六弟肃顺。

肃顺，机敏多谋，敢于任事，颇得奕詝器重，很快升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坦虽位居肃顺之上，但他俩遇事优柔寡断，遇事常由肃顺做主。如此一来，肃顺逐渐握有重权。

在后来的一些文史记载和电视剧中，肃顺被指为“奸臣”一类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发动的“辛西政变”中被杀，而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写的。其实肃顺是晩清贵族中少有的干练之才。他为政很有识见，身为皇室贵胄，却十分卑视满洲勋贵的庸碌无能。

他常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肯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在当时的满洲贵族中，肃顺独具眼光，知人善任，敏感地意识到启用汉族有能力官员的迫切性，他的主张影响了咸丰帝的决策，使清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肃顺极力主张破除满汉块垒，放手任用汉人领兵打仗，建立湘军等地方武装。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中兴名臣”，都是经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器重汉人，引赶满族亲贵对他的嫉恨。清朝后期，官员昏庸腐败，国势日衰。肃顺大权在握，为了扭转颓风，加大整饬吏治的力度。他执法严厉，好用重典，有两个案例可以证明:一个是处理耆英失职案。

蓍英也是宗室，道光年间任广州将军。此前曾与另一宗室的云贵总督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到江宁(南京)与英军“议和”，签订了《南京案约》。蓍英因此成了清廷办理“夷务”的专家。咸丰七年(1857)，蓍英与英法联军在天津谈判时陷入困境，他未奉旨即返回北京。九卿奉旨议罪，由于肃顺的力主，耆英被处死。

耆英先后在道光，咸丰两朝做过高官，在罢官家居后，他曾大书一对联悬挂在客厅里，上联“先皇(道光帝)奖励有为有守”，下联“今上(咸丰帝)申斥无才无能”，故意让来客观看。此联褒贬二朝，对当今皇上流露不满，结果被人密报，据说这也是他自取杀身之祸的原因。

再一个是处理“戊午科场案”。八旗子弟玉龄喜好曲词，常玩票演戏，咸丰八年顺天乡试，名列前十名。京师舆论大哗，传言“优伶亦得中魁矣”。御史弹劾此事，咸丰帝命端华丶载垣、肃顺查办。在审理过程中，又查出主考官內阁大学士柏葰(jin)的家人受刑部主事罗鸿禩(si)嘱托，偷换试卷，让其弟罗鸿绎中榜的舞弊情节。

柏葰为蒙古旗人，在朝为官32年，是朝中资望很深的老臣。端华、肃顺等人一查到底，将柏葰等与此案有牵连者全部逮捕入狱。虽然满朝文武大臣为柏葰求情，咸丰帝也有宽免之意，肃顺却力主杀柏葰。经过肃顺等人力争，咸丰帝颁发上谕，内有柏葰“情有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的话。柏葰终以科场舞弊之罪被押赴北京南城的菜市口刑玚。行刑之日肃顺亲自担任监斩官。临刑前，他见柏葰的刑车到了，还向前寒暄说:“哎呦喂，七哥吉祥，您来得早啊!”笑脸一收，随即凛然升座，催促用刑。

戊午科场案，柏葰是否该斩?当时的官私记载，几乎都说，柏葰与肃顺等人素不睦，肃顺将他问斩，是挟私报复。因为慈禧太后是肃顺的政敌，她认为柏葰案是冤案，为他平了反。事实上柏葰作为主考官，犯有严重失察、考生冒名顶替两项罪名，按清朝律例，罪当斩首，并不存在量刑过当。柏葰因严重失职而遭杀身之祸，成为菜市口刑场的鬼魂，这是有清以来的一大奇闻。但是，更命人想不到的是，三年后，监斩官变成伏法人，煊赫一时的肃顺，竟也同样落得在菜市口引颈受戮的下场。

咸丰十年(1860)夏，英法联军再次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由天津进抵北京通州，清军一败涂地。咸丰帝惊慌失措，在载垣，端华，肃顺等亲信大臣簇拥下仓皇逃奔热河(“北狩”，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留恭亲王奕訢在京与洋人周旋、议和。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去，在北京主持和议的恭亲王奕訢多次奏请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在热河咯血病重，肃顺等人一再劝阻暂缓回京。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危，在病榻前遗命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在载淳未成年前共同辅政;同时授予皇后钮钴禄氏“御赏”章，皇太子载淳“同道堂”章(实际由其生母叶赫那拉氏掌管)，作为符信。同时规定，经顾命八大臣草拟的谕旨，必须加盖两印章后，方为有效。咸丰帝这样做的本意，是在确定辅政大臣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制约，以防止大权旁落，重蹈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欺君专杈的覆辙。又可防止主少母壮，牝鸡司晨。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精心安排反而加速了皇室内部的争斗，后党与臣党攻伐激烈。咸丰帝一死，肃顺等顾命大臣权势更加膨胀，引起载淳生母那拉氏(慈禧太后)的强烈不满。那拉氏有着很强的权力欲。而她在咸丰帝病重期间替他批阅奏章的经历又使她有了干预政务的能力。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防范那拉氏干政，大大加深了双方的厌恶感。另一方面，权势日重的肃顺在两宫太后面前显出的妄为与自大的态度更深遭忌恨。在慈禧的提议下，两宫太后暗中发懿旨速招唯一有力量可以对抗顾命大臣的恭亲王奕訢赴热河行在“筹谘大事”。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为了探听虛实而一再请求赴热河叩谒梓宫(皇帝的棺材)。肃顺等顾命大臣没有理由驳回奕訢这个合情合理的请求，他们对自身的权位很自信，认为奕訢即便到了热河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于是同意他赴热河叩谒梓宫。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奕訢到达热河在澹泊敬诚殿叩谒梓宫之后立即受到两宫太后的单独召见。八月初六日，奕訢再次晋见两宫太后。双方经过密谈，达成了推翻“顾命大臣”的默契，而肃顺等人却完全蒙在鼓里。

在此前后，还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八月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疏，奏请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并“另派亲王(意指奕訢)辅政”，从而挑明了“垂帘听政”与“赞襄政务”之争。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八大臣，商议“垂帝听政”的奏请。端华，肃顺等人愤然抗拒垂帘，说“臣等系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据说声震殿宇，吓得小皇帝惊怖不已，大声哭泣，以致尿湿了太后的衣袍。

端华等退朝后，立即草拟谕旨，内有“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听政之礼”的话，对该御史予以痛斥。皇太后将拟旨留中不发，拒不用印，僵持不下。次日，八大臣又晋见太后，以罢政相威胁。两宫皇太后被逼无奈，将拟旨下发照抄颁布。

气到飚血的西太后叶赫拉氏与她的妹夫，醇郡王奕譞密议制服肃顺等八大臣的良策，奕譞说“此事非恭王不办”;恭王则认为“非还京不可”。两宫皇太后与奕訢再次商议决定，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梓宫由热河回京，由肃顺亲自护逸。那拉氏则抱着幼帝载淳同端华，载垣等一众，由小道先行，在京迎候梓宫。九月二十九日，皇太后与小皇帝先行返抵北京，向迎候的王公大臣哭诉载垣，肃顺等无礼和欺侮。大学士周祖培建言，先行解任，再行拿问。领兵在外的兵部侍郎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拔近支亲王辅政”。同时，在京王公大臣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政。两宫太后随即宣布，将载垣、端华，肃顺等解除赞襄政务大臣任，革职拿问。

十月初三日，两宫太后命群臣议定肃顺，载垣等人大罪。赐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其他顾命大臣或革职、或发配边疆。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堂堂康熙帝的后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为郑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将端华夺爵赐死，在清朝历史上也是非同小可的大事。端华死后，王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济尔哈朗的另一支子孙承志承袭亲王爵位。

西太后那拉氏对肃顺恨之入骨，政变成功后，一心想把肃顺置于死地。诏书中说:“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斩立决。”那拉氏早与肃顺结下怨恨。据说咸丰帝曾因那拉氏“忤旨”(违背皇上旨意)事与肃顺商议对策，肃顺建议效用“钩弋故事”，铲除那拉氏，杀其母而立其子，防止淫乱天下。咸丰帝在位11年，所生皇子只载淳一人。慈禧敢于顶撞皇上，也是因为恃子而骄的缘故。但咸丰帝不可能采纳肃顺的建言。一次咸丰帝酒醉，不慎把肃顺说的话泄露给那拉氏。那拉氏对肃顺真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肃顺富于权变，任事果断，最终却身首异处，栽在更为高明的那拉氏，恭亲王的手里。他被关入宗人府后，与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同在一室，还在抱怨二王未听其建议，果断除去那拉氏等人，以致落得今日下，。二王无言以对。

肃顺被押赴菜市口刑场，由睿亲王仁寿担任监斩官。据时人记载:肃顺身肥面白，白袍布軋，被绑缚倒置牛车上。车过骡马市大街，路旁看热闹的儿童欢呼:“肃顺也有今日吗?”一些人拿瓦砾泥土向他扔去，顷刻之间，面目模糊一片。将行刑，肃顺仍谩骂不止:“想不到，爷们儿受了内小娘们的算计。”肃顺不肯下跪，刽子手就用大铁柄敲断他的两腿。清朝定制，宗室死罪，在宗人府自尽，不赴刑场公开斩决。肃顺罪在叛逆谋反，所以绑赴菜市口行刑。也不顾及天潢贵胄的颜面了。

肃顺为了锐意求治，不惜严刑峻法，因此积怨太多。依仗皇帝的恩宠，为所欲为，在朝中树立了许多对立面，他忽视了“枪杆子”的重要性，未能得到京畿一带手握重兵的曾格林沁和胜保的支持。时任钦差大臣、科尔沁郡王曾格林沁领兵在山东镇压捻军，上奏捷报内有“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八大臣联名函告他“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曾格林沁复函反驳，说“嗣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肃顺明知他们心向皇太后，却束手无策，虽大权独揽，却没有军事上的支撑，最后的失败是很自然的。最后，肃顺对那拉氏与奕訢的联手缺乏清醒认识。虽有清除那拉氏之心，行动却畏首畏尾，结果棋差一着，满盘皆输。郑亲王端华，肃顺的败亡，为慈禧开始了对大清长达四十八年的实际统治打开了大门。

端华死后，承志袭郑（简）亲王爵，承志，道光二十二年生，道光二十九年二月，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九月，袭和硕郑亲王，其曾祖父经讷亨、祖父伊丰额、父西朗阿皆追封郑亲王。十年六月，因案革爵。光绪八年壬午十一月二十四日申时卒，年四十岁。

后又传袭郑顺亲王庆至，郑恪亲王凯泰两代，最后传到了郑亲王昭煦，他1900年承袭郑亲王爵位，此时大清虽风雨飘摇，但昭煦依然享受着优厚的俸禄，养尊处优。郑亲王府里依然风平浪静，犹如世外桃源。昭煦长大后，迎娶了蒙古达尔罕王的女儿。好日子过了没多久，1912年隆裕皇太后一纸退位诏书结束了大清的统治，昭煦断了俸禄和进项。

昭煦与所有的八旗王公差不多，做工不可能，做生意不会，只能靠变卖祖产维持生活。老少主仆一大家子人需要养活，开销依然十分巨大。昭煦长期养尊处优，毫不懂人心险恶，府中有一个管家，叫闫继武，替他变卖家产，闫继武不是个好东西，变卖王府物品所得钱财，闫继武私下拿大头儿，只有极少数到了昭煦手中。

卖玩完古玩字画、金玉珠宝，接着是变卖各种房产。1918年，穷困潦倒的昭煦先是以2500银元的价格卖掉了郑王府祠堂。几年后，又以郑王府作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神父包世杰借款10余万银元。可是哪里有钱还呢，1922年，昭煦索性将郑王府卖给了西什库教堂。

后来郑王府被中国大学租用，成为中国大学的校舍，昭煦还被中国大学校长王正廷聘请为名誉董事。郑王府卖了后，昭煦搬到了德内果子市外宅居住。没过多久，果子市的房子也卖了，最后住上了破杂院。房子卖完了，昭煦把目光盯向自家祖坟。1926年，昭煦带人将郑王坟内的两棵百年古树砍下卖给了木材商人。一年后，昭煦将陵寝里面的建筑拆了，将石料、木材一类当材料卖得干干净净。当墓外的东西卖光了，昭煦又打起了墓内文物的主意了。

1931年，有人发现郑王坟内有人盗墓，向警察局报警。警察赶到现场，将正在挥汗如雨的“盗墓贼”抓了一个正着。没想到的是这“盗墓贼”正是昭煦一伙人。走到挖祖坟谋生这一步，郑亲王这一系，算是走到山穷水尽了。

昭煦此时也已经认命了，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命运却峰回路转。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有人拍摄了一部电影。电影中把昭煦的王府说成一个“鬼宅”，这件事让昭煦难以接受，于是就把电影公司告上了法庭。

法院判决昭煦胜诉，对方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责令电影公司需要赔偿昭煦13亿元！这看起来是一笔巨款，但这是法币，被通货膨胀贬值贬到快成白纸了，过了几天温饱日子又穷困潦倒了。随着清朝的灭亡，巍巍铁帽子王之一的郑（简）亲王一系也就随着历史车轮而湮灭了。

参考资料

《正说清朝十二王》

《清史稿注解》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