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是如何从贤王变成庸王（最后三位世袭罔替）

恭亲王是如何从贤王变成庸王（最后三位世袭罔替）大约与此同时，顺治五年（1648年），和硕颖亲王萨哈廉的次子勒克德浑因军功，被允许承袭其父的王爵，不过需要降等，改号为“多罗顺承郡王”。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顺治帝（其实是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以“从军有功、忠勤辛劳”为由，晋封自己的五哥、清太宗第五子硕塞为多罗承泽郡王；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硕塞再晋封为承泽亲王。在清太宗首批册封的宗室中，有七位在军功、定策方面建立了卓越贡献的宗室成员被封为亲王，他们是——和硕礼亲王代善（清太宗次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清太宗堂弟）、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清太宗十四弟）、和硕豫亲王多铎（清太宗十五弟）、和硕肃亲王豪格（清太宗长子）、和硕成亲王岳托（礼亲王代善长子）。这也是清朝第一代军功亲王。之后不久，和硕成亲王岳托因为过失，被降爵为和硕贝勒，不过其去世后又被追封为多罗克勤郡王，由其子阿达礼承袭爵位。而在清太宗册封诸王时，本来要被册立

所谓“铁帽子王”，是清代中后期，对于那些拥有世代承袭资格，不用像恩封王爵一样，需要降等承袭的亲、郡王的民间尊称，正式的称谓是“世袭罔替亲（郡）王”。而整个清朝，一共有十家宗室亲王，两家郡王得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耀（外藩蒙古、回部也有世袭亲、郡王，但和宗室“铁帽子王”不是一回事）。

天聪十年（1636年），后金国主皇太极因平定了漠南察哈尔蒙古，并获得了北元传国玉玺，于是自以为“道统在我”，天命已由蒙古汗国转移到“大金汗国”。

在经过周密的准备后，皇太极于当年四月十一，在盛京（沈阳）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然后正式称帝，并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皇太极就是清朝真正意义上的开国皇帝——清太宗。

清太宗称帝后，依照中原王朝制度，对清朝的中央官制、礼仪制度、宗室、功臣爵位制等，重新进行了调整，其中，宗室爵位被明确分为九等十一级——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其中镇国公、辅国公两级被分为入八分和不入八分。

在清太宗首批册封的宗室中，有七位在军功、定策方面建立了卓越贡献的宗室成员被封为亲王，他们是——和硕礼亲王代善（清太宗次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清太宗堂弟）、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清太宗十四弟）、和硕豫亲王多铎（清太宗十五弟）、和硕肃亲王豪格（清太宗长子）、和硕成亲王岳托（礼亲王代善长子）。这也是清朝第一代军功亲王。

之后不久，和硕成亲王岳托因为过失，被降爵为和硕贝勒，不过其去世后又被追封为多罗克勤郡王，由其子阿达礼承袭爵位。

而在清太宗册封诸王时，本来要被册立为亲王的萨哈廉（礼亲王代善第三子），因为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没能出席典礼、受封王爵；一个月后，萨哈廉病逝，清太宗追封他为和硕颖亲王。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顺治帝（其实是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以“从军有功、忠勤辛劳”为由，晋封自己的五哥、清太宗第五子硕塞为多罗承泽郡王；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硕塞再晋封为承泽亲王。

大约与此同时，顺治五年（1648年），和硕颖亲王萨哈廉的次子勒克德浑因军功，被允许承袭其父的王爵，不过需要降等，改号为“多罗顺承郡王”。

到顺治八年（1651年）时，经过一些调整和政斗，清朝的军功诸王中，有的被废黜王号（睿亲王、英亲王），有的改号（礼亲王改巽亲王、康亲王；郑亲王改简亲王；肃亲王改显亲王；承泽亲王改庄亲王；克勤郡王改平郡王），有的降爵（豫亲王降为信郡王）；最终形成了：和硕康（礼）亲王、和硕简（郑）亲王、和硕显（肃）亲王、和硕庄（承泽）亲王、多罗信郡王（和硕豫亲王）、多罗平（克勤）郡王、多罗顺承郡王这七家军功亲、郡王爵位（同时，还存在有其他恩封亲、郡王，但在待遇上不与军功亲、郡王相等）。

清太宗皇太极、顺治帝（摄政的多尔衮）、康熙帝、雍正帝这四代皇帝在位时，并没有明确原有封爵制度下、这些军功宗王的爵位可以“世代承袭”（恩封亲郡王则明确要降等承袭爵位），但四代皇帝都很有默契地保留了开国军功宗王们的王爵，让他们的后裔代代传承（除了睿亲王和英亲王之外）；

实际上，七家开国军功亲（郡）王的爵位，一直没有被降爵承袭（除了豫亲王之外，但多铎的后裔也代代传承了信郡王爵位）。

不过，诸军功亲郡王的爵位名号，在传承过程中变化很大，没有形成“王爵名号”制度化、令名化、正统化的典仪，因此在历年的朝会大典上，各军功亲王、郡王袭爵后裔的排班，觐见、赐宴、行礼仪式中，都是遵循一种潜意识、默认的制度，没有明文规定，安排起来很不方便。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对于国初军功宗王们的封号大多已经改变，不能完整地反映开国诸王的功劳和成就、也不能以此激励后人的情况很不满意；于是，他借着给摄政王多尔衮平反的机会，下诏恢复了国初军功宗王们的封号，同时，在“大清会典”中明确了军功诸王的爵位由其后人“世袭罔替”，永世不降。这就是“铁帽子王”民间俗称的由来。

在军功“铁帽子王”之外，雍正帝在位时期，还曾想赐予心腹重臣、十三弟怡亲王允祥“亲王世袭罔替”资格。但允祥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在生前一直坚辞不受。

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去世后，雍正帝为了追念允祥的功劳，在命怡亲王世子弘晓（允祥第六子）承袭怡亲王爵位时，明确了怡亲王爵位的“世袭罔替”资格。

怡亲王，是清初以军功获得王爵“世袭罔替”的七家亲、郡王外，第一家以“恩封”的名义获得世袭资格的亲王（此时睿亲王尚未复封）。

而在乾隆帝为多尔衮平反，并明确军功诸王王爵可以“世袭罔替”、复王号后，清朝一共有——礼亲王（代善后裔）、郑亲王（济尔哈朗后裔）、睿亲王（多尔衮名义上后裔，实际是多铎直系后代）、豫亲王（多铎后裔）、肃亲王（豪格后裔）、庄亲王（名为硕塞后裔，实际是康熙帝第十六子允禄及其后裔）、克勤郡王（岳托之子罗洛浑后裔）、顺承郡王（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浑后裔）、怡亲王（允祥后裔），这七位亲王、两位郡王，共九家“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

九家“铁帽子王”共存的局面，大约保持了近百年；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才又有宗室恩封亲王被加“世袭罔替”资格，这就是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䜣。

奕䜣，生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阳历是1833年1月11日），是道光帝的第六子；奕訢的生母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曾受命抚育皇四子奕詝，而奕詝就是日后的咸丰帝。

因此，奕訢与奕詝年幼时同吃同住，同受一母照拂，年龄又相仿，和同母亲兄弟也差不了多少。

奕䜣自幼天资聪颖，颇有才气，诗文弓马俱佳，因此道光帝在秘密立储时，对于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䜣（皇五子奕誴此时已经过继给宗室，没有继位资格）之间究竟该立谁，一度犹豫不决。

最终，是奕詝接受了师傅杜受田的建议，以“仁孝之心”取悦皇父，这才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打动了道光帝，抢下先机，被秘密立为皇储。

但在书写建储密诏时，道光帝还是不放心奕䜣，于是留下了两道谕旨，其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其二为“封皇六子奕䜣为亲王”。

在整个清朝的四次秘密建储（指最终确定的）中，传位谕旨上还写有皇储之外皇子要被立为亲王的，只有奕䜣这一例，这也可以看出奕䜣受道光帝重视、眷顾的程度。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六十八岁的道光帝驾崩，皇四子奕詝奉传位遗诏登基，即清文宗咸丰帝。而咸丰帝甫一登基，即按照遗诏中的内容，册封六弟奕䜣为和硕恭亲王。这一年，奕䜣才十七岁。

咸丰三年（1853年），二十一岁的奕䜣开始参与政务，以皇子亲王的身份任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处行走。皇子进入军机处，在清朝中期之前是极为罕见的，除了怡亲王允祥、成亲王永瑆之外，恭亲王奕䜣是第三人。

原本奕䜣和奕詝的关系很是要好，但奕䜣生母（也是咸丰帝养母）康慈皇贵太妃于咸丰五年（1855）病重时，奕䜣忧心之下，无意中越俎代庖，未经正式请旨，就自作主张传谕给内阁，要求晋封康慈皇贵太妃为皇太后，并自行拟好旨意，呈递给咸丰帝（咸丰帝本来也是要晋封即将薨逝的养母为皇太后的但只是口头上答应，还没有下旨给内阁）。

此事大大激怒了咸丰帝，原本立马要治奕䜣的“矫诏、大不敬”之罪。但看在养母危在旦夕、即将不久于人世的面子上，咸丰帝强压下满腔怒火，晋封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了却了养母的最后心愿。

康慈皇太后薨逝后，咸丰帝立即下诏，免去了恭亲王奕䜣的军机大臣、宗人府令、正黄旗满洲都统等职，让他退回上书房继续读书，以“修养身性、安居守孝”。

虽然咸丰帝没有进一步处罚奕䜣，但从此对他的态度趋向于冷淡，再不复之前亲密无间的兄弟感情，也没有让奕䜣出任其他有实权的要职。

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奕䜣在危难时刻才临危受命，担任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主持和英法联军的谈判，办理和局。

但即使是这样的关键时候，由于奕䜣特殊的身份，以及他的“亲近夷人”行事方式，使得咸丰帝不敢、不愿、不屑于彻底信任、启用这个弟弟，而是在很多方面限制、掣肘，提防他借着议和的名义扩张势力、发展私党。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避暑山庄驾崩，由独子载淳继位；咸丰帝驾崩前，遗命以顾命八大臣“赞襄政务”，辅佐小皇帝治理国家，同时赋予了皇后钮钴禄氏和嗣皇帝生母叶赫那拉氏“审阅奏章、用印”的权力，监督顾命八大臣。

载淳登基之初，建年号“祺祥”，尊嫡母为“母后皇太后”，生母为“圣母皇太后”；而在之后的政务处理中，顾命大臣和两宫皇太后为了权力争斗、和对朝政的控制，产生激烈矛盾，彼此之间争论、吵闹不休。

本来顾命大臣中，没有谁比奕䜣更有资格。但咸丰帝猜忌、提防六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愿意将朝政大权交给早就心存芥蒂的弟弟，因此，奕䜣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而载垣、端华、肃顺等为首的顾命大臣，为了掌握权力，排除威胁，也视奕䜣视为最大的政敌，千方百计排挤他，不让他接触最高权力。

在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们步步紧逼之下，两宫皇太后不甘心皇权旁落，于是和在京师处理和议、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恭亲王奕䜣暗地里联络，并借着奕䜣给咸丰帝奔丧的机会，在避暑山庄秘密约见奕䜣，定下了发动政变、推翻咸丰帝生前所安排的政治格局，擒拿顾命大臣，攫取朝政大权的计划。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丰帝的灵柩从避暑山庄启程返回京师。两宫皇太后按照原定计划，安排肃顺率大队奉灵柩缓缓前行，皇帝奉两宫皇太后及其余七位顾命大臣，抄小路提前回京，隔断了肃顺和其他顾命大臣之间联络。

九月二十九，皇帝抵京之后，奕䜣立即联合两宫皇太后，突然颁布谕旨，宣布顾命大臣们的罪状，并革除他们的军机职务，将载垣、端华下狱，其他五人革职待勘。

九月三十，奕䜣命七弟醇郡王奕譞在密云逮捕了随灵柩而行的肃顺，押送京师。至此，两宫皇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的政变大获全胜，掌握了朝政，这就是“辛酉政变”；两宫皇太后并改明年年号为“同治”。

奕䜣协助两宫皇太后发动政变、清除了掌权的辅政大臣后，被授予了议政王、军机处领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清朝中枢的实际执掌者（在两宫皇太后监督下）。此后，两宫皇太后垂帘、恭亲王辅政的政治体制，延续了大约二十年。奕䜣也在掌权时，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努力创造“近代化”事业。

奕䜣虽然大权在握，执掌中枢，但两宫皇太后（主要是圣母皇太后）利用奕䜣清除顾命大臣后，在给予了奕訢巨大权力同时，也时时刻刻在提防他会对皇权造成威胁；随着奕訢的地位步步高升、名声鹊起之后，两宫皇太后深感不安，认为奕䜣权力过大，恐怕以后的日子里不大好控制。

于是，两宫皇太后利用机会，多次敲打、警告奕䜣，对他进行打压，免去了他议政王的职司，还指使言官弹劾奕訢，让奕䜣一度很狼狈。不断的挫折让奕䜣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往日锋芒毕现的棱角也逐渐被磨平，早年的意气风发的锐气不再显现。

但两宫皇太后和奕䜣之间，合作大于分歧，且奕䜣的才干和能力还是为两宫皇所看重。为了表示安抚和器重之意，两宫皇太后在打压、警告奕䜣同时，也以其他方式对这个小叔子加以补偿、照顾，借以示好。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十九，同治帝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以恭亲王奕䜣办理皇帝大婚事宜得力、且往日操持政事屡建大功，加恩授奕䜣王爵“世袭罔替”；这是自雍正八年（1730年）怡亲王弘晓被确立“世袭罔替”资格后，第二个得到“世袭罔替”资格的恩封亲王。

不过，即使被加恩授予了“铁帽子王”的荣耀，奕䜣在之后的日子中，该遭遇的挫折一样没有少，该受的打击也没有能躲开，只能被动的接受，其政治思想日趋保守，执政理想难以为继。

首先，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因为劝谏同治帝不要修圆明园、以免造成国家财政亏空，导致同治帝大怒，怒斥奕訢：“我把皇位让给你坐怎么样？”随后，同治帝降谕革除叔父的亲王世袭罔替资格，降为郡王，只保留军机大臣上行走。

在两宫皇太后的干预下，同治帝才勉强“赏还”亲王世袭，但叔侄间已经撕破了脸，奕䜣的颜面被侄子皇帝扯得稀烂。

随后，同治帝因天花驾崩，两宫皇太后以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统，即光绪帝，两宫皇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奕䜣总算没有被进一步打击（要是同治帝平安成年执政、且两宫皇太后接连去世，那奕䜣可就惨了，不改名为阿其那，就是运气）。

光绪七年（1881年），相对来说品性更加温和的母后皇太后驾薨，让奕䜣更加感觉孤立无援，面对强势的圣母皇太后时，总有束手束脚、无法施展的感觉。这时候的奕䜣，已经暮气沉沉、再没有振作之意。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的奕䜣居举措失当、战和不定，无法制定应对之策，导致清军在前线屡屡战败，局势几乎不可收拾。因为长期以来的不得志，所以奕䜣的责任心也消逝殆尽，遇事敷衍推诿，确实不合适再继续执掌中枢了。

忍无可忍之下，圣母皇太后痛下决心，在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以“委靡因循”的理由，将奕䜣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全员撤换，逐出了军机处；另以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组成了新一届的执政团队。

奉圣母皇太后懿旨，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处，郡王衔贝勒奕劻（后来晋封庆郡王）主持总理衙门；诸军机大臣“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

从此，奕䜣的在中枢所拥有的权力，全部转到了他的七弟、醇亲王奕譞手中（奕譞是光绪帝生父，不便出掌中枢，只以有“商办”之名，隐操枢府大权）。

退出军机、居藩邸“养病”后，奕䜣一度被停止“亲王双俸”待遇，虽然后来又恢复了，但他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衰落，虽然还未彻底结束，但奕䜣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议政王、军机处领班的朝堂高度。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六十三岁的奕䜣被光绪帝再次启用，复任总理衙门大臣，并兼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以协助皇帝处理对日作战。但奕䜣此时已老，雄心壮志不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过“尸位素餐”而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就在“戊戌变法”的前夕，恭亲王奕䜣病逝，年六十七岁。在其去世前，奕䜣对主张变法的维新派所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坚决抵制、多有裁抑刁难，施加压力，已经从当年“洋务运动”的支持领导者，变成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阻路石。

奕䜣去世后，因为其长子载澄早逝、次子载滢出继，而其他儿子都夭折，所以只能由孙子溥伟（载滢长子、归宗恭亲王府）承袭了世袭罔替的亲王爵位。此后，溥伟历任官房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禁烟事务大臣，是清末比较有实权的“宗室少壮派”。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迅速蔓延到了南北各省，清朝起用袁世凯指挥北洋各镇镇压革命。溥伟坚决反对重用袁世凯，因此和良弼、善耆、铁良等王公一起组织了“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

但是革命形势突飞猛进，袁世凯也有借机代替清廷的意思，因此和革命军议和，并逼迫清帝退位。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1912年2月13日），大势已去之下，隆裕皇太后宣布诏令，宣告皇帝退位。

溥伟闻讯后大怒，叫嚷：“有我在，大清就不会亡！”然后离开京师，转移到德国占领下的青岛，联络青岛和外地的清朝遗老，策划复辟。

1922年，溥伟复辟计划的重要同党、财政上的主要支持者——（前）肃亲王善耆去世，这让他的复辟计划一片渺茫，最终成空。1931年九一八后，不甘寂寞的溥伟投靠了日本人，想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出任傀儡政权首脑。

但日本人经过选择后，还是以逊清宣统帝为傀儡，抛弃了溥伟。而经过此事，逊帝对溥伟心存猜忌、怨恨，始终放心不下，不愿给溥伟任何公开职位，就连日常生活也不愿意照顾。1936年初，穷困潦倒的溥伟猝死在大连的一家旅社里，年五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