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与血吸虫的关系：枭雄的折戟赤壁之战中的
赤壁之战与血吸虫的关系：枭雄的折戟赤壁之战中的可见，江东方面虽然不否认瘟疫对于曹军的影响，但却明确了“火烧赤壁”在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刘备的本传中，“瘟疫”与“火烧赤壁”的顺序则是相反的。在周瑜的本传中，客观提到了一件事。周瑜“火烧赤壁”之前，曹军的确已经受到了瘟疫的影响。但是，给曹军带来重创的，还是周瑜与黄盖的“苦肉计”。对于赤壁之战的胜负，曹刘孙三家都有明显的侧重点。孙刘方面极力“鼓吹”周瑜的个人战绩，而曹魏方面更多倾向于外界因素。①孙刘联盟的记载按《三国志·周瑜传》记载：“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
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因此，这场战争历来被人们所关注。然而，大多数人关注的重点，是孙刘联盟的形成，以及周瑜在此战中的杰出表现。
宋代大文豪苏轼更是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赞道：“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此战过后，周瑜名震天下，无数江东百姓将其视为“偶像”，赞为“周郎”。反观曹操，则是枭雄折戟，无奈退回了北方休养生息。可翻开《三国志》不难发现，曹操于赤壁之战中败北，虽然一部分原因是周瑜的指挥得当，但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瘟疫。
一、曹刘孙对赤壁之战的态度
对于赤壁之战的胜负，曹刘孙三家都有明显的侧重点。孙刘方面极力“鼓吹”周瑜的个人战绩，而曹魏方面更多倾向于外界因素。
①孙刘联盟的记载
按《三国志·周瑜传》记载：“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
在周瑜的本传中，客观提到了一件事。周瑜“火烧赤壁”之前，曹军的确已经受到了瘟疫的影响。但是，给曹军带来重创的，还是周瑜与黄盖的“苦肉计”。
可见，江东方面虽然不否认瘟疫对于曹军的影响，但却明确了“火烧赤壁”在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刘备的本传中，“瘟疫”与“火烧赤壁”的顺序则是相反的。
按《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蜀汉方面的说法则是：曹军在赤壁之战中败北之后，又遭遇了瘟疫的侵袭，以致于曹操放弃了最后的抵抗，无奈撤回了北方。
这同样强调了“火烧赤壁”在整个战场中的影响，还有意无意拔高了刘备在这场战役中的作用。综合来看，孙刘联盟方面的口径 ，几乎是统一的，他们认为曹操的败北，更多是因为周瑜的杰出指挥。然而，曹操却不这么看。
②曹魏方面的记载
对于赤壁之战的失利，曹操虽然承认了周瑜的能力，但还是不服气，强调了瘟疫对战局的影响。
按《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又按《江表传》记载：“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曹操自己所言，颇有“掩饰”的味道。他着重强调了“疫疾”的作用，这种不可抗力，才是他败北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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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结合三家之言来看的话，在整个赤壁之战的过程中，曹军都遭遇了疫病。无论是曹操刚到巴丘时，还是赤壁之战的前哨战役，又或是战败之后困守南郡之时，曹军都深受疫病的侵害。
那么，当时的瘟疫，是否能轻易扭转战局呢？
二、瘟疫对战争的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在卫生条件落后的古代，瘟疫有着极为可怕的杀伤力。
按《宋书·五行志》记载：“吴疫，三年内京都死者竟达十万”。
又按《三国志·全综传》记载：“秋七月，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军行经岁，土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
可以看到，江南地区的瘟疫极为凶猛，每次爆发，都会带走数万条性命。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的瘟疫，同样是一次大规模的疫病，其中死伤者众多，是可以肯定的。
试问，一支军队遭受了数万人的死亡，又如何不会衰败。更为可怕的是，当时的瘟疫还具有很高的传染性和爆发性，一旦处理不好，就会让它快速蔓延开来。
而根据汉末三国的瘟疫分布特点来看，当时瘟疫集中爆发的地点，恰好就是人口稠密的地方。因此，它们往往首先在兵营中出现。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曹操麾下的军队，会在短时间内就被瘟疫侵袭。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士兵水土不服，体内缺少相应抗体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处理不当，让疫疾得到了蔓延。
正是这种蔓延开的疫病，让曹军不仅损失惨重，还失去了抵抗力。当然，疫疾对于战争的影响，还可以参照同时期的类似战役。同样是曹魏与东吴之间的战斗，这次失利的，却是后者。
一次是孙权指挥的第二次合肥之战。正是这场战斗，让张辽在逍遥津之战中大放异彩，自此有了“能止小儿夜啼”的威名。
可是，这次战争中，同样出现了疫疾。按《三国志·甘宁传》记载：“（宁）从攻合肥，会疫疾。”
孙权在此战中选择撤退，未必就是怕了张辽的八百敢死队，只是在疫情的肆虐之下，他也不敢硬抗。如果说这场战役比较牵强的话，不妨再看下面两场战役。
吴建兴二年（253年），诸葛恪率二十万大军进攻合肥新城，这也是东吴历史上发动的第五次合肥之战。不曾想到，在曹军援兵未至的情况下，新城守军竟然苦苦坚持了数月。正当他们快要坚持不住之时，东吴这边却因为“士卒疲劳，因暑饮水”，从而导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
新城守军还没反应过来，诸葛恪麾下的军队便因此而死伤大半，不得不退回了东吴。可见，这场莫名其妙的获胜，正是疫疾带给新城守军的。同样是因为疫病，曹魏方面还失去了拿下江陵的绝佳机会。
曹魏黄初三年（222年），夏侯尚、曹真率军进攻江陵，连连告捷。孙权曾派出了潘璋、孙盛等人解围，但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在长达六个月的围困期间，不少守城的官兵纷纷丧失了斗志，甚至有些官员，竟然打算开门投降。可就在这个关头，曹军又遭受了疫病的影响。
按《三国志·夏侯尚传》记载：“城未拔，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
无奈之下，夏侯尚等人只好引军而还。可更加倒霉的是，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宛城、许都等地又接连发生了大疫，以致“死者万数”。（见《宋书·五行志》）
为了应对疫情，曹魏方面只好暂时放弃了进攻江陵的打算。等他们缓过神来，孙权早早便加强了防御，曹魏也因此失去了这个绝佳战机。这几个例子，都说明了疫病对于战争的深远影响。同等情况之下，曹操即便有着再高明的战略，也抵不过这种现实中的无奈。
由此可见，影响赤壁之战结局的主要客观原因，的确是因为疫病。当然，周瑜的火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加速了曹军的溃败，也促使了曹操的直接放弃。不过，让曹操选择放弃进攻荆州的，可能还有其他因素。
三、曹操的“消极”心理
结合前面所述，赤壁之战对曹操的影响，并非有那么重要。
这一年，恰好是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扫清了袁氏余党，又杀了孔融，当了丞相，而后又马不停蹄轻取荆州。
虽然在赤壁之战中，曹操麾下有三十万大军，但其中的大多数，都是荆州原有的水师。在名将蔡瑁等人的训练下，这支水师确实拥有着颇为强大的战斗力，但却是为曹操所不放心的。
曹军之中出现了疫病，却没有被及时处理，便能说明曹操对这支军队的掌控力不如北军得心应手，很多政令无法及时有效的传递。这是导致曹操“消极”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另一个，则是曹操此前对这场战斗的预估目标，并没有要一鼓作气拿下江东。
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明确提到了曹操此行的目标，不仅要拿下荆州，还要将刘备这个心腹大患给消灭了。然而，孙权却在此时主动插了一手。因为江东需要荆州作为屏障，孙权也需要刘备来当个“马前卒”。为此，曹操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孙权，称刘备是自己的“猎物”，让他速速退去。
没想到，孙权却是铁了心与曹操作对，并在赤壁之战后不久，对江陵发起了猛烈进攻。这是曹操没有想到的，他在此时此刻，没有进攻江东的打算，可面对孙权的主动进攻，他又只能应战。
曹操之前准备的充分，是为了荆州和刘备，可他现在的敌人，却多出了孙权。再加上疫疾的影响，让本就不喜欢打“持久战”的曹操，放弃了争夺，只好暂时退回了北方。
对曹操来说，这是一次失败；可对孙刘来说在，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却宛如他们的新生一般。因为此战过后，他们有了一定的喘息之机，从而间接为日后的三足鼎立，埋下了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孙刘联盟自然会不遗余力宣传赤壁之战的胜利。可实际上，周瑜火攻的地方，根本不在赤壁，而是在乌林。而孙刘联盟之所以要渲染这份胜利，既是对他们自己的“加油打气”，也是对曹操的一种“宣战”。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败北，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胜利，全是孙刘联盟的成功。就像官渡之战中，袁绍也曾做出过不少正确的决策，可在一次失败之后，却成了世人眼中的“庸主”。
大概，人们总是习惯以成败来论英雄吧。
参考文献：《三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