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疫苗必须打吗？打五种疫苗去陕北
陕西疫苗必须打吗？打五种疫苗去陕北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蔓延开来，那里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斯诺与宋庆龄宋庆龄立刻想到了斯诺。于是，这一年，斯诺踏上了去陕北的遥远旅途。在出发之前，斯诺给自己注射了5种疫苗，包括天花、鼠疫、霍乱、伤寒和斑疹伤寒。他曾这样写道：我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
埃德加·斯诺
1928年，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在上海一家报社做助理主编。
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这其中就包括宋庆龄。而后来斯诺的陕北之行，也是在宋庆龄的举荐下进行的。
1936年，中共人员联系到宋庆龄，希望她能推荐一位外国记者和医生，前往陕北地区进行考察。
宋庆龄立刻想到了斯诺。于是，这一年，斯诺踏上了去陕北的遥远旅途。
在出发之前，斯诺给自己注射了5种疫苗，包括天花、鼠疫、霍乱、伤寒和斑疹伤寒。
他曾这样写道：我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
斯诺与宋庆龄
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蔓延开来，那里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
从斯诺的准备工作来看，应该没少受西方媒体的渲染，对陕北的实际情况并不知晓。
虽然陕北当地多有流行疾病，但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斯诺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红军之前都可以理解，凡事都需要一个过程。
1936年6月，斯诺以《先驱者》特派记者的身份，到访陕北。
那时红军历经磨难，完成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在延安扎根。
红军作为西方媒体一直渲染的神秘力量，深刻吸引着斯诺，此次前来便想寻找革命的真相。
斯诺来到陕北苏区，与他来之前想象的环境差不多，破旧的房屋，糟糕的环境。
但是令斯诺没想到的是，这群红军大都是年轻有为和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
他们没有传说中的那般可怕，倒是对斯诺十分客气。
说到这是不是有些不理解，中国这么大，为何偏偏要来这里一探究竟。
因为当时的陕北苏区，外围隐藏和游走的都是国民政府的耳目，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埋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因此各项工作都尽可能地保密进行，长时间苏区都是与世隔绝的状态，少有新闻播报。
越是封闭的地方，就越想一探究竟不是吗？对于斯诺来说，自己就算面临着被多种流行病感染的风险，也要看看这里到底有着怎样的人和事。
本来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来到中国革命红色区域，以为肯定会有所阻碍，结果却得到了周恩来的特批：
“想报道什么都可以，所见所闻都可以，有困难我们还可以协助你一起考察。”
这一下惊到了斯诺，以往人们对于事实真相的追求都有一定的界限，在苏区，共产党人士毫无遮掩，甚至还帮助斯诺一起考察陕北苏区。
斯诺开始对共产党有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未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和人民群众如此亲密。
他发现在陕北地区，老百姓们对红军十分拥护，甚至在交谈时候，经常说“我们的毛主席”、“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革命”等等这种没有距离的词汇。
红军们虽然受到老百姓们的爱戴，亲如一家人，可是红军们从来不去老乡家里随意吃喝这样，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有一次斯诺在四处走访，看见许多红军在树林里摘一些野果子，用来充饥。
当他路过老乡家门口时，发现百姓家门口的果树没有一个人摘。
在斯诺多次采访过的红军来看，他们大都来自全国各地的，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遭遇和经历。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充满希望，提起共产党提起革命，各个眼睛里都闪烁着光芒。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方言，可是内心却空前一致的团结。
在斯诺采访毛主席的过程中，后者先是跟他介绍了自己身世，还有从军的经历，然后又讲述了共产党从起步，发展到壮大，以及未来的目标，还有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爱护等等。
从革命到抗日再到眼下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侃侃而谈。
这些都是斯诺最想知道的，没想到毛主席无话不谈。
说起毛主席，斯诺更是另眼相看，他描述的毛主席是一个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的领导人物。
有时候会笑得像个小孩，有时候在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又会十分严肃和透彻地分析给斯诺听。
他看到的毛主席，在深夜两三点钟还在工作，他有写不完的稿子和批不完的文章。每次和毛主席聊天，都能从他坚定的眼神里看到未来中国革命的希望。
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战略眼光的红军领袖，斯诺从未如此欣赏过一个革命领袖。
甚至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得更多，于是斯诺开始和红军战士们打成一片，听他们讲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听他们说如何横渡大渡河，冲破国民军的重重封锁。
这一切在斯诺看来，都好像在听神话故事，现实中竟然也有如此毅力的民族吗？
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可是却充满正能量，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却把最好的温暖送给黎民百姓，百姓爱戴他们就好像自己的亲人那般，可是在西方国家，这些都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
斯诺在陕北苏区足足待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斯诺与大批共产党的领导结下了深厚友谊，尤其是被毛主席同志折服。
回到北京，斯诺开始把自己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所听，记录下来整理出一本书籍，那就是《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一开始作为全英语的版本，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和发行，一时间这个来自中国红色区域故事的书籍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更是一度创下10万册的销量，后来又发行了20多种语言，在西方国家都可以看到这本书。
这本书在发行中文版本的同时，为了考虑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战况，特地更名为《西行漫记》。
很多中国人都看到了斯诺写的这本书，许多有志青年和海外的华侨和友人等，纷纷前往延安，想要感受下《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所写的一切。
因为斯诺的这本书，客观地报道了关于中国革命真实的一面，描述了共产党真实的一面。人都是有共情能力的，当真理存在，一定会引发更多人的向往和追求。
毛主席对斯诺的这本书有着高度的赞扬，还在党内宣传过这本书。
此后斯诺也多次到访过中国，用他的所见所闻，还有犀利的文笔，开始在世界各地报道和宣扬中国共产党的种种革命事迹，还有毛主席的为人和政治眼光等等。
新中国成立那年，斯诺以美国作家的身份访华，与毛泽东等人亲切会谈，而且他根据此次行程，写就了《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红色中国》）一书。
但是在中美关系破冰之前，因为斯诺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让他在美国很难安静地生活下去，所以在1959年，斯诺选择迁居瑞士。
英文版的《大河彼岸》
步入六十年代后，斯诺也曾多次访华，并且在1968年，自掏腰包，拍摄了记录中国革命历程的《四分之一的人类》。
斯诺再次回到中国时，看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他发现，现在的毛主席与当年在延安相见的毛主席相比，更加自信更加有威严了。
但是再见到斯诺的时候，毛主席还是热情洋溢地与他握手，许久不见了，这对老朋友还是如以前那般友好。
在毛主席看来，斯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不同，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敢于把自己眼中真正的中国、真正的共产党的面貌，如实地告知全世界，他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
斯诺十分敬重毛主席，在自己的家里也经常把毛主席的照片，还有自己在中国的照片拿出来给家人朋友看。
斯诺的两个孩子都戴过红星帽照相，当年他在延安，也戴过同款帽子。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斯诺十分珍惜与毛主席和中国的友谊。
多年来斯诺致力于中美之间的友好往来，为了两个之间增进友谊互相了解，没少做宣传工作，他也盼望着有一天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会晤。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71年秋天，各大媒体报纸争相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到访中国的消息。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斯诺在家里得知了这个消息，激动万分，他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亲自去现场采访和见证这伟大的时刻。
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斯诺毫无预兆地，突然摔倒在自己家的楼梯上，经过医生的多方面检查，斯诺被确诊为胰腺癌。
斯诺患癌的事情传到了北京，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十分挂念，想把他接到北京来医治。
1972年，由毛主席派遣的医疗小组抵达日内瓦，在大使馆的帮助下，来到了斯诺的家，一幢看起来十分安静祥和的两层小楼。
当医护人员走进斯诺的客厅时，发现他们家的墙上还挂着毛主席戴着红星帽子的照片，这张照片还被放大了好几倍。
可见毛主席在斯诺的心里还是有很重要的位置，可眼前的斯诺的形象却让医护人员无比心疼。
斯诺早已没了往日的神采，只有一副枯瘦如柴的身躯，挺拔的鼻梁上挂着一副眼镜，此时的眼镜显得格外厚重。
医护人员表明了毛主席等人的心意，又重新给斯诺做了全身检查，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病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之时了。
即使来到北京也无药可医，医疗队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减轻斯诺的痛苦。
毛主席等人收到这个消息，心情也无比沉重。这位来自西方的老朋友，对我党和革命都做过至关重要的报道和宣传，没有这位朋友，世界就不会了解真正的中国共产党。
随着斯诺的病情不断恶化，1972年2月15日凌晨。这位来自西方的老朋友与世长辞了。
斯诺在去世前留下了一份遗嘱，他的妻子颤颤巍巍地打开信封，斯诺写道：“我爱中国，在我死后，请把我一半的骨灰埋葬在中国……”
1973年10月19日，妻子带着斯诺的一部分骨灰来到了中国，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举行了安葬仪式。
当天出席斯诺下葬仪式的还有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有其他各行各业的文人志士，也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
斯诺的墓地前立着一块汉白玉做的石碑，上面的碑文，由叶剑英题写：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斯诺之墓。
1972年，尼克松抵京，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世界各国将目光锁定在北京。
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这是斯诺生前唯一想看到的画面，可惜他没能见到。
想必斯诺若得知，也应该会含笑九泉。
斯诺去世以后，留下一顶珍藏了四十多年的帽子，就是那顶红星帽。
斯诺的孩子们十分喜欢这顶帽子，如今他走了，一半的灵魂留在了中国，因此斯诺的妻子想把这顶帽子也归还中国。
1975年10月，斯诺的妻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邓超颖接见了她，一同去斯诺的墓地扫墓。
斯诺妻子把这顶珍藏了40年多年的帽子交给了邓超颖，后来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珍藏。
这顶帽子当年毛主席和斯诺都戴过，代表着二人之间的缘分和友谊，后来被珍藏在博物馆里。
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见证这跨国度的友情，并且也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在过去的岁月里，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军民一心的温暖情景。
斯诺之所以被毛主席称作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是因为斯诺是个正直人，他对革命时期的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不带有偏见和政治色彩，实事求是地挖掘革命真相，并且不为多方阻碍寻求机会报道事实真相。
他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好记者。其实斯诺是个无党派无背景的独立人，在冒险专访延安苏区的同时，本着对各党各方都公平无私的立场。
身正不怕影子斜，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只有坚定自己的立场，用亲眼所见来说服自己，才能说服世界。
十分感谢斯诺同志在共产党革命要紧时期，给予的客观真实地报道，使得世界各地以及国内的文人志士纷纷到访延安，支持共产党的革命工作。没有延安那段光辉的峥嵘岁月，不会成就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