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皇朝皇帝谱：大隋简史乍起乍落37年
大隋皇朝皇帝谱：大隋简史乍起乍落37年为了巩固统一，加强集权，文帝、炀帝父子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隋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587年，文帝派兵进驻江陵，后梁被废。588年，下诏列数南朝陈后主罪恶二十条，随后，文帝下令伐陈。陈后主叔宝是南朝有名的昏庸腐朽的帝王，他宠爱贵妃张丽华、孔贵嫔，大臣江总、孔范及文士十余人是后主的“狎客”。后主终日与妃嫔、狎客沉溺于歌舞酒色之中，又开关市之征，任情榨取人民，以满足他们奢侈糜烂的生活。当时陈军“甲士不过十万”，力量单薄，而陈朝统治集团又迷信长江天险，不认真设防。在隋军大举进攻下，守江诸军一再飞书告急，而陈朝君臣依然“奏伎纵酒、赋诗不辍”。589年正月，灭陈。
1、隋朝的建立北周宣帝宇文赞是一个不恤政事、淫奢残暴的帝王，在位不到两年，于大象二年(580年)五月突然病倒，尚不及交代后事便一命呜呼。杨坚以宣帝岳父的身份，在典掌机密的近臣汉士族地主郑译、刘昉等人的支持下，假称受遗诏辅政。时宣帝子静帝宇文阐继立，年仅八岁。杨坚被任为“假黄钺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北周国家的最高权力，实际上已经落入杨坚之手。
杨坚的祖上杨元寿，曾与宇文泰的祖上同为北魏武川镇军人。杨坚不仅是关、陇贵族集团上层的军事统帅，而且又是皇亲国戚，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杨坚镇压地方势力反抗大杀北周宗室诸王，尽灭宇文氏之族，完全控制了北周政局。
581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隋，建元开皇，仍都长安，他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隋文帝。
杨坚先采用了长孙晟提出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利用突厥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从而解除了北疆的后顾之忧。
587年，文帝派兵进驻江陵，后梁被废。
588年，下诏列数南朝陈后主罪恶二十条，随后，文帝下令伐陈。陈后主叔宝是南朝有名的昏庸腐朽的帝王，他宠爱贵妃张丽华、孔贵嫔，大臣江总、孔范及文士十余人是后主的“狎客”。后主终日与妃嫔、狎客沉溺于歌舞酒色之中，又开关市之征，任情榨取人民，以满足他们奢侈糜烂的生活。当时陈军“甲士不过十万”，力量单薄，而陈朝统治集团又迷信长江天险，不认真设防。在隋军大举进攻下，守江诸军一再飞书告急，而陈朝君臣依然“奏伎纵酒、赋诗不辍”。
589年正月，灭陈。
隋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3、加强中央集权为了巩固统一，加强集权，文帝、炀帝父子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
这时正是腐朽的门阀士族在衰退，新兴的庶族士族势力在加强的时代。
官制：杨坚废除早已过时的周礼六官制度，恢复汉、魏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五省等中央机构。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三公“参议国之大事……无其人则阙”，实则只是给予大臣以荣誉的虚职。五省即尚书、内史、门下、秘书、内侍。秘书省掌国家图书典籍，位高职闲；内侍省管理宫廷内部事务，全是宦官；真正负责国家政务的是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三省职同秦汉时代的丞相，历史上一般称为三省制度：三省互相牵制，内史省是决策机关，长官监、令；门下省是审议机关，长官纳言；尚书省是行政机构，长官令、左右仆射，下设吏部、礼部、兵部、度支(后改称民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部。三省六部制度，自隋定型。三省之名在魏晋时早已存在，而三省并立，各有分工，三省长官共同向皇帝负责则始于隋。三省六部制度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它将相权一分为三，把决策与执行机构分开，对于防止权臣篡位，稳定政局，维护统一，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新置谒者台和司隶台，掌巡察内外百官和军民活动，与御史台合称三台，以加强对内外官员的控制和纠察。另设太常、光禄、宗正、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十一寺，为事务机构。隋炀帝时，把三师、特进官，以及上柱国以下十一等勋官等勋爵虚职尽行废除，精简了机构，裁减了冗员，又抑制和削弱了周、齐显贵势力。
地方行政：隋初沿齐、周时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南北朝以来，郡县的设置既多又滥，极其紊乱。文帝采用大臣建议，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员，节省了政府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又改州为郡，以郡统县，虽然仍是二级制，但魏晋以来州比郡高，以州改郡，相应也就降低了地方官的品级。
官员任命：汉、魏时，州郡长官权力很大，可以自行选用僚佐。北周、北齐以来，州郡僚佐已多归吏部选授，隋更确立制度，地方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任命。地方官每年年终到中央“上考课”(汇报工作)，称为“朝集”。中央也经常派遣使者巡察地方政绩。这些措施有利于整顿吏治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府兵制的发展：魏晋以来，兵和农是分离的。西魏、北周建立府兵制后，逐渐趋向“兵农合一”化，到了隋朝完成了这个发展趋势。590年隋文帝下诏说：“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改变了过去兵民分治的现象，完成了“兵农合一”的过程。设置十二卫，每卫置大将军，总隶于皇帝。
律法：对北周刑法繁杂苛酷的情况，隋文帝下令于北魏、北齐旧律的基础上改定新律，制成《开皇律》。废除了一些刑法，减除了一些死刑，但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权。
科举制的创立： 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是以九品中正制为考核、品评机制，在州郡设置中正、小中正，专司品评人才，向朝廷推荐。由于中正官均由本州郡的世家大族贵族官僚担任，九品中正制遂成了门阀士族把持选举的工具。南北朝后期，士族把持选举的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又下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德)、清平千济(才)二科举人”。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流弊也不少，一是负责甄拔的官员不免主观徇私；二是标准抽象难以把握，由此常引起纠纷。到隋炀帝时，不得不再行改革，“始建进士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开始。
科举制度的创立意义：是中古史上选举制度的重大变革，它改变了以往门阀士族把持选举的弊端，重才学而轻门第，从而扩大了招揽人才的门路，使一批中小地主士人得以参加统治政权，适应了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要求，削弱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将选举权集中到封建中央政府的吏部，必然也削弱了地方上的士族势力。总之，科举制的创立显示了封建皇权的上升和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势力的削弱，同时，也是庶族地主势力发展的标志。它有利于选拔封建统治人才，提高政治效率，适应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
4、发展经济均田令的颁布和实施情况：581年，杨坚称帝后，立刻颁布均田令。
均田令：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多者百顷，少者40顷。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5顷，以下每品以50亩递减，至九品为1顷。外官也各有职分田。官署给公廨田，以供公用。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依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田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依良人办法受田。地主官僚的奴婢受田，按其地位高低限制在60人到300人之间。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牛。
关于隋代均田的实施情况，史籍上记载不多，很有可能农民受田问题尚未全面推开。从实际情况看，隋代虽然实行均田制，但实施得很不彻底，一般农民是受不到额定数目的。因为，均田制不可能将所有土地都拿来分配，而是在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将政府所能支配的土地与一些无主荒地进行分配，官僚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并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实行均田制，农民多少得到一点土地，地主的土地兼并也多少受到一些限制，这就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扩大耕地面积。
赋税制度：隋朝赋役制度沿袭北朝以来的租、调、力役制度而有所改革，它与隋的均田制度相适应，在开皇新令中与均田制一起颁布。按规定：男女3岁以下为黄，4岁到10岁为小，11岁到17岁为中，18岁到60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丁要负担赋役，老则免去赋役。租调负担，一般以床(一夫一妇)为单位来计算。丁男一床，每岁出租粟三石，调视桑田和麻田不同而异，桑田调绢绝一匹，另加绵三两；麻田调布一端(当时六丈为一端)，麻三斤。未婚丁男和奴仆租调减半。力役负担，仍依北周制度，每岁服役一个月(即十二番)。
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年)下令，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军、人(民)以21岁成丁，比过去18岁成丁延迟了三年；又减岁役一个月为20天。到了开皇十年(590年)，又下令“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即允许50岁以上的百姓纳布或绢来代役。这是从西魏北周时的“丁庸”发展而来，到了唐代则更加制度化。
隋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于是又免除妇女及奴婢、部曲之赋，男子以22岁成丁。百姓的负担相对又有所减轻。与西魏北周相比，隋朝的赋税更薄、力役更轻。
隋初轻徭薄赋政策，使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从事生产的时间更多了，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户口不实会影响政府的收入和徭役的征派。南北朝时户口隐漏情况严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严格检查户口。
隋朝因袭并改革北魏施行均田制时所设立的三长制，在畿内(首都及直辖县)以五家为保，设有保长；五保为闾，设有闾正；四闾为族，设有族正。畿外保之上为里，设有里正；里以上为党，设有党长。这些就是封建政府在农村中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基层组织。隋朝政府就是利用这个基层组织来大索貌阅和实行输籍定样的。
583年文帝下令州县官吏“大索貌阅”，即根据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来核对本人体貌，以防诈老讹小逃避租役。一旦查出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流配远方，同时，还鼓励百姓互相检举，告发不实之户。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又一次“貌阅”，结果“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通过这两次全国性大规模的检括户口，共检出隐漏人口228万余。
585年文帝采用高颍的建议，行“输籍定样”法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出查，令百姓五党三党为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上下，从轻制定税额，并将各户应纳税额写成定簿。这样人民不能逃避赋税，地方官也不致任情舞弊。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所定税额比世家大族对其佃客(浮客)的剥削为轻，因此吸引佃客脱离世家大族的荫庇，成为国家编户。
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既有利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又打击了豪强世族的势力，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整顿钱币和度量衡：隋初钱币非常混乱，关东地区通行北齐旧钱常平五铢钱，关陇地区通行北周的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钱，梁益地区还杂用古钱交易。
杨坚称帝以后，就改铸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
在整顿钱币的同时，也整顿度量衡。开皇时，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合今29．51厘米)，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合今594．4毫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合今668．19克)。隋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又更改度量衡，恢复古制，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只能是事与愿违，重新造成混乱。
隋代户口增长迅速当属历史事实。户口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检括出许多逃亡农民，并从地方豪强隐占下夺得许多荫庇的户口；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
人口的增长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人们披荆斩棘，开垦了很多荒地，使垦田面积不断扩大。
隋统一后，修复改造很多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
仓储的丰实： 国家编户增多，垦田面积扩大和生产发展，使社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隋王朝的赋调收入也大为增加。为了转运和储藏粟帛，以及储粮备灾，构筑了许多库屋和粮仓。唐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此时，唐朝已建国20年，隋朝的库藏尚未用尽。隋代仓储之丰实是前所未有的，它为后代封建史家所艳称。
5、中央集权下的基建营建东都 隋文帝即位的第二年(582年)，就大兴土木建筑大兴城，第三年迁入大兴城(新长安城)。隋炀帝即位(604年)后，也立即下诏营建东都洛阳。为什么要营建东都?炀帝在营建东都的诏书中说得很明白，是因为洛阳地势险要，位置适中，交通方便，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重要意义。从政洽上看，洛阳便于对关东和江南地区的控制。洛阳位置适中，“水陆通，贡赋等”，便于转运物资。
大批王侯世家、富商大贾、工艺户迁入东都，使东都洛阳的工商业迅速繁荣起来。尤其是运河开通后，洛阳成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和隋炀帝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
开凿运河 与营建东都是同时进行的，其目的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从政治上看，开运河是为了巩固隋封建政权的需要，通过运河直达江淮，从而加强了东都洛阳与江南地区的联系，以进一步控制江南。从经济上看，江南地区经过六朝时人民的辛勤劳动，已经成为富庶地区，“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关中和河洛地区的物资不足以供应隋中央政府的需要，必须转运南方的物资。通过陆路转运，运输量不大，费用又高，而利用旧河道开通运河，是最好的办法。从军事上看，由于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需要运输大量军队和物资，利用运河转运比较便捷。隋炀帝即位后，利用天然河道和旧有渠道，开通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
佛教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下令灭佛，四年后灭北齐，使佛教在大河南北遭到毁灭性打击。隋朝建立后，实行崇佛政策，大力扶植和提倡佛教。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即普诏天下，听任出家，令百姓计口出钱，营造佛寺、佛像等。由于文帝、炀帝父子的扶植和提倡，佛教在隋朝迅速得到振兴和发展。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与儒教、佛教并列的三大教之一。北周武帝时，道教与佛教同时遭到禁毁。隋朝在恢复和提倡佛教的同时，也恢复了道教的合法地位。隋朝统治者认为“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道教与佛教同样可以为隋王朝服务，因此都应该得到提倡和保护。
隋王朝的建立和统一，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状况，开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新局面，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这种局面却很短暂，强盛一时的隋王朝建国仅37年，就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覆灭了。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开国皇帝，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统一大业，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巩固了统一，强化了中央集权，开创了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局面。因此，他所统治的开皇年间，史称“开皇之治”。
杨坚集团在夺取政权后，首先是确保统治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隋代的均田令，扩大了品官授田数量，实质上就是利用法令强行扩大贵族官僚的地产。隋文帝晚年用法严苛，猜忌心重，刚愎自用，使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
隋炀帝杨广，是文帝次子，其兄杨勇为太子。因太子勇多纳内宠，处事轻率，逐渐引起文帝的不满和猜忌。在统一战争中赢得极高声誉的杨广终于在夺嫡斗争中取得胜利，夺得皇位。隋炀帝即位后，“地广三代，威振八方，单于顿颡，越裳重译”，隋朝的国力、武功达到极盛。
隋炀帝的暴政主要表现为役赋繁重和刑法苛暴两方面。虽然他所颁布的常规役赋，明文法典较其父隋文帝更为轻缓，但他无视常规法制，肆行非常之制。他自即位开始，对百姓劳役不息，征调不止。
隋炀帝穷兵黩武，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对高丽的战争，其用兵规模之大是空前的。炀帝即位后，凭借着国家的富强，威胁高丽王高元来朝，高元不理，炀帝即以此为借口，连续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大规模战争。隋炀帝为了准备攻打高丽，大量征发兵卒役夫，有造船工匠“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
为了发动对高丽的战争，隋炀帝共征发兵卒，役夫达三四百万人之多。被征调服劳役、兵役的，主要是农村的丁壮，由于死亡众多，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隋炀帝为了张扬国威而连年出巡，他曾三下江都，六巡北塞，“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611年，山东、河南等地发生大水灾，隋炀帝对官仓的控制却非常严格，百姓只能吃树皮树叶。
为了严防和镇压人民的反抗，隋炀帝置常规法典于不顾，大肆滥刑酷罚，开皇时期所废除的酷刑又恢复了。
611年在山东爆发了长白山起义。山东地区是隋代最重要的经济区，占有全国40％以上的人口，豪族大户众多，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各项力役，大部分都落在这个地区人民的身上，再加上水灾，导致农民起义的烈火急剧燃烧了起来。
613年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对高丽战争，山东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年六月，大贵族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
614年，隋炀帝第三次征伐高丽的征调“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
正当农民起义蓬勃兴起之时，一些地主官僚也乘势起兵。例如礼部尚书杨玄感，一些朝臣也和杨玄感通谋。
而后，一些地主官僚纷纷组织武装起事，主要有占据涿郡的罗艺、朔方的梁师都、马邑(山西朔县)的刘武周、金城(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的李轨、太原的李渊、巴陵(湖南岳阳)的萧铣、吴兴的沈法兴，以及岭南一带的冯盎等。
618年， 隋炀帝第三次游江都，陷入人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回不了两京了，隋炀帝的卫士发动兵变，缢杀隋炀帝。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后，立隋炀帝侄秦王杨浩为帝，不久又杀掉他，率军北归。
隋炀帝既死，李渊在长安称帝；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称皇泰帝，次年为王世充所杀，王世充自称帝。
581-618，短暂而精彩的3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