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把希望寄托于光绪帝：却将谈笑洗苍凉回到现场
维新派把希望寄托于光绪帝：却将谈笑洗苍凉回到现场《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2015年8月《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2006年1月《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
作者：姜鸣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1月
《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
2006年1月
《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2015年8月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2002年12月
疫中无聊，奉到姜鸣前辈新著《却将谈笑洗苍凉》，大有谈笑去拘忌、翻书得旧编之乐。这已是著者撰述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的第三编了。此前，我已读过姜鸣的大部头专业著作，如《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995）、《龙旗飘扬的舰队》（2002），这些书体例谨严、考证精审，非常之“有用”。而初阅此新书，却见识了“有趣”，领教到著者另一副笔墨。
姜鸣陆续发表的文字，我都是最热心的读者，但终究难以践行其学术方法：“阅读史料和现场踏访相结合，先使自己建立起历史的时空观，并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这在姜鸣是“习惯做法”，但在吾辈则只能“羡慕嫉妒而无恨”，借他人之眼，观世界之大，也算聊胜于无吧。
像侦探一般踏勘历史现场
“却将谈笑洗苍凉”，语出陈宝琛诗作《沪上晤篑斋三宿留别》，1895年陈氏来沪，故旧重逢，与甲午后被逐南下的张佩纶有过一面之雅。此句隽永洗练，移作书题，延续了著者善撷古韵、为我所用的创意，也寄托了对于“政治人物悲哀”的一种深刻同情。全书收录文章十三篇，内容皆关于晚清光绪一朝政事（马嘉理事件、“清流”崛起和消亡、甲申易枢、中法马江之战、中日甲午战争、辛丑议和、绑架孙中山）、人物（李鸿章、张佩纶、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盛昱、盛宣怀、胡光墉、孙中山）。从另一方面，或也可以反映著者近年来风尘仆仆、“边走边看”的行路历程，他笔下的光绪朝，“会和别的作者的表述有别，却是自己思索、考证的一个充满细节、充满张力、起伏跌宕的大时代”。
1875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引起中英交涉，签订《烟台条约》，导致中外关系多方面的变化，其最著者即清政府向伦敦派出道歉使团，这也成为中国驻外常设使馆的滥觞。外交史家徐中约认为，“马嘉理事件给中国人上了一堂课，中国人从此明白建立公使常驻外国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清政府为进入“国际大家庭”而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英国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边地的突然死亡，笼罩了太多迷雾，成为近代史上重要却被忽视的事件，“迄今对于其基本情况的描述都存在错讹”。
本书起首一篇，便是姜鸣跋山涉水、拨云见雾，对马嘉理事件再考察的实录，除重新检讨中外文献外，他自2011年起三度前往云南盈江县中缅交界处，沿南崩河、芒允（旧称蛮允）、盈江、腾冲一线，亲莅马嘉理之死的案发地，也三次前往腾冲下绮罗村，访问据说是杀害马嘉理凶手的李珍国故家，便很能体现“万里行路且成书”研究特色。文中大盈江峡谷、户宋河、“蛮允街”石碑等实地照片传达出现场消息，令人遐往。
2012年，姜鸣又去伦敦，踏勘1877年因马嘉理事件致歉，郭嵩焘所率使团入驻的波特兰大街45号，是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馆。1879年，曾纪泽将其迁至49号新址，使馆初建于1785年，属于“亚当建筑”，目前中国使馆还在使用这一馆舍，可谓历史悠久。1896年，此处还发生过轰动伦敦的“绑架孙中山事件”（见《波特兰大街45号还是49号？》、《绑架和营救孙中山》二文）。
著名的“历史侦探”黄宇和先生曾用文献批判 脚步丈量的实证方法，“发覆”百年前的孙中山绑架案，其考证过程引人入胜（《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这个略带神秘的处所，对于大多数研究者和旅行者来说是使馆禁区，难以访问，而如有“上天入地”神通的姜鸣凭着“难得的际遇”，带领读者进入使馆内部的“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参观，得以一探究竟，虽然观感“令人失望”，实际起到了去神秘化的反效果，——“现在的使馆，装饰完全没有特色”，“感觉置身在北京的一座政府办公楼中，无论家具，还是室内陈设，完全看不到丁点‘亚当建筑’的优雅华丽”。
为研究中法战争后张佩纶遣戍军台生涯，姜鸣两度前往张家口市游览考察。“堡子里”初建于明宣德年间，是张家口最早的城区，1885-1888年张佩纶曾在此居住。在姜鸣眼中，“堡子里是个袖珍、精巧的老城，遗存了大量明清古建筑群落”。（《晚清张家口军台生活寻踪》）堡子里的衙署、会馆、钱庄、关帝庙、文昌阁、戏台、钟鼓楼一应俱全。多数建筑虽已成了居民杂院，但一律圈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内，尚未经过大规模改造开发，保留了近百年城市变迁的原味。清代张家口厅的上级治域宣化府，如今已降格为张家口市的一个辖区，城区面貌变化非常大。
姜鸣2008年第一次去宣化，还找到了“宣化府署旧址”石碑，而2013年重访时，该处已成居民小区，急剧发展的城市房地产抹去了昔日遗迹，古城风味已荡然无存。2022年北京和张家口将联合举办冬奥会，这个城市的建设正在进入快车道，他却在文中感叹：“我想，这个世界上，大约只剩下我，还在凭吊北海轩的旧址，傻傻地寻觅张佩纶和前任知府章洪钧友谊的遗存。”
扩张新材料和借用新工具
说起张佩纶，一般人想到的常是李鸿章女婿、张爱玲祖父，可堂堂“清流”的“青牛角”、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按其事功文章，皆多可观，而至今尚无一部详传，就连行世的《涧于集》，利用也远谈不上充分。
姜鸣只眼独具，酷嗜斯人，于张佩纶研究浸淫日久，“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初、续编都收录有相关文章，近又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内容宏富，洋洋大观，三编也有多篇文字围绕张佩纶及其家族展开，对政治理念、人事际遇、人情世故一一剖析，在理解上显出丰富的层次。如涉及“马江之战”大功过的争议，书中特别注意挖掘时人（多位高权重者）日记、书札的隐微信息，指出以往研究依赖公开的奏章文字，集矢于“爱国/卖国”、“主战派/投降派”之争，“却很少关注过当事人和了解真相的上层官员究竟在说什么，以及各类相关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进而提醒读者“历史的真相，原比这些政治标签复杂得多”。依鄙见，目前学界如要写一部张佩纶传，那么姜鸣或是最合适人选。
当然，姜鸣如为张佩纶作传，亦非出于私好，热衷翻案，借用梁启超的语言，“此种传记，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本书从张佩纶角度切入，通过“破译”张佩纶与李鸿章密函的暗语系统，推进“甲申易枢”研究，便是一个明证。（《“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光绪十年（甲申，1884），慈禧太后一谕推翻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转用醇亲王奕譞主政，此为有清一代空前绝后之举，关系国运匪浅。《涧于集》“书牍”收录张佩纶在甲申前后写给李鸿章的多通密函，中有“僧道相争”、“僧礼佛甚勤”等隐语，这也成为学界解读宫廷变故的重要线索。
陈寅恪弟子石泉在回忆文章中便提到“陈师熟悉晚清掌故”，颇能参破当日官员私函的隐语机密，所述一例，便是张佩纶的一通密函——“‘僧’当指醇王，字朴庵；‘道’指恭王，号乐道堂主；‘佛’则指太后，当时宫中久已称太后为‘佛爷’。隐语解通后，甲申政局变动前恭、醇两王之矛盾及太后与醇王之密谋，就又增一证据。”（《追忆先师寅恪先生》）
片言只字之解，“使迷茫难解的材料顿时明朗，成为关键性史料”，信札价值可见一斑。而后，樊百川、姜鸣、张晓川等几代学者，前赴后继，迎难而上，各个突破，在张函隐语释读上，取得相当多的成绩（参详《清季的洋务新政》、《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僧”“道”“神”“佛”“庵主”“覃溪”“立本”“僧繇”“两画”“张仙”“阎罗”“十八参神”“五斗米教天师”，这些隐语意蕴丰富，一旦揭穿谜底，似平平无奇，但猜谜过程却是对学者的语学素养、知识储备及思维发散能力的大考验。
就近代文献中存留的函牍一类而言，量极庞大，且相当部分是手稿，其史料价值固不待言，但要充分利用，却远非易事。与一般的古籍线装书相比，在函牍利用方面，至少存在真伪甄辨、书页排序、字迹辨认、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隐语破解等数难，能一一处理、排难而进者，实非个中高手不能为。姜鸣在函牍整理、引据方面，有着丰富经验，自能道其甘苦，对后来者无疑有其示范意义。
姜鸣对函牍文字的深度利用，颇显传统史家的“技艺”，然究其史料观念，却绝不保守，甚至比一般学者要走得更远。本书《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的历史回顾》一篇，各类材料信手拈来，为我所驭，使人眼界大开。据著者交代，他对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这个题目，“持续关注了二十年，慢慢积累起当年留下的大批照片、绘画、诗歌、日记等史料”。他是道道地地的老照片发烧友，也有很多摄影界的朋友，对历史照片的鉴别、使用，积累了不少心得。
从研究材料来讲，姜鸣对日记、书信类文字特别偏爱，或因为“日记与尺牍本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周作人《日记与尺牍》），故而有个性的著者也愈能体会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处，觉得“可喜亦可贵”了。从研究专题来讲，全书笔触广博，“涉及铁路、外交、天文、灾荒、西医传播、传染病流行、西式教育、建筑，甚至还包括婚姻、生育、餐饮和滋补品，这些既宏大又细碎的景象交织在一起，从而再现了转型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真是心有余闲，涉笔成趣了。
撰文/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