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豆的舞女说的是什么样的女孩（一个富家子弟的底层社会之旅）
伊豆的舞女说的是什么样的女孩（一个富家子弟的底层社会之旅）随后在“我”与巡回艺人并肩旅行的途中，双方身份的悬殊也屡屡见诸他人的态度之中。如和我下棋的纸张批发商的态度。晚间巡回艺人表演玩之后来旅馆拜访“我”，得知此事后，我再也无心与批发商下棋，而他却“连瞧也不瞧艺人一眼”，一心投入与我的对弈之中。而当我邀请巡回艺人一起共餐，“又淳朴又亲切的旅馆老板娘告诫我说：请这种人吃饭，白花钱！” 更明显的是，在前往甲州屋的路途中，没个村庄的入口都竖立着一块牌子：“乞丐，巡回演出艺人禁止进村”。“我”身上有着川端康成本人影子。川端康成幼失怙恃，亲人的相继离世使他从小养成了孤僻厌世的性子，在《雪国》中大量人生“徒劳”的字眼也可见出其悲观的人生底色。川端康成毕业都东京大学，从鹤见俊辅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中可以看出作为日本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在国家政治中地位，也就不难理解“我”为何获此殊荣，而作为日本艺妓制度下的一份子的巡回艺人屡遭唾弃。“哎呦，少爷全身都淋湿了。请
《伊豆的舞女》是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大学预科生独自一人前往伊豆旅行并在途中遇见一行巡回艺人的故事。故事刻画了“我”和小舞女“熏”之间朦胧纯真的爱恋，把人带入南伊豆那清新明丽、唯美空灵的世界中，以日本文学特有的东方审美韵味涤荡着人的心灵。
然而，“我”与小舞女那种真挚的情感并不能完全掩盖两者身份地位的悬殊，虽然“我”对于巡回艺人一行的亲近绝非屈尊俯就，但“我”依然享享受着身份悬殊带来的那份优越感以及他人的善意。伊豆的舞女，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富家子弟的悲情底层社会之旅，只不过他并没有滥用他的权力，而是带着怜悯的目光，以亲近而非疏离的姿态体味底层社会的悲情与温情。
（1）身份的悬殊——富家子弟与底层艺人
文中有多处暗示了“我”与巡回艺人一行身份的差别。首先，我们可以从天城岭茶馆老婆子对作为大学预科生的“我”与巡回艺人的差别态度中看出端倪。在荒山野岭之中，面对一个罕见的读书人，老婆子的态度几乎是无条件的善意：
“哎呦，少爷全身都淋湿了。请到这边取取暖，烤烤衣服吧”...“让你瞧见这幅有失体面的模样......不过他是我的老伴，你别担心。他相貌丑陋，已经动弹不了，请将就点吧。”而随后，更是因为“我”留下了一枚五角钱的银币而感激涕零，步履蹒跚地将“我”送到了山岭的隧道口方才罢休。
反观她对巡回艺人的态度确是十分轻蔑，当我询问巡回艺人一行的情况，她如是说：
“那种人谁知道会住在哪儿呢，少爷。什么今天晚上，哪有固定住处的呦。哪有客人，就住在哪儿呗。”她的话甚至煽起了“我”的邪念：“既然如此，今晚就让那位舞女到我房间里来吧。”
“我”身上有着川端康成本人影子。川端康成幼失怙恃，亲人的相继离世使他从小养成了孤僻厌世的性子，在《雪国》中大量人生“徒劳”的字眼也可见出其悲观的人生底色。川端康成毕业都东京大学，从鹤见俊辅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中可以看出作为日本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在国家政治中地位，也就不难理解“我”为何获此殊荣，而作为日本艺妓制度下的一份子的巡回艺人屡遭唾弃。
随后在“我”与巡回艺人并肩旅行的途中，双方身份的悬殊也屡屡见诸他人的态度之中。如和我下棋的纸张批发商的态度。晚间巡回艺人表演玩之后来旅馆拜访“我”，得知此事后，我再也无心与批发商下棋，而他却“连瞧也不瞧艺人一眼”，一心投入与我的对弈之中。而当我邀请巡回艺人一起共餐，“又淳朴又亲切的旅馆老板娘告诫我说：请这种人吃饭，白花钱！” 更明显的是，在前往甲州屋的路途中，没个村庄的入口都竖立着一块牌子：“乞丐，巡回演出艺人禁止进村”。
而对“我”，则几乎是毫无条件的信任，在回东京的归途中，“我身旁睡着一个少年，他是河津一家工厂老板的儿子，去东京准备入学考试。他看见我头戴一高制帽，对我抱有好感。”
在这种身份地位的悬殊之外，日本社会中的男尊女卑现象也有所体现。在前往甲州屋的山路中，“爬到山巅，舞女把鼓放在枯草丛中的凳子上，用手巾擦了一把汗。她似乎要掸掉自己脚上的尘土，却冷不防地蹲在我跟前，替我抖了抖裙裤下摆。我连忙后退，舞女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索性弯着身子给我掸去身上的尘土”。而在喝山泉水时，四十岁的女人说“来，您先喝吧。把手伸进去，会搅浑的。在女人后面喝，不干净”，就算“我”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学生而已。
（2）底层社会的温情
想到底层社会，你想说什么。是像马修阿诺德所描述的那样道德败坏，需要灌输文化的甜美与光明，抑或像《雾都孤儿》或《悲惨世界》中的那样一副人间悲剧的模样？但我首先想提的是底层社会的温情，这种温情，似乎是底层百姓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这种温情不同于上流社会的相敬如宾，而更带有一种质朴无华的生物学色彩，它类似于明媚春光里几只初生的小狗在草地上互相追逐嬉戏，或是一群小鸭跟着母鸭在池塘里嬉水。这种温情，是“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
理查德·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曾描绘过一副底层社会的温情图景： “叮叮车启程了，穿过沼泽，驶向海滨...目的地是司机幻想中的那个有咖啡、有苹果，甚至有鸡蛋烤肉大餐的地方。海滨到了，人们先是饱餐一顿，然后三五成群地各玩各的去了。谁也没有离群索居，因为无论在城里还是海滨，大家都像亲人一样...穿越沼泽的时候，这帮男人简直玩疯了，胡闹作一团，还肆无忌惮地讲着不大正经的笑话。司机师傅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他平稳地驾驶着大巴车，将这群热情、狂欢、手舞足蹈的客人送回城里。”
因而，“如果把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工人阶级就毫无愧色：社区文化、乐观态度、群体精神、合作社、工会等，这些平等的、民主的观念和机制，是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相区别的真正的工人文化。”（单世联《文化大转型：批判与解释》（上）第564页）
在《伊豆的舞女中》，这种底层社会的温情也随处可见，群居生活最能体现这种人群的温暖，一个早晨，和艺人们相约一起出发的“我”鲁莽地穿进了她们的住处，发现“舞女就躺在我脚跟前的那个卧铺上...她和中间那个姑娘睡同一个卧铺...汉子和大姑娘睡一个卧铺。”又如色厉内荏的阿妈对小舞女的关心：“入夜，我去小客店。舞女正在向她的阿妈学习三弦琴。她一瞧见我，就停下手了。阿妈说了她几句，她才又抱起了三弦琴。歌声稍微昂扬，阿妈就说，不是叫你不要扯开嗓门唱吗！可你...”“‘你绝不能再唱啦！’阿妈叮嘱了一句。舞女提着鼓，微微点点头。阿妈回望着我说：‘她现在正在变嗓音呢...’”。
这种温情甚至延伸至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坐在路旁的木料上歇脚。舞女蹲在路边，用粉红的梳子梳理着狮子狗的长毛。‘这样会把梳齿弄断的！’阿妈责备说”。正是在这种温情中，“我”逐渐明白了“她们的巡回演出日子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样艰辛，而是无忧无虑的，旅途上更是悠闲自在。他们是母女兄妹。一缕骨肉之情把她们联结在一起。”
是的，生活在底层很艰难，但是只要抱团取暖就能一起走向远方，人与人的温情使得她们有勇气抵抗世界的艰辛与严寒。
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
这就能够理解“我”为何总是想贴近巡回艺人一行了。 “我”对于巡回艺人与底层社会的亲近感，恰恰反映出了川端康成对于人间温情的渴望，川端康成的人生底色是悲凉的，但是在《伊豆的舞女中》，我们看到了他内心深处对温情的热烈向往。如果说“我”最初对于她们的好感是出于小舞女的纯真与美丽的话，在萍水相逢中与她们建立真挚的感情则完全出于对底层这种温情的渴求。所以“我”对她们“既不好奇，也不轻视，完全忘掉她们是巡回演出艺人了，我这种不寻常的好意，似乎深深地渗进了她们的心。不觉间，我已决定到大岛她们的家去。”而当阿妈提出让“我”现行前往甲州屋时，“我顿时觉得被人推开了似的”。
可以说“我”对于底层社会的善意，正是川端康成这种内心向往的真实写照。所以，“我”与巡回艺人一行身份虽然悬殊，但这种亲近，绝不是一种屈尊俯就，也不是杜甫式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怜悯，而仅仅是一个孤独的人对于温暖的渴求。
（3）底层社会的悲情
底层社会的悲情，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底层之为底层，就在于饥寒交迫，不得为了谋生而奔波，试想：谁又注定漂泊。巡回艺人一行像候鸟一般往来于大岛与伊豆之间，为的不过是获得宴会演出上微薄的赏赐，以勉强糊口。他们朝不保夕，贱命一条，譬如朝露。
悲情，同样是底层社会永恒的主题。
“我”与小舞女纯真朦胧爱恋掩盖舞女终将悲剧的命运。在离别之前已有伏笔，在温泉旅馆住的第一夜，我被暴雨和艺人们的鼓声扰得不能成眠，在房间里坐立不安，心中阵阵作痛，原因则是担心“那舞女今晚会不会被人玷污呢？”直到翌日沐浴后一丝不挂的小舞女在河边向他挥手时发现她只不过是个孩子，方才如释重负。
但是，当舞女长大以后呢？
《伊豆的舞女》实际上要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只不过它只以清新明丽的笔触描绘“我”与小舞女离别前的美好，而将离别后的苦难付之留白。悲剧早已铭刻在舞女的命运中，而我，说到底，只是一个学生，又能改变些什么呢？这一点，舞女的阿妈早已心知肚明，是以在甲州屋阻止“我”与舞女去看电影，以扼杀这段没有未来的爱恋。
所以，在小说的结局，作者再一次渲染了底层社会的悲情基调：
“同学，你是去东京的吧？我们信赖您，拜托您把这位老婆子带到东京，行不行啊？她是个可怜巴巴的老婆子。她儿子早先在莲台寺的银矿上干活，这次染上了流感，儿子、儿媳都死掉了。留下三个这么小布丁点的孙子，无可奈何，俺们商量，还是让她回老家。她老家在水户。老婆子什么也不清楚，到了灵岸岛，请您送她乘上开往上野站的电车就行了。”
“老婆子呆愣楞地站在哪里，背上背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左右手各拖着一个小女孩，小的约莫三岁，大的也不过五岁光景。那个污秽的包里带着大饭团和咸梅，五六个矿工在安慰着老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