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四章希望（第五章日薄西山）

第五百一十四章希望（第五章日薄西山）　　这就导致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国家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兼并时期。他们不仅会在天灾后的破产潮中，收购破产农民的土地。还有能力利用手中的财富和关系，在正常时节里青黄不接的时候，以高利贷的形式，人为的制造破产潮。　　由于他们是王朝统治的基础，掌握了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信息渠道，是统治阶级赖以实行全国政令统一的保障，因此他们得到了政策上的倾斜。（右倾就是这个意思，政策向少数精英阶层倾斜。）　　一个铁器时代的新王朝建立，全国土地重新分配，虽然这时也有功臣特权集团，但给他们封赏完土地后，剩下的全国绝大多数的土地还是可以做到平均分配的。　　这时候国家基本上能保证大多数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经过一段不长的生产恢复期，王朝就能进入鼎盛时代。　　时光流逝，随着全国人民的能力高低不同，贫富差距逐渐拉开，二极分化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王朝时代，竞争能力最强的是官宦士人集团（即包

　　西周发展到周宣王登基时，已经历经了三百多年的沧桑。中国古代王朝一般的寿命也就是二三百年，这是一个王朝周期率，一个在古代农业社会雷打不动的铁律。

　　下面我会插一段故事以外的话题，简单说明一下古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西周灭亡的原因。

　　中国铁器时代的古代农业社会王朝有二个挥之不去、无法避免的头痛问题，一是土地兼并，二是外族入侵。二个问题无论是哪一个，都有可能毁灭一个王朝。而且更头痛的是：绝大多数时候，这二个问题都是一起来的。

　　在农业社会，土地兼并的病根会使得一个王朝的中央财政出现不可逆转的衰退，兼并的过程就是一个王朝更替的周期，形成过程是这样的：

　　一个铁器时代的新王朝建立，全国土地重新分配，虽然这时也有功臣特权集团，但给他们封赏完土地后，剩下的全国绝大多数的土地还是可以做到平均分配的。

　　这时候国家基本上能保证大多数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经过一段不长的生产恢复期，王朝就能进入鼎盛时代。

　　时光流逝，随着全国人民的能力高低不同，贫富差距逐渐拉开，二极分化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王朝时代，竞争能力最强的是官宦士人集团（即包含官员、乡绅、文人在内的特权精英阶层）。

　　由于他们是王朝统治的基础，掌握了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信息渠道，是统治阶级赖以实行全国政令统一的保障，因此他们得到了政策上的倾斜。（右倾就是这个意思，政策向少数精英阶层倾斜。）

　　这就导致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国家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兼并时期。他们不仅会在天灾后的破产潮中，收购破产农民的土地。还有能力利用手中的财富和关系，在正常时节里青黄不接的时候，以高利贷的形式，人为的制造破产潮。

　　这里举个例子：北宋神宗时期，北宋的精英阶层兼并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导致直接向中央财政交税的普通农民的土地，很多都被他们兼并了，而他们又是享有免税政策的。（要不范进中举后，咋会高兴的疯了，终于挤进不用交税的特权阶层啦。直到清代雍正帝施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改革政策，这个持续了二千年的文人特权才被取消。）

　　宋朝对北方辽国要保持足够的防御力，对西北西夏的战争已经持续百年，交税的普通农民破产流失的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军费的保障都快消失了，不得不施行变法。

　　王安石变法中的第一条《青苗法》，就是要成立一个国营的信贷机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以保护农民不致被社会高利贷逼得破产。

　　这就等于是抢了精英阶层的生意，而王安石变法的内涵就是：中央政府和精英阶层抢夺税收资源。

　　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真正的意思就是：搞生产的老百姓就这么多，榨干了也没用。关键还是看他们生产出来的财富，是由于他们已经破产沦为地主的雇农，而给地主老财交了租；还是依然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给国家政府上了税。

　　王安石在文人记载的史书里，口碑极差，这是因为他是整个文人精英阶层的敌人、叛徒。虽然承认他文宗大家，但文人史书却把他描述成一个不切实际的迂腐书呆子、一个不合时宜的梦想主义者。

　　不过真实情况恰恰相反，王安石绝不是个书呆子，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当时的社会弊病，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想要强行把国家政策从右倾改为向普通民众倾斜的左倾，以减缓中央财政衰退的速度。

　　（呵呵，历史就在左左右右的大潮中，蹒跚前行，从来没有过中间路线）。

　　而且他的能力极强，在他执政期间，改革的成绩非常好，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为后来北宋收复熙河的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

　　　

　　好了，我们说的是西周的故事，还是回来继续说吧。

　　土地兼并的麻烦，简单来说就是会让富的越富，穷的永无翻身之日，随着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因失去土地而破产的越来越多，到了一定的比例，国家的经济也就崩溃了，活不下去的农民们开始武装起义去推翻一个王朝，重新洗牌重新分配，王朝周期律生效。

　　请相信，如果不是人类社会从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以后，几百年来连续不断的出现技术革命。社会不断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扩大了可分配的社会财富，那么这一国家政权的寿命铁律还是会有效的。

　　但是兼并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自由经济，也就是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不过，我们的西周王朝并不存在这个麻烦，因为那时候的经济模式不是自由的，而是有点像我们新中国建国之初三十年实行的计划经济。

　　这是由于青铜器时代还比较低下的生产力决定的，青铜器农具虽然比石器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但也有缺点，比较软、硬度不够。也就是说不适合做成犁让牛拉着耕地。

　　牛的力气太大，如果让它不管不顾的拉着青铜犁具向前走，碰到稍微结实点的土块，青铜犁具就弯曲变形损坏了。

　　那时候的耕地这个体力活完全是人来完成的，一个人只能一点一点的慢慢刨地，遇到硬土块得慢慢砸。

　　效率比较高的牛耕要到比较硬的铁器发明以后才能开始使用，到那时候再开荒只要一个人扶着铁做的犁让牛拉着走，破土开石，一天就能耕好一大片地。

　　为了理解青铜时代的经济模式，我们再来穿越一次，跟着一位西周建国初期受封的诸侯国君，来看看他是怎么建国的。

　　周王把土地分封给这位诸侯以后，他领着亲戚族人来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举目一看，那叫一个荒凉啊。

　　不过富有经验的西周人不会像我们现代人一样的手足无措、哭天喊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放下行李立马开始劳作起来，先盖好几间大茅草房当集体宿舍。

　　晚上安顿好以后，各族各家的族长家长聚在君侯的茅草屋里开会，安排好以后的工作分工，哪些家去选好的地址上开始建设城邑，哪些家开始在城邑周边开荒。

　　第二天，这个诸侯国轰轰烈烈的建设工程开始了，上万人在荒地里劳作起来，大家挥舞着青铜农具唱着劳动诗歌，一点一点的把荒地向四周开垦出去。人多力量大啊。

　　在荒地的中心，又有几千人用山里弄来的石材木材，开始盖大大小小的房屋，最中间是诸侯和各位族长用城墙围起来的住宅群、办公室、会议厅（大殿），这叫内城。

　　内城外面是铜匠、漆匠、陶匠、皮匠、织工、绣工、商人……各种工匠的住宅工厂一体化小区，还有学校、仓库、市场、宗庙、社稷（社是土神庙，稷是谷神庙）……等等公共建筑，外面也用城墙围起来这是外城，也叫郭。

　　经过几个月的劳作，勤劳的西周人在原来的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一座城邑，周围广袤的农田阡陌纵横、水渠遍布、茅屋错落，四面八方有多条夯实的道路穿过农田通到城里。农田一般是划分成一百亩一小块、九百亩一大块，形状规整，有点像个“井”字。

　　我们的这位诸侯国君终于可以在自己内城的宫殿里发号施令了。这样集体劳作开荒出来的农田，不好说是属于哪个私人的，当然应该是属于国家或者说属于整个家族的，要由他来进行分配。

　　先把一部分耕地分封给一些大家族的族长们，这些大族长就是这个国家的卿大夫高级贵族，剩下的是国君自己的。

　　然后国君和卿大夫们再把分到手的土地继续向下分封给下面的各个家长，这是最低的一级贵族，叫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

　　一个诸侯国其实就是由很多个和国君有血缘关系的贵族家庭组成的联合体，这就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基础上的部族国家宗法制。

　　各位士们就带领着自己家族的普通国人们种地去了，这些国人们以一家为单位，耕种一百亩不属于自己的私田，或者应该叫口粮田。收成归自己，土地所有权还是公家的。

　　每八家围着一块九百亩的井字形田地为一个生产小组，井字形中间的一百亩属于公田，大家要先种公田把收成上交给国君和贵族，然后才能去种自己的私田，这就是古代土地私有化之前的“井田制”。

　　理论上来说，公田的收成是全族的公共基金，由贵族族长家管理，建个城邑、修个水渠、铺条路什么的，就从基金里出，当然族长家的生活费用也是这里面出。

　　要是一个卿大夫家族，只有八户人家，家族的公田收入就是一百亩，卿大夫家和那八户人家的收入一样。要有八十户人家，家族的公田收入就有一千亩，八百户就有一万亩，八千户十万亩……，这就富的流油啦！

　　在这种社会里，各个普通国人家庭虽然没有自己名下的地，但好歹那一百亩口粮田里的收成是归自己的，不用担心贵族老爷来抢占。这就有点像计划经济时代每个村的人民公社一样，基本能保证人人有地种、有饭吃。

　　虽然普通人家和贵族族长家比，收入差了很远，但是绝大多数人家的收入还是基本平均的，这其实也就是古代中国历代革命者（农民起义军）所追求的“均贫富”。

　　按道理说，这种模式挺有人性的，很适合农业社会，不会发生后来汉唐宋元明清帝国时代令人发指的土地兼并问题。

　　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不能一直持续呢？

　　呵呵，这是因为人性是永不知足的。等到春秋中后期，铁器开始进入普通家庭，一个家庭省吃俭用几年，买一头肉牛（牛在学会耕地前，只能拉车还有提供肉和皮），有了铁犁和牛就用不着跟着家族集体劳动了，一个工作日，一个人和一头牛的工作量起码相当于以前一百个人。

　　无主荒地多的是，以前以一家人的力量在农闲的时候就算偷着开点荒也开不了多少，现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了，可以自己偷偷的去开一大片比口粮田多得多的荒地。新开的土地里的收成不是国家计划内的，都归自己。大家自然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去耕种这些私有的土地。

　　到后来这种现象普遍的时候，春秋末期的诸侯们也就不得不承认土地私有化了，而私有化带来的农田增多、积极性提高、产量增加也是诸侯们愿意看到的。你们非要种自己的私田我也没办法，那就改革吧，不种公田了，都去种私田吧，但是，得交税，按亩产交。

　　土地私有化也就意味着老百姓的贫富差距，不再是国君和士大夫们能控制的了。老百姓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家的青壮年劳动力多、政府关系硬，谁家就富得快，富起来以后又可以去买劳动力少的普通人家的土地，兼并就此产生。社会财富开始向少数精英阶层手里集中，国家反而越来越贫弱。　

　　虽然青铜时代的西周王朝没有遇到兼并问题所产生的王朝周期律，但是井田制经济模式下又有另一个弊病，也会导致国家越来越贫弱。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土地人口随着分封制的延续，会越来越分散，也就是国家实力越来越分散。

　　还是拿上面这个诸侯说事，他到了自己的封地后，带领第一代族人，建立了自己国家的第一个城邑。然后作为一个诸侯，他要给这一代的亲族分封土地。

　　比如他的诸侯国现在开发了一百万亩耕地，有一万户人家。他有三个兄弟，那就每个兄弟分十万亩地和一千户人家，这三个兄弟就是国家的卿大夫贵族。

　　过了几年儿子们也长大了，比如有五个儿子，除了嫡长子以后要继承自己的土地人口以外，其他四个儿子也得分封，每人五百户五万亩吧，他们也成了贵族大夫。

　　又过了几年，这位诸侯薨了，他的嫡长子继位，假设土地人口没有增加的话，那这位新君继承到手的，就只剩五千户和五十万亩地了。

　　当然国家的人口会增加，土地也会增加。但是每一代的国君都得给自己的儿子或者兄弟分封土地，那时候又没个计划生育政策，国君家里富，老婆多儿子也多。人口土地增加的速度，肯定赶不上国君生娃的速度。

　　这种经济模式下，就会导致一个国君直接掌握的土地人口越来越少，虽然分封出去的贵族还是算国家的封臣，但是毕竟不是直属，他们的自主性还相当高，要是有一代国君遇到个痴傻捏呆的，这帮贵族说不鸟你就不鸟你。

　　有土地有人口，也就等于是有军队，他们还具备造反能力，看不上你，还有可能造反推翻你，他自己干国君。那时候管理个国家真不容易啊！

　　西周王国已经延续了三百多年，这期间，历代国君究竟分封了多少新诸侯新贵族，那就是个无法统计的数据了。

　　而且作为天下共主的唯一王国，他用自己的地，新分封的是诸侯，前面说过了，最差一级的子爵男爵也是方圆五十里。

　　如果他打得赢西方的戎人，有扩张的余地，那还好些。如果打不赢，没有新的土地入账，那就是雪上加霜，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种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受科技限制，除了土地以外，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分配容易走进死胡同，从而导致国力逐渐衰退的病根，就像血液里天生的癌细胞基因一样，是跑不掉、避不开的。不管你是井田制经济还是土地私有化经济，区别只是拖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不过这个还属于慢性绝症，虽然没得救，但是好歹死的慢。

　　更倒霉的是：我们的西周王国在实力越来越弱的时候，遇到了另一个麻烦，外族侵略，这个属于外伤，死的比较快。

　　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比做一个人，那么经济衰退相当于生命老化，外族侵略就相当于被人捅刀子。

　　你年轻的时候，小伙子二十来岁身体好、体格壮，遇到劫匪打一架，挨一两刀没事，自己咬咬牙包扎包扎，第二天就能出去报仇。

　　等你七八十岁的时候，别说挨一刀了，自己出门一个不小心摔一跤，都有可能一命呜呼。这时候遇到个劫匪，人家伸根手指头就能搞定你。

　　为了说明西周遇到的外族侵略问题，我们得先从他建都西安的战略选择说起。

　　当初周武王建国时，主要考虑严防死守的是陕西东面那片广阔区域里的部族方国，怕他们当中万一哪一个强大起来了，像自己当初推翻天下共主商国一样，又跑来把自己推翻喽。

　　而陕西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直到现在都是人烟稀少的欠发达地区。当时的周武王政府认为西方的威胁还不算太大。

　　基于这种战略思想，西周建国时，没有把首都设在刚刚占领的商国首都朝歌，那可是现成的全国第一大都市。但是也有个最大的缺点，它位于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

　　周武王不要，弃之如敝履，破鞋一样的丢弃了。他回到了自己周国的发源地陕西，在关中平原，现在的西安附近建立了镐京。

　　这是因为从现在的河南，也就是当时方国云集的中原地区，进入陕西关中平原，只有一条路可走。

　　路的南面是秦岭山脉的东段，崇岭叠嶂、千沟万壑的山区。北面则是波涛汹涌、滚滚东去的黄河流水。

　　这条崎岖的山路，就在山脚与河岸之间，稍微平缓点的河滩和山谷中穿行，自古号称“两京古道”。控制两京（镐京、洛邑），就是要把这条古道控制在周国自己的手里。

　　它究竟有多险要呢？说二座在这条峡谷中的名关，大家就清楚了。

　　峡谷的东端，现在的河南灵宝附近，有一座在春秋末期建立的名关，因其建在山谷之中、深险如函，故称“函谷关”，最险处仅容一人一骑。

　　（函，指长条形的盒子。）

　　西端，现在的陕西潼关县附近，就是古今闻名的天下第二关“潼关”。始建于东汉末年，因其“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谓之潼关”。不仅有险峻的高山，还有湍急的河流。

　　如果不想走这条路去关中平原腹地，那也不是不行，向北绕路渡过黄河，是黄土高原，向南是连绵不绝的秦岭，您愿意爬山就去爬吧。

　　无论什么时候打仗，士兵只是带着武器爬过山去可不行，还得让辎重过去，否则只能带几天干粮的士兵爬过去了，对手只需要坚壁清野守在城内，等一个月出去收尸就行，士兵们都饿死在城外了。

　　函谷关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进攻的敌人都得一边爬坡一边打仗，而且不管来多少人，都施展不开，得一个一个的上。这样进攻的难度大大增加，西周的首都镐京待在里面很安全。

　　所以西周在无法统一全国的情况下，把首都设在函谷关以西的的国策，在建国之初是相当英明的。

　　不过经过了二三百年以后，镐京以西地区，原本威胁不算太大的少数民族，也逐渐崛起了。

　　少数民族在崛起，西周王国却在农业社会的经济病根下越来越弱，双方的实力对比，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逆转。

　　而且面向他们，西周还是无险可守的，人家的地势比你还高呢，在这些生活在陇山（六盘山）山区和黄土高原的少数民族面前，西周又失去了地理优势。

　　到了周厉王时期，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周厉王政府的心头大患，打仗需要钱，这就是周厉王不惜得罪国人和国人争利，也要加紧搞好国家经济改革的原因。既然打不赢别人，没有新的土地入账，那就得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找来找去找到了山川之利头上。

　　结果他的经济思想太超前，没得到臣民的理解，把自己给搞废了。

　　继位后的周宣王不敢再随便搞国家垄断经济政策了，国家的经济形势没有得到可以适应战时状态的改变，那就只能用已经被旧经济模式严重削弱的实力，去应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的边境反侵略战争。

　　西周的直接威胁是西戎，单独对付西戎可能压力还小点。可他是天下共主啊，其他方向上遭到侵略的诸侯国，西周也得管啊，不然谁认你这个老大。

　　这就有点让周宣王应接不暇了，比如东方的江淮地区受到东夷部族的侵略，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西安去江苏可是相当远的。

　　周宣王没有办法，也只能带着军队从西安走到江苏，去参加江淮保卫战。告诉江淮地区的诸侯国弟兄们多顶一会，这么远，得走好几个月呢。

　　刚把东夷打跑，南方江汉地区的诸侯又来告急了。南方的南蛮楚国是向来不服管教的坏小子，曾经在周宣王的爷爷周夷王时期就敢跳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称楚王。后来周厉王改革，准备扩充实力，楚国一看气氛不对，害怕了，又主动撤销了王爵。

　　现在又来欺负周边的小国家，周宣王也得管管，那就继续出征吧。

　　打服了楚国，东方的东夷方国徐国又不老实了，想拉帮结派的搞联盟，这个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还得打……。

　　经常打仗的人心肠容易硬，周宣王打了一辈子仗，虽然不一定每战都亲自指挥。但即便是坐在庙堂之上，派手下的将领出去打，也得狠的下心来，因为他的每一次战争命令，都牵涉着几千几万人的生死命运，经常下这样的命令，久而久之心肠是会越来越硬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周宣王刚愎自用、好杀轻生，经常屠杀提反对意见的大臣。为了国家的生存，硬起心肠打仗，硬到最后已经不觉得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西周对外战争渐渐的胜少败多，国力越打越弱。其实冷兵器时代的野战，胜负很难预料，所谓“野战无常”。只要你国力够雄厚，打输一二次根本无所谓，过几天又来，这么打，再强的敌人也顶不住。

　　周宣王没汉武帝运气好，汉武帝的爸爸、爷爷一辈子省吃俭用，给他留下了足够支持他打几十年仗的雄厚实力。

　　周宣王的前几辈先人板板们一通胡闹，自己人乱来乱去，没把西戎消灭在萌芽状态，反而越来越强大。好不容易他爹还有点责任心，想搞改革给他留点资本，又没搞好，国家更加贫弱。

　　周宣王上台的时候，周国的威信已经大不如前，对外打不赢，但是对内不能倒了天下共主的架子。于是在他继位的第十一年，为了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他做了他这辈子里一件很有影响力的大事，自己破坏了西周的礼法制度，逼迫鲁国国君废长立幼，知道不合法，就是要看看你们还听不听我的。

　　当时，山东鲁国的国君鲁武公，带着二个儿子姬括、姬戏，到镐京来朝见周宣王，这也是每年的礼法制度，附属国向宗主国朝拜进贡，觐见天子，汇报工作。

　　估计鲁武公也老了，顺便带继承人一起来，让周宣王看看，诸侯国的君位继承也是要得到宗主周国首肯同意的。

　　周宣王和鲁武公小儿子姬戏的眼缘可能很好，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也许长得不错的小伙子，当场要求鲁武公立姬戏为世子。

　　鲁武公原来的继承人是长子姬括，现在周宣王看中了他的小儿子，直接指定为鲁国的继承人，搞得他措手不及。这个鲁武公也是，你来朝拜天子带一个世子就行了，带个小儿子来干嘛呢？

　　按照制度，这个小儿子姬戏，以后也就是在他哥手下做个贵族的命，上大夫、中大夫之类的。这下莫名其妙的飞黄腾达，可以直接超越哥哥以后要做国君了。

　　这时有个周宣王的大臣看不过眼，出来劝阻。说：“大王您这么干，太让鲁侯为难了，执行您的命令就是违背祖宗的礼制，不执行就是违抗你周王的命令。作为天下共主，您的旨意应该要清楚明白，这么搞，您是让他违命还是违制呢？”

　　周宣王固执己见，不听劝告。鲁武公左右为难，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执行周宣王的命令，立姬戏为世子，打破了西周的继承礼法制度。

　　后来鲁武公回去后没多久就薨（读轰）了，姬戏当上了鲁国国君，史称鲁懿公。可能老大姬括的脾气比较好，当时也没什么意见，老老实实的遵从父亲的安排，做了弟弟手下的一个贵族大夫。

　　但是他儿子姬御不是吃素的，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本来他爹当了国君接下来就该轮到他，现在倒好，国君的位子不关他家什么事儿了。

　　做了九年准备，姬御发动政变把叔叔鲁懿公干掉，自己当上了国君，史称鲁废公，这个谥号的意思是鲁国后代政府不承认他是正式国君。

　　周宣王一看自己给鲁国安排的国君被干掉了，勃然大怒，以宗主国的名义拒不承认姬御的国君身份。

　　但是估计实在是太穷，或者周边的外患太多，他足足等待了十一年以后，才发动了讨伐鲁废公的战争。将之击败，把他处死。

　 事后又立了鲁废公的弟弟姬称为国君，是为鲁孝公，还是把鲁国国君的位子还给了鲁武公的长子这一族。

　　周宣王这种对外越是无力，对内越是强硬的一顿瞎折腾。不仅搞坏了礼法，还把本就捉襟见肘的物资军费浪费到了内战上，说他是中兴之主，非常勉强。

　　他统治的时代，看似四面出击的热闹其实并不是王朝的中兴，而是西周这个耄耋老朽垂死前的回光返照。

　　几十年接连不断的战争拖垮了西周脆弱的经济，打仗是个费钱的事，没有实行新经济建设的西周终于撑不住了。

　　到了周宣王统治末期，宣王三十一年，刚刚结束对鲁内战的西周军队败于太原戎，三十六年又败于条戎、奔戎，看名字都是西方的少数民族，西戎对西周王国的侵略已经势不可挡。

　　宣王三十九年，油尽灯枯的西周军队再次大败于姜氏西戎。

　　这次失败，败得相当惨重，丧失了周国南方地区可以动员的全部军队，“丧南国之师”。史称“千亩之战”。

　　而且这次军事上的失败，还打出了一个政治上的严重问题。由于南方军队被打光了，周宣王没办法，敌人还在，还得搜刮家底组建新的国防力量，于是他想去周国北方的领土太原（不是山西太原）附近“料民”。

　　“料民”其实就是人口普查，周宣王要去太原清查人口，看看还能从北方搜集多少人民参军，保卫国家。

　　但是那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人口是国家机密，不能以直接搞人口普查的办法去调查。如果被诸侯国打听到了你周国到底有多少人口，就暴露了你的国家实力。

　　直接进行人口普查还是个很费钱的事，你得组织一大帮人到普查地区去，走村过乡的到处跑，弄得城里乡里鸡飞狗跳的。遇到各种问题情况，比如不配合普查工作的还得去更多人处理。实在是个劳民伤财的事。

　　更糟糕的是，我们周国刚刚经历一次惨败，马上就搞人口普查，诸侯国肯定知道我们遇到大麻烦了，不是国力见底，不会这么干。这会让别有居心的人蠢蠢欲动，至少也会让诸侯国轻视小看我们周国。

　　但是，“丧南国之师”这事太严重了，不赶紧从北方清点人口、补充兵员，可能周国的国防力量当时就得消失，这个后果更严重。周宣王没办法，虽然很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还是无可奈何的推行了这个人口普查工作。

　　“太原料民”这事带来的政治影响相当恶劣，诸侯国通过这件事，都知道宗主国周老大快不行了。西周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朝不保夕的地步。

　　九年后，周宣王四十五年，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西周所谓“宣王中兴”的回光返照匆匆结束。下面就要轮到一代著名的玩友周幽王上场，他将彻底打开东周诸侯混战的潘多拉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