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远古文明（从河洛古国看五千年前农桑文明密码）

河洛地区远古文明（从河洛古国看五千年前农桑文明密码）专家经过反复论证，确认遗址有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三道环壕，以及院落式夯土宫殿基址、中心居址、瓮城结构围墙、版筑夯土广场等，另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及兽骨坑等，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物品。双槐树遗址考古工作最早起于1984年，起初按照遗址发现所在地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后发现其仅为遗址的一部分，于是重新命名为“双槐树遗址”，并继续展开调查。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2020年5月，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面积约117万平方米的遗址终于露出全貌。随着2013年至2020年考古人员对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考古遗址的不断发掘和探究，距今5300年左右“河洛古国”的都邑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发现，为在世界文明中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桑文明起源，找到了确切的实物证据和时间节点。双槐树遗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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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洛古国看五千年前农桑文明密码

悠悠中华史，上下五千年。这是根植在每个国人心中的概念和常识。

《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及其他诸多文献记载，都将5000年中华文明发源地指向了河洛大地。然而多年来只有文献记载，却一直没有相关实物来证明，成为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难题。

随着2013年至2020年考古人员对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考古遗址的不断发掘和探究，距今5300年左右“河洛古国”的都邑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发现，为在世界文明中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桑文明起源，找到了确切的实物证据和时间节点。双槐树遗址因此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河洛古国露真容

2013年至2020年，考古人员在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南部，发掘出距今5300年左右“河洛古国”的都邑。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这“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这一发现，为在世界文明中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桑文明起源，找到了确切的实物证据和时间节点。尤其是这一发现与中国丝绸文明问题相呼应，更属难能可贵。双槐树遗址因此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并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

双槐树遗址考古工作最早起于1984年，起初按照遗址发现所在地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后发现其仅为遗址的一部分，于是重新命名为“双槐树遗址”，并继续展开调查。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2020年5月，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面积约117万平方米的遗址终于露出全貌。

专家经过反复论证，确认遗址有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三道环壕，以及院落式夯土宫殿基址、中心居址、瓮城结构围墙、版筑夯土广场等，另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及兽骨坑等，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物品。

根据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遗物特征及组合关系，专家将双槐树遗址遗存分为五期七段，第一期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第二期相当于大河村二期偏晚阶段（庙底沟类型晚期），第三期相当于大河村三期，第四期相当于大河村四期，该期又分为早、中、晚三段；第五期相当于大河村五期。

双槐树遗址具有都邑地位，有诸多考古学依据。尤其是其本身的重要发现，如三重环壕、中心居址区、瓮城和大型夯土宫殿基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建筑格局、大型版筑遗迹、夯土祭坛、权杖头等，为最终判断其都邑性质提供了自身依据。

双槐树遗址的G3外壕

第一是三重环壕。它们分布于居住区外侧，内壕周长约1000米，中壕周长1500余米，外壕现存周长1600余米，分别通过吊桥和实土的门道与外界相连。环壕的设计，可能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一种天地相应的思维，连同其没有围墙的形式，可能体现了“既与民融合，又注重秩序”的中国早期治理思想。

第二是内壕北部的“大型中心居址”。考古发现，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区间，内部面积达1.8万平方米。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有两道围墙，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以及加厚围墙的设计，是“目前发现中国时代最早的瓮城雏形”。

在居址发掘约1/10的范围内，发现有布局密集的大型房址。其中位置居中面积最大的F12，中心房间夯土中有一完整的朝向南方的麋鹿骨，麋鹿骨附近还有猪骨。在F12的基址主体东南和整个回廊中，埋藏有9件陶器。在中心居住基址东北部室外活动面发现一件牙雕家蚕，造型逼真，形态家化，对于探索中国家蚕驯化和丝绸文明的起源及农桑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是位于内壕中部、中心居址区以南的“大型夯土建筑群”。该建筑群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主体建筑以道路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有比较明确的三处大型院落，其中一、二号院落布局较为清晰。从残存门道及建筑相对高度来看，初步认为一号院落为高台式建筑，时代为遗址第三期。二号院落共发现门道3处，其中1号门道位于南墙偏东，被门柱分为3道，形成“一门三道”现象。

专家认为，这与后来中国古代大型宫殿式建筑一脉相承。其标志性的“一门三道”门道遗迹，凸显出大型建筑基址高度礼仪性和宫殿建筑源头性。

印证农桑文明的蚕雕

在出土的诸多物品中，一枚蚕雕成为印证农桑文明起源的重要证据。这枚野猪獠牙雕刻的蚕雕，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背凸腹凹，头昂尾翘，呈绷紧的“C”形姿态。相关专家介绍说，这枚蚕雕很肥硕，与现在家蚕结构几乎完全一致；其次它不是“S”“L”“Z”形态的走蚕或其他形态，而是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的“C”形姿态。另外这枚牙雕家蚕还有明显打磨痕迹，目的可能就是使它更透明、泛黄，接近于吐丝时的状态。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丰、周扬团队，通过最新的电化学免疫技术，在双槐树W125瓮棺检测到丝蛋白。加上同时出土的部分片状丝绸，并与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类比，专家们最终得出结论：不仅最早的丝绸在中国，最早的家蚕驯化和家蚕丝绸也在中国，实证了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具有全国领先的农桑文明形态，是中华农桑文明文化传统最早的完备代表。

本报记者 谢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