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记录片（寻迹⑦北漂）
北漂记录片（寻迹⑦北漂）彼时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权频繁更迭的湖南，教育遭受摧残，学生无学可求。新民学会召开会议，认为赴法勤工俭学或许是一条新出路。“蜗居”于此的，便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8名新民学会会员，这是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进京时的真实境况。吉安所左巷8号为赴法勤工俭学首次“窘迫北漂”1918年8月下旬，暑气未退，八个湖南青年挤在北京胡同里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仅八尺的小屋中，大被同眠，晚上实在想翻个身，得拍拍两边的人打声招呼，勉强活动一下。
25岁时，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毛泽东还在寻找人生信仰。农民出身的湖南伢子初来北京，涌入形形色色的新思潮中。
北漂的生活并不顺利，8人挤一铺炕，生活也十分拮据。但偶然中总有必然，对政治极为敏感且充满兴趣的毛泽东进入了思想最活跃的北大图书馆工作，逐渐靠近马克思主义，并在第二次进京时，成为坚定的拥护者。
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的足迹不算丰富，却准确见证了他一步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
青年毛泽东。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吉安所左巷8号
为赴法勤工俭学首次“窘迫北漂”
1918年8月下旬，暑气未退，八个湖南青年挤在北京胡同里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仅八尺的小屋中，大被同眠，晚上实在想翻个身，得拍拍两边的人打声招呼，勉强活动一下。
“蜗居”于此的，便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8名新民学会会员，这是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进京时的真实境况。
彼时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权频繁更迭的湖南，教育遭受摧残，学生无学可求。新民学会召开会议，认为赴法勤工俭学或许是一条新出路。
在北京提前考察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他长驻北京，主持湖南青年赴法留学事宜，同时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对国内问题进行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陈绍休、贺果、罗章龙、李维汉等25名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动身前往北京。
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毛泽东却没有出国。除了赴法所需经费问题，他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也表明了缘由：“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刚进京时无处落脚，毛泽东住在了老师杨昌济家，其他会员分住在湖南会馆。为了方便联络，不久，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八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今吉安所左巷8号）。
第一次进京时，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八人租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今吉安所左巷8号）。知道视频截图
此处院子里有北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一间，东房两间，占地约100平方米。当时，毛泽东等8人租住在这个小院的3间北房，晚上休息所有人只能挤在一铺炕上。
困苦的“北漂”生活对于满怀抱负的毛泽东来说，并不算什么。
“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寻找出路，如他自己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北大红楼
图书馆职员“不安值守”，迅速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18年9月底，北大红楼一层西侧的第二阅览室，来了一名湖南口音的年轻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为北大师生办理借阅手续。
如所有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毛泽东面临着经济问题，在来京的新民学会成员中，他是极困窘的一个。“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毛泽东曾回忆道。
于是，杨昌济帮忙致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希望为毛泽东谋一份差事。毛泽东本计划做北大教室清洁员，擦擦黑板，打扫完卫生还可以旁听。但蔡元培出了个更好的主意，不如在图书馆工作，遂写了张纸条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
“北漂”毛泽东获得了第一份正式工作，每月工资八块钱。这也让他在糊口的同时，迈入了当时全国思想最为活跃的风暴中心。
毛泽东领取工资的薪金册。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当时，李大钊正对北大图书馆进行现代化改造，报纸阅览室由此成立。这里订阅了15种国内外日报，设置了长桌条凳便于阅读，墙上还贴有安静阅读、不准将报纸带离阅览室等要求。踱步思考的教授、认真阅读的青年学生，成为新型图书馆的标志景象。
北大红楼旧址复原的第二阅览室。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毛泽东曾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回忆，这期间，他常常与“奋斗社”的负责人、北大学生朱谦之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前景。
借工作便利，毛泽东广泛阅读，除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还接触了大量西方思潮中的先进思想。李大钊收集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正在探寻救国救民之路的毛泽东，获得了直接向李大钊请教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
“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工作之余，除了旁听感兴趣的课程，毛泽东还报名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等活动。他也因此与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结下深厚情谊，不仅获得了其在生活上的资助，更在新闻学理论与知识以及如何办好报纸等方面有所学习。
1919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向55人颁发听课证书，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32名“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名单上。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1919年3月，母亲病重的消息从湖南传来，毛泽东不得不返乡。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侯且岸认为，正是由于在京期间受《每周评论》的熏陶，以及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经历，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很快创办了《湘江评论》。这份报纸从名称到栏目设定，都与《每周评论》有相似之处，甚至最负盛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也颇受《庶民的胜利》影响。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呼吁中国要实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认为“压迫愈深，反动（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同时，第一次提到并赞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
胡适当年看到该文章后拍手叫好，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予以称赞，“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慈悲庵
带队宣传驱张运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坐落于北京西城的慈悲庵，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墨客的游息之地，到了民国便承载了革命活动的重要作用，李大钊、邓中夏、周恩来等人均来此召开过秘密集会。
一张在慈悲庵山门外古槐下的合影，记录了毛泽东第二次进京的足迹。
照片拍摄于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罗章龙、邓中夏及当时在京的辅仁学社成员共同来此，商讨“驱张运动”有关事宜。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张珍贵照片之一。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同“辅社”成员在慈悲庵前的古槐下合影。知道视频截图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人生中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政治运动。
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结束其在湖南的黑暗统治，毛泽东在长沙以学联为基础，秘密联络发起运动，并决议分赴北京、广州、上海等全国多地，向民众公开揭露其祸湘之罪恶，争取舆论支持。
1919年12月的北京，寒风凛冽，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抵达，随即开展了一系列宣传、请愿活动。
一到北京，毛泽东就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开始向全国报道驱张情况；1919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北大举行新闻记者大会，揭露张敬尧罪行；1920年元旦，毛泽东又借北大第三院三厅召开驱张的学生代表团和公民代表团全体会议，到会600多人；同年1月18日，毛泽东与邓中夏以及在京的“辅社”成员在慈悲庵开会，讨论深入开展驱张斗争的问题。
在京期间，代表团先后七次向当局提出撤惩张敬尧的请愿，均无实质进展。1920年4月，毛泽东离京赴沪继续驱张活动。
此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了重要转变。利用这次进京机会，他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地搜寻为数不多的中文共产主义书籍，阅读到了对他影响极深刻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时移世易，当年的那棵古槐已经不在。陶然亭公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个世纪整修院落时，为表纪念便重新移植栽种了一棵槐树，并尽量按照片中的形态进行修剪。如今，树下一直展陈着百年前这群意气风发的青年们的合影。
如今，慈悲庵外的槐树下一直展陈着百年前毛泽东等意气风发的青年们的合影。知道视频截图
香山双清别墅
“进京赶考”，毛泽东已成党的领导人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经过整修的香山革命纪念地正式对公众开放，毛泽东居住过的双清别墅也成了游人必去的打卡地之一。
双清别墅。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双清别墅前，两眼活泉水汇成一片不小的池塘，有鸭子戏水、莲花盛开，高耸翠柏荫蔽下的院落格外清幽。别墅内部还原了毛泽东当年居住时的场景，餐厅、办公室、会议室、卧室，结构简单。酷爱阅读的毛泽东，在卧室床边摞满了书籍，衣架上挂着朴素的中山装，办公室的墙上还挂了幅作战态势图。
双清别墅内景，毛泽东卧室床边摞满了书籍。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70多年前，这里是“进京赶考”第一站。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进驻北平香山。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在双清别墅的6个月里，毛泽东指挥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意义深远的著作；会见了大量民主人士，共商新中国建国大计；酝酿开国大典中的各项大事。直至当年9月底，毛泽东才从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
前两次进京时，毛泽东还是个20来岁的青年，在汲汲探寻救国之良方。第三次进京，56岁的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标志性的湖南口音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诞生。
■ 专家评述
北京大学是毛泽东政治实践的重要起点
从1918年8月到1920年4月，毛泽东曾经先后两度赴京。在这里，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和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确立了坚定的政治信仰，迈出了救国、救民的坚实步伐。而这一切变化，又都与北京大学和李大钊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毛泽东政治实践的重要起点。
1918年8月，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来到北京。为维持生计，他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期工作，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正是李大钊。这一选择，是毛泽东的幸运，改变了他的志向。
此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最高学府，亦是中国的新文化中心、政治中心，时人称之为“新思想的大本营”。对政治充满兴趣的毛泽东可谓如鱼得水，他得到了难得的学习机会，不仅是从书本中学，更能从实践中学，尤其便利的是，他可以自由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大家。
至1919年3月中旬，毛泽东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他在此工作了5个多月。其间，毛泽东为了能在北大听课，还曾加入了校内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
虽然只是短暂的5个多月，但不可忽视的是，新式报刊对毛泽东的影响至深且远。他在《西行漫记》中曾回忆道，“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未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湖南的日报”。其实何止是养成读报习惯，毛泽东也在暗暗学着李大钊的办报方式，悉心揣摩着他的思路。
毛泽东进馆后不久，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张申府便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份刊物不同于《新青年》，它的时效性强，“重在批评事实”，不仅开国内时事政治评论之先河，而且增设“国际评论”、“西方大事评论”，首次郑重地向世界发声。好学多思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便于1919年7月迅速办起了一份与之相似的新刊物——《湘江评论》，自己出任主编、主笔，所设栏目基本仿效《每周评论》。
在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的20多篇文章中，最富有思想价值的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李大钊在1919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李大钊对毛泽东的政治影响。我们看到，“平民”的概念进入到毛泽东的文章，他希望从实践做起，先有民众的“小联合”，再造“大联合”，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要知道，联合、包容的思想一直是李大钊政治思想的主调。
在了解到《每周评论》上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后，远在湖南的毛泽东异常兴奋、倍受启发，决意迅速予以回应，期望讨论能够继续深入下去。他全力起草了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大好友邓中夏，托他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1919年10月23日）。这份章程共列出了144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社会、国际等诸方面，着力强调解决问题必须“先从研究入手”，这与李大钊的思路完全吻合。
1919年12月，作为新民学会评议员的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北洋皖系军阀张敬尧）代表团赴京请愿，持续到1920年4月初，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旅。在此期间，毛泽东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与李大钊商议组织留俄勤工俭学，试图学习苏俄革命的实际经验。正如他本人所回忆的那样，“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此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开始发生转变，他响应李大钊在与胡适的讨论中提出的“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参见《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号召，准备尝试国民革命实践。而在社会组织方面，他则准备回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同李大钊的步调完全一致。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侯且岸（本期学术顾问）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张畅
视频记者 李欣桐 陈超 刘婧瑜 姚远
摄影记者 浦峰 王嘉宁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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