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经济学讲义网课（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二）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网课（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二）这个原理的含义是说：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个体如果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对他们来说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然后跟别人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就能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的境遇都能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能力是高还是低。比较优势原理，最早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中提出来的。在讲完利息理论、引入时间概念以后，再来讨论这个原理，我们的理解就会变得更加丰满，更加具有现实感。第071讲 | 比较优势原理如果要在经济学中找一个最普遍适用，又最违反直觉的原理，那么首推的就是比较优势原理（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较优势原理，是经济学里坚如磐石的基本原理之一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薛兆丰 著

第7章 供应

好钢用在刀刃上

如果要在经济学中找一个最普遍适用，又最违反直觉的原理，那么首推的就是比较优势原理。比较优势原理，是经济学里坚如磐石的基本原理之一。

在讲完利息理论、引入时间概念以后，再来讨论这个原理，我们的理解就会变得更加丰满，更加具有现实感。

比较优势｜天生我才必有用

第071讲 | 比较优势原理

如果要在经济学中找一个最普遍适用，又最违反直觉的原理，那么首推的就是比较优势原理（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较优势原理，是经济学里坚如磐石的基本原理之一。

比较优势原理的含义

比较优势原理，最早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中提出来的。

这个原理的含义是说：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个体如果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对他们来说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然后跟别人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就能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的境遇都能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能力是高还是低。

比较优势原理有几个要点：

第一，它指的个体可以是个人，可以是家庭，也可以是地区，甚至可以是国家。

第二，它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每个个体的时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这看上去像是个假设，但其实是一个基本事实。任何人每天就只有24小时，而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天生的禀赋和掌握的资源也都是有限的。

第三，比较优势来自自己跟自己的比较。自己跟别人比，可能样样都比别人差，但是自己跟自己比，一定会有比较优势。我们只要生产一种产品，从事一种活动，就得放弃其他的机会。我们在放弃的机会之间进行比较，找到机会成本最小的那种，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第四，如果每个个体都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把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放在那些放弃的机会最小，也就是成本最小的生产活动上，那么整个社会总产量就会达到最大。每一个个体的处境，通过交换，就都能够得到改善。

分工与合作给人们带来更大财富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生产袜子的成本高，还是制造飞机的成本高？答案是，中国人制造飞机的成本更高，因为放弃了能卖钱的袜子，而做出来的飞机恐怕还找不到买家。所以中国工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就应该集中精力生产袜子。

有人会问：“两个人的情况不同，因此每个人总能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两个人的情况完全一样呢？他们的DNA都一样，是孪生兄弟，这时候分工合作还有好处吗？”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请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来回答。他说：即使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随机掷骰子各自选择一个职业，全力以赴专注地干下去，然后进行交换，也会比他们两种工作都做会更好。

也就是说，两个人即使天生的禀赋是完全一样的，李嘉图所讲的比较优势原理也仍然有效，分工和合作仍然能够替双方带来更大的财富。

亚当·斯密解释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有三个。

分工可以减少工作之间往返的成本

大家在大学时代，往往没有固定学习的位置，学习的成本就比较高。因为早上好不容易跑到图书馆找到一个座位开始读书，读了一会儿，中午吃饭时又需要把东西收拾好离开。下午和晚上又要重复这个过程，往返折腾的成本很高。

而在一些公共图书馆，如果有的读者经常去，图书馆会提供一种专门位置服务，读者借的书不用每天都还，他可以把书摊在那里，明天来了继续坐下看就可以了。这就减少了往返折腾的成本。

分工也是如此。专注地做一件工作，可以减少人们在工作当中切换往返的成本。

分工促进“熟能生巧”

另一个原因，是分工可以促进熟能生巧。专注地做同样一件事情，能力就会逐步提高，甚至达到别人不能企及的高度。

我跟着周其仁老师去做过调研，发现周老师做调研的能力非常强。不仅有亲和力，能够很自然地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且很善于把不同的故事编织起来，形成一个合理的整体。用他的话说，就是能够把事情缝起来。我说真佩服你这种能力。他说很简单，干一万个小时就可以了。他是说，专业化可以促进熟能生巧。

分工使机器替代成为可能

亚当·斯密说的第三个原因，是分工能够使机器替代成为可能。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看着很复杂，但是经过分工变成很多道工序以后，有些工序就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这么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工匠，即使竭尽所能，一天也做不成一根别针。但是把整个工作分成18道工序，配备十多个工人，抽铁线、拉直、切断、削尖、磨平……每道工序都可以用机器设备来辅助工作。工人们努力工作，一整天下来，能够做出12磅别针，相当于每人做出4800枚别针。

两位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加上亚当·斯密，为我们今天的分工合作、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的核心，讲的是自己跟自己比，总有效率比较高、成本比较低的生产项目，专注这种生产项目然后跟别人进行交换，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够增加，而个人的财富也能够增加。

亚当·斯密的分工协作原理的核心是：哪怕是天生禀赋一样的人，只要专注某个细分领域的生产，就能够减少在工作当中切换往返的成本，能够熟能生巧，能够让机器的替代成为可能。

以比较优势为指导，分工合作一定是对双方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思考题

会不会存在一些生产能力比较强的国家，它们对外出口的数量，总是大于进口的数量？同样，会不会也存在一些生产能力比较弱的国家，它们出口的数量，总是少于进口的数量？这种情况值得担心吗？为什么？

第072讲 | 顺差逆差，孰优孰劣

理解比较优势原理并不难，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很好地应用它。

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一些专家，忧心忡忡地讨论国家和国家之间所谓贸易顺差、逆差的问题。这就是没有搞清楚比较优势的表现。

贸易顺差或逆差都不重要

贸易逆差，就是一个国家从另外一个国家进口的产品，多于这个国家向另外那个国家出口的产品，货币净流出的那个国家会出现贸易逆差；反过来，出口多于进口的国家，即货币出现净流入的那个国家，我们就说它出现了贸易顺差。

要注意的是，每当我们谈起贸易顺差或逆差，都是针对特定的两个国家而言的。同一个时刻，同一个国家与两个不同的国家之间，会产生各自不同的顺差逆差关系。

那么，特定的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产生并且长期存在贸易逆差或者顺差，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吗？

我们先从个人的情况来看（见图7–1）。我每天到楼下的咖啡馆买一杯咖啡，这时我跟咖啡馆之间的关系，永远是我付钱，它提供咖啡。也就是咖啡馆和我之间，永远保持着商品的单向流动，我和咖啡馆之间存在着贸易逆差。我跟家附近的杂货店、出租车公司、社会上所有为我提供服务的商家，都存在着贸易逆差。而只有我跟我的工作单位之间存在着贸易顺差——永远是我在提供服务。

这种贸易失衡的关系有可能调整过来吗？不可能。这要紧吗？不要紧。虽然我单方面跟工作单位保持着贸易顺差，跟其他的商家保持着贸易逆差，但总的来说，我个人的收支是平衡的。我付出的劳动跟我获得的享受是大致相等的。具体我跟谁有贸易顺差、跟谁有贸易逆差，这不重要。

图7–1

上升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道理也是如此。美国永远买中国的纺织品，这要紧吗？不要紧。因为美国也源源不断地把它的电脑卖到意大利去，而意大利又源源不断地把它的皮具卖到中国来。

这时如果单独地看美国，由于一直从中国进口纺织品，它对中国保持着贸易逆差；意大利一直从美国进口电脑，它对美国保持着贸易逆差；中国一直从意大利进口皮具，对意大利保持着贸易逆差（见图7–2）。

图7–2

这都不要紧，因为我们把这三者都放到同一幅图里看时，就会发现，它们的收支是相抵的。单边的顺差或者逆差不重要。

通过这种国际分工和合作，每一个国家都专注于生产它们擅长生产的产品，专注于生产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专注于生产对它们来说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从中获益。

为什么总有人反对自由贸易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分工合作能使所有国家都受益，为什么每个国家还有那么多声音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分工合作呢？”

原因在于，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都存在一个抽象的国家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最终都会落实到一个行业、一个地区、一个集体，最后是每一个个人。

任何一宗国际贸易，至少涉及三方人士：本国的消费者、本国的生产者、国外的生产者。所以任何一宗成功的国际贸易，本国的消费者从国外的先进生产者那里买到商品以后，本国比较落后的生产者就受损了，他们就会说分工和合作的各种坏话。

如果这种跨国的贸易持续进行下去，本国的落后生产者就难以为继，他们就得另外找新的职业了，而再找新的职业需要付出很大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本国的生产者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国际贸易的原因。

每个国家都能保持收支平衡

有趣的是，在新闻里，我们不仅会听到抱怨贸易逆差，还会听到抱怨贸易顺差。当人们抱怨贸易逆差时，说我们国家的钱都被外国人赚走了。这时，他们没有提到，由于进口了许多外国商品，他们国家的人享受了许多优质商品。当人们抱怨贸易顺差时，他们会说，我们国家的资源都被外国人给买走了。但这时他们没有提，我们赚了不少外国人的钱，从而获取了将来进一步享受外国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机会。

这些抱怨都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贸易出现了逆差或者顺差而抱怨或者赞扬。这个现象本身没有给我们足够的信息来判断顺差和逆差到底是好是坏、是否值得。

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对谁都保持贸易顺差，也就是说他不可能长期只工作不消费。国家也一样。同样，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对谁都保持贸易逆差，也就是他只消费不生产，永远不劳而获。国家也一样。

从长期而言，从整个世界的格局而言，每一个国家，都是能够保持收支平衡的。

思考题

很多人会说：“自由贸易虽然好，但是贸易必须对等。如果一个国家不对另外一个国家开放，那么另外那个国家也不应该对这个国家开放。贸易自由必须以贸易对等为前提。”这个说法对不对？为什么？

第073讲 | 贸易对等和贸易报复

反对贸易自由化的理由当中，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观点，那就是贸易必须对等。

贸易报复将伤害国内消费者

很多人说：“自由贸易顾然好，但是它不切实际。你想公平贸易，可人家不干，所以每当遇到那些对我们进行贸易封锁、贸易限制的国家，我们就只能以牙还牙，对它们的产品也进行封锁和限制。贸易自由必须以贸易对等为前提。”

我们前面说过，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只要专注自己的生产，进行分工合作，处境就会得到改善。但是贸易对等的观点却认为，必须对等才能进行交换。哪种观点对呢？

举个例子。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美国的纺织品生产者有意见，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实施了贸易保护和配额制度，这当然对中国的纺织品生产者造成了伤害。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因此就对美国进行贸易报复，对美国人卖到中国的电子产品进行贸易保护，施行配额限制呢？

如果我们把上一讲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把每一宗国际贸易所涉及的三方都考虑进去，就很容易明白：如果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进行贸易保护，那么受损的是美国国内的消费者和中国的纺织品生产者。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对来自美国的电子产品进行贸易报复，那么中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生产者也会进一步受损。

如果有人说：“美国人，你们已经在我的左腿上插了一刀，伤害了我们的纺织品生产者，我打算在我右腿上再插一刀，伤害我们中国电子产品的消费者。正是因为你插了我一刀，所以我还要插自己另外一刀。”那你肯定会觉得，他这话讲不通。

两次损失，并不等于没有损失；两错加起来，并不等于一个正确。

关于贸易战的很多很深的误解，其实来自对“战”的错误比喻。闭关自守的年代，别人要来卖东西，被说成是“狼来了”。如果别人的商品真是狼，那当然要击退。问题是，那不是狼，而是价廉物美的商品，因此比喻错了。用关税来阻挡别国的商品，被说成是“宣战”。如果真是宣战，那当然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问题是，那不是宣战，只是自残，因此比喻也错了。

既然别人已经愚蠢地捣毁了贸易的道路，双方都已遭受了损失，我们就不应该靠进一步捣毁贸易的道路来报复对方，因为这样做只会加重双方遭受的损害，而且往往会诱使对方变本加厉。

当然，我们可以在特定的场合虚张声势，说我要报复你，但并不是要真的报复。因为真的报复，就会造成二次伤害。打开国门，欢迎自由贸易，解除贸易壁垒，解除我们国家对外国进口货物的限制，这永远都是对的。

解除贸易壁垒不是让步

中国在2000年前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我们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才加入了世贸组织。我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

在1999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取得重大成果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愈让步，愈进步》。我说中国所做出的那些解除贸易壁垒的承诺，其实不是让步。

我们想想看，进口更多的美国汽车，这不叫让步；进口更多的美国电影，这不叫让步；让我们的银行业、让我们的保险业早一点开放，这都不叫让步。只要把贸易的三方都考虑进去，我们就能明白一个道理：贸易双方总是得益的，受损的只是落后的第三方。所谓的让步，其实是进步；愈让步，愈进步。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好处

有人可能还会问：“既然打开国门解除贸易壁垒本身就是好的，我们单方面就可以这么做，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地谈判，去加入世贸组织呢？”

确实，我们只要自己开放就可以了，不需要征得别人的同意，我们就能够从中获益。但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好处，是倒过来根据一个国际协议逼迫国内的保守势力进行改革。

因为，比较优势原理逻辑上虽然非常强，但要打开国门进行自由贸易，一旦涉及具体的行业，就会遇到具体的利益团体。每一个行业的既得利益者都会说：“自由贸易当然非常好，但是我这个行业非常特殊。”每个行业都强调自己的独特性，结果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

因此，我们就要在事前规则和事后酌情之间做一个取舍。我们先签订一个一揽子国际协议，把这件事情从原理上、原则上给确认下来，然后回到国内，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突破，这要容易一点。

要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确实可以不参加任何国际贸易组织。

我们让每一个行业都自己开放就可以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国际贸易组织，它们要求国家和国家之间要有平等的交换条件，各国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必须相同。这些条款其实是限制贸易的条款，因此要加入这样的国际贸易组织，我们反而要谨慎。

思考题

一个国家如果在它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就打开国门，它的很多行业，就会受到国外更强的竞争者的冲击，就会产生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等到国力加强了以后，才打开国门呢？

第074讲 | 贸易保护理由辨析

一个逻辑清晰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明明知道那个原理是对的，但是面对与之矛盾的那些方案、说法、观点，还很难一下子就指出其错误所在，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国家安全

反对自由贸易的第一个常见理由是国家安全。从概念上看，这确实是一个理由，但到了具体的行业和产品，我们还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权衡。

按理说，要论国家安全，最应该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军事领域。但我们看到在军事上，很多国家的军队往往使用的是外国人生产的武器和通信设备。那为什么到了平民使用的电脑产品、通信设施或者是老百姓吃的粮食，反而不能依靠外国的供应呢？

以粮食为例。很多人认为，我们有必要保有相当面积的农地，自己种粮食。理由是万一跟外国人打仗，外国人不给我们提供粮食怎么办？原理上是有这个担忧，但仔细想想，我们的边界线非常长，要封锁我们不是那么容易。一旦打起仗来，中国的粮食价格上升，愿意向中国提供粮食的国家就会多起来，积极性也会大为提高。另外，我们种一季水稻、番薯，三个月或者半年时间就够了。如果国际贸易的渠道真的完全被切断，那么我们自己种粮食，三个月、半年也就能种出来。况且，今天的大部分粮食，都不是给人直接食用的，而是用来饲养牲口或投入工业生产的。

当然，要理解粮食安全这个概念，我们还需要综合政治等多种因素做具体的分析。

扶持幼年工业

反对自由贸易的另外一个常见理由，是说一个国家必须扶持它的“幼年工业”（infant industry）。

所谓幼年工业，就是一个国家还没发展健全的工业。很多人认为，国家如果不对其幼年工业进行保护，如果不逼着国内的消费者买这些幼年工业生产的产品，大家都一窝蜂去买外国的产品，那么这些幼年工业就永远长不大。

然而，很多国家也有不少这样的经验教训：那些经过扶持的幼年工业，越扶持就越长不大，最后变成年迈的幼年工业。

力主扶持幼年工业的主张，其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看到，其实只要国家政策得当，私人也能够做出非常长远的规划。一个项目只要收益足够大，私人等多久都愿意。

今天研制一款新药，平均要花费10年以上的时间、数以亿计的美元，这么长的投资回报期、这么巨大的投资金额，私人也愿意投资。可见，如果幼年工业本身是值得投资的，私人也会投资，并不需要政府的介入和扶持。反之，如果幼年工业根本不值得投资，那政府也没有必要浪费资源和精力去保护了。

把钱留在本地

反对自由贸易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我们应该把钱留在本地，把钱留给自己人赚，别让外人给赚了。

这种说法的真实含义，实际上就是让消费者倒退回过去的时空，让他们享受小范围内分工合作的成果，而不是大范围内分工合作的成果。如果有人跟我们说，我们应该只吃家里种的食物，只穿家里织的衣服，想想看，那会是什么品质的粮食，又会是什么品质的衣服呢？

长期不练会生疏

反对自由贸易还有一个理由，叫作“长期不练会生疏”，还有经济学者专门为此写过文章。

以农业为例。农民长期不种地，都跑到工厂里工作，都到城市里经商，对种地确实会生疏，但并不要紧，这是值得的。农民需要重新回去种地的时候，头一两个月是有点生疏，但很快就熟能生巧了。

当然，有一些产业技术要求比较高，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如果断档了，重建的时间会相当长。这种把时间维度上的预期考虑在内的想法是正确的。这时，我们要比较的是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对技能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练毛笔字和背英语单词，都需要长时间积累，都不是捡起来就能上手的技能，但人们也仍然需要做出取舍，在有限的时间内主攻其中一项。

工作流失

人们反对自由贸易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工作流失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实施自由贸易以后，工作机会会流到外国去，结果本国的工人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就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我当了总统，我就要把工作从日本人手里抢回来，从墨西哥人手里抢回来，从中国人手里抢回来，让美国人有工作可做。”

他的这种观点其实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一份工作好像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样，是一种有形的物资，人们可以抢来抢去。但实际上，我们在分析失业保险时就已经指出，工作是一种机会，人们只会选择那些有价值的工作来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曾经在美国国会以专家的身份做证，说自由贸易让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能够享受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自由贸易对每一个美国的消费者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而对于美国工人而言，在新的国际分工和合作的格局当中，他们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断地学习，进一步突破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限制，这才是他们提高竞争力的正确方向。

贫富分化

人们反对自由贸易还有一个理由，说它会加剧贫富分化。但这跟现实肯定是不相符的。自由贸易能把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跟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这对生产力的提升有莫大的帮助。越是贫困的国家、越是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在开放、分工、合作、自由交易的过程中，得到的好处越大。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现在资本都跑到发展中国家去，跟那里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了，这些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确实被后来居上者排挤甚至替代了。他们该怎么办？正确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不断自我迭代，而不是故步自封，企图通过阻止竞争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我到欧洲旅游时，发现有些景点规定必须让当地人做导游带游客参观，但这些当地的导游其实什么服务都没提供。很显然，这是一种保护当地人就业机会的规定。这种规定表面上看对当地人有好处，但从长远看，实际上把当地人自我更新、自我迭代的机会给剥夺了。

过去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大量的外地人涌入上海，上海为了保护当地人的工作机会，就曾经规定，在餐厅里跑堂的必须有上海户口，在后院洗碗的可以是外地人，因为跑堂的收入要比洗碗的高一点。这种规定，短期看对当地人是有好处的，但长期看，反而把当地人进一步发展的能力给削弱了。

你不找竞争，竞争会来找你。不断迭代，不断学习，才是长久之道。

思考题

价格歧视｜定价和竞争的策略

第075讲 | 受价者和觅价者

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我们可以确定从事哪个行业的生产更好。而东西生产出来后，我们该如何定价呢？这就涉及对产品定价的问题。

完全竞争状态与受价者

关于定价，经济学里有两个概念——“完全竞争状态”（perfect competition）和“不完全竞争状态”（imperfect competition）。

完全竞争状态是指：市场里有数不清的买家和卖家，交易的都是同一种商品，任何一位买家或者卖家，都不能通过控制买卖量来影响价格，因为他个人的买卖量跟整个市场的买卖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同时，任何一位买家或者卖家，都可以随时进出市场；市场的信息也是完全自由流通的，大家都知道他们要买卖的商品是什么，价格是多少。整个市场的交易费用也很低，没有讨价还价、尔虞我诈的过程。

这样一个状态，在经济学里就被称为“完全竞争状态”，或者“理想竞争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小农经济体中的农产品市场比较接近这个状态。由于农产品市场上农民数量相当多，而农产品的质量差距非常小，农民自己的产量跟整个市场的产量相比也微不足道，所以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的价格，这时农民就是“受价者”（price taker）。所谓受价，就是接受价格的意思。

更典型的例子是股票市场。在股市中，我卖1股苹果公司的股票，跟你卖20股苹果公司的股票，没有质的区别。股票交易中，定价比市价高一点，股票就不能马上卖出去；定价比市价低一点，一下子就能卖掉。当买卖的股票数量不是太大，不占市场显著份额时，我们就是地道的受价者。

不完全竞争状态与觅价者

跟完全竞争状态相对的另外一种状态，我们称之为“不完全竞争状态”。它是指市场上每一位卖家所卖的产品，在品质上都不一样。当然，我们也假定，在这样的市场里，信息不完全流通、不完全对称，交易费用是正的，存在讨价还价、尔虞我诈的现象。

因为每一位卖家卖的产品品质不同，所以买家不能够在不同的卖家之间进行自由的切换。

一家厂商的产品跟另外一家的产品，总有一些区别是消费者在意的，正因为这样，卖家哪怕把价格提高一点，消费者也不会像在受价者市场里那样完全跑掉。如果卖家把价格降低一点，虽然能够多卖一点，但也不会把全世界所有的买家都吸引过来。

在这种市场里，卖家具备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对价格和产量具有一定的操控权。换句话说，卖家面对的是一条倾斜向下的需求曲线，我们把这种卖家称为“不完全竞争者”。

大家想一想倾斜向下需求曲线的样子——当价格定得过高时，需求量就会萎缩为零，这时卖家获得的收入或者利润等于零。同样，这种卖家也不会把价格降得过低，因为价格降得过低，虽然可以扩张市场份额，但他们总的收益或者利润也会受影响。他们要追求的是收入和利润的最大化。他们要想办法摸索一个合理的价位，而这个价位能够使其总收入达到最大。

看一下图7–3，就更容易明白这一点。在这幅图里，这个卖家所追求的，是需求曲线下面那个矩形的面积最大化。

图7–3

问题是我们所说的需求曲线都是示意性的，画一条倾斜向下的直线即可，而在现实生活中，整个市场的需求曲线是怎样的，没有人能把它画出来。

到底定价多少才合适呢？如果价格涨一点，消费者会少买多少？价格降一点，消费者又会多买多少？这些问题都不好回答。卖家必须不断地摸索才能知道。

也就是说，怎么定价、怎么定产量，才能使得销售的总收入达到最大，需要卖家不断地寻找和摸索。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这种卖家称为“觅价者”（price searcher）。所谓觅价是寻找价格的意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几乎所有的生产商都属于觅价者。比较明显的，我们用的不同品牌的手机，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大，小米、锤子、苹果，它们的品质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事实上，哪怕是我们所在小区的小卖部，也属于觅价者，而不是受价者。表面上，它卖的水跟别家卖的水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它提供的服务是独特的。它卖的不仅仅是一瓶矿泉水，它还在那个具体的位置卖水给我们。因而我们买到的这瓶水、得到的综合服务，跟我们在别的小卖部买一瓶水是不一样的。

这家小卖部如果每瓶水涨价1毛钱、2毛钱，甚至5毛钱，我们可能还会买它的水，因为这家店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所提供的综合服务具有独特性。

小卖部的水涨价，我们不会跑掉，还是会买它的水，只不过可能少买一点。如果它把价格下降一点，也不会把全世界要买水的人都吸引过来。因此一个小区里的小卖部，实际上也是觅价者，而不是受价者。

不完全竞争才是市场常态

完全竞争状态对应着受价者，不完全竞争状态对应着觅价者。而在真实生活当中，只有极个别的市场符合完全竞争的模式，而其他大量的场合都处于不完全竞争的状态。

很多人似乎认为，真实生活中的市场，最好是完全竞争状态。如果现实中的市场不符合完全竞争状态，那我们就说这是不理想的。

事实上，这种看法不仅不可取，而且是有害的。事实上，那种所谓的完全竞争状态，所有的厂家都生产同样的产品的状态，是一个静止的、僵化的，也是落后的状态，并不值得向往。

真实的世界中，每一位供应商都力争给消费者提供不同的产品，力争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更有特色，这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竞争状态，才是完美的竞争。

遗憾的是，很多人把这两个词给搞反了，所谓理想的状态，恰恰是不理想的；被批评为不理想的状态，恰恰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商人和消费者都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状态。

对此，经济学家哈耶克在《竞争的含义》（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 1948）中指出：

竞争的本质就是动态的过程，但这个本质却被经济学家们——那些追求静态分析的经济学家们——完全忽略了。大多数人似乎认为，判断真实生活中的效率标准，就是所谓的完全竞争状态。如果现实中的市场不符合完全竞争状态，那我们就说这是不理想的。这种看法不仅不可取，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应该用完全竞争状态来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标准。

不管怎样，这两个术语已经被广泛误用，改也改不过来了，我们只能在心里记得把它们改过来。

思考题

第076讲 | 价格歧视能给觅价者脱罪

很多商学院的课程里，都讲到价格歧视的内容。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在不同场合听说过价格歧视。甚至在法学院的课程里，也会提及价格歧视。一般人都认为“歧视”是个贬义词，但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歧视”在经济学当中是个中性词，它讲的只不过是“区别对待”而已。

价格歧视，就是区别定价，就是卖家根据用户不同的身份、位置、购买量、购买时间等，收取不同的价格。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这样做究竟是促进了福利、增加了公平，还是相反呢？

觅价者的“罪过”

前面介绍了，所有的卖家就分为两类：一类叫受价者，一类叫觅价者。觅价者的特点，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一条倾斜向下的需求曲线，他们能够通过适当地调整产量来调整价格，从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觅价者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我们前面讲的小区里的小卖部属于觅价者，我们通常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垄断者，包括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定支配地位的民营企业，具有垄断经营权的国有企业，它们都是觅价者。

既然是这样，那么觅价者或者我们说的垄断者，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经济学的教科书通常是这么说的：

假定觅价者/垄断者永远只收取统一的价格，而面对的是一条倾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即价格高一点，消费者买得就少一点；价格低一点，消费者买得就多一点。那么，觅价者/垄断者在寻找合理价格时，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他想多卖一些产品，就必须降价。

他每降一点价格，当然可以多卖一点产品，收入也可以增加，但问题是，他每降一次价格，他前面卖出去的所有产品也都降了价，这样他的收入就会减少了。

这一增一减，就会产生一个平衡点，过了这个平衡点，他如果还继续为了多卖产品而降价，他虽然可以多卖，但由于之前他卖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都要降价，他的收入反而会减少，他的总收益就会出现下降。

因而觅价者就必须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停止生产、停止销售，停在这个使他的利润能够最大化的平衡点上。

这时觅价者/垄断者的罪名就来了。经济学家通过简单的计算能够证明，觅价者/垄断者停下来的这个平衡点，即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个产量和价格，比他们本来能够生产的量要低，比他们能够提供的价格要高。

也就是说，觅价者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使得产量变得过低、价格变得过高。而他们有一部分生产能力，本来可以发挥，却没有发挥，结果被白白浪费掉了，成为经济学家所说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这就是觅价者在定价的过程中所犯的“罪过”。

经济学家眼中的“无谓损失”

翻开任何经济学的教科书，在垄断定价的这个章节都能看到一幅图（见图7–4），这幅图中用阴影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区域所代表的，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无谓损失”。

图7–4

经济学家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在我们讲寻租概念时曾经讲过，经济学家会问：“小偷为什么对社会不好？他偷东西只不过是转移了财富而已。”只要社会的财富总量不变，财富发生转移本身并不会使得经济学家做出谴责。经济学家真正责难小偷的地方在于，小偷增加了做锁的成本，做锁消耗掉的真实资源叫作“无谓损失”。只有当经济学家看见无谓损失时，他们才会谴责。

同样的道理，当觅价者/垄断者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产生了无谓损失时，经济学家当然会说他们有过错。

但仔细想想，这些经济学家、教科书，说得对吗？

价格歧视可消除无谓损失

只要仔细看我们前面推导的逻辑就会发现，一部分产品之所以没被生产出来，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假定：商家每多卖一件新的产品，就必须对他以前卖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都降价。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假定，就是商家卖东西必须卖统一的价格。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有一部分产品没有被生产出来的现象。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假定卖家必须收取统一价格呢？那是因为，价格统一，他们讨论起来比较方便。

问题是，我们曾经解释过，人不仅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同样会追求损失最小化。如果明明存在着一块无谓损失，那卖家和买家就会想办法消除它。消除这块无谓损失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卖家在不同情况下对商品收取不同的价格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抛弃这个假定，允许生产者对不同单位的产品收取不同的价格，顺着需求曲线一级一级地走下来，经济学教科书里那个无谓损失的区域就会消失。只要供应者、生产者能够对消费者实施价格歧视，对不同的人、对不同的销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收取不同的价格，那些经济学家假定的“本来可以生产却没有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被生产出来。

经济学教科书所指责的那些觅价者制造无谓损失的这个“罪过”，恰恰是由于经济学家们自己的假定——假定生产者只收取统一的价格——而产生的。价格歧视是好事，它能够帮助生产者根据买家需求量的递减规律，尽量地生产、尽量地销售，同时帮助消费者尽量地满足自己的需求。

有了价格歧视，觅价行为本身就没有过错。

思考题

既然垄断者或者觅价者，实施价格歧视本身并没有过错，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垄断呢？或者说垄断还会造成哪些不良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呢？

第077讲 | 价格歧视的策略

我们之前解释过，价格歧视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意义，能够促进生产、减少浪费、增加消费者满足感的商业行为。但同时它也是被深深误解的。

价格歧视的三种方法

在经济学里，价格歧视通常分三种：

第一种叫完美的价格歧视，也就是卖家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都分别收取最高价格。

我们前面讲交易剩余时讲过，任何一宗交易的成交价，都比买家心目中的最高价要低，要比卖家心目中的最低价要高，因而买卖双方是皆大欢喜的，他们都获得了剩余。

这部分剩余我们称为“交易剩余”，其实这部分剩余，是他们双方共同产生、共同拥有、共同瓜分的，谁多得一点、谁少得一点，没有必然的对错。但在这里，完美的价格歧视，指的是卖家把交易剩余全占有了、全夺走了。

卖家会向一个饥肠辘辘的消费者说：“来，我一口一口地卖给你食物，第一口你愿意出的最高价是多少？”这个很饿的人说：“我出的最高价是100元一口。”卖家先赚第一个100元，然后说：“第二口你愿意出的最高价是多少？”消费者说：“第二口是99元，第三口是98元。”这样一口一口地卖，结果交易剩余就全归卖家占有了。

这种价格歧视——对顾客消费的每个单位产品都分别收取最高价格的办法，就叫完美的价格歧视。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要实施这种完美的价格歧视，有很多障碍，实际上做不到。

更常见的是“二级价格歧视”，也就是对不同的购买量收取不同的价格，多买就便宜一点，多买多送。

但有时候，要仔细衡量消费者到底买了多少，还是比较麻烦。于是卖家就会采用第三种更加粗糙的价格歧视办法，叫“三级价格歧视”，就是对不同的人群或不同地域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

我们知道，很多产品有学生版、有家庭版、有专业版、有终极版，它们针对的就是不同的人群。也有很多产品，它们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销售策略、不同的定价。这是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同样一种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弹性。

还记得需求弹性的概念吗？它是指消费者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人们对一种产品趋之若鹜的地区，价格就定得高一点；相反，如果一个地区的消费者对一种产品的需求弹性很高，对价格的变动很敏感，那么定价就低一点。

要成功实施价格歧视，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消费者之间对同样的产品进行转售。越是难以阻止消费者转售的产品，就越难实施价格歧视。

例如瓶装的可口可乐，就很难在校园里实施价格歧视。如果卖给学生一个低价，卖给教授一个高价，教授就会让学生代自己购买，价格歧视策略就会失败。但对于那些不能转售的商品或者服务，商人就会进行大量价格歧视，比如在餐厅里喝的水和饮料，和餐厅以外的便利店比，它们的价格差距就非常大。

不同行业的价格歧视

航空公司

实名制的飞机票，也是大量实施价格歧视的典型案例。我们坐飞机时环顾四周，身边几乎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跟我们的是完全一样的，虽然我们获得的服务完全一样。

航空公司可以说是机关算尽，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把不同需求的乘客区分开来。它们按照乘客买票的时间段、乘客所买的舱位、乘客同行的人数，以及乘客和同行人之间的关系来做细分，收取不同的价格。航空公司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机票不能在乘客之间自由转售。

教育机构

同理，在教育机构，学生的学籍不可以在学生之间自由转让，学校就有条件对学生实施价格歧视：成绩好的、成绩差的同学待遇不一样；第一次到这个学校读书的学生跟祖孙三代都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待遇不一样；同样一所学校，读的年级不一样，收费也不一样。

除了在同年龄段的学生之间进行价格歧视，大学往往还会在跨层级的学生之间进行价格歧视。一般来说，本科教育是比较同质化的教育，大学更倾向于认钱，只要学生符合相应的条件，学校就招收，但学费不会减免；而研究生是教授选择的研究伙伴，大学就更倾向于认人，研究生往往不仅不需要交学费，而且还能拿奖学金和补贴。不管怎样，教育机构也是一个常常实施价格歧视的地方。

旅游景点

很多旅游景点也暗中实施价格歧视。比如我到美国的环球影城去游玩，进去后每一个游玩的景点都需要重新排队，基本上都要排一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个影城放进来的游客过多，游客实际上一天下来只能体验1/3~1/2的游乐项目。而与此同时，环球影城还卖另外一种不用排队的门票。这种门票的价格是普通门票的一倍。

对环球影城的游乐项目不是很热衷的游客，大概一天能够体验1/3；而那些特别着迷的游客，多付一倍价格，就能把所有的游乐项目在一天内玩遍。不同的消费者交不同的价格，这是隐性的价格歧视。

图书

图书出版也常有价格歧视的安排。在欧美，一般新出的书都是精装，精装的书比平装的书成本要高一点，但定价却高很多，它的目的就是向那些特别热心、特别渴望读到这本书的读者收取更高的价格。

等过了一段时间，出版社再出平装版，让那些需求不是那么强烈的读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在较晚的时间读到这本书，这也是一种价格歧视的办法。

演唱会

还有一种非常有趣的价格歧视：歌星在发售演唱会门票时，有时会刻意把门票的价格降低。

如果演唱会门票价格过低，歌迷就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那就是排队等候。什么人更愿意排队等候呢？是那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通常是年轻人。这样做的结果，是能够把那些更年轻、更热情、更奔放的歌迷吸引到演唱会现场，这样演唱会的现场就会更加火爆。

思考题

世界各大城市的迪士尼乐园，都提供两种门票：一种是年票，一种是单次入场的票，而这两者的价格差距是很小的，原因是什么？

第078讲 | 行业竞争程度不看企业个数

一个行业、一个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不应该取决于这个行业里竞争企业的个数。

企业合并是为了应对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一个小区门口有几家卖早餐的摊位。有一天，其中两家摊位合并，变成一家摊位。请问，在这个小区，卖早餐这个行业的竞争程度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很多人会说，两家摊位变成一家摊位，竞争者的数目减少了，竞争程度肯定降低了。但我们仔细想想，这两家卖早餐的摊位，它们合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答案是它们的竞争力更强了。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看得更远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早餐摊位合并后，变成了一家竞争力更强的摊位，它们之所以合并起来，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跟更多的竞争者展开更激烈的竞争。竞争程度没有减少，反而很可能增加了。

我们看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通过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今天我们看所有的大企业，内部都有高度紧密的结构。没错，在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合作关系，不是竞争关系，但这种合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别处展开更激烈的竞争。

企业规模大小由企业家摸索确定

企业的规模多大才合适，两个企业何时应合并为一个，一个大企业又该何时分为若干小企业，这都需要企业家在竞争当中不断摸索、不断尝试。外人，不管是经济学家、政府官员还是各种社会贤达，都没有办法在事前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很多时候，企业的数量取决于市场的规模。例如，在一个小区里，可能有一家理发店就够了。那这家理发店收取的，是垄断价还是市场价？

如果政府规定，小区内的居民只能到这家店理发，别的理发店不能进入小区经营，那么这家店收取的就很可能是垄断价。但如果小区内的居民可以随意选择到别的理发店理发，别的理发店也可以随意进入小区营业，那么即便小区里只有一家理发店，它收取的也只能是市场价。它的价格太高，居民就会离开。

理发店究竟收取的是垄断价还是市场价，不取决于小区内理发店的数量，而只取决于行业的入口有没有人为设置的障碍。

同样的道理，在市场中，竞争程度到底激烈不激烈，不看企业的数量，只看行业入口有没有人为设置的障碍。

竞争激烈程度的衡量标准：市场准入

下面有一个表格，它按照两个不同的标准——受价者和觅价者的标准，以及开放市场和封闭市场的标准，把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的供应商、生产者分成了四大类（见表7–1）。

表7–1

在开放市场里有受价者，他们是个体农产品的销售者，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在开放市场里，也有所谓的垄断者/觅价者，例如在市场竞争状态下取得一定支配地位的企业，比如苹果公司、微软公司。它们的市场支配地位，是通过创新、通过产品的特色、通过消费者的投票来获得的。

而在封闭市场里，受价者就会形成所谓的卡特尔，比如在许多国家就有农产品的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卖的石油高度同质，并在行业的入口处设置了行政障碍，形成了所谓的石油卡特尔。还有工会，实际上也是一种卡特尔。

在封闭市场里，也会形成觅价者/垄断者。那些具有专营权的国有企业，那些受政府保护的专利权人和版权所有人，都属于在封闭市场里形成的觅价者。

衡量一个市场的竞争程度，主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一个行业的入口处有没有行政设置的障碍。有，这个市场竞争程度就有限；没有，市场就是激烈竞争的。一般来说，只要在行业入口处没有行政设置的障碍，这个市场就是充分竞争的市场。

这里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政府授予的专利权和版权，这是一种促进发明创造的行政准入。虽然少部分经济学家对此有争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支持政府对知识产权实施人为保护的。

思考题

私营的垄断者和国营的垄断者，它们有没有不同？为什么？

第8章 信息不对称

谁的话语权更大

信息不对称反映了经济学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在目前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

表面上看，信息不对称这个概念大家很熟悉，它甚至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用术语，但事实上，它丰富的含义被大家严重低估了。它所包含的内容、它带来的启发、它对经济政策造成的影响，要比我们想象的深入得多、有力得多、常见得多。

信任的建立｜直面信息不对称

第079讲 | 柠檬市场的故事

从这讲开始，我们将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信息不对称。

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经济学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在目前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

表面上看，信息不对称这个概念大家很熟悉，它甚至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用术语，但事实上，它丰富的含义被大家严重低估了。它所包含的内容、它带来的启发、它对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要比我们想象的深入得多、有力得多、常见得多。我们有必要深入细致地探讨信息不对称及其造成的问题，并理解和欣赏人类社会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所衍生出来的种种精妙的解决方案。

我们首先来看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有哪些表现。

信息不对称的表现

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有很多不同的表现。

表现之一：欺骗（cheating）。 例如，卖假货给别人，就是明晃晃地骗人。

表现之二：偷懒（shirking）。 例如，两个人在搬一块石头，石头朝其中一人倾斜，说明这个人没有真的卖力。

表现之三：逆向选择（adverse seletion）。 例如，银行把贷款利率提高，本来是要吸引那些有还款能力的人，结果跑来借钱的，可能是那些根本就不打算还钱的人。

表现之四：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例如，保险公司卖保险本来是要冲抵掉意外所产生的成本，但人们买了保险以后，做事情掉以轻心，反而增加了意外发生的机会。

表现之五：敲竹杠（hold–up）。 例如，河流上游的人跟下游的人说，我们一起修一个大坝吧，下游的人答应了。等大坝修好了，上游的人跟下游的人说，我们重新谈谈分成的比例吧，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把河水引到别的地方去。要是没有水，下游修好的大坝就成了废品，下游的人只好答应。

生活当中，这些现象比比皆是，而人类社会又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呢？

柠檬市场的故事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 Akerlof）有一个关于柠檬市场的研究。柠檬就是我们吃的水果柠檬，它在美国也是个俚语，是指那些成交以后买家才发现有问题的汽车。

我们都知道，买一辆汽车特别是二手车，有些毛病不是买车的时候就能发现的，有时需要开上一段时间，甚至要开上一年，经过四季气候的变化，我们才知道它到底有哪些问题。

阿克罗夫关于柠檬市场的研究做了这样一番假设：他先假定有100位二手车的卖家，这些卖家的二手车价值从1元钱到100元钱平均分布。同时，另外有100位买家，而且这些买家对每一辆车的估值，都比卖家要高50%。所以这100辆车每一辆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买家和卖家皆大欢喜。

但如果把条件改一下，假定只有卖家知道自己车的质量，而买家只知道这100辆二手车的质量分布，不知道具体某一辆车的质量，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买家可以预见，他们随机买的话，能买到一辆平均质量为50元的车。按照我们前面的假定，买家对车的估值要比卖家高50%，所以买家最高愿意付75元来买这些他并不知道具体质量的车。这时，车的质量高过75元的卖家就会离开市场，不卖了。

这时市场就只剩下比较低端的汽车，也就是品质从1元到75元之间的汽车。买家知道这个消息后，又进一步调低他们的期望值。如果市场上汽车的品质只是1元到75元之间的，那么汽车的平均价值就降低到37.5元，而买家愿意出的最高价，就下降为56元。这时候，那些手上汽车的质量比56元更高的卖家，也离开了市场。

于是，在这个市场里剩下的车的平均质量，又进一步下降。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几次，卖家就都跑光了。

结果，原来每一辆车都能顺利卖出去、买家和卖家皆大欢喜的局面就不复存在，市场崩溃了。市场之所以崩溃，并不是因为市场里有低端的产品。有低端的产品不要紧，低端的产品可以低价卖。

市场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买家不知道每一件商品具体的品质。

人际互信并不天然存在

阿克罗夫写好这篇文章以后，就把它寄给一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期刊，包括《美国经济评论》。但这些期刊都拒绝了他的文章。1970年，阿克罗夫终于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The Market for“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1970）。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意识到，阿克罗夫讲的那种状况，其实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遇到的约束条件：人与人之间本来是不存在互信的。于是，大家开始关心互信是怎样慢慢建立起来的。人们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去发现、去解释那些帮助人们建立互信、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当然他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都需要引用阿克罗夫的文章。结果，阿克罗夫在31年后的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阿克罗夫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人和人之间本来是没有互信的，高品质的产品要把自己彰显出来，与低品质的产品区分开来，需要很大的成本。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当消费者无法分辨哪一件是高品质产品、哪一件是低品质产品时，他们就会离场，卖家也同样会离场，市场就会崩溃。

因此，一个卖假冒伪劣商品的人，伤害的不仅仅是那些买了他商品的消费者。他的这种行为，还有严重的外部性，那就是他也伤害了那些本来在卖优质产品的商人。因而商品质量有高低之分不要紧，问题是怎么把商品的品质准确地体现出来，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核心。

思考题

人与人之间本来是互相不信任的，有哪些办法能够帮助人们逐渐建立信任？

第080讲 | 何谓优质

将优质商品与劣质商品区分开来，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核心。

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什么才叫优质呢？

品质稳定才是优质

我们平时讲的优质产品，指的都是质量上乘的产品，比如商品的材质更好，功能更强大，使用更安全。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答案并不完全是这样。

在经济学里，优质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匀质。换言之，不是说厂商能把产品的品质做到多好，而是说产品的品质要维持一个稳定的水平。同一批产品当中，一件产品的品质，跟另外一件产品品质之间的差距不能大，而且差距越小越好。

例如，大型的国际快餐连锁店，它里面卖的食物我们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努力做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我们走进它的连锁店，吃到的东西的品质、烹饪的口味，还有享受到的服务，都是一样的。

好的餐厅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去是这个味道，明天去是这个味道，两年以后去、5年以后去，甚至10年以后去，还是同样的味道。无论何时，顾客都能享受到毫无意外、恰如期望的味道，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匀质。

性价比相当才是优质

优质的第二层经济学含义是指，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应该跟它得到的边际收益相等。当提高产品质量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我们说它达到了优质的标准。

我们这里讲的，不是质量绝对的高或低，而是讲，在提高质量的过程中，边际收益应该等于边际成本。通俗来说就是，不是质量越高越好，也不是价格越低越好，而是性价比越高越好。一分价钱一分货，对用户而言是值得的，这才是好的。

1976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康奈尔大学有过一次演讲，当时有位年轻的学生站起来挑战他，问了他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位年轻的学生名字叫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现在是一位非主流影片的导演。

摩尔说：某个汽车公司生产的一款汽车，设计有点问题，如果汽车发生追尾，汽车的油箱就会爆炸，很容易造成车里人的伤亡。这时如果汽车公司在油箱旁边加一块挡板，这块挡板只需要16元，就能大大降低伤亡的数字。汽车公司知道这个情况，但他们算过一笔账，如果每辆汽车都加一块16元的挡板，成本就会增加很多，超过了他们对意外的赔偿，所以他们宁愿赔偿那些伤亡者，也不愿加这块挡板。

摩尔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市场经济有它的问题，因为生命是无价的，而有些厂商为了追求利润置人命于不顾，这是不道德的。摩尔问弗里德曼如何评价这家汽车公司的做法。

弗里德曼当时的回答非常准确，他说：

驾驶坦克可以避免你说的事故，但显然你并不主张汽车公司停止生产汽车，而只向市场提供坦克。为什么？因为坦克太贵了。只要你承认这个事实，那么你就和汽车公司一样，是在“成本”和“生命”之间权衡和取舍。你们都在进行计算，而只是计算的结果未必相同而已，可见你也并不认可“生命无价”的说法。

实际上，汽车制造商要不要给汽车加一块挡板，表面上看是制造商自己的决定，但其实最终是消费者的决定。我们要明白，要提高汽车的安全性能，加一块挡板是可以的，换一种材质、刹车设计、安全气囊都是可以的。但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汽车的总价就上升了。这些加起来，都会成为汽车的成本，由消费者承担。

消费者接受不接受呢？消费者愿意把他们最后一元钱放到安全性能上呢，还是汽车的功能上？还是放到汽车外形的美观上？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选择，结果在汽车市场上，我们见到各种各样的汽车，有些是以安全性能著称的，有些是以舒适性著称的，有些是以耗能低、省油著称的。如果我们说生命是无价的，安全性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都应该追求的目标，那我们就再也不会在马路上见到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些汽车了，马路上跑的只有坦克。

弗里德曼强调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优质的第二层含义。对消费者来说，并不是质量越高越好，也不是价格越低越好，而是价格和品质要相当，成本和收益要相当。这才是他们最看中的品质。

生活中，像汽车挡板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好几年前，一辆校车发生意外，造成了严重的伤亡，社会各界人士出来说，应该制定校车的安全标准。我的一个朋友也参与了这一标准的制定，但后来他放弃了。因为他发现，如果不计成本凭空制定校车的安全标准，最后校车的标准快要接近坦克车的标准了。

一个国家很大，贫富有差距，并非每个学校和家长都能负担得起这样标准的校车。标准太高，就会逼着很多学校，尤其是农村的学校放弃提供校车，家长们就只能使用安全性能更低的交通工具，比如自己骑自行车或雇用黑车等，结果是孩子们享受到的安全保障反而降低了。

思考题

我们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牛奶，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有高有低，如果政府规定所有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必须达到一个最低的标准，这样的规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制度的对策｜缔约自由比自由更重要

第081讲 | 重复交易与第三方背书

在柠檬市场的故事中，阿克罗夫说，人与人之间本来是不存在互信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现实生活中，人们是通过哪些办法逐渐建立信任、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障碍的呢？

重复交易

第一个最常用的办法，是重复交易。信任起源于重逢，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重复交易是一个好办法。人们知道将来会再次见面，为了避免见面被戳穿或者被抓住，就会减少欺骗。

过去，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里，祖祖辈辈都互相认识。谁做了不地道的事情，人们总能找到他，记住他，之后会尽量避免和他再做交易。

重复交易是克服信息不对称、逐渐增加信任的一个办法。当然，它也有成本，需要我们有机会重复交易才行。

第三方背书

第二个办法，是通过第三方的背书。买家和卖家互相不信任，但如果他们都认识一个中间人，通过中间人担保，买家和卖家就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

推荐人、推荐信这种办法很常见。在国外，学生要挤到某个好的学校读书，就会找人写推荐信。在国内推荐信之所以不受重视，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信程度比较低，找人说几句好话几乎没有什么顾忌。但在国外，要把对别人的评价正式写下来，成为一封推荐信，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它的分量就特别重。

更重要的是，要衡量一个学生的品质有很多维度，仅仅看成绩远远不够。这时，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作为中间人写的推荐信，其说服力就比单纯的成绩要强得多。

在美国有一家做得特别好的二手车经销商，叫卡尔迈克斯（CarMax），读音跟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接近。当年我离开美国回中国教书时，车就卖给了卡尔迈克斯。他们的服务非常周到。当时我把车开到了他们公司的一个营业厅，经理就请我坐下来喝咖啡，工程师在车间验车和定价。验车之后，他们说，只要我一个星期之内把车开回来，他们就不再检查，还是会按照这个价格付钱给我。

卡尔迈克斯这家二手车商所起的作用，就是在买家和卖家之间充当中间人。他们付给我的钱，要比我亲自把车卖给买家少一点。我虽然亏了一点钱，但省了很多麻烦，而且我能保证拿到的支票不是空头支票。与此同时，这家车商还会把它收到的车，好好地检查、修理一番，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这样，买家也得到了产品质量的保障。

通过增加附加成本发信号

要提高信任程度、克服信息不对称，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增加产品的附加成本。

我们学过需求第三定律——“好东西运到远方去定律”，只有那些品质更高的产品，才配得上更高的附加值。

倒过来，人们也会根据一件产品所配置的附加值高低来判断这件产品质量的高低。餐厅里的餐具如果是用银子做的，那么它请的厨师手艺应该不会太差，否则就糟蹋了这么高档的餐具。

有些学生要申请国外的学校或者找工作，来找我签推荐信。我发现他们准备推荐信的认真程度远远不够，用的纸不够好，每一行字也不够整齐。大家要知道，我们前面十几二十年积累的求学经历，写在简历里，经过别人手时，可能就是几分钟，甚至几十秒钟的时间。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简历都不怎么认真，别人怎么会认真呢？

美国医学院毕业生去医院面试，一身行头就要几万美元，这是向别人发出信号，我的手艺、我的本事配得上这一身行头。

思考题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有没有减少信息不对称？它又有没有增加信息不对称？为什么？请你举一个例子。

第082讲 | 担保、延保与共享合同

除了上一讲介绍的重复交易、第三方背书、增加附加成本发信号外，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办法，那就是实施质量保证。

以品质三包替代品质检验

常见的三包——包修、包换、包退，就是对产品质量的一种保证。当消费者对产品没信心时，厂家实施三包政策，让他们试用感受一下，这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

当然厂家实行三包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产品质量检验是需要成本的。当产品合格率从50%上升到60%时，比较容易做到，从60%到90%也比较容易做到；但是从90%到99%就很难了，从99%到99.99%就更难了。

产品合格率提高的同时，质检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厂家就不值得再花钱去找那么一两件次品了。这时，它就会把产品先卖出去，实施三包，让广大用户自己来发现那些次品，只要承诺一旦发现次品包退包换就可以了。

有意思的是，信息不对称是双向的。顾客不了解厂家的产品，厂家对顾客也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现在有许多电商实施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政策，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些顾客却滥用了这种政策。比如有些商家在搞键盘促销，刮开键盘上面的标签就能够兑奖，结果有人竟然买了几千套键盘回去刮奖，刮完以后全部拿来退货。这给厂商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因而，克服信息不对称也是双向的。不仅厂商要取信于顾客，顾客也要珍惜自己的信誉。而整个社会的互信程度提高时，每一个人——不管是厂商还是顾客——都会从中受益。

以延保合约甄别用户

厂家除了实施三包以外，有的还会提供延保的服务。延保就是延长保质期。

我们到苹果店里买电脑时，店员通常会问：要不要加一点钱买个延保？每台苹果电脑自动有一年的保质期，再加一点钱可以把一年的保质期延长为三年。

问题是这延保的价格并不低，因而很多人都不会选择买这种服务。既然很多人都不买，厂家为什么还要提供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看什么人会买延保。

一般人如果不买延保，会怎样对待自己的电脑呢？他们会特别小心爱护，买个套、买个包，轻拿轻放，注意别把咖啡洒到键盘上，一年后电脑坏了，商家已经不包修包换了。

另外一些买家，有的知道自己粗心大意，经常把咖啡洒到键盘上；有的知道自己经常出差，电脑容易受到碰撞；有的知道买来是给员工用的，员工对公物的爱惜程度本来就欠缺一点；还有的是对电脑品质特别挑剔，容不得屏幕上有任何一个盲点——这样一些人通常会买延保。

从厂家的角度看，延保的选项，巧妙地把这类“重度用户”甄别出来了，既然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那就给他们更久的服务。

甄别出这些顾客，厂家就不需要生产出要求过高的产品了：电脑的键盘，不需要做到绝对的防水；屏幕，不需要坚硬到可以抵抗小刀的涂刮；机身，不需要坚固到可以抵抗几米高度的坠落。绝大部分想省钱的顾客，只要平时稍加注意，或者增加一点投资买个套，就可以让产品达到耐用的效果，而不需要厂家生产那些成本极高、供极端环境下使用的产品。

这就是经济学中“优质”的含义：哪怕是为了提高质量，也不应该做无止境的投入。当边际成本上升到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时候，就应该停止了。

以共享合约保障品质

要建立信任、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困难，除了质保和延保以外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买卖双方签订共享合约。

我们在进行交易时，有些产品的质量比较容易判断，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些产品的质量则很难判断，事前无论规定多少维度，都很难保证产品的质量，这时使用共享合约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报纸杂志向作者付稿酬时，通常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按篇付费，一种是按字付费，还有一种是按收入分成来付费。这三种不同付费方式下的文章，哪一种质量高一点，哪一种普通一点？

文章质量最普通的，是那种按篇付费的。因为报社这时关心的，是把版面填满。作者写的文章，只要符合标准的文法，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经过，就能拿到稿酬，这样的文章质量通常一眼就能看出来。

专栏文章的质量则较难判断。报社通常会给作者较大的自由。比如我写的专栏，就是按字数付费的，文章可长可短。这时我就可能滥用这种约定。比如刚下馆子吃饭花了300元钱，这300元哪里来？我就会在文章里多加一个设问句，然后再回答一下这个设问句，这样300字就出来了，300元也就到手了。

但问题是，每一个专栏作家，都要对自己的专栏质量负责，他如果老这么做，声望就会下降，收入也会下降。专栏作家能享受到的“租”并不是太多的。事实上我从来没用过这一招，因为我明白只有简练、清晰、开门见山、为读者省时间的文章才是值得读的好文章。

而第三种付费办法，是先把作品卖出去，然后作者和出版社再按比例分成。

这是为了解决作者和出版社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困难而采用的。例如出版社请我写一本书，名叫《我和罗振宇不得不说的故事》。如果出版社答应给我一笔固定收入，而不论我写的内容如何，那么我在书里就不会爆什么猛料，我的料会放到另一本书里再去爆。这样，出版社就吃亏了。反过来，如果我爆的料实在很猛，书卖得非常好，这时我分到的这笔固定收入就太少了，就轮到我吃亏了。因而，为了促使双方都尽力把事情做好，出版社通常会和作者签订收入分成的合同，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以上就是人们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三种办法：质保、延保和收入共享合同。通过质保，我们可以让消费者帮助发现质量问题，有效降低质检成本；通过延保，商人也可以把那些对产品质量要求比较高的消费者甄别出来，让他们承担更高费用，从而让产品的生产成本与收益更加接近；而收入共享合同，则可以鼓励合作各方尽力保证自己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思考题

在给图书定价的时候，作者的偏好和出版社的偏好不一致，这种矛盾有什么办法能够比较好地解决？

第083讲 | 沉没成本、人质与抵押

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建立互信，人类社会构想出了各种各样有趣的解决方案，从重复交易到第三方背书，从质保、延保，再到收益共享。此外，还有三种非常接近的建立信任的办法：付出沉没成本、给出人质或者给出抵押。

以沉没成本取信于人

沉没成本是不能够收回的成本。按照常理，我们都应当尽量避免付出那些不必要的沉没成本。但如果我们故意付出一些不必要的沉没成本，就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打算长期干下去，不会事情做到一半就走人，就能够取信于人。

比如很多好的酒店，它们的地毯、器皿、床单、毛巾上都印着或者刻着酒店的名字，这些带有名字的物品在市场上很难按原值回收，这是酒店开店前就付出的沉没成本。这些沉没成本说明它们打算把生意做得很长久，不会轻易离开。

恋爱的人，如果在身上文上一些特定的符号，甚至是对方的名字，如果分手了再和其他人谈恋爱，不容易解释，这也是沉没成本。但如果一对恋人真这么做，就说明他们当时是义无反顾的。当然，贴上去的文身纸就不算了。

银行是一个很难取信于人的行业。因为客户把钱交给银行，万一哪天银行把钱卷走了，客户就会血本无归。为了建立信任，好银行往往把总部设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而且不是租的，是买的，或者是自己盖的。这能让人相信，它们打算一直在这里，不会搬走，它们要做50年、100年。

喝酒也是获取信任的办法

以沉没成本取信于人的做法中，常见的还有喝酒，喝很多酒。

喝很多酒是一种伤身的做法，是一种自残的行为。我在北大上课，跟一些外国学生讲到这个观点时，这些外国学生都不同意，他们说不对，薛老师，喝酒是娱乐！

我说在中国可不是这样，在中国的酒文化中，下属会对上司、晚辈会对长辈说：“您随意，我喝三杯。”这里的喝酒显然并不是享受，而是自残。这时上司、长辈心里就会想，这个人自己无端地自残三杯，付出了一定的沉没成本，说明他的表达是有分量的，他将来会好好地珍惜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否则他今天付出的代价将来是收不回来的。

越是愿意自残的人，越是容易取信于人，所以中国人才有所谓“感情深一口闷”之类酒桌上的谚语。

可以推测，当我们这个社会信任机制建立得越来越健全，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建立信任时，通过喝酒等自残的方式来建立信任的办法就会用得越来越少，而喝酒就变得纯粹是娱乐了。

以人质与付出抵押取信于人

跟付出沉没成本相似的另外一个办法，是给出人质。一个大国的国王跟小国的国王说：“你放心吧，我不会侵略你，你们不要搞军备、不要武装起来了。”小国相信吗？小国不相信。但如果大国国王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小国去做人质，小国就比较容易相信了。

当然，除了交出人质以外，付出抵押也是同样的办法。如果既没有人质，又没有抵押，那该怎么办？还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办法，就是互相分享一点秘密，互相交个底，说点自己以前见不得光的事情，那也算是一种无形的抵押。

比如演员和经纪人之间也存在信任的问题。经纪人为了捧红演员，对演员有大量的投资。如果经纪人投入了很多，演员红了之后跳到其他公司，经纪人就会有很大的损失。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那些还没有红的演员，就需要向经纪人证明自己是信得过的、值得投资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么给出人质，要么给出抵押，要么分享一点秘密，都可以。一些没红也没钱的演员，就会专门制造一点秘密，把这些秘密告诉经纪人，算是质押，让他们吃个定心丸。

思考题

在有些行业里面，人们离开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非常困难，比方说足球运动员要交很高的转会费，才能到别的球队踢球；医生需要院长审批，才能到别的医院行医。而有些职位的跳槽却没那么多障碍，当中有什么规律？

第084讲 | 广告代言与形象打扮

现代社会中，很多商家花大价钱请明星做代言人，为它们的产品做广告。我们知道，广告的基本作用是传达信息，如果仅仅是为了传达信息，这些商家为什么愿意请那么贵的明星，花那么多的钱来做广告呢？

明星是否应该为广告代言负责

邀请明星做广告，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明星是否应该为其代言的产品质量负责。

在美国有过这样的规定，专门用来约束那些明星代言人——如果明星为某种产品做代言，要亲自使用这种产品；如果为电视做广告，家里要装这种电视；如果为某种矿泉水做广告，就需要喝那种矿泉水；如果为某种洗发水做广告，洗头时得用这种洗发水。

这种规定有何不妥？不妥之处在于：第一，很难监督明星是否真的使用了他们代言的产品。即便真的用了，怎么才能知道他们用了多少次、频率是多少呢？第二，更重要的是，明星不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专家，他们不可能迫于代言的责任，去运用专业知识来改进产品的质量。

明星在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代言邀请时，主要考虑的是他们赚的钱够不够多，如果赚的钱够多，他们就接这单生意。将来万一这个产品出了问题，他们顶多就是道个歉，说自己也是受害者，自己也不知道。这种规定的代言责任，不能转化为质量的提高。

巨额广告的作用

那么巨额广告的作用究竟在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举一个矿泉水的例子。

我们想象一下，在矿泉水厂商和消费者之间，谁更容易操纵谁呢？

作为顾客，消费者基本上只有两种办法欺负厂商，那就是不付钱或者付假钞。相比之下，矿泉水厂商有无数的办法操纵和欺骗消费者。比如，装矿泉水的瓶子，当室温达到40度以上时，就可能散发出一种有毒的物质，但平时30多度、20多度时，不容易被发现；又比如，矿泉水有一批是干净的，另外一批是有问题的，但普通消费者是喝不出来的，也不会马上生病……厂商跟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如果消费者没办法分辨哪一家矿泉水的质量更好，就会导致完全不敢喝矿泉水，这时整个矿泉水市场就会萎缩、崩溃。

厂商有什么办法能取信于消费者呢？其中一个办法，那就是花一个亿，请一位明星做一个广告。这一个亿花出去就成为沉没成本了。厂商用实际行动告诉消费者，我已经花掉了一个亿，将来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把这一个亿收回来：那就是在未来若干年里，持续地卖出10亿瓶水，每瓶水都保证质量，每瓶水都多收一毛钱。在出售这10亿瓶水的销售期内，如果被发现质量问题，消费者就会减少甚至停止购买，厂商前面付出的那一个亿就打水漂了。

厂商通过先花这一个亿的成本，就把操纵消费者的地位自我削弱了，把主动权交给了消费者。厂商花巨额资金做广告的作用，就是通过明星来把钱挥霍掉，从而取信消费者，以此来表明自己不会欺负消费者的决心。这些被挥霍掉的钱，最后是由消费者支付的，但它买来了厂家的商誉，买来了厂家持续监督产品质量的积极性，买来了消费者的安心，钱没白花。

餐厅如何取信顾客

同样的道理，在餐厅和顾客之间，谁更容易操纵谁？顾客可能只有两种办法欺负餐厅的老板，那就是吃了不给钱或者给假钞。而反过来，餐厅却有无数种操纵顾客的办法。这种地位的不对等，顾客知道吗？顾客知道，所以他不敢随便进餐厅吃饭。

这时，餐厅就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来示弱，取信于顾客。他们把顾客说成是上帝，他们提供微笑服务，把餐厅装修得干净整洁，服务员穿上整齐的制服。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向顾客表明，他们虽然是强者，虽然有能力操纵顾客，但他们不打算这么做，他们今天心情很好，做的菜不会有问题。

表面上的强者，那些被尊称为上帝的顾客，其实是弱者；表面上的弱者，那些殷勤而周到的厨师和侍者，其实是强者。

学校如何取信学生

老师和学生也是这种关系。学生没办法欺负老师，但老师操纵学生的方法就多了。他们在课上所传授的知识是真的吗？没有过时吗？真的对将来的就业和工作有用吗？这在学生看来，信息太不对称了。这时学校和老师要如何取信于学生呢？

学校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说明自己办校的历史，证明自己师资的质量，还有学生的就业去向，等等。越是收费高的学校、越是信息不对称的专业，学校就会付出越大的努力来做出各种姿态。

医院如何取信患者

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医院需要做出种种的姿态来取信于病人。

医生和护士要穿上白大褂，医生的职称、履历要清楚地挂出来，医院用种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声誉。而一位医生如果是连续三代行医，就能加不少分。因为医生的声誉是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连续三代行医，那说明行医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在市场交易中，商家需要做出种种示弱姿态，要花大量工夫来打扮自己，来证明自己的本事，来表明自己不会欺负消费者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消费者。

思考题

在检验产品质量的时候，通常会遇到两种不同的机制，一种是消费者本身就是品质的最好检验者：一部电影好不好看，消费者说了算；一个明星是不是明星，消费者说了算。

但另外一些情况，例如老师是不是好老师，不是由同学定的，通常是由老师之间互评而决定的；医生是不是一个好医生，不是由病人定的，而是由医生之间互评决定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第085讲 | 特许经营合同中的强者和弱者

在商业社会里，普遍存在“不公平合约”的问题，尤其是在特许经营合同中，一直存在着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对等的现象。

所谓的特许经营模式，就是很多家独立的店铺参与经营同一个品牌的商品，提供统一标准服务的商业模式。多家独立的店铺叫加盟店，它们经营的共同品牌的所有者叫总店。美式快餐店麦当劳、肯德基就是这种经营模式。

表面上的强者与弱者

总店和加盟店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呢？看看它们之间签的合同和实际的做法，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一家加盟店要参与总店的经营，首先要向总店交一笔加盟费，然后根据总店的明确要求，租店铺、装修、购买设备和餐具、培训员工、进原料、生产、提供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按标准做到位。而这还不够，任何时候，只要总店不满意，就可以终止合同，甚至连理由都不公布。谁是强者、谁是弱者，似乎一目了然。

问题是，这种强者和弱者不对等的关系，为什么能够一直维持下来，得不到挑战呢？

理论上说，在竞争之下，总会有一些别的品牌总店，它们稍微对加盟店友善和宽容一点，加盟店就更愿意加入它们的品牌经营，或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或者缴纳更高的加盟费。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强者和弱者不对等的关系就会逐渐拉平。

但为什么我们见不到这种现象？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为什么会一直持续下来呢？

真正的强者与弱者

我们前面在讲何谓优质时曾说过，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国际快餐连锁店，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向顾客提供匀质的食品。不是说它的食品质量特别高，也不是说它的食品特别便宜，而是说它食品的味道、品质、烹调方式，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有加盟店为了节省成本，在品质管理上打擦边球，导致食品的口味发生了变化，那么当顾客走进这家加盟店，吃到不合口味的食品时，他不会怪这家加盟店，只会怪这个品牌。每一家加盟店所做的违规之事，账最后都会算到品牌头上，继而让其他所有的加盟店共同承担。

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每一家违规的加盟店都对其他的加盟店具有很强的“负的外部性”。也就是说，这家加盟店短斤缺两，会让自己得点好处，但其他加盟店就得一道背黑锅。

以“不平等合约”保护真正的弱者

由此看来，强弱关系是正好颠倒过来的。加盟店才是真正的强者，它们随随便便就能把总店的牌子砸了；总店才是真正的弱者，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监督成千上万家加盟店日常经营的每个细节，而这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正因为这样，总店才要对加盟店做出种种看上去很不公正的约束，用“不平等条约”来加强自己的地位，约束加盟店的行为：任何时候，只要总店不满意，总店就有权随意终止合同（termination at will）。这种“随意终止合同”的条款，经常出现在各种商业合同中，它往往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专门制定的。

不仅如此，总店往往还会要求加盟店提供额外的服务，从而提高整个品牌的价值，哪怕在某项具体的生意或活动中，这个加盟店可能暂时蒙受了损失。例如，很多眼镜店就会免费给顾客洗眼镜、换眼镜鼻托，哪怕这个眼镜不是在它的眼镜店里配的。这时表面上看它们是有损失的，但是整个连锁品牌的价值因此提升了。

我们也许会问，这样会不会助长总店为所欲为的倾向呢？总店确实有可能滥用它的权利。但是总店滥用权利的倾向，可以通过合同之外的途径来约束。如果总店滥用手上的权利，消息很容易就会传出去，这时总店对加盟店的吸引力就会急速下降。通过这种方式，加盟店就会利用他们人多势众的优势，反过来制约总店为所欲为、滥用权利的倾向。

在特许经营中，总店和加盟店都有违约的可能，但是由于它们所处的地位不一样，监督的成本不一样，数量比例不一样，约束的办法也就不一样。这是商业社会里非常奇妙的一种现象。

每当我们看到一种合约形式不公平，但是它却很持久、存在很广泛时，我们先不要抱怨、不要指责，我们要想想为什么，我们要去解释它背后的原因。它背后的原因是：合同表面看上去是不公平的，但它的目的很可能是要去纠正现实社会中的另一种不公平。

思考题

你能不能在你所从事的行业里面，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表面上看上去是一种不公平的合约，但实际上，它是为了纠正真实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不公平现象的？

第086讲 | 如何保障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的质量

前面我们集中讨论了一连串人们建立信任、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办法。接下来，我们将围绕一些特殊的商品——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深入讨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及其对策。

零部件产品与管道产品的区别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很多产品的质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不仅洗衣机、空调、冰箱质量没问题了，连手机、电脑的质量也都没问题了。不仅没问题，甚至非常好，iPhone是中国人生产的，联想电脑也是中国人生产的。

但说到食品、药品、化妆品，质量又怎么样呢？大家普遍觉得不够好，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在于，前一类商品，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手机，它们都是零部件构成的产品，每一个零部件都是可追溯的。哪怕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装得不对、用料不好，我们都能够追溯，知道是谁干的。正因为生产的人知道自己会被追溯到，他们就会尽力保证质量。

但是另一类产品不是零部件产品，而是管道产品。

以我们最常喝的牛奶为例。一瓶牛奶有问题，可能是包装盒造成的，可能是运送的过程造成的，可能是加工的过程造成的，可能是挤奶的过程有问题，可能是牛本身有问题，还可能是牛吃的草有问题……而一旦一桶有问题的牛奶倒进了奶罐车里，人们就几乎不可能再追溯问题的出处了。生产的不可追溯性，提高了质检的难度，降低了品质的可靠性。

管道产品质量控制的难度

好几年前，中国奶制品市场出现了三聚氰胺事件，到现在消费者对奶制品质量的担心还没有完全消除，连质量有保障的奶制品人们都不敢相信了。

当时为了做关于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的调研，我还跟周其仁老师特意去了趟内蒙古，参观了一家奶制品工厂。

我们来到这个厂区，那是一家完全现代化的工厂。它的整个流程，从牛奶被倒进储存罐，到低温消毒、加工、包装、入库、发货，都实现了全封闭的自动化生产。

参观完这样一个现代化工厂，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这个工厂的投入非常大，沉没成本也非常大，他们不会主动将一些毒素放到奶里来自毁长城。

那么三聚氰胺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奶农那里来的。因为加工厂每天要向许多奶农收集牛奶，而从那么多的奶农处收集到的牛奶，一旦倒进奶罐车，追溯就很难了。

这位工厂的负责人跟我们说，工厂跟奶农收集牛奶，这些年来一直在跟他们斗智斗勇。奶农一开始掺水，后来掺盐水、掺淀粉，还掺其他杂质，工厂只能见招拆招。

就连开奶罐车的人也不能完全信任，有时他们会把车开到非指定地点收集牛奶，于是工厂只好给奶罐车装上GPS，跟踪车的走向。

以垂直整合保障管道产品的品质

三聚氰胺事件出现以后，工厂就想出了一个克服信息不对称、增加牛奶可追溯性的办法，那就是办托牛所。奶农把他们的牛送到统一的地方挤奶，每次挤完奶后，托牛所会用试管留下样本。等奶罐车把奶送到工厂通过了检验，工厂就会打电话给托牛所，说通过检验了。这时托牛所的人就会把试管洗了，以备后用。如果奶罐车里的奶有问题，他们就通过试管里的样本来追根溯源。这样，一个小小的发明解决了大问题。

这里我们能总结出一个重要的规律，那就是散养的奶牛不容易进行品质管理，把它们集中到托牛所就容易管理了。我们想想看，将来托牛所如果能直接跟加工厂合并在一起，加工厂自己养奶牛，品质管理就更容易了。

当然，加工厂有自己的奶牛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奶牛吃的饲料对奶质也有很大的影响。加工厂不仅要有自己的奶牛，还要有自己的饲料来源，这样整个产品的垂直链条才能建立起来。产品的垂直链条越完整，企业和企业之间换手的环节就越少，品质检验的成本就越低，品质就越有保障。

这时，有意思的结论就来了。从斯密和李嘉图开始，我们就知道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分工越细，人们就越能够集中生产自己擅长的东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人们的整体福利就能得以提高。

但是我们这里讲品质管理时是反其道而行的，我们要做的是垂直整合：加工厂不仅要有自己的奶牛，还要有自己的饲料来源。从种草、割草、送草，到养牛、挤奶、检验、加工，全是一家企业内部完成的工序。

这么做跟分工合作的原理是背道而驰的，但它获得的是另外一种好处，那就是半成品在工序与工序之间转换时，所需要的质检成本大为下降，因为它们都是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的。

那么什么时候应该分工，什么时候应该垂直整合呢？比较一下奶粉和鲜奶，午餐肉罐头和生鲜猪肉，其中的规律就是：如果半成品或者成品的检验成本比较低，换手的次数就可以多些，就可以进行更细的分工；相反，如果品质检验的成本比较高，就需要更多地进行垂直整合，减少中间环节。

生产链条的整合或拆分，不是无缘无故的，背后包含了对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考虑和设计。

以“多样性损失”换取“产品可靠性”

在美国，今天人们在日用品商店里买到的各种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看上去琳琅满目，其实就是由几家屈指可数的大企业生产的。

一家叫作OXFAM的研究机构曾发布过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说美国上百种不同日用产品的品牌，实际上是由10家左右的大企业——比如可口可乐、雀巢、联合利华等公司——提供的。

当然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结果，会持批评态度，说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么多的东西都被几家大企业垄断了，很不公平。

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产品品质检验和保障的角度出发，这种垂直整合、大企业垄断的趋势，恰恰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降低问题产品带来的风险。

因为只有这样的大企业，才有足够的研发能力；只有这样的大企业，其沉没成本才足够大；万一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也只有这样的大企业才能赔得起。

我相信，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越来越注重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的品质，也由于这些商品的质检成本非常高，不确定性非常大，信息不确定的障碍非常多，人们最后会宁愿放弃产品厂家的多样性，而在为数不多的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当中做选择。

损失掉一部分品牌的多样性，换来的是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么做可能是现代社会提高产品质量可靠性的一种趋势。

思考题

很多报社都会有自己专有的印刷厂，而大多数的出版社却并不拥有自己的印刷厂，这是为什么？

第087讲 | 婚姻经济学

人类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合约现象——婚姻。从经济学的角度，人们是怎么看待男女关系、怎么看待婚姻的呢？

以风俗习惯替代婚姻合同条款

早在1887年，就有一位美国法官说过：婚姻当然有它浪漫的一面，但是法官只看重它商业的一面。我们把婚姻看作一个商业合同，我们关心的是，双方怎样才能缔结一个比较公平的合同，这合同怎样才能更好地履行下去，从而促进婚姻双方的幸福。

这是法官的观点，实际上也是经济学家的观点。

日常生活中，如果双方要约定的事情比较简单，那合同就比较简单；如果事情比较复杂，合同也就复杂起来。但是婚姻很奇特，由于男女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太复杂，要写条款的话，写都写不完，于是他们干脆就签一份简单的婚约，只有一张纸，而且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条款。

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姻双方不在乎，他们只是采用了另外的办法——依照社会习俗、社会舆论、双方的生活习惯等等——来确定婚约的条款和履行。

在婚姻中，人都有浪漫的一面，他们喜欢对对方说“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真爱”。经济学家听了会宽容地一笑。

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个侄子曾经给他写信，说要为了女朋友放弃事业，跟女朋友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因为这个女朋友是他一生中唯一的真爱。

弗里德曼就回信说：当然，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决定，但是如果你真的认为这女孩儿是你一生唯一真爱的话，那么我以一位统计学家的身份告诉你，世界上两个唯一真爱的人相遇的概率是零。茫茫人海，你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根本不可能遇见对方。

经济学家的解答听起来不那么浪漫，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时候，人们都是在自己身边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人就结婚了。婚姻并没有文艺作品里说得那么浪漫。

为什么女人往往嫁给年纪比自己大的男人

经济学家还解释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女人往往嫁给年纪比自己大的男人。我们知道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而如果她们还找一位年纪比自己大的男人结婚，那就相当于延长了她们将来守寡的时间。那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有一位法律经济学家名字叫劳埃德·科恩（Lloyd Cohen），他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名字叫《结婚、离婚和准租》，他说题目也可以叫《我把最美好的年华给了他》（Marriage Divorce and Quasi Rents; Or “I Gave Him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 1987）。

科恩在这篇文章里解释说，男性跟女性的价值高峰期不一样。通常我们怎么称赞女人？我们说她年轻、漂亮、身材好，这些都跟生育有关，而生育发生在人生的早期。我们通常怎么称赞男人呢？我们说他有事业、有成就、有安全感，而这些品质通常都发生在人生的中年，甚至中老年。

在高中、大学期间，女性的价值已经彰显出来的时候，男性的价值还远远没有彰显。这时女性的追求者比较多，女性就比较挑剔。跟女性同龄的那些男生要追求这些女生的话，就显得比较吃力；而那些较为年长的男生，优势就比较突出，因为他们的才能和价值已经逐渐彰显出来。

如果一位女生在大学期间就跟同班同年龄的男生谈恋爱结婚，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位女生就会先对家庭做出各种投入：养育孩子、照顾家庭、扶持丈夫。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位丈夫会逐渐积累他的人力资本，走上事业的高峰，取得越来越更多的选择机会；与此对照，女生生理上的价值，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这时候男生就增加了背叛女生的概率。

这种情况正在谈恋爱的女生知道吗？她们知道。即使她们不知道，她们的父母也知道。女怕嫁错郎，女孩儿的家长会教育女儿要以小见大，带眼识人。

如果女生找一位年纪比自己大、个人价值已经彰显出来的男生，那么这段婚姻的不确定性就会减少，婚姻关系就会比较牢固。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女生会嫁给年纪比自己大一点的男生，而第二次结婚时——如果有的话——男生会娶比自己年纪小更多的女生的缘故。

当然这篇文章所谈的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现代女性的价值早就不单靠生理条件来展现了。教育、修养、见识都是男人和女人越来越重要的品质。

一夫一妻，谁得谁失

经济学还能解释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制度，它的分析结论也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很多人会觉得一夫多妻制对男人有利，对女人不利，但根据经济学的分析，结论恰好相反。

首先，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在逻辑上好像是对等的，两种婚姻模式都有人尝试过，但最后从历史上看，一夫多妻要比一妻多夫更常见，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女的产权在一妻多夫制下并不确定，妈妈是谁当然是确定的，但爸爸是谁很难确定。不确定爸爸是谁，孩子的抚养义务就不容易落实，养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一夫多妻就没有这个问题，妈妈是谁很清楚，爸爸是谁也非常清楚。

一个社会中，如果实施一夫多妻，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即便一个女人不喜欢、不接受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对她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虽然世界上不见得每一个女人都愿意和别人分享一个丈夫，但只要社会上有一些男人和女人愿意实施一夫多妻，那就会有更多的男人空出来，女人的选择范围就扩大了。

对于男人而言，情况刚好相反。只要社会上有一些男人和女人愿意实施一夫多妻，那未婚女人的数量就会加速减少，男人的选择范围就会缩小。个别男人娶了多个女人，而有一些男人就可能终生娶不到老婆了，而即便能够娶到，由于选择范围缩小，也没有一夫一妻制下的好了。

实际的结果是，那些赞成一夫多妻制的男人——绝大部分是比较普通的男人，他们在一夫多妻制度下，情况反而变糟了；而女人，哪怕她们自己是反对一夫多妻的，但只要有别的女人进入了一夫多妻的婚姻状态，她们自己的选择范围就增加了，她们的处境也变好了。

波斯纳法官在他的名著《法律的经济学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2014）中清楚地指出，一夫一妻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成功男人限购的政策，它的效果是财富转移。它让女人的选择范围减少了，让成功的、更有吸引力的男人的选择减少了，而让那些年纪较轻、收入较低的男人处境变好了。

思考题

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越来越多的人推迟结婚，甚至不愿意结婚了？你能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现象？

责任的分担｜让防范的成本最小

第088讲 | 汉德公式

上一个单元，我们集中探讨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有一个特点：它们都是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但要想应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光有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法院也参与进来。

我们这一讲就介绍政府监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汉德公式。

汉德（Learned Hand）是美国一位著名的中级法院的法官。这位汉德法官很有思想，他写下的判决书是美国中级法院法官中被引用最多的，他的英文名字看上去也有点奇怪，直译起来是“熟手”的意思。

美国诉卡罗尔拖船公司案

汉德公式的来源，是1947年的“美国诉卡罗尔拖船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 1947）。在这个案件中，有一艘叫“Anna C”的驳船，它是一种自己不带动力的货船，需要接驳到别的拖船上才能被拖走。

这艘叫“Anna C”的驳船当时装载了一船美国政府的面粉，跟其他船绑在一起拴在码头上。这时一家叫“卡罗尔”的拖船公司，为了拖走跟Anna C绑在一起的一艘船，就解开了绳索，但是船员没有把绳索重新绑好，Anna C就漂离了海岸。

当然卡罗尔拖船公司的人没发现这一点，他们拖着自己要拖的船驶离了海港。而Anna C一点一点地漂移，与旁边一艘油船相撞时被撞坏了，而油船的主人也没发现撞坏了Anna C。过了整整21个小时，Anna C沉没了，装在Anna C上的满满一船美国政府的面粉也都泡汤了。于是美国政府就告卡罗尔拖船公司，要它赔偿驳船以及驳船上装的整船面粉。

汉德公式

这个案子到了汉德法官手里。

我们发现，这个案子有趣的地方是，最早的肇事者是卡罗尔公司，他们没把绳绑紧让Anna C漂了出来；但对Anna C造成致命伤害的是那艘油船，是油船撞坏了Anna C；而这艘船被破坏以后，之所以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是由于船上装满了美国政府的面粉。

这个重大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显然卡罗尔公司是有责任的，那么油船公司有责任吗？Anna C的船主有责任吗？美国政府本身有责任吗？

在这个案件中，造成重大损失的整个过程是环环相扣的。如果卡罗尔公司的人把船都绑好了，那么Anna C就不会漂出来；即便Anna C漂出来了，如果油船不把Anna C撞坏，Anna C也不会沉没；哪怕是油船把Anna C撞坏了，只要有人在21小时内尽早地发现，也不至于发生全船沉没、整船面粉都泡汤的结果。

到底责任在谁呢？这时，汉德法官说出了他著名的“汉德公式”。

他说在绑满了船的码头上，每一艘船实际上都有可能被松绑，都有可能碰到别的船，因而任何一位船主在这样的码头，都有注意的义务，都有避免意外的义务。而船主在自己的船受到意外碰撞产生损失时，是否承担责任，则取决于这样三个因素：

（1）这艘船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2）这艘船发生意外的严重程度；

（3）他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

当船主避免意外所付的成本低于意外发生的概率乘以意外发生以后产生的损失（预计的损失）时，船主就应该承担责任。

汉德法官还把他的想法用公式写了出来，他把避免意外的成本记作B，把产生意外的概率记作P，把意外所产生的损失记作L，那么船主应承担责任的条件就是B<P×L。 这就是著名的汉德公式。

B<P×L

根据这个公式，汉德法官做出了以下判决：首先，卡罗尔公司没把绳子绑好，这一点卡罗尔公司要负全部责任；而正因为绳子没有绑好，Anna C撞到了别的船上，这个损失是直接由卡罗尔公司造成的，所以卡罗尔公司要承担这艘驳船被损坏的全部责任。

但是，这艘驳船被损坏以后，在海上漂了足足21个小时，没有人照看，而它上面竟然是装满了美国政府的面粉，那是宝贵的财富。负责绑绳子的卡罗尔公司不知道这艘船那么值钱，旁边的那艘油船也不知道Anna C这么值钱，只有Anna C的主人知道自己船上装的是什么。

根据汉德公式，船没有绑好被别的船碰上的机会是有的，P是大于0的，潜在的损失L是巨大的，这两项相乘，预计的损失是相当大的。而要避免这么大的损失，Anna C的主人只要派一个人到船上时不时查看一下就可以及早地发现风险，减少损失，甚至完全避免损失。

这时汉德公式的条件满足了。也就是说Anna C的船主负有责任，原告美国政府也负有责任。最后的判决是卡罗尔公司不需要做出全额赔偿，原告美国政府及其承运人Anna C的船主要承担相当一部分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在整个案件里，Anna C的船主或者美国政府本身似乎没做错什么事情，只是由于船上的面粉够值钱、潜在的损失够大，他们就被判定应该为自己的财富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要为避免潜在的损失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邻居把墙打穿应该如何赔偿

现实生活中，汉德公式有着广泛的应用，可以帮助当事双方合理地确定责任。

比如，我的邻居在装修，不小心把我家的墙给打穿了，这时他应该付全额的赔偿。因为根据汉德公式，装修时把别人的墙打穿，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哪怕是墙给打穿了，损失也可能就是几千元钱而已。

但是我要避免这种意外所要付出的代价却很高。我怎么才能防止邻居装修时不把墙打穿呢？我得守着它吗？那样的话成本就太高了。所以我自己不需要为此担负责任，邻居真的把墙打穿了，那他全额赔偿就好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场景改变一下，不仅我家的墙被打穿了，而且我那墙上挂着的价值一亿元的名画也被打穿了，这时邻居要不要付全额的赔偿呢？

我们看汉德公式，这时邻居把墙打穿的概率是不变的，但是由于我在墙上挂了一幅上亿元的名画，潜在的损失就增加了上万倍。

这时我付出很大的成本，采取很多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意外的发生，就变得有意义了。汉德公式右面的一项增大了，左边那一项也就相应地增大了。

普通民宅的邻居，怎么知道你在房间里会挂一幅上亿元的名画呢？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我有责任，责任还挺大的。这就是汉德公式的含义。

铁路检修工诉铁路公司案

1986年，法律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波斯纳法官也审理过一个案子——“铁路检修工诉铁路公司案”（Davis v. Consolidated Rail Corp 1986），他在审案中就严格应用了汉德公式。

在这个案件中，有一个铁路检修工钻到火车底下检修火车，铁路公司的人看见他钻进去了也没吭声。过了没多久，这辆火车忽然开动了，工人来不及爬出，一条腿被轧断了。于是这个工人就把铁路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300多万美元。

工人要求赔偿的理由有三点：第一，铁路公司的人明明看见他钻到了火车底下，却没有汇报给铁路公司，竟然让火车开动了，铁路公司有责任赔偿。

就这一点，波斯纳法官的裁决是，根据汉德公式，这一点不成立。因为那是一个火车站，有工人爬到火车底下检修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铁路公司的人凡是见到有工人爬到火车下检修就要去公司总部汇报，那么避免意外的成本也太高了，所以铁路公司没有责任。

工人说的第二个理由是：铁路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火车开动以前，应该检查每一辆车厢下面是否还有工人在工作。波斯纳法官判决这一点也不成立，因为列车很长，如果要检查下面有没有人，检查完一轮以后，又得检查第二轮了，那这火车永远都不用开了。

工人提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火车司机在开动列车时没有鸣笛。波斯纳法官说这个理由成立，因为不管火车站是否嘈杂，不管这个检修工人是否能够听得见鸣笛声，火车司机在开车以前鸣一下笛，成本是非常低的，而这一声鸣笛所能避免的潜在损失可能是很大的。

这样汉德公式所列出来的条件就符合了，火车司机负有责任。就因为火车司机没有鸣笛这一点，波斯纳法官最后判受伤的工人胜诉，获得300多万美元的赔偿。

思考题

一位女病人在长期接受了医院的输血以后患上了艾滋病。当然根据汉德公式，我们会想医院应该负有责任。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案件发生在1987年，那一年人类才刚刚发现有艾滋病这回事。在这以前整个医学界是不知道有艾滋病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或者血液的提供者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为什么？

第089讲 | 监管要看边际效应

我们上一讲介绍的汉德公式中有三个变量：避免意外的成本、产生意外的概率、意外所产生的损失。如果避免意外所付的成本低于意外发生的概率乘以意外发生以后产生的损失（预计的损失），那么具有避免意外义务的人就应该承担责任。

在实际的侵权法当中，责任的分摊不是黑白分明，而是有灰色过渡带的。针对责任的强弱不同，还存在一些典型的不同比例的责任分摊类型，包括疏忽责任、严格责任、连带责任等。

生产商的“严格责任”

1944年，美国发生过一宗跟可口可乐相关的案子（Escola v.Coca Cola Bottling co. Fresno 1944）。可口可乐公司给一家餐厅送了几箱玻璃瓶装的可口可乐，这家餐厅把这些可口可乐放在炎热的室外足足36个小时。当餐厅的一位女服务员把这些可口可乐放进冰箱时，其中一瓶发生了爆炸，女服务员被炸伤。

女服务员要求可口可乐公司赔偿，但根据当时的法律，原告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可口可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疏忽。在一审时，陪审团一致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有疏忽。但可口可乐公司不服，它说：“我们的生产过程一直是这样，我们生产和送货都有严格的程序，没有证据证明我们存在疏忽。而且这几箱可口可乐已经交付给客人，在客人那里放了36小时，我们的责任早就完结了。”

这个案子到了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勉强地裁定肯定存在可口可乐公司疏忽的证据，于是维持了原判。但在判决当中，有一位法官提出了“协同意见”（concurring opinion），意思是他跟大多数法官的判决结果相同，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有责任，但是他有不同的理由。

这位法官认为，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要负责，并不是因为存在可口可乐公司疏忽的证据，而是因为可口可乐公司应该无条件地负责。他的理由是，在这种产品发生意外对顾客造成伤害的案件中，要让顾客提出证据证明厂商存在疏忽是非常困难的，顾客必须是专家才有可能提出证据。

他认为只要产品出现明显的质量问题，无需证据就可以判企业疏忽，企业应该对自己的产品负有严格的责任，顾客不需要提供关于疏忽的证据就能够获得赔偿。这种无条件的责任叫“严格责任”。

也就是从这个案件开始，“严格责任”的概念在产品安全案件中越来越被人们广泛接受，厂家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担负严格责任就成了常态。

这样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因为一件产品销售给千家万户，每一位顾客都有不同的使用场景，如果用玻璃瓶装的可口可乐，在一些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也会发生爆炸，那就要求每一位顾客都成为专家，对气温、压强、搬动的程序等，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意外就难以避免。这样，整个社会避免意外发生的成本也太高了。反过来，只要可口可乐公司能够把瓶子做得更结实一点，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所有顾客都不需要担心了。因此让商家承担严格责任，是有必要的。

商家责任过大会事与愿违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要盯住的，永远不是某一个指标的最大化，而是多个指标之间的平衡。换句话说，我们要盯住的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平衡。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度，因为过分的安全、过大的责任也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

所有生产者，当法律给他们分配了一定责任以后，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依次做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根据他们的学识、才能，看看能不能避免意外。如果能而且值得这么做，他们就会这么做，这么做的好处大于因为意外所要赔偿的金额，他们就赚了。因而法律把责任压到这些有能力避免意外的人身上，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减少意外。

但是如果责任人事实上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避免意外的，他会怎么办？他的一个合理做法是去买保险，将风险分摊给其他人。与此同时，他也可以提高产品的售价，把自己所要承担的风险重新分摊给所有顾客，让所有顾客一起来承担。

如果他的责任还是太大，既没有办法通过买保险来分摊，也没有办法通过提高商品的价格来分摊，那么他就会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铤而走险，继续生产，一旦出了事就破产、坐牢；如果他小心谨慎一点，会做第二个选择，那就是不再生产，完全退出市场。

这时有人会提出，如果引入一个第三方——政府机构（非营利的），让这个机构对产品的质量加以监管，就有可能很好地解决产品质量的问题。

政府监管产品安全的理由与成本

我们再来讨论让政府来监管的问题。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为例。它负责对美国的食品和药物安全进行监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监督都比较低调。一种新的药品要上市，送到FDA审批，审批的标准只有“安全”。如果FDA在60天之内没给答复，这种药品就可以上市了。

而在20世纪60年代，FDA成功阻止了一种安静剂的上市，这种安静剂对孕妇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受这种药物影响的孕妇，生下来的小孩儿四肢是不健全的。欧洲的药监机构并没有发现这种副作用，结果这种药物在欧洲大行其道，以致欧洲出生了大量四肢不健全的婴儿。其数量之大，使得市场上都出现了批量生产的为残疾儿童定制的假肢。

FDA成功阻止这一安静剂的上市，确保美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情况。196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还专门给FDA的局长颁发了一枚勋章，以表彰FDA的贡献。

从此，FDA的功能就大大加强了，它的监管活动从过去的低调变成了高调，它要负责的不仅仅是要确保药物和食品的“安全”，还要确保它们“有效”。安全和有效这两个标准加起来，厂商就不容易满足了。

大家会说提高食品和药品的质量总是好的，但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凡事都有成本。与销售利润没有任何牵连的审批官员，他们确实不会像商家那样追求利润，但他们追求产品的极致安全，而追求产品的极致安全，本身是有成本的。

其中的时间成本就不可低估。官员越是谨慎，审批的时间越长，新药上市的时间就越晚，而许多病人因为吃不到新药病情恶化了，或者他们只能吃市面上那些质量相对差的药，副作用加大了，但这些都没有纳入监管官员的绩效考核中去。

药物滞后（drug lag），是FDA监管当中发生的一个事与愿违的严重社会后果。现在，时不时就有艾滋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跑到FDA总部门口去抗议，要求加快新药的审批过程。他们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安全的药，我们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赶快让我们试试那些新药。”

追求过分安全，也得付出金钱和机会的成本。美国有一位叫艾伦·乔（Ellen Chow）的医生发明了一种眼科治疗技术，能够让盲人复明。但是这种手术一直没有通过FDA的认证，原因在于这个认证过程得花很多钱，而这位医生没那么多钱。

在市场上，潜在的接受这种治疗的病人本来就为数不多，把他们能够付的钱凑起来，也不够FDA审批所要花的钱。一些病人就对着那些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安全，我们本来就看不见东西，最坏也就是这样了，让大夫给我们做手术，我们不需要FDA来监管。”

当然，FDA还是要监管的，问题在于监管官员追求的目标跟病人的目标并非总是一致的。

思考题

如果我们让厂商把产品的所有副作用都清楚地列出来，也就是说政府强迫厂商对产品的所有副作用都做出强制性的披露，然后让消费者自己做一个选择，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解决安全问题的监管方式呢？为什么？

第090讲 | 监管本身也要引入竞争机制

在这一章，我们先讲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又讲了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也讲了政府在监管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但是我们发现，政府监管本身也会产生问题，有时候它把监管的标准提得过高，也会产生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后果。这一讲我们接着讨论政府的另外一种监管方式：强制披露（mandated disclosure）。

广受欢迎的强制披露令

所谓强制披露，是指政府命令厂家把产品的所有副作用清楚地列出来告诉消费者，让消费者自己来做决定。

这种办法开始时挺受各方欢迎的。

首先，学者觉得这种强制披露的办法，很适合解决我们今天社会中遇到的复杂问题。产品有不同的特性，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决定，不搞一刀切。如果一刀切，就要求有一个全社会都适用的标准，那样就太难了，成本也太高了。

其次，普通消费者也欢迎，因为它符合自由经济的理念。自由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福利负责。比如，晚上过了11点还不睡觉伤不伤身体？会伤，但有些人就喜欢熬夜，这些人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再比如，有些药刚刚研制出来，还没有经过周全的测试，但有些病人比较喜欢冒险或者他们根本就等不及了，他们要先行先试，也可以。这时，只要厂家把可能的副作用都告诉他们，他们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

另外，政府官员也欢迎这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会增加多少立法和执法的成本，只要发一个命令，让所有的厂家都把相关的信息披露出来，一张纸就可以了。

大家都会认为，这种做法哪怕效果不是那么明显，至少是无害的。厂家把副作用列出来增加产品的透明度，总归是好事。如果做得不好，我们还有机会再修正，要求厂家披露得再详细一点。

强制披露令为何失败

纸上谈兵容易，但真的实施起来，强制披露令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第一，很多人对文字和数字不敏感。在说明书里，如果出现了大量专业术语，还有很多关于剂量的数字，人们就搞不清楚了。

第二，信息负担过重。一个简单的产品，有厚厚的一本说明书，看不过来。

第三，决策厌恶症。如果一个人面临一个决策，他可能会花心思去考虑，两个决策他也可能会仔细再想想，但如果面临50个决策、100个决策，他可能就懒得再去做任何决策了。简单地说，复杂性削弱了强制披露可能带来的好处。

芝加哥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欧姆瑞·本·沙哈尔（Omri Ben–Shahar）教授与其他人合著了一本书，名叫《过犹不及：强制披露的失败》（More Than You Wanted to Know:The Failure of Mandated Disclosure 2014），这本书就举了许多强制披露失败的例子。

我们在电脑上安装音乐管理软件iTunes时，会遇到一份电子协议书，我们得同意了才能继续安装和使用。事实上这份电子协议书从来没人仔细看过。欧姆瑞把它拷贝下来，用最小的8号字打到A4纸上，能打30多页那么长。他每次演讲都带着这么一卷纸去给现场的观众看，令人印象深刻。

这么长的协议书是不会有人看的，在这里，强制披露根本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被误导的消费者

披露的信息过多，还会对消费者产生意想不到的误导作用。

欧姆瑞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有这么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要让那些被测试者去猜测一罐装满了硬币的瓶子里到底有多少钱。

被测试者分成两组，每一组的测试者都配备了一位专家顾问，这位专家顾问很有经验，能比较准确地猜出一罐硬币到底值多少钱。专家顾问提供参考意见，由被测试者自己决定猜测的数值。

不同的是，在第一组，专家只是给出意见，没说别的，被测试者根据专家的意见做出自己的选择。第二组，专家不仅给出意见，同时也告诉被测试者，他的劳动报酬是跟他所预测的金额相挂钩的，预测的金额越高，分得的利益越高，也就是说他有夸大预测结果的倾向。他提前说明了自己的利益相关性。

实验的结果表明，被测试者们更愿意相信那些提前声明了利益相关性的专家，他们预测的数字更接近专家给出的建议。简单地说，专家把自己的缺点说得越多，就显得越可信。

欧姆瑞还举了一些国外常见药品的例子，这些药品也密密麻麻地列出了很多副作用。但是，当人们看见这些副作用以后，反而更信赖这些药品了。

也就是说，一开始看起来既受学者、消费者欢迎，也受监管官员欢迎的强制披露令，事实上在实践中很难达到它的目的。

监管机构也要有竞争机制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原因在于我们通过强制披露令想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不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变成专家，而是通过分工、交易的办法，让那些专家来提供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服务。

我的看法是：垄断性的监管机构很难在信息高度复杂的社会里，为情况多样的消费者做出正确决定。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为监管引入竞争。监管机构不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是应该多家竞争。不同的认证机构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风格、不同消费者的偏好给出认证，消费者不需要知道具体的知识，他们只要选择不同认证机构的品牌就可以了。让监管机构之间也形成竞争的态势，让它们的专业判断成为一种商品，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互相比较，供消费者选择。这是让“专业知识”和“选择自由”得到协调的好办法。

思考题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很多年前就建议，要取消统一的、由官方发放的医师职业认证，改为由不同的医院发放职业认证。

不是不要认证，而是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认证标准，有些高一点、有些低一点，有些保守一点、有些激进一点，从而让不同的认证标准之间展开竞争。你认为这种做法是否可行？为什么？

第9章 合作

为何同工不同酬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场景尽显文明之光。

理解了经济学眼中的企业，就能深刻地理解什么叫文明。企业构造了许多精妙的人际关系规则，让人们能够以非常体面、迂回的方式进行竞争，进行合作，进行生产和创造。

决策权｜谁来当老板

第091讲 | 企业的团队本质

信息不对称，讲的是人与人之间既要合作，又要防止互相欺负、互相牵制、互相支配、互相敲竹杠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理解企业的本质。

解释之一：企业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

为什么会有企业存在？一个人要到企业里工作，需要放弃很多自由，还得听人指挥，而如果在市场里单干，就能够自己做主，爱干什么干什么。那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企业，而不选择自己单干呢？

经济学家科斯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 1937）。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这个看上去有些天真的问题，然后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回答。

他说人们之所以要进入企业工作，而不在市场里单干然后互相交易，原因在于市场有很高的交易费用。如果单干的话，需要每天跟很多的陌生人打交道，跟别人讨价还价，才能把产品或者服务卖出去，每天都要应付各种各样不靠谱的行为。

而如果进入企业工作，上面说的这些成本就会大大缩减：每天跟熟悉的人一块工作，互相信任，配合会越来越好；我们付出的劳动力，一次性地批发给企业，不用每天、每个小时、每件工作都去议价，议价的成本基本上都省下来了；企业内部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企业的经理也可以协调解决内部的问题和冲突，做出适当的奖惩。

因而，市场上存在巨大的交易费用，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则很低，这是人们愿意放弃自己一部分的自由和权益，进入企业、听别人指挥的原因。

交易费用限制企业规模

但紧接着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进入企业能够节省交易费用，而企业之间进行交易仍然有大量的交易费用，那为什么企业与企业之间不进行不断的合并，最后变成一家超级大的企业呢？这样不是可以极大地节省交易费用吗？为什么我们还会看到有那么多的企业并存，这些企业没有选择无限地做大呢？

科斯接着又做了回答。他说企业之所以不会越做越大，是因为企业内部也有管理成本，管理成本会随着企业内部员工人数的增加而急剧增加。

科斯的理论非常简单。为什么人们会进入企业工作呢？因为市场有交易费用。为什么企业不会无限做大呢？因为企业内部有管理费用。这就是科斯的企业理论。

解释之二：企业存在是因为团队效应

而对于社会上到底为什么会形成企业，还有另外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做出了解释，一位是我们熟悉的阿尔钦，另外一位是德姆塞茨，我们在讲产权兴起时也提到过他的贡献。

这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1972）。

在这篇文章里，两位经济学家说之所以有企业，是因为企业是一个团队，而团队具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特征：团队能够带来比每一个成员的产出之和还要大的产出。有一组资源，把它们凑在一块带来的效用，比这一组资源中每个要素所能带来的效益加起来还要大，这就是一个团队。

两个球队一起打一场比赛，它带来的娱乐效果，要比球队中每一位球员轮番上场表演所带来的娱乐效果之和大，所以球队是一个团队。

一个交响乐团演奏一首交响乐，要比每一个成员轮番上场表演加起来的效果好，所以交响乐团是个团队。

一杯苦的黑咖啡再加上一块甜的芝士蛋糕，搭配起来享用给人带来的享受，要比我们单独嚼咖啡豆、喝点水、吃点面粉，再吃点糖，再嚼一块芝士，带来的享受要大得多，所以黑咖啡加上芝士蛋糕是一个团队。

一盘麻婆豆腐好吃，它要比我们先吃豆腐然后再吃调料感觉要好得多，所以麻婆豆腐也是一个团队。

换句话说，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团队具有一种神秘的功能，它把东西加起来以后，就会无中生有地产生一些新的效用，使得团队能够带来比每一个要素所能带来的效用加起来还要大的效用。

而这些新的效用，是没办法全部逐一追溯到构成这个团队的每一个要素上去的。一首交响乐很好听，但无法说出这首交响乐到底谁的贡献大，整个效果是每一个要素加起来一起产生的。球赛、咖啡芝士蛋糕、麻婆豆腐也都如此。

科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三位经济学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论，你喜欢哪种？我自己则更喜欢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

边际贡献决定单个成员在团队中的贡献率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认为团队能够无中生有地产生一些新的效用，这是人们结成企业的根本原因。

接着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判断团队中每个成员对团队产出的贡献？例如，一首交响乐，是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的产品。那在这个团队中，乐团指挥的贡献到底有多少呢？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回答是：要看边际贡献。同样一个乐团由不同的人指挥，这个人带来的边际收益，就是乐团指挥所带来的边际贡献。同样是柏林爱乐管弦乐团，卡拉扬指挥一场，别人指挥一场，没有人指挥的情况下再表演一场，看这三场演唱会的收入就会知道，有了卡拉扬整场音乐会增值多少，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它的价值是多少，由别人指挥这场音乐会贬值多少。

简单地说，企业是能够无中生有地带来额外收益的一种经济组织，每一个成员的收入取决于他对团队的边际贡献。当然，在企业里面每个人的边际贡献，并不是印在每个人的额头上，一望而知的，所以每个企业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都会通过各种线索，来判断每一位员工对企业的边际贡献，从而给他们厘定工资。

思考题

既然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对团队的最终产品有贡献，那么他们应该都是平等的。那为什么在团队里面，也就是在企业里面有些人整天指手画脚指挥别人，而有些人却要听从别人的指挥呢？

第092讲 | 谁来当老板：资本和劳动力

既然团队中每个成员都对这个团队有贡献，那么他们的地位就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在企业中，有人负责发号施令，而有人就得听从指挥呢？

人们为什么不会争着当老板

新员工入职时，都会拿到一本厚厚的员工手册。这本员工手册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新员工入职时，却不会给老板一本相同厚度的老板手册，指明老板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由此很多人得出一个看上去很合理的结论，那就是资本家通常都有能力支配、指挥劳动力，由此推论，资本家天然具有剥削工人的倾向。

但问题是，如果资本家天然就可以剥削劳动力，那为什么人们不去争着做资本家呢？

你可能会说当资本家需要有资本，但事实上资本家有大有小。现在的打工者年薪一般是几万元、十几万元、几十万元，而像苹果、微软这样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他们的收入是千万级别的，他们仍然在打工。而要当一位小老板，可能投资一两万元就可以了，为什么大家不争着去当小老板呢？

资本与劳力：谁是弱者谁当老板

我们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的强者和弱者”一讲中提到，因为加盟店更容易欺负总店，总店才会签订不平等的条约，来加强弱者（总店）的地位，削弱强者（加盟店）的地位。

合同中反映出来的强者与弱者，跟现实状态中的刚好相反。医生和病人之间有这样的关系，餐厅和顾客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都有这样的关系。表面看上去的弱者其实是强者，表面看上去的强者其实是弱者。

那在企业中，是资本家强还是劳动力强？谁更容易牵制、操控、剥削对方呢？

我们知道在一个团队中，劳动力和资本要形成良好的搭配才能够有效率。而资本家建好工厂、铺好生产线，把资金投入以后，他们基本上就没有退路了。东西已经在那个地方，他们想撤并不容易。而劳动者投入的是他们的劳动，他们随时可以付出，也随时可以收回。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资本家所投入的无论是厂房、生产线还是资金，他的脑袋无法安在这些资本上面，他不可能24小时看着自己的资本；而劳动者付出的刚好是劳动力本身，他的脑袋长在他的身体上，随时可以掌控他所提供劳动力的品质和数量：偷懒很容易，假装卖力很容易，多吃多占也很容易。因此我们说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资本往往是弱者，劳动力往往是强者。

企业管理的本质：防止劳动力滥用资本

到此，我们就能够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在一个企业里谁当老板？

第一个准则是，谁提供的资源更容易被滥用、被支配、被牵制，这种资源的所有者就充当老板。而与此对应，那些更容易偷懒、更容易滥用别的资源、更容易虚张声势假装卖力的资源所有者，会充当被管理者的角色。

当我们把资本和劳动力做比较时会发现，资本是更容易被欺负、被滥用的；而劳动力则更容易偷懒、更容易滥用资本。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劳动力剥削、滥用、操控资本，而不是相反。大量关于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劳动力的利益向资本的利益看齐。

思考题

在创新创业的热潮当中，究竟是资本追逐创新，还是创新追逐资本？资本家和创业者，到底谁更需要谁？

第093讲 | 谁来当老板：专用资源和通用资源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在企业内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应该由谁来当老板的第一个准则。我们说，在企业里哪一种资源更容易被支配、被滥用，这种资源的所有者就应该成为指挥者。这一讲我们来解释第二个准则。

专用资源与通用资源：谁更在乎企业成败

我们先来设想一下：我在某家汽车制造企业担任设计师，专门设计汽车外形。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钻研这么一门学问，知道车怎样才好看，知道如何减少空气阻力，怎么才能省油，汽车在高速行驶时怎样才能更稳定。

除了设计师，这家企业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工种，行政秘书、出纳、保安、门卫、清洁工……那么我跟他们在一起，谁更可能是企业的管理者呢？答案是，我更可能是企业的管理者，而他们是被管理者。

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我提供的人力资本比较稀缺吗？不见得。在一个企业里，很多工种的人数也非常少，比如保安和门卫人数就不可能很多，负责内部审计的人也非常少。这些审计、门卫，不可能因为人数少就成为企业的经理。

我们提供的同样是劳动力资本，但是我所提供的劳动力资本跟行政秘书、出纳、保安提供的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如果我们共同服务的这家企业经营不善倒闭了，我们各自的再就业前景很不同。

如果这家汽车制造商倒闭了，专门负责汽车外形设计的设计师，也就是我，在世界上还能找到几家同类的汽车制造公司给我提供类似的职位呢？

是的，奔驰如果倒闭了，那还有宝马，还有英菲尼迪，还有特斯拉，还有宾利，但是也就屈指可数的这么几家。如果不在这些企业工作，我的收入肯定会大减，我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就会大大贬值，因为我的本领在别的地方基本用不上。

但是刚才我说的其他同事，行政秘书、出纳、保安，他们可以获得类似收入的工作有多少？很多，可以说成千上万。他们不在微软工作可以到苹果工作，可以到谷歌工作，而且他们在这些不同的公司里发挥的功能差不多，获得的收入也差不多。

经济学家把那些高度依赖于所在企业平台的资源，称为企业的专用资源（firm specific assets）；而把那些无论放到哪个企业平台都能发挥差不多的功能、获得差不多收益的资源，称为企业的通用资源（firm independent assets）。

如果我们让企业专用资源的所有者来充当企业的管理者和决策者，而让那些通用资源的所有者接受命令、服从管理，这时那些专用资源的所有者，因为更在乎企业的成败，就会成为更好的掌舵人。

专用资源必须在特定平台上发挥作用

我们要强调的是，企业的专用资源必须是在特定的平台上才能发挥作用。

以我为例。我是一位经济学老师，过去花了很长时间钻研一门学问，我擅长给学生讲解什么才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但我必须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里、非常独特的平台上，才能发挥我的价值。一般说来，我要在大学里——在一个已经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已经招收了好多学生、已经建立了讲台、已经安排好上课时间的环境里，才能发挥我的所长。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给同学们讲解需求曲线为什么一定是倾斜向下的，大家才觉得有意思、有收获。

杰克逊与灯光舞台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的大歌星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Jackson）也是劳动力的提供者，而他做一场秀则还需要大量的资本，包括灯光、音响、舞台和特效等。这时谁是这个团队的通用资源，谁是专用资源呢？

杰克逊本人当然是这个团队的专用资源，他知道自己的舞姿稍有瑕疵，就会显著影响他受欢迎的程度，影响他的收入。他如果不当歌星，离开舞台，他的价值就会极大地降低。

而相对的，那些提供舞台、灯光、音响设备的资本家，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资源其实就是团队的通用资源。一个麦克风给杰克逊用可以，给其他歌星用也可以。

因此，在杰克逊和这些资本家构成的组合里，杰克逊虽然是劳动者，提供舞台、音响、灯光的是资本家，但杰克逊具有更大的决策权，杰克逊说了算。

要注意的是，这个原则（企业通用资源和专用资源的权衡），跟上一讲介绍的原则（当资本和劳动力相遇，通常是资本所有者当老板），就有一定的冲突。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来决定采用哪一个原则，从而决定谁来当老板，即谁来运筹帷幄和发号施令。

资深律师与年轻律师

我们再看一下在律师事务所里，哪些是企业的专用资源。是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楼吗？家具吗？电脑吗？写法律文书的本领吗？还是资深律师的客户名单？

一个律所最核心的资本，当然是资深律师的客户名单，资深律师走到哪儿这份名单跟到哪儿，业务就跟到哪儿，而其他都是从属的。所以在律所里，资深律师被称为合伙人，他们是企业的专用资源，他们说了算。

而其他资本的提供者，包括那些年轻律师，他们虽然也提供专业的本领，但他们的专业本领太同质化了、太通用了，放到哪个律所里价值都差不多，他们就在更大程度上处于从属的地位，得根据指令来工作。

职业确实没有高低之分，那些所谓的老板、发号施令的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如果企业倒闭，他们所拥有的资本，不管是人力资本还是有形资本，放到别的地方去都会大打折扣。而那些企业的通用资源，基本上到哪儿都能够旱涝保收。

我们每个人，是应该努力把自己变成企业的专用资源，还是变成企业的通用资源呢？这得视个人具体的条件、情况和偏好来定。但不管怎样，更多地让专用资源的所有者成为企业的老板，或者说企业的管理者，是一种妥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的制度安排。

思考题

根据你的工作性质，你觉得你是属于通用资源，还是专用资源呢？你更愿意成为通用资源，还是专用资源？

第094讲 | 谁来当老板：固定收入和剩余索取

前面我们讲了在企业里面谁当老板的两个准则：第一个准则是哪种资源更容易被滥用，这种资源的所有者充当老板；第二个准则是区分企业的通用资源和专用资源，企业专用资源的所有者更在乎企业的成败，因此应该让他们来掌管企业。

这一讲我们继续讲第三个准则，即通过区分固定收入和剩余索取来支付报酬。

一明一暗带来的监督难题

很多年前，张维迎老师曾经举过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假定有两个人共同构成一个企业，他们一起生产某种商品。这两个人分别负责两道不同的工序：负责第一道工序的工人需要在阳光下干活，而第二道工序的工人则要在黑屋里工作。

在第一道工序工作的工人，到底有没有卖力、有没有偷懒，黑屋里的那位工人是能够看见的。但反过来，黑屋里的那位工人，工作有没有努力，阳光下工作的那位工人是没办法监督的。

一个在明，一个在暗。

假设这两道工序对产品的贡献都是5元钱，这个产品最终的价值就是10元钱。这两道工序的工资就应该是各占一半。如果最终的产品生产出来值10元钱，那阳光底下的工人拿5元钱，黑屋里的工人也拿5元钱。

但问题是，由于黑屋里工作的工人不受监督，工作会偷懒，这时他的贡献可能只有3元钱，那么整个产品卖出去就只值8元钱。如果还按照对半分成的分配方案，那么阳光下的工人虽然卖力工作，也只能得4元钱；黑屋里的工人虽然偷了懒，他的实际贡献只有3元钱，但也得了4元钱。外面的工人亏了1元钱，里面的工人赚了1元钱，这不公平。

如果你是制度设计者，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能会说实行轮岗，里面的人有一段时间到外面工作，外面的人有一段时间到里面工作。但这未必实际，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份工作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和许多经验的积累，我们不能有两天在车间工作，有两天到办公室工作，还有两天到厨房工作。专业分工这个假定不能改变。

大家也可能会说，能不能派一个人到黑屋里去监督？我们说不行，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假定不能改变，即这个人在黑屋里工作卖不卖力是没办法监督的。

大家可能还会说，那我们通过绩效考核（KPI）的办法，来确定里面的人到底有没有卖力，可以吗？这个办法也不可行，因为绩效考核标准的制定本身是根据每个职位应有的贡献来决定的，是我们先知道了每个职位应该贡献多少，企业才会制定相应职位的绩效考核标准。而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说在黑屋子里工作的人肯定是要偷懒的，如果他总是偷懒，那么人们就会以为，在黑屋里工作最多就只能做3元钱的贡献，因此给里面的人的绩效考核标准就是3元钱，结果他真的就做了3元钱，大家以为他已经尽力了。所以通过绩效考核，还是不能解决黑屋里工作的人持续偷懒的问题。

以“剩余索取权”激励难以监督的合作者

有一个办法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那就是通过固定收入和剩余索取权的区分来支付报酬。

每当这个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卖了8元钱，这8元钱先支付外面那个工人——那个提供的劳动力很容易被监督、衡量、计算的工人——的工资，赚了8元钱后先分给他5元钱。

外面这个工人的工资，是按照他的投入来计算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投入容易观察、容易衡量、容易被监督。赚来的8元钱，付完这5元钱的固定工资以后，剩下的给黑屋子里的人。在黑屋子里工作的人，被经济学家称为“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

剩余索取者的收入不根据他们的投入来计算，而根据企业产出——剩余的利润——来计算。企业剩下多少他们拿多少，他们越努力企业剩下的就越多，他们得到的就越多。因此不需要再有人监督他们的工作，监督他们到底卖不卖力。他们自己监督自己。

企业中有很多管理工作，都属于这种在黑屋子里工作的性质。一位企业经理，一上班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百叶窗一拉，在里面干什么谁都不知道。

他给别人打电话，别人是客户还是朋友？中午约人吃饭，是在发展个人友谊还是发展公司关系？到了周末还到北大上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班，这到底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还是对企业的发展有贡献？谁说得清楚？永远不可能有明确的衡量标准。

怎么办？我们让这种人拿企业剩下的利润，让他们自己监督自己。因此在企业里，对这种工作业绩很难用固定的方法来衡量的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当自己的老板，让他们成为剩余索取者。

制度经济学，让人耳目一新的科学分支

我们接连三讲的内容，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解释了在一个企业里什么人来当老板的普遍问题，我们的答案跟以前在别的地方学到的非常不一样：（1）我们看哪种资源更容易欺负别的资源，让那种容易被欺负的资源的所有者当老板；（2）我们看哪种资源是企业专用的资源，我们让这种资源的所有者当老板或者管理者；（3）我们看哪种资源的投入容易观察、衡量与监督，我们对这种资源的所有者先给予固定的回报，而对于那些不容易观察、衡量与监督的资源，我们对其所有者采取剩余分配的方式，让他们拿企业剩下的利润。

我们这个单元讲的所有这些企业理论，都是非常新的经济学的发现。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经济学家关心的都只是一些非常宏观的经济概念，比如说GDP、汇率、失业率等等。在他们眼里，像企业、家庭、组织、政府这样的机构看起来都不过是社会大生产当中的一个黑盒、一个原子，它里面没有固定的结构，只要投入就能有产出。

而经济学家是在大约50年前，才开始深入研究这些不同的机构、组织内部的治理关系，刻画、描述、解释这些组织内部的责权利关系。

这门学问在经济学里就被统称为“制度经济学”，这是一门让人耳目一新的分支学科，它的研究成果在今天很多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思考题

人们在规则越多的公司里面工作越卖力，还是在规则越少的公司里面工作越卖力？

收入分配 | 政府是否应该劫富济贫

第095讲 | 收入的高低和节奏由什么决定

劳动力获得的报酬不仅有金额高低的问题，还有发放的节奏问题，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种有不一样的收入节奏。这一讲我们将解释劳动力收入的高低以及收入的节奏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充分了解这些因素，能让我们在看到各种各样工资收入差异时，保持理性的态度。

员工的议价能力取决于他在别处的机会

一个人的收入高低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员工在一个企业里的议价能力，取决于他在别处的机会。他在别处的机会越多，他在这个企业里议价的能力就越高，因为他随时可以选择离开。而如果一个人在别处的机会已经用尽，目前的收入已经是众多选择里最高的了，那么他就没什么议价能力可言，只能老老实实待在这个企业里工作。

但像月嫂这样看似散兵游勇的职业，近年来工资却越来越高了。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总有别的人在别的地方给她们开更高的工资。因而哪怕月嫂没有形成一个组织，没有进行什么集体议价，她们的工资也仍然节节上升。

边际贡献决定团队成员的收入水平

我们在讲肥猪丸的故事时，提到有一位教授发明了一种肥猪丸。一颗肥猪丸能使猪多长100斤，那么这位教授的收入应该约等于他带来的额外贡献，即接近100斤猪肉的收益。这是决定收入高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任何个人在团队里得到的回报，跟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边际收入应该相称。

出租车司机收入和份子钱高低无关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也讨论过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跟份子钱之间的关系。

份子钱是由出租车的专营权决定的，它是垄断权带来的收入。如果我们硬性地修改专营权所有者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合同，硬性地提高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那就会吸引其他行业的劳动力来竞争这些职位。这些新来的竞争者最终还是会把出租车司机的实际工资压低，把他们应得的收益还给经营者。

在一个团队里谁拿多少，是由他们带来的边际收入决定的。专营权这种垄断权也是带来收入的一种资源，它该得多少，也是由市场的力量决定的。

信息费用高低影响收入分配方式

我们之前还讲了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在一个企业里，有的人拿固定工资，有的人拿剩余的收入。

有些人的工作绩效比较容易衡量和监督，这种人就根据他们工作的投入来获取工资回报，拿固定工资。而另外一种人，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很难衡量、很难监督，这种人就后拿收入，拿企业剩下的收入，他们被称为“剩余索取者”。

这里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工资是由市场的力量、市场的规律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老板的慷慨或者贪婪决定的。

时薪、月薪与年薪的区别

我们再来看，收入的节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不同的职业，它们的工资支付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有些工作叫小时工，是按小时计算的；有些工作叫计件工，是按产量来计算的。

还有一些工资支付的时间要长一点，工资按月支付；再长一点计算的就是年薪。时间跨度越大的薪水，给人的空间就越大。空间越大，人的灵活度就越高，就越有机会做一些新的尝试，眼光也越长远。例如，教授拿的是年薪，就不需要每天都有贡献，这样就有机会做一个周期长一点的科研和教学计划。

以投入与产出划分收入节奏

有些工作是按照投入来支付的，只要干了就有收入。扫地的工作、打字的工作、营业员的工作，付出了劳动就获得收入。

但有些工作却不是按照投入来支付的，而是按照成果来支付的。一些歌唱比赛的第一名可以获得一份唱片公司的合约，从此名闻天下，第二名、第三名就几乎什么都得不到了。这种工作风险性很大，它根据结果来支付报酬，与前期投入多少几乎没有关系。

工作品质鉴别难度决定收入节奏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一部电影拍摄过程中，群众演员和大明星的收入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就支付完毕的。群众演员拍电影时可能就已经拿到收入，明星在电影上映以后不久也应该能拿到已经产生的收入。

与此相对，大学老师的收入是在很长时间里支付的，很多大学老师签的是终身合约。为什么演员不签一个终身合约，一辈子做演员、一辈子做明星呢？而教授为什么不一下子拿一大笔钱，而是要把工资收入摊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一直拿一份不太高的收入呢？

那是因为演员所提供的产品的品质很容易鉴别。一部电影受不受欢迎，几乎在电影上映几天后就能够知道；但是学者的作品，无论是论文还是思想观点，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鉴别、评估和比较，人们才能够正确地认识他们所做的贡献大小。

我自己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我把自己喜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得奖的时间跟他们得奖作品的问世时间计算了一下，发现其中最幸运的得奖人，其作品发表19年以后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运气最差的那位，等了40年才获奖。

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他们的生产力往往已经下降了，如果根据人们最后的评估来决定他们的收入，那可能会产生许多不对称、错位的现象。

因此人们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先让教授们工作一段时间，当他们的绩效达到一个基本水平以后，学校就跟他们签订一个长期的合同，工资虽然不算高，但他们也能够衣食无忧，安心做研究了。

产权保护需要决定收入节奏

有些收入是当场给的，有些是终身给的，这个跨度还不算最大，还有些收入是代际支付的，在两代人之间支付。

例如，以前的师父跟徒弟之间的关系，徒弟在很长时间里获得的工资都很低，不仅低，还要有各种各样的付出，来赢得师傅的赏识。加起来，工资甚至是负数。原因之一是师父的手艺往往得不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一旦教会了徒弟，师父就没饭吃了。所以师父教徒弟时会特别小心，他选的不是普通徒弟，而是忠心耿耿、像儿子一样的徒弟。

这种师徒关系就要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训练期、试用期，等到师父完全放心了或者师父根本就做不动了，他才会把生意的命脉交给徒弟。可能有人会说这徒弟不是亏了吗？其实徒弟没亏，多年媳妇熬成婆，当徒弟成了师父以后，他就可以“剥削”下一代的徒弟了。

只要这个风俗习惯、这个传统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那么谁也不会亏，谁也不会赚。问题就在于，如果这种传统忽然间发生改变，那么就会有赢家和输家。

例如一个老徒弟，好不容易当上了新师父，这时传统上的师徒关系被打破了，这位新师父就要蒙受亏损了。

这跟社会上另外一种现象也很像。过去我们都尊重老人、孝敬老人，以此类推，自己的子女长大以后，他们也会孝敬我们。而现在习俗忽然发生了改变，父母不再依靠子女来赡养，子女长大就有他们的天地了。在这个年代里，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他们可能就要蒙受亏损了。

思考题

有些人会说工人的工资实在太低了，因为市场竞争并不完善，所以如果政府规定企业主给工人多付一点工资，这样是能够保障工人最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的，你怎么评论这种想法和做法？

第096讲 | 事与愿违之同工同酬法

上一讲我们讲了工资收入的高低和节奏都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也许有人会说，市场竞争是不完善的，有很多人的工资其实一直偏低，同工不同酬现象到处都存在。

这一讲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竞争之下同工不同酬现象趋于消失

在北大上课时，我总是喜欢先发问：世界上是否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同学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有”。

那好，我们就先来构造一个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我们假设在一个企业里有一男一女两位打字员，两位员工的工作质量完全一样：打字速度一样，错字率也一样，这叫同工。

但是老板是有歧视的，给男员工的工资是100元，给女工的工资是80元。完全相同的工作，付不同的工资，这就叫同工不同酬。

我们可能从一个角度出发，说这是不公正的，政府应该管一管，立一个同工同酬法，通过法律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但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如果政府不干预，市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假定所有的老板都喜欢男员工，不喜欢女员工，但总有那么一些老板，在喜欢男员工的同时更喜欢钱。一旦存在这样的老板，他们就多多少少愿意克制自己重男轻女的倾向，招一些女工，因为每多招一位女工他们就节省或多赚20元钱。

竞争之下，这些偏见稍微少一点的雇主，他们的竞争力就会更强。老板越是能够克制自己重男轻女的倾向，他的竞争力就越强。换句话说，老板越贪钱，他重男轻女的倾向就越弱。

我们之前在讲歧视时也讲过这个话题，如果那些少数派——无论是性别上、性取向上的少数派，还是个人宗教信仰上的少数派——遇到一位唯利是图的雇主，那就是他们的福音，因为这位雇主以貌取人、戴着有色眼镜判断别人的倾向会比较弱。

最后的结果是企业之间由于竞争的压力，不得不去雇用女员工，越是竞争激烈的地方女员工就越吃香，女员工的收入就会节节上升，最后接近男员工的收入。

哪里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哪里就存在廉价的优质员工。市场竞争的压力越大，雇主寻找廉价优质员工的积极性就越足，结果会使得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会趋于减少和消失。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岗位相同不等于工作相同

有人也许会说，有很多数据表明，女性的收入还是远远不如男性，女性的收入只占男性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这又怎么解释呢？

举个例子。假如我家请了一位阿姨，负责料理家务，她的月薪是2000元钱，每个月工作20天，平均每天工资是100元。这位阿姨有一天和我说：“能不能这样，我爱来工作就来工作，来的那天你付我100元，不来的那天你就不付钱？”

如果这样的话是她赚了，还是我赚了？答案是她赚了。

我付的这2000元，可不仅仅是日薪，而是月薪。我期望的是她在上班时间在岗，随时提供服务。其实她每天的日薪不值100元，可能只值六七十元，我付100元，要的是一种持续的服务。而她如果爱来不来，她就不能够提供这种持续的服务，所以是她赚了，我亏了。

通过这个角度我们再反过来看，女性收入为什么会低一点。

在一个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里，妻子如果要生小孩，比如连生两个小孩，再把两个小孩养到三四岁，他们上幼儿园了以后，妻子再重新回去工作，那么这当中至少有三四年甚至六七年的时间。

有什么工作是我们撂下六七年回去干还能够马上捡起来的？程序员的工作？投资家的工作？工程师的工作？可能都不是。相反很可能是秘书的工作、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也就是那些低风险、低回报的工作。因为家庭的缘故，女性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因此从持续工作的角度看，男性和女性提供的工作质量并不完全一样，他们不同工。他们的收入之所以存在区别，是因为从工作的持续程度上看，他们其实不同工。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但我要赶紧补充，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大量白领工作涌现，在这些岗位上，女性的禀赋往往比男性强；与此同时，随着医学的进步，生育带来的干扰和风险也在显著降低，加上很多女性也推迟了生育的时间，这解释了为什么近几十年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一直都在稳定上升。

同工同酬法让弱者失去竞争武器

让我们再做一个武断的假定，男员工的工作质量就是比女员工高。假定男员工的工作值100元，女员工就只值80元。请问，这时女员工有没有可能跟男员工展开竞争？答案是，有的，只要女员工要求一个合理的工资就可以了。

如果她的贡献是80元，而她要求一份80元的工资，那么在唯利是图的老板眼里，这位女员工跟那位男员工就是没有差别的。而如果女员工再少要1元，她说我要79元就可以了，这时这位女员工就能秒杀那位男员工。

换句话说，绝对竞争能力比较低的人要求一份合理的工资，有时甚至要求一份比市场价格稍低一点的工资，是他们与绝对竞争能力比较高的人展开竞争时的强有力的武器。

但这时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实施了所谓的“同工同酬法”，那就意味着老板必须付出高额的工资——100元。既然老板横竖都要付100元，那他会雇用谁？

他当然只会请那些配得上这个工资的工人。结果，那种貌似公平的高工资，对那些竞争力实际上比较弱的工人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不管同工同酬法的用意多么善良，在实际效果上，它是剥夺了那些竞争力比较弱的人跟竞争力比较强的人展开竞争的强有力的武器。

这时就会产生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刚才假设的那位女员工，在同工同酬法的保护之下连工作都找不到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针对同工同酬法做三点评论：（1）市场竞争能尽量消除由于性别歧视而引起的同工不同酬现象；（2）男女工作绩效是否相同，必须从多角度进行评估；（3）硬性的同工同酬法会剥夺弱者与强者展开竞争的最强武器，从而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思考题

既然同工同酬法是一种事与愿违的法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在积极推行这种法律呢？

第097讲 | 事与愿违之最低工资法

生活中有很多事与愿违的现象，除了同工同酬法，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最低工资法也是一例。

最低工资法之所以在世界各国普遍推行，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符合大多数人的良好愿望。大多数人会认为，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处于强势的资本家就会随意支付工资，工人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符合大多数人良好愿望的法律，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失业

在最低工资法刚刚实施时，或者在已经实施了最低工资法，最低工资水平在政府推动下进一步提高时，那些刚好顺利找到工作的人得益了，因为他们已经在岗位上了，这样他们就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

但我们在讲需求第二定律时讲过，人是有弹性的，人是会寻找对策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找到的对策会越来越多，弹性会越来越强，老板、资本家也不例外。

在最低工资法刚刚开始实施时，老板没有办法，只能多付工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就会增加机器的投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他们甚至干脆把工厂迁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当地的工作岗位就越来越少了。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失业，这是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具有的共识。

最低工资法被用来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

在推崇最低工资法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未能把善良愿望和实际结果区分开来。但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在身体力行地推动最低工资法，他们是希望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对手的竞争成本的公司或者个人。

如果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被提高，大公司和大商场基本不会受影响，因为它们的员工工资，本来就高出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不少，但小工厂和小商场就会受到冲击，因为它们的工人工资本来就比较低，为了达到新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就不得不加薪，而工资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危及它们的生存。

黑人经济学家沃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出版过一本名为《南非的反资本主义之战》（South Africa’s War Against Capitalism 1989）的著作。书中介绍，在南非那些清一色由白人组成的工会里，工会章程就有这么一条纲领：致力于支持政府针对黑人的最低工资法，因为这是让工会会员保有工作机会的有效手段。

如果最低工资法得到了贯彻执行，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得到了提高，那么工作机会就会从黑人那里流回到白人手上。白人工会不是爱黑人，而是爱自己；不是关心黑人的收入，而是想要增加黑人的竞争成本。

最低工资法剥夺穷人自立自强的机会

工作机会对于改变人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威廉姆斯说，一个黑人青年只要做到“三不”，就能够找到得体的工作，就能够脱离贫困，出人头地。这“三不”是：不坐牢、不未婚先孕、不游手好闲。

根据统计，在美国没有实施最低工资法前，黑人青年的就业率其实要比白人高。原因是什么？我们前面解释过，能够失得起业、能够挑三拣四、能够付得起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成本的人，是那些比较有钱的人、积蓄比较多的人、家庭情况比较好的人，他们通常是白人。

而黑人青年，由于他们的积蓄比较少，家庭情况比较差，他们不得不一见到工作就做，所以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黑人青年的就业率要比白人青年高。

但是最低工资法实施、法定工资标准逐步提高以后，雇主倾向雇用经验更丰富的工人，黑人青年的就业率就变得比白人青年低很多了。失去了工作机会，也就失去了在社会阶层中逐渐爬升的梯子。最低工资法实际上损害了它本来想要保护的那些人的利益。

思考题

现在很多国家越来越流行一种制度，那就是女性雇员如果生小孩的话，当爸爸的也要放产假，这种政策是女权主义者提出来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第098讲 | 基尼系数与收入分配

今天社会上很多人都很关心收入差距问题，认为收入差距本身就是个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政府的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这一讲我们就来看一下收入差距的问题。

直观而优美的基尼系数

我们用两个非常简单的图表来解释这个问题。

第一张图里有一个坐标轴，横轴和纵轴由B线代表，横坐标代表的是人口百分比，纵坐标代表的是收入百分比。（见图9–1）

图9–1

我们从左往右看。如果一个社会里1%的人群，其收入占所有收入的1%，2%的人群占所有收入的2%……以此类推，我们就能画出那条对角线，即A线，这种社会是一种收入绝对平等的社会。A线代表的是一个收入绝对平等或者平均的社会状况。

而另外一个极端是社会上1%的人群，其收入在所有收入中的占比是0，2%、3%及至99%的人群的收入占所有收入的比例都是0，只有最后1%的人群占整个社会100%的收入。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是收入极端的不平均，这时我们用两条B线来表示。

但我们知道，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出现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不可能是绝对平均的，也不可能绝对的不平均。真实社会里的状况，很可能如图中C线所表示的那样。

这条C线处于A线（绝对平均线）跟两条B线（绝对不平均的状态）之间。C线越是靠近A线，说明这个社会越接近收入平均的状态；C线越是靠近两条B线，说明这个社会的收入越不平均。

C线跟A线所构成的区域面积，这时就被经济学家非常巧妙地用来表示一个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这个区域的面积越大，这个社会收入不均的状况就越严重；区域的面积越小，这个社会就越接近于收入平均、平等的状态。这个区域的面积，经济学家就用基尼系数来表示。

基尼系数的这种计算方式在数学上是非常漂亮的，充分体现了数学方法的简单和优美，但它在经济学上却很成问题。

在现实中具有不同收入节奏的职业和人群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见图9–2），横坐标是年龄，纵坐标是收入。

这个社会上有些人的终身收入节奏，跟图中的B线相符，他们在年轻时收入非常高，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收入迅速下降，到了中晚年收入几乎为零。明星、吃青春饭的，就属于这种情况。

图9–2

注：A线：早工作，早受益，低风险，稳收入；B线：大部分收入集中在中青年以前；C线：大部分收入集中在中青年以后。

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终身收入的节奏跟图中的A线相符，一直很平稳，既不上也不下，比如公务员、事业编制的老师、洗碗工、体力劳动者等。

还有一种人，他们终身收入的节奏是用C线来表示的，一开始有相当长时间是在负的区域，也就是说他们年轻时很长时间是负债的，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的收入稳步提高。博士、医生、教授等，就是类似的情况。

不能以瞬间收入衡量收入差距

那么，人们在这三种不同的职业类型中，到底选哪一种才最好呢？

我们前面讲利息理论时讲过，人追求的不是瞬间收入的最大化，而是终身收入的最大化。人们应该根据自己对未来的预期，选择那些能够使自己终身收入最大化的职业，也就是说要选择那些曲线在坐标轴之上的面积减去坐标轴之下面积之差最大化的职业。

人对未来的预期不一样，选择的职业就不一样。当然，人的兴趣不一样，选择的职业也不一样。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会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算的是瞬间人与人之间收入的差距。

从图9–2可以看出，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瞬间，人与人之间的收入都是有差距的，有时候B线比C线要高，有时C线又比A线和B线都要高。不管我们选哪一个瞬间，看到的都是社会收入的不平均，而我们完全忽视了终身收入这一个维度，只有终身收入才是更好地衡量人们收入差距的指标。

今天很多人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年轻。今天收入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群，10年前、20年前也是穷人。

这就是我对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的批评。基尼系数计算的，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瞬间收入的差距。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终身收入节奏。而不同的终身收入节奏，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所计算的收入差距。

收入不平均与收入不公是两回事

仅仅通过基尼系数的高低，来判断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的状况，还会犯另外一个错误，那就是忽视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

有很多人喜欢说，今天富人跟穷人之间的差距，比以前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当人们这么说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今天的富人可不是昨天的富人，收入阶层之间是流动的，每一个收入阶层里的人都是变化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收入不平均与收入不公，并不是一回事。造成收入不平均的原因有很多，年龄、职业、天赋、勤奋程度、行业兴衰、经济周期等，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不公，例如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造成收入的不平均。

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究竟要对付收入的不平均，还是要对付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如果要对付的是不公，那就直截了当去对付不公，用不着拿收入的不平均说事儿。

一个社会如果仅仅看见基尼系数上升、人与人之间收入的差距增大，就执行所谓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那就不仅不能准确地打击那些不公的行为，反而会使得那些造成合理收入差距的因素，受到不正确的抑制。

思考题

今天的医学越来越发达，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退休以后的日子还很长，你心目中退休以后的第二职业会是什么呢？

脱贫致富｜最富裕的穷人在今天

第099讲 | 工人违约是否应该成为权利

我们前面在讨论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时就曾介绍过，因为资本一旦投入，就很难收回。它也缺乏实时的监管，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不可能24小时守在他投入的资本旁边；而劳动力的主人——劳动者——时刻与劳动力在一起，能够非常自如地控制劳动力的强度和质量。结果是，劳动力更容易欺负资本。以下几讲，我们要更深入地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内在规律。

阿拉斯加捕鱼案

在美国劳动关系法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阿拉斯加捕鱼案（Alaska Packer’s Association v. Domenico 1902）。1902年，有一家渔业公司雇用了一批渔民，从旧金山出发到阿拉斯加捕捞三文鱼。他们在出发以前说好了条件，基本工资是60美元，每捕一条三文鱼加两美分。到了阿拉斯加，这群渔民就临时要求把底薪从60美元提高到100美元，不然就不干活了。

捕捞三文鱼是讲季节的，船开回去谈好条件再开过来，就会错过渔期。这时船上渔业公司派来的经理就签了一个合约，说愿意把底薪从60美元提到100美元。但是这个经理在签合约时，口头上也一再强调，他自己觉得没权签这样的合约。

这群渔民工作完回到旧金山以后，渔业公司不认账了。渔业公司只愿意支付原先答应的60美元底薪，而不愿意提高到100美元，这时渔民就把渔业公司告上了法庭。那到底是谁违约呢？

从法律角度看，渔业公司的经理答应额外多付的这40美元只能算是给工人的一种奖赏，工人并没有提供额外的服务。这种奖赏没有所谓的对价，而是一种礼物。

当时法庭辩论的要点就是：由于没有对价，这样一种单向的礼物有没有法律的约束力？最后法官判定，那额外的40美元只是一种无缘无故的礼物（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缺乏约因的礼物”），没有法律的约束力，渔业公司不需要向渔民支付40美元。

但是在这个案子的审讯过程中，还有另外一种考虑被提出来，那就是渔业公司所派的这位经理原本可以让船驶回去，回到旧金山重新谈条件。如果到时候渔业公司不答应渔民的条件，渔民违约，对渔业公司造成了损失，渔业公司完全可以起诉渔民。

理论上这种说法好像站得住脚，但实际上渔业公司告这些渔民有一个具体的问题，那就是渔民哪怕是打输了官司，也未必付得起这笔赔款。这种情况在英美习惯法里叫作“judgment proof”，即无执行力判决——不管法院怎么判，法院都拿被告没办法，反正他们就是赔不起。

渔业公司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只能在现场临时答应这些渔民，结果造成渔业公司自己的被动，反而成了被控诉违约的一方。说到底，遇到这种被工人临时放鸽子、敲竹杠的情况，哪怕官司打赢了，老板通常还是会吃亏的。

工人违约的案例屡见不鲜

这个案子虽然发生在1902年，好像很古老，但其实在1902年以前，就有这样的案子发生。就算是今天，类似的案子也屡见不鲜。

一个葡萄园种好了葡萄等着收割，收割的季节非常短，只有一两个星期，工人需要在这一两个星期里把全年的葡萄采摘完毕。但这时工人罢工了，只要他们罢工一两个星期，全年的收获就会泡汤。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精心装配、高度协调的流水线一旦安装成功，工人就必须每天开工；高温锅炉火一旦生起来就不能再灭，需要一直生产。但这时工人要罢工，怎么办？

学校好不容易把学生招来，坐在教室等着上课，这时老师忽然跟院长说我要涨工资，不涨工资这堂课就不上了。所有的固定投入，从教室到招生都已经安排好了，最后劳动力来敲竹杠，这时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前面一再说的，出资本的人和出劳动力的人相比，出资本的人通常会比较吃亏、比较容易被人敲竹杠。但是根据需求定律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弹性，也就是寻找不同替代方案的本事会逐渐增加。

资本家、雇主头一次遇到劳动力敲竹杠、违约的情况可能束手无策，只能乖乖就范给工人涨工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院长就会跟其他的老师提前说好，如果那个老师再次临时敲竹杠，你们就顶上去；葡萄园主会跟别的地方的工人预先说好，如果我的这些工人再临时敲竹杠，我就不用他们了，你们顶上。

可见，老板不是完全没有对策的。

“黄狗合约”有助于劳资双方达成合作

在美国，老板要对付工人临时敲竹杠的一个办法，就是在他们的劳动合同里加一项“我不罢工”条款。每当招工签合同时，摆在工人面前的是两份几乎一样的合同，一份是标准合同，另外一份在标准合同的基础上附加了一个条款，就是保证“我不罢工”。让工人选择到底签哪个。

有些人不愿意冒风险，他们觉得只要勤勤恳恳地工作，能拿到老板答应给的这份工资就很不错了，就会签那个保证不罢工的合约。对这些工人，老板愿意多给一点工资，因为这多给的工资相当于一笔保险费。

只要法庭认可这种合同，雇主就能够通过增加合同条款的方式，避免工人敲竹杠。这种保证“我不罢工”的条款，在过去经常被人讥笑为“黄狗合约”（yellow–dog contract），它的意思是说签这种合约的人太懦弱了，怎么能答应老板说自己不罢工呢？

但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必须互相依赖，才能达成合作，守信、守约是我们能把饼做大的一个关键要素。现实生活中，这种“黄狗合约”不论听上去多么不光彩，它对企业的平稳生产都有很大的帮助。

思考题

你认为工人面对资本家到底应不应该有罢工的权利？如果没有的话，那工人的权利应该怎样才能得到保障？但如果有的话，资本家的权利又如何得到保障？

第100讲 | 罢工的性质

在工人违约中，我们提到了劳动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罢工。对罢工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从而获得非常独特的认识。

罢工的违约性质

人们通常认为，不上班就是罢工，但事实上，不上班，叫旷工；大家约好一起不上班，叫集体旷工；大家约好了再也不干了，叫集体辞职。

那么什么叫罢工呢？罢工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在关键的时候提出不干活，也叫敲竹杠；第二，是自己不干活的同时还阻止别人干活。

正是因为这样，经济学家对西方社会里罢工的描述，跟一般人的看法非常不一样。比如在《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中，关于“工会”这个条目是这样写的：

研究工会的经济学家——包括其中公开支持工会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工会组织只不过是一种卡特尔，它们通过限制公司和企业的劳动力供给，来获得高于竞争市场的工资水平。

经济学家将工会看作是一种卡特尔，也就是垄断组织。只不过美国的反垄断法有一条特赦令，说工会这种卡特尔不在反垄断法限制的范围之内，因为劳动力很特殊。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对工人罢工的权利的确认，最重要的是1935年的《瓦格纳法》（Wagner Act）。这部法律规定，一旦一个企业确定要成立工会，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也需要参加工会的集体行动。因此那些不愿意参加罢工的工人，最后也只能参与罢工。

1947年，美国又通过了另外一部法案，对《瓦格纳法》做出了修正，这部法案叫《劳动权法》（Right–to–work Law）。《劳动权法》规定工人有劳动的权利，禁止工会强迫那些非工会会员参加罢工。

罢工的经济后果

有些经济学者发现，那些有工会的工厂、可以罢工的工厂，工人的收入比较高，因此得出结论说，罢工能够帮助工人增加集体议价的能力，使得他们的收入增加。

这种看法跟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每一种生产要素应得的回报应该跟它的边际贡献相配”这个规律是矛盾的。

没错，那些爱罢工的工人的工资水平会比较高，因为老板在短期内没办法，只能给这个工资。

但是从长期来看，老板会减少工人的数量，增加机器的投入，所以从全局的角度看，部分工人工资的增长是以其他人的收入下降为代价的。这里所说的其他人包括了老板、消费者、投资者，也包括了那些非工会的、得不到雇用的工人。

另外，既然加入了工会就能享受更高的收入，那么希望进入工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罢工带来的额外利益就会被越摊越薄。其结果就是已经进入工会的人，会逐渐提高门槛，阻止外部人的进入。

最早的门槛很简单，那就是肤色。美国最早的白人工会为了标榜自己的品质，曾经在产品上印上“白人制造”（Made by White Hands）的标志。当然，这种种族主义倾向的做法今天已经行不通了，但是尽可能地把外人赶出去，保持工会人数的最小化、福利的最大化，这点要求并没有改变。

现在人们采取的是一些更迂回、更隐秘的做法，其中一种非常常见的做法就是实施执业资格准许制度。每一个行业都要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通常都是由这个行业内已经获得执业资格的人来设定的。他们设定的考试标准越来越难，能够通过的人越来越少。

例如，在美国，理发师就要经过培训，拿到执照才能够给人理发。有些州规定，理发师必须先到美容美发学院学满1600小时的课程，考完试才能拿到执业的资格，而且每年还要进行年审，还要再交费。

这是我们要讲的罢工的第二个性质，那就是它的经济后果。它确实能够使得部分已经进入了工会或者拿到了执业许可的人增加收入，但同时它会使其他的人，包括老板、投资者、消费者和其他没有得到雇用的人蒙受损失。我们既要看到局部收益的增加，也要看到全局收益的损失。

罢工事与愿违的性质

我们前面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人类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明的种种制度安排，这些安排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互信，从而刺激生产和提高福利。但罢工恰恰是反其道而行，它的本质就是集体违约，其结果是破坏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互信。

罢工本来的目的是要帮助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由于他们的做法违背了合作的原则，违背了“每一种生产要素应得的回报应该跟它的边际贡献相配”这样一个经济原则，所以长期而言，投资者就会以别的方式、在别的地方寻找替代方案。爱罢工的长远效果，就是连工作的机会都消失了。不难理解，越爱罢工的地方，生产力水平就越容易下降。

思考题

在一个经常罢工的国家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还是在一个不经常罢工的国家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第101讲 | 工作权利遇到的障碍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展开的。不同的劳动力之间，首先要比拼的是服务质量。都是做鞋子的，看谁的手艺更好，谁的价钱更低。这是一种层面的竞争。

但竞争还有别的层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就经常发生用别的办法来打压竞争对手的情况。比如，大家很可能会说，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得收入的工作权利，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人权，但现实生活往往不是这样，人们在试图行使工作权利时，还是会遇到各种由竞争对方设置的障碍。

竞争者会利用法律来提高对手的成本

美国在劳动法的执行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子——“面包师加班案”（Lochner v. New York 1905）。

美国纽约州当时有一条法律，规定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0小时，每周不能超过60小时，超时工作就是违法。

结果有一个小面包作坊的主人就被纽约州政府控告，据说是违反了纽约州的劳动法令，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小时。当然，这些面包作坊的工人都是自愿加班的。这个案子的法律争议是：自愿加班算不算一种基本的权利？政府是否应该保护这种自愿加班的权利？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研究了纽约州的劳动法令后认定，纽约州政府的这种劳动法令缺乏合理的依据，它管得太宽了，伤害了雇主和雇员之间自由签约的自由。

自从1905年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个案件做出判决以后，美国各州的法庭就对200多项类似的法律做出了裁决，推翻了这些法律。

后来的学者对“面包师加班案”做了很多分析之后发现，其实面包师的工作时间并没有超过10小时。因为这个面包作坊比较小，雇用的面包师比较少，他们就住在面包作坊里。而这些面包师在两班倒的过程中是有休息时间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离开面包作坊，就被当成了一班倒，他们的工作时间就被算成超过了10小时。

但为什么有人会针对这样的小面包作坊呢？那是因为那些大面包作坊能够实施非常正式的两班倒、三班倒的做法，每个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间都可以低于10小时，它们因此就倾向于支持这种对工作时间做出限制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影响不到大作坊，对它们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小作坊，倒是能够构成威胁。能够提高小作坊的经营成本，对大面包作坊来说是好事。也就是说，竞争者之间会有意利用法律来提高对方的竞争成本。

竞争者可能设法提高对手的进入门槛

竞争对手也可能会设法提高对手的进入门槛。我们前面提过，行业准入制度的门槛，通常是由那些已经获得执业许可的人来设定的，他们有一个积极的倾向，就是不断地提高准入的门槛。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医生，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教师，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美容师、理发师，这些标准本来都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如果一味地拔高这些行业的执业标准，最后会使进入这些行业的劳动者人数减少，消费者就会为此付出过高的成本。

但是现在美国存在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就业许可制度越来越流行。美国现在至少有1/5甚至1/3的职业，在至少一个州里要受到就业许可的限制。

那些建立就业许可制度的人、推动就业许可制度的人，以及为就业许可制度制定实施细则的人，其实就是那些行业内部的人，而不是消费者。这些人存在着既得利益。

就业许可制度的常见要求

就业许可制度通常包括四个基本的要求：个人的身份得符合一定的标准：必须要在正规学校培训；要有一定的经验；要完成必要的考试。

对就业者的身份有要求。美国有很多行业规定从业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但实际上很少人知道，要求一个行业的执业者是美国公民这一点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198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曾经做过一项这方面的裁决。当时路易斯安那州要求一位医生必须成为美国人以后才能行医。这个案子告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说，美国宪法并没有要求一个人要成为美国人才能够执业，宣布路易斯安那州的规定违宪。

但实际上美国各州有大量类似的法律，不仅要求执业者是美国人，有些甚至还要求他取得绿卡5年、10年后才能执业。这种法律除非有人起诉，除非法院受理，否则不可能被废除。如果没有人起诉，它就仍然在那里发挥着作用。

要求有正规学校的培训。这一点有很多行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就曾经有过这么一件纠纷，一家美发店（Cornrows and Company Washington D. C）的店主一直在帮黑人女孩梳小辫子，而华盛顿特区的美容协会三番五次骚扰店主，要他取得牌照，到正规学校接受培训，通过考试。原因是他这个店属于美容店，凡是美容店的从业人员都要进学校学习。这起纠纷斗了好多年都没结果。

执业许可通常要求有经验。关于执业经验的要求，有时候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该州当一名管道工所要求的工作时限，甚至要比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当上主治医生的时间还要长，直到有人起诉，法庭才叫停了这种做法。

考试也是必不可少的门槛。考试的门类繁多，考试的内容跟工作相去甚远，大部分内容是工作时根本用不上的，但仍然要考。曾经有经济学家做过研究，各种考试的不及格率跟当年的失业率有高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工作越不好找，这个行业允许新人进来的门槛就越高。

当然还有内外有别的问题。行业协会组织考试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提高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平，但实际上它们实施的是双重标准。对那些还没有进入行业的人，它们高标准、严要求；但对于那些已经进入行业的人，如果做错什么事情的话，这些组织的人通常是睁只眼闭只眼，以偏袒保护为重。

提高执业门槛事与愿违

事实上，提高执业门槛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根据西德尼·卡罗尔（Sidney Carroll）和罗伯特·加斯东（Robert Gaston）在1981年的一项研究，美国各个州电工资格证考试的难度，跟这个州触电死亡的人数之间存在着人们意想不到的相关性：电工资格证考试越难的地方，触电死亡人数越高。这背后的原因是，电工资格证考试越难，考过的人数就越少，市场上提供服务的人数也越少，收费就越高，能够请得起他们的家庭就越少，人们宁愿自己动手去折腾家里的电器电路，结果触电死亡的人数也就越多。

提高资格证考试的难度，表面上看来是为了提高服务质量，结果却事与愿违了。

思考题

很多国外的劳工组织对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特别关心，原因是什么？

第102讲 | 最富裕的穷人在今天

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劳资关系：谁来当老板、谁来发号施令。劳动力工资水平的高低，是由劳动力对企业所做的边际贡献决定的，我们不能人为地拔高工人的收入，否则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也讲了罢工、不合作、违约等做法都不是持久地提高工人收入的好办法。

但是大家还是免不了反复问一个问题：那穷人怎么办？

穷人怎么办：寻求个人进步

什么才叫穷人？穷在中文里面就是“尽”的意思，就是没有前途的意思，只有没有前途的人才是真正的穷人。

只要是有前途，有一技之长的人，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哪怕是在绝对能力上比所有人都差，但是只要自己跟自己比，也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分工合作当中改善自己的生活。

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教育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有一位经济学家名叫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他写过一本书叫《美国种族简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1981）。他说如果把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定为100美元，在美国国内不同种族的收入相差甚远，其中犹太人是172美元，日本人是132美元，波兰人是115美元，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是112美元，而黑人只有62美元，印第安人只有60美元。

这些不同的种族是哪些种族呢？172美元的是犹太人，132美元的是日本人，115美元的是波兰人，112美元的是中国人，而墨西哥人只有76美元，黑人只有62美元，印第安人只有60美元。不同的种族收入不一样。

表9–1 美国家庭收入指数

资料来源：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

索威尔提到，犹太人特别重视教育投资。犹太人喜欢学习，有可能跟他们的命运有关。犹太人经常遭到迫害，流离失所，投资土地风险太高，做珠宝买卖比较容易流动，而真正能够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的，只有头脑里的知识。索威尔说在纽约求生存的犹太人，白天工作不管多忙，晚上还坚持去听讲座。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同样，中国人、日本人也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非常努力。虽然他们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并不高，行为也不高调，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相反，黑人群体要求的政治权利就很高，但是他们的经济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

托马斯·索威尔本身就是个黑人，所以当他对黑人有所批评时就显得特别有说服力。

另外一位黑人经济学家沃特·威廉姆斯写过一本书叫《种族与经济学：有多少可以归咎于歧视？》（Race and Economics: How Much Can Be Blamed on Discrimination 2011），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观点：一个种族经济条件的改善，不需要以政治权利的提升为前提。

这个看法非常重要。那些政治地位很高的人群、得到了很多福利的人群，其生存能力反而会削弱，其经济收入因此会减少。

那么穷人怎么办？最重要的出路就是自强，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自身的素质。简单地说就是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穷人怎么办：搭社会进步的顺风车

穷人改善自己生活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参与分享，搭社会进步的顺风车。

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本书非常出名，叫《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 1972）。这本书是当时一个叫“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的协会的成员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写出来的。当时这本书的主题是说，地球上的资源非常有限，而人口不断地增加，因而世界的发展快要到极限了。他们在书里预测这个极限还会提前到来，因为人的寿命在增加，各种资源的消耗在加速。

几十年过去了，罗马俱乐部预言的增长极限并没有到来。事实上在过去200年间，人类的生存条件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虽然人口的数量急剧上升，但伴随着人口上升的是大量先进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包括了蒸汽机、织布机、铁路、电话、汽车、盘尼西林、DNA的发现等等。

人口不仅在增加，而且人的寿命也在翻倍。在1900年，全球的人均寿命是31岁；而到了1950年，全球人均寿命是49岁；到2010年时是67岁。人类整体的生活条件无可置疑地改善了。

经济学家发现，人均寿命的基尼系数在缩小，也就是所有的人，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普遍长寿。教育的基尼系数也在下降，不管是穷人还是有钱人，受教育的年限越来越接近。

消费的基尼系数，不管是穷人还是有钱人，他们的消费也在趋同，过去只有超级富豪才能享受到的服务，例如越洋快递、国际长途电话、家庭影院等，现在穷人也可以享受到了。

由于社会进步，全球的贫困正在急剧减少，那些每天消费少于1美元的赤贫人口，在1970年占全球人口的25%，而今天下降到了不到5%。

与此同时，每个家庭开销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家庭用于现代生活基本开销的比例，1950年是53%，1970年下降到44%，现在已下降到32%，换句话说，70%的支出是不必要的。我们经常说，看自己是变穷了还是变富了，就看看自己的支出、买的东西到底有用没用。如果每天买的东西大量是没用的，那证明我们变富了。

最富裕的穷人在今天

《华尔街日报》在1998年有过一篇报道，题目叫《最富裕的穷人在美国》。

那篇报道说，美国有七成的贫困家庭有汽车，其中有27%的家庭有两辆以上的汽车。绝大部分家庭都有彩电，有一半的贫穷家庭有两台以上的彩电，当然他们也有微波炉、空调、自动洗碗机等等。大多数穷人的孩子营养过剩，他们长大以后比1944年登陆诺曼底的美军平均高1英寸（2.54厘米）、重10磅（4.5公斤）。

这说明哪怕是穷人，只要社会在进步，只要整个社会的饼在做大，他们得到的物质享受比过去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人所获得的都要多。一个社会能够把饼做大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2004年做过测算，发现发明家和企业家的收入，仅占他们的发明给社会带来的总价值的2%左右。也就是说，每当我们看到那些企业家、发明家赚了很多钱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他们赚的只不过是他们给社会贡献的一个零头而已。

科技创新使得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益，包括那些最贫困的人。

思考题

如果你可以重新选择生活的年代，你愿意生活在哪个年代？为什么？

第10章 协调

众人如何彼此影响

宏观经济和公共选择两个领域，都研究个人在集体中互相协调的规律。

每个人都想多挣一点钱，但如果政府有求必应地多印钱，那每个人都会变穷；每个人的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但如果每个人都去投票，投票的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人人都赞成把富人的钱分一点给穷人，但真正受益的可能是中产阶级；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越是让陪审团员来判案，错判的概率可能越大。

让我们来探讨这些众人互相影响的规律。

货币规律｜货币像水又像蜜

第103讲 | 货币的起源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宏观经济学。整个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其实是协调的问题，而协调的核心手段，就是货币。换句话说，宏观经济学的关注点，就是整个社会是如何通过货币来达成合作和协调的。

货币为什么有用

货币，我们现在都觉得有用，但早期的哲学家反思金钱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结论——钱没什么用。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钱是无用的，翻译成英语就是“Money is barren”。barren是贫瘠的、没有价值的意思。

金钱真的没用吗？如果真的没用，它怎么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么普遍地被使用呢？

奥地利学派的鼻祖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写的《论货币的起源》（On the Origins of Money 1892），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经典文章。

门格尔在这篇文章里说，货币非常有用，而它之所以有用，在于人人都觉得它有用，人人都觉得别人愿意接受它。货币的起源和形态，跟语言非常相似。一句话、一个词能不能流行开来，不仅在于说的人喜欢怎么说，还在于听的人是否能接受，在于别人是否也愿意这么说。

奥地利学派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的秩序，不是由哪一个个人或者哪一个权威机构一厢情愿地设计出来的，它是由无数人的行动汇合而成的。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自发秩序，货币也是一种自发秩序。

货币作用之一：避免交易中双重偶然性的要求

货币提供的第一个帮助，就是人们用不着满足交易中对双重偶然性（double–coincidence）的要求了。

在物物交换的年代，人们达成交易是有条件的。我有面包要出售，同时我需要牛奶，这时我必须遇到一个刚好手上有牛奶要出售，同时又需要面包的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达成交易。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偶然性。

遇到一位卖牛奶的人，这是第一重偶然性；这个人也需要我的面包，这是第二重偶然性。两重偶然性加在一起缺一不可，这并不容易。两个人相亲相爱，也需要满足双重偶然性，所以也很不容易。

幸运的是，有了货币的帮助以后，交易就不需要满足双重偶然性了，只要满足一重偶然性即可。

在货币的帮助下，我只要遇到想买面包的人，我们就可以完成交易。我把面包卖给他，然后把赚到的钱存起来。同时，只要我见到卖牛奶的人，在货币的帮助下，我就可以用存起来的钱向他买牛奶了。这就是货币带给我们的极大便利。

我不赞成人们视金钱、视货币如粪土的看法。货币代表着机会，多挣钱不代表人们爱的只是钱，钱多只代表人的机会更多、选择更多。至于一个人怎么使用这个机会，是个人的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志向。

货币作用之二：降低质量检验成本

货币的第二个作用，是使得交易当中的质检成本大大减少。

如果没有货币的帮助，人们只能进行物物交换。我作为卖面包的人，屠夫来买面包时，我得学会检验他交换给我的肉合不合格；酿酒商来买面包时，我得品尝他的酒合不合格；裁缝来买面包时，我得检验他的衣服合不合格。

没有货币，我需要成为天下所有商品的质量检验者；有了货币，我只要能够检验货币的真假就行了。

货币作用之三：增加市场交易量

货币的第三个作用，是在货币的第一和第二个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不需要满足双重偶然性的要求，质检的成本大减，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交易量大增。社会上每一个参与交易的人，幸福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在任何社会，哪怕是在战俘营里，人们都会很自然地享受货币带来的好处。至于用什么来做货币，相对来说是个次要的问题。

曾经做过货币的物品，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历史上几乎所有东西都曾经做过货币。比如羊、猪、牛、马、大米、盐、酒、茶叶、铁、铜、金、银、象牙、指甲、动物的毛皮等等，当然还有最常见的石头。由此看来，并非这些东西适合做货币才成为货币，而是人们极其需要货币的帮助，逮着什么是什么，它们就成了货币。

思考题

一个国家发行货币，货币发行量的多少，究竟是根据某个客观的标准来定，还是根据货币发行人自己的意愿来定的呢？

第104讲 | 商业银行创造货币

不管哪个社会，都需要货币的帮助。当万物皆备于我，任何东西都可以做货币的时候，哪种东西会脱颖而出成为更流行的货币呢？

劣币驱逐良币符合经济效率

在选用何种商品作为货币的问题上，500多年前，16世纪英国的伊丽莎白铸币局局长格雷欣（Thomas Gresham）发现了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

这个定律讲的是，一旦一个社会确定了用某种商品作为货币，这种商品在流通当中的质量就会发生变化。质量较高的品种会被人们保存下来，质量较低的会留在流通当中，质量不高的货币会把质量较高的货币驱赶出流通领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Good money is driven out by cheap money.）

问题是，货币之所以有用，就在于人们相信它有用；而只要人们相信它有用，它就不需要用那么高质量的商品来充当。选用劣币就行了，选用劣币才是有效的。因此，劣币驱逐良币是对的，但人们还应该补充一句“劣币就是有效的货币”。（But cheap money is efficient money.）

到今天，人们基本上抛弃了用真实的商品来充当货币的做法，大家用的都是纸币，甚至是电子货币。只要我们相信它有用，它就有用，这就行了。

商业银行如何创造货币

我们再来看商业银行是怎么创造货币的。

假设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有1000元钱在流动，人们利用这1000元钱进行交易。而这个社会里有一个商业银行系统，专门帮人把钱存起来，然后再贷出去，从中赚取利息的差价。

我们想象一下，这1000元白天落进每一个人的口袋里，到晚上下班时人们迫切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笔钱再存到商业银行体系里去，这时商业银行多了1000元。

而商业银行收到钱以后，它最迫切要做的事情是把钱再贷出去。那些借到钱的人，最迫切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钱花出去，因为借钱本身是要支付利息的。

这些借钱的人把钱花出去以后，到第二天下班时，所有口袋里有钱的人，他们迫切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又是把钱存回到商业银行体系里去。

经过这两天的过程，我们看到商业银行的账户，从第一天只有1000元，变成了第二天的2000元，到第三天变成3000元。一天一天地累积下去，银行账户上的钱，在无止境地增长。

但这个社会原来总共流通的货币也就只有1000元钱，这就是一个创造货币的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无止境的，商业银行体系不能这么肆无忌惮地创造货币。实际上政府对每一家商业银行都有规定：它们在收到储户的存款，再把这笔钱贷出去以前，必须留下一部分作为所谓的“法定准备金”。

假定政府规定的法定准备金率是20%，那意味着银行第一天收到1000元以后，只能拿出其中的80%，也就是800元贷出去；

第二天这800元放到市场里去，再回流到商业银行体系里，商业银行又必须留下其中的20%，也就是160元作为准备金，于是只有640元可以贷出去。

这样循环往复，最后1000元钱在20%的法定准备金率限制下，就只能创造4000元钱的新生货币。再加上我们称之为基础货币的1000元，就导致整个社会只有5000元的货币在流通（见表10–1）。

表10–1 商业银行创造货币

注：商业银行创造货币原理：每增加1元基础货币，商业银行系统就能创造出超过1元的活期存款。

这就是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它创造货币的能力跟法定准备金率成反比，法定准备金率越高，它能够创造货币的倍数就越低。

商业银行固有机制催生流动性风险

我们再来仔细地看一下，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整个社会有1000元基础货币，有1000元纸币或者硬币，在20%的准备金率下，商业银行就能够创造出5000元账面上的流通货币。这是商业银行本身固有的特征。

假设这时社会上有传言说，商业银行里存的钱——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或者硬币——实际上是不能满足所有储户的兑换需求的，大家赶紧把钱取出来吧。如果大家听信了这个传言，都去取钱，商业银行的钱够不够给大家取？答案是不够。只要所有的储户听到传言去挤兑，商业银行就一定会倒闭。这并不是商业银行经营不善，这是由商业银行能够创造货币这种固有的机制造成的。

这种商业银行无法满足所有储户提现要求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流动性困难”（convertibility problem）。遇到这种困难，我们不能怪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这时我们需要商业银行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支撑，去尽量满足所有兑换的要求，平息人们的传言。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整个商业银行系统。

什么样的银行困境值得挽救

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每一家商业银行都是商业机构，它是通过对货币的低买高卖——向储蓄客户支付较低的利息，并向贷款客户收取较高利息——来赚取利润的。从这个角度看，商业银行跟我们楼下的小卖部本质上没有区别。而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是任何一家商业机构都可能遇到的困难。

“资不抵债的困难”（insolvency problem），是商业银行系统所面临的另外一类困难。如果遇到这种困难，这家商业银行就该倒闭，就跟任何一家经营不善的小卖部都应该倒闭的道理一样。

于是，商业银行同时可能遇到两类困难：一类是整个银行系统本身所固有的“流动性困难”。如果有了挤兑的传言，大家只有携手来帮助它，才能挽救整个银行系统。但同时，它又面临另外一类困难，即由于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的“资不抵债的困难”。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就应该让它接受市场的惩罚。如果连经营不善也不用倒闭，那就不会有人负责任地经营了。

但问题就在于，在任何一场金融危机中，我们要很好地分辨一家有问题的商业银行，到底是流动性的困难造成的，还是资不抵债的困难造成的，往往并不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每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对于政府应不应该出手相救的问题，人们会争论不休。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但我们至少明白了经济学家们、官员们究竟为什么而争论。

思考题

我们常听说一句话叫“大而不能倒”，用到银行业中说的是，越是大的银行，我们越是不能让它倒闭。但问题是，那些银行家越是知道有这个保护伞，他们就会越不顾风险为所欲为。你赞不赞成“大而不能倒”这种政府干预原则？为什么？

第105讲 | 通货膨胀的根源

“通货膨胀”这个词我们经常听说，非常熟悉。接下来的几讲，将介绍通货膨胀的概念、根源、产生及其与失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做出各种决策。

通货膨胀的定义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的持续增长。这里的“物价”指的不是某种商品的价格，而是指一般的物价总水平。通货膨胀的概念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它指的是总的物价水平；第二，是持续的增长，不是暂时的增长。

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有很多，其中一个很常见的叫“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在美国，这个指数是每个月由劳动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公布的。

比如说，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是120元，它指的是原来用100元就能够买得到的一篮子货物，现在需要用120元才能买得到。这一篮子货物是事前约定好的、不变的，它并不等于我们日常所要消费的具体货物种类。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到120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日常开销就肯定会增长那么多，这只不过是一个大致的统计。

除了通货膨胀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恶性通货膨胀指的是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50%的情况。

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例如德国，就曾经经历过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持续达到322%的情况；“二战”之后的匈牙利，也经历过每天19%的恶性通货膨胀率。

理解通货膨胀的基本视角——货币数量论

理解通货膨胀，有一个古老、扎实、到今天还被广泛使用的理论框架——“货币数量论”。经济学家通过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理解通货膨胀这种现象。

这个理论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货币流通量乘以货币流通的速度，等于一个社会里货物的总量乘以平均物价。用符号来代表就是：

我们稍微做一个移项（P=MV/Y ）就能看到，一个社会的平均物价跟这个社会的货物总量成反比。换句话说，货物总量越大，产生通货膨胀的机会就越小。而社会的平均物价跟货币流通量成正比，货币流通量越大，产生通货膨胀的机会也越大；同时它也跟货币流通的速度成正比，货币流通的速度越快，通货膨胀的机会也越大。

就这么简单的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货币数量论——到今天为止都是经济学家理解通货膨胀的最基本框架。但对于其中的细节，宏观经济学家经常有很多争论。例如，如果货币发行量过大，M 无限增大，当然最后会体现在物价上涨上，但有些经济学家却会说，如果货物的总量也同时增大的话，那么通货膨胀的现象就会被抵消掉。

也有经济学家争论道，哪怕货币流通量根本不变，货币流通的速度发生了改变——比如今天大家都用信用卡或网上支付，货币流动的速度会大大增加——也会产生通货膨胀，不能只怪那些印钞票的人造成了通货膨胀。

还有经济学家认为，M本身就会随着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变化而变化，它并不是仅仅由货币发行者操控的。用专业术语来说，它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一个内生变量。有时候，货币即使发行了，它也还沉睡在账户里；有时候，沉睡在账户里的货币会苏醒过来，变得非常活跃，乃至即使没有新增货币投放，也会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不管怎样，每当见到通货膨胀现象时，宏观经济学家们就会争论，问题到底出在什么上：货物总量不够大？货币流通量太大？还是货币流通的速度加快了？归根结底，根据货币数量论的公式，同时影响社会平均物价水平的因素至少有三个，究竟哪几个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是不容易精准确定的。

对通货膨胀成因的两派解释

对于是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经济学家基本上分两大学派。

一派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年轻人急着要买房结婚，造成了通货膨胀；工会组织起来要求加工资，造成了通货膨胀；女士们喜欢买国外进口的名牌包包，进口数量和金额都大增，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庄稼的收成不好，大豆贵了、葱贵了，也能造成通货膨胀。这是一派经济学理论，我们经常能够遇到。

而另外一派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成不变地认为通货膨胀的成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钱印多了，货币流通量太大了。

这一派的经济学家说，虽然影响一般物价水平的因素至少有三个，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国家的货物总量是基本不变的，而货币流通的速度也是基本不变的。在公式P=MV/Y 里，分母Y 基本不变，分子里的V 也基本不变，所以大部分情况下物价P 的上涨都可以归咎于M 的增长，即货币流通量的增长。

应对通货膨胀的两种办法

由于理解通货膨胀的成因不同，这两派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对付通货膨胀的措施也就不同。

根据第一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既然通货膨胀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么要抑制通货膨胀，措施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

如果是进口货物造成的，我们就要限制进口；如果是农产品的收成不好造成的，政府就应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如果是年轻人买房买得多造成的，我们就得限购；如果是餐厅老板故意提价，那我们就要实施物价管制，政府就要发文规定不得随意涨价。

另外一批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钱发多了，解决的方案也只有一个，很简单，就是少印钱，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

思考题

通货膨胀只不过是货币数量不断地增加而已，而货币本身只不过是一个记账的符号，如果每个人的工资、收入、支出都加一个零的话，那对真实生活会有影响吗？为什么？

第106讲 | 通货膨胀的过程

通货膨胀对我们的真实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

通货膨胀的坎蒂隆效应

如果政府每多印一批钞票，都用直升机在整个国家平均撒下去，每个人得到的货币增量都一样，而且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标价也同时灵敏地做出调整，那么货币增发对我们的真实生活不会有影响。

但现实生活中新增的货币总是通过某个出口逐渐流向社会的，这个流动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货币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不均匀的，这时它对人们的决策和行动就会产生影响。

这种货币要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在整个社会里摊匀的现象被称为坎蒂隆效应（Cantillon Effect）。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这样描述过，他说这种效应更像我们把一种黏性液体，例如蜂蜜，倒入一个容器时发生的现象：

这个液体会有扩散到整个瓶底表面的趋势，但是液体流动、扩散会有一个过程，刚开始时，蜂蜜倒下去会有一个小小的隆起，而这个隆起会慢慢地向外扩散，即使我们不再往里倒更多的蜂蜜，要达到完全持平的表面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周其仁老师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这种现象，文章的题目是《货币像水还像蜜》。每当货币增发时，这种像水又像蜜的过程就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通货膨胀让人做出错误决策

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在经济生活当中，每个个体很难分辨物价的上涨究竟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还是物价整体水平的变化。

举个例子。一家餐厅的生意最近越来越好，客人也越来越多，人们来了之后越来越愿意花钱。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家餐厅的饭菜可口、服务好，把顾客从别的店吸引过来，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了更高的相对优势；另一种可能是政府多发了货币，整个社会都变得有钱了。

经济体里的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判断，这两种可能中到底哪一种起了作用，而这又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决策和行动。

如果是自己的相对优势增加了，那就应该扩大生产，多招人、多开分店。如果这只不过是普遍的物价上涨，在收入增加的同时要承受更高的工资成本、原料成本、房租成本，那就应该按兵不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决策。

但我们在物价刚刚上涨时是很难分辨这二者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的发生、扩散和人们采取对策并不是瞬间完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相对得益，有些人相对受损。

通货膨胀具有转移社会财富的效果

通货膨胀是钱太多了，钱相对于物来说不值钱了。

所以在整个通货膨胀发生的过程中，财富主要以钱的形式保存的人会受损，而财富主要以物的方式保存的人会相对得益。那些靠固定收入过日子的人会受损，而那些靠不断出售他们的资产兑现现金的人会得益。

例如，有大量人力资本积累的年轻人，他的工资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一定会水涨船高，这时他可能因此获益，至少比那些拿固定收入的人损失要小。

通货膨胀与商家涨价无关

人们不是一下子就能判断出通货膨胀效应的，这一点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后果，那就是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某些人、某些行业、某些企业会对已经来临的通货膨胀率先做出反应。有些企业先涨工资，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卖的楼盘先涨价，有些人会先借一大笔钱来买房，他们这么做是要对一步一步逼近的通货膨胀做出反应，调整自己资源的定价，调整自己资源的组合方式，从而减少损失，甚至增加收入。

于是，人们很容易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那就是通货膨胀是由上述这些人或企业造成的：急着提高工资的企业，把房价抬得非常高的房地产商，争先恐后去买房的消费者。如果不是这些人，通货膨胀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问题跟上一讲说的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两派经济学观点之争有关。

如果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就会谴责这些提价的人、提高工资的人、买房的人。但如果我们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在于发行的钞票过多，我们就会觉得这些提价、涨工资和买房的行为是对通货膨胀的一种合理反应，就跟冰是冷的、石头是硬的、水往低处流一样，没什么可指责的。通货膨胀并不是这些人造成的，只不过是这些人察觉出来率先做出反应而已，而惩罚这些人，限制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并不能改变正在发生通货膨胀这个事实。英文有句谚语叫“不要枪毙信使”。（Don’t shoot the messenger.）枪毙信使并不能改变坏消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通货膨胀是一种无形的税收

在通货膨胀发生的过程中，在私人和政府之间也会产生财富的转移，政府多印钞票，政府的购买力就会增加，而民众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这实际上是政府向民众征收的一种无形的税。

同时，通货膨胀也会使得纳税人因为被迫上档而多交了税。所谓的被迫上档，是因为在很多国家里都有累进税的制度，收入越高税率就越高。通货膨胀使得他们的工资水平上了一个档次，结果要承受的税率就更高了。他们的实际财富并没有增加，在累进税制度下，通货膨胀使纳税人多交了税。

当然，政府也向那些持有债券的人征了税，因为政府将来向民众偿还债务时，这些还款的实际购买力是下降了的。

思考题

既然通货膨胀有这么多不良的后果，那么要避免通货膨胀，你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第107讲 | 通货膨胀与失业

市面上有一种观点，到今天还广为流传，那就是通货膨胀跟失业之间具有反比的关系。也就是说，每当社会上出现比较高的失业率时，人们可以通过制造一些通货膨胀来解决它；相反，失业率越低，也就是就业率越高的话，社会的通货膨胀率也会越高。

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经济学家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关系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对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看法上。

菲利普斯曲线的原意与由来

威廉·菲利普斯（A.W. Phillips）是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在195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1861—1957年英国失业与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1958）。论文中，菲利普斯研究了失业率和货币工资的变化率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10–1）。

图10–1 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英国）

注：根据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货币工资越高，失业率越低。

他根据英国在1861年到1957年的统计数据标出了很多点，他把这些点串联起来，能够看到一个从左上角到右下角倾斜向下的趋势，即货币工资变动率跟失业率成反比。这本来是符合常理、不难理解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货币工资变动率比较高，人们就愿意出来就业，失业率就比较低；相反，货币工资变动率比较低时，人们就更愿意停下来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就业水平就比较低，换句话说，失业率就比较高。

菲利普斯曲线为何失灵

但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把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改了一下，把货币工资变动率改为通货膨胀率。他们画出了一个新的图，注意，这个新图跟旧图的横坐标不变，都是失业率，但纵坐标就从货币工资变动率变成了通货膨胀率（见图10–2）。

图10–2

注：经济学家把货币工资变动率改为通货膨胀率，表示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低。

这时经济学家又往前迈了一步，他们把问题理解为：根据英国的统计数据，失业率跟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向的关系，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低，失业率越高通货膨胀率也就越低。

出于这样往前迈了一步的理解，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制造通货膨胀是对付失业的一个有效措施。当出现比较严重的失业率时，政府就可以通过制造一点通货膨胀来解决问题。实际上，当人们真的付诸行动，真的制造出通货膨胀时，他们确实看到失业率有所下降。其原因就是我们在上一讲讲过的道理，每当发生通货膨胀时，新增货币的扩散和人们对通货膨胀来临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就会被迷惑，做出错误的决定。

通货膨胀刚开始时，餐厅老板发现他的客源不断，最开始他不太相信，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两天生意好而已。一个星期以后，老板还是不敢轻举妄动。但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老板终于被自己说服了：“这真的是我们经营有方，我们应该扩张，多招人、多开分店。”

这时，被制造出来的通货膨胀开始有了“正面”的效果：雇主开始招人，人们的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失业率下降，人们期待的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对付失业的想法实现了。

但问题是，上一讲我们说了，货币像蜜又像水，它在开始的时候像蜜，但它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能够误导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向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扩散出去。人们逐渐明白，这只不过是一场通货膨胀而已，我收入增加的同时，我的人工、铺租等成本全涨上去了。

终于有一天，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以抑制通货膨胀时，我需要的资金就接续不上了，招来的人可能就要被解雇。这时，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那条优美的曲线、亦步亦趋的反向关系，就会被打乱。

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测的能力在提高，那么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率的努力，就会越来越不管用。

以通胀对付失业可能出现滞涨

1968年，两位经济学家——其中一位是我们熟悉的弗里德曼，另外一位是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分别发表了论文，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

如果政府反复地使用通货膨胀来对付失业，失业率就降不下去了，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滞胀——既存在通货膨胀，又存在经济停滞的现象。

果然，他们说中了。

图10–3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曲线。我们会发现，早期在经济学家预测的模型当中的那条优美的倾斜向下的曲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好像蜘蛛网一样乱七八糟的曲线，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了。

图10–3 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曲线

资料来源：Brian Snowdon et.al. A Modern Guide to Macroeconomics 1994。

弗里德曼是在1968年预言滞胀的可能性的，仅过了两年滞胀就出现了。他因此名声大振，在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另外一位和弗里德曼同期发表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运气就没那么好，到了2006年，也就是30年后他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从长期看，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也就是说，不论通货膨胀率多高多低，失业率或者就业率都是一个比较固定的常数。

思考题

当一个社会出现了比较高的失业率以后，政府应不应该有所作为？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

经济周期｜聪明人彼此不同意

第108讲 | 奥地利学派看经济周期

自从1929年美国发生大萧条以后，世界各国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周期，这使得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个持久且迫切的需求，那就是研究经济周期，并探讨人们能否通过人为干预来调节经济周期。

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周期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派，最著名的包括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等。

这些学派希望通过宏观经济调节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第一，消除经济周期，实现生产、就业、财富的稳步增长；

第二，实现低的或者平稳的通货膨胀率；

第三，实现高的就业率，所有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能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第四，实现生产力和GDP的高速增长。

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不同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我们这个单元会逐一介绍这些学派的观点。这一节首先要介绍的是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兴起

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的贡献非常大，它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框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内容太重要了，以至于没人再说这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了。

奥地利学派最早是经济学家门格尔和他的学生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共同创立的。而“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则是由他们的理论对手——当时德国的历史学派——提出的。历史学派认为经济现象中不存在普世的规律，每一个经济事件都有它发生的独特环境。但是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却认为，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有一般性的规律，比如由门格尔总结的边际的概念，就具有很强的普世性。

当时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任教，德国的历史学派的学者就把门格尔这一学派戏称为奥地利学派，以嘲讽他们远离德语世界的学术主流。而事实上，奥地利学派之后就没继续在奥地利发展了，他们的研究方式、研究范围转移到了整个欧洲，其他不同国籍的学者也纷纷加入了这个阵营。

我们今天在讲奥地利学派时所指的经济学家，不仅仅包括来自奥地利的门格尔、庞巴维克、哈耶克、米塞斯，还包括英国的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甚至包括美国的学者费雪、布坎南、科斯和图洛克等。奥地利学派指的不再是学者的国籍，而是一种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奥地利学派的基本主张

奥地利学派有什么基本的主张呢？

第一，只有个人才能做出选择。今天我们看这个主张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当年并不是这样。那时人们经常讲一个国家怎样、一个集体怎样，甚至一个部门怎样，仿佛一个国家、一个集体、一个部门都是能够思考的个体。事实上真正能够思考、能够行动的只有个人，只有个人才会有感受，才会有意图，才会采取行动。

第二，研究交易所在的市场是研究经济学的焦点所在。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交易，所有的交易都是在某个市场里完成的。市场里有不同的规则、不同的约束、不同的前提条件，不去看这些具体的情况，我们就没办法理解交易的本质。

第三，研究经济现象要研究人的动机，要了解相应的人文背景。我的一位经济学导师，奥地利学派的专家彼得·柏特克（Peter Boettke）就经常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们看美国纽约中央火车站，看里面的人不断地从列车里走出来又走进去，如果仅仅分析这些数据，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规律：人们每到7点钟就会走进一个盒子，这些盒子把人从城市的一头运到另一头，到下午5点钟这些盒子又会把人从城市的另一头运回这一头。但我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到了周六、周日，这种现象就变得非常不明显了。我们只有明白人们周一到周五要工作、周六周日休息的这个人文社会背景，才能充分地理解经济现象。

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周期的基本观点

具体到经济周期，奥地利学派有三个基本的观点：

第一，主张货币不是中性的。我们前面讲过货币像水也像蜜，货币从长远来看像水，它能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存款都加一个零的话，真实的经济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

在货币蔓延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过程中，货币像蜜，它对人的行为会产生引导的作用。如果政府发行货币的数量和过程不得当，就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误导。

第二，资本是异质的，不是同质的。也就是说资本有它独特的使用方式，它不能像金钱那样能够随时灵活地在不同的用途之间挪用，厂房、设备、大楼，乃至人力资本一旦投资、一旦形成，就不能轻易地转移到别的用途上去。奥地利学派的这个主张是说，错误的投资决策一旦做出，要修改就得花费很大的工夫，就要付出代价。

第三，各种社会机构和安排是人们共同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计划的结果。我们理解社会上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机制时，要明白这些机制不是单个人的设计，而是人们共同行动自然形成的结果。

根据这三点基本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是怎样看待在欧洲和美国发生的多次经济周期的呢？

奥地利学派看经济周期的起源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的起源是政府过度发钞。

政府多印了钱，通过政府部门或者银行系统注入经济体以后，整个社会的货币流通量增加，短期内人们借钱就变得容易，借钱所需要付的利息就下降了。利息下降本身就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未来商品会更值钱。

我们在讲利息理论时讲过，利率是衡量人们耐心的一个指标，利率越高耐心越低，利率越低耐心就越高。真实利率如果下降，那就意味着人们觉得未来的前景更明朗，期货在今天看来就越值钱，于是人们就会觉得投资未来是有利可图的。也就是说，政府大量发钞会导致利率下降，尽管这种利率下降是暂时的，是名义上的，而不是真实的，但它还是会误导人们增加对未来的投资。

社会上一开始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制订长远的规划，筹措大笔的资金，雇用那些本来不会雇用的劳动力，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但这时政府增发的货币也悄悄地像蜂蜜一样，向整个经济体的每一个角落慢慢地渗透。尽管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人们还是开始感觉到物价在飞涨，钱即便挣了也买不到原来能买到的那么多东西了，人们迟早会恍然大悟，真切地感觉到通货膨胀来了。

这时政府就会遇到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继续增发货币，对通货膨胀袖手旁观，对民众的抱怨充耳不闻；要么顺应民意，放缓增发货币的步伐，甚至停止增发。事实上，没有哪个社会能忍受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政府迟早会采取行动，收缩货币的发行量。这时，当初人们制订的那些长远规划就找不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资金链断裂、泡沫破灭了。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理解的经济周期发生的过程。

奥地利学派认为，要避免经济周期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政府抑制住乱印钞票的冲动。关于如何抑制政府乱印钞票，奥地利学派提出了两个基本的主张：第一是要回到金本位，第二是实施自由发钞制度。

奥地利学派建议之一：回到金本位

所谓金本位就是以黄金的数量为发钞的依据。奥地利学派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或多个国家组成的经济体里，乃至整个地球上，黄金的数量是有限的、基本不变的。如果以黄金作为发钞的依据，就基本可以锁住货币发行的总量。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找一种世界上数量不变的东西作为发钞的依据，这样货币发行的总量也就不变了。

但事实上，金本位的想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在于：第一，经济体在发展，用金子所衡量的货物和服务本身在变化，因此物价不可能稳定。第二，金子的数量本身也在变化，如果将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人们去发现、开采，甚至人工合成黄金的积极性就会大增。

奥地利学派建议之二：实施自由发钞制度

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个主张是实施自由发钞制度。我们知道，货币本身的作用是度量衡的作用，因此货币越稳定越好。但如果货币由一家唯一的中央银行发行，这家银行由于缺乏权力的制衡，就可能滥用手上的权力。如果允许多家银行同时发行它们自己的钞票，这些不同银行发行的钞票之间就会存在一种竞争关系，谁乱发钞谁的货币就会贬值，谁的货币就不被人接受，就会被淘汰出局。

事实上银行自己发钞的做法在世界上有过很多的先例，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停止过。中国以前不同的银庄之间发行的银票就是自由银行制度的一种体现，而今天流行的数字货币也是一种备受关注的尝试。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发钞制度或者说自由银行制度虽然实施的难度很大，但到今天仍然是彻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个备选方案。

这就是在经济周期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见解。

思考题

让私人银行之间自由发钞，当然会形成一种自由竞争的态势，但即使今天钞票是由国家发行的，那么国与国之间不同的钞票本身，是不是也形成了一种互相竞争的态势呢？

第109讲 | 凯恩斯主义学派看经济周期

上一讲我们讲了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这一讲我们继续介绍凯恩斯主义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

师出名门的凯恩斯

顾名思义，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名称来自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我想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就一定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理论完全正确，而是因为他的思想、观点激发了经济学家持久而广泛的探索。不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形成了什么派别，他们都会向那位最早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济学家致敬。

凯恩斯出生在英国剑桥，后来到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学习，1905年取得数学学位。凯恩斯师出名门，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确定了需求曲线纵坐标是价格，横坐标是需求量；另外一位是庇古，我们在讲拥堵费时介绍过他的观点。

凯恩斯主义学派看经济周期

凯恩斯是怎么解释经济周期的呢？他说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姑且称之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人们忽然都不消费了。人们不消费以后，如果经济体是灵活的，大家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负责生产的人少生产一些，这样经济危机就不会出现了。

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消费忽然下降以后，经济体里的很多安排不能马上做出调整，有些甚至非常顽固地保持不变。例如，饭店来的人少了，店主本来应该降价，但是菜谱已经印好了，要换菜谱是有成本的。于是店主就忍着不降价。

此外，需求降低了，生产减少了，本来应该给员工降工资。但涨工资没问题，降工资可就不容易了，这不仅仅是合约精神的问题，还会伤感情。这是工资难以降下来的原因之一。

工资难以下调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所谓“效率工资”的概念：老板故意把工资定得比市场的平均水平高一点。工资太高，就业率就不足，工厂外求职者的队伍就排得比较长，对在岗员工形成的压力就比较大，这样就可以逼迫在岗员工格外卖力地工作，加班加点也不敢抱怨。总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要靠工资水平的上下自由波动来减少失业率是困难重重的，市场并非传说中那么灵敏和有效。

总括而言，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社会的总需求降低、总消费下降，对就业、产量和价格这三者的影响不是对等的。由于每当出现需求不足的冲击时，价格的调整总是迟钝和缓慢的，因此真正受到冲击的是就业和产量，这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凯恩斯主义学派基本主张：加大政府开支

正是由于价格反应迟缓，市场没办法自行调整，政府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时，代替人们形成需求，产生消费。人们不花钱政府来花钱，这样才能够渡过经济危机的难关。

因此，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是，政府应该逆经济周期而行，人们都在消费时政府就少采取动作；人们都不消费时，政府就应该积极消费、积极投资、积极生产。

这里要说明的是，凯恩斯本人其实是深信市场自行调节功能的，他指出一旦社会回到正常的状态，政府就应该停止干预，让市场机制自己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凯恩斯主义者关心的是要解决短期内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短期内出现的失业问题，这时创造需求、制造就业机会就是政府的责任。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基本办法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是通过发钞的办法影响人们的预期，使得就业得以增加。当然发钞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多发钞失业率就会降低，但后来发现这一招不管用了，市场出现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涨——滞胀——的情况。

货币政策失灵后，凯恩斯主义者就集中主张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干预，那就是政府花钱办大事。政府的钱从哪儿来呢？不准印钱，就只能通过收税或者借债的办法。这就解释了“二战”以后绝大多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政府都债台高筑的现象。

“长远而言我们都将一命呜呼”

在互联网上有一段虚拟剧的短视频，浏览量非常高，很能说明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主张。在这个虚拟剧里，一个人跑到银行去借钱，银行的客户经理就跟他打听他的收入和债务状况。这个人已经欠债14万元，他每年的收入只有2万元，但开销达到了3.8万元，换句话说他在14万元的总债务之外每年还新增1.8万元的债务。

银行的客户经理听了说：“你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不能把钱借给你。”这个人说：“那不行，不借钱给我，我活不下去，我太太会跟我吵架，家里的小孩儿也没人管了。”听到这里，银行的客户经理忽然眼前一亮：“你家有小孩？”这个借钱的人也眼前一亮：“对呀，我家有小孩！”

镜头一切换，27分钟以后，这个要借钱的人抱着他的3岁小孩，这3岁小孩就在银行的借款合同上乱写乱画算是签字了。

这个故事说的是，今天的人债台高筑，解决办法是让将来的年轻人来还债。

更有意思的是，这段视频最后镜头再一转，刚才这个借款人的欠债数额后面再加上若干个零，把万元变成兆元，就成了美国联邦政府实际的财务状况。

把今天的责任推给将来的人，这么做可行吗？这个国家长远该怎么办？凯恩斯的经典回答是：“从长远而言，我们都将一命呜呼。”他的意思是，情况很特殊，这次不一样，管不了那么远的事了。当然，人们随时都可以把“这次不一样”作为违反原则的理由。

思考题

在你看来，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反经济周期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和困难？

第110讲 | 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看经济周期

不同的学派对经济周期有不同的观点，这很像盲人摸象的故事：摸到耳朵的学派说这是扇子，摸到大腿的学派说这是柱子，摸到尾巴的学派说这像一根绳子。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主张，而我们只有全面地了解了各个学派的学说以后，才能真正理解是什么经济周期。

前两讲我们介绍了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对经济周期的见解，这一讲我们将继续介绍另外两个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

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同意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张。

凯恩斯主义认为，之所以出现经济周期是因为人们不消费了，解决的办法是政府替人们消费。但货币主义者不这么看，他们构建了一整套理论来反对凯恩斯主义者。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一：通货膨胀就是因为货币超发

货币主义学派有几个重要的见解，第一就是坚持货币数量论。

前面我们介绍货币数量论时，讲过一个公式：MV=PY ，即货币流通量乘以货币流通的速度，等于社会的平均物价乘以社会的生产总量。根据这个公式，影响物价水平的因素包括了货币流通量、货币流通的速度，以及一段时间的生产总量。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作出版了一部经典巨著——《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3）。他们通过研究1867年至1960年长达93年的美国货币史，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货币流通的速度这些年基本没变，年度经济增长总量也基本没变，因此，根据上述公式，造成物价水平上升的决定因素就是货币流通量。通货膨胀是多发钞票造成的。

弗里德曼的名言是：“通货膨胀到处以及永远都是一种货币现象。”（Inflation is everywhere and always a monetary phenomenon.）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二：货币长期中性

货币主义学派的第二个主张是货币长期中性论。

前面我们讲过，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在短期内不是中性的，它对人的行为和决策有引导的作用，对经济结构也会有影响。也就是说，奥地利学派认为短期内货币是蜜。但货币主义学派集中关注货币增发的长期效应，他们说货币长期而言是水。

货市主义者认为，当新增的货币流动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以后，除了物价水平上涨，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长期而言，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的努力是无效的。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三：制造通货膨胀不能降低失业率

货币主义学派的第三个重要见解，就是他们认为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应该是垂直的，制造通货膨胀最终不能降低失业率，由此他们也预言了滞胀这种现象的产生，即滥发钞票不仅不能消除经济的停滞，而且还会额外地制造通货膨胀。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四：永久收入假说

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所做的第四个重要的攻击，就是提出了所谓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忽然间不消费了。人们不消费，政府可以替他们消费。政府也可以给人们发钱，人们拿了钱就会去消费了。

但货币主义者认为，人们拿了钱也不会消费，他们说：“你一天消费多少钱不是根据你那一天的收入而定的，而是根据你对未来平均收入的预期而定的。”

如果你的月薪是2000元，忽然有人给了你1万元，你会怎么花这1万元？你会用这1万元买一瓶红酒，把它喝了吗？很可能不会，因为买一瓶1万元的红酒，跟你平时的饮食消费习惯并不相称。

如果你真的打算把这1万元用来改善自己的饮食，你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多买一些饮料、啤酒或者二锅头，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有滋有味，这样得到的效用才会更大。

美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的制作者找到了一家穷人，给这家穷人购买了所有富人应该有的东西，包括一栋房子、一辆好车和一些好衣服。

半年之后他们再回访这家穷人，你猜他们还住在那栋好房子里，还开那辆好车，还穿那些好衣服吗？没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卖了，把换来的钱平摊在更长时间的消费里，这样他们的满足感就更大了。

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在利息理论部分所讲的——在时间维度上平衡消费，才是人们提高幸福感的办法。

人们今天消费多少不取决于今天的收入，很少人会因为今天发了工资就大手大脚地把它全部花光，而在其他不发工资的日子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人们的消费水平是根据他们的永久收入而定的。所以政府的短期刺激政策不会奏效。

我们在欧文·费雪的利息理论里就看到了清楚的“永久收入假说”的原型，弗里德曼把它再一次阐述出来，作为批评凯恩斯政策无效的理据。

弗里德曼的主张：将货币增长比例写入宪法

既然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那怎样才能抑制政府乱发钞票的冲动呢？

奥地利学派认为，要回到金本位或者要实施自由发钞制度。而弗里德曼提出的办法是要盯死货币发行增量。哪个政府都会忍不住乱发钞票，所以解决的办法是把货币增长比例写到宪法里去，谁也改不了。

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每年的GDP增长比例是比较确定的——2%、3%。根据这个比例，货币增长量也就是2%、3%，需要把这个百分比当作一个常数写到宪法里去。

具体写多少——是2%、3%，还是3.5%——不要紧，关键是要把它当作一个常数写到宪法里，谁都改不了，这样人们都能有一个明确的预期。这是货币主义者提出的对付经济周期的办法。

理性预期学派：政府管得越多，经济波动越大

在货币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经济学家还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学派——理性预期学派。

这个学派跟货币主义学派非常接近，基本上接受了货币主义学派的主张。但他们进一步提出，人们不仅在决定自己的消费水平时是有预期的，会盯住自己的永久收入，而且在解读政府经济政策时也是有预期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如果社会上的失业率高涨，政府就去制造通货膨胀来对付失业率，那么第一次、第二次人们会真的以为经济变好了，开始增加投资多雇人，但试过一两次以后，人们就会形成更明确的预期，知道这只不过是政府对付眼前问题的花招，他们再做投资和雇人决策时，就会格外小心。社会上这样的人多了，政府的政策就会失效。

同样的道理，当政府看到社会上消费不足，发钱让人们消费时，人们就会逐渐明白，“政府发的钱不是白给的，迟早会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要回去，所以哪怕是拿了政府的钱也不能乱花”。这时政府的政策又失效了。

政府的政策之所以会失效，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得不好，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会被人们的预期抵消。

政府的政策赖以形成的经济模型，其中的参数是会随着人们预期的改变而改变的。当人们一旦形成预期，那些模型就不起作用了。

而政府企图平息经济周期的措施，本身可能就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就像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政府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吵”，这句话本身可能就增加了噪声的分贝。

这就是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对经济周期的基本看法。

思考题

货币主义者主张，把每年的货币增长率当作一个常数写到宪法里面去，但我们知道，每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好比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以不变的货币增长率来适应变化的国民生产总值，以不变应万变，这种做法可行吗？为什么？

第111讲 |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我们前面几讲分别介绍了几大经济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关于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同的经济学派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奥地利学派认为，那是乱印钞票造成的；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那是人们忽然不消费、总需求不足引起的；货币主义学派除了认为通货膨胀是政府印钞过多造成的，还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理性预期学派更进一步认为，政府对抗经济周期的行动本身可能就增加了经济的波动。

这一讲我们将要介绍的另一个经济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real business cycle），则又往前走了一步，它甚至认为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政府连管都不应该去管。

冲击无处不在，经济周期是很自然的事

前面讲的几个经济学派都认为，经济周期之所以产生，是存在外部的冲击，或者说存在外生变量。也就是说，整个经济体运作本来是良好的，这时在它之外忽然来了一股力量，破坏了经济体本来应有的平衡，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

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外生变量、冲击，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发生意外的冲击是我们真实生活里的常态。

干旱、地震、飓风、洪水，当然是一种冲击；新的科技发明、新的技术创新、新的市场营销手段、新的支付和结算方式，也是一种冲击；新的观念、风尚、潮流，也是冲击。

冲击无所不在，而经济体当中，每一个个体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对新的冲击做出反应。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滞后、迟钝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切被前面的经济学家描绘为调节缓慢、反应不够充分、市场无效的现象，其实都是正常的。

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库存、积压是合理现象

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有一个投资加速器原理，它讲的是，如果你家今晚来了几个客人，吃饭的人数增加了，理论上讲就应该多买一个电饭煲来应付新增的需求。

但电饭煲是一件耐用品，一旦投资了，你能确保家里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客人来吃饭吗？很可能不会。正因为很可能不会，人们才不会一有客人来家里吃饭就买电饭煲。反应过快是错误的、是不经济的，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停一停、看一看，对时局做个判断再采取行动，才是合理的。

正因为这个道理，当市场的需求增加以后，老板并不会马上多雇员工，相反他会先看一看，让原有的员工加班，加班成为常态后才开始增加工资，再没办法了才多招人。

同样的道理，市场里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存、积压，房屋出现一定的空置，都是合理的现象。

有些失业现象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再举个例子。假定有几个人一起烧砖、一起砌墙，其中三个人负责烧砖，一个人负责砌墙，他们的合作本来是天衣无缝的，三个人烧好的砖刚好让那个砌墙的人满负荷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砌墙的那个人熟能生巧了，他砌墙的速度比以前快了，而烧砖的人速度并没有跟上。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时砌墙的人就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劳动力闲置，在外人看来那就叫失业。

闲置的这部分劳动力该用到哪里去，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出路的，他既不可能跑去帮别人烧砖，也不可能找份兼职干。只有当这种情况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会逐渐地想出对策来，把那一部分闲置的劳动力利用起来。

如果在这以前，政府觉得出现了闲置的劳动力、出现了失业，应该管一管，从而刻意制造一些本来市场不需要的岗位让人们去做，让多余的劳动力去填充，这实际上是造成了浪费，妨碍了人们去寻找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机会。

错误的商业决策也是经济衰退的成因

此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认为，我们经历的很多经济衰退，其实都是由过去错误的商业决策造成的。

例如，在政府制造的通货膨胀之下，人们打错了算盘，做了过分长远、宏大的规划，招错了人，当政府开始悬崖勒马、抑制通货膨胀时，当然就会出现泡沫破裂、工程烂尾、人员解雇等现象。

但这些现象是由过去的错误决策造成的，错误已经造成了，后来发生的工厂停工、劳动力闲置和调整策略等现象，都是回归合理经济格局的一个必然的休整过程。

一个人得了病，去住院是正常的，住院当然是劳动力的一种浪费，但产生这种浪费的根源——得病——早就已经发生了，再阻止这个人去住院是于事无补的。所以不让那些本来应该失业的人失业，那也是错的，错上加错并不能变成对。

生活中到处都是冲击，要应付这些冲击，人们的反应不是即时的，而是滞后的，不是全面的，而是渐进的。这本身就是合理的。额外的干预不会解决问题，而只会产生新的问题。

这就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个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2004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思考题

针对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理论，你认为面对失业，政府应不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为什么？

第112讲 | 聪明人为什么会彼此不同意

前面四讲中，不同的学派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应采取的措施，都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这些不同的理论有时候是互补的，有时候是针锋相对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些理论的领军人物，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奖；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在1972年、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1981年获得诺奖；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1976年、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2006年获得诺奖；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95年、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2011年获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2004年获奖。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就是今天宏观经济学的局面。

看完这些大经济学家的理论，人们很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聪明人会彼此不同意？

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四大原因

第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现象涉及的变量太多，而我们研究的宏观经济现象本身，数量又是有限的。

如果要研究的经济现象数量不够，而对经济现象产生影响的因素又太多，那么人们就无法厘清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经济现象。这就像我们解方程式，变量数比方程数多，这个方程组就解不出来。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经济学派建立了一种宏观经济学理论，也有一些历史数据的支持，这种理论看上去是自圆其说的。但只要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把这种理论多放到几个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就会发现它好像说不通了。每个学派都截取了一段对自己的理论有利的历史，但事实上他们的理论也就仅仅适用于这一段历史。

第二个原因，在于宏观变量本身是一些加总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间未必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例如在微观经济学里讨论的需求和供给，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一个产品的价格发生变化，需求量就会发生变化。但是到了宏观经济学中，如果我们考虑的不是单个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而是考虑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些变量之间就未必有清晰的因果关系。

观念越宏大，就越不清楚，既难以被证实，又难以被证伪。这是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第一个原因。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会形成预期，会产生对策。

知识和信息不仅会影响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知识和信息本身就存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它们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在这些不可预测的知识和信息的影响下，人的行为也会变得不可预测，这当然就增加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难度。

第四个根本原因，是人类恐怕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应付不确定性。

凯恩斯不是职业经济学家，而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名人、记者、政府官员和投资家。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此开创了宏观经济学这个学术分支。这本书到今天，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不管书店有多大，不管经济学的书架有多小，里面一定还放着凯恩斯的这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它到今天为止还是畅销书。尤其到了经济出现剧烈的波动，人们看不懂经济的走势，感到眼前迷茫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这本书，他们就会拿起这本书，他们就会讨论这本书。

为什么在高度科学化、数学化的经济学已经占领了大学的经济系和研究所，成为行业的标准的今天，一本用日常的语言书写，带有文学的笔触，以一位记者观察生活的视角写成的经济学散文，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呢？

世界上不仅存在风险（risk），还存在不确定性（uncertainty）。所谓的风险是那些我们能够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的或然性，你掷一个骰子，有多大的可能出现1，有多大的可能出现2，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而不确定性，指的是那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500年前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想象过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这些事情，所以根本谈不上去计算这些事情发生概率的问题。

凯恩斯的直觉非常准，他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就用他独特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现象。在他的著作里，这种难以名状、难以刻画、难以衡量的不确定性被称之为“动物精神”。他说正是由于这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人们的需求忽然下降了，经济不发展了，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鼓励人们去消费。

当人们面对不确定性的冲击，当他们发现用精准的数学根本无力招架、无法应对的时候，他们就只能诉诸直觉、比喻、经验、自信以及勇气。这是宏观经济学真正深不可测的原因。

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八大问题

宏观经济学家争来争去到底争什么呢？我找到了一个表格，纵向有8列，指的是宏观经济学家争论的8个大问题；横向有7行，代表的是7个经济学派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因此表中总共有56种不同的观点（见表10–2）。

这八大问题是：

第一，经济周期当中存在波动的根源是什么？

有些学派认为是消费忽然不足，有些学派认为是政府印钞过多，有些学派认为到处都是冲击——大自然给我们冲击，科技文化给我们冲击，政府政策也会给我们额外的冲击。

第二，人究竟能不能够形成预测？

有些学派认为人是聪明的，能够形成预测；有些学派认为人是短视的，不会形成对策。

第三，价格能不能够灵活地进行调整？

有些学派认为，价格调整存在着很大障碍，价格是刚性的，相对僵化，存在着所谓的菜单成本。但另外一些学派却认为，价格的调整是非常灵活的，不存在所谓的菜单成本。他们举例说超市里的商品成千上万，要调整它们的价格也就是键盘上按几个键而已。

表10-2 不同学派对宏观经济学问题的看法

资料来源：Brian Snowdon et.al.，A Modern Guide to Macroeconomics 1994。

第四，市场结构本身能不能够做出灵活的调整？

有的学派认为可以；有的认为不可以；还有的学派认为虽然开始时难，但将来会越来越容易；也有的学派认为资本本来就是抑制性的，一旦做出了投资，资本就很难转为其他的用途。

第五，市场到底是否存在均衡？

我们打开财经新闻，听宏观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时，发现他们一天到晚都说这个失衡、那个失衡。这时，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天天都失衡，到处都失衡，那世界上失衡就应该是常态，不存在所谓的均衡吧？

针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学派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一个社会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能够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社会的充分就业？但货币主义学派则认为，失业是一个常态，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要把真实的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以下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六，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到底是长还是短？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周期都是短期的，政府只要稍加干预经济就能够恢复常态，这时政府就可以停手了，自由市场就可以正常运作了。但有些学派却认为，经济周期一旦发生，它要调整的时间就很长。

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长短，也就影响了这些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政策的态度。

第七，到底应该采取相机的政策，还是规则化的政策来对付经济周期？

所谓相机的政策就是见机行事，有什么样的情况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而主张通过规则来处理问题的经济学家却认为，政府官员很难做到就事论事，相机对策反而会增加波动，要用一成不变的制度来应付变化。比如货币主义学派就主张，把货币增长率写到宪法里去，以不变应万变。

第八，收入政策到底有效无效？给人们发钱人们会不会把钱花出去？

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会；货币主义学派认为不会，人们只会根据永久收入预期来决定他们的消费水平。

所有这些都是聪明人彼此不同意的原因。不能怪经济学家见解太多，只能怪问题太难了。

宏观经济学家的六大共识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争论，宏观经济学家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

第一，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主要靠供应方面的因素。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还是要看它的生产力。

第二，短期的经济波动，往往来自需求方面。例如人在消费时表现出的非理性，货币流通量变化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引导作用，政府短期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等等。

第三，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失业率。

第四，从长期看，货币增长率决定了通货膨胀率，滥印钞票迟早会造成通货膨胀。

第五，政府试图微调经济周期是做不到的。我们前面说过，要调节经济周期，就必须面对一系列的时间滞后。从发现问题到提出方案，到具体实施，到这些具体措施能够奏效，存在着一连串的时间滞后，微调是不可能的。

第六，大家普遍接受了“人是有对策的”这一观点。这其实是物理世界的研究方法，与人类社会的研究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样大家就从过去的控制论角度（觉得这个社会是可以通过政府来控制的），转化为博弈论的角度（觉得政府只不过是众多玩家中的一个）。学者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怎么控制这个社会，而是怎么让社会达到更好的协调。

思考题

请你举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既针锋相对又言之成理的例子。

公共选择｜选举未必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

第113讲 | 选举由中间派说了算

我们都知道选举是一种政治行为，它跟经济学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经济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选举问题了。

这一讲我们就介绍一下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如何看待选举问题的。我们先从简单的模型开始。

市场与投票在公共选择中的区别

假定有三个人，他们决定一起去吃午饭，但是他们对吃午饭的开销有不同的偏好。第一个人喜欢吃便宜的午饭，5元钱刚好，离5元钱越远——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他越不喜欢。第二个人认为10元钱刚好，离10元钱越远——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他越不愿意。第三个人喜欢吃贵的，最理想的是吃50元钱的午饭，离50元钱越远——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他越不满意。

这样他们就构造了一个三个人的团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所谓的单峰偏好，也就是他的理想状况是一个点，公共选择的结果越是接近他心目中的这个点他就越满意，越是远离这个点他就越不满意。

在市场当中遇到这样的选择时，这三个人最终会吃多少钱的午饭呢？我们在讲科斯定律时说过，谁使用的价值最高权利就归谁。吃午饭的三个人中谁的出价最高？第三个人，他愿意出50元。

这时他可以花钱把选择吃午饭的权利买下来。假设他选择吃一顿20元钱的饭，这时第一个人只愿意出5元，这20元的饭钱，还缺的15元就由第三个人来补。第二个人只愿意出10元，第三个人也补给他10元。第三个人向第一和第二个人购买了他们手上的选票以后，还能剩一笔钱来提高他午餐的质量。

通过选票的买卖，三个人皆大欢喜，这是公共决策的问题放到市场当中产生的结果。简单地说，如果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公共选择的问题，那么公共选择就会落在大家都愿意出的那个价格的平均数上，这三个人愿意出的价格加起来是65元，三个人分摊，最后午餐的质量由平均数决定，20多元。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市场中才会发生的事情，在政治生活中、在选举中选票是不准买卖的。如果选票不能买卖，这时这三个人的午餐就要采用投票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

低端的一个人说出5元钱，高端的一个人说出50元钱，他们说了都不算，唯独中间那个人说了算，因为无论他朝低端倾斜还是向高端倾斜，他们都能够组成大多数。结果三个人共同吃的午餐价格就接近中间那个人的偏好——10元钱。

简单地说，在投票的情况下，公共选择的结果相当于中位数，由中位数决定；而在市场里，公共选择的结果则由平均数的位置决定。

赢得中间投票人支持，就能获得选举成功

经济学家就是从这个简单的模型开始，对政治选举进行经济分析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政治选举所要考虑的选择、内容以及选民意愿，要比简单的吃一顿饭花多少钱的问题复杂得多。

每一个政党都有非常复杂的政纲，这些政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人们要做的公共选择的数量哪怕不是无限的，也是非常庞大的。

但是，人们实际上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和金钱，来对这些选择逐一投票。所以政治的现实是，人们只能够在若干个数量极其有限的套餐里做一个选择，而最后能够脱颖而出参加政治选举的政党数目不会太多，通常是两个，三四个已经很多了。人们不可能全盘接受任何一个候选人、候选政党的全部政纲，只能妥协。

这些妥协本身就是一个人内心的选票买卖的过程：哪件事更重、哪件事更轻，哪件事值得坚持、哪件事可以放弃，我们在内心已经做了一番权衡。

在任何一个选举中，不管那些参选人的政治理想原来是怎样的，只要他们想获得胜利，在竞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选择那些能够讨好中间选民的政纲。这是政治选举的经济学分析当中非常重要的中位数投票人原理，也就是说要获得最大多数的支持，参选人就要去迎合那些中位数者的偏好。

“中位数投票人原理”的重新发现

在当代，中位数投票人原理是由经济学家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在1948年重新发现的。所谓重新发现就是，在16世纪时，法国数学家就发现了这个原理，但是这个原理被埋没了很多年。布莱克发现以后，1957年，另外一位经济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把它写到了对民主进行经济分析的经典著作里，这本著作的名字叫《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1957）。

这本书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在这本书以前人们都相信政治家攀比的是他们的政治理想。哪位政治家好、哪位政治家差，区别在于他们的政治理想谁的更高远、更伟大。

但自从中位数投票人原理被清楚地提出来以后，人们对政治选举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政治家的理想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能够满足中位数投票人的偏好。只有满足中位数投票人偏好的政纲，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持这种政纲的候选人才能获得选举的胜利。

过去人们以为，政治家是为了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而参加竞选的；现在人们明白，政治家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去刻意剪裁他们的远大理想，因为只有讨好中间投票人的政纲，才能在大多数人说了算的选举中获胜。

思考题

在所有的选举当中，我们要追求、要满足的都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真的存在大多数人的意愿这回事吗？为什么？有哪些社会目标是真的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呢？请你举两个例子。

第114讲 | 阿罗不可能定律

“大多数人的意愿”，听起来是个不言而喻的概念，但经济学中的阿罗不可能定律告诉我们，它可能根本没有确切的含义，或者说什么含义它都可能代表。

选举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

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21年出生，2017年去世，一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是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

阿罗不可能定律，是指在人们有多种不同选择的情况下，选举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个观点，18世纪的两位法国数学家孔多塞和波尔达就曾经提出过，但提出之后，他们的著作就被湮没了，很多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到1950年，阿罗用严谨的数学方式把这个思想又阐述了一遍，后人就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律。

我们前面在讲选举时假定人的偏好是单峰偏好，也就是说人只有一个幸福点，离这个幸福点越近就越满足，离得越远就越不满足。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不止有一个幸福点。

如果一群人中的每个人都有两个幸福点，那么投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如一个单位里有三个人，他们要在三个地方中选一个去开公司年会，这三个地方分别是最热的夏威夷、最冷的芝加哥和气温中等的华盛顿。

这三个城市在三个人心目中的排序分别是：

第一个人觉得夏威夷比芝加哥好，芝加哥又比华盛顿好；

第二个人觉得华盛顿比夏威夷好，夏威夷比芝加哥好；

第三个人觉得芝加哥比华盛顿好，华盛顿又比夏威夷好。

如果我们组织一次选举，让这三位选民在夏威夷和芝加哥之间做出选择，第一位和第二位候选人喜欢夏威夷多于芝加哥，那么根据他们的偏好，夏威夷得两票，芝加哥得一票，夏威夷获胜。同样，如果让这三位选民在芝加哥和华盛顿之间做选择，那么芝加哥会获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让这三位选民在华盛顿和夏威夷之间做选择，这时华盛顿会获胜（见表10–3）。

表10–3 阿罗不可能定律

注：

选举1：夏威夷与芝加哥2∶1

选举2：芝加哥与华盛顿2∶1

选举3：华盛顿与夏威夷2∶1

含义：

1.多峰偏好或多议题导致选举循环的产生；

2.议题设置和选票交易是两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以打破这一循环；

3．“大多数人的意愿”可能是个无意义的概念；

4.会议召集人和会议议程至关重要。

在这三次选举当中，夏威夷、芝加哥和华盛顿都分别获胜了。这三个不同的城市面对的是同样的选民，在选举中也没有任何作弊的行为，每个人都如实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也选不出到底哪个城市才是最合适的。三个城市都有可能获胜。

到底哪个城市获胜，完全取决于这些选举是怎么组织的。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什么，被选中的城市就是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说“选举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如果真的举办这样的选举，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只要自己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但阿罗不可能定律指出，在特定的情况下，要选择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意愿的那个选项是不可能的，选择的结果其实是循环的。实际上，不同的问法就决定了不同的答案，并不存在什么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一说。

已经被暗中决定的投票结果

人们可能会说，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花多少钱吃饭、到哪儿开公司年会，还是确定公司未来的方针政策，我们都没遇到过这种循环不已、选来选去找不到最佳答案的情况。

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图洛克写过一篇文章来解释和回答这个问题，题目是《为什么这么稳定》（Why So Much Stability 1981）。它的意思是说，阿罗不可能定律预测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果、议而不决的结果，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每一次人们投票决定一件事时都有一个会议召集人或者议程设计者。他设计了怎么问别人，设计了选举方案和选举选项，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把选举的结果暗中定下来了。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虽然开会是民主的，虽然大家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虽然最后都是投票表决，但是那个会议召集人、主持会议的人实际上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投票的结果在他选择投票方案时就已经被决定了。

投钞票可对偏好轻重做出排序

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要逃避阿罗不可能定律所预言的这种循环，除了确定一位会议召集人，确定一个固定的会议程序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让人们投选票，而是投钞票。

我们让选择芝加哥、夏威夷和华盛顿的三位投票人，分别为这三个城市标上价，说他们愿意出多少钱去这个地方开会，愿意出多少钱去那个地方开会。只要把这个价格明确地标出来，一汇总，最受欢迎的城市就出来了，而且这个选择是一个确定的答案，不会出现循环。

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用选票投票和用钞票投票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用钞票来投票不仅能反映出选民对不同选项之间的排列顺序，还能反映出他们对不同选项偏好的轻和重，因为不同的价格能够反映出量的不同。而用选票投票，只能反映出人们对不同选项之间偏好的顺序，却没办法反映出他们偏好之间的轻重。

思考题

在你所在的机构，会议召集人是怎么确定的？他们对会议讨论的结果有没有起到主导的作用？

第115讲 | 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

本书批评过许多公共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管制、准入管制、最低工资制、同工同酬法和贸易保护主义等。读者不禁会问：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既然那么多的经济政策都是低效或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为什么这些经济政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采纳、被执行呢？而且执行和采纳这些政策的往往还是那些民主国家呢？

传统公共选择学派的理由

对于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传统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两个可能的理由：第一个理由，选民是无知的；第二个理由，选举的机制有问题。

理由之一：选民是无知的

很多人都相信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在民主制下大家可以公开地讨论，对公共政策进行辩论，人们迟早会认识到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人们对民主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对的。为了让大众尽快地接近真理，那些掌握了更多信息、更多社会运行规律的人应该尽量地给普罗大众普及教育。人民被教育好了，民主也就健全了。

按照这个逻辑，在民主制下要产生好的经济政策，关键是要对人民进行经济学的教育。

第一位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说：“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在乎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谁来起草缜密的条约。”萨缪尔森最看重的就是经济学的教育。

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持有同样的想法。弗里德曼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2006年去世，整整30年，利用公众媒体做节目、写专栏，用简洁的语言、生动的例子向大众传播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但结果怎么样呢？到晚年弗里德曼自己反思，他说拿今天跟30年前比，人们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更接受市场了，嘴上说得好听，但在实际政策上却没有多少改进。

事实上，对人民进行经济学的教育，改善人们经济知识的普遍匮乏，从而改变不良的经济政策，这往往只是学者们一厢情愿而已。

当然，除了经济知识的匮乏，选民的政治知识也是相当贫乏的。在美国有持续的跟踪研究，比如不到一半的人能够在一帮政治家当中认出谁是副总统，不到1/3的人知道国务卿是谁，也有不到1/3的人知道自己家乡的参议员是谁。

总之，选民无知导致了不良的经济政策，这是一种解释。

理由之二：选举机制天然容易被利益团体操纵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选举机制天然地对利益团体有利。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侵入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在每一位存款人的账户上偷一分钱，那我一下子就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这时账户上损失了一分钱的人，他们会起来反对我吗？不太会，他们只要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付出的代价就已经比一分钱要多了。他们不值得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是我却值得这么做。

而一个国家的利益团体，他们也处于相同的格局中。凡是利益团体都是人数比较少，互相可见，得到的益处却非常大的一群人。他们利用公共政策赚到的钱，是全体人民付出的。

全体人民的特点正相反，他们高度分散，互相不可见，他们每一个人受到的损失也非常小，不值得联合起来，要联合起来成本也非常高。在这种格局下，那些有巨大利益的少数派就会有积极性去操纵选举的结果，让大多数分散的选民来承担代价。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利益团体操控选举结果的理论。

唐纳德·威特曼的反驳

有一位叫唐纳德·威特曼（Donald Wittman）的经济学家，针对上述“选民无知”和“利益团体操纵选举结果”导致了民主制度下屡屡产生不良经济政策的理论，提出了严重质疑。威特曼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秉承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善于把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运用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市场机制能帮助人们做出明智选择

威特曼说：没错，在政治问题上选民是无知的，他们往往搞不清政治家谁是谁，搞不清楚政治立场是这个还是那个，搞不清楚那些跟美国打交道的国家具体在地球的哪个位置，但是这些无知都不妨碍选民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

抛开政治，我们在市场上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人们对技术往往一窍不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买到一管好的牙膏、一台好的相机、一辆好的汽车，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就提供了充分的帮助，让人们在无知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策。

在市场当中，帮助我们做决策的，是厂商的品牌，是第三方的认证，是履行各种合约的制度安排。而威特曼说：所有这一切在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

政党就好像一家公司，政党的名声就好比一家公司的声誉，它是通过多年努力而积累成的。党内对各位党员有纪律约束，这好比公司内部的品质管控程序。党外有好多新闻媒体、政治分析员、非营利组织、智库，都对政党的行为、政治家的一举一动进行着密切的监督。他们的行为稍有差池，就会被曝光，就会被放大。这跟市场体制里的消费者委员会、违约惩罚、侵权赔偿是一样的道理。

政治竞赛至少和市场竞争一样有力

对于很多人说利益团体是少数人赚了钱，大多数人付出代价，威特曼反驳说：

这种说法不完全对，既然有人能够通过占每一位选民的一点点便宜，从而获得巨大的利益，形成利益团体，那为什么就没有另外一些人，同样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形成另外一个利益团体，跟那些现有的利益团体做抗争呢？

众多利益团体互相争夺、互相抗衡，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机制。这跟在市场里商人们进行广告战、价格战、营销策略战一样，都是正常的情况。

在政治领域，选民不需要再了解政治哲学，不需要再了解军事战略，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经济学原理，他只要看看候选人的眼神、说话的态度，有没有温暖人心的微笑，就可以投票做决定了，而这跟在市场领域，消费者不需要懂得多少科学技术原理，只要看看品牌和包装，看看那些美轮美奂的电视广告，就基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一样。

民主制产生的经济政策就是选民要的

于是，威特曼得出了一个传统公共选择学派学者都不喜欢的结论，那就是：选民的无知不是问题，而民主决策机制也没问题。既然这样，“民主制度会产生不良的经济政策”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市场和政治两个不同的场景里，人们都通过本质上非常接近的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有用信息比较少的情况下，做出了有效的选择。

威特曼的结论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经济政策就是好的政策，因为它恰恰反映了聪明的、有理智的选民所需要的经济政策。这样，人们对经典的公共选择问题——民主为什么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的研究就陷入了困境：民主制度没毛病，选民要什么政策，就得到什么政策，批评民主体制下的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们可以休矣。

布赖恩·卡普兰的“理性胡闹”理论

这时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站出来提出了他的解释，这就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教授。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唐纳德·威特曼提出的观点——政治的决策机制本身跟市场的决策机制一样都是有效的——他说问题就出在一个细节上。

卡普兰的论证推理过程分以下几个部分。

普罗大众的经济学认识有系统性偏差

卡普兰通过研究指出，大众的经济学认识是有系统性偏差的。他获得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里，有1500位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回答了30多个常见的经济问题。

这1500人具备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收入阶层、不同的党派等等，而这1500人当中，有250位是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

卡普兰发现，这250位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对这30多个问题的回答跟其他人有着明显的差别。经济学家是一群看问题非常特别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不可替代，原因就在于他们受过经济学的系统训练。而其他人对一系列常见的经济问题，都存在着大量的偏见。

这些偏见归纳起来有四点：

第一，排外偏见。大多数人都认为，很多经济问题是由外人造成的，这些外人要么是一个城市里的外来人口，要么是一个国家以外的其他人。他们跟经济学家相比，往往不能理解外人对本地人、本国人的福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老百姓当中普遍存在的排外偏见，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第二，职位偏见。人们普遍觉得工作岗位像桌子、椅子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也会流失到海外被外国人占有。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普遍欢迎那些把就业机会留在本地的经济政策。

第三，反市场偏见。人们对供求的关系、对价格的作用，往往理解得不够深。这造成了很多人虽然口头上说赞成用价格进行调整，但每次遇到具体的问题，他们往往会反其道而行，欢迎那些价格管制的政策。

第四，悲观偏见。人们总是记得失业的感受或者非常担心失业，他们对现状往往不满，对未来往往担忧，而对过去又往往只留下美好的记忆。结果是总觉得今天不如昨天，明天可能会更糟。

总的结论是人们对经济问题普遍抱有偏见。

任何个人的选票都无法改变选举的结果

我们前面说过，在选举当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间选民，非中间选民所投的票，对选举的结果没有太大影响。

成为中间选民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参选人赢得大选的概率。参选人之间赢得大选的概率越接近，成为中间选民的机会就更大；而基本上已经是一面倒的选举，谁都不太可能通过自己的一票力挽狂澜。

第二个因素是选民的人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对一个案子做出判决，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成为中间投票人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一个国家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选民，要成为中间投票人的机会就非常渺茫了。

在现实的民主选举中，任何一个人去投票而刚好成为中间投票人，从而扭转选举结果的概率，任何一台计算器显示的结果都会是零。

图洛克教授就曾经说过：“安东尼·唐斯早就把我说服了，我在前往投票站的路上遇到车祸一命呜呼的概率，比我的选票改变了选举结果的概率要大得多。那我为什么还要折腾去投票呢？”

没有人可以通过参加投票来改变选举的结果。

市场决策与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

每当我们面临公共决策，比如“这个国家每年需要制造多少件蓝色西服”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决策程序，一种是市场决策，一种是民主决策。市场决策就是需求者用钞票来投票，需求者投多少钞票，生产者就生产多少蓝色西服。而民主决策就是选民用选票来投票，得票最多的生产方案，决定了应生产多少蓝色西服。

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这两种公共决策机制，一种是数钞票，认钱多少，另一种是数选票，认人多寡，这两种机制有区别吗？它们产生的选择结果，是会趋同呢，还是会分离呢？

对此，卡普兰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们在做任何决策时，都要同时考虑候选方案给自己带来的功能上的好处，以及面子上的好处。

例如，在市场当中，我要买一辆车。到底是买一辆便宜的10万元的车，还是买一辆豪华的500万元的车呢？当然我知道，如果买一辆500万元的名贵跑车我会很有面子，但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考虑实际的功能、实际的效用和我要付出的代价。

最后我肯定得实际一点，说面子上的好处我就放弃了，买一辆10万元的车吧。这是由于在市场当中做决策时，自己必须为自己所做的决策承担全部的责任。

问题的关键点来了——在人们做政治选择时，也会考虑两个因素：第一是功能上的好处，第二是面子上的好处。

如果有人提议，让每一位国民都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你是否同意这个建议？从面子上来说当然要同意，同意了说明我们有教养、有爱心、有责任感，但实际后果是，如果人人都能享受免费医疗，那钱从哪来儿？

如果每位选民都得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财务责任——选赞成的就付费、选反对的就不用付费，那恐怕很多人都会选择反对。问题是，我们刚分析过，任何一位选民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都是零，所以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像在市场里那样，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财务责任。结果是，在政治选举中，人们会不惜代价地纵容自己在面子上的偏好。

是否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直接的责任，是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

在市场里，如果我们要买名贵的跑车，就要单独为此买单。在政治领域，我们不会因为支持人人都有免费的医疗服务，政府就会单独让我们付费，付与不付已经被决定了。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在做经济选择时，因为自己要承担后果，人们就会变得理性；而在政治领域，由于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承担责任，人们就会理性地选择不理性。用卡普兰的话来说叫“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因此，在讨论民主投票制度的优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经济学的这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人们在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变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无知，就会放纵自己的感情和偏见，去支持那些无效的经济政策，让自己错误的观念、不负责任的观念对别人造成影响，产生巨大的外部负效应。

思考题

我们经常见到很多人，在处理私人事情的时候还是比较自私、喜欢斤斤计较的，但是一旦讨论公共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慷慨、非常大方，你能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吗？他们这样做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第116讲 | 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谈到众人互相影响的内在规律，就必须提到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Directon’s Law）。亚伦·戴雷科特是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最早对反垄断法提出了很多洞见，推动了法律经济学这门交叉学科的兴起。

戴雷科特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写文章，只爱说话，只爱参加各种讨论会，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很早就提出了戴雷科特定律，但他总是不愿意写出来。直到1970年，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实在忍不住了，就把戴雷科特的观点写成了一篇论文，让它流传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篇论文的题目就叫《关于公共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 1970）。

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传统批评

过去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政府承担着财富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能够把社会中有钱人的收入征收一部分，给社会中最穷的人使用。直到今天，每当人们讨论收入政策时，大家仍然会说：有钱的人不在乎多赚那么一点钱，但穷人有这一点收入就会很高兴，幸福感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所以财富再分配能够使得社会总幸福得到提高。

真是这样吗？我们在前面讲价格所提供的独特作用时就讲过，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不可以进行横向的比较和加总。张三家的老大、李四家的老大，不一定比王五家的老二年纪大，好多穷人的效用之和不能简单地与一个富人的效用做比较。通过计算社会总效用的办法来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种公共政策，都是缺乏合理依据的。

这是传统的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批评。

戴雷科特定律：收入再分配，真正得益的并不是穷人而是中等收入的人

但戴雷科特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批评。

他说事实上，政府在进行财富再分配时也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钱从最有钱的人口袋里到了最穷的人口袋里。相反，每当人们通过选举、通过政府的行为进行财富再分配时，真正得益的并不是一个社会中最穷的人，而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中间的人得益了，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这个社会中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最穷的人，他们的知识、时间、精力致使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往往很不够，他们根本没有意识、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替自己说话。而社会当中最有钱的人，他们也不屑于过多替自己说话，他们不在乎多交那么一点税收。而社会中处于中等收入的阶层，他们有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和能力，通过选举为自己说话，为自己办事。结果是社会上最富和最穷的人，共同补贴了社会上的中产阶级。

这就是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关于戴雷科特定律的常见案例

公共教育

怎么理解戴雷科特定律呢？我们先举个例子。好的大学，拿到大笔的政府资助后，向成绩好但家境比较贫困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甚至免费教育，这时候，谁能得益？是那些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得益。最穷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相应的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怎么考都考不上那些好的大学。

而那些极其富裕家庭的子弟，他们的选择很广泛，不一定会跟大多数人争夺公共教育资源。结果政府对教育的资助，往往帮助了那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而不是最需要帮助的赤贫家庭的孩子。

公共医疗服务

公共医疗服务也是如此。政府对那些好医院进行资助，谁能够享受这些医院的服务？是那些住在大城市、离这些好医院很近的人。而离好医院近的地段，房价本身就已经比较高了。因此医疗服务享受得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交税的比例比较低，但又住得离医院近的中等收入阶层。

社会保险与养老金

社会保险与养老金也一样。表面上看，所有人交了一定年限的社会保险，在退休后都能够拿养老金了，这是公平的。

但实际上穷人早早出来工作了，他们早早就向国家交纳社会保险金了。等到领养老金的时候，富人活得比他们更长。

最后的结果是财富从穷人那里转移到比他们更富裕的阶层那里。

免费高速公路

政府资助建设免费的高速公路，所有的人都出钱。每一位劳动力不仅要支付收入所得税，也要支付他所在公司的公司税。真正的税负是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的。

而高速公路免费，最后得益的是有私家车的人，经常开车去上班、出去旅行的人，财富又一次从大众的手中转移到中等收入阶层了。

廉租房与廉价房

廉租房、廉价房也是一样的道理。政府占用土地修建一些所谓的廉租房，出售一些所谓的廉价房，但这些房子并不是最穷的人能够租得起、买得起，或者有资格获得分配的。

符合买房、租房和分房条件的人，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相对而言，他们是社会当中的中等收入阶层，最穷的人、赤贫的人往往只能望洋兴叹了。

思考题

在所有关于帮助社会里面最穷的人的那些政策建议当中，你认为哪些政策是最有效、最能帮助最穷的人脱贫的？为什么？

第117讲 | 脱贫致富之路知易行难

我们虽然知道一些国家贫穷、一些国家富裕，但是这些国家为什么贫穷，另外一些国家为什么富裕，当中的原因，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到现在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让穷人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才是最重要的

不仅如此，经济学家有时给出的答案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前面在讲慈善为什么会失效时，介绍过威廉·伊斯特利的一本书——《白人的负担》，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他的另外一本书《威权政治》（The Tyranny of Experts 2014）。

在历史上，向贫困宣战的政治家、慈善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不在少数，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成功过。有的学者和慈善家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穷人缺乏一些脱贫致富必需的技术和设施，只要有了这些技术和设施，他们就能够改善生活，告别贫困。

在《威权政治》这本书里，威廉·伊斯特利举了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他提醒我们，专家们可能忘记了，在给予技术支持、设备支持、资金支持时，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那些穷人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动性。

这应该是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一课。

制度设计上的一点差别，就能产生差异很大的结果

中国在短短的20年间就建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高速公路网络。为什么中国能够迎头赶上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修筑高速公路的融资方式和美国的不一样。在制度上少许的区别，就会使结果产生重大的不同。

美国修筑高速公路的资金，是通过征收汽油税得到的，政府把收上来的资金再分配给不同的地区，修建当地的公路。而中国的许多高速公路是当地政府和当地的企业修建的，它们把路修好了以后，通过收路费的方式把成本收回来。

美国采用的是相对大锅饭的方式，而中国采用的是更接近于用者自付的方式。越是用者自付，用者就会越小心，到底该不该走这一段高速公路，司机心里就会反复盘算。而修路的人也会格外小心，对于公路如何建造会进行精准的计算。就这么一点制度设计上的差别，就能够产生很不一样的结果。

问题是，局部的规律性，我们能够通过一次一次的实验来验证，但要对更宏观的现象——比如一些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成功，有些国家会失败

前几年有本书非常受欢迎，这本书是两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所写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12）。

这两位学者分析了大量的实例，总结出有些国家成功、有些国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些国家采取了包容性的政策（inclusive policy），有些国家采取了汲取性的政策（extractive policy）。

所谓包容性的政策，就是那些能够惠及所有的人，在社会中保持公正、公平，使得发展能够持续，使得所有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发展自我的政策；而所谓汲取性的政策，就是那些通过垄断、专卖、市场控制等方法，把社会上的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经济政策。

两位作者洋洋洒洒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总结出来的就是这两个没有经过严格定义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看上去非常强大，能解释所有的现象，但仔细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它们的任何一种含义我们都能够找到反例。

例如，在很多实施民主的国家，人民依然是非常贫困的。在印度，有一些议员为了当选，甚至呼吁那些债务人不还钱。这显然是一种极其短视的政策，这种政策主张到底属于包容性的还是汲取性的呢？

而美国的许多垄断者，比如说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他们对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洛克菲勒让每一位美国人，哪怕是穷人都用上了煤油灯，让他们入夜之后的生活成为可能；比尔·盖茨则让个人电脑进入了每一个家庭。当然这些垄断者本身也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这到底是包容性的还是汲取性的呢？答案是不知道，因为这两个概念太空洞了。

枪炮、细菌和钢铁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到底是贫穷还是富裕，经济制度只不过是众多原因当中的一项，此外还有地理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人群基因的因素、自然条件的因素等等。

每当我思考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为什么是贫困的，应该如何致富，又找不到答案时，我就会想起一部名著，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写的《枪炮、细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1997）。

这本书分析了欧亚和北非的文明不仅能够存活下来，还侵略了别的地方的原因。

作者认为这些文明之所以可以这么做，不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聪明，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道德，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更高贵，而仅仅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更适合生存，通过一系列的作用和反作用，他们的实力就超过了他们的对手。

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固有难题，就是分辨诸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以为是起因的现象，有可能是结果；我们以为是结果的现象，有可能是起因。上述这些对各种脱贫致富方法的研究，与其说告诉了大家答案，不如说告诉了大家为什么还没有答案。之所以还没有答案，或许是由于经济学家还不够努力，抑或是由于答案根本就不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内。

思考题

一个国家走向繁荣，更大程度是靠人们的理性思考，还是靠人们的运气？为什么？

第118讲 | 中国做对了什么

许多人都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14亿人脱贫致富，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固然是巨大的，但它是可以解释的。

所谓奇迹，指的是那些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现有的知识去解释的现象，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然，一个泱泱大国每天有无数人在做无数的事情，做错的事情肯定很多，但做对的事情和做错的事情互相抵消之后，还是留下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因此，着重去分析她到底做对什么，就特别有意义。

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就可以继续坚持做对的事情，也可以给其他的国家一个榜样，让其他有相似的处境、相似的问题的国家也一起脱贫致富，共同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的经济成就，最重要的是做对了四件事情：

（1）给重要的资产确权；

（2）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3）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4）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人民直接参与了国际化的大合作。

让我分别解释一下这四个关键的举措。

界定产权：以土地与人力资本为例

第一，确权。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就是土地。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管理权、收入分配权，从大集体转向小集体，甚至转向家庭。

这一下子就改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余粮上缴变成只要上缴完固定的数量，余粮都归农民自己。农民成了剩余索取者，积极性当然大增。

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价格机制的时候讲过。价格有三个作用：第一是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第二是指导生产；第三是指导分配。

而第三点，指导分配，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多干活的人不能够在分配时多拿一点，拿好一点，拿得早一点，人们辛苦拼搏干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对价格做出反应？

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那么价格前面的两项功能也就会失效，价格就没办法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也没办法指导生产了。如何分饼会决定饼能做多大。

当然，我们后来在讨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时候，在讨论谁来当老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让那些很难衡量工作积极性、很难衡量工作投入的人拿剩余的产出。那么他们就会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激励自己。

这两部分的经济学原理，让我们充分理解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得到非常好的产权保护的不仅仅是土地一项，人们其他许多重要的资产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其中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保护。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都是政府和学校包分配、管就业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不在个人手上。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人力资本怎么可能用得好。

当时四两拨千斤的举措，就是从政府包分配改为自谋职业。忽然间有了自由，当时很多人还感觉到彷徨，不知道怎么办好，还觉得包分配更好，有着落，不用自己发愁。

但人们很快就尝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好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人们上夜校、上函授大学、上成人大学，积极地改变自己，拥抱新的机会。当人们都这么做的时候，社会迸发出来的活力大得令人难以想象。

引入市场竞争：从认人的制度改为认钱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引入市场竞争。当然，同时也就放弃了价格管制和票证制度，让价格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分配、娱乐和教育。

我们详细地讨论过“认人还是认钱”的问题。任何社会都免不了要采用这样或者那样的竞争机制，从而决出胜负，选出赢家和输家，只有这样才能控制无谓的竞争，才能治乱。

但问题是，不同的竞争规则就有不同的赢家、不同的输家，谁赢谁输甚至是可以预测的。所以要论公平，说不清楚哪种规则更公平。论资排辈、先到先得，按文凭高低来决定、按年龄大小来决定、按出身来决定、按职位高低来决定、按出钱的多少来决定，都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按出价的高低来做决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因为这种竞争规则而引发的无谓的损失、竞争的成本会降到最低，所以它是最有效的。

你可以说一个社会认钱不公平，但是如果你不认钱，你就必须认其他的，认男女、认出身、认官职、认智力、认体力，所以比较之下，认钱更有效率。不仅更有效率，而且它更公平。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出身、种族、肤色、智力、教育背景、职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相反，要攒一点钱却是相对容易得多的事情。

中国做对的第二件事情是引入了市场竞争的机制。用大白话说，是从认人的社会基本上变成了认钱的社会。这个规则的改变也激发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生产潜能。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充分利用企业家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三件事情是鼓励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不同的分配制度、不同的决策机制，对资源的产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市场和政府应该各自分工，互相配合。所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基本上让私营企业作主，让他们去冒险、让他们去承担责任，是一种比较恰当的选择。而政府只站在旁边保驾护航，进行底线监管，同时发挥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常睿智和实际的治理理念。

加入世贸组织：开放国门迎接竞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国门迎接竞争，让中国人一下子参与到国际合作的洪流当中。

我记得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有很多怀疑甚至反对的声音，说中国不应该那么早加入，中国要变得强大以后才能打开国门。

这时候，要跟每一个人都讲清楚经济学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让他们明白“只有打开了门国家才可能强大，只有丢了成本较高的工作，才可能找到成本较低的工作”的道理实在太难了。

而中国政府采用的办法，是先实践后解释。先把事情在原则上定下来，后面让事实来解释，很多当时的问题今天就不再是问题了。

我自己当时虽然深信加入世贸组织是对的，发表过一篇叫作《愈让步，愈进步》的文章，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在这次开放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实际上，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中国竟然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利益，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得这么强大，而今天怀疑改革开放的人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

这是中国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至少做对了四件重要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这四件事情在当初实施的时候，如果必须取得大部分人的理解、取得大部分人的同意，那我想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速度，也不会有今天的高度。

思考题

请你也谈一谈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你认为中国做对了哪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