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最终解析（那么机灵的伽利略）

伽利略最终解析（那么机灵的伽利略）他多半会问：你说的这都什么鬼？想象一下，如果一个20世纪的物理学家穿越回伽利略生活的17世纪，拿爱因斯坦与普朗克对量子力学去问他的意见，问他“您觉得上帝玩不玩骰子？”你猜他会怎么回答？但你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历史，会发现这个“科学革命故事”的叙事，其实错的离谱。因为首先，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地心说”本来就不是什么天主教会必须死抱着不放，放手就会危及神权统治的核心教义，甚至确切点说，连周边教义都不算。因为《圣经》上压根就没写这茬事儿。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赫茨尔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你不可能用古希伯来语去买一张火车票，因为古希伯来人压根不知道什么是火车！”这句话暗示了一个道理：当一群人的认知还没有达到某个层级时，争论这个认知层级之上是与非，对他们来说只是天方夜谭。

那桩被误认最多的科学史公案。

1

公元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仅仅六个月以后，这本书就被人举报，伽利略被迫去罗马受审，由此又发生了著名的审判伽利略事件，伽利略被迫跪下承认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并遭到监和禁言，成为了欧洲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

这桩案件，我们从小太耳熟能详了。在我们听到的大多数历史叙事中，往往都会把天主教会当成是伽利略的对立面。尤其是由于近代科学占主流统治地位英、美、德等国家都是当年造天主教会反的新教国家。在很多英语、德语通俗读物的转述当中，这桩案子更成了正确的“日心说”与反动的“地心说”之间正邪对决——罗马教廷更被描绘成为一个颟顸腐朽的组织，死抱着落后的“地心说”不放，残酷的压迫新思想。而伽利略，则如戳破了皇帝新装的小男孩一般，明知道说真话要献祭自己，却毅然决然要主张“日心说”，触碰这个逆鳞。

但你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历史，会发现这个“科学革命故事”的叙事，其实错的离谱。因为首先，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地心说”本来就不是什么天主教会必须死抱着不放，放手就会危及神权统治的核心教义，甚至确切点说，连周边教义都不算。因为《圣经》上压根就没写这茬事儿。

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赫茨尔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你不可能用古希伯来语去买一张火车票，因为古希伯来人压根不知道什么是火车！”

这句话暗示了一个道理：当一群人的认知还没有达到某个层级时，争论这个认知层级之上是与非，对他们来说只是天方夜谭。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20世纪的物理学家穿越回伽利略生活的17世纪，拿爱因斯坦与普朗克对量子力学去问他的意见，问他“您觉得上帝玩不玩骰子？”你猜他会怎么回答？

他多半会问：你说的这都什么鬼？

同样的道理，在《圣经》被书写的那个年代，古希伯来人对宇宙的认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从圣经的很多描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猜得，当时的希伯来人大约跟同时代的中国古人一样，认为“天似穹庐，地似棋盘”，世界就是个平面，球都不是，又何来地心日心一说呢？

所以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进而统治欧洲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到底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罗马教会压根就上过心。

那个年头欧洲正在经历所谓的“黑暗时代”，今天阿拉伯人翻过比利牛斯山打到了普瓦提埃，明天又是那个蛮族兵围罗马城下。而欧洲贵族们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筐，教会忙着在欧洲各势力间和稀泥，人间的事儿都管不过来，哪还有心思琢磨天上的事儿？

一直到12世纪，欧洲的政局才好歹逐渐进入稳定期，开始进入所谓的“中世纪盛期”。这个时候，教会才开始有闲工夫，把《圣经》没说的事儿开始理一理了。

而到了这个时候，欧洲人才遭遇了日后难为伽利略的那个古希腊科学家——托勒密。

托勒密虽说是希腊科学家，但他其实生活在罗马时代、而且是活跃于罗马黄金时代“五贤君”时代的人物。而相比于后世描绘中那个阻碍科学发展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形象，我更喜欢他的另一个外号——古典时代的哥白尼。

是的，以当时的认知水平而论，托勒密的科学研究成果其实是相当伟大的。在大部分人还觉得世界是平的时候，托勒密已经继承了一系列古希腊先贤的观点，指出地球是一个球体，并给出了数学论证。

此外他还通过观察月球和太阳，推测行星也是球体，并对它们的轨道、角速度、本轮、均轮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推算。

这在公元二世纪的时代，简直是一件堪称奇迹的事情，因为托勒密的宇宙论，不仅给了天体运行以定性的分析（是否是球体，谁围着谁在转），而且试图进行数学化的定量讨论。

我们知道，一种理论，如果只做定性分析，那么它就永远存在狡辩、抵赖的空间的。而一旦做定量的数学讨论，它就容易被证伪了——所以定量化是走进科学的第一步。而托勒密帮助天文学迈出了这一步。

可惜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迅速将它淡忘了。反倒是阿拉伯人将其典籍继承了下来，他的《天文学大成》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的《至大论》。

11世纪开始，随着十字军东征，包括这本书在内，大量的古希腊书籍，开始通过阿拉伯文被重新转译回了拉丁文。欧洲的知识阶层（主要就是教士阶层）瞬间被这些“科学考古”成果震的文化休克了。

于是，自十二世纪以后，一种被称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经院哲学学者，开始在欧洲教士当中。这些学者中，比较著名的如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等人。

“全能博士”托马斯·阿奎那

这些学者的毕生成就，就是从阿拉伯文当中翻译、转述古典时代的哲学、科学成果，并试图把这些思想、理论，与基督教的神学进行融合。

到了中世纪行将结束的14、15世纪，经过经院哲学家们数百年的努力，这个补全《圣经》的理论体系总算是完成了。一个欧洲的正统知识分子这个时候可以自豪的说：

“好了，我的世界观已经完整了！

这世上的事物，《圣经》里写了的，我听《圣经》的。

《圣经》里没写的，发生在地上的事儿，我听亚里士多德的（亚里士多德著有《物理学》），

发生在天空中的，我听托勒密的，

发生在人体内的，我听盖伦的（盖伦，古希腊“医圣”）。”

一本《圣经》加“天、地、人”三位古希腊学者，一起构建了当时被教会认可的欧洲正统世界观大厦。

于是，到了中世纪晚期，大学开始成批量的训练持此世界观的知识精英们，他们成为主教，当上教皇，并教育百姓，一切看起来那么完美。

然而，就在此时，踢馆的来了。

2

公元1453年，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帝国灭亡了。

君士坦丁堡陷落对当时欧洲的最大影响，当然不是“精罗落泪”，而是大量由东罗马人原先保存的希腊文原典书籍和相关学者人才逃难到了西欧。

在这些典籍和学者的影响下，欧洲人开始发现，原来十二世纪起经由阿拉伯文转译而来的希腊典籍，包含了大量错译和疏漏的。经由这些翻译构建的经院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甚至都不能代表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盖伦这些人的本意，就更毋宁说构建合理的自然体系了。

于是，一场对于教士所掌握的世界观的怀疑，最初是从这场新的翻译运动中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发起攻击的这批人，有个名字我们可能很熟悉，叫人文主义者——是的，认为教会在中世纪盛期刚刚建立起来的那套科学体系是错误的，对其进行挑错和反思，这本来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于是当时的教会就一下子变的特别尴尬——实际上，几乎所有人文主义者都并不反宗教，也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很多人却质疑一件事情：你们刚刚附会上去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盖伦那套东西，是不是正确的！

这虽然不动摇基督教义，但依然严重挑战了教士们对知识的权威地位。教士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知识权威，不得不以圣经为名，为这些圣经没写，但自己深信的东西背书。于是我们所熟知的教会对科学的迫害运动，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由此，我们也能看懂当时发生的很多事情。比如，同时代迫害新理论提出者最猛可不只有罗马教会，而是新教的某些团体。

比如，血液循环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西班牙学者塞尔维特，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因“异端”被烧死的。而签发这纸判决令的人，正是欧洲宗教革命的领军人物之一加尔文。

加尔文和他的宗教团队为什么要跟赛尔维特过不去呢？原因之一，是塞尔维特坚持的“血液循环论”是颠覆盖伦的医学理论的。盖伦认为血液是从骨髓中生成，然后像潮水一样涌向身体的各个器官，不再回头。这就是所谓的“血液潮动说”——欧洲害人匪钱的放血疗法就是基于这种理论产生的。

而如前所述，盖伦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共同构成了支撑中世纪那个“宗教科学体系”的三柱石。加尔文虽然主张新教，但依然是教士，所以不允许人文主义者这样挑战这些柱石的权威。

而相比之下，反倒是“反革命”的罗马教会这边，因为权威相对稳固一些，不少人对要求“解放思想”的人文主义者们反而是相对宽松的。

比如后来在任内下令审判伽利略的教皇乌尔班八世，此人其实是伽利略的老朋友，在其任红衣主教的时候还是伽利略理论的“忠粉”。

有一次伽利略公开谈论日心说被教廷警告，还没当上教皇的乌尔班八世还去信给伽利略打抱不平，说教廷应该对地心说、日心说这种事情抱持更开明的态度，信中还祝愿伽利略，说“愿您这样的人能长命百岁，在人间看到上帝将施于公正的那一天。”

此外，乌尔班八世在当政前还说过一句当时看来特别大胆的名言：“上帝设立了一座，但怎样去是世人的事情。”——这句话的潜在意思，其实就是主张教会应该放开对科学的讨论，对什么亚里士多德啊、托勒密啊、盖伦啊，这些古希腊人究竟是对是错的争论，不要过多的去参合。

伽利略是乌尔班八世的老友，他非常理解乌尔班的这个主张，所以才会在其被选为教皇之后，放手写了那本《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这一步棋，伽利略虽然走的有些冒险，但确实瞅准了才下的。

此外，为了自己能安全过关，七窍玲珑心的伽利略还做了很多铺垫，比如一再去信给乌尔班，说明自己这本书“只是让两个学术体系进行平等的对话”，并且保证自己对罗马教廷绝对忠诚——这确实是实话，伽利略的两个女儿，都是修道院的修女。用今天的话说，是体制内人员。教会把这一家人拿的死死的，这样的人，几乎是不可能去充当我们想想中的那种想跟教会叫板的“革命勇士”的。

然而，对伽利略的审判和迫害，最终还是发生了，为什么呢？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造成这种结局的，竟是一些非常世俗、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

3

首先，是伽利略的人缘问题。

说起来可能有点毁你三观，伽利略这个人，对于掌握其生杀大权的教皇、君主们，其实是特别恭顺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会“舔”）。比如他在佛罗伦萨，给当地大土豪美第奇家族打工的时候，就曾经用美第奇家族四兄弟的名字，分别命名他发现的四颗木星卫星。作为回报，伽利略被聘任为美第奇家族首席科学家和哲学家。

此外伽利略也特别注意跟教会那边搞好关系，他跟乌尔班八世那个关系之铁我们之前也说了，除了伽利略确实有天才，引得乌尔班崇拜之外，伽利略“会来事儿”，闲着没事就恭维乌尔班几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伽利略：教皇陛下，我可是忠臣啊！

但伽利略虽然会搞上层关系，却处理不好与其平级的同行之间的矛盾。

由于恃才傲物，凡是对其看不上的同行，伽利略动不动就出言批驳、讽刺。而更不幸的是，伽利略还特别会写，一流科学家之外，几乎可以算当时准一流的作家。

科学家会武术，流氓也挡不住。他在佛罗伦萨、在米兰的几乎所有与其发生过争论的同行，都被他驳的哑口无言过。这帮人后来逐渐结成了一个反伽利略的“鸽子联盟”，该联盟的主业就是专门去找伽利略的不是。

当然，伽利略与部分同行闹到这般水火不容，与当时的时代也是不无关系。17世纪早期也是“信息革命”的时代，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大量的书籍开始涌现，像伽利略这样的学者，开始可以通过自己学问和名声、通过出书、收徒、受雇成为贵族的首席科学家来谋生。

可是就像每个“信息时代”一样，这种机遇也酝酿了一种潜在的矛盾，那就是“风口”和公众的关注度只有那么多，给了你别人可就没有了，像伽利略这样的人，无论走到什么城市都是当之无愧的“大V”“首席科学家”，当然自己日子过的很爽。可与他争粉丝的其他同行就惨了。

伽利略太耀眼了，他一来，别人都没人打赏、没人关注了，你想，大家不恨伽利略，又恨谁呢？

数九隆冬盼春光，三更半夜盼朝阳。

花容月貌盼大款，闲散二奶盼流氓。

夜读书生盼女鬼，单身老头盼大娘。

演戏的盼着能得奖，说相声盼着死同行！

这是郭德纲说的《八大盼》，其实伽利略活着的时候，他反对者“鸽子联盟”心态也是一样的——这人什么时候能死啊？他不死我们没饭吃啊！

有这么一帮反对者在旁边盯着，伽利略一旦言行有失，翻车进而社死，那就是一定的。

当然，你可能要问，你不是说伽利略上面有人么？有教皇罩着，他怕啥？

话是这么说，但问题就在于，当时的教皇，自己也有一套有苦难言的算法。

17世纪初的欧洲，因为印刷术的普及，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也是一个意见空前大分裂，国际局势空前动荡的时代。

1633年，就在伽利略出他那本倒霉书的时候，欧洲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艺复兴版世界大战”——三十年战争。

这场战争由宗教改革所引发，以新教阵营为一方，天主教阵营为另一方，以德意志地区为战场，双方一番好斗。

作为天主教会的领袖，教皇乌尔班八世此时的处境就非常尴尬。按理说，以宗教立场而论，他理所应当的必须站在天主教阵营那一边。但乌尔班八世害怕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在获得胜利之后乘胜控制意大利。

欧洲30年战争史我们回头有机会再讲，这里先推荐一本相关书籍——《战争的战争》。

所以思虑再三之后，他选择了名义上保持中立，私下却与“天主孝子”法国一起背叛了天主教阵营，支持新教国家肢解神罗。

这么一搞，乌尔班八世就在教廷内部给自己招来了无数的反对者，很多教士明里暗里都非议教皇“对上帝不忠诚”。

于是教皇在那段时间里特别紧张，为了防止有人煽动民怨，把自己一锅端了，教皇不惜自掏腰包在罗马城内修缮、加固了一座城堡以作万一的退路。

在这种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已经严重下降的教皇，必须在其他所有问题上都拿出最严苛的姿态，以示自己配得上“上帝在人间的首仆”这个身份。而偏巧，伽利略出的这本书，刚好也就撞在了他的枪口上。

于是乌尔班教皇在处理此次案件时，只能“献祭”了老友伽利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行为神似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乌尔班八世这么干的潜台词其实是：看见没有，谁敢不听话？我连他都敢砍，你们总说不出啥来了吧！都消停点哈，逼急了别怪老子的刀快。

诸葛丞相含泪点赞。

所以这才是伽利略受审案的真相：一个原本还算开明的教皇，在一群嫉妒伽利略的“举报党”的逼迫下，被形势所迫，不得不拿老友开刀，惩治了一种原本并不动摇基督教核心教义、甚至自己原本也十分赞同的思想。

是的，这才是伽利略被“整”的真实故事。与地心说还是日心说无关，甚至与科学还是宗教无关。它是一场历史的玩笑，一场人心的游戏。

4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至少能得到这样几个启示：

第一，权威这种东西，是有“折光性”、“传导性”的。

当在以一个社会中某些信条被确定为不容动摇的政治正确时。笼罩在它们身上的权威光芒，一定不会仅仅照耀它们自身，而必然发生“折光”、“传导”，让周围一些原本与它们毫无联系的信条也变得权威起来。

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像托勒密的地心说、盖伦的血液潮动论等理论，原本只是科学理论而非宗教教条，是没有任何神圣性的，甚至科学本身就是反神圣化的。但因为中世纪的宗教信条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教会也变得不容置疑，最终获得教会背书的科学理论，也能变得不可置疑。

第二，在一个信息时代里，一个公众人物翻车的概率，只与他的出名程度呈现正相关性，而与他是否谨小慎微无关。

比如伽利略，这场公案中，他的行为举止不可谓不小心，他在教廷的人缘也不能说不好。但最终还是落了这么个下场。原因何在呢？

就在于他实在是太有名了，遮挡了太多原本可以分给其他同行的名气、流量、金钱、荣誉，所以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无数人想将其扳倒。而他的成名，又让教廷发现一旦这个人与自己言行有违，将其打掉就是必须的——因为伽利略名气越大，这个动作的宣誓和以儆效尤意味就越浓厚，因而也就变得越必要。

第三——可能也是最让人深思的——时代的每一粒灰尘，最终总会落到每个人身上，成为左右你命运的那座高山。

伽利略在写《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时候，并没有报纸，他并不知道撕裂欧洲的30年战争已经打响，每个欧洲人，无论是否处在战场上，他最终都需要站队。他的每个表态、每一句话最终也都会被视为在站队，而站队这种东西，天然是屏蔽科学讨论、理性争辩的。伽利略选在这个时候强调哥白尼是对的、托勒密是错的，说地球围着太阳转。哥白尼若还活着肯定赞同，托勒密若还活着也会赞同，教皇乌尔班没准也赞同，甚至反对、举报他的“鸽子联盟”中的一些学者恐怕在心底里也默默赞同。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震天的战鼓已然敲响，人们纷纷走上心灵的战场，彼此互换的就已经不是理性的讨论、科学的思辨、逻辑的推演，而只剩下了刀枪。

想起了王小波说的那句名言：知识分子最怕什么呢？最怕遇上不讲理的时代。

的确，当那种只站队、不讲理的时代来临时，任何科学讨论、理性推演，就都显得不合时宜了。即便是谨小慎微、七窍玲珑的伽利略，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