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工学院是什么档次（江西工学院往事）
江西工学院是什么档次（江西工学院往事）江西就连大学都一口气开办了12所。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江西财经学院、江西教育学院、江西中医学院等都在这年同时诞生。这一年工厂、院校“出生率”奇高，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因缘际会。翻动历史的时间线，你能发现，1958年是新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举国上下赶超英美，全国人民大跃进；许多单位的诞生、发展；众多家庭、个人的命运都因为这一年发生重大的改变。
PART壹
现在还知道“工学院”的，估计都是八零前了。
如今标准的叫法是南大老校区南区，
但我始终觉得叫“工学院”更为亲切。
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因缘际会。
翻动历史的时间线，
你能发现，1958年是新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举国上下赶超英美，全国人民大跃进；许多单位的诞生、发展；众多家庭、个人的命运都因为这一年发生重大的改变。
这一年工厂、院校“出生率”奇高，
江西就连大学都一口气开办了12所。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江西财经学院、江西教育学院、江西中医学院等都在这年同时诞生。
史上前所未有，气象蔚为壮观。
江西教育在此之前憋了一肚子闷气。
1953年的全国高校调整，江西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国立中正大学】被拆分的只剩下个师范学院，几代人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江西高等教育自此伤了元气，高等工科教育更是严重空白。
1958年的大跃进，“上面一放”，江西自然“鼓足干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是一个需要后世深刻反思的年代，
但却也是一个民族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8年6月，
正在萍乡矿务局工作的“高凌”接到省委工业部通知赶到南昌。
省委工业书记白栋材和省委工业部副部长刘登仁找高凌谈话：主要内容是：省委决定创办【江西工学院】，白书记挂帅兼院长，省委点将，高凌任副院长，主持院务工作。
与此同时，在同一个时空，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兼任校长的【江西大学】；省长邵式平主抓，省委书记刘俊秀兼任校长，江西省副省长汪东兴兼党委书记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当中。
省委领导集体挂帅出征，
江西高等教育在这一年当中，
不仅全部撸起了袖子，说干就干；
还卷起了裤腿，干了再说，只争朝夕。
江西工学院六月宣布组建，九月就要开学，
可摆在面前的是“八字只有一撇，一斗米还在淮安”。相比之下，日后的深圳速度那就是蜗牛爬行。
“有一撇”是因为：原来中央决定把三机部下属的南昌航空工业学校下放给江西，以中专升为大学，作为成立工学院的基础。
可在在开学前夕，
却突然得到消息南昌航校不下放给江西了，一撇都没有了。只能重启炉灶，白手起家。
当时工学院的筹备处就设在现今的司马庙，
因为这里有个工农中学。
只要想干，办法总比困难多。
中专的主体依靠没有了，就从中学起家。
办学方针：“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江西工学院最初设机电、化工、冶金、造纸、纺织、土建、地质七个系。后又调整为机械、电机、化工、土建四个系；招高中毕业生800—1000人，三级以上技工500—700人。
定完战略，再搭班子。
组建江西工学院的各系领导都是省里各厅、局“众筹”来的。
省里下文，省政府相关的厅局长兼任工学院最初的系主任，并由各厅局负责配副主任。最初的教师队伍就是一些中学教师和省里各厅局调过来的工程师。
边做边像，先撑起工学院的大旗再说。
1958年9月8日是【江西工学院】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上午在工农中学大礼堂举行了江西工学院成立大会暨新生入学开学典礼。
为办好工学院，省里也是下了血本：
把位于谢家村，原拟建【江西电影制片厂】的厂址给了工学院，拨款一个多亿，征地千亩建校园。
当年的工学院，发扬延安抗大办学精神，一边建设，一边上课。师生全部发动起来，参与校园建设。学员中有技术的就当施工员，没有技术就承担现在“农民工”的角色，而另一所同年开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更是如此。
为了加快教学楼的建设，
江工是套图采用浙江大学化工楼的图纸，建起第一个化工楼；第二个建起的是机械楼，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面宽跨度极大，是当时南昌市仅次于省政府大楼的第二大楼，外立面壮观恢宏。
直到今天依然能感觉到它的气势。
当年南昌大搞工业，机械专业最吃香，机械大楼也曾是工学院的地标、图腾，类似现今的网红拍照打卡点。
直至1960年暑假，
师生员工结束三地办学（工农中学、南航、校本部）的窘境，全部搬到新院址，江西工学院至此才算初步成型。
世事都有因果，
历史往往回头看才能全景清晰。
对于大跃进的弊害，史界早有定论。
但若不是大跃进，能有江工吗，能有南昌当年大批诞生的企业工厂吗？
其实早在1961年起，中央就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国大批当年上的项目纷纷“关停并转”。
在这之后，还有机会吗？
“老王”经常口无遮拦：
清华、北大，不如胆大；
什么耶鲁、哈佛，不如干了再说。
话糙理不糙，不能因为老王最近连走麦城，就只看笑话，全盘否定。
先干再说总比“等靠要”、“怕慢假庸散”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乃至单位、个人终归要有一种精神气魄。
PART贰
工学院的老院长“高凌”身上就有一种精神和品节。从创办开始，她在工学院工作了十二年，文革之前的八年，一直是工学院的领导，工学院的发展历史上留下她深深的烙印。
高凌属于当时为数不多的高学历的老革命。
她是大学毕业后去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延安抗大时还曾担任原文化部部长周扬的秘书。解放后从东北南下，先去湖南，后调到江西。
她的爱人万迁（原本姓马）也是老干部，时任省煤管局的局长。
谈起高凌，至今工学院的许多老人都肃然起敬。
人们尊重、怀念她，并不仅仅是她的革命资历，
更是她的能力、胸怀、人品。
工学院创办之初，
她和师生一起积极投身校园基础建设。高凌的学历出身和自身素养使她对于高等工科大学的开办有着更高的视野和格局。
她当时就首先主抓师资先行，其次重点抓实验室建设和开办实习工厂。
对于教师队伍的组建和培养，
她敢要所谓“出身、思想有问题”但却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只要拥护党的领导，人品可靠，她对这些教师体现了充分的尊重和细致的关怀。
对于知识分子学术上的“专”
她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而对于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红”，
她秉持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以“出身论”，只看人品和表现。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极其难能可贵。
文革时，群众组织揭发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统不战”，关怀备至，夏上庐山，过年过节组织游园。有的揭发还很细，如揭发她让炊事员炒菜时，先给某老师打出一份菜，再放葱花，因某老师不吃葱等等。
事实上，这反而充分佐证了高凌其实一贯实施的我党正确路线。
“高院长做报告水平很高，连我都爱听；人也很硬气，文革批斗时，造反派把她的头压下来，别人都老老实实，不敢抬头，她却趁不注意，照样挺胸抬头”。
当年还是小学毕业生的老徐舅舅回忆道。
而文革后，对于那场运动的人和事，
在她的回忆录中却有着这样客观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不到五十岁，
正是干工作的好时光，却在”牛棚“中白白流逝了。但这不能怪造反派，特别是学生中的造反派，他们是满怀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情起来造反的，连我自己在运动中，都搞不清路线是非，何况他们呢！”
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
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学生的殷殷爱护跃然纸上，让后人唏嘘不已。
在高凌等老院长的努力下，
江西工学院培养出“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校风和精神。这对学校的开办和学生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8年9月，
早已离休的老院长高凌应邀参加了三十周年校庆。受到学校和老教师的热烈欢迎。
在庆祝大会上，当她讲话后，台下有人不断向主席台上递条子，一再希望高院长再多讲几句话，就想多听听她的声音。
高凌当时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环顾当时的现场，高凌也应感到欣慰。
当年武大毕业的潘传康教授、
东南大学毕业的李嗣垦教授、
华南工学院毕业的杨德品教授等
都是她主政工学院期间招募和培养的青年教师，现在一个个都已走上领导岗位，他们不仅仅是江工的骨干力量，更是全省学术与技术的权威。
工学院还有一位女领导也非常传奇，
她就是曾任党委副书记的伍乃茵同志。
伍乃茵家境优越，父亲是国民党的元老，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但她却毅然走向了革命道路。
抗战期间，她被党派往新疆工作。后被“盛世才”逮捕下狱。在新疆的铁窗岁月里，她在坚决对敌斗争的同时，还无微不至地帮助难友照顾、教育革命后代，担当了较大年龄孩子的文化教师。
刘思齐(毛岸英夫人)、邵华(毛岸青夫人)、
陈楚三(陈潭秋之子)、毛远新(毛泽民之子)等
许多孩子都是她当时的学生。因此伍乃茵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伍妈妈”。
1946年6月，在她们被成功营救回到延安后，
毛泽东、朱德亲自迎接。
出狱后组织对伍乃茵的评价是：“政治立场坚定，对党无限忠诚”。
她的丈夫“李云扬”也是老革命，
曾经在抗战期间担任过王震同志的秘书，
建国后历任高教部综合大学教育司司长，
后来调到江西任江西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离开江西他还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夫妻二人都同时是江西头部高校的领导，
堪称江西高教史上的一段佳话。
PART叁
文革开始后，神州大地，停课闹革命，
江西工学院自然也不例外。
院长高凌被“造反派”指控为“江西工学院党内的头号走资派”，大批领导干部和教师或被诬为“叛徒”或是“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一个个被揪出来进行批斗。
这期间工学院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
高校成了运动的“重灾区”。
老徐的外婆因为解放前
在上海的中学参加了“三青团”，
档案里也有记录，这在知识分子成堆，出身普遍不好的工学院本也不算什么，但没曾料想，文革初期上海的革命小将来南昌外调时揭发出，外婆曾是上海某个区的头目且属骨干分子。
本来与资产阶级当权派毫不沾边的外婆为此与高凌、伍乃茵三人关在同一个房间接受监督和改造，成了“住牛棚”的室友。
两个抗战的老革命与外婆这个国民党为此结下了特殊的情谊。
1969年，毛主席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主要是理工科的大学还要办”。
江西工学院于是当年6月顺势改为【江西理工科大学】，恢复办学，并把江大的理科与农大的农机系并入到江西理工科大学。
但即使办，也不可能在原校址，
工学院开始了流离失所，四处搬迁办学的特殊岁月。先是搬迁武宁，后又转迁景德镇。直至1972年才搬回谢家村的老校区。
“老九不能走”，
威虎山的那个声音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听到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老九”们也纷纷上山下乡。
1968年，工学院的老师及其家属开始集中下放到抚州地区的宜黄、金溪、崇仁等偏远山区县，与工农结合。
大学老师收起教案，“春播秋收”的干起了辛苦的农活。由于工学院老师多是工科出身，动手能力较强，利用他们的技术为当地修修农机、搞点化工、甚至建了小水电，做了一些实事，加之山区农民淳朴，对他们比较尊重和客气，
这让处在苦难岁月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几分温暖的记忆。
工学院迁走后，
整个校园变成了南昌针织总厂的生产基地；
江西大学则成了从福州调过来的空八军的军部；
师大最悲催，老校区竟被六十多家单位瓜分占用，教学楼改车间，图书馆变仓库，田径场变成水稻田。
相比之下，江大因为毕竟是军队机关进驻，纪律秩序严明，保护的比较好，几乎没遭受什么破坏。
1972年工学院回迁，
当第一批下放的老师回到学校，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校园，学校原来的设备和桌椅竟然露天堆放，日晒雨淋，无人照管。
不光教学楼已被针织厂占据，
原大礼堂变成了漂染车间，就连家属区的住宅也被厂里的职工重新分配。
回来的老师几代人只有挤住在原单身宿舍的“筒子楼”里。据说当年住进工学院老师住宅的针织厂职工还很惊讶地说：“没想到老九们住这么好的房子”。
1973-1976年，
恢复办学的工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一些文革开始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子弟纷纷进入大学。毛主席为此也曾表态：“开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进来的也有坏人”。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小儿子、小女儿，
一个就读江西工学院，另一个上了江西医学院，
现在算起来都是南昌大学的校友；
另外“兄弟两央企，一门四部级”的原中国国航董事长孔栋（原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的弟弟）那时也是工学院招收的工农兵学员。
顺带一提的是，文革初期，
孔栋曾背着母亲许明（原周总理秘书，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骨灰去农村插队，这事后来被孔丹的领导，原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知道后大为感叹：“这是大孝子啊”！
PART肆
老徐并非工学院子弟，
如果硬要“划出身”，可算工学院的第三代。
由于幼年时短暂的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工学院的红专大道上，也曾留下老徐童年爬树的身影；
在原医务所那个小小的斜坡上，如果撒上一点砂，我可以在那里玩的不亦乐乎。
记忆中老徐的奶奶还经常把工学院念成“孤儿院”。（南昌话一讲快的发音）
老徐自小在在江纺的工人阶级窝里长大，
也许潜移默化受时代影响，童年时居然也瞧不起知识分子。
记得有一次在工学院路过开水房时，听到几个年轻的教师在互相嘀咕：“又停水了，搞得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老徐听后十分鄙夷不屑，
心想这些“臭老九”，停个水都要扯上什么思想准备，回家照此一说，大人们都哑然失笑。虽然他们也是知识分子。
曾经工学院所在的谢家村现在已是地铁站，原来的洪钢厂区已变为“梦时代”。
印象中原来的上海北路更是下雨“水泥”路，晴天“扬灰”路（借用高凌院长曾形象的批评改造前的红专大道），苦不堪言。
当年苦不堪言的还有工学院的邻里关系。
工学院周边的“谢家村”
自民国以来就民风剽悍，学校一直都有围墙与村民菜地隔开，可村民为了方便进出，更是为了放牛能到学校草地吃草，你建围墙他就拆个洞出来，甚至工学院原来专家楼旁边的池塘也是由村民长期在此养鱼。
工学院一直想治理这种乱象，但握教鞭，拿粉笔的知识分子怎可抵得住扛扁担锄头的村民，工学院在与周边村民的纷争中总是屡战屡败，这种状况直到八十年代才彻底改变。
时过境迁，风水轮流转。
恢复高考后，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
工学院上一代武的不行，但下一代文的却大放异彩。彼时江工大院子弟开始了全面的翻盘。
“老子教授儿学霸”，
即使不是学霸也借助了当年工学院强大的教育资源。毫不夸张的说，当年高考各科的补习，江工大院内部的邻居间就可解决。数理化自不用说，语文、外语工学院的老教师里也藏龙卧虎。
甚至还有些类似新东方俞敏洪那样颇有经济头脑的老师趁势油印了自编的辅导资料，赚取外快。
“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当年同样竞争激烈的高考起跑线上，许多教工子弟开始“像兔子一样，撒腿狂奔”。
江工子弟考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的比比皆是。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术副校长的罗智泉就是那几批江工子弟的杰出代表。
江工子弟即使第二代因为年龄的原因耽搁，往往在第三代也迎头赶上。
当年老徐外公家住的那两栋楼就曾号称“小联合国”（几乎家家都有子女在国外，第三代往往入籍）。
现在出国留学已是稀松平常，但在三十多年前，这还是非常让外界羡慕不已的景象。
过去“出身就带标签”，
工农最吃香，非常不公；
可现在因为家庭条件不同带来子女未来的阶层固化也在社会悄无声息的漫延，“公也不公”。
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PART伍
还是那句老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也决定了国家教育资源的分布以及高素质人才的流动。
1992年，国家准备面向二十一世纪，重点建设一百所大学以及重点学科，俗称“211工程”。
省长“吴官正”在听取关于两校合并的汇报后，果断作出批示：“拟将江大、江工合并，投入一个亿，建成全国重点大学”。
在接见国家教委司、局长组成的考察组时，
吴官正省长当即表态：
“我不怕投资，就怕投资后说这个项目不行，要建另一个项目。国家教委点个头，认个账，我们就加大投资干起来，建设一个，成功一个。江西人其他本事没有，说话是算数的，要我们写个字，写个保证都可以。我们决心是下了的，财力物力集中解决，不要说江西吹牛，建设一所重点大学，分数高的考生可能多留一些在江西读书，投入个把亿是值得的”。
面对级别比自己低的国家教委司局级领导，
省长态度之恳切，心情之急迫，可谓溢于言表。
1993年，江大，江工合并改为南昌大学。
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写了南昌大学的校名。
省委老书记、工学院首任院长“白栋材”也欣然为南昌大学题词：“千秋伟业”
短短四个字，意味深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1999年工学院化工系六二届毕业生邱定蕃，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9年，南昌大学连放了“两颗卫星”。
本土培养的江风益教授继获得全国技术发明一等奖之后，又被评为中科院的的院士；
另外一个南大毕业的郑泉水教授也在这一年评选为中科院的院士。
这两人都来自南昌大学合并前的江西工学院。
但这距离江西工学院成立已经过去六十年。
江西高等教育，
任重而道远，风物长宜放眼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