靡丽文风（靡丽终成一梦给）

靡丽文风（靡丽终成一梦给）他写的去南京找闵老子斗茶的故事，写与朱楚生等一干文艺青年坐船去定香桥看红叶的故事，写陈洪绶在西湖岳庙夜追一个女子的故事，笔墨热闹如同小说。他写交游的同时代女子，笔端更见情意，说朱楚生，色不甚美，“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说王月生，长得如出水红菱，又性情寒淡，与某公子同寝食半月不吐一言，某日口动，也只“家去”二字。写秦淮河房，则是“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非真风雅者不能有此文笔。他写童年时代在祖父的天镜园读书，窗外高槐深竹，一层层的绿，连书卷上的字也都透着绿意了（“幽窗开卷，字俱碧鲜”）。又说登上城外龙山看雪，“万山载雪，明月薄之”。而他32岁那年在镇江金山寺率家班演一场夜戏时，那月光则从林下漏下，“疏疏如残雪”。列在这份书单第一位的，是张岱（字宗子）的《陶庵梦忆》。张宗子出生绍兴世家，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

什么是风雅？我在《极致审美：晚明南方士人风雅录》里说，“风”是国风，关乎饮食男女；“雅”指趣味，更有一种精神的高洁在里面。风，一个唇齿音，气流轻轻推出；“雅”，一个平坦的元音，似门被轻轻推开，又似古人临风吟诵。风雅合在一处，指涉一种生活形态，一种物质性和精神性高度结合的生活。

这种消弭了艺术与人生界限的生活在晚明——一个风华而又奢靡的年代——趋于登峰造极，半个世纪的盛放之后，又遭时代的罡风强行摧折。弦已断，音已绝，大雅风流云散已久，但晚明士人对美精微的感受能力、精致的生活趣味已沉淀进了国人文化血脉深处。

《极致审美》 赵柏田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日本俳人松尾芭蕉曾在一次讲演中说过，乾坤的变化，乃是风雅的种子。原来风雅的起处，就是随着四季更迭搏动的那颗灵敏的心。只要心足够放松、自如与优雅，好的风景、好的人、好的句子，就会时时把它弹拨。都说现代生活关系千万重，充满重重焦虑，但此念一动，游目骋怀，通过阅读重拾一份优雅的心境，也不是没有可能，以下是我开列的一张“风雅”书单。

列在这份书单第一位的，是张岱（字宗子）的《陶庵梦忆》。张宗子出生绍兴世家，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这位大玩主，在我看来乃是天下一等风雅之人。

《陶庵梦忆》写晚明市井种种，绍兴灯景、虎丘中秋、西湖香市、杭人看月，也写上流社会的宴饮交游、古玩珍异，看他兴兴头头地说茶楼酒肆、放灯迎神、说书演戏、斗鸡养鸟，直似一幅晚明南方浮世绘。

张宗子生于16世纪末，是那个浮华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到他写这部回忆录时，已是穷困不堪的晚年光景。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检讨说，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说的是自家身世，也是对那一瓣过早夭折的文明之花的一声叹息，是对那个精致时代留恋而惆怅的临去一瞥。

他写童年时代在祖父的天镜园读书，窗外高槐深竹，一层层的绿，连书卷上的字也都透着绿意了（“幽窗开卷，字俱碧鲜”）。又说登上城外龙山看雪，“万山载雪，明月薄之”。而他32岁那年在镇江金山寺率家班演一场夜戏时，那月光则从林下漏下，“疏疏如残雪”。

他写的去南京找闵老子斗茶的故事，写与朱楚生等一干文艺青年坐船去定香桥看红叶的故事，写陈洪绶在西湖岳庙夜追一个女子的故事，笔墨热闹如同小说。他写交游的同时代女子，笔端更见情意，说朱楚生，色不甚美，“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说王月生，长得如出水红菱，又性情寒淡，与某公子同寝食半月不吐一言，某日口动，也只“家去”二字。写秦淮河房，则是“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非真风雅者不能有此文笔。

1632年冬，张宗子往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世上自许风雅者多矣，谁人有此痴绝？

苏州文氏家族，堪称吴中风雅之渊薮，大画家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自小身受绮丽的南方风雅文化熏染，三十出头时写了一本书叫《长物志》，书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香茗十二卷，前五卷谈园林基本构建，后七卷谈世家所用器物的制式及摆放品位。把精神寄寓于器物，这本书最为鲜明地显示了这一明人风习。

何者为宜，何者不宜，在晚明这样一个消费社会，如何使用物、消费物自有一定之规，这不是文震亨一个人推许的高雅，《长物志》只不过从中抽取出了一套普遍的规则。譬如他谈窗，“用木为粗格，中设细条三眼，眼方二寸”，谈香炉，“惟宣铜彝炉稍大者，最为适用”“乌木最上，紫檀、花梨俱可，忌菱花、葵花诸俗式”，都有很强可操作性，是不是可以作为今人追慕风雅的实用指南？

文震亨用“长物”经营起来的这个世界，更多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共生关系，这是明人风雅的基石。后世沈三白的一册《浮生六记》，把这种风雅扩展到人与人之间，深入到日常生活每一处皱褶和肌里，去体察与观照。书中记述的与妻子“芸”的闺房之乐、闲情之趣，伉俪之情深笃，更让人觉恬淡生活之楚楚可爱，以致林语堂向西人译介此书时，把“芸”推许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沈三白是苏州人，不是名门之后。据俞平伯等人考证，可知他以游幕为生，做过一些小生意，也卖过画，喜欢园艺、旅行，偶尔濡毫伸纸，也全是真性情。此人身处乾隆年间，此时去晚明已近两百年，可见风雅一脉，也是代有传承。

这种闲适、优雅的情味，当代在汪曾祺的笔下可见其余绪。汪是小说家，沈从文的弟子，留世文章不多，又是“搂草打兔子”的心态去写，然一册《蒲桥集》，谈掌故、谈吃食、谈西南联大师友，闲适中自有深情。

近年多说宋人风雅，但在我看来，宋人生活最为人称许的，还是商业繁荣带来的市井味。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我们会被那股浓重的市井味裹挟。宋人善饮、喜茶，文人又爱弹琴、焚香，但这些都带着尘俗味，远未明人玩得精熟。想看看这初始阶段的风雅，还是可以看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邓之诚和伊永文的注本都是好的。（赵柏田）

来源：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