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平从文学史看金瓶梅在民国初年的接受状况（徐志平从文学史看金瓶梅在民国初年的接受状况）
徐志平从文学史看金瓶梅在民国初年的接受状况（徐志平从文学史看金瓶梅在民国初年的接受状况）讨论更仔细的是王炜《小说界域的划定与研究方法的衍生—《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个案考察》，该书第一章〈中国学术转型期（1911-1937）的《金瓶梅》研究〉除了概述20世纪前期的《金瓶梅》研究状况，更对鲁迅、郑振铎以及吴晗的《金瓶梅》研究进行个案分析。《金瓶梅研究史》的考察是多方面的，除了研究或评议的文章之外，还包括了出版、续书、文学史章节、辞典条目、外文翻译等[3]，比较接近本论文所说的「接受状况」。关于《金瓶梅》在民国时期的研究情形，已经有学者进行考察。例如黄霖先生等着的《中国小说研究史》第三章〈方法论与小说观新变的研究期（上）〉第四节第三小节「《金瓶梅》研究」，即对20世纪初至1962年的《金瓶梅》研究做了考察[2]；吴敢先生《金瓶梅研究史》上编第二章〈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则将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分为五个阶段，其第一阶段为1901-1923年，第二阶段为1924-1949
一、前 言
王先霈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谈到「读者批评」的运作范围，包括：描述阅读活动、发现空白、建构文学接受史，以及调查文学接受现状等四种。[1]
所谓接受现状不等于研究概况，必须掌握更多的文学现象，才可能比较客观的了解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接受状况。
这里所说的文学现象，包括学者或一般大众对作品的认识与好恶、作品的出版与流传、作品的影响等。
关于《金瓶梅》在民国时期的研究情形，已经有学者进行考察。
例如黄霖先生等着的《中国小说研究史》第三章〈方法论与小说观新变的研究期（上）〉第四节第三小节「《金瓶梅》研究」，即对20世纪初至1962年的《金瓶梅》研究做了考察[2]；
吴敢先生《金瓶梅研究史》上编第二章〈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则将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分为五个阶段，其第一阶段为1901-1923年，第二阶段为1924-1949年，第三阶段为1950-1963年，此三阶段时间的总合，大致相当于《中国小说研究史》第三章第四节第三小节的考察范围。
《金瓶梅研究史》的考察是多方面的，除了研究或评议的文章之外，还包括了出版、续书、文学史章节、辞典条目、外文翻译等[3]，比较接近本论文所说的「接受状况」。
讨论更仔细的是王炜《小说界域的划定与研究方法的衍生—《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个案考察》，该书第一章〈中国学术转型期（1911-1937）的《金瓶梅》研究〉除了概述20世纪前期的《金瓶梅》研究状况，更对鲁迅、郑振铎以及吴晗的《金瓶梅》研究进行个案分析。
在概述部分，王炜就当时学者对《金瓶梅》的研究情形，以及《金瓶梅》及其续书的出版状况等，介绍得更为详细。[4]
不过无论是吴敢的《金瓶梅研究史》，还是王炜的《小说界域的划定与研究方法的衍生—《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个案考察》，都没有比较全面的考察民国初年的「文学史章节」。
吴敢提到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5]，王炜还提到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6]等。
由于没有比较全面的考察，有些说明就不那么精确，例如王炜认为胡行之将《金瓶梅》列入「人情小说」，并不是对鲁迅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不同的情势下进一步确证了《金瓶梅》在中国小说流变史中的地位。」[7]
其实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1932年6月初版)有关《金瓶梅》的内容，几乎都来自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详见本论文第二小节)，且赵景深1928年1月初版的《中国文学小史》早已将《金瓶梅》列入「人情小说」。
也就是说，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在《金瓶梅》研究史上的意义，在没有比较全面考察情况下，被过度夸大了。
《中国小说研究史》和《金瓶梅研究史》对于此一时期《金瓶梅》的研究或接受，都是从20世纪初开始讨论的，与本文所说的民初，时间不一致。
《金瓶梅研究史》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标志，认为「开创了《金瓶梅》的现代研究阶段。」[8]
以《金瓶梅》研究来说，此固是事实，但如果以接受史来看，更密切相关的应该是作品的政治、社会或学术环境。
倒是王炜以1911-1937为「学术转型期」，其始末之时间点为辛亥革命及对抗日战争开始，更适合作为接受史考察的一个阶段，不过将起始点订在民国元年(1912)，可能更为恰当。
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谓：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以急风暴雨般的方式摧毁了旧政权，建立了新制度，促使中国社会转型在政治结构的转换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标志着封建君主时代的结束和民主共和时代的来临。在社会转型中，政治结构的转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它是带动其他诸结构转换的牛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从而推动和加速经济和教育结构的转换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新式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向前遇迈进了一大步。[9]
作者认为民国成立对于中国现代化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且是「急风暴雨」般的破旧立新，中国社会从而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合理的，当然也不是说变就变，但视其为一个社会变革的关键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辛亥革命后不久，国民政府即在民国二年（1913）颁布《大学规程》，其第二章第七条将文学门分为八类，即：国文学、梵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意大利文学、言语学，除了言语学外，其他七类都必须开设「中国文学史」。[10]
付祥喜说：「这既表明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得到认可，也表明中国文学史开始具有了明确而自觉的学科意识。」[11]
因此，本论文既然是从文学史探讨《金瓶梅》在民国初年的接受状况，将考察的起始点订在民国元年（事实上最早的一部是民国三年），应该是恰当的。
日本侵略中国不始于1937年，然而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在长江三角洲的进展十分迅速，8月攻进上海，11月向江浙地区推进，12月中旬占领南京，「战争初期，长江三角洲地区遭受着日军炸、烧、抢、淫，社会极其混乱。」[12]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社会必然会形成另一番面貌，文学史的写作必然也会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付祥喜认为1937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文学史写作的显著特征，就是『政治式写作』的倾向。」[13]
文学史之所以走向「政治式写作」，与对日抗战以及其后的政治发展自然是密切相关的。
基于上述，本文即以辛亥革命次年，即民国元年(1912)元月为始，以抗日战争开始这一年（1937）七月为终，将此一时期称之为「民国初年」。
由于民国初年的《金瓶梅》研究已经有专书加以讨论，因此本篇论文仅就当时出版的文学史进行考察，希望能从中了解《金瓶梅》在民国初年的部分接受状况。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二、民国初年文学史对《金瓶梅》的接受
考察文学史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大部分文学史是高级中学或大学院校的教材，不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也一定程度的代表了当时高中及大学生的接受环境。
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说：「中国人自着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14]
这本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文学史，虽具开创性，然而，「作者的文学史观依然囿于传统的文章流别乃至国学源流的框架之中，同现代人的理解相距甚远。」[15]
为何这么说呢？原来这本文学史包括群经、诸子、史传、诗文，甚至文字、声韵、训诂[16]，却没有小说、戏曲之类的通俗文学的讨论。
这种情况，到了民国以后依然时有所见。例如1917年初版的钱基厚《中国文学史纲》内分「正名」、「原始」、「阐经」、「谭史」、「攻子」、「考文」、「完体」七节，仍然是传统国学的概念[17]；
1924年初版的刘毓盘《中国文学史》（正文中题为「中国文学略」），全书分为文、诗、词、曲四略，而缺戏曲、小说略[18]；
甚至到了三十年代，林山腴的《中国文学概要》，仍是「以经史、诸子等为主，凡二十九章，实系国学。」[19]
不过，目前已知民国以来最早的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其53节「小说文之体变」已论及通俗小说。[20]
大体而言，民国以后出版的文学通史，只要是时代完整之作，对于明清通俗小说已经比较重视。
民国初年的中国文学史，在1912-1937这二十六年，陈玉堂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列出了九十五种之多。
不过陈玉堂书中所列，有些在当时只是存目：如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21]、易树声《中国文学史》、李劼人《中国文学史讲义》、齐燕铭《中国文学史略》、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22]、霍衣仙等《中国文学史》、陈介白《中国文学史》[23]、徐杨《中国文学史纲》[24]、何仲英《新着中国文学史大纲》、莫培远《中国文学史述要》等。
这些当时所列的文学史存目，后来陆续找到部分原书，如朱希祖、金受申、陈介白、徐杨所著（金、陈二氏之作仅存上半部），但其他几部仍然是处「待访查」的状态。
陈玉堂书目中，有些其实不能称之为文学史：
如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李笠《中国文学述评》、段凌辰《中国文学概论》、陈怀《中国文学概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世界书局《中国文学讲座》、刘麟生《中国文学八论》、李华卿《中国文学发展史大纲引论》[25]等。
有些文学史所论述的时代是不完整的：如佚名《中国文学史》仅存一册，叙至《楚辞》而已；
钱振东《中国文学史》，「因未出齐，故只能算是一本两汉文学史而已」[26]；
胡小石《中国文学》，「起上古，迄五代」[27]；
穆济波《中国文学史》，仅叙至魏晋南北朝；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仅叙至南宋；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仅叙至唐代；
马仲殊《中国文学体系》，「至元曲止，实是一本诗词曲史」[28]；
张希之《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全书七章，二十五节，自史前至汉。」[29]
此外，陈玉堂书中未列的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亦仅叙至「五言诗之起源」[30]。
此外，胡适著名的《白话文学史》只写完上卷，仅介绍到唐朝而已。
本节考察《金瓶梅》在民初文学史的接受，上述存目、非文学史，以及时代不完整之作，自无法列入讨论。
另外还有一些只是抄录删改之作：如汪剑余《本国文学史》，「系据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一书略加增删，大多照抄原文而成。」[31]；
佚名《中国文学史大纲》，亦「多抄袭他书著作」[32]而成；
孙延庚《中国文学史集说及著作》，「只是从各家著述中，摘引了他们所述的片断章句，分别编入各个时期的条目章节内。」[33]
此外，刘厚滋的《中国文学史钞》，除了少数内容自撰外，大部分内容辑自陆侃如、容肇祖、郑振铎、胡适、冯沅君诸家的文学史著作。[34]
上述抄辑他书之作，本论文亦皆舍弃不论。
以下我们将针对时代完整，且论及明代通俗小说之文学通史著作，考察民初部分文学史家对于《金瓶梅》的接受。
首先考察虽然提到明代通俗小说，但略过《金瓶梅》不论，或仅一语带过者；其次，各家文学史论及《金瓶梅》的，又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仅给予否定性评价者、第二，除了情色描写外，对《金瓶梅》的不同方面予以肯定者、第三，对情色描写未作批评，甚至肯定其必要性者。以下分述之：
（一）虽提到明代通俗小说但略过《金瓶梅》或仅一语带过者
以下依据初版年月，罗列对于《金瓶梅》完全忽略或不甚在意的文学史著作。
1. 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914年8月)：此书第53节在论通俗小说部分提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但未提及《金瓶梅》[35]。
2.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1915年12月初版)：此书第三编第五章〈有明时代文学之要领〉第九节〈曲家之继起〉后，即跳至第十节〈制义之名家〉，未提到明代通俗小说。
然而第四编〈始清初讫清末〉第十章〈小说之盛行〉论及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及清代演义小说，认为「有裨实用」[36]，至于《金瓶梅》则只字未提。
3.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10月初版)：陈玉堂认为此书「是早年较有影响的一部文学史」[37]，然而关于明代通俗小说仅提到《西游记》、《英烈传》、《开辟演义》、《列国志》、《玉娇梨》等[38]，而未提及《金瓶梅》。
4. 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1924年3月初版)：
此书第十章〈明〉，提到演义小说，谓：「有《列国志》，不着撰者姓氏，人多指为明人作；《封神传》，为王世贞作，最为著名；其他如《玉矫（娇）梨》、《开辟演义》、《英烈传》等，指不胜屈也。」[39]完全不提《金瓶梅》，从所列书目看来，极可能是受到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之影响。
作者后来又有《中国小说研究》(1929年10月)、《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1934年8月)、《中国小说概论》(1934年11月)，在这三部专论小说的著作中，只有《中国小说概论》在谈「烟粉」时，提到「烟粉」在明代有《金瓶梅》，在清代有《红楼梦》、《花月痕》[40]，其他二书都没有提到《金瓶梅》，可知胡怀琛对《金瓶梅》并不在意。
5. 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1924年9月初版)：此书十七章〈小说之盛〉谓：「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出现，而后章回小说始完全成立。......当时之小说，可区分为『文言』、『白话』二类，文言如《三国演义》......等是；白话如《水浒传》、《西游记》......等是。」[41]完全没有提到《金瓶梅》。
6. 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1月初版）：此书第二十九章〈明代的章回小说〉花了一页篇幅讨论《西游记》及其续书，而对于《金瓶梅》则只有如下数语：「《金瓶梅》有人以为是王世贞作，但又有以为不是。今知为兰陵笑笑生作，惟仍不能知道真姓名。」[42]
不过作者称《金瓶梅》为「人情小说」，已经受到1924年鲁迅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影响。
7. 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1930年8月初版)：在明代通俗小说部分仅提及《西游记》一书。[43]
8. 林之棠《新着中国文学史》（1934年9月初版）：第四十七章〈明代之小说、词及其他〉论《水浒传》、《三国演义》稍详，其他则仅以「吴承恩之《西游记》，及无名氏之《封神演义》，王世贞之《金瓶梅》」带过。[44]
9. 龚启昌《中国文学史读本》（1936年9月初版）：此书仅将《金瓶梅》列入「艳情类」，而无任何相关讨论。[45]
（二）各家文学史对于《金瓶梅》之讨论
（1）论及《金瓶梅》而仅给予否定性评价者，只有陈彬龢《中国文学论略》(1931年1月初版)一书，此书第八章称：
「《金瓶梅》为古今第一淫书，全书百回，不过记西门庆一家之妇女、酒色、饮食、言笑之事。」[46]
陈彬龢曾经节译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中国文学概论》，因此其论《金瓶梅》亦截取盐谷温之说，但盐谷温肯定《金瓶梅》的部分，陈氏则又完全略去，显然对《金瓶梅》一书之价值不表认同。[47]
（2）除了情色描写外，对《金瓶梅》的不同方面予以肯定者
1. 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1915年9月初版，1929年9月订正)：
此书认为《金瓶梅》「意主惩戒，而无奈其讽一而劝百」，又说：「虽其间描写社会情伪，淋漓酣畅，深入隐微，供人箴砭不少。实过于秽袭（亵），足为风俗人心之害。至其用笔之宛曲尖刻，诚可与《水浒》之雄奇，《西游》之诙诡，鼎足而三也。
《竹坡闲话》谓为一部太史公文字，则谬誉矣！」[48]可知曾氏欣赏《金瓶梅》的写实精神和描写技巧，但对于情色部分不以为然。
2. 吴梅《中国文学史》(1917-1922年任教北大之讲义)：
此讲义认为四大奇书以《水浒传》最佳，而「《西游》佞佛，《金瓶》诲淫，虽乖大雅，要皆状人所不能状之景况，安可以荒诞淫亵而鄙弃之，必欲斥为士君子所不道，则不免迂拘矣，」[49]吴梅能欣赏《金瓶梅》的描写技巧（状人所不能状之景况），但仍认为其「诲淫」，并以「淫亵」形容其书。
3. 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1926年11月初版)：
此书第十二章〈明代文学〉中提及：「《金瓶梅》以西门庆、潘金莲事起笔，结撰极复杂之脚色，盖艳情小说之元祖。于各人性格，巧于分描，而往往失之秽亵，文词亦无甚佳趣，然明代小说中，当屈一指也。」[50]
顾氏虽对《金瓶梅》的写人技巧表示肯定，但对于文词运用以及情色描写部分皆不表认同。
4. 郑振铎《文学大纲》(1927年4月初版)：此书内容庞大，实为一部世界文学通史，在中国文学部分约25万字。
其论《金瓶梅》，在描写技巧方面特别加以肯定，谓：「此书叙写家庭琐事、妇人性格以及人情世态，莫不刻划至肖。其成功尤在妇人的描写。......如月娘，如李瓶儿，如春梅、秋菊等等，也都各有其极鲜明的个性，活泼泼的现在纸上。」
在情色描写部分则说：「此书在世为禁书，以其处处可遇见淫秽的描写。这也许是明人一时的风气。如删去了这些违禁的地方，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它的叙写，横恣深刻，《西游》恐怕还比不上，不要说别的了。」
他还推崇作者的组织结构能力，谓：「《水浒传》里一二回的文字，在本书却放大到如此的百回，然并不觉得其有什么拖拓的痕迹。」[51]
郑氏极力推崇《金瓶梅》的各项成就，但仍认为其情色描写为「淫秽」，并表示可惜。
5. 陈冠同《中国文学史大纲》(1931年11月初版)：此书称《金瓶梅》为「一部描写性之变态的小说」，其评论内容则全部抄自盐谷温之说。[52]
6. 胡云翼《新着中国文学史》(1932年4月初版)：此书将《金瓶梅》列入「艳情小说」，认为作者「实是一位具有文学天才的文人。
他立意做这部小说以讽刺当世士绅阶级的腐秽，故将姓名隐去。」又说：「所叙皆淫夫荡妇之所为，因此世人亦有目为『天下第一淫书』者。然其文笔畅达，描写尖刻，曲尽人情的纤微机巧，实为一部最能写实的社会小说，故亦得列于说部名著之林。」[53]
这些内容也依稀可见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影子，只是经过融合，痕迹较不明显。无论如何，如同盐谷温，胡云翼对于《金瓶梅》属于淫书的说法，是没有异议的。
7. 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1932年6月初版)：
此书将《金瓶梅》列在「人情小说」类（而不是「艳情小说」），作者说：「书中所描写的，其成功全处在家庭琐事，妇女性格以及社会上的人情世态。其中最足以称颂者为妇女个性之描写。」
又说：「以一二回的题材，却放大至百回，然而一些没有拖搨拉长的痕迹，作者的手腕真足令人佩服了！」[54]这些评论，除了少数文字差异外，大部分内容脱胎自郑振铎的《文学大纲》。
8. 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题》(1932年7月初版)：
此书对于《金瓶梅》的重视，从它花了四页以上的篇幅来讨论可以说明，而所讨论的内容则大致上融合前人的说法。
例如说：「书中描写的，尽是西门庆一家的朋友妇女酒色饮食的事体。」以及「西门庆淫过的，共有十九人，又有男宠二人，意中人三人；潘金莲奸淫过的共有五人，意中人为武松。」这些内容，完全抄自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又说《金瓶梅》把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事「拉长到一百回，并不觉有敷衍哈希的地方。」[55]此言则来自郑振铎《文学大纲》。
本节最后，则拼贴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方士献房中术的大段文字，以及郑振铎所说：「如删去了这些违禁的地方，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它的叙写，横恣深刻，《西游》恐怕还比不上。」
由上可知，此书对于情色描写的观点，与《文学大纲》没有什么不同。
9.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10月初版)：
此书认为《金瓶梅》可与《水浒》、《西游》成鼎足之势，对于情色描写部分，则说：「我们看了晚明的短篇小说，便知肉感的描写乃是那时的风尚，不能独责《金瓶梅》，其在明小说中的地位，亦不因而有损的。」[56]他们说「不能独责」《金瓶梅》，事实已经「责」了。
10.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12月初版)：
此书在《文学大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金瓶梅》深入讨论。首先他认为《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其伟大之处在于四大奇书中，只有《金瓶梅》称得上是近代的小说。[57]
这里采用了西方小说演变的观点，所谓近代小说指以普通市民的生活为对象的写实小说（Novel），以区别于之前的浪漫传奇（Romances）[58]。
郑氏认为：「《金瓶梅》的特长，尤在描写市井人情及平常人的心理，费语不多，而活泼如见。其行文措语，可谓雄悍之至。」
在情色部分，则仍与《文学大纲》的观点一致，谓：「可惜作者也颇囿于当时风气，以着力形容淫秽的事实，变态的心理为能事，未免有些『佛头着粪』之感。然而除净了那些性交的描写，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59]
11. 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1933年4月初版)：
此书认为明代演义小说有介绍价值的，只有《西游记》和《金瓶梅》，其论《金瓶梅》谓：「以复杂之清话，将各个脚色之性格，一一写出，亦不世之佳品也。惜流于秽亵，殆近淫书耳。」[60]虽然对人物描写部分表示肯定，但仍认为《金瓶梅》近于淫书。
12. 康璧城《中国文学史大纲》(1933年5月初版)：
此书对于明代小说亦只介绍《西游记》和《金瓶梅》，作者认为《金瓶梅》是社会小说，「取《水浒传》中的一件事情来扩大描写社会。」
又谓：「有多处淫亵的地方为士大夫所不道，这也是《金瓶梅》不足取的地方。」[61]
13. 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1934年7月初版):此书对《金瓶梅》颇为推崇，谓：
「书中写家庭琐事，妇女性格及人情世态，其描写的细致，会话的洗炼，事件的进行曲折而富于波澜，真可说是中国小说的奇宝。而其最成功处，尤在妇人的描写。如吴月娘，如李瓶儿......等莫不各有其鲜明的个性活跃纸上。虽然此书向以猥亵淫秽见称，但并不能埋没了牠真实的价值。」[62]
这段内容亦是脱化自郑振铎《文学大纲》，其于情色的立场，亦和郑氏一致。
14. 张振镛《中国文学分论》(1934年10月初版):此书认为，《金瓶梅》善摹人情世态，谓其「行文之活动流利，于世态人情，洞明炼达，凡所形容，无一相同。或记下流之言行，或道荡妇之隐微，或言奸吏之勾结，绘声绘影，诚足使狐穷秦镜，怪窘温犀。良以作者能文，故虽杂以秽亵，然佳处不为所掩。」[63]可知其仍以色情描写部分为「秽亵」。
15.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目》(1935年1月初版)：
此书论《金瓶梅》的内容大部分抄袭郑振铎《文学大纲》，关于情色描写部分则谓：「可惜内多狎亵的描写，不能为一般公开的读物。」[64]其立场亦和郑振铎相近。
16. 朱子陵《中国歴朝文学史纲要》(1935年5月初版)：
此书认为《金瓶梅》「所叙者皆系淫夫荡妇的交合情事，故世人多称此书为『天下第一淫书』。作者描写手腕甚高，对于妇人的性格，尤描写得至佳至妙。」[65]
所论与前人大致相同，但说「所叙者皆系淫夫荡妇的交合情事」，则属误读，鲁迅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着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66]
17. 柳村任《中国文学史发凡》(1935年8月初版)：
此书论《金瓶梅》主要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关《金瓶梅》艺术价值的评论，认为「对市井小人，人情世态刻划非常逼真。」对于情色描写部分则说它「描写极鄙陋淫亵」。[67]
18. 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论》(1935年9月初版)：
此书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既不依据史传，复不加入神怪的笔墨，它在普通的人间，表现出一个恶棍的行为及家庭复杂的情形，心理的刻绘，用笔的精密，都能及于上乘的。」对于情色描写部分，则说：「惜乎叙述性交的地方太多，所以世人目之为一部可惜的淫书。」[68]
19. 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年9月初版)：
此书论《金瓶梅》是将郑振铎《文学大纲》和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部分内容结合在一起，如说：「这书叙写家庭琐事，妇人性格，以及人情世态，莫不刻划至肖。」这句抄自《文学大纲》。
以下从「全书借《水浒传》之西门庆及潘金莲事为线索，加以复杂描写而成」至「到底不能登士君子之堂」，则取自《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又说《金瓶梅》被世人称为淫书，「然而从文学的眼光看，毕竟是一部巨大的善于描写情世故的小说。」[69]此观点亦和郑振铎相似。
20. 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年1月初版)：
此书相较于作者于1928年1月初版的《中国文学小史》，在论《金瓶梅》部分的篇幅已大为增加。
赵氏先论证《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贞，再以太仆寺马价、佛事之多等资料，证明《金瓶梅词话》是万历年间的作品。[70]
最后提到：「此书不仅是淫书，去掉淫秽的部分，仍有其意义，牠是反映当时买官卖官的官场以及勾结官府之土豪劣绅的，蔡京和西门庆就是这两种人物的代表。」[71]但无论如何，作者仍认为《金瓶梅》是「淫书」。
21. 羊达之《中国文学史提要》(1937年5月初版)：
此书亦揉合盐谷温及郑振铎之说，谓：「其内容系根据《水浒传》之西门庆及潘金莲之事实，加以复杂描写而成。」
又说：「书中写家庭琐事，妇女性格，以及人情世态，描绘极其细致，叙事曲折而富于波澜。此书向以猥亵见称，然以文艺眼光观之，自有其不可埋没之价值。」[72]
注 释
[1]王先霈主編：《文學批評原理》（第二版），武漢：華中師大出版社，2008年6月，頁182-186。
[2]黃霖等：《中國小說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頁231-233。按，該書並未明確說明本階段之時間，而該小節內容，乃是從20世紀初寫起，所提到最晚的一篇研究論文為發表於1962年的龍傳仕論文〈《金瓶梅》創作時代考察〉。
[3]吳敢：《金瓶梅研究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頁42-59。
[4]王煒《小說界域的劃定與研究方法的衍生—《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個案考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6月，頁3-34。
[5]吳敢：《金瓶梅研究史》，頁45。
[6]王煒《小說界域的劃定與研究方法的衍生—《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個案考察》，頁22、26。
[7]同上註引書，頁26。
[8]吳敢：《金瓶梅研究史》，頁46。
[9]朱英主編：《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武漢：華中師大出版社，2011年7月，頁26。
[10]《教育部定大學規程》，載《申報》1913年2月28日第八版.。
[11]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7月，頁135。
[12]【加】卜正民著，潘敏譯：《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譯者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10月，頁ｉ。
[13]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頁470。
[14]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緒論》，北平：朴社，1932年12月，頁2。
[15]陳伯海：《文學史與文學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頁376。
[16]該書第一篇為「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後正書之變遷」、第二篇為「古今音韻之變遷」、第三篇為「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見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4月，頁1-31。
[17]見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合肥：黃山出版社，1986年8月，頁11。
[18]劉毓盤：《中國文學史》，上海：古今圖書店，1924年鉛印本。（收入收入任慧、于春媚編：《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史著廿七種》第二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5年1月。）
[19]劉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頁99。
[20]王夢曾：《中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14年8月初版。（收入任慧、于春媚編：《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史著廿七種》第一冊。）
[21]此書後來收入陳平原編：《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
[22]此書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有著錄，為北平文化學社印行，1933年9月初版，但僅有上冊。
[23]依據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此書現藏浙江大學圖書館，但僅有上卷，敘至宋代為止，見該書頁491。
[24]此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微卷，據其自述，「本書在匆卒中草成，許多地方是根據先輩的材料，很多重要的意見，則都是友人胡秋原先生供給的。」轉引自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頁331。
[25]劉玉堂說：「本書僅是兩篇論文，......並非史書，僅是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見《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頁86。
[26]同上註引書，頁40。
[27]同上註引書，頁43。
[28]同上註引書，頁71。
[29]同上註引書，頁87。
[30]傅斯年：《傅斯年講中國古代文學史》，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重印，書中第一章「擬目及說明」最後注明：「十六年十月擬目，十七年十月改訂」（頁6），可知此一講義之撰寫始於1927年。
[31]見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頁23。
[32]同上註引書，頁96。
[33]同上註引書，頁97。
[34]同上註引書，頁100。
[35]王夢曾：《中國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8月初版，頁67。
[36]張之純：《中國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12月初版，頁119。
[37]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頁11。
[38]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18年10月初版，頁69-70。
[39]胡懷琛：《中國文學史略》，上海：梁溪圖書館，1924年8月初版，頁120。
[40]胡懷琛：《中國小說概論》，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11月初版，頁93。
[41]胡毓寰：《中國文學源流》，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四月臺六版，頁191。
[42]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上海：大光書局，1937年3月二十版，頁156。
[43]歐陽溥存：《中國文學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8月初版，頁191。
[44]林之棠：《新著文學史》，北平：盛華書局，1934年9月初版，頁725。
[45]龔啟昌：《中國文學史讀本》，上海：樂華圖書公司，1936年9月初版，頁216。
[46]陳彬龢：《中國文學論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1月初版，頁96。
[47]依據孫俍工譯本，鹽谷溫論《金瓶梅》的原文是：「《金瓶梅》誰也知道是古今第一的淫書，不要多說了。全書百回，取《水滸傳》中第一的艷話，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情事為骨子，加以複雜的描寫而成的。要之，止於西門慶一家底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描寫極其淫褻鄙陋的市井小人底狀態非常逼真，曲盡人情底微細機巧。其意在替世人說法，戒好色貪財，無奈為了取材野鄙，到底不能登士君子之堂。然而因為是反於《西遊記》底空想，為極其寫實的小說，所以在認識社會底半面上，實是一種倔強的史料。」見鹽谷溫著，孫俍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海：開明書店，1929年6月初版，頁459。按，1927年6月《小說月報》刊載君左的《中國小說概論》，亦是根據鹽谷溫該書翻譯的，在論《金瓶梅》部分，二者文字略有異同，君左譯文見該期《小說月報》（號外），頁64。
[48]曾毅：《訂正中國文學史》，上海：泰東圖書局，1929（上）、1930（下）修訂版，頁242﹣243。
[49]吳梅：《中國文學史》，收入陳平原編：《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頁515。
[50]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9月初版，頁287。
[51]鄭振鐸：《文學大綱》(二)(《鄭振鐸全集》第十一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頁263-264。
[52]陳冠同：《中國文學史綱》，上海：民智書局，1931年11月初版，頁159。比較其內容，乃是抄自君左的譯本。
[53]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上海：北新書局，1932年4月初版，頁254。
[54]胡行之：《中國文學史講話》，上海：光華書局，1932年6月初版，頁140。
[55]許嘯天：《中國文學史解題》，上海：羣學社出版社，1932年7月初版，頁383﹣387。
[56]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簡編》，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10月初版，頁254。
[57]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平：朴社，1932年12月初版，頁919-920。
[58]我們現在所使用的novel一詞，十七、八世紀才在西方被廣泛使用，以區別於更早的傳統浪漫傳奇（romances），而「寫實主義」的形成是其中的關鍵。參見艾恩‧瓦特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1月，頁2。
[59]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頁920。
[60]童行白《中國文學史綱》，上海：大東書局，1933年4月初版，頁282。
[61]康璧城《中國文學史大綱》，上海：廣益書局，1933年5月初版，頁175。
[62]梁乙真：《中國文學史話》，上海：元新書局，1934年7月初版，頁638。
[63]張振鏞：《中國文學分論（第四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10月初版，頁66。
[64]劉經庵：《中國純文學史綱要》，北平：著者書店，1935年1月初版，頁366。
[65]朱子陵《中國歴朝文學史綱要》，北平：炳林印書館，1935年5月初版，頁170。
[66]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新書局，1925年9月再版合訂本，頁201。
[67]柳村任《中國文學史發凡》，蘇州：文怡書局，1935年8月初版，頁420。
[68]張長弓：《中國文學史新論》，上海：開明書店，1935年9月初版，頁214。
[69]容肇祖：《中國文學史大綱》，這裡引用的是《容肇祖全集》的版本，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12月，頁3556。
[70]趙景深引用了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的考證，但在書中並未標明。吳晗論文原載《文學季刊》1934年1月創刊號，收入盛源、北嬰編：《名家解讀《金瓶梅》》，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頁30-68。
[71]趙景深《中國文學史新編》，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1月初版，頁278。
[72]羊達之：《中國文學史提要》，這裡引用的是1986年台灣版，台北：正中書局，1986年4月初版，頁123-124。
作者单位：台湾嘉義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