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三年后当兵的自己写封信（讲给自己的故事5）

给三年后当兵的自己写封信（讲给自己的故事5）该到哪儿去呢？ 我已经下决心不再回学校了。 1970年12月中旬，我让自己从扎兰屯第三中学初中“毕业” 了。 攥着那张“家长通知书”，我没有回家，来到了扎兰屯火车站的三角线区。 三角线区是铁路上专门用来让火车头调头的地方，也是我平时最爱来的一个地方。需要掉头的火车头开进三角线，只需要倒一次车，就可以把前进方向掉转180度。看着又高又大的火车头在三角线上轻松的掉头，是件很惬意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没有这个心情了，因为，我就要面临着一生当中第一次重要的抉择。

原创：王幼民 军旅警营关注军旅警营公众号 阅读更多军旅美文

接前

三、当雪花飘落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从小生在部队，长在军营，整天低头抬头看到的都是些扛枪的、穿绿衣服的人，我们自己的身上穿的也是爸爸妈妈那肥大的、稍加修改的军装。我们这些人似乎从未想到过我们除了当兵，还会有别的什么命运。”

这是军旅女作家丁小琦在1970年代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一部名为《当雪花飘落的时候》的短篇小说中男主人公的一段内心表白，也是那个年代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那些孩子们最真实的想法。

1970年12月中旬，我让自己从扎兰屯第三中学初中“毕业” 了。

攥着那张“家长通知书”，我没有回家，来到了扎兰屯火车站的三角线区。

三角线区是铁路上专门用来让火车头调头的地方，也是我平时最爱来的一个地方。需要掉头的火车头开进三角线，只需要倒一次车，就可以把前进方向掉转180度。看着又高又大的火车头在三角线上轻松的掉头，是件很惬意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没有这个心情了，因为，我就要面临着一生当中第一次重要的抉择。

我已经下决心不再回学校了。

该到哪儿去呢？

路当然有。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可以到那些被称为“广阔天地”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或者是贫下中渔、或者是贫下中牧的再教育，然后去“大有作为”。

说心里话，虽然“上山下乡”的运动在当时是那样的轰轰烈烈，但是到“广阔天地”里边去的这条路，当时我确实没有去想过，我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

当兵去！

在我下定了当兵的决心以后，和妈妈说我要去博克图去找爸爸商量一些事情，就自己坐火车到守备五师的师部所在地博克图去找爸爸。

刚刚开始营建的守备五师还没有正式的办公楼，司令部临时设在博克图车站对面的一个俄式的小楼里。

就在这个小楼里，我直截了当的和爸爸说了我要去当兵的想法，爸爸看我决心挺大的，当下就和妈妈商量了我当兵的事情，其实，我和妈妈说到博克图找爸爸以后，妈妈就明白了我想要做什么了，她没有拦着我。爸爸和妈妈心里都很清楚，在那个时候，我除了去当兵，也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去处，他们同意了我的想法。

在博克图我只住了三天就回扎兰屯了，因为还有“正事”要办。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博克图。

我当兵的事情，在我回到扎兰屯以后爸爸就交代给了扎兰屯留守处。那一年到扎兰屯接兵的部队是驻西安的一个空军部队，但是因为我的年龄和接兵部队的要求差的比较多，留守处的叔叔们和扎兰屯武装部与接兵的部队交涉了几次都没有结果。

眼看着我当兵的事情要“黄”的时候，爸爸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不通过地方上的武装部，直接把我送到部队去。

其实，从1960年代的中期开始，部队子女直接入伍的事情就已经比较普遍了，所以这条路并没有费多大的周折，时任守备五师副师长的左龙给六十四军的军务处长写了一封全当是“介绍信”的信吧，就把我和另外两个孩子推荐给了他的老部队，六十四军直属高炮团。

我们当兵的事情确定下来以后，师后勤部的叔叔们随即就给我们配发了入伍所需的所有物品，像新兵集训结束才能发的领章和帽徽也都一块发给我们了。留守处的小田叔叔等人用大麻袋把这些东西都给我们扛了回来。属于我的那份我抱回家交给了妈妈。

我把军装抱回家的那天的晚上，妈妈一夜也没有休息，仔仔细细的给我的军装订上帽徽、领章，那时我的个子还不高，才1.6米多一点，妈妈又一针一线的把长出来的军装按我的身材缝好，然后一件一件的把我要带的其他东西收拾好，装进提包。

东西都收拾完了，妈妈坐在我的床旁，给我掖好被子，然后就那么默默的看着我。

因为马上就要当兵去了，我挺兴奋的，也一直没睡着，我和妈妈就这样互相看着，看着......，我清楚的看见了妈妈眼睛里的泪水。

从我跟着妈妈离开西桑园随军开始，到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和妈妈，可是我这一次一下子要离开她那么远、那么长的时间，我心里很清楚，妈妈舍不得我，她是不放心哪！

1968年初大姐和二姐一起参军后，爸爸因为专业的缘故，长期在中苏、中蒙边境搞防御工事，家里就只有我和妈妈朝夕相处，现在我也要离开家了，妈妈的心里一定特别的难受。

后来我因为翻车被砸的事情家里知道后，妈妈赶到小市去看我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我离开家前的那个晚上她整整一夜都没睡，就坐在我的床边看着我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起床后我就迫不及待的把新军装套在了身上，那身新军装是妈妈用了一个晚上给我改出来的，穿在身上特别的合适。

我下楼来到院子里的时候，正赶上西楼建设兵团出早操，我得这身装扮一下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与他们的对视中，我很清楚的感觉到了他们审视我的目光与往日有所不同，队列里几乎所有的人眼中流露出来的都是羡慕。

吃过早饭以后，妈妈带着穿上军装的我，向住在东楼和北楼里的叔叔阿姨们挨家挨户的告别，大院里的叔叔阿姨们都为我参军高兴，他（她）们都告诉我，你是守备五师家属院里第一批参军的孩子，好好干，别给爸爸妈妈和守备五师的叔叔阿姨们丢脸。

1971年元月15日。

这天的傍晚，扎兰屯下雪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在林业学校大院东、南、西、北四座大楼的窗户里射出的灯光中显得那么晶莹、透亮。我穿着妈妈给订上领章和帽徽又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军装 背着背包，在飞舞的雪花里，在妈妈期盼的目光中，我离开了家，离开了林业学校的大院，离开了扎兰屯。

那天晚上，爸爸没有来送我，我知道爸爸工作忙，我上火车的时候，他还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防御工事的工地上忙碌着。

也许是巧合吧，从大姐、二姐参军，再到我参军，爸爸都没有送过我们。

送我们去部队的是守备五师警卫连的文书叔叔。

我们坐的是满洲里开往哈尔滨的192次直快，由于整个滨洲线只有这一趟直达的快车，车上的人特别的多，文书叔叔带我们上车以后，不要说卧铺，连一个座位都没有找到，文书叔叔怕我们在火车上站一夜受不了，想来想去想到了火车上的餐车，经过一番周折，文书叔叔做通了列车长的工作，把我们带到餐车里坐了下来。

夜间的餐车里很清静，除了我们几个人之外，只有几个没当班的列车员和餐车的服务员在里面闲聊。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就这么开始了。

火车在滨洲线上伴着夜暗朝着哈尔滨方向急驰，只开着夜间行车灯的餐车里光线很暗，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出远门的我，伏在餐车的桌子上静静地看着车窗的外面。

天太黑了，火车也开的太快了，透过车窗看到的只有那些在远处随着火车慢慢移动的串串红灯笼。

他们挂这么多的红灯笼干吗呢？

原来，这是黑龙江地区、也是东北大部分农村的一个民俗，就是从每年阴历的腊月开始，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己的门前高高的挂上一盏红灯笼。

它告诉所有的人们——快要过年了！

三天后，我回到阔别了七个月的小市，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那年，我还不满十六周岁。

第五章 高炮团逸事

我又回小市了。

我的同学们和熟悉我的那些人对我的归来都觉得有些意外，特别是看到我穿着军装的样子，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这样的表情：先是愣愣的看着我，随后就是一顿开心的大笑，有的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不仅因为我们仅仅分开了半年多就“再见”了，而且再见到的时候，我的同学们还是学生，我已经成了一个军人了。等到我们班的那些同学开始陆续穿上军装的时候，我入伍都三年了。

回到小市一个星期，穿上军装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完，我就被六十四军军务处送到了设在小市火车站对面的本溪地质学校里的六十四军高炮团新兵集训队。

六十四军军直高炮团是一个编制比较小的炮兵团，高炮团的下边没有营的建制，由团直辖四个双管37高炮连、一个四联装14.5高射机枪连五个战斗连队，加上团指挥连和汽车连，全团一共只有七个连队。

六十四军驻防大连的时候，高炮团的驻地在大连市的庄河县。高炮团在庄河县曾和其他部队的高炮一道，击落了一架国民党空军由台湾飞来东北地区侦察的美制P-2V型武装侦察机，很是风光了一阵子。

六十四军换防到小市以后，高炮团作为沈阳军区的高炮作战值班部队被部署在丹东市的黄土坎。在援越抗美作战中，它又参加了赴越高炮轮战，并且取得了很不错的战果，1969年初刚刚归建。

高炮团的团部建在了本溪县烈士陵园对面的老墩台的半山坡上，由于受到地形的限制，高炮团的五个战斗连队中，只有一连的营房建在了团部的旁边，三连、四连、五连（高机连）的营房建在了与团部一山之隔的谢家崴子村；二连营房的位置稍微好一些，在紧邻231医院的一个山沟的沟口上，山沟的里面是高炮团的弹药库，平时就由二连担负弹药库的守卫任务，和二连营房连在一起的是军后勤部卫生部门为部队培训医生的一个专业的训练队，简称“医训队”。

由于我来的晚，在高炮团新兵集训队只训练了十几天，过完1971年的春节以后，新兵集训就结束了，我被分配到“二区队”。

“区队”这个叫法是高炮团从越南高炮轮战的时候带回来的，“区队”实际上就是“连”。在赴越轮战期间，所有参战的部队（不仅是高炮部队）都不准使用部队原有的代号，一律改叫“支队”和“区队”。不过“区队”的叫法没有延续多长时间，1971年底就不再使用了。

一、幸运的一步之遥

（一）我们班的十个人

1970年代，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野营拉练好，不当老爷兵”的“11.24”批示。

毛主席的这一“最高指示”立刻成为全军部队大搞冬季徒步野营拉练的指导思想，炮兵部队则结合着每年一度到炮兵靶场实弹射击的机会，进行摩托化和步行相结合的野营拉练。

我被分到连队的第二天，高炮团就全团整建制的拉出了营房，开始向位于辽南的名城熊岳城的沈阳军区高炮靶场摩托化开进了。还没弄清班里的各位老大哥们都叫什么呢，就已经稀里糊涂的坐在了颠簸摇晃的牵引车上，

跃进-230（我们都习惯的把它叫它南京嘎斯）牵引车拖着1965式双管37 高炮，吃力的在本溪地区的盘山公路上爬行。

197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机动工具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绝大多数的地面炮兵部队都在使用履带式牵引车牵引大口径压制火炮。进口的部分重型轮式牵引车主要用来解决100毫米和57毫米两种高炮以及部分大口径压制火炮的牵引问题，炮兵牵引车 “小马拉大车”的情况比较普遍。

高炮团装备的跃进-230牵引车也属于“小马拉大车”这一类的，它是苏联嘎斯-63牵引车的仿制品，原来是用做牵引1955式单管37高炮（还有地面炮兵的85加农炮）的，车身轻，马力小，牵引总重只有1.5吨。双37高炮装备部队后，一直没有合适的牵引车辆，只能让跃进-230 继续“凑合”着继续使用，拽着2.65吨的双37高炮，跃进-230牵引车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爬坡的时候，汽车发动机的声音难听的要命，给人一种声嘶力竭的感觉。

双37 高炮的炮班编制是十个人，一个班长和九个炮手。我是班里的9炮手。

双37高炮的1、2炮手是瞄准手，1炮手负责方向射界的同时承担连集火射击时和连长的交连任务，2炮手是负责高低射界的，同时还要承担班射击时的人工击发；3、4炮手负责装订高炮射击时所需的目标距离、航路角、运动速度等基本诸元，因为高炮设计上的原因，这两个炮手的身材要稍微高一点；5、6炮手是装填手；在炮盘底下的7、8炮手负责往炮盘上运炮弹；9炮手负责从炮弹箱子里把炮弹拿出来，压在弹夹上。

我被分到班里以后，班长看我长的又瘦又小，放在哪儿都不合适，就让我当了9炮手。因为我和另外三个新兵到班里的时间太短，上车后班长就利用行军的时间又把班里的所有人相互介绍了一下。

我们班的班长叫银海春，1968年长春的兵，他的原籍是山东，老辈子闯关东过来的，都到了他这辈上还有山东口音。他最大的特点是脸色奇黑，自从见过他以后，我就没有发现过有谁比他长的还黑的，虽然黑点，人还和气，他入伍的时候就超龄了，是连队里岁数最大的班长；

副班长是5炮手叫姚振和，也是1968年的兵。吉林省怀德县人。他比我们早到班里几天，是从刚刚解散了的团部战士演出队回来的，他的挎包里一天到晚装着一副呱嗒板，说话都带着“数来宝”的腔调，没事的时候就爱给我们说快板，人挺爽快，就是让人觉得油里油气的；

1炮手张树清，1970年兵，吉林省长岭县人。他在班里个子最矮，却长着个硕大的挺好玩的鼻子，一副憨憨的面相，看上一眼你就会知道他是个心眼不太多的人，他特别不爱说话，你要是不主动和他说话，他可以一天都不说一句话；

2炮手李红斌，1970年兵，吉林省长岭县人。人长的特别帅气，而且特别爱笑，不管到什么时候，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副笑嘻嘻的摸样，不过，在他那张笑脸的后面，在他的眼睛里，却永远都流露着一种狡黠的东西，是什么反正我说不清楚；

3炮手于德海，1970年兵，吉林省长岭县人。这位老兄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好像天生的就不会好好的和谁相处，一天到晚总是拉着一张脸，就好像和谁都“不共戴天”一样，你只要一见到他，马上就会给你一种浑身上下特别不自在的感觉；

4炮手刘兆德，新兵，河南省太康县人。他是我们四个新兵中唯一在炮盘上的炮手。不仅写的一手非常漂亮的钢笔字，文章也写的特别好，但是他的学生气太重了，有点孤芳自赏，平时也不爱搭理人，这个“毛病”后来让他吃了不少的苦头；

6炮手马德军，黑龙江省泰来县人，1969年兵。基本上是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我们到连队的时候，他刚从炊事班调到我们班。他特别有意思，已经二十大几的人了，却总是爱装出一副小孩儿样，弄的我有时候都分不清我们俩谁大谁小；

7炮手祁东海，新兵，河南省太康县人。他是我们班里唯一的一个结了婚的人，来当兵的时候就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他的军装兜里总是装着他和他老婆以及两个儿子的“全家福”，没事就拿出来和我们“显摆”一下。银海春已经二十七八了还没对象呢，所以最看不上的就是他这一点，以至于后来拿他出气的时候最多；

由辽宁省锦西县入伍的新兵王志强最有意思了，他是班里的8炮手，他的模样和电影《奇袭》里那个南朝鲜的运输队长的长相简直一模一样，怎么看都不像“好人”，结果三个月以后他却成了我们连唯一的一个被连队选中去团里的司机训练队学开汽车的人，那时候能去学开汽车，是一件相当风光的事情。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我算黑龙江的）四个省份来的十个人组成了我们这个班——沈阳军区陆军第六十四军野战军直属高炮团二连一排二班。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班里的九位老大哥们在一起朝夕相处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我们在一个通铺上睡觉，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我们这十个人的关系始终都向亲兄弟一样。但是，部队毕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一“历史规律”谁都左右不了。到我离开高炮团二连的时候，我们一起患过难的这些老大哥和战友，还在二班的就只剩下了刘兆德和祁东海了。

（二）“贴大饼子”了

高炮团到盖县熊岳城高炮靶场实弹射击，被分成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由高炮团的驻地到沈阳军区空军管理的辽阳训练基地机场的摩托化行军和驻训；

第二个阶段，是由空军辽阳机场驻训结束后到熊岳城靶场的铁路输送和进入靶场后的实弹射击。

摩托化行军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情绪还是挺高的，尤其是我们几个刚到班里的新兵，又是大炮又是汽车的感觉特别新鲜，毕竟，这个阵式在家里的时候谁也没见过。

不过好景不长，因为行军的时候所有的车上都蒙着苫布，往外什么都看不见，慢慢的大家的那点新鲜感就都没有了。刚一出发的时候，我们班长在车上还时不时的“鼓动”几句什么，后来也没什么词了，当炮车在山沟里上来下去的转了大半天以后，车里的气氛也就逐渐的冷了下来，反正和大家也都不熟悉，我干脆把脑袋往大衣里一缩，索性打起了盹。

第一天的摩托化行军在天快黑的时候就结束了，我们全团的人员和装备穿过本溪市以后，都宿营在了距离辽阳市还有几十公里的一个不大的村子里。按照条例的要求，宿营的时候牵引车和高炮应当分离，在连长的统一指挥下，各班将高炮从牵引车上摘下来，推到指定的位置，准备由行军状态变成战斗状态。

双37高炮的行军/战斗转换操作是比较简单的，由行军状态转换为战斗状态的口令叫“放列”，反之叫“撤去”。

“放列”操作的时候，1、2炮手在炮前，负责把身管和身管支架分开，把身管支架和高炮的前车架固定后，将前车架上的“行军/战斗转换器”由行军状态搬到战斗状态，然后打开前“炮脚”；

5、6炮手在炮后，先将高炮的牵引杆和高炮的后车架用一个连杆连接成一体，然后用后车架上的牵引杆固定插销将牵引杆固定在后车架上，再将后车架上的“行军/战斗转换器”板到战斗位置，最后打开后“炮脚”；

3、4炮手站在炮的两边，负责打开高炮车架两侧左右的“炮脚”。

听到“放列”的口令后，1、2炮手和5、6炮手把身管支架、牵引杆一起向内推，降低炮身高度，让高炮的四个“炮脚”着地，使高炮成战斗状态。

本来很简单的例行操作，可是到了我们班这里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班的情况有些特殊，9个炮手中的4、5、6、7、8、9炮手六个都是新手，担任5炮手的副班长和担任6炮的手马德军两个人都是在出发前刚刚调整到我们班里的，和我们四个新兵一样，没有经过正式的训练，他们对高炮的操作也都不懂。也就是说，炮后边的那部分操作动作，我们班的5、6、7、8炮手谁也不会作。

为了保证“放列”操作的安全，班长就临时让1炮手张树清来到高炮的后边，帮着副班长和马德军他们共同来做“放列”的动作、按说这个做法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可谁知道那天张树清在车上晃荡了一天，脑袋多多少少有些迷糊了，来到后边做准备动作的时候，居然把插好牵引杆固定插销这个关键的动作给忘了。就在大家按照班长的口令一起做“放列”的动作时，没有固定的火炮牵引杆突然到向一边，使炮的两个后轮斜着就倒在了地上，从一边看就好像两摊牛屎一样。双37高炮的同行们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贴大饼子”。

闻讯赶来的连长赤小未看着半躺在地上的火炮，气不打一处来，当着全连人的面很狠狠的训了我们班长银海春一顿。作为全连岁数最大的班长，银海春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因为“贴大饼子”这种情况，是双37高炮操作中一种相当低级的错误，可是却偏偏让他这个全连最老的班长给赶上了。眼看着班长拉着一张黑脸要向张树清嚷的时候，代理我们排排长的三班长走过来了，一边平息着班长的情绪，一边指挥着三班和我们班的人一起把炮摆正，又重新放列好，就各自拿着背包走向了准备宿营的村子。

吃过晚饭，连里要求各班开班务会，讲评一天行军的情况。因为我们班出了“贴大饼子”的事情，代理排长参加了我们班的班务会。我们班班务会的内容也很明确，主要就是针对“贴大饼子”的事情进行分析讨论，所以，班务会一开始，银海春就用非常严厉的口气，毫不留情的批评了惹事的张树清，代理排长看着我们班长火气太大，银海春讲完了以后，没有等大家发言，他就把话茬给接了过去，对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就散会了。

“贴大饼子”这个小插曲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就隐隐约约的感到了当兵的艰苦和危险。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第二天，我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那一幕，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三） 1971年2月5日

高炮团摩托化行军的第二天。全团的车辆都进入了辽阳境内，这段公路的路况要比本溪的那段好一些，车辆的行驶速度也比第一天快了一些。

从昨天晚上“贴大饼子”开始，我们班长银海春的心里就有一股火一直也发不出不来，我们上车后谁都不敢多说话，因为班长的脸实在是太难看了，本来就黑，还拉的长长的，那副“尊容”谁看谁都害怕。炮兵行军乘车基本上是以下车后能迅速展开为原则的，双37高炮的乘车顺序是从车的后部按1、3、5、7、9炮手和2、4、6、8炮手、班长分两边。弄出乱子的张树清老老实实的坐在车厢的最后，一直望着远处，既不往车厢里面看也不说话。

在班里，张树清、李红斌、于得海是同乡，都是高炮团1970年1月份从吉林省长岭县接来的兵，因为这一年度的兵源质量普遍比较差，各个连队对这批兵的反映都不好，高炮团上上下下的人们都管他们叫“兵漏子”。

我们班的这三个长岭县来的人也有不少毛病，虽是同乡，但是平时就和不来，尤其是李红斌特别爱鼓捣事。

开始行军后他明明知道车箱里的气氛已经挺紧张了，他却没事找事的又烧了一把火，把昨天晚上“贴大饼子”的事情又给抖搂出来絮叨了一遍，末了还来了一句“半道上别再出什么乱子”之类的话。这一下可坏了，银海春和张树清都被李红斌阴阳怪气的话给激怒了，俩人冲着李红斌就都嚷开了，一时间三个人在车箱里吵成了一锅粥。我们四个新兵也不敢搭言，全装着没听见，任他们吵去。

就在车箱里吵的正热闹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车身猛的一震，就感觉像有人在身后猛的推了我一把一样，一下子扑到了车厢中间摆的炮弹箱子上，随着一阵轰隆隆、哗啦啦声音，身体又向后躺过去，就再也动不了了，帽子和口罩都盖在了脸上，什么也看不见。想喊也喊不出来。那种感觉有点像睡觉的时候被“魇”住了一样。

也不知到过了多长时间，我隐隐约约的听到有人在说话，说的是什么因为有大衣和帽子捂着听不清，定了定神以后我试着想动动手和脚，可是哪儿也动不了，而且右脚脖子还挺疼的。我又试着想转动了一下脑袋，结果脑袋也被什么东西被夹住了不能动弹，这时我才感觉到脖子上咯着个什么东西，冰凉冰凉的挺不好受，借着不大的亮光用眼睛斜着看了看，发现咯着我脖子的原来是一发黄澄澄的炮弹！

我反映过来了！我们班的车翻了！车上装的炮弹箱子摔散了，炮弹滚的到处都是，我就躺在炮弹堆里。

按照规定，双37高炮平时每个炮都备有半个基数的炮弹，临出发的时候，我们班就往车上装了十个整箱的炮弹，那可是二百发炮弹哪！

想到这里我可是知道害怕了，乖乖！！！车上这二百发炮弹要是炸起来那还能有好吗？！我一着急就在翻了的车底下哭了起来。事后我才知道，我这一哭，连长赤小未还就放心了：

“人没事，人没事！还知道哭呢！快点儿，想办法赶紧弄出来！”

我正躺在炮弹堆里使劲的哭着，忽然感觉眼前一下子亮起来了，紧接着一双特别有劲的大手把我从炮弹堆里架了起来，又像抓小鸡一样把我提溜到了已经停在路边的团部救护车里，放在了担架上。

到了救护车上我才看清楚，抓着我的人是我们连二排的五班长。他也是1968年入伍的，和银海春是老乡，五班长长的又高又壮，据说在群众组织特别红火的时候，他还当过吉林省赫赫有名群众组织“长春公社”的“副司令”呢。

救护车上，团卫生队的队长紧张的盯着我的脸问我哪儿疼，我用手胡撸了一把脸上的眼泪和鼻涕，告诉他说右脚脖子疼，几个医务人员赶紧脱掉我右脚上的鞋和裤子，把我的右腿和右脚翻来覆去的检查了好一会，最后确认我只是被炮弹箱子砸伤了右脚踝的软组织，并没有什么大事，在场的人这才出了一口长气。医生把我的右脚踝做了细致的处理和包扎以后，卫生队的队长让我到车下走动一下，我试着走了几步，感觉还好，卫生队的队长把我拽到他跟前，用手里的纱布给我擦干净了脸上的鼻涕和眼泪，对一直守在我身边的连长赤小未说：

“兄弟，万幸啊！”

卫生队的队长和几个医务人员登上救护车走了。

救护车开走了，连里的其他人都去忙着处理我们班的牵引车和高炮，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路边。这个时候我才清楚的看到了事故的现场：

牵引车翻在一个3米多深的干沟里，四个轱辘朝天，后传动轴已经弯了。翻车后牵引车和高炮脱了钩，高炮滚到离车十几米远的地方。虽然高炮已经被扶正了，但是高炮最贵重的部分——瞄准具，却因为高炮在翻滚的过程中被砸坏而报废了，团部的高炮修理工正从炮上往下拆卸已经报废了的瞄准具。

好长时间以后，我才从几个老兵那儿知道了我们班翻车的经过：

那天，当银海春、张树清和李红斌在车上吵的正热闹的时候，我们连的车队正在一个坡道上行驶，因为是上坡，加上坡道又比较长，全连行车的速度都比较慢。

给我们班开车的这个司机是在出发前刚刚从团里司机训练队毕业回来的一个新手，技术比较粗糙，对车辆也不熟悉。因为怕掉队，在牵引车爬坡的时候，他把油门“轰”的挺大。牵引车爬上了坡顶开始下坡了，他松开油门踏板踩下离合器，摘下一挡准备挂二挡，这时候他发现车出问题了，虽然他的脚松开了油门踏板，但油门踏板却没有抬起来，仍然像爬坡的时候一样在继续加油，发动机的转速一点也没降下来。由于发动机和传动部分的速度差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是哪个档位也挂不上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故障使牵引车处于了空档滑行的状态。后来在查找事故的时候发现是牵引车爬坡时司机把油门踏板踩的太狠了，以至于汽化器的加速拉杆被卡在了最前端不能动，油门踏板也就抬不起来了。

早期的双37高炮因为设计上的原因，没有安装制动装置。本身没有制动的高炮顶着放了空挡的牵引车在下坡道上滑行，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司机的心里是很清楚的。

牵引车在牵引高炮行驶的时候，是严禁在坡道上空档滑行的，这一点司机的心里也很清楚。

但是，情急之下这个司机却犯了一个要命的错误——他没有及时的想办法把放了空挡的牵引车停下来，却低下头用手去抠那个已经没有办法抬起来的油门踏板。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负责带车的老司机这个档口也犯了糊涂，也猫下腰帮着他在那儿鼓捣。等他们都反映过来，再抬起头看路的时候，放了空挡又让高炮顶着顺坡而下的牵引车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恰恰这时坡道上出现了一个急转弯，牵引车在完全没有制动的情况下右前轮重重的撞在了弯道的护墩上。在惯性的作用下，高炮把牵引车的车尾高高的顶了起来又翻向路边的沟里，牵引车翻倒的瞬间车和炮脱了钩，高炮在惯性的作用下滚到了十几米以外。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班在这次事故中还是很幸运的：

一是在炮兵部队中，出现牵引车和被牵引火炮在行驶中脱钩这种情况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我们班的车翻车后牵引车和高炮莫名其妙的脱了钩，炮虽然滚的挺远，牵引车却只翻了一百八十度。如果翻车后牵引车和高炮始终联在一起，再滚的远一点的话，我们班的人怕是有一半要玩儿完，其中就包括我；

二是我们的车上虽然装了半个基数200发炮弹，但都没安装引信。翻车以后炮弹滚的到处都是却一个也没响，如果炮弹上都安装着引信的话，我们这一个班的人可能早被炸的连骨头都找不着了。

事故处理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班的高炮被卸掉瞄准具以后，让团部修理所的车拉走了。牵引车也从沟里被拽到了路上，虽然车的后传动轴已经不能继续使用了，但牵引车还有前传动轴，仍然可以继续行使。连里把我们班车上散落的炮弹归拢到一起，重新放在炮弹箱子里封好装到车上，连队就又开始继续行军了。

为了救我，我们班车上的蓬布被几个班长用刺刀给挑开了，没有了篷布的车坐着虽然感到比原先敞亮，扑面而来的寒风却又把我们冻的够呛。

临上车前我曾问过路边看热闹的老乡，我们翻车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可惜没有记住，我只记得那地方在辽阳市的西北面，距离辽阳市的市区大约三十公里左右。

1971年2月5日这一天，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就是这一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一步之遥”。

翻车挨砸的事情，到了靶场以后我写信告诉了大姐，大姐怕爸妈着急，直到半年以后才把这件事告诉爸妈。

因为翻车、摔炮事故，我们连没有评上当年的“四好连队”，连长赤小未为此还受到了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次事故也给这个将门出身的人（解放战争时期，赤小未的父亲是四野一纵的，全国解放后一直在三十八军任职）过早的结束他的军旅生涯埋下了一个伏笔。

后来，李红斌在一次夜间换岗的时候，不小心把左腿摔断了，本来这纯粹是个意外事故，可班里的人私下都说这是对他那天在车上瞎说的报应，理由也很简单，如果那天不是他在车上说“用不着”的，我们班可能就什么事也出不了了。

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他们对我们班翻车这件事的“评论”，因为我清楚的知道，那天，最幸运的人就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