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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澄当上皇帝的时间(高欢高澄是如何从乱世成为权臣的)

高澄当上皇帝的时间(高欢高澄是如何从乱世成为权臣的)年少有为的权臣高澄(影视剧照)因此,东魏在立国伊始,尽管其内部政局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但因为外部来自关中的巨大威胁,又有强人领袖高欢作相,因此内部在总体上没有出现大的动乱,至少维持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在高欢主政的十三年之间,东西二魏先后爆发了规模惨烈的小关之战、沙苑之战、河桥之战、邙山之战和玉壁之战五次大战,东魏虽在国力上占据优势但西魏也一度大败之。五次交战下来双方互有胜负,由此奠定了长期对峙和相持的格局。东魏武定七年(公元546年),高欢引兵来攻西魏的战略据点玉璧,拉开两魏五战中的最后一战——第二次玉壁之战的序幕。玉壁城在西魏守将韦孝宽的积极防守下坚不可摧,东魏军连攻50日不克,将士伤亡惨重,高欢无奈率军撤退。玉壁之败,高欢忧郁成疾,自此一病不起,不久去世,其长子高澄继位执政,东魏的政治格局一时间变得暗流涌动。北魏末年,高欢在晋阳开府,遥控洛阳朝政,这种制度设计在魏末的政治变迁中延续了下来

一、北魏的分裂与东魏的建立

北魏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孝文帝元宏亲政,大刀阔斧地开启了影响深远的汉化改革,革旧俗,兴儒学,倡文治,将首都从平城(今大同)南迁至洛阳,由此将鲜卑王公转变为中原世族,将游牧与农耕色彩并存的二元制国家彻底转变为统治中原的官僚制国家。

高澄当上皇帝的时间(高欢高澄是如何从乱世成为权臣的)(1)

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皇帝礼佛图》,前为北魏孝文帝

但是这一改革也带来了负效应,它削弱了勋贵的权力,侵蚀了勋贵的利益,加剧了勋贵同洛阳朝廷以及新的世族之间的矛盾。正光五年(公元524年),自道武帝拓跋珪始设在北方边境用以抵御柔然汗国南侵的边塞六镇[1]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北镇势力纷纷南下逐鹿中原,这导致了北魏的统治秩序在最后10年走向全面崩溃,进而陷入了此起彼伏的叛乱与内战当中,而各路军阀、六镇变民成为战乱中最主要的势力。在中央,皇室衰微,洛阳朝廷先后陷入了军阀或权臣宰制的局面当中。在权力竞逐的过程中,先后跟从杜洛周、葛荣以及尔朱荣等部的高欢最终从乱军中兴起,并消灭了先前弑君[2]专权的尔朱势力,建立晋阳霸府,进而成为宰制朝廷的权臣。在节闵帝元恭、安定王元朗诸帝相继被废后,公元532年,高欢立北魏宗室元脩入纂大统,是为孝武帝,也是北魏的最后一位皇帝。但性格刚烈的元脩并不愿受权臣高欢的控制,与其矛盾日益激化,并公开发生了冲突[3],2年后,在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武帝为摆脱高欢控制,便召集驻扎在河南地区的军队,企图以“南下伐梁”为名攻击晋阳的高欢势力,结果事泄,高欢先发制人,也以“讨伐南梁与关中、荆州等地势力”为名率师南下,渡过黄河,准备包围京城。孝武帝见此计不得,知道大势已去,便携部分亲信和宗室出走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当时占据关中的另一权臣宇文泰。高欢追帝不得,遂以“孝武弃国而逃,国家不可一日无主”[4]为由,与百官会议,遥废元脩帝位,立清河文宣王元亶之子元善见为帝,改元天平,不久又以“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5]为由,逼迫魏帝元善见迁都邺城,由此建立了东魏。次年初,西奔关中的孝武帝元脩同样因为不甘再度沦为权臣的傀儡,导致皇权与霸府间的矛盾又一次激化。不久宇文泰毒杀元脩,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改元大统,建立了西魏。由此,一度结束十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一统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彻底分裂为东西魏两国,其后两魏又分别为把持朝政的权臣高欢和宇文泰后代建立的北周和北齐所取代。在北周灭北齐之前的40余年间,中国北方大地再度陷入到两魏周齐的战争与军事对峙的局面当中。

高澄当上皇帝的时间(高欢高澄是如何从乱世成为权臣的)(2)

南北朝末期东西魏和南梁对峙形势图

二、暗流涌动的东魏政局

北魏末年,高欢在晋阳开府,遥控洛阳朝政,这种制度设计在魏末的政治变迁中延续了下来。在高欢逼迫魏帝元善见迁都后,东魏全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由晋阳霸府掌控,正如“神武平定四方,威权在己,迁邺之后,虽主器有人,号令所加,政皆自出”[6],而新的邺城朝廷则是傀儡。在晋阳霸府中,统治的核心自然是高欢。但即便高欢十分强势,为六镇鲜卑的共主,但他的执政基础依然是当年和他一起参加信都举义时的盟友和北镇势力,在某种程度上高欢与众将维持的是一种“等夷”性质的政治关系,这可从一些细节中窥察出来。尽管当时北朝的政治氛围普遍表现出来的是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反动,但高欢在河北大族高敖曹在场的时候必须以汉语发号施令,史载“时鲜卑共轻华人,唯惮高敖曹。欢号令将士,常鲜卑语,敖曹在列,则为华语。”[7]而后来侯景在决意叛乱前答复高澄的书信中提到他与高欢“但尊王平昔见与,比肩共奖帝室,虽形势参差,寒暑小异,丞相司徒,雁行而已”[8],这一对话也可清楚地发现众勋贵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层意义上,由北镇鲜卑、敕勒酋帅、洛阳国姓、并州契胡和汉人郡姓五个价值观和文化差异极大的集团共同组成了执掌东魏朝政的当权派[9],这种构成成分复杂的统治集团不仅意味着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利益千差万别,更暗示着当权派中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这就为日后的政治对立乃至全面的政治冲突埋下了伏笔。

高澄当上皇帝的时间(高欢高澄是如何从乱世成为权臣的)(3)

一代枭雄、东魏的实际掌权者和北齐的奠基人——献武王高欢

由于受到关中劲敌的军事压力,晋阳勋贵自然在东魏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既是支持高欢当政的军事基础,也是掣肘高欢统治的潜在力量。在当时条件下,高欢充分意识到,大敌当前,东魏皇帝即便身为傀儡,但仍然是凝聚人心和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目前代魏自立的条件并不成熟。换言之,对高欢来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东魏政权,不至于在同西魏的战争中亡国。在这一时期,高欢利用早先举义兵时结交的人脉网络,凭借出色的军事领导能力和克里斯玛型的领袖特征,暂时压制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维护了整个政治精英群体间的团结与联合,在东魏一代同关中劲敌宇文泰对抗的过程中占据主动。同时,高欢也深知此等结构性的政治矛盾不可能永远被压制下去,他在晋阳维系众勋贵之间关系的同时着力培养世子高澄,让高澄入邺城辅政,并支持高澄打击以孙腾、高岳、高隆之和司马子如等“四贵”为代表的勋贵,以图高澄在自己身后能顺利接班。由此观之,高欢高澄父子两代实行的霸府统治,是在代魏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以权力不断克服旧权威,并不断强化新权威,从旧政权中逐渐生成新政权的过程”[10]。

因此,东魏在立国伊始,尽管其内部政局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但因为外部来自关中的巨大威胁,又有强人领袖高欢作相,因此内部在总体上没有出现大的动乱,至少维持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在高欢主政的十三年之间,东西二魏先后爆发了规模惨烈的小关之战、沙苑之战、河桥之战、邙山之战和玉壁之战五次大战,东魏虽在国力上占据优势但西魏也一度大败之。五次交战下来双方互有胜负,由此奠定了长期对峙和相持的格局。东魏武定七年(公元546年),高欢引兵来攻西魏的战略据点玉璧,拉开两魏五战中的最后一战——第二次玉壁之战的序幕。玉壁城在西魏守将韦孝宽的积极防守下坚不可摧,东魏军连攻50日不克,将士伤亡惨重,高欢无奈率军撤退。玉壁之败,高欢忧郁成疾,自此一病不起,不久去世,其长子高澄继位执政,东魏的政治格局一时间变得暗流涌动。

高澄当上皇帝的时间(高欢高澄是如何从乱世成为权臣的)(4)

年少有为的权臣高澄(影视剧照)

高澄虽然年少,并且面临的局面错综复杂,但其长期在高欢的培养下,经历丰富,很快便展示出了不俗的政治军事才华。由于高欢新丧,高澄恐各州生变,便秘不发丧,首先采取措施稳住了在晋阳霸府的高欢旧部,防止其出现骚动,接下来奏命其弟高洋为京畿大都督,并令黄门侍郎高德政辅佐,接管首都邺城。在晋阳和邺城两都被高澄势力牢牢控制住后,再“还晋阳,乃发丧,告喻文武,陈神武遗志”[11]。尽管高澄最终有惊无险地接过高欢大位,但由于他与高欢诸位勋贵旧友并无多少联系,并且高欢旧友自恃功高,因此在高澄继位之初,手握重兵的勋贵很快就向高澄发起了挑战,正如跟随高欢一起起家,时任司徒、河南大将军和大行台的侯景所言:“高王[12]在,吾不敢有异;王没,吾不能与鲜卑小儿[13]共事!”[14]武定五年(公元547年),侯景在听闻高欢死后当即便拥兵自重,随即发动叛乱,在东魏境内攻城略地,以降西魏。高澄趁西魏在疑惑侯景动机之余,启用大将慕容绍宗讨伐侯景,侯景战败,被迫逃离东魏,投降南梁。高澄莅政两年,不仅平息了勋贵侯景叛乱和士大夫荀济等人的“谋反”[15],而且用反间计使得侯景乱梁,不仅成功地抑制了高欢死后的东魏局势出现大规模动荡,而且为东魏向南开疆拓土,消除来自南朝的军事压力,大大增强了东魏国力。与此同时,他开始改革选官制度,大力拔擢以崔暹、宋游道为首的文官,组建亲信文官集团,制定《麟趾格》,整顿吏治,并且奏其弟高洋为京畿大都督掌控邺城军权。此外,他还发动颍川之役,生擒西魏大将王思政,在众勋贵前立威,进一步保持了对西魏作战的优势。此后,他在邺城东柏堂“与陈元康、崔寄舒等屏斥左右,署拟百官”[16],着手将其统治下的霸府转化为的新朝廷。但是政治变迁的过程总是存在非预期性的结果,武定七年(公元549年),高澄在即将登基的前夕突然遭膳奴兰京行刺身亡。这一突发事件不仅让高澄没有来得及改朝换代,更使得隐藏在东魏政治局势的暗流涌动起来。


[1] 这六镇分别为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以及怀荒镇。

[2] 孝庄帝元子攸在杀尔朱荣后,被杀入洛阳的尔朱兆等尔朱势力所弑。

[3] 孝武帝元脩诱杀高欢盟友高乾,两者矛盾公开化。

[4] 高欢遣僧道荣向孝武帝的奉表原话为“陛下若远赐一制,许还京洛,臣当帅勒文武式清宫禁;若返正无日,则七庙不可无主,万国须有所归,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梁纪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855页。

[5]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7页。

[6]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六,第85页。

[7]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第4882页。

[8]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38页。

[9] 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148页。

[10] 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78页。

[11]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三,第32页。

[12] 指高欢。

[13] 指高澄。

[14]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梁纪十五》,第4945页。

[15] 散骑常侍、侍讲荀济试图联合宗室诸王诛权臣,还政于魏帝,结果事泄见害。

[16]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三,第37页。


撰文:杨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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