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为什么喜欢说别人是乡下人（曾在高傲眼光下被看作）

上海人为什么喜欢说别人是乡下人（曾在高傲眼光下被看作）上海市区的人喜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嘲讽上海市区外的人为“乡下人”，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但在心里，已自觉地把自己划归为“乡下人”。上海市区人哪里来的天大自信，我至今百思不解，是在十里洋场被殖民后的自认为见过世面，还是与洋人流血流汗、斗智斗勇后的自以为高人一等？印象中，皇城根下的北京似乎都不曾这么傲视天下，睥睨一切。但不管如何，上海市区人的“谜之自信”已成既定之事实，并且凭借东西交流、经济发达、产品吃香等，让全国各地无数的人不得不俯首称臣。好不容易司机来了，大家一窝蜂抬腿上车。这是真正的卡车，没有一个座位，卡车风驰电掣地跑了起来，风像一个毫没礼貌的家伙，一路上肆意拨弄大家的头发。饶是如此，大家迎着风，紧紧抓着卡车后车厢的栏杆兴致颇高——我们要进城了，我们要去上海市了。后来我才知道，历史上青浦还真不属于上海。一九六几年，因上海市区面积小，缺少周边卫星城市的拱卫，国家领导人用手划了一下地图，原本是江苏

不知情的外省人往往以为，上海人是指所有在这一地域、具有上海户口的人。

其实不然。

很长一段时间，所谓上海人，特指上海市区的人，包括静安区、闵行区等，青浦等地方的是被排斥在上海人之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是郊区。

我小时候住在青浦县的西岑小镇，每次去繁华的上海市区，辄称“去上海”，好像青浦不属于上海似的。路上偶有熟人相问“去哪儿”，“去上海”，一问一答之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违逆的地方，大家都习以为常。

后来我才知道，历史上青浦还真不属于上海。一九六几年，因上海市区面积小，缺少周边卫星城市的拱卫，国家领导人用手划了一下地图，原本是江苏省一个县的青浦就此归属上海。

彼时去一趟上海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岑镇上有些单位有卡车，有时要跑一趟上海市区，以承载城乡间的交流，镇上有些人刚好也要到市区办事，闻讯后便全力求搭顺风车。我记得有一次外公带着小小的我，苦苦候在卡车旁。其时我约七八岁，个头还没有卡车后车厢挡板高。搭便车，要根据关系的亲疏看司机的脸色，外公那时似乎强作欢颜对司机陪了个笑。这一幕，让即便不谙成年人规则的我，也隐隐感觉到了世态炎凉。

好不容易司机来了，大家一窝蜂抬腿上车。这是真正的卡车，没有一个座位，卡车风驰电掣地跑了起来，风像一个毫没礼貌的家伙，一路上肆意拨弄大家的头发。饶是如此，大家迎着风，紧紧抓着卡车后车厢的栏杆兴致颇高——我们要进城了，我们要去上海市了。

上海市区的人喜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嘲讽上海市区外的人为“乡下人”，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但在心里，已自觉地把自己划归为“乡下人”。上海市区人哪里来的天大自信，我至今百思不解，是在十里洋场被殖民后的自认为见过世面，还是与洋人流血流汗、斗智斗勇后的自以为高人一等？印象中，皇城根下的北京似乎都不曾这么傲视天下，睥睨一切。但不管如何，上海市区人的“谜之自信”已成既定之事实，并且凭借东西交流、经济发达、产品吃香等，让全国各地无数的人不得不俯首称臣。

还好，我有几个上海市区的亲戚。

因为当时还小，我至今都说不出具体是什么亲戚——只知道是亲戚。就像孩子的世界里，世上的人只分成好人和坏人。孩子智力发展的不成熟，导致他们对外界事物缺少细致的认识和划分。

一个我叫她浦东阿奶，从名字便可得知，她来自浦东。她是怎么在上海市区定居下来的，前因后果我无由得知，我有点怀疑她像郁达夫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那个女工，在旧社会因城市用工的需要，从偏僻之地来到大城市。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她家。人口的快速集聚，让上海市区逼仄拥挤的住房条件成为一个城市的特征，我记得从马路上下车，要绕过一个细细弯弯的小巷，再接着在一条小巷子中走一段才到她家。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或者说无忧无虑，我有时悠哉悠哉踱到她家对面的邻居家，毫不见外地抓起他家的小人书来看，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一本《醉拳》，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成龙，和书中那个披着长长白发的老人。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出去又回来后看到她家没人，就坐在门前的一小块水泥地上安静地等待，真是心大，一点也不怕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被拐走。

浦东阿奶可能是因为外公的关系，对我相当不错，但她的两个子女就不然。她有一儿一女，儿子长得相貌堂堂，我叫他舅舅，女儿长得像我想像中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女工，我叫她姑姑。有一次我在她家正值过年，浦东阿奶叫她的一双儿女给我压岁钱，“他又不是我们家亲的，发什么压岁钱。”我隐隐听到舅舅、姑姑和她争执了几句。最后，舅舅抓着一堆他平时存下的分分钱硬币放到我的小手中，算是给我的压岁钱。而在乡下西岑镇，每逢春节，外公、娘舅（亲娘舅）、阿姨等都会以一张一元大票，作为压岁钱正式发给我。我隐隐感到，这堆硬币不如一元大票柔边儿那么柔情缱绻。

浦东阿奶家外面的马路上有一家冷饮店，外公把我领回去时，一狠心为我买了一块紫雪糕。我记得紫雪糕的价格是三角几分，很好吃，外面是一层巧克力，里面裏着牛奶做的冰霜。“嘎嘣”，我的小嘴咬破外面的巧克力，然后用舌头美滋滋地慢慢舔着里面的牛奶冰霜，全然体会不到大人偶作慷慨对孩童的馈赠，交织着对一个月三四十块钱菲薄工资的爱与忧愁。

在浦东阿奶家后面泥土地的后房——我很怀疑是她家后面自己搭建的，堆着一堆沙子，浦东阿奶把姜放进去，说是可以长出新的姜来。我平生第一次知道，原来姜是从沙子里长出来的，与我印象中的泥土种植截然不同。我好奇而有趣地看着她栽种，浑然不知大人在物质匮乏和工资微薄下的节俭和无奈。那个年代，国人的穷是一种普遍状态，大城市中的上海市区人也无可幸免。

上海市区还有一个亲戚，外公也带我去了好几回，他家的具体情况我至今仍不大清楚。男主人是一个退休军人，可能因为这层身份，他家的房子不是浦东阿奶家那种平房，而是住在单元楼内。女主人经常在厨房忙碌着，似乎随时准备为这个家准备好吃的。我记得她虽然鬓边有了大丛的白发，但长相依然清丽，可以想见年轻时是个美人。“小子军，快把盘子端出去”，厨房中，不时传出她尖利而略带嘶哑的声音。

“小子军”是他家儿子，比我大几岁，我虽然也没怎么和他玩，但因为年岁的接近，内心总觉得和他比他父母更亲切。初三那年，娘舅送我从西岑小镇坐火车去贵阳，得先到上海市区候车，还专门在他家作了短暂的休息和停留。快到火车的点儿，除了我和娘舅手上拎了包包，小子军光着膀子，肩上扛着一个蛇皮袋送我们。我作为一个乡下人，心里多多少少存有对大城市的胆怯，却见他小子军大大咧咧地扛着蛇皮袋，像一艘快划艇，在拥挤的人群中劈波宰浪，很快顺利地把我们送上了开往火车站的汽车。小子军那时快成大人了，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个子又长得奇高，像一根豆芽。当他在人群中自在而潇洒地穿行时，我这个乡下人深深感受到了他作为城里人身上的底气。

这家人和外公具体是什么亲戚关系，如今随外公的离世和我的离沪住筑，始终茫然。但我觉得外公和他家的亲戚关系应该挺好，除了主人——那个退伍军人每次看到我时都露出蔼然笑容外，我离沪前的一段时间，外公因被氨水呛到、喉咙有一口痰吐不出来到上海冶病，就住在他家。我在他家，看到外公坐在主人常坐的那把藤椅上，想到马上要离开他远赴千里之外的贵阳，不禁悲从中来，仿佛以后再难见到外公——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写到这里，回想彼时情境，泪花仍在眼眶打转。

上海市区的亲戚因为亲戚关系，不把我当乡下人，但在其他上海市区人眼中，我应该不折不扣是个乡下人。

一次去上海市区的某商店买衣服，一个上海大妈用随时挂在肩上的软尺给我量尺寸，柜台的另外一边，站着另一个上海大妈，滴溜溜的眼珠始终关注着这边，那种眼神好像在说，“我知道你是乡下来的”。乡下人乖乖掏了钱，把衣服装起转身的时候，心里却隐隐有一种被轻视的卑微和不适。

对于我来说，大上海太大了。从弥漫乡土气息的郊区来到上海市区，我有一种“一入侯门深似海”的好奇和恐惧。马路边栅栏里的一栋栋房子，好像一张巨口，随时都会吞没我。

有一年，我在拉丝厂上班上得颇失意，姐姐有意让我回上海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我穿着一件挺土的外套，拎着城里早已淘汰、可能乡下人还在用的人造革包包坐在市区的汽车上，我明显地感到了自己与周围那群上海市区人的格格不入，背上似乎还感到了投来的异样眼光。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车程，我如坐针毡地从大上海逃离到乡下。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户口簿的改革还没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社会流动不似如今这么平常和频繁。没有户口簿就意味着没法买到指定粮油店的米，没有米我凭什么在上海生存？——总不能吃上海亲戚的米吧。郁郁不得志的我不得不悻悻打道回府。

“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下，国内的各处变化显而易见。随着外地经济的追赶和有钱人的增多，上海市区人看不起乡下人的底气已明显不足。这说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上至国家，中至城市，下至个人，经济占主导的地位亘古不变。

高铁开通后，微信发明后，前几年我一身轻松地回了一次上海。走到上海市区某处，突然一位上海市区本地人向我问路——城市发展太快、变化太大，上海市区人在另一个地方也往往找不到路，我听着她正宗的上海市区口音，有点惶恐地以不知道拒绝。后来，我走在路上，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窃喜，她之所以向我问路，一定是看我像上海市区本地人。

这说明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经过我多年的成长和修炼，无论外表，还是气质，我实际上看上去已不像当年的那个乡下人。

不然，她何以向我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