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有什么国宝不拿出来展示（故宫重要的国宝有哪些）

故宫有什么国宝不拿出来展示（故宫重要的国宝有哪些）通柱高28.5厘米，口径纵11厘米，横13.3厘米，总宽16.2厘米，重3.12千克商（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40年后，编辑用更贴近年轻读者的方式重新编排设计，从多角度展现细节，透过国宝看懂历史，编成这套值得放进书房的“故宫传家之书”。本报精选四件国宝介绍给读者。册方斝

拥有60年故宫工作经验的文物专家朱家溍，领衔专家团队从故宫珍藏的90多万件文物中精选出100件，编写成《故宫国宝100件》。

全书自商周以迄明清，分为青铜器、书画、陶瓷、工艺美术、织绣五大类，每类每件都有简短的介绍，涉及文物的前世今生、历史价值、发掘故事、制作流程等。

328幅罕见图像，在银盐胶片的时代，每一张都独一无二。朱家溍多次带着彩样到故宫仓库里细细比对，精准还原文物的色彩和细节。

40年前，《故宫国宝100件》常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

40年后，编辑用更贴近年轻读者的方式重新编排设计，从多角度展现细节，透过国宝看懂历史，编成这套值得放进书房的“故宫传家之书”。

本报精选四件国宝介绍给读者。

册方斝

商（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

通柱高28.5厘米，口径纵11厘米，横13.3厘米，总宽16.2厘米，重3.12千克

器名斝（jiǎ），是一种既可盛酒又可加温的酒器。这种铜器的铭文，一般字数很少，没有自名。铜斝最早出现于商中期，亦源于陶斝。早期的铜斝多为圆形。商迁殷（安阳）后，铜器制造的多了，型式亦发生变化，出现了方斝。青铜酒器在商代之所以最盛行，是因为商朝人嗜酒。王公贵族的生活风尚是日夜狂饮。尤其到了商代最后一个皇帝纣王，因“好酒淫乐，嬖于妇人”而亡国。西周初期的帝王，吸取了商朝因酗酒而亡国的教训，严厉禁酒。由于这个缘故，很多在商代盛行的酒器，到西周以后便逐渐消失了。

这件册方斝，体方，有盖，颈部略收，鼓腹，底微凸。腹一侧有鋬（pàn），与鋬相邻两侧口沿上立二方伞塔形柱，腹下四足外撇。盖平而薄，正中有二鸟构成之拱形钮，二鸟相背而立，鸟头向外，冠相连。盖上饰二兽面纹，鋬上饰一兽首。腹部每面之主纹为一组大兽面纹，回形纹为地。腹上颈部及伞塔形柱帽上均饰三角纹，角尖向上，四足饰蕉叶形夔纹。本器是一件装饰华丽、造型优美的珍品。本器铭文只有一“册”字，铸在器内底上。这种单一的铭文，大都是作器主人名或氏族徽号。

像本器这样束颈鼓腹的四足斝大都出自安阳，且绝大多数已流散至国外。这件现为国内仅存。于1975年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一件有盖小方斝，与本器近似，据此，本器也应是商晚期铸造的。

韩熙载夜宴图

五代 顾闳中（生卒年不详）

绢本设色，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

南唐中书舍人韩熙载是个很有才干而不拘礼法的人，好声色，家里蓄养了许多歌舞伎，常邀集宾客，专为夜饮。后主李煜想了解这一情况，就派画家顾闳中到他家中去窥探。顾氏通过目识心记，回来后画了一张画向后主交差，这便是传世有名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采用了顾恺之《洛神赋图》的表现手法，主人公韩熙载在画中反复出现五次，也就是通过五个场面来叙述夜宴的全过程。

第一段“听乐”，是全画出场人物最多最全的一段。长髯戴高纱帽盘膝坐于榻上者即韩熙载。他微低着头，手无力地置于膝。他在听乐却未全神贯注，显得心事重重，这和坐在他身边穿红衣服的状元郎粲呈鲜明的对照。郎粲年轻，姿态潇洒，既在听乐，也在欣赏演奏者。另外两青年中有一位是熙载的门生舒雅。其他女子为歌舞伎。这段画面的构图安排，将演奏者置于一边，听众集中另一边，突出地描写一个“听”字。刻画出在听同一首乐曲时，不同身份地位性格的人的不同心理反应。侧坐的两个宾客，大约就是太常博士陈致雍和紫微朱锐。他们完全投入乐曲所创造的意境中。从他们那深锁的双眉和紧闭的嘴唇来判断，演奏着的决不是一首轻快的消遣曲调。

第二段“观舞”。韩熙载亲自击鼓为宠爱的舞者王屋山伴奏。郎粲仍是那种沉醉于欣赏舞姿的神态。其他的人，或拍板，或击掌，都在欢乐中。唯独一个和尚，双手抱于胸前，低头不语，若有所思。

作者采用分段叙述的布局，段落之间，利用室内陈设之一的屏风作为间隔，又以人物顾盼作为联系，使之既有分段又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而又巧妙。整个画面用精细的铁线描，笔力劲健，准确地塑造了各种物像的外形和质感。

以后各段，分别是“休息”，画韩熙载洗手休息；“清吹”，画韩熙载坐听众伎吹奏；“送别”画匀薄和厚重错综变化，五光十色，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夜宴场景的豪华奢丽。《韩熙载夜宴图》在人物塑造和心理刻画上，在线描技巧、构图布局和设色上，都代表着五代时期人物创作的最高水平。

大圣遗音琴

唐·至德元年（756）

通长120.3厘米，肩宽20.2厘米，尾宽13.5厘米，

厚5.2厘米，底厚20.2厘米

“大圣遗音琴”，桐木制，栗壳色漆与黑漆相间，局部略有朱漆修补。金徽玉轸，形制浑厚，圆形龙池，匾圆形凤沼，琴背题名、大印及铭文都是制琴时镌刻的。腹款朱漆书“至德丙申”四字在池的旁边。制琴的时间，正当安禄山叛变，唐明皇入蜀，太子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的时候。此琴造型优美，色彩璀璨古穆，是琴中之宝。

“大圣遗音琴”，原藏于养心殿南库。养心殿是清代皇帝的寝宫。南库是收藏贵重物品的库，说明当时确实是把它看得很重的。南库虽是皇帝的珍品库，但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入宫点查时，南库已因年久失修，屋漏处泥水下滴正中琴面，不知已过多少岁月，长期泥水滞留，琴面上凝结了一层坚厚的水锈。琴色灰白，已破败不堪了。于是就其原状另外入库保存。1947年经故宫博物院的编纂王世襄鉴定为唐琴珍品。1949年征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的同意，延请著名古琴家管平湖来院修理，经历数月，一层水锈彻底清除干净，原来漆面居然丝毫无损，并照原样重新安排了紫檀岳山（琴上的一个部件名称）。虽然经过若干岁月的泥水浸蚀，但琴面鹿角漆胎仍坚固异常，千年古琴所以能流传后世，确因其制造精良。

“大圣遗音琴”经此次修整，神采照人，恢复了应有的面貌。修整完好以后曾经管平湖试弹，琴音清脆松透。明、清以来的琴书中总结出古人认为最好的琴音具有：奇、古、透、润、静、圆、匀、清、芳九个特点，称为“九德”，古人说具备“九德”的琴是罕见的。据现代古琴家郑珉中鉴定，“大圣遗音琴”属于“九德”兼全的，也就是说能给人以完美悦耳的音响感受。

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

高224厘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约5330千克

“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用密勒塔山青白玉制成，下面承以铜嵌金丝、烧古色山形座。玉山雕刻着崇山峻岭、古木丛立、洞壑溪涧做背景，大禹在正面山腰上亲自劳作。追随他的民众，有人用锤打，有人用镐刨，有人用杠杆捶击，凿石开山，使水就下。这幅生动活泼的劳动图景，是按着玉材天然形势，给予精细的艺术加工而制成的，堪称稀世珍宝。玉山背面刻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御制诗。大意是 这样一块像山峰似的大玉材，如果制造尊垒一类的器物，那就大材小用了。宫中所藏《宋人画大禹治水图》是一幅名画。把它体现在大玉山上，那将是永远不会被损坏的纪念物。也只有“功德垂万古”的圣迹刻在这样的大玉上才相称。现在玉山已制成，自从采玉开始，十年之久，耗费许多人力物力。乾隆还告诫子孙，如果仅仅为了追求珍玩，今后绝不允许再做这样的事。

据前人记述，从新疆运大玉到北京需要制作轴长三丈五尺的特大专车。车上有铜把，前用一百多匹马拉车，后用千名夫役扶把推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冬季则泼水结冰路面拽运，日行五至六里。据此计算自和阗至北京一万一千一百里，需时三年才能运到。玉料运到北京以后，乾隆皇帝选用《石渠宝笈》著录的《宋人画大禹治水图》轴为稿本，将原图发交内务府大臣舒文，命贾铨照图式样在玉上临刻。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二十七日，拨得玉山蜡样及画得正背左右画样四张。同年五月初七日，乾隆批准蜡样和画样，经过运河把大玉载往扬州，交两淮盐政图明阿选玉匠照样制造。后来因恐蜡样日久熔化，又照样刻成木样。自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在扬州开工，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完成。同年玉山再经运河运到北京。九月间安设在宁寿宫乐寿堂。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命造办处如意馆的刻玉匠把御题诗刻在玉山的背面。

“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所用的工时和造价，已无精确的资料可据。但根据另一件玉山，“秋山行旅图玉山”的制造资料可以推断大约的数字。此物造价约是“秋山行旅图玉山”的四倍。根据“秋山行旅图玉山”的工时和造价，估计“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从打坯到制造完成，不包括刻字工时，不包括在山上开采玉料，不包括从新疆运到北京、从北京运到扬州、再运回北京，一系列的运费都不计算在内，只计制造，大约需白银一万五千余两。按当时物价，可折合大米一万六七千担（一担约合六十公斤）。如果开采运输的工时和银两加在一起，将若干倍于此数。“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的制成，在玉器工艺美术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才能与智慧。

■名家推荐

藏品从上古到近代，源远流长，艺术文物种类，包罗万状。如何让故宫的藏品不再高不可攀，不再遥不可及，而可以走进社会大众的视野，这是策划《国宝》一书的立意。让社会大众从故宫庞大的藏品中认识百件国宝中的国宝，并透过百件国宝了解中国几千年艺术发展的脉络，学懂如何欣赏每一门类的艺术。——陈万雄

初见《国宝》，既为它的精美、格调所震撼，更为它的通俗、好看而喜欢。名为画册，文字并不少。100件国宝，每件、每图都有详尽的说明和故事，统共足有十多万字，但丝毫不掩盖图片的斑斓和辉煌，尤其抠图和局部放大的技巧，让我叹为观止。——汪家明

■作者简介

朱家溍（1914—2003），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第25代世孙。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九三学社社员，著名的文物专家和历史学家、明清史及戏曲研究专家，曾主持国家一级文物、故宫太和殿“龙椅”的修复和原状复原工作。在故宫博物院从事鉴定研究和陈列展览工作60余年，为故宫文物的整理、征集、研究和鉴定划级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他编著的《两朝御览图书》《故宫经典·明清帝后宝玺》《历代著录法书目》和《故宫藏珍本丛刊》等成为故宫的标志性著作。而他主编的《国宝》一书，荣获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图书奖，且常作为礼品书赠送给外国元首。

（责编：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