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四个流派及其代表作（英国的作家诞生出无穷的思想）
英国文学四个流派及其代表作（英国的作家诞生出无穷的思想）济慈的作品极富哲理色彩，作者运用自身智慧及对人生刻骨的观察与思索之后得出的见解。济慈一生都在努力实验诗体创新与改良，希望诗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能够完美融合，创作出富有美感的佳作。所以在他创作的时候，他一定会挑选与内容相符的创作形式，力求形式与内容的结合能表现出他的思想。十四行诗是他创作初期经常使用的一类形式。这种诗体分为前八行与后六行，以此表现截然不同的看法。济慈创作的《明亮的星》就是采用这种诗体，诗歌的境界高深，立意深沉，两种看法比对明显，可以称之为十四行诗中的杰出佳作。在后期作品中，尤其是杰出的六篇"颂体诗"，将济慈的哲理观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忧郁颂》就是其中的一部。济慈用精辟独到的评论以及各种文学修辞手法，把自己的感悟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诗篇中，让整部作品独具韵味，意蕴连绵，发人深省;在作品的末尾，他留下了与众不同而动人心弦的金玉良言:她与"美"共处-那注定
爱与美是约翰·济慈毕生的精神追求。约翰·济慈在五篇长篇叙事诗《恩狄芒》、《拉米亚》、《海壁朗》、《圣亚尼节前夕》以及《伊莎贝拉》中表现了对永恒的爱与美的执着追求，代表着济慈诗歌的艺术成就。这五首长诗不仅在济慈全部诗歌创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与同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相比，济慈长诗展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风貌。虽然济慈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疲劳、热病、和焦躁"，但他仍旧在长诗中构筑了一个爱与美交织的世界。
一、济慈笔下的爱:首先表现为对浪漫爱情的描写和追求。济慈诗歌中的爱还可以理解为，对人类普遍精神困境的关注和思考。
二、关于"美"的实质含义，济慈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并没有做出明确而细致的阐述。也许与柏拉图理解的美相似，济慈长诗中的美是一种"涵盖一切、统摄一切的最高理念"。这个美的概念既包括艺术作品，也包括人的行为思想;美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
总结:济慈在长诗中建构了一个爱与美的世界，这使他能够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艰难现实。济慈自幼失去父母，长大后三弟不幸早夭，妹妹寄居别处郁郁寡欢，二弟移民美洲生存维艰，济慈自己在照顾弟弟时感染肺病，诗集出版后遭受到批评家的恶意攻击，纷至沓来的磨难损害了济慈的身心健康，最终在贫病交加中英年早逝。然而，济慈面对现实中的苦难并没有放弃对爱与美的追求，正是现实中的痛苦促使他用艺术的方式去追寻爱与美，因此可以说，苦难人生是他诗思的催化剂，促使济慈在诗歌艺术当中建造了一个爱与美交织的艺术世界。
创作手法济慈的作品中直接对生活中的冲突予以了表现，作者没有只顾着诉说自己的烦恼，而是将自己所处的那个充斥"疲劳、热病和焦躁"的世界表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怀着愤懑的情绪，勾勒出一幅萧索而悲凉的画面。世间的哀伤和夜莺的快乐构成了一组鲜明的对比，强有力地衬托出作者赞扬这永恒美的主旨，展现出他的人文倾向与观点。在其作品里，现实和理想交相融合，构成了他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济慈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美，他任凭自己的想象在神秘中追寻，所以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自己应对整个社会负起的责任。济慈的很多作品都对生活中的惨剧予以深刻的表现，他痛斥社会，力图显现人性中恶的一面，表现出那个时期真实存在的悲剧。
在他早期的诗作《致乔治·济慈》《咏和平》中就有对现实的描写;在其中后期的作品《恩狄芒》《拉米亚》等，这种现实感就更加明显了。特别是在《夜莺颂》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现实中的冲突与悲痛。该部作品里，济慈一开始描写主人公身处的洋溢着欢歌笑语的精彩世界。夜莺在大自然中无牵无挂快乐鸣叫，将生活的美妙用委婉的歌声来表达。听到鸟儿的歌唱，主人公一开始是喜出望外的心情，紧接着悲从中来。他被病魔折磨得苦不堪言，听到了夜莺快乐的歌唱，对比自己的处境难免心生悲伤。
在他的创作初期，《睡与诗》是其成功的作品之一。他凭借深刻的观察与极富深度的思考，展现出睡梦和写作这两者之间冲突又相关的关系。睡梦是人类大脑处在不受控制的状态，而创作诗歌是人有意识的高阶模式;这两者完全不同，看上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济慈从独特的角度把这两者当成是艺术创作中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在睡梦中的想象力是超乎寻常的，可以当成诗歌来看。
在后期作品中，尤其是杰出的六篇"颂体诗"，将济慈的哲理观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忧郁颂》就是其中的一部。济慈用精辟独到的评论以及各种文学修辞手法，把自己的感悟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诗篇中，让整部作品独具韵味，意蕴连绵，发人深省;在作品的末尾，他留下了与众不同而动人心弦的金玉良言:她与"美"共处-那注定凋零的"美"。作者运用拟人的方式，将"美""欢愉"和"欣慰"这三种个性表现得活灵活现，使人赞叹不已;"欢愉"总会向人们作出一副告别的模样，和悲伤同存;"欣慰"和悲痛同存，所以"痛苦的欣然"。作者更进一步展现了人生的双重性-沉郁和快乐两者相依相存，只有一直努力地追寻美满幸福，同时具有不畏艰险的勇气与力量，才可以真正体悟到生活的真义。虽然该作品的结局带有悲观色彩-带着勇气去尝试"欢乐果"的人最后变成了"忧郁"的另一类人，但读者仍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苦心:人的一生为什么如此珍贵，就是因为快乐和悲痛是同时存在，彼此不分的。
作品形式济慈的作品极富哲理色彩，作者运用自身智慧及对人生刻骨的观察与思索之后得出的见解。济慈一生都在努力实验诗体创新与改良，希望诗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能够完美融合，创作出富有美感的佳作。所以在他创作的时候，他一定会挑选与内容相符的创作形式，力求形式与内容的结合能表现出他的思想。十四行诗是他创作初期经常使用的一类形式。这种诗体分为前八行与后六行，以此表现截然不同的看法。济慈创作的《明亮的星》就是采用这种诗体，诗歌的境界高深，立意深沉，两种看法比对明显，可以称之为十四行诗中的杰出佳作。
济慈特别看重诗歌形式，他精心改良，采取与内容相符的诗歌形式。比如《冷酷的妖女》中，他采用了中世纪民谣的形式，他将每节的末行进行简化，促使作品的节奏变得更快，让诗歌的韵律更为动听，而且短句里隐含了蜿蜒波折的意义，重点展现出了作品里妖女的狡诈与骑士的悲惨，这和诗歌沉郁，悲凉的气氛相符。在《阿格尼斯节前夜》中，他将每节的末行增加了数字，使得整部作品节拍表现缓慢而有力，诗作的叙述与描景变得深沉而精致，展现出了多角度的生活场景。
济慈在不断创新后，开拓了抒情诗的表现形式，除了借景抒情，还有即事抒情及咏物抒情。前者在其叙事诗中较为常见的。在《伊莎贝拉》中，就有很多即事抒情的篇章。比如第三十节讲述了主人公在爱人被杀害以后的悲痛情景。作者对这些内容的描述极富冲击力，借此表达了他对世间罪孽的深恶痛绝以及对贫苦百姓的深刻同情。尽管他创作的咏物诗十分少见，但该类诗歌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希腊古瓮颂》。该作品不但描写了古瓮的外形特征，还着力表现雕刻在上面的画作，济慈将咏物、写景、抒情都融会于一体，促使整部作品彰显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人物影响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个命题，对后世抒情诗的创作影响较大。
济慈对英国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文学有着影响，他从三个方面影响了众多的的诗人和艺术家:丰富的感官描写，舒适恬静地表现中世纪的理想，有关艺术和思想，或思想和世俗的悖论。深受济慈影响的诗人和艺术家主要有:浪漫派诗人托马斯·胡德，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艾尔弗雷德·丁尼森，前拉斐尔派诗人和画家D·G·罗塞蒂，象征派诗人w·B·叶芝以及死于一战的年轻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等。济慈为他们的诗歌提供了创作灵感、写诗的技巧、故事内容和主题风格。
人物评价英国诗人珀西·比西·雪莱:他本是"美"的一部分，而这"美"啊，曾经被他体现得更加可爱。
黎巴嫩作家纪·哈·纪伯伦:济慈应说，此地长眠者，他的声名是用火铸写在天空。
中国作家屠岸:如果天以借年，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是难以预料的。但是人们公认，当他二十四岁停笔时，他对诗坛的贡献已大大超越了同一年龄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
美国作家丹尼尔·S·伯特:除弥尔顿外，没有其他英国诗人对后来人产生过像济慈这样深刻的影响。
后世纪念济慈故居
伦敦的济慈故居位于西北部汉普斯泰德区，在济慈的时代还是偏僻的郊区乡村，附近是丛林和草地。济慈在这里住过一个不太长的时期。1818年12月，济慈的弟弟汤姆死于肺结核，他的好友布朗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同住，这就是现在的济慈故居。济慈一度离开此宅，后又住入，直到1820年9月他赴意大利为止。在这里，他写出了他最主要的作品，《圣亚尼节前夕》《海壁朗》等。
济慈的书信、手稿等作品，主要都收藏于哈佛大学Hughton图书馆，部分收藏于大英图书馆、位于北伦敦的济慈纪念馆等。
艾略特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些诗显示了他早期所受的影响：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特别是史蒂芬尼·马拉美和儒尔·拉福格的反讽派，以及查尔斯·波德莱尔的都市意象。艾略特毕生对现代文明困境和战后幻灭情绪的关注，在此也初露端倪。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年发表于《诗刊》）是上述影响和关注的早期例证。这是一个羞怯、受压抑的男人的内心独白。它使人看到艾略特在此时就已开始对作为一种技巧的“支离破碎”的观念感兴趣了。普鲁弗洛克渴望与人交往，却又离群索居，既敏感又麻木，总担心与人交流和接触会有不良的后果。通过在全诗中罗列一些看起来毫无联系的意象，艾略特强调了他认为属于现代男女的那种支离破碎的特征。
《荒原》，这是20年代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展示了他对20世纪困境的关注。它的成就应归功于艾略特的良师兼益友埃兹拉·庞德的热情帮助。他建议艾略特修改原稿，删去一些阐述性的材料，砍掉七十二行韵体对白，删除一些冗言赘言和俗丽的诗歌措词。结果它成了一首无与伦比的实验性诗作，语言质朴无华，想象超凡不俗，它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次革命。艾略特在诗中所表现的技巧和远见，在某种程度上将对当代人和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荒原》中，他试验了一种他认为是詹姆斯·乔伊斯发现的技巧：神话运用。1922年评论《尤利西斯》时，艾略特将这种运用神话的方法解释为提供“一种现实与历史之间永恒的比照”。在收入1919年诗集《诗》的《笔直的斯威尼》和《夜莺中的斯威尼》两首诗里，艾略特也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在《荒原》中，他是最后一次运用神话的手法。他围绕死亡与再生的神话构思作品，相信这种神话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的原型。艾略特这种观念来源于两本人类学著作，杰西·韦斯顿女士的《从祭仪到神话》（1920年）和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金枝》启发他在诗中描绘了一个神话的国度，那里一个受伤（或死亡）的国王在等待着有人来拯救他，并使他的土地恢复丰饶。诗中借助荒漠、水、丰饶和再生等的象征，艾略特创造了在他看来既属于现代、也属于任何时代的图景。
艾略特《荒原》以后的诗歌继续对当代文化进行探索，他极为强调个体寻找一个确定个性的标准的必要性。这一诗学问题反映了艾略特的个性旅程，这在那些有关宗教怀疑与调和的诗歌标题中就有所暗示：《三圣人的旅程》、《灰星期三》（1930年）、《四个四重奏》（1943年）。《四个四重奏》的创作始于1934年，到1943年才完成，这是他改变基督信仰后的作品；他并没有过分地将宗教信仰的避难所戏剧性地表现为通向真理的坦途。这是一部包含着宗教与哲学沉思的组诗。正如它的标题所暗示的，《四个四重奏》有着音乐的结构，它由四首以地名为标题的抒情长诗组成：“燃烧的诺顿”，一个英国庄园所在地；“东库克”，艾略特祖先居住的一个小村庄；“干燥的赛尔维吉斯”，美国马萨诸塞州安角海域的一组礁石；“小吉丁”，17世纪一个英国国教社团所在地。诗的每个四重奏都含有流动的、变化不定的韵律，有伴随着它主题的主题、反复和多重富有独创性的音乐的、沉思的基调。总之，这部四重奏表现了艾略特在个性发展和文学历程中寻求价值肯定的一种努力。
这些探索促使艾略特在其他体裁上一试身手。他写了五部戏剧：《大教堂谋杀案》（1935年）、《合家团圆》（1939年）、《鸡尾酒会》（1949年）、《机要秘书》（1953年）、《政界元老》（1958年）。宗教主题在每一部戏剧中都得到体现，五部戏剧都在伦敦和纽约百老汇成功地上演。这些剧作都用韵文写成，它们显示了艾略特试图探索他在诗中涉及过的同样的主题，只不过这次是将它们搬上了舞台。
艾略特在他的诗歌中所关注的问题，也在他的文学评论中得到展示。他发表过研究但丁、乔治·哈伯特、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17世纪诗歌的著作，还出版了多种论述社会和宗教、研究多种美学问题的论文集。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圣林》（1920年），收有艾略特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在这篇论文中，他谈到传统的能动性，强调诗本身而不是诗人个性的重要性。这些观念也包含在艾略特的诗中，他的诗歌不断地表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他宣称，这是一种艺术家可以通过对传统的贡献和反思而重构传统的方式。在这种重构的过程中，艾略特说，艺术家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牺牲”压抑个性。现代诗歌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诗本身，而不是诗歌创作者的个人风格。他不仅宣扬这种观点，自己也身体力行。
尽管他在文学评论和诗剧创作上都有建树，但艾略特始终还是个诗人。他是个后来才成为英国公民的美国人，由于他这种不同寻常的、几乎是人格分裂的角色，读者曾问艾略特他的诗歌是属于美国传统还是英国传统。1959年他在《巴黎评论》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得说我的诗歌显然与我那些著名的美国同龄人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英国同辈人的特征则在我的作品中表现得较少。这是我可以肯定的。”
正像他清楚地理解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评论家们也清楚地懂得，艾略特作为现代主义英语诗歌的创始人之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就对文学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并且必将影响未来。艾略特晦涩难懂的试验性诗歌向他的读者提出了挑战，并在继续挑战。晦涩难懂的标准是艾略特美学观的一部分，他认为，诗歌，特别是20世纪的诗歌，不可能简单明了。在《诗的用途与批评的用途》（1933年）中，他解释了这个观点：“难懂（在阅读某些诗时是）由于作者省略了读者习惯于寻找的某些东西而造成的，因此，读者便感到困惑不解，四处搜寻诗中略去的东西。”使诗具有这种内在的困难性，是艾略特的一种技巧实验：他的没有明显联系的意象的罗列，对隐喻的依靠，粗砺的、不加修饰的语言，对结构的创新等。艾略特最终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的看法，他对20世纪混乱和文化贫乏的感觉，还提出了关于怎样对现代文明的脱节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的问题。晦涩、创新、预言，T.S.艾略特对瑞典文学院在颁奖时给予他的赞扬当之无愧，他们公认他“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捍卫某些观点的文论中，他都能以卓越的天赋找到恰如其分的词汇”。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由著名诗人卞之琳翻译成了中文。对于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博尔赫斯说，反而我们创造了先辈和传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统，而不是传统创造了我们。《荒原》发表后，各种阐释层出不穷，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对西方文明没落的写照。也有批评家从荒原的拯救上做文章，认为《荒原》在本质上与《尤利西斯》不同，艾略特描写了孤苦无援的个人面临无边的黑暗战栗不止，要解决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非人力所及，惟有在隆隆雷声中静候甘霖降临。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回忆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大学生有“开谈不讲艾略特，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可见艾略特对中国文化界影响之大。而如今诗歌处于边缘化状态，艾略特文集的出版令人感到“迟到了20年”。知名文学评论家、复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也表示，翻开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众多著名诗人都曾表示深受艾略特影响，例如徐志摩曾仿艾略特诗风写作《西窗》。卞之琳、夏济安、穆旦等人也都受其影响至深，“从当年的徐志摩、孙大雨到今天的文学青年，几代人读艾略特的旷世长诗《荒原》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难忘记忆”。
艾略特还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共同追求正确判断”的理想一度成为颇有感召力的口号。艾略特的第一本文集《圣林》就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开创新时代的权威之声，他的《论文选，1917—1932》更是英国批评史上少有的经典。
成就荣誉艾略特在诗剧领域也颇有成就，他试图创立一种现代的诗剧模式。剧作《大教堂谋杀案》（1935）的主人公是12世纪的大主教贝克特，剧本肯定了宗教献身精神。他的其他剧本还有《全家重聚》、《鸡尾酒会》等。艾略特还是一个重要的文论家，他写有著名的文学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和《诗的三种声音》等大量评论。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如作家要有历史感，作家不能脱离文学传统但可以以自己的创作去丰富和改变传统，诗人应该去寻找“客观对应物”等。他在《圣林》和《论诗与诗人》等文章中还提出了诗歌创作与评价的原则。这些见解对新批评派有很大的影响。1948年因诗歌《四个四重奏》获诺贝尔文学奖金。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用英语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诗人。
人物作品艾略特从1909开始诗歌创作，先后出版《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7）、《诗集》（1919）、《荒原》（1922）、《艾略特诗集》（1909-2925）、《东方贤人之旅》（1927）、《灰色的星期三》（1930）、《诗选》（1909-1935）、《四个四重奏》（1943）等。其中，《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早期诗歌的代表作；《荒原》产生于创作中期，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划时代作品，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四个四重奏》是晚期诗歌的代表作。
艾略特的诗受法国象征派诗歌、 文艺复兴后期英国剧作家和玄学派诗歌的影响， 形象具体准确， 思想和感情融合用联想和暗示为联系， 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怀疑和幻灭的情绪， 到了30、 40年代又有向宗教中求解脱的情绪。
艾略特早期诗歌中最重要的有：《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写上流社会一个庸碌的青年在求爱诗中的矛盾心理；《一位夫人的写照》（1915），写上流社会妇女生活的空虚；《小老头》（1919），通过一个老头子的独白描绘一种空幻的感受。这些诗歌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上层社会人物精神上的空虚、贫乏和绝望。
《荒原》（The Waste Land)（1922）是20世纪西方文学里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是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也是艾略特的成名作。 全诗分5章。在第一章《死者葬仪》里，诗人以荒原象征战后的欧洲文明，它需要水的滋润，需要春天，需要生命，而现实则充满了庸俗和低级的欲念， 既不生也不死。第二章《对奕》对照上层社会妇女和酒吧间里下层男女市民的生活，显示出这样的生活也是同样低级和毫无意义的。第三章《火诫》写情欲之火造成的庸俗猥亵， 空虚而无真实的爱。第四章《水里的死亡》最短，暗示死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渴望的生命之水也拯救不了人类。 第五章《雷霆的话》又回到欧洲是一片干旱的荒原这一主题，对革命浪潮感到恐惧，宣扬宗教的“给予、同情、克制”。艾略特利用人类学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成果，大量引用或更动欧洲文学中的情节、 典故和名词，用6种语言，以鲜明的形象并借暗示和联想、严密的结构，构成一部思想和情调一致的完整诗篇 。全诗极少用韵， 大多是有节奏的自由体，语言变化多端。这首诗在技巧上是一个大突破，在《标准》季刊最初两期刊出之后，颇受訾议，其后作者增加了注解，研究者又作诠释和评论，基本可以读懂。
艾略特其他重要诗作如《空心人》（1925）， 绝望情绪更明显：人只是死亡国土上的一个空架子， 一个填满了稻草的人， 一个影子。"世界在呜咽中结束"。这首诗中抽象名词逐渐增多。《灰星期三》（1930）指四旬斋的第一天 ，要把灰撒在悔罪者的头上， 宣扬基督教服从上帝的意志和悔罪的教义。
《四个四重奏》写成于1935至1941年间，借用4个地点为题：《烧毁了的诺顿》指一座英国乡间住宅的玫瑰园遗址；《乐科克》是艾氏祖先在英国居住的村庄和村达小路；《干燥的萨尔维奇斯》指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达一组礁石；《小吉丁》则指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国教徒聚居点的一座小教堂。 这是一组哲学宗教冥想诗， 中心主题同《荒原》一致，通过个人经历、历史事迹等，抒发对时间（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空幻感、生命的幻灭感， 齐始终，等生死，"紫杉与玫瑰同寿"，宣扬基督教的谦卑精神。 这首诗冥想与形象交织结合， 语言节奏性强， 没有《荒原》的造作， 读来自然流畅， 明白澄澈，被认为是艾略特登峰造极的诗作。
艾略特的剧作多采用诗体。早期的《斗士斯威尼》（1926）未完成。为伦敦某教区募款而上演的《磐石》（1934）是古装表演剧， 其中的合唱队台词则渲染教会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困难，宣扬它最后必然取得胜利。
艾略特最著名的诗剧是《大教堂凶杀案》（1935），为坎特伯雷大教堂主日活动而作。故事源自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汗马斯· 厄·贝克特与国王亨利二世的矛盾。贝克特抵抗住各种引诱，最后被国王派来的骑士杀死。评者认为此剧歌颂的是为世人赎罪的献身精神，也有人认为是反对教义所否定的骄傲罪。
《全家重聚》（1939）用现代题材写犯罪的报应，犯罪使家庭破裂，强调人物的赎罪心理。 《鸡尾酒会》（1950）和《机要秘书》（1954）以现实主义喜剧形式宣扬宗教信仰给有罪的人带来自我认识之光，只有宗教信仰才能使人不入迷途。最后一个剧本《政界元老》（1959）则转而歌颂爱情。
艾略特最早的批评著作收在《圣林》（1920）中， 以后陆续发表批评文章，于1932年另编《论文选集》（1951年修订），1936年又编成《古今论文集》。
他的最主要的文学批评文章有：《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批评的功能》1923、《诗歌的用诗和批评的用诗》（1930），此外还有关于诗剧、个别剧作家和诗人的文章和演讲。艾略特对莎士比亚并不推崇；认为弥尔顿给诗歌技巧带来了坏影响；他认为雪莱概念化，拜伦只供上层社会娱乐。他十分推崇但丁、英国文艺复兴（尤其后期）剧作家、玄学派诗人。他称颂德莱顿的诗歌技巧能给人以惊讶的快感。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他提出一个作家不能脱离传统创作，但能像催化剂那样使传统起变化， 这就是作家个人才能之所在。文学批评的功能就是要把读者所未能见到的事实，摆到读者面前，提高他欣赏和感受的能力。
艾略特还提出两个重要的诗歌批评概念："感受的分化"和"客观对应物"。他认为英国诗歌在I8世纪以后趋向于理念化、 概念化， 思想与感情、 思想与形象脱节，而19世纪诗歌的思想感情又趋于朦胧模糊，因此诗人应回头向17世纪前期即文艺复兴后期和玄学派的诗学习。他认为诗人表达思想感情不能像哲学家或技巧不高明的诗人那样直接表达或抒发，而要找到"客观对应物"。作家必须像古典主义作家那样用冷静的头脑， 把"客观对应物"如各种意象、 情景、 事件、 掌故、 引语， 搭配成一幅图案来表达某种情结， 并能立刻在读者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 做到文情一致，以纠正19世纪诗歌的朦胧模糊的效果。
除文学批评外，艾略特还发表过不少有关宗教和文化的名作和文章，其中主要的有《什么是基督教社会》（1940）、《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1949）等。
艾略特的创作和评论对英美20世纪现代派文学和新批评派评论起了开拓作用，对整个西方文坛的影响，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
同名作家艾略特Eliot，George（1819～1880）
英国作家。原名玛丽·安·埃文斯。1819年11月22日生于英国沃里克郡，1880年12月22日卒于伦敦。她从小熟悉英国农村的风土人情。少女时代就读于女子住宿学校，母亲去世后帮助父亲料理家务，居家自学，有语言天才，掌握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希腊文。20岁随父亲迁居考文垂，在那里结识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查尔斯·勃雷、查尔斯·韩奈尔等，读了后者所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考察》等怀疑主义论著，毅然抛弃了宗教信仰，热烈关注社会改革的各种新潮流。这是她一生的转折点，1846年她翻译出版了德国思想家大卫·斯特劳斯的无神论著作《耶稣传》，几年后又翻译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两部书的出版对英国19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有相当影响。1851年她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助理编辑，接近更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成熟。
这个时期她与评论家、有妇之夫乔治·亨利·路易斯由于思想投合而共同生活。在后者的鼓励下开始从事创作，以乔治·艾略特为笔名发表作品。最初以《牧师生活场景》为题发表3部中篇小说 ，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接着出版的《亚当·比德》，是一部真实地反映18世纪末英国农村风貌，表现同名主人公深刻道德力量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房》，是一部描写19世纪初英国农村生活的小说 ，通过一对兄妹的故事和命运反映作者的道德思考。《织工马南》，是一部有较高艺术成就的心理小说。由于与有妇之夫同居，她被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体面”社会所放逐，后来两人经常在欧洲大陆旅行。两次意大利之行使她创作了长篇小说《罗慕拉》，反映意大利宗教改革家的生活。她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费利克斯·霍尔特》、《米德尔马契 》、《丹尼尔·德龙达》等。
《米德尔马契》被认为是她最重要的小说，通过众多人物复杂交织的命运深刻地思考了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个人行为对自己及对他人所造成的后果等，把作者的“人必须为自己的道德选择付出代价”的思想发挥到极致。这是一部描写人生幻灭的小说，包含大量的心理分析。艾略特具有深刻的观察力和思考力，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女性人物。
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以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英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以及盛极而衰的历史。他的作品语言简炼，形象生动，讽刺辛辣。小说对资产者作了犀利的讽刺，是最能体现高尔斯华绥进步思想和艺术手法的现实主义杰作。但它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描写的生活圈子过于狭隘，局限于资产阶级中上层的家庭、婚姻、道德领域，而没有展现出那一时代广阔的社会风貌;在揭露和讽刺"福尔赛精神"的同时，却又对福尔赛家族某些重要成员如老乔里恩等人作了理想化的描写。
主题高尔斯华绥生当现代主义文学鼎盛的时代，但他并不随波逐流。据说他的好友康拉德等曾劝说他学点时髦，但他不变初衷，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道路。
他笔下的人物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像他自己一样的"有产业的人"，也就是"福尔赛们";其次，是下层人民;此外就是介于这二类之间的人，即知识阶层，或闯入"有产业的人"中的"外来者"。他平时就生活在第一类人中间，他们有的就是他的亲人，甚至就是他本人。例如，《有产业的人》中的老乔里恩的原型是作者的父亲。乔里恩的原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作者本人。那个充满流氓习气、十足典型的"福尔赛"索莱斯的原型就是作者的堂兄阿瑟·高尔斯华绥;索米斯的妻子伊琳的原型就是阿瑟原先的妻子艾达。同伊琳一样，艾达也是由于不堪阿瑟的虐待，忿而离婚，最后成为作者的终身伴侣。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刻画自然是得心应手。至于第二类人，他虽然没有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由于年轻时曾替父亲的公司到贫民窟去收过租，讨过债，长大成人后又游历过世界各地，参观过包括监狱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地方，目睹他们的穷苦遭遇，深感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因此对他们的描写也显得生动逼真。至于第三种人，他接触得不多不深，了解得不透，所以他笔下的这类人物形象一般比较苍白。
作为一具有正义感，又较为深刻了解社会生活的作家，高尔斯华绥在自己的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社会的批判，对上层社会的讽刺和对穷苦人民的同情。不过他的批判一般限于道德精神方面，这种批判态度也不是始终如一他自己说过:"我的早期作品确实是抒情多于批判。但从1901年以后的9年间，大致来说，主要是批判占统治地位。"这句话确实能勾勒出他前期作品的倾向的轮廓。
譬如，《有产业的人》的主人公索米斯被刻画成一个典型的具有"福尔赛精神"的人物，他的财产意识观是极其偏颇的，在他的眼里，一切东西都要事先就想好它的应有价值，当成原始资本让其积累更多的财富，如他在收集名画和古玩时，考虑的不是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其能在拍卖行获取多少的额外利润;他在进行房产资金投入时，也是始终将利益摆在最前面，考虑在此建房后能得到多少回报"在他眼里，妻子更是他的私有财产，他看中伊琳的美貌，用金钱从她后母手中将其抢夺过来，而之后他并没有好好地对待伊琳，甚至不把她看做是一个具有思想和生命的人，只是把她当成一件古玩物的收藏，向伦敦的人们宣布他对美女伊琳的占有权，他还以此作为无上的荣耀而沾沾自喜"所以在婚后对于伊琳他更是将其当做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将伊琳封闭在他的个人世界里"他的所作所为激发了伊琳对他的反感与恨意，但是索米斯却不以为然，还宣布是伊琳违反了法律中有关财产法的规定，作为惩罚，他要将伊琳囚禁在乡下的别墅里，不让她有机会逃离自己的身边"因此，当索米斯发现他的私有财产伊琳爱上建筑师波辛尼时，他的占有欲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坚决不同意离婚，他不仅强硬地占有了伊琳，而且还设计陷害波辛尼，使其在遭受事业创伤时也结束了他的生命"该小说将福尔赛一家的勾心斗角、自私自利的"福尔赛精神"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使"福尔赛精神"更加被凸显出来"。
虽然他的后期作品中，批判性逐渐淡化。但高尔斯华绥创作的《福尔赛世家》和《现代喜剧》两组三部曲，艺术地描绘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40年间英国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以及该阶级趋于没落的真实图景，塑造了几乎成为"共名"的福尔赛人的典型形象。
手法小说系列小说
运用家族史系列小说的方式，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性变化，可以说是高尔斯华绥的一大贡献。高尔斯华绥的全部创作中，以描写福尔赛家族的两个三部曲《福尔赛世家》和《现代喜剧》矗为重要，这两个三部曲描写了这一家族从发家到衰败的五代人的变迁。但是，它们和左拉的《卢贡一马卡尔家族》不同，那里所写的并不是一个只有血缘关系的人群，而是一个整体，高尔斯华绥把它看成社会的缩影，英国资产阶级的缩影。作家把这个家族与英国社会、英国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个家族内部的矛盾以及它兴衰变迁的历史，写出英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发生的历史性的变迁，这就是英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集中、从极盛走向衰落的历史变迁，英国资产阶级从兴旺到衰退的演变。换句话说，这套系列小说通过一个家族史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阶级的变迁。独白
在高尔斯华绥那里，作者的描述和不带引号的独白穿插在一起，且大多是写人物的内心活动的，都很像所谓的"间接内心独白"。不过，我们只是说两者"很像"，不是说两者相同。两者之间还是有重大区别的。比如说，现代主义文学的"间接内心独白"，常常是小讨的形式，是整个文体，而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则只是间或使用这种技巧。而且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各种独白，往往是不合逻辑、非理性的。作者经常故意加入一些不连贯的成份，故意使事件的原因和意义显得模糊，故意不加以说明;往往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并且由于为写意识流而写意识流(有时当然也为了表现意识的飘忽不定)，时常有游离于主题的现象。高尔斯华绥则不是这样，而是合乎理性和逻辑，上下文总是有连贯性和因果关系。固然，这些不带引号的独白，大都是人物漫不经心的意识之流.与此相伴随，他有时还使用带引号的内心独白，以表现人物经过思考后的明确的、结论性的思想。
与意识流文学不同，高尔斯华绥决不为技巧而技巧，他使用这些间接独白手法时，既具有开展情节的功能，又是刻画性格的手段。高尔斯华绥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技巧，能够应用自如，使这些"间接独白"与作者叙述融合一起，十分和谐，不留斧斤痕迹。
另外，在高尔斯华绥的中短篇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取材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写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们的普普通通的事件。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有靴匠(如《质量》)、卖文为生的文人(《良心》)、理发匠(《勇气》)等。由于他对他们的生活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而且又能以同情的态度进行细致的观察，因此往往能抓住这些平凡的人身上的不平凡的品质。使文章更加生动逼真，深入人心。
戏剧
在高尔斯华绥的戏剧中，虽然可以看出他抑富扬贫的同情倾向，但他采取了对称或平行的结构来塑造人物，指出冲突的双方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从而达到了置身其外的冷静、客观和公正。
譬如《斗争》一剧中作者表达的重点不是劳资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对罢工领导人罗伯茨和公司董事长安东尼所代表的极端主义的鞭挞。可在对他们进行否定的同时，高尔斯华绥并没有把他们描写成反面角色。相反，他以同情而冷静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把他们刻画成各自阵营中最出色的人物。除了政治观点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外，罗伯茨和安东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俩有着同样的优点:坚守各自的原则，为各自的阶级或集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富有牺牲精神。同时，他们俩也有着相同的缺点:不能了解和团结自己的同伴，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因罢工引起的苦难和不幸，坚持要较量到底。在董事会上，安东尼对董事、儿女们的劝告置之不理，认为必须以"铁腕政策"来对待罢工工人，不住叫嚣着"决不让步"。而坚韧不拔，无私无畏的罗伯茨也发出了"决不妥协"的誓言。斗争的艰巨，家庭的不幸，生活的贫困都不能动摇他的信心。
高尔斯华绥的写作风格表现在文笔流畅、语言生动、优美，富有感染力。 高尔斯华绥正是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吸取了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着一个个社会悲剧，记录着本世纪初英国真实的社会生活，作到了真实与客观的高度统一，使他在以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新戏剧作家中独具风格。尽管高尔斯华绥的写作风格也遭到了一些评论家的责难，认为其过于中庸、妥协，但是他的做法无疑为社会问题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在剧中所采取的疏离、客观、公正的态度，给当时以讨论为主要方式的社会问题剧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调动了读者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阅读的兴趣，使他们参与到作品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样，剧本通过读者的阅读获得了生命力，它的意义也在此过程中产生并得以升华。
人物评价约翰·高尔斯华绥为其(高尔斯华绥)描述的卓越艺术--这种艺术在《福尔赛世家》中达到高峰。(瑞典文学院)
高尔斯华绥的创作在源泉、构思和结局上都把伟大的民族艺术在历史道路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康拉德)
高尔斯华绥早期的一些戏剧和小说的确留下了一种韵味、一种氛围，与乡村风景和伦敦上流社会的晚宴混杂在一起。(乔治·奥威尔)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在布局与情节上很有特点。作品一开卷就疑云密布，奇事迭出，让读者产生了迷惑与好奇心。读克里斯蒂的作品，高潮迭起，令读者欲罢不能，紧紧盯着她时，也猜不出克里斯蒂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当读者稍一疏忽，她就会让你大吃一惊。作者熟悉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在两次世界大战时她还在医院中工作过，对药剂(尤其是毒药)很有研究，这也为克里斯蒂设计凶手作案提供了条件。
在有名侦探作为主角的作品当中，往往结局是由名侦探召集所有活着的人来揭示真相，这一模式被广为采用。但是作者众多的作品当中也有不少题材重复的，特别是谋求遗产这一杀人动机几乎在她所有的作品当中屡试不爽。
心理描写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每部侦探小说都是心理学在文学上的巧妙运用。她笔下的波洛的头脑里有无数"灰色细胞"，"灰色细胞"就是这位矮个子侦探对每个人的心理到动作科学推理的因子。波洛擅长从对方的服饰、举止、爱好、经历和人生观诸方面作综合分析，然后进行逻辑推理。波洛几乎没有与任何凶犯搏斗过，他总是慢吞吞很悠闲，像一只经验丰富的老猫观察一群嘻闹的老鼠，从中找到作案是哪一只"老鼠"，把它绳之以法。克里斯蒂笔下另一位女侦探马普尔小姐，表面上是一位爱扯闹的老姑娘，外号叫"老猫"，其实，马普尔小姐利用闲扯来进行推理，她总是把无关紧要的闲话与有意的谋杀联系在一起，透过罪犯的某些细节与不寻常的举止来窥视其内心的秘密。她和波洛一样，都是心理学家。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对12个旅客的心理活动作了推测，并了解了每个人历史，从中得出了杀死雷切特的正是12个人共同作的案，原来他们是要为无辜的孩子复仇。在《迷雾》一书，雪柏医生表演得极其出色，但波洛并没有被假象所迷惑，他精于推理，终于将雪柏医生绳之以法。在《偷宝石的猫》中，波洛对梅多班克学校作详细调查，运用严密的推理揭露了真凶安·沙普兰的真面目。马普尔小姐则在《牧师住宅凶杀案》和《书房的死尸》两案中，有惊人的表现，以她的智慧与心理学知识，让迷雾中的真凶从幕后走到了幕前。充分显示心理推理在侦探小说中的魅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尽管写了凶杀与男女之情，但她创作的态度是严肃的，没有渲染暴行，更没有色情描写，文笔相当洁净。
语言特色阿加莎·克里斯蒂尽管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但她的文字精巧优美，语言流畅自然，明显地受到狄更斯小说的影响。她的小说在结构上超过了柯南道尔。柯南道尔擅长写短篇，而克里斯蒂则驾驭众多人物与复杂情节，致力构思长篇侦探小说。她小说中的伏笔与线索也比柯南道尔得多。克里斯蒂擅长用多侧面的表现手法来反映社会现实，并在每一桩凶杀案的背后插入时代背景与风俗人情的描写。如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用优美的文笔描绘水上风情和名胜古迹;而在《偷宝石的猫》一书中，则对中东的地理环境与当地风俗描写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在描写凶杀案发生后，每个与案件有牵连的人的心理活动，可谓惟妙惟肖。克里斯蒂的语言风格也颇具现代主义意蕴。她的语言含义丰富，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读者在达到结局之前，根本无法确定她语言符号的真正所指。这种描绘的模糊性正与侦探小说这一文体的叙事口标相一致，促使读者怀疑每个人物的动机，增强了悬念。
人物影响法国总统戴高乐自称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迷"，英国皇太后玛丽也把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作为一种最好的享受。在玛丽王后80岁生日时，英国BBC电台为女王祝寿，玛丽女王指定要播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被译成一百零三种文字。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1年的报告，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当时世界上作品最畅销的作家。她的著作在一百零二个国家出售。美国杂志《纽约人》指出，克里斯蒂的作品其销售量在书籍发行史上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圣经》。她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等优秀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上映，颇受欢迎。她的由小说改编的《捕鼠器》一剧连续上演多年，经久不衰。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在英美等国连续数年被列为畅销书作者榜首。1971年，因她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英国女皇授予她大英帝国阿加莎夫人的称号。她的作品有不少被译介到中国。
阿加莎·克里斯蒂开创了侦探小说的"乡间别墅派"，即凶杀案发生在一个特定封闭的环境中，而凶手也是几个特定关系人之一。欧美甚至日本很多侦探作品也是使用了这一模式。
人物评价克里斯蒂的作品具有永久的价值。(侦探小说家程小青《论侦探小说》评)
克里斯蒂在社会背景、人物描写和对话上表现出的敏锐观察力无人能及。(历史学家C·V·韦洽伍德评)
克里斯蒂是将"杀人"这一情节游戏化的第一人，因为此前，柯南道尔以谋杀为主题的小说多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而克里斯蒂的小说中杀人既不压抑也不血腥，真正做到游戏化和娱乐化。克里斯蒂的悬疑小说无人可比，事实上读克里斯蒂的作品，读者能找到一种和作家对弈的快感，可惜的是在每个回合里，读者都会落下风，最好的结果也是打个平手。(作家马原平)
失去了经济来源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不得不重新投入写作。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休养期间，她完成了《蓝色特快上的秘密》。热爱生活的她，终于还是鼓起勇气回到英国，于1928年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在这段人生中的低潮期，阿加莎·克里斯蒂创造了简·马普尔小姐这个终身未嫁的可爱老太太形象。
1929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朋友的建议下登上东方快车，远赴中东。特异的风土人情翻开了她生命中崭新的一页。她慕名参观了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在乌尔(现伊拉克境内)的发掘地，并和伍利夫妇成为好友。
1930年，当阿加莎·克里斯蒂重访此地时，伍利的助手马克斯·马洛温被委派接待她，并陪她在返回英国的路途中一路游历。然而不期而至的电报传来女儿罗莎琳德患上肺炎的消息，令她惊慌失措。善解人意的马克斯护送阿加莎回到英国。看到女儿已在姐姐的照料下逐渐康复，她如释重负。生活仿佛又将归于平静。然而，比她年轻14岁的马克斯的突然求婚打破了平静，令她又惊又喜。在反复权衡并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后，她克服了对爱情生活的恐惧，于1930年9月11日与她外甥的大学同学马克斯·马洛温步入婚姻的殿堂。
这以后，写作和一年一度的探亲成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生活的主旋律。她怀着对生活的热爱把她细致观察到的点点滴滴都写进了自己的侦探小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秩序。马克斯参军，作为中东专家被派往北非。女儿罗莎琳德结婚生子，可丈夫却在1944年阵亡。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忙乱中又参与了当地医院的志愿工作，业余时间仍然奉献给写作。献给罗莎琳德的《帷幕》和献给马克斯的《神秘的别墅》在炮火声中写就，这分别是波洛和马普尔小姐的最后一案，直到完稿后30年才公布于世。她为保险起见，还专门将手稿的副本保存在保险箱里。
1945年，马克斯终于回到英国。
垂暮之年1947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应BBC之邀为玛丽王太后的八十寿辰创作了广播剧《三只瞎老鼠》。随后，马克斯在伊拉克尼姆鲁德开始了挖掘工作--这使他在多年后获封爵士。
1950年，阿加莎·克里斯蒂第50部侦探小说《谋杀启事》出版;她结识了戏剧制作人彼得·桑德斯;她还在尼姆鲁德考古现场她的专用书房贝特·阿加莎(古阿拉伯语，意为阿加莎之屋)开始了历时15年的自传写作。同年阿加莎·克里斯蒂成为英国皇家文学院(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会员。1952年11月25日，彼得·桑德斯将根据《三只瞎老鼠》改编的剧本《捕鼠器》搬上舞台。正是从那一天起，这部作品开始创造连续上演五十余年(仅逢周日休息)从不间断、至今不衰的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除了推理小说和戏剧之外，阿加莎·克里斯蒂还把她的创作热情投入了其他类型作品的创作，例如真实记录了她中东生活的《情牵叙利亚》，儿童文学《伯利恒之星》，以及诗集等等。她还偷偷地以玛丽·韦斯特马考特的笔名出版了数本情感小说。
1958年，阿加莎·克里斯蒂成为侦探俱乐部会长，并连任终身。196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被埃克塞特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65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完成。次年，马克斯完成其著作《尼姆鲁德及其遗址》。
1973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写完老年汤米和塔彭丝的故事《命运之门》后便搁笔了。
1975年，《帷幕》出版，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西方报刊争相刊登了波洛的讣告。1976年，《神秘的别墅》出版，这是马普尔小姐的谢幕。两本书分别登上了当年英美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
1976年1月12日，逝世于英国牛津郡的沃灵福德家中，安葬在牛津郡的圣玛丽教堂墓园，终年85岁。
1707年菲尔丁生于英国萨默塞特郡，出身乡绅家庭亨利·菲尔丁的妹妹萨拉·菲尔丁后来也成为了著名儿童作家。他13岁就读于伊顿公学。1728年进入荷兰的莱顿大学学习。一年半后，他由于父亲无力提供经济资助而退学，回到伦敦独自谋生。去荷兰前他在伦敦上演过他的第一部戏《歌舞会中的恋爱》，模仿威廉·康格里夫的风俗喜剧。回伦敦后的戏剧创作持续到1737年。
1734年，他结了婚，为维持生计，租下"小剧院"自任经理自编剧本。他写作、改编了不下25部不同类型的戏剧，多数是小歌剧形式的闹剧或风俗、阴谋喜剧，最重要的是讽刺剧《巴斯昆》(1736)和《历史记事》(1737)。《巴斯昆》上演历久不衰，前半部讽刺选举中的贿赂舞弊，后半部讽刺牧师、律师、医师等行当的腐败情形。《历史记事》，借用当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年鉴的名称，写发生在1736年社会、政治、戏剧方面的情况。在政治场景中五个政治家商议征税的事，他们决定向无知征税，因为大多数有钱人是无知的。剧中有场戏影射当政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用搜刮来的钱财贿赂反对派。这部政治讽刺剧大大激怒了罗伯特·沃波尔，1737年5月，政府通过"剧院检查法案"，封闭大批剧院，菲尔丁不得不结束戏剧创作。
菲尔丁为生活改学法律，3年时间修完7年课程，1740年获得律师资格。同时他进行写作，先后主编《斗士报》等四个刊物并开始创作小说。
1740年11月理查森的《帕梅拉》出版，此时，菲尔丁偶然看到了理查生的帕梅拉，因为不喜欢其中的道德说教，菲尔丁写了部戏仿作品，《对沙米拉·安德鲁女士生活的辩解》，被认为是对乔纳森·斯威夫特和约翰·格雷的继承。
1742年他发表了约瑟夫·安德鲁传，以帕梅拉的弟弟约瑟夫为主人公。 1743年他发表了三年前已经写好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这本书被认为是对沃尔波尔的讽刺，其主人公江奈生·魏尔德和沃尔波尔呈现平行发展的关系。其中带着一堆小偷，满心志向成为"大伟人"的魏尔德，被认为是影射沃尔波尔领导的辉格党。
1748年他奉派为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警察厅长，训练了最早的一批侦察犯罪活动的侦探警察，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在小册子《为穷人采取有效措施的提议》(1753)里，表示了对穷人的同情。1754年，他由于痛风病加剧而退休，遵医嘱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疗养，写了《里斯本航海日记》(1755)，但到达不久后便去世。
1921年5月，林纾与陈家麟合译菲尔丁(译名斐鲁丁)的小说《从阳世到阴间的旅行》，并以《洞冥记》为书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
人物评价菲尔丁被萧伯纳认为是除莎士比亚外英国从中世纪至19世纪之间最伟大的剧作家。
菲尔丁的戏剧作品主要属于笑剧、模仿嘲讽剧和讽刺剧。曾为剧院编写剧本，一度主持小剧场。先后写了《堂吉诃德在英国》、《历史纪事》等二十五部政治讽刺喜剧，均遭禁演。
沃尔特·司各特称菲尔丁为"英国小说之父"。
40年代后菲尔丁致力于写作长篇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尖锐讽刺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其《约瑟夫·安德鲁斯传》，以幽默笔调揭露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代表作《汤姆·琼斯》，通过一个弃儿的身世，讽刺和抨击当时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虚伪和道德败坏，菲尔丁还在各卷绪论中提出关于小说创作的意见，认为作家应该熟悉生活。菲尔丁奠定了至19世纪末一直支配着英国小说的全面反映当代社会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作品对欧洲小说的发展影响很大。
主要作品安德鲁传菲尔丁是杰出的戏剧家，但他对文学史贡献最大的是他的小说
《约瑟夫·安德鲁传》创作。1741年出现了戏拟理查生《帕米拉》的小说《沙米拉》，据说是菲尔丁的作品。嘲讽《帕米拉》而又确定是菲尔丁作品的是《约瑟夫·安德鲁传》(1742)。
这部小说抛弃了惯常的书信体，以作者的口吻直叙。帕米拉的兄弟约瑟夫在《帕米拉》中B先生的亲戚布比的家里当男仆，遭到布比夫人引诱。约瑟夫像姐姐一样有美德，但远不如姐姐幸运，因为拒诱而被布比夫人逐走。约瑟夫从伦敦去乡村找他的情人、女仆芳妮，路上遇见本村牧师亚当斯，两个同行，又与去寻约瑟夫的芳妮相遇。小说从卷一第十章以后不再戏拟，而是写三人在路上的经历，构成作品的主要部分。他们在路上遇到各色人物:客店老板、断路强盗、善良和邪恶的牧师、仁慈和自私的旅客、糊涂的治安法官、企图凌辱芳妮的乡绅以及地主、管家、隐士、穷人等等，对路上场景、画面的描写，反映了当时英国乡村社会情况。作者还塑造出生动的癖性人物--亚当斯牧师，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但性情古怪，对人情世态缺少了解，相信好心会有好报，作者以这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来和社会恶习作对照。
大伟人传《约瑟夫·安德鲁传》是菲尔丁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而他写作的第一本小说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43 )。魏尔德是18世纪声名狼藉的罪犯首领，有"伟人"的称号，最后被处以绞刑。18世纪早期便出现关于他的谣曲、虚构性对话、小传和小册子，其中就有笛福写的小传。反对派作家将魏尔德与首相华尔浦尔相比，认为他们都是强盗。菲尔丁也是以魏尔德的事迹为根据来讽刺华尔浦尔型的政客，但他的讽刺最尖刻、最有艺术性。
小说以魏尔德的传说为叙述框架。魏尔德从小便偷盗，成人后他组织盗贼集团，实行严格纪律，赃物大部分归他所得，对不服者便向政府告发。在狱中他还和另一强盗争夺控制和勒索其他犯人的权利。故事中心是政治讽刺。在讽刺性定义里，"伟大"是与善良相反的，事业的成功往往是与德行不相干的，"伟大"便是压迫、剥削、欺骗普通民众，因此"征服者、绝对君主、首相"与盗贼并无区别。菲尔丁攻击了谋私的政客们，狱中两派囚犯争夺"帽子"的一章，影射了两党间争夺的可笑和他们在掠夺本质上的一致。小说中塑造了正面形象珠宝商人哈特夫利夫妇，他们遭受到魏尔德的无情迫害，最终苦尽甘来。但他们形象刻画得并不成功，哈特夫利善良，富有感情，但了无生气，哈特夫利太太无从魏尔德手中的逃脱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汤姆·琼斯
全名为《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 )，是菲尔丁的代表作，也常《汤姆·琼斯》被看作英国18 世纪小说的最杰出巨著。故事首先叙述主人公在乡村的经历。富有、善良的乡绅奥尔华绥收养了弃婴汤姆·琼斯，与妹妹伯里琪的儿子布立非一起抚养。两个孩子逐渐长大成人，汤姆真诚、善良、侠义但轻率任性。布立非则虚伪、工于心计。汤姆得到了乡绅魏斯顿的女儿苏索亚的爱，但魏斯顿强迫女儿嫁给能继承大笔遗产的布立非，布立非也出于自私打算想娶苏索亚，他竭力中伤汤姆，终使得奥尔华绥一怒之下赶走汤姆。索亚闻讯也带侍女前往伦敦投亲. 以便找寻汤姆。
小说第二部分是汤姆和苏索亚在路上的活动。本想出海的汤姆迷路去了伦敦，他与苏索亚多次近在咫尺，但始终没有遇上。他在客店遇见一伙军人，因与人争吵受伤，遇见以前的塾师巴特里奇，二人同行。路上他们遇见隐士、乞丐、艺人、律师、吉卜赛人、劫盗、税官等人。这部分占了小说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小说中最有趣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描写了社会各阶层人物，表露了对不幸者的同情。
主人公在伦敦的经历构成了小说的第三部分。寻找苏索亚的汤姆遇见苏索亚的表姐贝拉斯顿夫人，受到她的诱惑。贝拉斯顿夫人还唆使费拉摩爵士占有苏索亚，幸而魏斯顿及时赶到救了女儿。汤姆因自卫伤人入了狱。最终真相得以大白，汤姆实际上是伯里琪的私生子，布立非的同母异父兄弟。布立非的种种诡计被揭穿，被无罪释放的汤姆成为奥尔华绥先生的继承人，一对历尽苦难的情侣终成眷属。
菲尔丁塑造了出色的人物形象。汤姆不是个理想化的青年，他性情急躁、冲动鲁莽，特别不能遏制自己的情欲，经不起诱惑，与女性关系不够检点。但是他天性善良，光明磊落，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从不有意地损人利己。汤姆不是道德的化身，但他生机勃勃，体现了健康、自然的人性。正如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说:"读完理查逊后捧读菲尔丁的书，如从火炉烘烤的病房出来走入五月惠风和畅的露天草地上。"布立非与汤姆仿佛处于两极，他外表看来笃信上帝，遵守一切规定了的行为准则，不忘责任和道德，实际上内心诡诈，自私贪婪，虔诚和美德只是他谋取私利的面具。布立非与汤姆的对立是虚伪的清教道德和"自然道德"之间的对立。
菲尔丁谴责文明世界的伪善和庸俗，赞扬纯朴的人的善良，与启蒙时期"返回自然"的思想相似。他借山中隐士之口叙述城市文明条件下经历的不幸，但他不赞成隐士解决问题的办法，希冀通过人们的道德改善去达到社会和谐。
《汤姆·琼斯》因为它出色的结构备受称赞。小说篇幅宏大，有乡村、路上、伦敦三部分，描绘乡村、城市生活的全景、各色男女肖像，但线索清晰、故事连续、引人入胜。汤姆的身世之谜成为强烈的悬念，直到结尾才解开。结尾是出人意料的，但以前的伏笔又是令人信服的。小说的语言也清晰、灵活、机智。
阿米莉亚《阿米莉亚》(1751 )是菲尔丁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
《阿米莉亚》是他最心爱的。作品出版后反应冷淡，菲尔丁就此不作小说。出身富家的阿米莉亚不顾母亲反对与穷军官布斯上尉结婚，他们仿佛便是婚后的汤姆和苏菲亚。布斯心地善良但意志薄弱，他嗜赌，因群殴而入狱。在狱中，他遇到旧相识马修小姐，两人相好。阿米莉亚一直对丈夫宽容， 她忍受着生活的贫困，坚决抵御有权势人物的诱惑，坚守操行，终于换来幸福的报偿:布斯认识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得到了阿米莉亚母亲的遗产，全家生活和美。
这部小说比作者其它小说要沉郁，描写的是社会黑暗面，很少有前两部小说的滑稽幽默成分，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带有感伤主义因素。小说中批判了社会的不平等，特权人物为所欲为，美德被任意践踏，法律也帮助富人，穷人处处受压迫和凌辱。阿米莉亚悲愤地说:"老天哪!我们的大人物是些什么东西做成的啊?难道他们确实属于另一类型而跟别人不同吗?难道他们生来就没有心肝的吗?"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在情节结构上却组织欠佳。小说有两个明显分开的部分，即布斯对早年生活的叙述及阿米莉亚的遭遇和不幸。故事的叙述冗长，长篇对话也相当乏味。但对主要人物的心理、感情的刻画、描写细致。
小说理论菲尔丁对小说理论也有很大的贡献，他首先确定了小说在文学形式中的地位。在《约瑟夫·安德鲁传》序言里，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散文滑稽史诗"，在《汤姆·琼斯》各章绪论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小说理论。他认为小说最接近史诗，除了没有韵律，有史诗的一切特征:"故事、情节、人物、感想和文体。"他的小说具有滑稽可笑的特点，但也不同于喜剧，"它的情节所涉及的更宽，包罗的更大，内容包含着的事件范围更广，它所介绍的人物更是多种多样。"在人物塑造上，他强调"典型"。在情节方面，他强调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他特别注意小说的结构，认为要详略得当。故事引人入胜，要具有内部的统一性。他在小说中确立起全知全能的叙述形式，令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区别开来，使英国小说不再是简单的叙述而成为一种有意趣的文体。
从小说理论到实践，菲尔丁为英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品列表《一七三六年历史纪事》(1737)
《大伟人乔纳森.菲尔德传》(1743)
《汤姆·琼斯》(1749)
《艾米莉亚》(1751)
《里斯本航海日记》(1754)
塞缪尔·理查逊(SamuelRichardson 1689-1761)， 英国小说家。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下层。父亲是家具制造商，属于清教徒，坚信诚实、忠贞、勤俭等美德是社会的支柱。他在后来所写的小说中高度赞扬这些美德。 16岁时去伦敦出版商约翰·魏尔德处当学徒。利用闲暇自学。1721年自行开办印刷厂，他的印刷厂在18世纪30年代是伦敦 3家最好的印刷厂之一。当过书业公会的理事长、王室印刷人，除经营出版业外，他也从事写作。
1739年，两位书商请求理查逊写一本"书信手册"，以指导读者(尤其是妇女)如何写信，不仅提供人们可参考模拟的尺牍范本，也进行训世说教。结果于1741年出版了名为《写给好朋友的信和替好朋友写的信》的书。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理查逊回忆起他以前听到的一个关于女仆拒绝男主人求爱而最后又嫁给男主人的故事，他从1739年11月开始动手把它写成小说，1740年 1月完成，书名是《帕美勒，又名美德受到了奖赏》，前两卷于1740年出版，后两卷于次年出版。这是一本书信体小说，受到读者欢迎，在文学史上被称作第一部现代英国小说。它把对社会环境的描写和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分析结合起来，通过有趣的故事使读者受到清教徒道德的教育。理查逊着重描写人物的感情，把伤感主义引进了西欧文学，导致了18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在他的《理查逊赞》(1761)一书里把理查逊与摩西、荷马和索福克勒斯并列，称赞他深刻洞察人的心灵活动。另一方面，理查逊也继承了笛福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使伤感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现代小说这个新的文学类型。
理查逊的第 2部小说《克拉丽莎，又名一位青年妇女的故事》(1747~1748)是最长的一部英国小说，也是最优秀的悲惨小说之一，约有100万字。它叙述少女克拉丽莎不顾家庭反对，爱上了青年男子罗伯特·洛弗拉斯，但是洛弗拉斯只想玩弄她，并不真心想娶她。以后克拉丽莎被他强奸，悲愤而死。她的亲戚莫登上校和洛弗拉斯决斗，杀死了他，替克拉丽莎报了仇。这部小说也是用书信体写成。理查逊善于用书信体叙述故事，并用以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机。《克拉丽莎》写得十分动人，对西欧文学影响深远。法国启蒙运动作家卢梭写的书信体小说《朱丽，又名新爱洛绮丝》(1761)就是严格模仿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而写成。德国作家歌德的早期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也是间接模仿理查逊的小说写成。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曾把理查逊的第一部小说《帕美勒》改编成两部剧本。
理查逊的第 3部小说《查尔斯·葛兰底森爵士》(1753)，也用书信体写成，为劝世的爱情小说。理查逊的散文写得生动、自然、有力，包含了丰富的英语习惯用语。这也是他的小说在当时极为流行的原因之一。
他和丹尼尔·笛福、乔纳森·斯威夫特、亨利·菲尔丁是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产生时期的四位代表作家。笛福以散文著称，斯威夫特以讽刺小说著称，理查逊以书信体小说著称，菲尔丁以传奇小说著称。
理查生是一个保守派作家。他企图树立资产阶级清教徒式的道德规范，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他的小说不写冒险和奇遇，而写家庭日常生活，注意人物心理描写，在结构上也突破流浪汉小说的串联方法而集中描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都为小说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
作品帕米拉他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米拉》(1740-1741)，副题是"美德有报"。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年轻女仆帕米拉·安德鲁写信给父母和两个朋友讲述在东家的经历。少主人B屡次欲诱惑她，她坚决地拒绝并离去，B仍纠缠不休。帕米拉的美德终于使B产生了真爱，决心娶她为妻。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理查生把帕米拉作为美德和正义的化身。她对B的抗拒，出于一种"女德"，也是出于对自己尊严的维护。她在给父亲信中写道:"..可以看出穷人是如何受骄傲的国人的轻视!但是我们是平等的，许多绅士们夸耀他们的门弟，其实未见得象我们的身世清白。--这些骄傲的人一定是从未想到人生如何短促，尽管荣华富贵，总有一天他们须和我们立于平等地位。哲学家说得好，国王的骷髅与穷人的骷髅并无两致。再说，他们不知道，到末日，最富有的王侯与最贫穷的乞丐都要站在同一个伟大的裁判者面前.."。这种掺杂宗教色彩的平等观念是18世纪资产阶级典型的心态，他们要求与上层社会的人士平起平坐，而政治要求又与清教观念揉合在一起。在帕米拉的故事里，包含了基督徒摈弃私欲、经受考验而后得救的清教道德观念，即常见的抵御诱惑的主题。资产阶级清教观念中既有进步、真诚的一面，也有虚伪、功利的一面。帕米拉的美德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为报偿，似乎也成了商品，当时便遭致菲尔丁的嘲讽、戏拟。《帕米拉》是第一部以人物刻画为中心的小说，由"流浪汉小说"传统的写事转为写人，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致的刻画，帕米拉一封封天真纯朴、多愁善感的书信，引起了读者感情上的共鸣。
克拉丽莎·哈娄理查逊最成功的小说《克拉丽莎·哈娄》(1747-1748)也是书信体的，长达一百万字以上。克拉丽莎是乡间中产阶级的女儿，美丽聪慧、富有美德，她不愿嫁给家庭许配的富有但可厌的青年，在多才多艺的青年罗伯特·勒甫雷斯的帮助下出奔。勒甫雷斯对克拉丽莎百般诱惑，最后以卑劣手段侮辱了她。克拉丽莎羞愤痛苦，她拒绝了勒甫雷斯的求婚，悲伤含恨死去。理查生打算对于"父母与子女双方在婚姻上的错误行为所能产生的灾害"加以警告。克拉丽莎是个在精神上追求理想的女性，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追求新的生活，虽然她不幸落入坏人之手，但她始终抗争，这不仅是捍卫自己的贞操，也是维护人格的尊严。她的美德虽然没能得报，但恶行终于受到惩罚。这部小说情感细腻，感伤气氛浓厚，如著名评论家约翰逊所说"故事只当作是发挥情感的场合"，书中充满了女主人公心灵感受的描写和各种道德问题的议论。这部小说比《帕米拉》更受欢迎，影响到欧陆，如法国作家卢梭的《新爱洛绮斯》便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英国小说家。出生于苏格兰。祖父是法官，父亲因非长子，没有继承权。作者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成为孤儿。稍长入格拉斯哥大学，同时给医师当学徒。青年时期就创作了一本诗剧《弑君者》，写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事迹，表现了爱国精神。1739年带了这部作品到伦敦，希望上演，但未成功。1741年他担任海军军医助手，参加了英法争夺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战争。后退出海军，在牙买加居留，结婚后于1744年回英，以行医、写作为生。1763年前往国外养病，1771年死于意大利。
斯摩莱特写过诗和医学论文;还为托利派办过杂志(《批评评论》、《不列颠人》)，并为此入狱;写过一部 4卷本英国史及《法、意游记》(1766);翻译过《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
作品简介受西班牙文学传统的影响，流浪汉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流行一时。斯摩莱特的小说处女作《蓝登传》(1748)就是一部典型的流浪汉小说，它将一系列有趣的事件串联在一起，表现主人公寻找爱情与财富的经历。小说有很强的自传性，是英国第一部揭露海军内幕的小说，广泛揭露了英国社会从贵族到赌徒和妓女的各阶层，以及他们在法、德的冒险。主人公蓝登出生于苏格兰的绅士家庭。因不堪其祖父的暴虐，蓝登的父亲在他很小便离家出走。在没有父爱的环境成人后，蓝登带上一名侍从到伦敦谋生。经过努力，他获得医师资格，当上助理海军医生，在海上经历过种种磨难，一度沦为奴仆并爱上主人的侄女。由于爱情无望，他返回伦敦，因债务缠身被关进监狱。后来，叔父将他救出，两人一起四处流浪，在西班牙遇见早年离家出走现已身为富豪的父亲。蓝登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绅士生活。
《蓝登传》是斯摩莱特改造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传统的产物。它非常"适合英国现代读者的现实主义欣赏趣味，并且描写了一个可以辨认的现代世界"。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故事情节惊险曲折，但人物塑造却过于平淡无奇。而在其代表作《亨佛利·克林克》中，情况正好调了过来。
《佩雷格林·皮克尔传》(1751年)的主人公是一位英格兰人，包含了斯摩莱特一些最为机智和欢快的讽刺。《皮克尔传》(1751)也是流浪汉小说，以主人公在英、法、荷等地的冒险为线索，刻画了一系列较好的人物，如令人生畏但心地善良的船长特伦宁。《斐迪南伯爵》(1753)写一个无恶不作的恶棍的行径。这部作品和《朗斯洛·格里弗斯爵士》(1760~1762 分期发表 写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写得较差。1769年发表《原子传》，假托写日本历史，以日本和中国作战为线索，讽刺英国政治。
作者的最后一部小说《亨佛利·克林克》(1771)用书信体裁，通过威尔士绅士布兰勃尔一家人在英国和苏格兰的旅途中发出的书信，描写了社会风貌，人物刻画细腻、幽默，主人公古怪而善良，接近感伤主义小说，常被看作是斯摩莱特最好的小说。 主要记述身患疾病的威尔士绅士马修前往巴斯疗养，妹妹碧莎及其侍女等人一同前往，然后又途经伦敦，北上爱丁堡，返回威尔士的经历。书名中的克林克是他们在旅途中收留的男仆，后来得知是马修的私生子。全书由不同人物所写的八十二封书信组成，从不同侧面描绘18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图景，塑造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令人生畏但心地善良的船长特伦宁。糅合理查逊的艺术手法与菲尔丁的小说主题，表明作者已经摆脱早年模仿流浪汉小说的创作模式，具备了更强的艺术创造能力。
文学地位斯摩莱特的小说既具有很强的写实成分，又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与菲尔丁和理查逊一样，斯摩莱特是18世纪英国小说发展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人物。经过这些小说家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英国已臻成熟，从而为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年)，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是英国戏剧史上戏剧评论的鼻祖人物。从王政复辟(1660年)到十七世纪结束，他一直是英国文学界的主导人物，1668-88年，担任桂冠诗人一职。他影响了亚历山大·蒲柏和其他年轻的作家，被这些人称为"光荣约翰"(Glorious John)。
生于北安普敦郡一个清教徒的家庭。约在1644年进入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学的教育。1650年就读于剑桥大学，1654年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他于清教徒摄政政体结束前开始文学创作，曾把第一部长诗《纪念护国英雄奥利弗·克伦威尔》(1659)献给理查·克伦威尔，称颂这位清教徒领袖。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他写了《回来的星辰》一诗歌颂复辟及查理二世复位。1663年，德莱顿娶了朋友兼诗人罗伯特·霍华德爵士的姐妹。婚姻生活虽然不幸福，但却帮助德莱顿跻身王室和贵族的生活圈子。这一年的早期，德莱顿的第一部剧本《狂热骑士》(The Wild Gallant)上演，不过反响平平。他早期著名的诗歌《奇异的年代》(1667)，写1666年伦敦大火、瘟疫以及荷兰战争等重大事件。
1670年，德莱顿受封为桂冠诗人，并在宫廷任职。此后，他写了许多政论诗。如《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1681)，攻击力图确立蒙茅斯公爵为王位继承人的辉格党人，被认为是他的优秀的讽刺诗。《奖章》(1682)一诗也攻击辉格党，嘲笑他们在煽惑人民。同年又写了讽刺诗《马克·弗莱克诺》(1682)。德莱顿原是清教徒。1682年他写的《俗人的宗教》一诗斥责天主教，歌颂英国国教，反对不信国教的人们。1687年詹姆斯二世企图把英国变成一个罗马天主教国家，德莱顿改信天主教，并写了《牡鹿与豹》(1687)一诗赞扬罗马天主教会，把它比作洁净、不朽的牡鹿，辱骂英国国教为肮脏凶残的豹。
光荣革命后，为了谋生，德莱顿再次转向戏剧和其他类型的创作。德莱顿写的颂诗中著名的是他献给音乐女神圣西西莉亚日而写的抒情颂歌:《圣西西莉亚日之歌》(1687)和《亚历山大的宴会，又名音乐的力量》(1697)，诗中把音乐颂扬为美妙无比的艺术(后来由亨德尔谱成曲子。德莱顿的颂诗和讽刺诗标志着英国诗歌中古典主义的确立。《古代和现代寓言集》(Fables Ancient and Modern)(1700年)以诗歌的形式来讲述奥维德、乔叟和薄伽丘的作品。尽管他在伦敦的文学声望无人能敌，他自己也很努力，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晚年生活在"困窘和疾病"中。德莱顿死后被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
德莱顿是作品丰富的剧作家，他写了将近30部喜剧、悲喜剧、悲剧以及歌剧。他主要模仿法国悲剧诗人高乃依，写了许多"英雄剧"。其中较好的剧作有《格拉纳达的征服》(1672)和《奥伦-蔡比》(1676)等。这些英雄悲剧的主题是爱情和荣誉之间的矛盾。德莱顿还把莎士比亚的悲剧《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改写成《一切为了爱情》(1678)。他虽然仍采用无韵诗体，但严格遵守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规则，写出一部完美的古典悲剧。
德莱顿是英国文学批评的创始人，他的著名的文学批评著作有《论戏剧诗》(1668)、《寓言集序言》(1700)等。他首先对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琼森、鲍蒙特、弗莱彻作出正确的评价。由于他在文学上的多方面的杰出贡献，文学史家通常把他创作的时代称为"德莱顿的时代" 。
文学评论德莱顿的文学评论不同于早先的传统方法，它们不仅包括理论，还包括技巧等实用性话题，不仅探讨古典时期的诗人和剧作家，也讨论近期的作品。他对莎士比亚的好评特别有影响力。
在他的讽刺诗作中，德莱顿通常提出一些宗教或政治观点。《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Absalom and Achitophel)(1681年)谴责了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企图让蒙茅斯公爵(Monmouth)成为王位继承人的阴谋。《麦克·弗莱克诺》(Mac Flecknoe)(1682年)讽刺的是支持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诗人托马斯·沙德威尔(Thomas Shadwell)。《牝鹿与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1687年)旨在捍卫天主教教会。
德莱顿的诗歌大都采用英雄双韵体(两行一押韵，每行五个音步，每个音步采用抑扬格形式)。他的散文清晰、简洁、有力。他的文学评论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
德莱顿是英雄剧的推广者。英雄剧是悲剧的一种，它气势恢弘，采用英雄双韵体，以爱情和荣誉为主题。在德莱顿创作的英雄剧中，以《格拉纳达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Granada)(1670年)最受欢迎。《一切为了爱情》(All for Love)(1677年)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改编的，可能是他最优秀的悲剧作品。德莱顿的喜剧粗野下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公共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