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之地郑国（在晋楚两霸主间选择站队）
四战之地郑国（在晋楚两霸主间选择站队）子展说：“不顺从晋国，国家几乎灭亡。楚国比晋国弱，而晋国并不急于争夺我国。如果晋国急于争夺我国，楚国会避开他们的。怎么才能让晋军出死力攻打我们，楚国就不敢抵挡，然后才能够坚决依附晋国。”晋悼公筑虎牢城以制郑这一着，是非常高明的战略措施。虎牢在温县之南，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晋军控制它后，可以以逸待劳，对郑国侧背构成严重的威胁，一旦攻郑，即可朝发而夕至，在这种条件下，郑国才考虑如何在晋楚两霸间选择的问题。郑国大夫实在已经无法忍受在晋、楚两国之间求生存的痛苦，于是群臣共同商议国家大计。大夫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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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地处河南腹心一带，虽有“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之誉，但“河南者，四通五达之郊，兵法所称衢地者也”，“盖四方必争之地也”。这种位于中原咽喉之地的地理条件，决定郑国势必成为南北必争的焦点，兵连祸结，庶几无可避免。同时由于它周围都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宋、卫、曹、陈诸国实力并不逊色于郑国，所以郑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将受到强烈的反弹。而这种内线作战的态势，也给它本身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对于屡屡被大国征伐的郑国来说，这样的情况可谓是苦不堪言。早期晋楚争霸时，郑国虽然两强相争之下的牺牲品，所幸还能度过危机。然而，在晋楚争霸后期，郑国为了生存在晋、楚两国之间，可以说是一直在疲于奔命。所缴纳的贡赋已经让郑国不堪负荷，军事征伐更使之饱受威胁。
1、郑国大夫的抉择——背楚从晋周灵王元年(前571年)六月，坚决与晋作对的郑成公去世，晋悼公乘机会同宋、卫二国之师攻伐郑国。当时郑国内部分为亲楚、亲晋两派，但当权的是亲楚派公子驷，他仍坚持附楚，抗拒晋、宋、卫联军。晋悼公遂召集宋、鲁、卫、曹、齐诸国大夫会盟于戚，以谋服郑之策。鲁国大夫孟献子建议筑虎牢城以制服郑国，为晋悼公所采纳。同年冬天，晋会同齐、鲁、宋、卫、曹、邾、滕、薛诸国占领虎牢。楚国此时恰逢有公子申与子重、子辛争权内乱事件发生，无力援救郑国。
晋悼公筑虎牢城以制郑这一着，是非常高明的战略措施。虎牢在温县之南，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晋军控制它后，可以以逸待劳，对郑国侧背构成严重的威胁，一旦攻郑，即可朝发而夕至，在这种条件下，郑国才考虑如何在晋楚两霸间选择的问题。
郑国大夫实在已经无法忍受在晋、楚两国之间求生存的痛苦，于是群臣共同商议国家大计。
大夫们说：
“不顺从晋国，国家几乎灭亡。楚国比晋国弱，而晋国并不急于争夺我国。如果晋国急于争夺我国，楚国会避开他们的。怎么才能让晋军出死力攻打我们，楚国就不敢抵挡，然后才能够坚决依附晋国。”
子展说：
“向宋国挑衅，诸侯必然来到，我们跟从他们结盟。楚军来到，我们又跟从楚国，这样晋国就更要生气了。晋国如果能不断地前来，楚国将会不能抵挡，我们就坚决依附晋国。”
其实子展的计谋说起来有五步：
1、向宋国挑衅，引来诸侯联军；
2、与诸侯结盟，迫使楚国来犯；
3、再与楚国同盟，激怒晋国；
4、与晋国结盟，借着晋国的兵力抵御楚国。
5、与晋国结盟时以重赂的方式，取信于晋国。
而这五步间接或者直接与三场战争有关，即春秋历史上著名的——三驾之役。可以说，郑国一手导演的三驾之役，对于郑国君臣着实是一步险着，稍有不慎，郑国就可能被晋楚两霸瞬间灭国。
2、三驾之役晋悼公通过整顿内政，从事对外军事行动以及北和诸戎等军政、外交措施，使晋国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复霸的坚实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倾主要力量同楚争夺中原霸权，其主要标志就是发动“三驾之役”，疲楚弱楚，争取到郑国的长期归附。
公元前570年鸡泽之会后，郑国虽然一时臣服于晋，但不久又背晋附楚。此后，在一段时间里，郑国依然对晋、楚采取依违态度，游移于两大国之间，时服时叛。
这中间固然有郑国国内统治集团分裂为亲晋、亲楚两大派的原因：“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子孔、子娇、子展欲待晋”。
但关键原因则在于郑地处中原腹心，夹于晋、楚两大国之间，首当其冲，成为大国争霸的主要控制目标，而郑国本身又无实力抗击大国的进攻，只好晋强附晋楚强附楚，根本不讲什么盟誓信守。
正如子驷所说：
“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于是在公元前565年到前564年短短二年中，竟然三次变换宗主国，一会儿附晋，不一会儿又附楚，在两大国中间玩弄起危险的周旋游戏。
楚国此时实力已不如晋国，但又深知放弃郑国对己北上争霸的严重危害，所以决定在不与晋进行战略决战的前提下，继续与晋争夺郑国，为此它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办法，与晋国巧妙展开周旋。晋悼公对楚国的战略意图有所察觉，他知道连年用兵，敌我俱疲决非明智的选择，所以他决定巩固根本，对楚国采用新的战略，把晋方的优势扩大为胜势。
从这一战略指导出发，他采取了三方面具体的措施。
第一，在国内赈济贫困，调动各方面的参战积极性。厉行节约，充分发掘战争潜力，“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祈以币更，宾以特牲，器用不作，车服从给”。
第二，多次举行诸侯盟会，制造声势，对楚国施加强大的政治、外交、军事压力，从公元前570年到公元前562年的八年间，晋悼公曾九次大会诸侯，把除楚、郑以外的大小诸侯几乎全拉到自己的一边。其中有些盟会还直接促成了对楚的军事进攻。如公元前563年，晋与齐、宋、鲁、吴诸国在(今江苏沛县东)会盟，加强与吴国的联系，使其向楚进攻。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三分四军”以疲楚。即把晋国的上、中、下军、新军(三行)及诸侯的军队分组成三个战役集团，轮流作战，以疲惫楚军，夺取战争的主动权。
一切就绪之后，晋悼公遂自公元前563年起，正式实施中军元帅荀蕾所提出的三分四军、轮番击楚的“三驾之役”。
(1)一驾之役
周灵王九年(前563年)九月，晋悼公会集鲁、宋、曹、卫、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多国之师攻伐郑国。是时，适逢郑国发生内乱，晋悼公为表示宽大，不趁乱进攻，而令诸侯之师增筑虎牢而戍守。晋军则由士鲂率兵筑梧(今河南荥阳)，魏绛帅兵筑制(今河南汜水县的汜水关)戍守，以直接威胁郑国。郑国于是又背楚附晋。楚令尹闻报晋联军入郑，即率兵北上，援救郑国。
十一月，晋中军主帅荀蓥拟退军纵楚而后击之，因受军将栾栾黡的掣肘，而率晋军与诸侯军南下，与楚军夹颍水对峙。郑国见楚援军到，又与楚订盟。晋军将领对郑的行为大为愤慨，栾黡更主张移师攻郑，但为荀蓥所制止。他认为“三分四军”的目的就是为了疲楚，“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现在疲敌目的既已达到，“不如还也”。于是乃率兵北返。楚国见晋国退兵，也班师归南。是为晋悼公的一驾之役。晋军在是役中进退自如，基本上掌握着主动权；而楚军则是被动应付，劳而无功。
(2)二驾之役
周灵王十年(前562年)，郑、宋发生武装冲突（子展计谋的第一步——挑衅宋国）。宋是晋的坚定盟国，故晋对此必然作出反应，遂于同年四月，派遣荀蓥统率晋新军及齐、宋、卫三国的军队进攻郑国，联军进军至向(今河南洧川西南)、旧许(今河南许昌)，欲引诱楚军出动，使其疲敝。
楚军不出，联军于是又还军围郑。郑因得不到楚国的援助而向晋屈服。七月，双方定盟于毫，晋军随即撤离（子展计谋的第二步——与诸侯结盟）。是为晋悼公的二驾之役。
(3)三驾之役
楚国见晋国实力强盛，诸侯依附，自忖无力单独与晋抗衡，于是向秦国求助。于这年秋天会合秦师攻打郑国。
令人意外的是，楚、秦两国的军队，所遭遇的并非是郑国的抵抗，而是郑简公亲自迎接的仪仗队，并且顺势与楚国结盟，进而带着楚秦联军伐宋。这便是子展计谋的第三步，其目的，就是要激怒晋国和诸侯们，并逼迫晋国倾尽全力地攻打楚秦联军。郑国再次归附楚国。但是此时晋军早已离开郑境，楚军扑空，长途跋涉往返使将士疲困不堪，国力为之损耗，战略上陷于被动。九月，晋悼公又起诸侯之军伐郑，观兵于郑之东门。
郑国一方面向晋请和，一方面向楚求救。但楚见晋为首的诸侯之师强大，自知已非晋之对手遂不敢出兵与晋联军决战。郑国见楚的态度软弱，十分失望；又为晋悼公在进军过程中申饬军纪，宽释郑俘的仁厚做法所感动，遂下定决心诚意依附晋国，完全站到晋国的一边。同年十二月，郑及晋、鲁、卫、齐、宋等诸侯会盟于郑地萧鱼(今河南原阳东)，正式订立盟约。
与晋国结盟，是子展计谋的第四步。而郑国在与晋国会盟于萧鱼之前，已经先派遣使者向楚国摊牌——要求楚国要么与晋国谈和，要么以武力威吓晋国，如若不然，郑国将会与晋国结盟。
楚国在被郑国摆了一道之后，怒而囚禁了郑国的使者。此举当然也就意味着，楚国不同意郑国的要求。此时，晋、楚两国的战争已经“箭在弦上”。
另一方面，郑国在与晋国会盟的同时，把重赂献给晋国，其中有乐师、盔甲、兵器、兵车、乐器、女乐等。不论这些兵器、乐器代表意义为何，是否合乎“礼法”，结果晋国都照单全收了。
由晋悼公为盟主的萧鱼大会，成为城濮战后践土之盟以来，以晋为盟主的又一次盛大的盟会。郑国从此附晋20余年而不再复叛，中原大局再度稳定。是为晋悼公的三驾之役。
子展之计可谓是影响深远，算是为郑国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休兵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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