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公益可以干什么的（你的公益事业干得怎么样了）
做公益可以干什么的（你的公益事业干得怎么样了）但是，当我再一次打开《人生笔记》，原本，老詹准备撰文介绍陈行甲“下半场”的，人们同样关心的一件事是，陈行甲的“下半场”如何？他的公益事业干得怎么样了？
老詹小注：
近些日子，大家都在关心着陈行甲。
为这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上半场”
而感慨、而激动，甚至，情不自禁流下热泪！
人们同样关心的一件事是，
陈行甲的“下半场”如何？
他的公益事业干得怎么样了？
原本，老詹准备撰文介绍陈行甲“下半场”的，
但是，当我再一次打开《人生笔记》，
仔细阅读“第七记：你好，我的下半场”时，
我改变了主意，
我决定，还是一字不改，原文转载吧，
因为，对于自己从事公益事业这一“下半场”，
陈行甲的描述更为详实、更为周全，也更加准确。
感兴趣的朋友，将第七记仔细读完，就全明白了！
为了帮助读者方便阅读，
老詹对于一些重点文字，加重为黑体，
并在文章每一节前面，
用蓝色字体，加了一行说明。
比如，第一节，认清公益目标，发起联爱工程
讲的是陈行甲公益事业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发起联爱工程？
联爱工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又如，第二节，认识中兴老总，获得资金支持
讲的是陈行甲怎样认识了中兴老总侯为贵，
怎样从中兴获得必要资金支持，
从而推动公益事业的持续发展。。
第三节，拓宽孩子眼界，开展博雅教育
第四节，发起公益项目，帮助困惑孩子
第五节，奋力抗击疫情，全情投入其中
第六节，关爱抗疫烈士，推出“传薪计划”
第七节，坚持我的选择，一直走到天涯
看看每一节的黑体字，读者便可明白，
陈行甲做了些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的效果如何？
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
其一，陈行甲首先发起和推出了联爱工程，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搜集若干一线数据，
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建议完善药物政策，
最终，将两种抗癌药物先后纳入医保，
单此一项，便可为癌症患者节约2.5亿元医疗费用！
这是一件多么功德无量的事情！
其二，为了关爱在抗击疫情中牺牲烈士的后代，
陈行甲创办的恒晖公益基金会牵头发起了“传薪计划” 。
为抗疫前线壮烈牺牲英雄的数百名未成年子女，
提供长期关怀教育服务。包括：
——为每个孩子提供每年12000元左右的教育经费支持直至大学毕业。
——为每个孩子提供一份每年赔付额达400万元意外和疾病住院保险。
——为每个上了大学的孩子提供暑期公益组织实习。
……
陈行甲从“上半场”转战“下半场”后，
依然激情如火地每天辛苦奔忙！
依然保持一颗纯真似婴的童心！
依然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认真读完《人生笔记》第七记，
你一定会得出以上结论。
第七记
你好，我的下半场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英名消逝于风雪。
为大众谋福利者，不可使其后辈困顿于荆棘。
英雄为我们，我们为英雄。传薪计划，用传薪者的信仰守住抱薪者留给世界的温暖。我们的承诺刚刚开始。
1 认清公益目标，发起联爱工程
决定投身公益后，我就在细细地思考和谋划我该做什么样的公益。多年农村基层工作让我切身感受到在一个转型的时代，一些底层的人民群众承受着与他们的付出不对称的冲击。一度贫富差距拉大是不争的现实，广袤的乡村里，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在无奈地承受着贫困、病痛和孤独。对乡村社会发展中的这些难点、痛点，党和政府尽了极大的努力，情况在不断改善，但是要根本上解决问题也非常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公益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过去我们讲到公益慈善，就想到富人对穷人的救济，乐善好施的富人被人们尊称为善人，他们开粥铺、办学堂，接济穷人。传统的公益机构就是讲好穷人的故事，向社会展示穷人的苦难，从而博取富人的同情，为穷人捐生活费、学费、医疗费等。这种公益也很好，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因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靠这样一个一个晒穷晒惨博同情的方式筹钱去帮是帮不过来的。蔡康永曾在《奇葩说》里讲到他捐钱之后的无力感，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个我给过钱的乞丐明天早上还会来这里”。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希望尝试着去做授人以渔的公益。那么社会最需要公益人去探索的“渔”是什么呢？
近些年，精准扶贫是我国重要的国策。以2013 年在湖南省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这个号召为节点来统计，2012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是9899万人，经过全社会的努力，这个数字到2019年变为1660万，2020年底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部署整体上完成了告别贫困的任务。那么我们国家近些年那么多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国家卫健委（当时的卫计委）和扶贫办2016年6月发布的数据，中国贫困人口整体上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病致贫，这个比例高达42%。在巴东县，根据精准识别贫困户过程中一家一户数出来的数据，这个比例是48.7%。对老百姓来说，大病的灾难性花费，已经是一个广泛而沉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消除因病致贫这个罪魁祸首，尽管2020年底让数千万人都脱了贫，那么之后也还是会有人源源不断地因病返贫。仅以癌症为例，我国癌症的平均发病率约为278/100000（中国癌症协会统计数据）。按平均比率来算，近几年9000多万脱贫人口中，每年新增的癌症患者将会达到近30万人。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越是贫困的人口，由于医疗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小病变成大病的概率越高，患癌症的比率会更高，事实上每年脱贫人口中新增的癌症患者不止这个数。如果找不到因病致贫的规律性解决办法，对他们的医疗保障水平不跟上，这些人注定会返贫。
我在深圳创立了恒晖公益基金会，最重要的初衷就是做公益社会实验来帮助寻找因病致贫社会难题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反复思索后认定的“渔”了。在这条探索的路上，我遇到了三位志同道合的公益伙伴：在北大读书期间不幸罹患白血病、康复后创立了志在帮助白血病患者的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刘正琛，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医疗保障改革重要的智库专家陈秋霖，著名的癌症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李治中，我们共同发起了公益项目“联爱工程”，愿景就是“联合爱，推动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我们四个人中两人毕业于北大，两人毕业于清华，而且后来推算我们四个人曾经21世纪初同时在清华园和燕园待过，或许当年校园中匆匆擦身而过的白衣少年就是彼此，只是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联爱工程愿景中“联合”两个字，就是取于我们四个人共同的母校—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名，我们希望秉承母校“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通过广泛的调研，我们看到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还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虽然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已经实现了广覆盖，但是整体上还是处于保基本的水平；欠发达地区对于重大疾病的治疗能力薄弱，使这些地区的大病患者被迫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求医，额外加重致贫负担；对于过度医疗等痼疾，缺少有效的控制和管理；缺少科学透明的方法评估新药，导致很多新药纳入医保目录不及时。
除了政策性医保，商业保险能多大程度上解决因病致贫问题呢？目前医学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生存期得到延长，需要长期治疗，但是一旦被诊断为恶性肿瘤，理赔一次后，商业保险就不允许患者继续投保了。至少在现阶段的中国，指望商业保险解决因病致贫问题很难。那么除了医保，现阶段公益慈善组织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老百姓的因病致贫问题呢？目前国内的医疗类公益项目多数是通过向社会筹款给患者资助治疗费用。慈善组织一般来说资源有限，极少有机构能一年筹资超过1个亿的非定向资金来资助患者。即使有1个亿，也只能每年为1000名大病患者提供每人10万元的资助，但中国如今每年新增的癌症患者就达到400万人，这其中的贫困人口比例是很大的，靠慈善组织一个一个去展示他们的苦难向社会筹款是不可能帮得过来的。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有少数患者通过轻松筹等互联网平台能募集到几十万元的资金，但其原理是利用朋友圈筹款，个人能力越强、朋友圈的实力越强，越容易筹款。一个报社记者的妻子患白血病可以一夜时间筹齐60万元，但对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贫困者，他们的朋友圈实力都弱，筹款效果很差，事实上75%的患者三个月筹款量小于1万元。没有资源的患者，只能用“出位”的方式博得媒体关注和报道，所以一些印象中只有旧社会才有的极端悲苦的表达方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时有出现，“女大学生卖身救兄”“中年汉子卖妻救女”，为了博关注求得捐助，一些弱势者在更彻底地放弃尊严来求生。
所以，现阶段仅仅靠商业保险、靠慈善救助、靠自己求助， 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的问题。一个更加完善、高效的国家医保系统，才是解决因病致贫这个社会痛点的最公平、最根本的办法。
联爱工程的逻辑是，我们国家太大了，贫困人口太多了，疾病种类太复杂了，所以我希望选一个“小国家”—一个400 万左右人口的贫困地区地级市做试点，以一个社会痛点难点疾病——儿童白血病为试点病种，通过对这块试验田里所有儿童白血病的兜底治疗来做一次公益社会实验，在数据和实证的基础上为国家探索因病致贫的规律性解决办法。
联爱工程的目标是为国家做一个医疗保障领域的“小岗村”，帮助国家试错。就像40年前的农村包产到户，那时的中央层面不可能贸然宣布农民包产到户，但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那18名农民可以试。医疗保障领域太敏感了，国家层面来试错是试不起的，因为一旦失误代价高昂，但是草根公益组织可以试。如果失败了，也就是几个草根公益人失败了而已。但是如果成功了，就有可能对国家产生意义。
联爱工程以“消除因病致贫，让每个白血病儿童获得90%报销比例”来破题，以广东省的贫困地级市河源为试点，联合政策内资源和社会力量救助，消除儿童白血病的因病致贫。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在试点区域内开展医疗服务能力提升、药物评估等工作，探索出一整套基于实证的工作流程、工作方法，以期推广到其他的疾病领域、地域、年龄段。我们在河源成立了三个中心：患者服务中心，致力于服务患儿和家属；优医中心，致力于提升贫困地区对于重大疾病的治疗能力；卫生技术评估中心，致力于用独立公正透明的第三方卫生技术评估的工具、流程和方法，推动药物政策的完善。患者、医生、药物，这三个方面的规律找到了，因病致贫的规律性解决办法就找到了。
三年多时间，联爱工程在河源取得了不少进展。对河源本地超过120名儿童白血病患儿补充报销了430多万元，将患儿的目录内报销比例从60%左右提升到90%；为患儿和家属们提供了政策咨询服务、医疗信息服务、预防感染知识培训服务、心理支持服务等系统的社工服务；支持骨干医生到广州孙逸仙纪念医院培训，帮助河源市人民医院建立了儿童血液科，实现了河源市儿童白血病治疗能力从零到一的突破。这对河源白血病患儿意义非凡，以前河源的孩子患了白血病只能去广州治疗，而广州各大医院的儿童肿瘤科一床难求，最长的要等两个月，现在本地能治就不用跑广州等床了。
另外根据公益实验的调研发现：一个患了大病的孩子，如果本地不能治被迫去北上广等大城市的话，他花在病房里的费用和花在病房外的费用几乎一比一。以白血病患儿为例，吃药打针做手术要20万元左右，路费、住宿费、吃饭的费用和误工费也要差不多20万元。今后，河源的孩子，这笔钱可以大幅降下来了。2019年10月9日，河源本地治疗的第一个患儿顺利结疗出院。
在河源实验期间，联爱工程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儿童白血病临床使用广泛而又不在医保报销目录内的两支贵药（培门冬酰胺酶、伊马替尼针对费城染色体阳性儿童白血病）进行了独立公正的卫生技术评估，然后组织独立的专家组对评估结果进行评审。这一系列的流程记录和结果，联爱工程都书面报告给了国家医疗保障局，并当面向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金甫和三位司长汇报了联爱工程卫生技术评估的思路和方法。
2018年10月，国家新纳入医保目录的17支抗癌药中，就有培门冬酰胺酶。伊马替尼针对费城染色体阳性儿童白血病也在2019年8月纳入了国家新一期医保目录中。仅以培门冬酰胺酶为例，每年大约有8000名新增患者需要服用该药，纳入医保后每位患者治疗费用将节约30000元，每年为全国患者节约总治疗费用2.5亿元左右。联爱工程不敢贪天功为己有，说这两支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就是我们做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实验思路和实验成果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肯定和采纳，这对我和我的团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联爱工程我会扎实地做下去，下一步我会在做好河源项目的基础上，尝试着时机成熟的时候去做病种上的扩展和地域上的扩展。做这种探路式的公益，不是一个简单活儿。它既需要有对当前社会各阶层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怀，又需要有宏观的视野和广泛的资源整合能力，还需要有一个正直的、值得信赖的公众形象。更重要的是，要有耐得住寂寞、愿意扎根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去做的状态。而这些恰恰是我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一点一点锻炼和积累起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做这件事的合适人选。谋划联爱工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不做，那么谁去做；如果现在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去做呢？
2 结识中兴老总，获得资金支持
在我的公益人生之初，就遇到了一个贵人，他的名字中还真的有一个“贵”字。
2017年5月6日，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出文章《你好，我的下半场》，辞职半年之后宣布在公益领域复出。朋友圈的力量果然强大，很快，在5月中旬，在我仍然处于转换跑道的忐忑期，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的杨文忠老师通过朋友联系上我，专程到我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办公室交流了两个小时。随后，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的谢怡秘书长又和我电话取得了联系，谢秘书长邀请我到中兴通讯做客访问，对此我欣然应允。来自中兴通讯这种大企业基金会的正反馈成为我下半场最初的几缕阳光之一，对我意义非凡。十年前我在内地做开发区主任时，带队到深圳招商，曾通过在深圳市委工作的老乡帮忙联系，到中兴通讯参观学习过，深知中兴通讯在深圳乃至在全国的分量。
5月23日下午，我打车到中兴通讯大楼，这座我十年前就来瞻仰过的国家科技创新的灯塔。车子快到楼下的时候，谢秘书长给我打来电话，“陈老师，您走到哪儿了？我们侯总想要亲自见您”。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脑子有点短路，侯总？哪个侯总？稍微发了一下愣，我马上请求确认，谢秘书长明确地答复，就是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老总要亲自见您！
几乎是放下电话的同时，车子也到了，杨文忠老师等在大楼门口热情地欢迎。我一边跟文忠老师寒暄着跟他进大厅，一边快速地在头脑中闪回。侯总，侯为贵老总，这个深圳的城市英雄，这个远在天边的传奇前辈，我马上要去见他吗？这是个什么情况啊？在这之前，我对侯总的了解仅仅是知道他创建了中兴通讯， 曾读过一篇文章，讲述他带领的中兴和任正非先生带领的华为相爱相杀30年，共同成就了中国通信领域对西方世界的追赶和超越，记得那篇文章用武侠世界里的西门吹雪和叶孤城来比喻这两位巨匠……幸福来得太突然，可是我还没准备好啊，不，是完全没有准备啊！
要感谢中兴大楼严格的安检登记程序，这中间耗去了五到十分钟，给了我紧张的打腹稿的时间。上到会议室楼层，谢秘书长在电梯口等我，这是一个清爽、干练、亲和的大姐。握手时我注意到谢秘书长胸前挂着的工号牌上的数字是127，中兴有8万多名员工呢，这个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元老啊，这就是和我电话中一直称呼“您”的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吗？那一刻我又恍惚了一下。很快，我们来到了会议室，迎面走过来一位清瘦矍铄笑容满面的老人，是的，网上见过面的，这就是传奇前辈侯为贵了！
说老实话，我经历过太多的讲话和会面，层次高的低的，场面大的小的，太多了。可是，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这一次这样极其突然而又极其重要。万幸，那天的汇报是成功的。我讲了整整半个小时，那几分钟的腹稿，让我迅速整理了一下孰轻孰重，孰详孰略，我用大约5分钟时间说了一下我过去的背景，20多分钟时间汇报了一下我未来想做的事。从侯总专注的眼神和慈祥的微笑里，我看到了希望。果然，侯总在我汇报结束后，对我愿意献身公益表示了赞赏和鼓励，对我的公益社会实验的想法做了点评，特别提出了两点建议。最后，侯总明确地表示，我的公益社会实验，中兴通讯支持！
很难描述那一刻我激动的心情。送别了侯总，谢秘书长把我留下来，和团队一起直接开始同我商量接下来中兴通讯怎么支持参与我的公益社会实验了。这就像是一个贫穷的小伙子仰慕一个美丽富贵而又才华横溢的姑娘，好不容易有机会路过时进门表达一下倾慕之情，根本不敢有什么奢望。没承想撞见了这家的大家长，关键是大家长还看上了这个穷小子，甚至越过了考察、说媒、提亲等阶段，直接表态准备将姑娘嫁给他了。
接下来，我开始仔细打磨我们的计划。谢秘书长和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团队成员同我们紧密衔接，经常性电话会议沟通， 每月召开一次工作碰头会。
7月15日，我们和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山东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白血病华南协作组负责人一起，在河源召开了联爱工程启动工作座谈会，并就提升河源白血病医疗水平进行了现场办公。
8月15日，针对河源白血病患儿的救助工作全面开始。
9月15日，我们和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一起前往河源，与卫计、社保、医院等机构召开专题会议，推进各项工作具体落实，并与河源市人大张文主任深入座谈，交流项目进展。有了中兴通讯这种量级的大企业在经验和资金上的加持，联爱工程迅速从最初的概念设想落地为实实在在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看，我第一次见面那天给侯总汇报的想法，其实还只是一个粗浅的轮廓。到现在我仍然不是特别确定我何德何能，能够进入侯老前辈的雷达视野并最终得到他的认可与支持。一个是目光如炬，开疆拓土，功成名就，德高望重的工业界传奇人物；一个是刚刚转场公益，虽然充满热情，但毫无经验，在很多人眼里甚至是有点像堂吉诃德的愣头青，这两者怎么会有交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问题。我想除了我的幸运，侯老的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也许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以人为本，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以70多岁的高龄仍然努力工作，而且眼光超越企业本身；因为以人为本，他能理解弱势群体的痛苦和无助，深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标杆意义；因为以人为本，他能超越世俗的光环，给我这个后生小子如此关键的扶持。和谢怡大姐以及后来接任她的中兴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胡丽等中兴通讯同事们的交往，也让我看到侯老前辈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兴通讯企业文化中耀眼的一部分。我很幸运自己成为中兴通讯的公益合作伙伴。
在三年多的公益实践中，我和侯总保持了每两个月见一次面讨论项目进展的频度。中兴通讯在支持我的公益实践三个板块中，最终聚焦于药物板块，也就是HTA中心（卫生技术评估中心）板块。侯总跟我说，行甲你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为患者补充报销筹款，和为医生能力提升筹款，都比较容易向公众讲清楚，这两块你就向公众来寻求支持。推动药物政策完善这一块，因为HTA是一个新东西，是探索实验性质的，对公众一下子讲不清楚，这一块的钱，中兴通讯全部支持了。联爱工程评估药物的300多万元，每一分钱都是中兴通讯支持的。后来侯总根据工作进展，决定在中兴公益基金会成立HTA中心，在世界范围内招聘卫生技术评估专业人才，每年以数千万元的额度投入支持，除药物评估以外，扩展到对医院管理、医生行为规范和医疗政策完善的卫生技术评估研究。联爱工程的愿景就是希望能够形成解决因病致贫可复制的模式，因为侯总的宝贵支持，HTA中心这一板块率先开始了复制。
和侯总的交往中，最难忘的是2018年4月17日，中兴通讯被美国作为中美贸易战的桥头堡重击，举国震惊。侯总在退休数年之后以76岁的高龄连夜出征，他拉着行李箱在机场的背影被人拍到发在网上，我看到之后泪眼模糊。侯总原定于4月23日参加我们联爱工程的月度办公会，一起研究HTA中心工作的推进。我原以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的会议肯定会被推迟，但是，中兴公益基金会第一时间给我反馈的意见是会议照旧进行。那天的会议结束后，侯总邀请我到他家做会儿客。车子行驶在大海边，车上除了司机只有我和侯总两人。侯总与我父亲同岁，海边金色的夕阳下，他的面容温暖慈祥。侯总跟我说：任何通往光明前景的道路都不是笔直的。你做的这些探索是有意义的，不要急，厘清头绪，一步步走扎实，每天进步一点点，每月进步一点点，坚持下去就好。两年多时间过去了，每当想起侯总面临大事时的静气，还有他对我这个晚辈的谆谆教导，都让我内心充满了力量。
3 拓宽孩子眼界，开展博雅教育
创立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之初，我把业务范围定为贫困地区儿童青少年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大病救助这一块，算是从联爱工程起步了。贫困地区儿童青少年教育关怀这一块怎么做，我一直在打磨中。一次和好朋友李从文在深圳郊外爬山途中，谈起各自的成长经历，发现我们的过往是如此的相似。我出生成长于湖北省兴山县一个穷困的小山村，从文出生成长于湖北省通山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30多年前的我们，共同经历过在绵延的大山中，在崎岖的山路上，在昏黄的灯光下，或放着羊群，或担着猪草，或抱着书本，想象着山外世界的样子。现在从文是一家全国业内知名的上市公司文科园林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我算是深圳有一定影响力的公益组织负责人，同时是深圳400多家公益基金会的行业组织深圳基金会发展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从文和我都是幸运的，我们通过刻苦读书考上大学，一步步穿越人生的山丘走到大海边。我们共同决定为和昨天的我们一样的今天广大山村里的孩子做些什么。
但是，具体怎么做才算是为山村的孩子们授渔呢？我一直觉得，改变贫困的根本渠道在于教育，在于教育给那些贫困孩子带来的希望感。我和从文算得上是寒门贵子，这些年人们不断在发出寒门再难出贵子的哀叹。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卢迈老师的研究显示，我们国家近年来贫困的代际传递情况仍然比较明显，底层25%的人群父代收入不高，把这个状况传递给子代的可能性是48%，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可能性，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 他们向上流动的通道是不畅通的。
贫困人口从社会底层往上升的通道越顺畅，社会才越和谐越有活力。我相信，教育是实现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公平、最有效的通道，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渠道只能在于教育。用社会实验的方式，探索为贫困地区孩子提供向上流动的通道，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就是我作为公益人该授的渔。2019年10月14日，班纳吉、迪福洛、克雷默三位经济学家因在贫困地区进行对照试验为减贫研究做出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对我有巨大的启示。
要搞清楚这个社会实验怎么做，首先要搞清楚现在的贫困地区儿童青少年在教育上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回望我自己的人生旅程，支撑我走到今天的根本力量在哪里？只有把这些捋清楚，才能把力量传递给和当年的我一样的山区孩子们。
30年前，中国公益的启蒙项目，也是最经典的教育公益项目—希望工程，通过向社会筹集善款，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筹集书本费、学杂费、生活费，帮助孩子们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支持。30年过去，现在国务院已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的书本费和学杂费全免了，这个需求基本上消失了；中国数以亿计的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主要目的也就是为孩子改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多挣点钱。从整体上，农村的留守儿童也不那么缺一个月三五百元的生活费了（不排除极少数贫困孩子仍然需要，但是整体上这个需求已不强烈）；通过这些年各级政府对基层教育基础设施不断的高强度投入，即使在偏远农村的小学很多也已经接入了网络，有了电子黑板等先进设备（我在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顶洞村小学驻点调研，发现这里已经有了这些先进设备）。
可是这些年贫困地区教育的客观条件大幅度改善的同时，是近些年重点大学里来自农村的孩子相对比例越来越小的无奈现实。我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学校还有近10%农村考来的学生，可是现在到北大清华，已经很难碰到农村来的孩子了。2019年一个河南农村的孩子捡政策的漏子上北大又差点被退学引起全国舆论轩然大波，就很说明问题。虽然客观条件越来越好，但是贫困地区孩子整体上的教育水平和城市孩子的相对差距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这其实是阶层流动上升通道变窄的信号。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按照国际上通行的KSA教育理论，孩子的教育可以分为Knowledge（知识）、Skill（技能）、Attitude（态度）三个层面。K、S层面，现阶段的乡村教育一直能认识到培养学生工具理性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应试教育实现阶层流动。城市和农村用的是相同的教材，教学水平的差距如何弥补，可以探讨多种办法。但是在Attitude这个层面，城市和贫困地区之间有巨大的鸿沟需要去填补。
把Attitude简单翻译成态度，并不能表达其真实的含义。Attitude表示的是孩子通过审美教育获得的对于美好事物的体悟能力，通过开阔视野获得的对于世界的好奇心，通过梦想激励获得的对于人生成长的内动力。这些考试不考的能力，也是不好教的能力，往往决定孩子们通过教育这个通道来提升人生成长的效率和持续性。我的成长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曾经我童年时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个走村串户的木匠，因为山村木匠不愁吃不愁穿，走到哪里都被人需要被人尊重的生活，曾是我见过的最体面的人生。但是，小学三年级的一篇课文《山那边是海》，如远处闪耀着的微微的光亮，从此改变了我的梦想。想去山外边的大海看看，就成了一直支撑着我走出大山的梦想。这个梦想对于我人生的意义，就是一直在遥远的地方若隐若现，提醒着我，召唤着我，让我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保持了刻苦努力的状态。
在这方面，现在的贫困地区孩子和城市孩子比较起来面临巨大的差距。实现这个Attitude教育的方式，主要是西方教育理论中的Liberal-ArtsEducation，通常翻译成博雅教育。城市里的孩子，由于老师的视野更开阔，知识储备更丰富，课堂里这种教育优势明显，课堂外家长的条件各方面都更好，还有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有动辄几百元一次的各种音乐美术兴趣培训课，有各种梦想体验的机会。农村没有这个条件，上面讲到的每一点，对农村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奢求。
我决定在贫困地区孩子Attitude的教育提升上积极行动。我设计了“童行中国·我要去看山外边的海”公益游学活动，和贵州省黔东南州团州委合作，帮助黔东南州山村留守儿童走出大山，到深圳的大海边来公益游学。通过这一项目，希望使社会意识到对于贫困山村的教育，审美教育、视野拓展、梦想激励等“软性实力”的培养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通过带领贫困地区学生进行诗歌阅读，增强孩子们的审美体验；通过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大学，让孩子们认识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拓展他们的认知边界，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通过梦想激励挖掘和激发他们的内动力，为他们补上一堂缺席已久的“博雅教育第一课”，点亮山村孩子们通过读书获得人生成长的梦想。
2018年夏天，我和从文一起举办了第一次“童行中国·我要去看山外边的海”夏令营，把30名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顶洞村和捞里村的留守孩子带到深圳的大海边，度过了快乐的一周。第一课由我来给孩子们讲。我给孩子们讲的是《山与海》诗歌赏析，我从诗经开始，按历史脉络，梳理了十首我认为代表着山与海的灵魂的诗歌，与孩子们一同赏析，体会诗歌的美好意境，希望对他们的学习、生活，甚至今后的人生成长有所启迪。
2019年夏天，夏令营正式更名为梦想行动，范围扩展到黔东南全州。我们通过团州委向全州的适龄孩子发起梦想征集，孩子们通过音乐、绘画、书法、诗歌、作文等一切他们喜欢的方式表达梦想，然后我们在2000多名参与表达梦想的孩子中选择了50名带到深圳大海边度过了充实快乐的一周。所有参加梦想征集的孩子都得到了一份礼物，就是我在《山与海》诗歌赏析课的基础上整理编写，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读书，带我去山外边的海》，还有一套精美的大海风景明信片。
2020年夏天，因为疫情影响孩子们不能来深圳，于是我决定自己去黔东南，把大海的气息，也把梦想的气息送到孩子们的身边去。我约上人民日报社会版的主编李智勇老师一起，在从江县西山中学旁边的山林田园边上，幕天席地，给孩子们开讲梦想课堂。寂静的村庄，葱郁的山林，绿色的田园，蜿蜒的小河，我仿佛回到了下湾村。那一课我讲得特别动情，我回到了我的主场。
4 发起公益项目，帮助困惑孩子
创办知更鸟计划这个公益项目，源于一个叫小乐的孩子。
2017年8月，一个朋友联系上我，说他朋友的孩子小乐陷入了困境，看我能不能帮助一下。小乐从小懂事，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读高三上学期时不幸陷入精神困境，被诊断为抑郁症。在治疗和休学大半年之后，小乐坚持回学校参加了高考，仍然考出了高出一本重点录取线不少的好成绩，被一所211大学录取了。
但是小乐随后抑郁症复发，住进了医院。小乐是那种特别懂事的孩子，特别痛苦的时候想到了自杀，但是又担心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难过，逐一跟他们交流试图说服他们，如果自己万一挺不住，希望他们不要难过。家里人又是轮流陪小乐聊天，又是带他去任何他可能感兴趣的地方旅游，想尽了办法，濒于崩溃又束手无策。朋友找到我，是听他爸爸说小乐看过我的文章，有些崇拜我，或许我能帮忙想点办法。我二话没说答应下来。我当时马上和小乐父亲通电话，告诉他既然孩子崇拜我，那么他面向我的天线是打开的，我一定能帮到他。
因为有过身患抑郁而又康复的经历，我已经因病成医，那几年陆续帮助过好几个同事和朋友走出了抑郁。小乐这个情况，听起来就心疼，我甚至有一种责无旁贷的感觉。大约一周后，我就和爱人一起专门请假到了小乐住院的城市去看他。带着爱人的原因是爱人曾经陪伴了我从住院治疗开始到后面几年时间漫长的康复历程，她有经验。
那天上午小乐的父亲带着小乐到高铁站来接我们。见到小乐的第一面，我就被这个孩子的面容震住了，这是一个多么英俊的孩子啊！一米八的身高，脊背挺直，浓眉大眼，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英气逼人。小乐跟我握手说叔叔好，虽然礼貌地微笑着，但是面容明显是僵硬的，眼神恍惚不定。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拉着小乐有些冰凉的手，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分开，基本上没有松开过。
我没有试着跟小乐谈心，因为我曾经患过抑郁，我知道跟他说你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吗，以及生活多么美好啊之类的，是最扯淡最没用的事情。我详细询问了小乐最近的治疗状况，问他吃的什么药，根据我的经验对他吃的几种药的组合提出了建议，并且当着他和主治医生电话交流了药物方案，最后医生采纳了我的建议，调整了其中一种药物。
那天我拉着小乐的手在医院旁边的公园走了很久。公园里有一座13层的高塔，我们爬上了最高层。在塔顶的风中，我搂着小乐有些颤抖的肩膀，给他讲我当年在同一家医院住院时的情形，告诉他我那些年是怎么走出来的。在从塔顶往下走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小乐的手开始湿润，那是小乐在不停地出汗了，然后小乐的手慢慢地变得有点温热。晚上吃饭的时候，小乐坐在我的旁边，我注意到小乐举起手机放在面前看了看，手机并没打开，我知道小乐这是在照镜子了。我和爱人彼此交换了喜悦的眼神，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信号。
一周后我在无锡的太湖边接到小乐的电话，小乐告诉我他想出院了。听得出小乐的语气有一点轻松的喜悦，我问小乐“假如幸福指数的满分是10分，最低是1分，你现在的这个指数是多少呢？”小乐说是7.5～8分的样子，我说你可以出院了！然后我告诉小乐，今后任何时候，当你觉得这个指数低于6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放下一切事情，给叔叔打电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放下电话时的情景，我在湖边泪流满面。后来小乐去大学上学了，总体情况还不错，但是也有一些波动。那一年多时间跟我通过五次电话，有一次是在深夜11点多，那一次我们说了一个多小时。微信上我们也有不少互动，2018年我要把贵州黔东南山区的孩子带到深圳的大海边举办夏令营，我把备课方案发给小乐请他帮忙提意见，小乐不仅提了建议，最后还非常快乐地给我留言“陈叔叔加油”。那年春节期间，我还专门问了小乐爸爸小乐的情况，他爸爸说感觉小乐已经好了，学习生活都挺正常的。
噩耗是在2019年5月初传来的，朋友告诉我，小乐在4月17 日走了，是在学校自杀的。放下电话，我完全难过得不能自已，怔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电话告诉爱人，爱人当时就哭了，她非常自责地说，为什么自己当初没坚持把小乐留在身边，她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本来就想多要一个儿子的，她又有照护经验，如果小乐跟着她一定一定不会发生这种悲剧的。朋友告诉了我小乐自杀前的一些细节，我深深地理解了小乐那一刻的绝望，他挣扎过，努力过，可是太难了，他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了。他曾经那么怕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难过，他曾经那么热情地鼓励叔叔加油，但最终这些牵挂都没能拉住他。
那种深深的悲痛锤击着我的心，我决定要做点什么。我们的孩子咳嗽了，流鼻涕了，他们知道自己患感冒了，会跟大人说， 要去看医生。可是，当他们精神上遇到困惑了，即使严重到了抑郁的程度，他们可能都还不知道这是生病了。家长们也是，以为孩子吃饱穿暖，学习进步，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孩子们有着千奇百怪的成长的烦恼。前年上海那个孩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母亲的车上冲下去跳高架桥的视频震惊了那么多人，可是我们有多少家长是和这个妈妈一样，在孩子已经濒临崩溃的时候仍毫无知觉呢？我们学校的老师们，除教给孩子们知识让他们考高分上好大学之外，有多少老师认识到孩子们的精神健康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呢？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能够把孩子的精神困惑当成和感冒一样的正常现象来平和地科学地对待呢？
我想发起一个公益项目，致力于帮助精神困惑的青少年。我希望联络专业的大学、研究所、医院，进行青少年精神困惑现象的科普；我希望和民政部门的困境儿童救助中心合作，为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我希望和全国相关的公益组织合作，共同推进对青少年精神困惑问题社会认识的提升。
我给这个项目起名“知更鸟计划”。我喜欢美国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假如我能够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回它的巢穴，我便没有虚度此生；假如我能够让一颗心免予忧伤，我便没有虚度此生”，我希望能够和公益伙伴们一起，让更多可爱的知更鸟免予忧伤。
这个项目，也是为了纪念小乐。小乐，相信你在天堂已经变成了一只快乐的鸟儿。我记着你的话，叔叔会加油的。
5 奋力抗击疫情，全情投入其中
投身公益后，最难忘的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经历。2020 年1月19日（阴历腊月二十五）我从深圳坐高铁返回湖北宜昌家中，想着和家人一起过一个祥和的春节假期，正月初五返回深圳。次日晚就看到钟南山院士确认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的消息。23日武汉封城，次日湖北封省，1月29日，我居住的楼栋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就在我的正楼下，我们整栋楼被封闭隔离。我住的小区不大，短短一周时间就有了6个确诊感染病例和一些疑似病例。在疫情期间，我整整63天时间被封闭在小区里，其中有29天是封闭在自己家里，不能迈出家门一步。
1月24日大年三十在网上看到武汉各大医院急需防护物资的公告，24日晚上我作为深圳基金会发展促进会的执行会长召集线上会长办公会，和同事们商量深圳公益人如何行动。1月25日正月初一上午，我们向全深圳基金会行业发起抗击疫情联合行动倡议，动员深圳的基金会参与湖北疫情的救援，当天就有30多家基金会积极响应。我们大年初一当天组建了深圳基金会联合行动小组工作群，短短三天这个群里的人数就达到了184人，基本上深圳活跃的基金会全部参与进来。深圳基金会发展促进会的同事从大年初一开始就全员上岗来支持深圳各基金会的工作，帮助大家整理需求、对接资源、协调物流清关等事宜，通过信息共享和紧密合作帮助深圳的基金会在最短时间内投入到这次抗击疫情的工作中来。
那段时间的感受只能用着急来形容。武汉协和医院在省领导电视接受采访说物资充足的当晚向公众发布“防护物资不是告急，而是快没有了”，那天晚上我像疯了一样到处发信息，希望能多少凑一点医用防护物资送到前线；2月3日以后到决定建方舱医院之前的那几天，连续有一些微博上肺炎患者求助信息@我，各种求助无门的人间惨剧让人不忍直视。我虽然隔离在家，但是我在湖北还是认识不少朋友的，官员、医生、记者，那几天我不停地骚扰这些朋友，希望帮助这些求助者连接资源，可是他们在前线也是忙得一锅粥。看着生命之灯慢慢熄灭的过程，近乎绝望地着急，有好几次彻夜难眠。我相信这也是太多湖北人那些天的感受。朋友圈不敢看，又不得不看，因为我还要做相关的公益工作。为防止传染死亡后不告别直接拖往殡仪馆，女儿跟在车后哭喊妈妈的视频，我看到后整夜难以入睡；长江大桥头司门口没等到检测试剂跳桥自杀的老人，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而跳楼自杀的感染肺炎的尿毒症患者，流落在街头不知往何处去的疑似感染需要被隔离者……特别是2月4日到5日，一个全家三口感染的求助信息@我，头两天已经因疑似肺炎走了一个老人，另一个老人也感染危重又等不到核酸检测和住院，我辗转帮助他们联系医院，好不容易5日晚上老人住进了医院，结果我收到的反馈是“住进医院直接进抢救室，晚了……”看到信息我对着屏幕瞬间泪崩。那些天会经常不由自主地流泪，那种锥心的疼痛，武汉人、湖北人都知道。
除了苦难带来的痛感，也有强大的力量感动着我，感召着我。成千上万个奔向抗疫前线的医护逆行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勇士，数千名医务人员感染，数十名牺牲，数字是悲壮的，画面我们都是隔着泪水看的。春节晚上军队医院大规模往武汉进发，他们小跑着登机的视频看得泪眼模糊，湘雅二院的男医生全部剃光头、女医生全部剪短发带着纸尿裤出征武汉的画面看得泪流满面，李文亮医生牺牲的那个晚上满屏悼念的烛火，钟南山院士镜头前强忍着又没忍住的泪水，还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大爱善举，太多太多的力量支撑我走过那段灰暗的时光。
虽然身在疫区，我从内心深处却没有怕过，从最开始的态势我就知道自己正在面对一场战争，怕，没有用。病毒疫情虽然严峻，它终究只是自然界的生物病毒，真正可怕的是头脑中的病毒，就是对底层疾苦的置若罔闻，我坚信这种病毒注定会暴露出来而被清理掉。回头看那60多天，我正好完整地经历了重大灾害救助的四个阶段：紧急救援期、灾害中脆弱群体救助期、灾情恢复期、减灾备灾期。我做的事不多，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完整地经过了这四个阶段的公益人，我的经历在公益领域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一阶段是紧急救援期。恒晖那时成立还不满三年，还没有取得公募资质，但是我一刻都没有等。我利用这三年公益生涯中积累的资源，四处求助，为前线募集一些急用物资。我们共募集到118436个口罩、1438副护目镜、2000副医用手套、100台车载空气净化器、10000个防护面罩、500支水银体温计等物资送到武汉前线的7家医院。一周之后，开始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主动找到我，希望捐款给恒晖来支持抗疫前线。这种我们没有主动募集但是凭借信任而来的捐赠我们共收到91笔，共1307604.68元。这些朋友的捐赠恒晖支出了1312247.23元，总执行率100.36%，多支出的部分是用恒晖疫情前收到的非定向捐赠支持的。每一笔钱怎么来的，怎么花的，恒晖做了详细的公示，向众多选择信任我和恒晖的朋友做了完美的交代。
第二阶段是灾害中脆弱群体救助期。当武汉滞留人员及社区保障状况引起公众担忧时，恒晖联合武汉多个一线志愿者组织共同发起了“春暖武汉”困境群体救援行动，旨在作为政府力量的补充，改善疫情期间武汉困境群体的生活状况。
第三阶段是灾情恢复期。恒晖联合澎湃新闻、上海沿海建设、赠与亚洲等支持单位发起“传薪计划”公益项目，为抗击疫情中牺牲的医务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公益工作者、志愿者、记者、警察、社区工作者、基层干部等英雄的未成年子女提供0～22岁成长教育资金及公益陪伴活动，陪他们一起长大。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项目让英雄的名字不被时间的黄沙所掩埋，让英雄的精神在他们后辈的成长中延续。
第四阶段是减灾备灾期。阶段性战胜疫情后，如何防止这类灾难的再度暴发是重中之重。恒晖也在积极地和相关医疗企业以及公益实践地的政府部门一起探索和实验中。
抗疫全过程的倾情投入，让我从公益事业角度收获了许多成长。恒晖在这场战斗中凝聚了991名铁杆志愿者朋友，恒晖在外围，志愿者在内线，我们无缝连接，打出了许多精彩配合。疫情期间我通过微博及时发布每一项公益行动，我的微博粉丝数从14万增加到36万，大家从我做的事中看到了透明有效的公益是什么样子的。
从家庭角度我也成长了。我每天坚持至少给家人做一顿饭，爱人说疫情期间我为家庭做的饭，超过了过去20年为家人做过的饭的总和。爱人在抗疫期间担任了我的参谋角色，全方位支持我，最难忘的是在我难过得流泪的时候她从背后给我的拥抱。从儿子初中毕业以后，我还从来没有和他一起待过这么长时间。疫情期间我和爱人、儿子多次促膝谈心，互相推荐喜欢的书籍，互相分享记忆中的点滴，分享对生活、学习和事业的感悟，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三个人的心这么近过。以至于3月底乘坐解封后的复工专列回深圳前，面对回京上学暂时无期需要继续在老家待着的儿子，我居然难过起来，继续留在老家陪伴儿子的爱人也红了眼眶。我知道这有些矫情，可是我明明确确地感觉到，经此一役，我们一家三口的感情升华了。
这一次的经历也让我悟到了公益组织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定位。面对重大灾难，最终解决问题绝对只能靠国家队。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在党委政府的强力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量和效率首屈一指。但是国家队好比体积庞大的列车，也有块头大辎重多的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从启动到高速运转需要一点时间。而公益组织好比小电驴，我们有小快灵说动就动的优势。在疫情暴发初期，前线防护物资需求缺口爆发式增长，国家队一时不能立刻补上，此时公益组织就好比众多的小电驴，即刻启动奔赴战场，既帮助前线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也抚慰了疫情暴发初期慌乱的人心。大约十天时间，国家队全面进场，前线防护物资的压力大有缓解，这个时候公益组织再继续参与抢购防护物资反而有哄抬物价的副作用了。大列车加速冲起来了，小电驴就应该让道，不宜为刷存在感继续挡在主道上了。
恒晖在疫情过程中就经历了三次冲锋和三次退位。最开始我们和大家一样扑上去四处募集防护物资，十多天后这个需求缓解，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需求缺口。2月中旬，我们收到好几个外地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求助信息，他们紧急奔赴武汉前线，直接面对病毒，工作风险高，时间又长，但是连续两周天天吃盒饭方便面，连食品都无法很好地保障，担心身体扛不住，又考虑到武汉市政府那些天在忙着大事不好意思向政府反映。于是我们迅速联系武汉本地的志愿者朋友帮助他们改善伙食，连夜筹集挂面羊肉饼干等物资送过去，第二天就联络爱心人士支持给他们开自助餐。后又发现他们春节后紧急出征武汉时带的都是厚棉衣，而那几天武汉气温升高，他们无合适的换洗衣服，我们又帮助给前线医疗队员支持轻薄运动衣等衣物，以及内衣裤和卫生用品等。这是那个阶段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全国4万多名医学战士驰援武汉，他们需要吃穿等后勤支持服务。那一阶段，我们联络前线志愿者共对61支医疗队援助了食品、衣物、洗衣机、烘干机等后勤物资累计50余万元。大约十天后，武汉市政府腾出力量集中提高了医疗队的后勤保障水平。这时我们再退位，又发现了一个新需求缺口，那就是外地滞留武汉的流浪无着人员、滞留武汉的大病儿童家庭、福利院和社区的孤寡老人们这些疫情中的特殊弱势群体，于是恒晖和火星联盟、九枪卫楚等多支志愿者团队又联合发起了“春暖武汉”项目。在“春暖武汉”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们也及时地向政府反映我们看到的这些弱势者的困境，很快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于是“春暖武汉”在成功地执行完三期援助之后，再次安心地退出。
让我特别有感悟的还有我们和前线志愿者队伍的强连接。这是一场战争，而武汉封城之后公益组织无法亲临前线，战场上就近有我们的人，就好比我们有一只手在那里，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在抗击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和志愿者队伍24小时在线的强连接，彼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抗击疫情后期恒晖专门制定了对志愿者进行支持的项目，给前线志愿者颁发感谢状，购买长期保险，并且研究了和这些志愿者长期合作的机制办法。
6 关爱抗疫烈士，推出“传薪计划”
在抗击新冠疫情这场战斗中，最值得铭记的是众多抗疫前线的牺牲者。2020年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工作中不幸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全国上下陷入震惊与悲痛，而他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当时尚在腹中）同样令人牵挂。只有29岁并原定于农历正月初八（2月1日）举行婚礼的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彭银华，疫情暴发后主动请缨到一线，坚守近一个月，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2月20日去世。他的家中抽屉里还放着没来得及送出的婚礼请柬，同时妻子怀孕六月，孩子还没出生。武汉协和江北医院医生夏思思为照顾病人感染新冠肺炎，2月23日，经救治无效不幸去世。夏思思的丈夫同样是武汉市的医生，两个人本来约定康复后再一起上前线，而夏思思2岁的儿子还以为妈妈在上班。这次抗疫行动中，志愿者和公益救援人员也做出了巨大贡献。2月21日，蓝天救援队志愿者许鹏在从山东济宁往武汉运送物资途中发生车祸，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9岁。许鹏的微信消息定格在“美丽的谎言”上。他对孩子说：“儿子要乖，爸爸去武汉打怪兽。”
截至2020年6月底，据媒体统计，已有460多名抗疫前线人员牺牲，牺牲者名单中不仅有医务人员，也有志愿者群体，还有众多公安干警、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工作人员。牺牲者中有203人为50岁以下青壮年，家中多有未成年子女。这些英雄后代当时的心理状况，以及他们未来的健康成长和教育保障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抗击疫情后期，恒晖公益基金会牵头发起了“传薪计划” 公益项目，为抗疫前线壮烈牺牲的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公益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英雄的未成年子女提供长期的教育关怀服务。这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我征求了多位公益同行、专家学者和合作伙伴的意见，反复打磨修改，力求项目能够扎实有效并且长期地帮助到英雄的孩子们。相比于其他几个公益组织抚恤英雄家庭的一次性资金支持，传薪计划的重点在于对薪火宝贝们长期的成长教育陪伴支持。
——从嗷嗷待哺直到大学毕业的全过程中，我们将为每个孩子提供每年12000元左右的教育经费支持，帮助孩子们顺利完成学业至大学毕业；
——同时我们对每个孩子会有教育成长陪伴关怀：为孩子的身边至亲赋能，连接相关权威专家资源为他们提供心理学、教育学、营养学等知识培训，帮助他们成为孩子们的最佳陪伴者；
——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对于10岁以上的孩子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配备适合的志愿者朋辈导师，一直陪伴他们到22岁；
——每年为孩子们举办公益主题夏令营或冬令营；为每一个上了大学的孩子提供暑期公益组织实习；
——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一份加强健康保障，一份每年赔付额达400万元的意外和疾病住院保险；
——为每一个孩子建立一份人生成长档案，记录陪伴孩子们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在每一个孩子大学毕业的那年生日，我亲手交给他（她）。
我们希望为每个薪火宝贝提供像“家”一样的温暖陪伴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让他们在不完整的家庭中，仍有完整的爱，有足够的力量去积极面对人生，成长为身心健康的栋梁之材。
3月18日，澎湃新闻通过网络客户端、微信、微博同时发布了项目公告，并且以开机广告的形式发布了项目信息。澎湃新闻的网络订阅数达1.2亿，我期待着通过大媒体的信息传播能够迅速连接到英雄的后人，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事情。一个星期后的3月24日，我们项目后台灵析表格收到的申报数字，只有七人。而且我们电话联系了解，这七人几乎都是志愿者或者朋友帮忙填写申报的。我和三个做得比较早的从不同角度关怀抗疫前线牺牲者的公益组织负责人沟通，他们收到的后台申报数字也不大，最多的有42个，有的二十几个，有的十几个。我们的服务对象有少数交叉，但是出于公益项目对参与者联系方式保密的伦理，他们也不能与我们分享牺牲者亲属的联系方式。
那之后的一个星期，项目专员桃子决定不再等待英雄亲属来找我们，他判断英雄们的亲属多数处于悲痛中或者忙于英雄后事无暇顾及社会救助信息，于是开始主动通过网络了解到的信息，一个一个地寻找牺牲英雄的单位的联系方式，希望通过单位联系到家属，推介我们的项目。一周的夜以继日的努力之后，3月31 日，桃子又联系到了19位英雄的家属。桃子给我汇报工作进展时流泪了。一方面是因为和英雄亲属沟通时感动和悲痛的共情，另一方面是因为收到的“单位正在申请补助和资助，暂不接受民间援助”的回复，而与此同时桃子又明明了解到那位英雄的家属没有正式工作，孩子刚念初中，我们可以提供的帮助并不多余。能辗转找到单位本身就不容易，而收到的这种类型的单位回复还不止一个，也让他很有挫败感。
从那一天开始，我直接加入寻找英雄后代的工作队伍。我和桃子一起，把从互联网上找到的400多位抗疫一线牺牲英雄的情况作了一遍详细分析，按照我们项目的服务内容，50岁以下的英雄家里有可能有未成年子女。这样的英雄我们没联系上亲属的还有149人，分布在24个省市自治区。
我和桃子把互联网上能搜到的这些英雄的信息详细分省列成表格。我开始搜索我的强大的朋友圈，在每一个省寻找我的铁杆志愿者队伍。4月1日，我发出去了24封信，附了24个表格，拜托我的志愿者朋友们发挥他们在本省的亲戚朋友渠道去帮忙寻找英雄亲属的联系方式，并嘱托他们不用直接跟英雄的亲属们联系，只要把联系方式告诉我们，我们会非常委婉真诚地去联系英雄的亲属，去介绍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的事，不会让他们感受到唐突的打扰。
一天之后，每个省开始给我反馈信息，两天之后，出现了第一个全省找齐英雄亲属信息的志愿者队伍，第三天，出现了三个全省找齐英雄亲属信息的志愿者队伍……好几个省的寻亲志愿者们的努力过程让人动容。截止到8月底，找到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159个薪火宝贝。几乎每一个英雄亲属都对我们的项目表示了感谢和接受，极个别不愿意接受帮助的英雄亲属也对我们的努力表达了感激。与英雄亲属们联系的过程，我们一直被深深感动着，亲属们深切悲痛又深明大义，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坚强，无一不在撞击着我们的心。
抗击疫情的战斗到了尾声，正常生活逐步恢复，随着新的一页翻开，旧的记忆开始慢慢褪色。大难之后，遗忘和放下是轻装前行的武器，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疗伤的良药。但是对“传薪计划”公益项目来说，我们的目的是记住和回报。战疫的烈士们不应该被忘记，他们的故事应该被牢记和传承，他们的遗憾应该被尽力补偿，他们的子女应该被温暖地呵护。
六一儿童节，对于传薪计划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天，第133 个薪火宝贝诞生了—彭银华烈士的孩子来到了温暖的人世间。我怀着万千的欣喜和祝福来欢迎小彭彭，我曾经想写一首诗，献给小彭彭以及每一个薪火宝贝。在和儿子讨论这首诗的架构时，儿子提到已经有一首特别适合献给薪火宝贝的诗了—北岛老师的《一束》。我们把这首诗找出来，反复吟诵，通篇没有一个爱字，却洋溢着无限的爱与温情。“在我和世界之间/你是海湾，是帆/是缆绳忠实的两端/你是喷泉，是风/是童年清脆的呼喊/ 在我和世界之间/你是画框，是窗口/是开满野花的田园/你是呼吸，是床头/是陪伴星星的夜晚……”真是“眼前有情道不得，北岛有诗在前头”，再也没有比这首更适合送给薪火宝贝的诗歌了。儿子突发奇想，我们是否可以试着联系北岛老师，请北岛老师授权我们把这首诗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呢？
说动就动，我在深夜扫描我的朋友圈，凌晨就向一位我极其尊敬的老师发出信息，向她介绍我们的传薪计划公益项目以及我们的想法，请她帮助我试着联络北岛老师。
第二天的清晨，北岛老师联系上了！那一刻，我稍微有点晕眩，那些少年时代就熟背的北岛老师的诗歌在翻涌，如同彗星划过天际落到自己脚边，那种耀眼的光芒一下子照亮了所有的记忆。北岛老师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我能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我的请求是老师能不能亲自把这首《一束》朗诵一遍，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很快，我就收到了北岛老师的音频。
传薪计划的志愿者雪琨是一位影视传媒领域的企业家，她一直在深度参与我们的公益项目。她的先生王齐是一位作曲家，儿子王禹方是很有才华的少年歌手。他们一家子用很短的时间为《一束》作曲、编曲、录制，将这首动人的诗篇又变成了一首动听的歌曲。那天晚上混音师大鹏深夜赶制混音时说了一句话：这是“大鹏鹏们”给“小彭彭们”的一份动心礼物。至此，我们的薪火宝贝们有了一首专门为他们而写的歌。王齐跟我说：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创作，纯净的音乐遇到了一群有爱的人，就像种子遇到了水和阳光，开始呈现生命的样子。《一束》的作者北岛老师、传薪计划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每一位薪火宝贝的身上都闪着光，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被爱的阳光包裹着、沐浴着。
爱的力量是无穷的，太多太多的力量在向传薪计划聚过来。世界著名公益组织赠与亚洲倾情帮助我们连接资助力量，深圳交通银行通过联学联建活动组织企业捐赠支持传薪计划，中国银地集团公司捐赠再加董事长个人捐赠支持，光速中国全员参与支持薪火宝贝，徐大麟博士、曾宪章博士、梁少康博士、杨小青老师、王名老师等社会名人和专家组成高规格的传薪计划顾问委员会，为项目发展提供最专业的咨询把脉服务……得道者多助，我们有信心把这个项目做好。
每年的“5·12”汶川大地震纪念日，朋友圈都会有很多纪念的文章。在那一场大灾难中，也有很多为大众利益而牺牲的英雄。为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救援，冒着低云大雾和强气流的风险飞往灾区中心而不幸在空中遇难的那个直升机飞行员李月，我们还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教室房顶倒塌瞬间扑上去护住学生的谭千秋老师，一天半之后被找到时身体已经僵硬，救援人员为了救出他舍身护住的四个还活着的学生，不得不锯断他的手臂才能拉出孩子，他的名字我们还有多少人记得？……时间是有掩埋的力量的，当灾难过去，历史的一页翻过，那些悲壮无畏的牺牲或被慢慢淡忘。我在想，12年前如果有这样的公益项目，替这些为众人抱薪而慷慨赴死的英雄照顾他们的孩子，让英雄的后代更多地感受到社会的关怀，或许那些英雄的名字会更不容易被时间的黄沙所掩埋，那些英雄的精神会更好地得到传承和弘扬，我们回想起那些英雄时，会稍微少一点点心痛。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英名消逝于风雪。为大众谋福利者，不可使其后辈困顿于荆棘。
英雄为我们，我们为英雄。传薪计划，用传薪者的信仰守住抱薪者留给世界的温暖。我们的承诺刚刚开始。
7 坚持我的选择，一直走到天涯
一转眼投身公益快四年了，在社会大学的公益专业，我即将本科毕业。“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信之者”“无论是在庙堂之高，还是在江湖之远，我们要做这个时代的信者”，我想对在我转场之初叮嘱我这两句话的长者隔空说一句，我还记得您说的话，我仍然坚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信对弱势者的悲悯是人活着的意义之一。
回看我的人生上半场，我有一种迈过南天门之后回头看着自己的躯体留在云中的感觉，既真实又恍然，平静中有一点淡淡的幸福感。我想起刚到深圳不久，我租住在罗湖，一次应邀到南山参加一个企业家的活动，因为那个企业家曾透露出对我的公益项目感兴趣的意向，为争取到他可能的支持，我一直待到深夜11点他的活动结束。走到大街上，我用手机地图一搜，发现附近最后一趟回罗湖的公交车十分钟后抵达，但是公交站离我1200米。坐公交回家2.5元，打的回家这个距离约50元。我背着装有电脑和资料的包撒腿就跑，快到公交站台的时候，刚好公交车徐徐进站。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夜在南山的路灯下奔跑时耳边的风声，记得赶上车后擦汗时的喜悦。虽然那个南山的企业家最终并没有支持我的公益项目，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想起那个奔跑的夜晚时的喜悦感。
曾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看到我在一个被邀请参加活动午宴的场合，主桌上没有我的名字，附桌上也没有我的名字，我仍然坚持没走自己搬了一个凳子在附桌上挤着坐下的情景，他说他看到这个情景特别难受，说如果你还在继续当书记何至于被人冷落成这样。我当时笑着跟他说可是我已经不是书记了呀，为什么我必须一直享受书记的荣耀尊重呢。
我在决定转场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有可能面对的这些落差，事实的发展也大概如我所料，曾有多年很关心支持我的朋友，慢慢就联系不上了，发微信不回复，约见面不再理会。我知道的原因大概是一些人对我辞官不做有些失望，也有的可能觉得我成了一个“高级叫花子”，对我敬而远之。面对这种状况，我也并不难过。就算被当作“高级叫花子”，也不是一件令人羞愧难过的事情，要知道有些极端弱势群体，弱到连乞讨的声音都发不出来，我愿意帮他们发声。虽然平台变了，我还是我，“天空海阔，要做坚强的泡沫”。我感激那些与我同行的人，感谢那些为我鼓掌的路人。而与我渐行渐远的朋友，我也微笑作别，尊重彼此的选择，不道德绑架。人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我对我的选择很坦然。“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其实我转场公益后遇到更多的是热烈的正反馈，我得到了太多太多的支持。转场第一年有很多重要拜访我都带着公益同事小伙伴一起去。后来小伙伴跟我聊天说道，跟我一起做过多次拜访或路演，他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次走出对方的办公室，我都会在走廊或者电梯里就充满喜悦地说：“今天又完成了一个好棒的会见啊！”小伙伴跟我说，其实有些会见当初在他看来都好一般，不知道我那种喜悦劲儿哪儿来的，因为不好意思扫我的兴，有时也跟着说两句还不错啊之类的话。但是，小伙伴也说有的当初在他眼中比较一般的会见，后来居然慢慢地变得结果真的好棒了。一次和腾讯公益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聊天时，窦窦也曾打趣我：“行甲大哥，我墙都不扶，就服你！好多我看来好一般的事，甚至扯蛋的事，怎么在你眼里都能看出那么多的好来……”小伙伴和窦窦的感慨，我仔细琢磨了一下，现在看来有一种歪打正着的感觉。我是一个外行一脚踏进公益领域来的，是新兵，所以每一点点收获和进展我都会很高兴。无论拜访的对方是老总还是办公室普通员工，我都会调动起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全神贯注地去向对方汇报，关注对方身体语言甚至是眼神的反馈，注意到自己的逻辑哪里不对，细节哪里不清楚，好下一次修改。我的这种态度，有些时候意想不到地决定了事情的走向。
脚下虽有万水千山，但行者必至。这些年网上有很多写我的文章，我最有感触的是那篇《山路带我回家》。我喜欢这个题目，我们终需远行，我们终将回家。从精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啊。终其一生，我们都需要找回那个最本真的自我。有时候背着包走在路上，那种不知道下一个驿站在哪里的苍茫感，让我感觉越过人生的山丘重回青春。记得大学时唱过的那首根据弗罗斯特诗歌改编的《林中小路》，“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伫立了好久，一个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我选择了这一条却说不出理由；也许另一条小路一点也不差，也埋藏在没有脚印的落叶下，那就留给别的人们以后去走吧，我选择的这一条，我要一直走到天涯。”
是的，我选择的这一条，我要一直走到天涯。
后记
50岁，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前起飞
2021年1月8日我将迎来50岁生日，也是我的银婚纪念日。我的新书《在峡江的转弯处》在此之际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是一份特别的纪念，给爱人，给自己。
关于为什么写这本书，我在书的前言中有说明。前言的题目是“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草根”，我试着写出一代人的酸甜苦辣。我想起了《西游日记》里唐僧的那句话：“我终将归来，带回我在路上看到的一切。我愿做你们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要忠实地记录下我的见闻，不论那是美好或丑恶。我要告诉你们世界的真相，不论你们爱不爱听。我不会带回永生之道，只会带回众生的哭、笑还有呐喊。”
写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和自己对话的过程。我们每一个凡夫俗子的人生大部分都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状态下度过，我们是在对自己的重新审视、重新叙述当中理解自己的。很多东西，如果不写，就会慢慢忘记。某种意义上，当你忘了你经历的东西，那个东西就不是你的了。就像《寻梦环游记》提醒过我们的，人的真正死去，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死去。这句话深刻地说出了遗忘与死亡的关系，当我们不再试图去记得自己的过去的时候，我们曾经的自我也就不存在了。
在这个意义上，写书不是为了让别人记得你，而是你要为自己留住自己。就是通过整理自己最自我的东西，最不被异化的东西，找到我之为我的理由。当你不再和自己对话，不再不断地理解自己，不断地和自己周旋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被时间流驱使的人，真正意义上的你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试图去理解我们行走的轨迹，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里。虽然这种理解并不会改变什么，并不会让我们成为命运的主人，但它至少能让我们知道是不是无愧于心，有没有忠于自己，有没有对自己诚实。
写书的意义还在于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回顾过去并不是为了纠结于过去的是非曲直，而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一个人可以将思考作为梯子，登上更高的地方，让自己不被困在直接经验构成的世界里。认清世界的真相但仍然热爱它，永远是一个望向未来的乐观者的信条。
先哲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可以看见整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迹。青春的我们如同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中翱翔，对人生的反思就如同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去找寻自己的翅膀飞过的痕迹，去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并试着去享受自己。
有意思的是黄昏其实是猫头鹰一天的真正开始。这正如我对自己下半场的期望：当我在一个不同的天空再次展开翅膀时，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希望我能飞得更远，看得更明，更笃定，也更从容。
我刚满50岁，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未来还会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所以这一次在写书过程中对自己的反观，与自己的周旋，只是为了黄昏前的再次起飞。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编后小语：
陈行甲的《人生笔记》，老詹已经连续介绍五次。
今天，最后一篇，应该算是“第六推”了！
这在老詹写作生涯中，尚属首次。
为什么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
因为，像陈行甲这般优秀、纯粹而又正直的人，
实在是太了不起，也太难能可贵了！
老詹退休以后，兴之所至，做了公众号和头条号，
粉丝已过50万，相当于办了一份小小的报纸吧？
作为自媒体，坚持正义，惩恶扬善，宣传真理，针砭时弊，
岂不是题中应有之义，
完完全全应该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