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故事修订版（哲学的故事二）

哲学的故事修订版（哲学的故事二）自杀应该是一直都在诱惑着他，因为他总是在工作。“正是因为他总是充满活力，所以他才以他的生命灌注了整个时代。” [13] 生活在最伟大的世纪之一，他（1694－1778）是这个世纪的灵魂和内在。维克多·雨果说：“说到伏尔泰，他标志着整个十八世纪。” [14] 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国有宗教改革，但是法国有伏尔泰，他对这个国家而言，既是文艺复兴，又是宗教改革，还有一半的革命。他坚持蒙田的客观怀疑论和拉伯雷的健康幽默，他反抗迷信和腐败的力度比路德、伊拉兹马斯 [15] 、加尔文 [16] 、诺克斯 [17] 、梅兰希顿 [18] 更加激烈和有效，他帮助米拉波 [19] 、马拉 [20] 、丹东 [21] 和罗伯斯庇尔制造火药，摧毁了旧体制。“如果我们是通过其所作为来评判人的话，”拉马丁 [22] 说，“伏尔泰毫无疑问是近代欧洲最伟大的作家……命运赋予了他八十四年的时间，他可以不紧不慢地分解堕落的时

哲学的故事

作者：【美】威尔·杜兰特

译者：蒋剑峰，张程程

第五章
伏尔泰和
法国启蒙运动

一、巴黎：《俄狄浦斯》

1742年，伏尔泰在他的剧目《梅洛普》彩排时教导杜梅尼小姐 [1] 如何达到悲剧的巅峰，杜梅尼抱怨只有在自己拥有“恶魔”后才能被激发出他所要求的激情。伏尔泰回答说：“就是这样，想要在任何艺术中获得成功，就必须有这样一个恶魔。” [2] 即便是批判他的人和他的敌人也承认，伏尔泰完全满足了这个要求。圣佩甫 [3] 说“他体内有这样一个恶魔” [4] ，德·梅斯特 [5] 称他为“地狱将全部权力交在他手上” [6] 的人。

其貌不扬、样貌丑陋、自负清高、轻率无礼、秽亵可憎、肆无忌惮，有时甚至欺诈撒谎，伏尔泰具备了他那个时代和地区的人身上所有的缺点，无一遗漏。但是，同样是这个伏尔泰，无比仁慈、体贴入微、乐于助人、慷慨解囊，孜孜不倦地帮助朋友；同时不遗余力地摧毁敌人，一支笔就是他的武器，不过在看到和解的征兆时便会卸下武装。人是多么矛盾啊。

但是所有这些品质，无论好坏，都是次要的，且并非伏尔泰的本质。他的精神世界中取之不竭的丰富智慧才是他令人震惊的内在和本质上的东西。他的著作达九十九卷，每一页都闪烁着光芒，寓意丰富，尽管主题内容的范围涵盖整个世界，却错落有致，色彩缤纷，就像一部百科全书。“我的行当就是说出我所想的” [7] ：他所想的通常都是值得一说的，而他所说的又通常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再读伏尔泰了（尽管像法朗士这样的人在读过他的作品后变得深奥和智慧），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对他为我们战斗的神学论战场不再感兴趣了，我们已经转移到其他战场，更关注于此生的经济问题而非来生的归属问题。伏尔泰对于教权和迷信的全面胜利使那些在他发现时还生机勃勃的问题现在宛若死灰。他的名声大多来自他独树一帜的言论，他写下的文字保存了下来，说出的话却早已不见踪影，那些如同插上翅膀的言语一去不复返。我们剩下的大多是伏尔泰的躯壳，而很少有他精神的圣火。但是，黑暗中，我们还是透过时光镜看到了他，这是怎样的精神啊！“智慧将愤怒变为了戏谑，将火焰化身为光明” [8] ，“是灵气与火焰的产物，史上最令人激动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加精微和跳动的原子，没有人拥有这样精准的头脑，也没有人能够拥有如此既灵活又准确的平衡性” [9] 。他也许就是史上最伟大的智者吧？

当然，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加勤奋，成就也更多。“无所事事就相当于不存在，”伏尔泰说，“所有人都是好的，除了那些闲荡的人。”他的秘书说他只有对时间是个吝啬鬼。 [10] “只有把自己的全部都利用起来，才能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随着我年龄增大，我更发现工作的重要性。长久看来这将是最大的快乐，并且可以取代生活的幻想。” [11] “如果你不想自杀的话，就总是要找些事情做。” [12]

自杀应该是一直都在诱惑着他，因为他总是在工作。“正是因为他总是充满活力，所以他才以他的生命灌注了整个时代。” [13] 生活在最伟大的世纪之一，他（1694－1778）是这个世纪的灵魂和内在。维克多·雨果说：“说到伏尔泰，他标志着整个十八世纪。” [14] 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国有宗教改革，但是法国有伏尔泰，他对这个国家而言，既是文艺复兴，又是宗教改革，还有一半的革命。他坚持蒙田的客观怀疑论和拉伯雷的健康幽默，他反抗迷信和腐败的力度比路德、伊拉兹马斯 [15] 、加尔文 [16] 、诺克斯 [17] 、梅兰希顿 [18] 更加激烈和有效，他帮助米拉波 [19] 、马拉 [20] 、丹东 [21] 和罗伯斯庇尔制造火药，摧毁了旧体制。“如果我们是通过其所作为来评判人的话，”拉马丁 [22] 说，“伏尔泰毫无疑问是近代欧洲最伟大的作家……命运赋予了他八十四年的时间，他可以不紧不慢地分解堕落的时代，他有时间与时代斗争，当他陨落的时候，他是胜利者。” [23]

没有作家在生前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尽管被放逐、监禁，几乎他的每一本书都受到教会和国家的限制，他在残酷中找到了真理的道路，直到最后，国王、教皇和君主都要迎合他，御座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上的一半人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捕捉他的一言一行。在那样一个时代，很多事物都在召唤破坏者。尼采说，“狂笑的狮子一定会来到”，伏尔泰来了，“大笑着摧枯拉朽” [24] 。伏尔泰和卢梭是在封建贵族制向中产阶级统治转型过程中拥有大量经济和政治拥趸者的两大声音。当一个上升的阶级不满于现存的法律或习俗时，它就会取理性而弃习俗，取自然而弃法律，就像个体中矛盾的欲望迸发成为思想一样。所以富裕的中产阶级支持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和卢梭的自然主义，从旧的习惯和习俗中松绑是必要的，必须要改革并重新激发感觉和思想，打开心扉迎接试验和改变，伟大的改革才会随之到来。并不是说伏尔泰和卢梭是改革的原因，可能他们与法国生活表层下隐藏的政治和社会波涛汹涌的力量共同构成了改革的原因，他们就像火山爆发时炽热的火焰一样闪耀着光芒。哲学之于历史就像理性之于欲望，都是无意识的过程由下至上地决定有意识的思想。

但是我们在试图纠正哲学家夸大哲学影响的趋势中又不可矫枉过正。路易十六在神殿监狱中阅读了伏尔泰和卢梭后说：“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 [25] 也就是说，摧毁了他的王朝。拿破仑说：“如果波旁王朝控制住了那些文字，也许就可以保全自身。大炮的出现摧毁了封建体制，而墨水的出现摧毁了近代社会组织。” [26] 伏尔泰说：“书籍统治世界，或者至少统治那些有书面语言的国家，其他的不计其内。”“教育是最大的解放”，而他解放了法国。“一旦一个国家开始思考，就不可能被阻止了。” [27] 有了伏尔泰，法国开始思考了。

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1694年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是一位踌躇满志的公证人，而母亲有点贵族气派。也许他的机敏和暴躁来自于父亲，而草率和智慧来自于母亲。他来到这个世界非常不易，母亲因为难产生下他便去世了，刚出生的他弱小多病，护士说他最多活不过一天，这个护士犯了个小小的错误，伏尔泰一直活到八十四岁，但是他一生都遭受着病魔的折磨，这也铸就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从他的模范哥哥亚芒那里获得启发，亚芒虔诚地信奉詹森教派的邪说，并英勇地为信仰献身。亚芒向一位建议他更有勇气的朋友说：“就这样吧，如果你不想被处于绞刑，至少不要去妨碍别人。”他们的父亲说他有两个傻儿子，一个钟情于诗歌，而另一个喜爱散文。事实上，弗朗索瓦几乎在他刚会写自己名字时就会写诗了，这使那位非常现实的父亲更坚信他不会有什么作为。在弗朗索瓦出生后，阿鲁埃全家搬到了省城，那里非常有名的交际花妮农·德·朗克洛 [28] 却发现了这位年轻人身上的潜力，她死后把两千法郎留给弗朗索瓦买书。而他的早期教育就是来自这些书，还有一个放荡的神甫（活生生一个杰罗姆·康戈纳），神甫教给他祷告和怀疑主义。他之后的老师是耶稣会的会员，他们教授给他怀疑主义最重要的方法，那就是辩证法，一种可以证明一切的艺术，并使他后来养成了怀疑一切的习惯。弗朗索瓦成了辩论高手，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其他孩子都在操场上玩耍，弗朗索瓦已经在旁边和神学家讨论神学问题了。到了需要养家糊口的年纪时，他对父亲说想要以文学为职业，触怒了这位老人。老阿鲁埃说：“文学，是那些想对社会无用、连累亲戚还最后饿死的人从事的职业。”父亲说话时，桌子都在颤抖。弗朗索瓦就这样走上了文学道路。

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安静用功的小伙子，他也淘气地偷别人的油挑灯夜读。他喜欢半夜和镇上风趣的名流们欢笑嬉戏，尝试打破戒律，直到他的父亲怒不可遏，把他送到卡昂的一位亲戚那里，并交代要严格管制这个年轻人。但是他的看护者迷上了他的智慧，很快就任由他自由活动。监禁之后是放逐，父亲又将他送往海牙，和法国大使生活在一起，并要求对这个鲁莽冒失的男孩严加调教。但是弗朗索瓦在那里与一位姑娘坠入爱河，他偷偷摸摸地与她约会，给她写激情四溢的情书，结尾总是重复道：“我一定会永远爱你。”这段恋情被发现后，他被遣送回家。他对那个姑娘的记忆只停留了几周而已。

1715年，弗朗索瓦二十一岁，他去了巴黎，正值路易十四离世。继承皇位的路易斯年龄太小，无法统治法国，更何况是巴黎，于是大权便落入摄政王之手。那时作为世界中心的法国生活一片混乱，年轻的阿鲁埃随波逐流，混迹其中。很快他就以恃才放旷闻名京城。彼时为了缩减开支，摄政王将皇室马厩里的马卖掉一半，弗朗索瓦评论说，如果把皇室里的无用之人除去将更有意义。最后，在巴黎大街小巷流传的所有俏皮话都归到他门下。不幸的是，其中两首诗指责摄政王企图篡位，这引得摄政王盛怒。一天，摄政王在公园里与这个年轻人见面，对他说：“阿鲁埃先生，我打赌我可以让你见识到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什么？”“巴士底狱的内部。”结果第二天阿鲁埃就见到了，那是1717年4月16日。

在巴士底狱时期，不知什么原因，他取了笔名伏尔泰， [29] 渴望并最终成为一名诗人。在结束十一个月的服刑前，他写出了还不错的长篇史诗《亨利阿德》，讲述的是那瓦尔国王亨利的故事。后来摄政王可能发现他关押了一个无辜的人，就将他释放了，还给了他一笔抚恤金。为此，伏尔泰写信向他致谢，感谢他如此照顾他的生活，并祈求今后允许他自己照顾自己的起居。

他几乎是从监狱一跃而至舞台上。1718年他创作了悲剧《俄狄浦斯》，并连演四十五场，刷新了巴黎的记录。他的老父亲本来是来斥责他的，但是在包厢里看演出时，每到精彩之处就要咕哝：“哦，无赖，这个无赖！”剧目结束后，封特奈勒 [30] 见到伏尔泰，对其戏剧给予高度赞赏，称之为“太棒的悲剧”；伏尔泰微笑着回答：“我必须得看你的田园剧。” [31] 这个年轻人没有心情注意自己的语言或刻意表现出谦逊，他在他的戏剧中不也有这样草率鲁莽的台词吗？——

我们的神甫并不像我们普通人想的那样，

他们的学问仅仅由于我们会轻信。（第4幕，第1场）

还有阿拉斯普嘴里划时代的挑战——

让我们信任自己，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

让这些成为我们的神殿、三脚祭坛和神谕。（第2幕，第5场）

这个剧目使伏尔泰净赚四千法郎，他拿来进行投资，这是文人中闻所未闻的智慧。经历了所有的苦难，文学不但为他赚得大笔钱，并且发挥了作用。他很相信那句老话，一个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进行哲学思考。1729年，他购买了政府的一个拙劣计划的全部，从中大赚一笔，政府因此非常生气。但是随着他变得富有，他也更加慷慨；当他进入中年后，越来越多受他庇护的人围绕在他身边。

伏尔泰具有犹太人的经济头脑，又有法国人聪慧的文笔。可是他接下来的一个剧目《阿特米尔》却失败了。这让他备尝失败的痛楚，以致此后每一次成功都加剧他生怕日后遭遇失败的刺痛感。他总是对公众的看法非常敏感，甚至嫉妒动物，因为它们不知道人们是怎么看待它们的。命运戏剧性地在他的失败上又加了一笔：他患上了天花。他喝了一百二十品脱的柠檬汁，吃了一些泻药，才得以治愈。当他走出死亡的阴影后，发现自己已经因为《亨利阿德》出了名，走到各处都备受欢迎，贵族力捧他为世界上极有教养且温文尔雅的人、不可多得的语言大师，以及欧洲最佳文化传统的继承人。

他在沙龙中沐浴了八年的阳光，随后命运转了向。一些贵族对这个年轻人没有头衔和地位，仅仅是天资聪颖而已这个事实无法释怀，而且无法原谅他的与众不同。在一次索利公爵庄园举行的晚宴上，伏尔泰公然侃侃而谈，尽显才智，罗杭公爵问道：“这个大嗓门的年轻人是谁？”伏尔泰立即回答道：“阁下，他并没有显赫的贵族名字，却以自己的名字获得了尊重。”回答公爵的问题已经是傲慢了，而且还答得让公爵无言以对，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公爵纠集了一群暴徒夜袭伏尔泰，但是叮嘱他们说：“不要打他的头，说不定这个脑袋还会产生一些好东西。”第二天，在剧院，伏尔泰包着伤口一瘸一拐地出现了，他走到罗杭的包厢，提出与他决斗，然后回到家中整日练习花剑。但是尊贵的公爵不想匆匆将自己送上西天，而且还是被一个天才害的，因此向身为警务大臣的表兄请求保护。伏尔泰被捕了，被投入他的“老家”巴士底狱，又一次享有从里面看世界的特权。他几乎是被立即释放的，但条件是被放逐到英国。他去了，到达多佛后，又乔装返回海峡这边，怒火中烧的他要为自己报仇。不过，听说自己已经被发现，并且可能第三次被捕时，他又上了船，乖乖回到英国待了三年（1726－1729）。

二、伦敦：《哲学通信》

他开始鼓足勇气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发现瘟疫（plague）只有一个音节，而疟疾（ague）却有两个音节时，他心生牢骚——倒是希望瘟疫能够吞噬这种语言的一半，疟疾侵吞掉另一半。很快，他就能酣畅地用英语阅读了，一年内，他熟练地把握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他通过波林布罗克勋爵 [32] 认识了一些文人学士，与他们一个个吃饭，这些人中甚至包括难以捉摸、尖酸刻薄的教长斯威夫特。他从不谈论家世，也不问别人的家庭情况，康格里夫 [33] 谈起自己的戏剧时，称其不足挂齿，觉得自己其实不是作家，而是一个闲适的人，伏尔泰机智地答道：“如果你不幸只是和其他人一样的绅士，我真不应该来看你。”

使伏尔泰感到惊奇的是，波林布罗克、蒲伯 [34] 、阿狄生 [35] 和斯威夫特都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是一个有自己思想观点的民族；重整宗教，绞死国王并从国外请来另外一位，建立了欧洲最强大的议会。这里没有巴士底狱，那些享有声誉、拿着抚恤金的人及游手好闲的皇族在毫无理由和不经审判的情况下，无权把那些没有头衔的敌人送进监狱。这里有三十个教派，却没有一个神甫。这里有所有教派中最敢作敢为的教派、教友会，贵格会教徒让整个基督教世界瞠目结舌，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基督教徒完全相同。伏尔泰毕生都对他们感到诧异：在《哲学辞典》中，他让他们中一位说：“上帝嘱咐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对我们遭遇的不幸毫无怨言，完全没有如下意思：让杀人犯身着红衣，头戴两英尺高的帽子，通过大声击鼓招募老百姓入伍，然后我们应该穿洋越海去残杀我们的兄弟。”

也是在英国，活跃着充满活力的智识活动。培根的名字还未褪色，归纳法遍地开花。霍布斯（1588－1679）实践着文艺复兴的怀疑精神以及他的老师的务实精神，使之成为完整且显而易见的唯物主义，他因此可能在法国获得献身谬误大奖。洛克（1632－1704）写了一部心理分析巨著（《人类理解论》），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假设。柯林斯、廷德尔和其他自然神论者重新坚定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同时也对国教的每一条教义提出质疑。牛顿刚刚离世，伏尔泰参加了他的葬礼，常常想起这个享有举国荣耀的谦逊的英国人留下的种种印象。伏尔泰写道：“不久前，一群显赫的人一起谈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谁是最伟大的人——恺撒、亚历山大、帖木儿还是克伦威尔？一些人说毫无疑问是艾萨克·牛顿。对极了，因为他用真理的力量掌控了人们的心灵，而不像那些用暴力奴役他人的人，我们应对他心生敬意。” [36] 伏尔泰成了一名仔细研究牛顿作品的学生，之后成为法国支持牛顿观点的领军人物。

我们不得不惊叹，伏尔泰能够如此快地掌握几乎所有英国教给他的东西——文学、科学和哲学，经由法国文化和法国精神之火的淬练，他将所有这些不同的元素转化为法国式智慧和雄辩的宝藏。他在《哲学通信》中写道：他的手稿在朋友间传阅，他不敢印刷，因为他对“背信弃义的法国”的高度赞赏应该不合皇家审查官的口味。他将英国的政治自由和学术独立与法国的专制和禁锢对比， [37] 批判法国无所事事的贵族和收缴什一税的神职人员，他们将巴士底狱当作回应所有疑问和怀疑的手段；他鼓励中产阶级奋起争取他们在这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就像英国的中产阶级一样。不知不觉中，这些信件成为吹响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声号角。

三、西雷：《哲理小说》

但是摄政王并不了解这只“雄鸡”，1729年，他批准释放伏尔泰，允许他返回法国。伏尔泰又享受了五年巴黎生活：血液中流淌着美酒，笔下流淌着精神。后来，一个无赖的出版商得到了《哲学通信》，未经过伏尔泰同意就出版了，而且大肆销售。善良的法国人，包括伏尔泰感到非常震惊。巴黎议会要求立刻将这本书当众烧毁，罪名是“造谣诽谤，与宗教、道德和权威作对”，伏尔泰意识到自己又要进巴士底狱了，深思熟虑后，他溜走了，而且利用这个机会与一个有夫之妇私奔了。

沙特勒侯爵夫人当时二十八岁，伏尔泰已经四十岁。侯爵夫人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先跟随可敬的莫珀图 [38] ，后跟随克莱奥 [39] 学习数学，她翻译了颇具学术性的牛顿《原理》注释版，并很快在法国科学院举办的关于火的物理论文竞赛中排名超过伏尔泰，总之，她似乎绝不是那种会私奔的女人。但是侯爵是那么无趣，而伏尔泰又是那么富有情趣，她称他“每一处都惹人喜爱”，“是法国最具光彩的人”。 [40] 他用对她热烈的赞美作为爱的回报，称她是“一个伟大的人，唯一的缺点就是生为女人”，从她及法国其他拥有高智商的女性身上，伏尔泰看出男女生来智力相当， [41] 并且认定她在西雷的庄园是他们躲避巴黎险恶政治环境的避难所。侯爵带兵外出，这其实是他长久以来逃避数学的方式，伏尔泰对这一新安排也没有什么异议。不少年轻女士出于某些利害关系选择与富有的老头结婚，她们对老态龙钟没什么兴趣，渴望浪漫，而当时的道德允许女人找情人，只要处理适当，面子上过得去。如今侯爵夫人选择的不仅仅是情人，而且是一个天才，全世界都原谅了她。

在西雷的庄园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并不是用来卿卿我我，而是整天都用在学习和研究上。伏尔泰有一个造价不菲的实验室，用作自然科学实验，多年来这对情侣在重大发现和专题论文上互相竞争。他们有很多宾客，但大家达成默契，在晚上九点以前只能自娱自乐。晚饭过后，有时会上演私人戏剧，或者由伏尔泰给客人朗读生动形象的故事。很快，西雷就成了象征法国智慧的巴黎，贵族和中产阶级都加入进来，朝圣似的享受伏尔泰的红酒和智慧，欣赏他表演自己的戏剧。他很高兴成为这花花世界的中心，他将什么都看得很淡，有一阵还把“大笑，也让别人笑”作为座右铭。俄国的凯瑟琳女皇称他为“欢乐之神”。“如果自然没有让我们轻浮一点的话，”他说，“我们将是最不幸的。因为有人轻浮，大多数人才不会上吊”，一点也没有阴郁的卡莱尔的影子。“有时傻傻的很愉快。如果哲学家们不能笑掉他们的皱纹的话，不幸将会发生。我把严肃看作是一种疾病。” [42]

他开始写一些愉快的哲理小说——《查第格》、《老实人》、《小大》、《天真汉》、《现实世界》等，他的九十九本著作展现出其精神的最纯粹形式。它们不是小说，而是诙谐的传奇，英雄不是人而是想法，反面人物是迷信，情节是思想。有些仅仅是片段，像《天真汉》，是卢梭前的卢梭。一位北美休伦的印第安人与一些回乡的探索者们一起来到法国，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他变成基督徒。神甫给了他一本《新约》，这个印第安人非常高兴，并很快要求让自己受洗，还要接受割礼。他说：“因为我在书里没发现有人不受割礼的，所以显然我要为了希伯来习俗而牺牲，越快越好。”这个问题还没有稳妥地解决，他又开始纠结于忏悔，他问福音书是不是要求这样做，并在圣詹姆斯使徒书中找到一段：“互相忏悔彼此的罪恶。”他完成忏悔后，一把拉下忏悔椅上的神甫，让他坐下也对自己忏悔：“来吧，朋友，书里说了，‘我们必须互相忏悔彼此的罪恶’，我已经忏悔了，你也只能忏悔了才能干别的。”他爱上了圣伊芙小姐，但是却被告知不能娶她，因为在他受洗时她是他的教母，他对命运耍的这个恶作剧非常愤怒，并威胁要取消洗礼。待到获准娶她，他惊奇地发现，结婚时“需要公证人、牧师、证人、婚约和豁免……‘你们真是无赖，要求这么多的预防措施’”。随着故事的依次展开，原始基督教精神和教会基督教精神之间的矛盾被搬上舞台，有人怀念学者的公正和哲学家的宽大仁慈，伏尔泰已经开始了他与迷信之间的对决，在战争中，他要求从敌人那里获得公正和宽大仁慈。

《小大》是对斯威夫特的模仿，但可能比它的宇宙想象模型更为丰富。有一个居住在天狼星上的人访问地球，他高五十万英尺，这样才符合居住在那么大一个星球上的人的特征。在他穿越宇宙的路上，他捎带上了一个来自土星的人，那人很伤心，因为他只有几千英尺高。当他们穿越地中海的时候，天狼星人沾湿了脚。他问他的同伴土星人有多少种感官。“我们有七十二种，但是我们每天都在抱怨太少了。”“你们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很短……我们星球上几乎没人能活过一万五千年。所以你看，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死亡了，我们经历的不过是一个点，我们的停留也只是一瞬间，我们的星球就是一个微粒。我们能学到的非常少，还没来得及从经验中获益，死亡就已经来临了。” [43] 他们站在海里，就像抓起一只小动物似的拿起了一只船，天狼星人将它放在大拇指甲上，引起船上人的阵阵骚动。“船上的牧师不停地念咒除魔，船员在咒骂，哲学家们忙着建立一个体系”，试图解释地球引力失效引发的混乱。天狼星人弯下腰，就像他们头顶上的一片乌云，他说：

“至高的神很高兴能够在你们这群智慧的小小人面前展现无所不能和权力，毫无疑问你们在地球上的快乐肯定是纯粹美好的，因为不受物质的妨碍，从表面上，你们肯定在快乐和思考中度过人生，这正是完美精神的真正愉悦。我现在找到了真正的快乐，就在这里。”

“我们有充足的物质，”一位哲学家回答，“干出不少坏事来……比如说，你肯定知道在我说话的此时，有我那十万的同胞戴着帽子，残杀着相同数目的戴着头巾的同胞，最后，要么他们杀了别人，要么自己被杀。而这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在地球上发生的事。”

“太邪恶了！”愤愤不平的天狼星人厉声叫道，“我真想迈出两三步，把这些杀人狂全部踩在脚下。”

“别白费力气了，”哲学家说，“他们很勤奋，他们会自取灭亡。十年之后，这些可怜鬼中连百分之一都活不成……另外，受到惩罚的不应该是他们，而应该是那些好吃懒做的野人，他们只管在宫殿里发号施令，残杀数以百万的人，然后庄严地感谢上帝让他们成功。” [44]

《老实人》是伏尔泰的晚期作品，接下来最好的故事就是《查第格》。查第格是一位巴比伦哲学家，“极尽人类智慧之所能……他知道的玄学比任何时代的人知道的都要多，他无所不知”。“妒忌心使他想象自己爱上了西密拉。”为了保护她不受到强盗的攻击，他的左眼受伤了。

一位使者被派往孟菲斯，去拜访埃及一位伟大的医生赫尔墨斯，带了一大批随从。他看了查第格，宣布这位病人将失去他的眼睛。他甚至预言这一重要时刻来临的时间。“如果是右眼的话，我是可以治的，但是左眼我就没办法了。”所有巴比伦人都悲叹查第格的命运，崇拜赫尔墨斯深邃的学问。可是两天之后，脓肿自己爆裂，查第格的眼睛痊愈了。赫尔墨斯写了本书证明它不该痊愈，不过查第格没有读。 [45]

他急忙跑去找西密拉，但西密拉听闻赫尔墨斯的首次诊断结果后就与另一个人订婚了，她说：“我太讨厌一只眼睛的人了。”查第格因此娶了一位村妇，希望能从她身上找到宫廷贵妇西密拉身上没有的美德。为了确保妻子是忠贞的，他和朋友设计了一个计谋——查第格装死，朋友在一小时后向他的妻子求爱。查第格被宣布死亡，躺在棺材里，他的朋友前来表示同情，并恭喜他的妻子，最后向她求婚。她敷衍地推托了一下，然后说：“之前我是不会答应的，可现在，就答应了你吧。”查第格“死而复生”，奔向了树林，想要通过大自然的美丽来安抚自己。

之后，他变成一个非常智慧的人，成了国王的大臣，为国王的领地带来了繁荣、正义、和平。皇后爱上了他，国王察觉到这一点，“惶惶不可终日……他特别注意到皇后的鞋是蓝色的，查第格的鞋也是蓝色的；皇后的丝带是黄色的，查第格的帽子也是黄色的”。他想把他们俩都毒死，皇后发现了这一阴谋，给查第格传去消息：“快走，求你了，看在我们相爱和黄丝带的分上，快走！”查第格又跑进了树林。

后来，他将人类比作是在一小块土地上互相蚕食的一群昆虫。这一真实形象使他感觉到自己和巴比伦存在的虚无性，也因此消解了他不幸的感觉。他的灵魂变得无限自由，超脱了感官，思忖着不变的宇宙秩序。但是之后他回到自己……想到皇后也许为他已经死了，整个宇宙也从他眼前消失了。

走出巴比伦，他看到有人在残暴地殴打一个女人，那女人大声求救，查第格上前揍了那个男人，最后为了自我保护一记重拳将敌人打死了。他转身问那女人：“还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去死，恶棍！你杀害了我的爱人。噢，我要撕碎你的心！”

查第格被捕并贬成了奴隶，但是他为他的君主教授哲学，成了最可信任的顾问。由于他的建议，法律废除了殉夫传统（寡妇将自己和丈夫一起下葬），而要求寡妇在下葬之前和一位英俊男士单独相处一小时。查第格被派到锡兰国王那里，教他如何通过挑选候选人中最轻盈的舞者来辨识忠臣：他在舞厅门厅里摆满珠宝，使它们很容易被偷走，让每一个候选人单独穿过无人监视的门厅，等全部候选人都进来后，请大家跳舞。“从没见过跳舞的人如此为难或不雅，他们都低垂着头，弯着腰，双手捂着双腿两侧。”——故事就这样进行着，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西雷的夜晚。

四、波茨坦和腓特烈大帝

那些无法会见伏尔泰的人只能与他通信。1736年，他开始与腓特烈大帝通信，当时腓特烈还只是王子，不是国王。腓特烈的第一封信就像一个小孩写给国王的信，我们可以从满篇的赞美之词中一窥当时伏尔泰的名声，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写出任何巨著。信中称伏尔泰为“法国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语言大师……能够和这样一位拥有如此卓越成就的伟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简直是我的荣幸之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使人心花怒放的”。“什么样的欢乐能够比得上心灵的欢愉呢？” [46] 腓特烈是一个自由思想者，看待各种教义就像国王看待他的臣民一般，伏尔泰寄望于这位腓特烈君主能够使启蒙运动风行，而他自己也许可以充当柏拉图之于狄俄尼索斯的角色。当腓特烈不接受伏尔泰对他的溢美之词时，伏尔泰回应道：“能够拒绝奉承的王子就像敢于否认教皇绝对正确的人一样少。”腓特烈送给他一本《驳马基雅维利》，书中，这位王子用优美的语言阐述了战争的罪恶以及身为国王维护和平的责任，伏尔泰面对这位皇家和平使者几乎喜极而泣。但是几个月后，腓特烈当了国王，入侵西里西亚，将整个欧洲化为血海。

1745年，当伏尔泰成为法国科学院的候补成员时，这位诗人和他的数学家夫人去了巴黎，为了得到这个其实不必要的头衔，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绝好的天主教徒，奉承耶稣会会士，大肆撒谎，总之，就像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做法一样。不过他失败了，直到一年之后才成功，他在欢迎宴会上的致辞成为法国文学经典之一。他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游历在沙龙之间，写出一部部戏剧。从十八岁写《俄狄浦斯》到八十三岁写《伊雷娜》，他创作了一系列戏剧，其中一些是失败的，但大多数都获得成功。1730年《布鲁图》失败了，1732年《艾利菲尔》也失败了，朋友们都劝他放弃戏剧，但是同年，他写出了《札伊尔》，大获成功。1741年创作《穆罕默德》，1743年是《梅洛普》，1748年写了《西密拉米斯》，1760年是《坦克雷德》。

悲喜剧也同时在他的生活中上演。对沙特勒夫人的爱经历了十五年时光后变得稀薄了，他们甚至不再争吵。1748年，侯爵夫人爱上了英俊的小伙子圣朗贝侯爵，伏尔泰发现后勃然大怒，但是当圣朗贝乞求他的原谅时，他又发了善心。那时他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也开始看到死亡就在前方：他不认为年轻人不应该享乐。“这就是女人，”他达观地说（忘了其实男人也一样），“我取代了黎塞留，圣朗贝把我轰出局。这就是秩序，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47] 他为圣朗贝写了一段小诗：

圣朗贝，玫瑰花的生长都是为了你；
玫瑰的刺是我的；
花是给你的。

1749年，沙特勒夫人在分娩时去世了。也是此时，她的丈夫、伏尔泰和圣朗贝同时出现在她的床前而彼此毫无责备，却因为共同的损失而变成了朋友。

伏尔泰竭力使自己通过工作忘记伤痛，曾经一度，他让自己拼命写作《路易十四的时代》。但是真正解救他的是来自波茨坦宫廷腓特烈的邀请，附带三千法郎旅费的邀请是难以拒绝的，1750年，伏尔泰去了柏林。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腓特烈的宫殿里他有豪华的房间，并受到与同时代高高在上的君主同等的款待。起初，他的信中洋溢着满足之情，他在7月24日给达壤泰的信如此形容波茨坦：“十五万士兵……歌剧、喜剧、哲学、诗歌、优雅、精锐卫兵还有诗歌的灵感，小号和提琴、柏拉图式的晚餐、社交活动、自由，谁会相信这一切呢？但是这确实是真的。”几年前，他写道：“啊……多么美好的生活，与三四位智慧且不相互戒备的文人一起居住，（可以想象！）互相爱护，安静地生活，培养艺术，谈论艺术，互相启发！我一直想象有一天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乐园里。” [48] 我现在就在这儿了！

伏尔泰避开参加国宴，他无法忍受和五大三粗的铁汉将军们一起，他留着时间参加腓特烈更晚些时候的私人晚宴，他会邀请一小部分文学圈的朋友，因为那时，这位伟大的王子一心渴望成为诗人和哲学家。晚宴上的对话使用的是法语，伏尔泰曾尝试学德语，在几近窒息的时候放弃了，他倒希望德语能多点智慧，少点辅音。 [49] 听过这些对话的人说，它们比世界上最有趣、最好的书还要精彩，他们无所不谈，畅快淋漓。腓特烈的聪慧几乎和伏尔泰相当，然而只有伏尔泰敢于和他唇枪舌剑，妙语连珠，让对方哑口无言，却又并无冒犯。伏尔泰欢喜地写道：“只要敢于思考，在这里就是自由的。”腓特烈“一手抓伤你，一手又抚平你……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拦住我……经过五十年的暴风雨，我终于找到了港湾。我找到了国王的庇护、哲学家般的言谈、一位和蔼可亲的魅力之人，在我不幸的时候安抚了我十六年，保护我免受敌人的伤害。如果什么事情是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普鲁士国王的人品” [50] 。然而……

同年11月，伏尔泰认为他应该通过投资萨克森债券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是这是腓特烈禁止的。债券涨了，伏尔泰从中赚了一笔。他的经纪人赫希想要通过他公开这笔交易的威胁而进行勒索。伏尔泰“一跃而起，卡住他的脖子，让他乖乖滚蛋”。腓特烈知道了这件事，勃然大怒。“我能用他也就还有几年时间，”他对拉美特利 [51] 说，“榨干了橙子就把皮扔掉。”拉美特利也许是急于赶走对手，向伏尔泰透露了这件事。晚宴虽然还在继续进行，但伏尔泰写道：“我还是一直梦到橙子皮……一个人在从教堂塔尖坠落，发现自己在缓缓坠下，说，‘就这样绵延下去也不赖’，这简直太不像我了。”

他也想停止这样的生活，因为他像一般法国人那样想家了。最终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752年。莫伯图是腓特烈从法国请来的伟大数学家，他和其他很多人试图通过直接参与启蒙运动来唤醒德国人的精神，他与另一位数学家柯尼希因对牛顿的解读不同而发生了争执。腓特烈站在莫伯图一边，而伏尔泰勇气十足却谨慎不足地站在柯尼希一边。他给德尼女士写信说：“我很不幸，我也是个作者，还站在国王的对立阵营里。我没有节杖，我只有一支笔。”同时，腓特烈写给他的姐姐：“我的文人中出了魔鬼，我对他们无可奈何。除了社交活动，这帮人一点也不聪明……动物看到拥有思想的人类经常也不比它们好到哪儿去，应该会很欣慰。” [52] 此时，伏尔泰又写了一篇反驳莫伯图的著名文章《严斥阿卡甲博士》。他给腓特烈读这篇文章，腓特烈整晚笑个不停，但是请求伏尔泰不要发表。伏尔泰默许了，不过文章已被送去印刷——作者不可能扼杀自己创作的孩子。文章发表后，腓特烈怒火中烧，伏尔泰赶忙逃离火场。

在法兰克福，虽然远离腓特烈的管辖范围，但是伏尔泰还是被国王的特工逮捕了，并告知他，除非交出腓特烈的诗稿《帕拉斯神像》，否则不能放他走，因为这首诗与社会礼仪很不相称，甚至甚于伏尔泰的《奥尔良少女》。但是这份可怕的诗稿却被他在半路上丢了。找到诗稿前的几周里，伏尔泰简直就像坐牢。一位书商认为这是个大好时机，可以来逼迫伏尔泰交账，伏尔泰愤怒之下给了他一记耳光。后来，伏尔泰的秘书科利尼安慰这位书商说：“先生，扇你耳光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53]

最后他被赦免了，他准备穿过边界回到法国，却传来他被法国驱逐的消息。这位年迈的老人不知所措，该何去何从？一段时间他甚至想过去宾夕法尼亚，足以想象他当时的绝望。1754年3月，一整个月他都在日内瓦郊区寻找“一个容身之地”，安全地远离巴黎和柏林的独裁君主。最后他买下了一所名叫“乐园”的老房子，安定下来种种花草，恢复身体。在他的生命看似要迈入古稀之年时，他开始了他最崇高和最伟大的创作时期。

五、乐园：《论道德文集》

他为什么又遭到了驱逐？是因为他之前在柏林发表的那“最雄心勃勃、最洋洋洒洒、最富有特点和最胆大妄为的著作” [54] 。光看名字就来头不小：《论从查理曼到路易十三各国道德精神》。这是他在西雷的时候为沙特勒夫人而写的，因为受她对历史的不屑的启发而写。

她曾说：“历史就是一本旧年历，对于我这样一个住在自己庄园里的法国妇女而言，知道瑞典的伊吉尔继承了哈琴之位，奥斯曼是奥托格鲁尔的儿子，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喜欢读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他们描述的一些画面很吸引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读完过我们当代国家冗长的历史，除了混乱和困惑，我什么也读不到。一大堆琐事之间没有联系，也没有因果关系，上千场战争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我拒绝学习这种只能将我的思想湮没而无法给我启发的东西。”

伏尔泰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在《天真汉》中写到，“历史仅仅是一幅幅犯罪和不幸的图画”。他在1768年7月15日写给霍拉斯·沃波尔 [55] 的信中说：“约克派、兰卡斯特派和其他派别的历史读起来确实像是一部拦路抢劫的土匪的历史。”他向沙特勒夫人表示，将尝试寻找把哲学赋予历史的方法，在川流不息的政治事件中找到人类心灵的历史。 [56] 他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写历史， [57] 在所有国家里，历史都被虚无的故事扭曲了，直到最后哲学家出来启迪人们。当他们最终到达黑暗之中时，他们发现人类的心灵已经被错误蒙蔽数个世纪，很难醒悟；他们发现庆典、事实和纪念碑一堆一堆的，只为了证明谎言。” [58] 他总结说，“历史终归只是我们用在死人身上的一连串伎俩” [59] ，我们篡改过去，为了符合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最终，“历史证明所有事件都可以由历史证明”。

他像一个矿工般工作，在“错误的密西西比河流” [60] 找寻人类历史真实的金沙。年复一年，他进行着准备工作：《俄国史》、《查理十二史》、《路易十四时期》、《路易十三时期》，通过完成这些任务，他坚定了理性良心，也正是它将一个人成就为天才。“耶稣会神甫丹尼尔写《法国史》时，在巴黎皇家图书馆摊开一千二百卷文献资料，花了一个小时浏览了一遍，然后找到伏尔泰之前的老师图纳明神甫，将所有材料退还给他，声称这些材料都是‘没用的废纸，对他写那部历史没什么用。’” [61] 伏尔泰可不是这样，只要手头有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材料他都看，他浏览了上百卷回忆录，给上百位当时各个著名事件的幸存者写信，甚至在书出版后还继续研究，每一版都做出修改。

准备工作不仅仅是资料的搜集，他还需要新的筛选和排列方法。仅仅有事实是不够的，即便发生的确实是事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细节之于历史，就像是行李之于负重的部队，我们必须从大的视野看待事物，因为人类的心灵是如此之小，细节的重量会导致沉船。” [62] “事实”应该由编年史作者搜集，并且就像词典那样编排，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提供查阅，就像查单词一样。伏尔泰想寻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原则，这样整个欧洲文明史就可以由一条线穿起来，他认为这条线就是文化史。他决定，在他的历史中不谈国王，而要谈各个运动、势力和群众；不谈国家，而要谈人类；不谈战争，而要谈人类心灵和思想的进步。“战争和革命是其中最小的部分，军队的胜负和城池的得失在历史中太常见了……如果去掉艺术和心灵的历程，在任何时代，你都会‘发现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吸引后人的’。” [63] “我想写一部不是关于战争而是关于社会的历史，弄清楚人们在家庭内部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共同培育的艺术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人类心灵的历史，而不仅仅是琐碎事实的清单；我也不关心那些伟大君主的历史……但是我想知道人类从野蛮迈向文明的台阶是什么。” [64] 如此把君主排除在历史之外是一次最终将他们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民主思潮运动，《论道德文集》开启了波旁皇室的废黜历程。

于是他写出了第一部历史哲学，首次尝试系统地追忆欧洲思想发展中的自然因果脉络，预期这样的试验将废弃超自然的解释方法：只有神学让位，历史才能回归本来面目。据贝克尔说，伏尔泰的书奠定了现代历史科学的基础，吉本 [65] 、尼布尔 [66] 、巴克尔和格罗特都是他的追随者，他是他们的师祖，他的首次发现至今无人超越。

但是为什么这部伟大的著作会使他遭受驱逐呢？因为说了实话，就触犯了每一个人，特别是随后由吉本发展出的观点，触怒了那些神职人员，基督教对异教的迅速征服使得罗马内部瓦解，并沦为入侵的野蛮人的阶下囚。更激怒他们的是书中犹地亚和基督教世界的篇幅比以往要少得多，反而以来自火星的旁观者般的态度大谈中国、印度和波斯，还有这些国家的信仰。一个广阔崭新的世界就这样通过新的角度展现出来，任何教条都黯然失色而具有相对性无穷的东方在地理上出现了，欧洲突然意识到，他们就像是那个拥有更伟大文明的地方的实验半岛。怎么可以原谅一个欧洲人表现出如此的不爱国？国王下令说，这个法国人竟然首先认为自己是人，其次才是法国人，那么我们应该永远禁止他再次踏上法国的土地。

六、费尔涅：《老实人》

名为“乐园”的庄园只是一个临时住所，伏尔泰还要找一个能永久居住的栖身之处。1758年，他在费尔涅找到一处，在瑞士边境，离法国很近。在这里他可以逃离法国的权势，但是如果瑞士政府找他麻烦，他可以去就近的法国难民所。他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流浪生活，他的四处奔波和居无定所并不全是因为他精神上的不安，其实反映出他由于遭受迫害而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六十四岁的时候才找到可以当作家的房子。他的一个故事《斯卡门塔多游记》篇末的内容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生活写照：“我已经见过世界上所有稀罕和美丽的事物，我决定什么也不看了，只看自己的家。我娶了个妻子，很快就怀疑她背叛了我……尽管有这样的疑虑，总体来看，我还是最幸福的。”他没有妻子，只有一个侄女，这对一个天才来说可能更好。“我们从没听说他想留在巴黎……毫无疑问，这明智的驱逐延长了他的生命之光。” [67]

他在自己的花园里很快乐，种植果树，但并不期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结出果实。当一位崇拜者赞美他为后人所做的伟业时，伏尔泰回答：“是的，我种了四千棵树。”他对每个人都很客气，但也有可能被逼得恶语相讥。一天，他问一位来访者从哪里来，“从哈勒那里”。“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伏尔泰说，“一个伟大的诗人、自然主义者、哲学家，几乎是一个全才。”“您说的这一切更加让人心生敬佩了，因为哈勒先生不是这样对待您的。”伏尔泰说：“啊，也许我们都错了。” [68]

现在，费尔涅成了全世界的文化中心，每一个有学识的人或受到启发的君主都会前来拜访，或者与他通信。来的人包括持怀疑主义的神职人员、开明的贵族、有学问的女士，以及从英国来的吉本和鲍斯威尔 [69] ，还有达朗贝尔 [70] 、爱尔维修 [71] 和其他启蒙运动的反叛者。最后，招待这些来访者的花销让伏尔泰有点吃不消了，他抱怨说，他变成了整个欧洲的旅店老板。对一位声称住了六周的拜访者，伏尔泰说：“你和堂吉诃德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把旅店当成了城堡，而你把城堡当成了旅店。”他总结说：“上帝！请别再让朋友们来了，我会自己对付我的敌人的。”

除了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还有前所未见的海量信件，且都写得聪慧过人。来信的人各式各样，情况各不相同：一位德国镇长请求“私下说说到底有没有上帝”，并请伏尔泰让信使带回回信； [72]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因为伏尔泰不时提到北部而兴奋，告诉他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大的鼓励；丹麦国王克里斯琴七世因为没有迅速进行全面改革而来信表示歉意；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送给他一份精巧的礼物，经常写信给他，并希望不会招他厌烦。甚至是腓特烈，在杳无音讯一年后，也开始和这位费尔涅的国王通信。

他写道：“你做过些对不起我的事情，不过我已经全部原谅了，甚至想要忘掉它们。但是如果你不是碰到我这样一个疯狂爱慕你天才智慧的人，你当初很难轻易逃掉。你想听好话吗？好，那我就跟你说实话。我认为你是数个时代以来诞生的最优秀的天才，我敬慕你的诗歌，我热爱你的文章……在你之前的所有作家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机智，像你这样稳妥儒雅。你的言语富有魅力，你知道如何寓教于乐。你是我认识的最有吸引力的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让全世界都爱你。你那富有魅力的头脑有时会冒犯人，但是同时又让那些认识你的人对你宽恕迁就。总之，如果你不是凡人的话，你也会是完美的。” [73]

谁会想到这样一个快乐的人会变成悲观主义的倡导者呢？年轻的时候，在巴黎沙龙寻欢作乐，他见识过了生活中阳光的一面——巴士底狱除外。但是即便是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他还是反对莱布尼茨的非自然的乐观主义。一位热情的年轻人与莱布尼茨站在一边，称“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还出了本书攻击伏尔泰。伏尔泰回应道：“我很高兴听到你专门写了本书来攻击我，我十分荣幸……不管是以诗歌还是其他形式，你什么时候能够告诉我，为什么那么多不幸的人在你所谓‘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扼喉自杀呢？我将非常感激。我等待着你的驳斥、诗歌和辱骂，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俩都不知道。”

遭受迫害和虚幻的想法侵蚀了他的生活信念，他在柏林和富兰克林的经历扼杀了他的希望。但是1755年11月，是他的信念和希望遭受最大痛苦的时候，报道说里斯本发生了可怕的地震，三万人丧生。地震发生在万圣节，教堂里挤满了做礼拜的人，死神终于发现对方如此密集地聚拢在一起的机会，大大地收获了一笔。当伏尔泰听到法国神职人员解释说，这场灾难是对里斯本人民的罪恶的惩罚时，他的震惊变为严肃和愤怒。他满怀激情地赋诗，有力地指出亘古便有的两难境地：上帝能够阻止邪恶但他不愿，或者上帝想要阻止却无能。他对斯宾诺莎的回答并不满意：善与恶都是适用于人的，不适合宇宙，人类的悲剧从永恒的角度看微不足道：

我是伟大整体中微不足道的部分。
是的，所有的动物都生来有罪，
所有有知觉的事物都由相同的定律而生，
像我一样遭受苦难，像我一样死去。
秃鹫紧紧地抓住怯懦的猎物，
血淋淋的利喙咬住颤抖的猎物：
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但是，一瞬间，
大雕将秃鹫撕得粉碎。
而这大雕又被人用利箭射穿了胸膛，
这个人卧倒在沙场的尘土里，
和垂死同伴的鲜血中，
他们最后也成了掠食鸟的盘中餐。
整个世界都在怒吼，
一生苦难，彼此残杀。
在这可怕的混乱中你说，
正是个人的苦难成全了全体的美好！
这是什么样的幸福啊！用颤抖的声音，
你痛苦又可怜地大叫：“一切都好！”
世界早令你失望，你的心
早已上百次地驳斥了你的思想……
最博大的心灵判词到底是什么？
沉默：命运之书对我们仍封闭着。
人是自己的陌生人，
他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不知道要向何方去。
被苦难折磨的微尘躺在泥床上，
被死亡吞噬，成了生命的笑柄。
但是思考的微尘，他们前瞻的目光，
被思想掌控着，窥到隐约的星辰。
我们的存在与无限一体，
我们自己从未发现，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这个充满骄傲和谬误的舞台，
站满了病态的笨蛋，谈论着幸福……

以往，我的歌唱少有悲伤的曲调，
多是愉悦的阳光大道；
时过境迁，岁月教导了我，
更让我染上人类的脆弱，
在阴郁的黑暗中我寻求一丝光亮，
我忍受痛苦，不再抱怨。 [74]

几个月后爆发了七年战争 [75] ，伏尔泰将其看作是疯狂和自杀，是对欧洲的毁灭，只为了决出英国还是法国应该获得加拿大的“几英亩白雪”。正值战争时期，让－雅克·卢梭公开回应那篇针对里斯本地震的诗歌。卢梭认为那场灾难不能责怪人本身，如果我们生活在郊野而不是城里，就不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死亡；如果我们生活在蓝天下而不是房子里，倒塌的房子就不会压在我们身上。伏尔泰对如此深奥的神正论竟大受欢迎备感惊奇，他愤怒，因为自己的名声被这样一个堂吉诃德拽入了泥潭，他以“人类从未使用过的最犀利的智慧武器”回应卢梭，那就是“伏尔泰式的冷嘲热讽” [76] 。1751年，他仅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老实人》。

从没有悲观主义者能如此高兴地争论，也从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个充满不幸的世界后还能发自内心地大笑。几乎没有故事能讲得如此简单而含义深刻，完全只是叙述和对话，没有描述，情节也是在热闹中匆匆掠过。法朗士指出：“在伏尔泰的指尖，笔锋在狂笑中奔跑。” [77] 这也许是所有文学中最好的一篇短篇小说。

老实人，正如他的名字所示，是一个简单又忠诚的小伙子，是威斯特法伦某大男爵的儿子，师从于潘格洛斯。

潘格洛斯是一位形而上神道宇宙学教授……他说：“所有事物都必然是为了达成最好的结果，这是可以论证的。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鼻子是为了架眼镜的……腿是用来穿袜子的……石头是被设计出来建造城堡的……猪的出现是为了我们整年都可以吃到猪肉。总之，那些说所有一切都很好的人是愚蠢的，他们应该说所有事物都是为了最好的。”

当潘格洛斯大发议论时，城堡遭到保加利亚军队的袭击，老实人被捕当了兵。

命令他向右转、向左转、退枪机、上膛、举枪、射击、行进……在春光明媚的某天，他决定去散步，他一直往前走，认为人类和动物有权享受随意使用双腿的特权。走了两里格 [78] 远，来了四个六英尺高的彪形大汉，将他捆绑起来投进了地牢。他有两个选择，看他喜欢哪一个：要么在队伍中被鞭打三十六下，要么接受两个铅球一次落在脑袋上。他自负地表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他哪一个也不选。但他被要求必须做出选择。幸亏有上帝赐予的礼物——自由，他决定接受三十六次鞭打。但是他挨了两次。 [79]

老实人逃往里斯本，在船上碰到潘格洛斯，潘格洛斯告诉他男爵夫妇是怎么被人谋杀的，城堡是如何被摧毁的。他总结说：“所有这些都是必须的，因为个人的不幸才会使全体幸福，所以个人越不幸，全体就会越幸福。”他们到达里斯本的时候恰好遭遇地震，地震结束后，人们彼此诉说着他们的不幸和痛苦，一位年老的女佣断言她是最不幸的：“我曾一百次想过自杀，但是我热爱生命。这个荒唐的弱点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性格之一，有什么比一直扛着一个随时可以卸下且你也想要卸下的包袱更荒唐的事吗？”另一个人说：“全盘考虑，船夫的生活比总督的要好，但我相信其中的差别十分细微，没必要费神研究。”

老实人为了躲避异教审判，去了巴拉圭。“那里的耶稣会神甫掌管一切，人民什么也没有，这是理性和公正的杰作。”在荷兰殖民地，他遇到一个黑人只有一只手和一条腿，用一块破布遮体。这个黑奴解释说：“我们在甘蔗厂干活时，研磨机夹住了我的一根手指，他们就切掉了我的一只手；我们想逃跑，他们就砍掉了我的一条腿……这就是在欧洲吃到糖的代价。”老实人在一块未开采的矿区发现了四处散落的金子，他回到岸边租了一艘船带他去法国，可是船长带着金子跑了，留下老实人在码头上沉思。他身上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他买了一张去波尔多的船票，在船上和一位名叫马丁的长者攀谈起来。

老实人说，“你相信么，人们一直以来都是像今天这样互相残杀的，他们一直以来都说谎、诈骗、背叛、忘恩负义，是土匪、白痴、窃贼、流氓、贪婪者、酒鬼、守财奴，心怀嫉妒、野心勃勃、血腥残忍、诽谤中伤、放荡纵情、狂热，是伪善者，是傻瓜？”

“你相信么，”马丁说，“秃鹫总是在发现鸽子后吃掉它们？”

“当然。”老实人说。

“嗯，”马丁说，“如果秃鹫本性难改，你又为什么想要人会改变本性呢？”

“噢，”老实人说，“这有天壤之别，因为自由意志——”

如此一路争辩，他们就到了波尔多。 [80]

我们不能逐一讲述老实人其余的经历，那是对中古神学和莱布尼茨乐观主义困惑的无情戏谑。体验了这么多不同人的不同邪恶后，老实人最后在土耳其定居，当起了农民，故事是以师生间的对话结尾的：

有一次潘格洛斯对老实人说：

“在这个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你没有被带离那座宏伟的城堡……如果你没有被送去异教审判……如果你没有走遍美洲……如果你没有失去所有的金子……你就不会在这吃着香橼和阿月浑子果仁了。”

老实人回答说：“所有那些都很好，但是我们还是去我们的园子种植吧。”

七、《百科全书》和《哲学辞典》

《老实人》如此无礼的书竟然大受欢迎，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时代精神。路易十四时期的贵族文化，除了大量主教参与其中为之辩解外，都已经能对教义和传统平和宽容了。宗教改革在法国的失败，使得法国人在主教绝对正确和完全不信教之间没有折中的选择。当德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还在宗教发展道路上昂首阔步时，法国思想家已经从屠杀胡格诺派 [81] 的狂热转向了冷酷的敌对，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 [82] 和狄德罗都对他们先前的宗教进行了攻击。让我们看看伏尔泰之后进入并生存于其中的知识环境吧。

拉美特利是一位军医，由于写了《灵魂的自然史》而丢了工作，又因为《人是机器》而遭到驱逐。他一度在腓特烈的皇宫里避难，腓特烈本人就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并且决心从法国引进最新的文化。笛卡尔像一个被火烫到手指的小男孩一般丢掉的机械主义，被拉美特利捡了起来，并公开宣称整个世界，包括人，都是机器。灵魂是物质的，而物质也是有灵魂的。不管它们是什么，它们互相作用，彼此相伴生长和衰退，因此，毫无疑问它们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且互相依存。如果灵魂是纯粹的精神，那么为什么热情会使全身发热，而发烧又会扰乱思想？所有的机能都来自一颗最原始的种子，经由机能和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发展而来。动物为什么有智力而植物没有？因为动物四处觅食，而植物只能接受现成的。人类拥有最高的智慧，是因为人类有最强的欲望和最广的活动力，“没有欲望存在就没有思想”。

虽然拉美特尔因为这些观点而遭驱逐，爱尔维修却把它们当成他的《论人》的基础，成为法国最富有的人，并获得地位和荣誉。因此我们有了无神论伦理学，就像拉美特尔的无神论形而上学。所有的行动都由利己主义和自私而来，“即便英雄也追随让他们获得最大快乐的感受”，“道德只是利己主义的装饰和掩体” [83] 。良心不是上帝的声音，而是对警察的恐惧，是我们的父母、老师和媒体对我们成长中的灵魂不断倾注禁令的最终沉积。道德不应在神学中发掘，而应该在社会学中，是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反映，不是一成不变的启示和教义，道德必须决定什么是善的。

这群人中最伟大者当属德尼·狄德罗（1713－1784）。他自己写就的诸多片段及霍尔巴赫男爵的《自然的体系》中都表现了他的想法，霍尔巴赫的沙龙成了狄德罗的聚集场所。“如果我们回到最开始，”霍尔巴赫说，“我们会发现，是无知和恐惧创造了神明，幻想、热情、欺诈只是装饰和遮掩，怯懦者崇拜它们，容易上当受骗者传承它们，习俗尊重它们，暴政支持它们，以使盲众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狄德罗说，相信上帝与屈从于独裁联系在一起，两者休戚与共，“直到最后的国王被最后的神甫的肚肠绞死之时，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只有当天堂毁灭的时候，地球才能回归本来的面目。唯物主义也许使看待这个世界过于简单化了，一切物质或许原来就是有生命的，不可能将意识的统一仅仅归于事物和运动。但是唯物主义是对付教会的有力武器，在没找到更好的之前，应该一直用这个。同时，我们必须传播知识，鼓励工业，工业将促进和平，知识将催生新的合乎自然的道德。

这就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1752年至1772年间一卷卷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宣扬的观点。教会封杀了最初几卷，随着打压势力的增大，狄德罗的同伴弃他而去，出于愤怒，他继续工作，而且更加卖力了。他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卑鄙了，就像那些神学家反驳理性时空泛而慷慨激昂的演说。听他们所说会使人相信，不能进入基督教的殿堂，就像一群牛被赶进了牛棚。”如潘恩 [84] 所说，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这些人从未怀疑过，学者是在对所有真理和善行进行最终检验。他们说，如果理性自由了，乌托邦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建成。狄德罗没有想到：他刚刚从巴黎引荐的精力旺盛而神经质的让－雅克·卢梭正在他的脑袋和心里种下反对理性登极的革命种子，这场革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伊曼努尔·康德为理论武装，很快占领了哲学的每一座城堡。

伏尔泰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自然也会插手每一次斗争，一度，他也被拉入《百科全书》的圈子。他们都欣然称他为领袖，他也不拒绝这样的奉承，虽然他们的有些想法还需要修正。他们让他写一些关于他们壮举的文章，他一口答应，还写了不少，这使他们都很高兴。当伏尔泰完成他的工作后，就开始编写他自己的百科全书，他称为《哲学辞典》。以前所未有的胆识，他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一个个题目，每个标题下都洋洋洒洒地挥洒他无尽的知识和智慧。试想一个人什么都写，还写出了一本毫不逊色的名著，除了他的哲理小说外，这可称得上是伏尔泰作品中最具可读性和耀眼夺目的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是简练、清晰和智慧的典范。“有些人即便是在小小的一卷中都可以长篇大论，而伏尔泰在一百篇中都体现了简练。” [85] 伏尔泰最终证明自己是个哲学家。

他像培根、笛卡尔、洛克和其他所有近代哲学家一样始于怀疑，并假想一张白纸。“我把狄迪莫斯的圣托玛斯看作我的向导，他总是坚持亲自验证。” [86] 他感谢培尔 [87] 教会了他怀疑，他拒绝一切体系，并怀疑“哲学中每一学派的领袖都有一点冒充内行” [88] 。“我研究得越多，就越坚信形而上学体系之于哲学家就像小说之于女人。” [89] “只有冒充内行的人可以肯定，而我们并不知道最初的原则。我们连为什么我们可以随意活动我们的胳膊都不知道，就去界定什么是上帝、天使、心灵，还有上帝为什么创造了世界，未免也太过夸张了。怀疑不是一个很令人满意的境况，但是完全确信肯定是很荒唐的。” [90]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被创造的，我是怎么出生的。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完全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事物的原因……我见过物质，像天狼星，还有显微镜下最小的微粒，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物质。” [91]

他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婆罗门长老的故事，他说，“我希望我没有出生”。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回答，“我研究了四十年，发现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我相信我是由物质构成的，但是我却不能使自己满意，我不知道什么创造了思想。我甚至不知道大脑的理解是否和走路或消化一样只是简单的官能，或者我用头脑思考是否就和我用手拿起东西一样……我说了很多，我说完后，还是很困惑，而且为我所说的感到羞耻。”

同一天，我和他的邻居，一个老妇人聊天，我问她，是不是因为无法知道灵魂如何产生而每天不开心。她甚至无法理解我的问题。她一生中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而那位善良的婆罗门长老却不断自我折磨。她内心深处相信守护神的化身，如果她能够得到恒河的圣水洗礼沐浴，她就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我为这个可怜人的幸福感到惊讶。我回到哲学家那里，我说：

“离你不到五十码的地方，一位老妇人什么都不想而活得很快乐，你不为你如此痛苦而羞愧吗？”

他答道：“你说得对，我对我自己说了一千遍了，如果我能和那个老邻居一样无知，我应该也很快乐。但是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快乐。”

婆罗门长老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比任何事情都要深刻的印象。 [92]

即便哲学家最后像蒙田一样问“我知道什么”，这也是最伟大的冒险，是最崇高的冒险。让我们学会为知识的微小进步而高兴，而不是通过我们虚妄的想象创造出一个新的体系来。

我们不应该说，让我们开始创造原则，从而我们可以解释一切；我们应该说，让我们对事物作出准确的分析，然后尝试着去看，这种种不同中是否有一种原则可以解释一切 [93] ……大法官培根指出了科学也许应该遵循的道路……但是笛卡尔出现了，与他应做的背道而驰：没有研究自然，而是希望可以预测她……这位最好的数学家在哲学上只是妄想而已 [94] ……让我们去计算、称量、测量、发现吧，这才是自然的哲学，剩下的几乎全部都是虚无妄想。 [95]

八、雪耻

一般情况下，伏尔泰也许绝不会从温和的怀疑主义的哲学平静转为晚年的激烈争论。他所生活的贵族圈已经很好地接受了他的观点，没有激烈的争论；甚至连神甫也对他在信仰上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红衣教主最后也考虑，他们是无法把他变成优秀的嘉布遣会修士的。是什么让他从一个彬彬有礼的不可知论者变成了激烈的反教权主义者，不允许任何的妥协，满腔愤怒地加入摧毁教会主义恶性的战争中？

离费尔涅不远的地方是图卢兹——法国第七大城市。伏尔泰时期，那里完全由天主教掌控，城市里到处张贴着有关南特诏书（允许新教徒信仰自由的诏书）撤销的壁画，把圣巴多罗买大屠杀当作节日来庆祝。图卢兹的新教徒不能当律师、医生、药剂师、杂货商、书商和出版商，天主教徒也不能雇佣新教徒为仆人或职员。1748年，一位妇女因为雇用了一个新教徒产婆而被处罚三千法郎。

图卢兹的一位新教徒让·卡拉斯有一个女儿是天主教徒，他的一个儿子上吊自杀了，可能是因为生意上失利。图卢兹的法律规定，自杀的人要被裸体绑在囚笼上，脸朝下，巡街游行，最后还要施以绞刑。这位父亲意识到这点，便让亲戚朋友们作证儿子是自然死亡，结果，流言四起，说是这位父亲为了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而杀了自己的儿子。卡拉斯被捕，饱受折磨，不久死了（1761）。他的整个家庭也饱受迫害，彻底毁了，逃往费尔涅寻求伏尔泰的帮助，伏尔泰将他们收留在自己家中，安慰他们，对他们讲述的中古世纪的迫害故事大感震惊。

大约在同时（1762），传来伊丽莎白·西文斯的死讯，又一次流言四起，传说是在她准备改信天主教时被人推入水井。势力弱小的新教徒不敢这么做，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逃脱了流言的追堵。1765年，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拉巴尔因为损坏十字架而被捕，不堪酷刑折磨，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被斩首，尸体被扔入火堆，而众人竟然鼓掌喝彩。这个小伙子身上有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也被一同丢入火堆。

伏尔泰几乎生平第一次彻底变成一个严肃的人。当达朗贝尔也厌恶政府、教会和众人，给伏尔泰写信说他将嘲弄一切。伏尔泰回答：“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智慧是无法调和屠杀的……这是一个哲学和欢愉的国家吗？它更像是一个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国家。”这一切对于伏尔泰就像是德雷福斯案之于左拉和阿纳托尔·法朗士，这样的暴虐不公触发了伏尔泰，他不再只是一个耍笔杆子的人，他成了一个行动的人。为了这场战争，他将哲学搁置一旁，或者说将他的哲学变成了无情的炸药：“这时，我的一丝笑容都会让我认为自己是在犯罪。”也正是此时，他写下了那最著名的座右铭——雪耻，激起整个法国的灵魂反抗教会的肆虐。他开始倾泻如此炽热的智慧列之火，融化了主教的桂冠和节杖，粉碎了法国神职人员的势力，帮助大众推翻皇权。他向他的朋友和随从发出召唤，召集他们参加这场战斗：“来吧，勇敢的狄德罗，无畏的达朗贝尔，联合起来……压倒狂热者和无赖，摧毁枯燥无味的高谈阔论、拙劣的诡辩还有撒谎的历史……数不胜数的荒谬。不要让那些敏于感知的人屈从于那些毫无感知的人，即将出生的一代应该拥有理性和自由。” [96]

在这胶着时刻，有人想要收买他；通过蓬巴杜夫人他收到红衣教主的权位允诺，作为他与教会和解的回报， [97] 好像那些沉默寡言的主教会使这样一位毫无疑问统领知识界的人物感兴趣似的。伏尔泰拒绝了，他像另一个加图，开始在每一封信的结尾写上“雪耻”。他发表了《论容忍》：如果神职人员遵守他们的布道原则，宽容地对待不同的人和事，他也许可以容忍他们教义的荒谬。但是，“福音书中都难以找到踪迹的那些细枝末节却成了基督教历史上血腥斗争的源头” [98] 。“那个对我说‘相信我所做的，否则上帝会惩罚你’的人，现在应该说‘相信我所做的，否则我将谋杀你’。” [99] “什么权力可以使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非要被迫和另一个人想法一致？” [100] “由迷信和无知构成的狂热是所有世纪的通病。” [101] 圣皮埃尔推崇的那种永恒和平不可能实现，除非人们学会容忍彼此在哲学、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同。社会健康的首要任务就是摧毁教会权力，它是排除异己的根源所在。

《论道德》之后是大量的小册子，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般，包括历史、对话、信件、教理问答、斥责、讽刺、说教、诗歌、故事、寓言、评论和散文，都以伏尔泰或者其他上百个笔名写成，是“迄今为止由一个人写出的最令人惊叹的庞杂的宣言” [102] 。哲学从来没有讲得这么清楚和生动过。伏尔泰写得太好了，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写哲学问题。他却非常谦虚地说：“我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我就像一条小溪，非常透明，因为它本来就不深。” [103] 所以大家都读他，不久，所有人，甚至包括神职人员都开始读他的小册子，总计售出了三十万册——虽然比起今天很多作品的读者数量而言这不算多，但这在文学史上是无前例的。他说，“大部头的书已经不受欢迎了”。他继续日复一日地，坚持不懈地派出他的这些小兵，令世界惊叹于他的思想的丰富和七十年来积攒的伟大力量。正如爱尔维修所说，伏尔泰穿过了卢比孔河，站在了罗马前面。 [104]

他开始对《圣经》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进行“更高的批判”，他从斯宾诺莎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资料，还有很多来自英国的自然神论者，大多数来自培尔的《批判辞典》。这些材料在他手中变得如此的光彩照人。有一本名为《萨帕塔的疑问》的小册子写这样一则故事：萨帕塔是神教人员的候选人，他天真地问：“我们如何进一步说明我们烧死的成百上千的犹太人是四千年前上帝的选民？” [105] 他接着问了一些《旧约》中显然时间和描述前后矛盾的问题：“当两个教会会议互相指责时，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究竟哪一方是正确的呢？”最后，“萨帕塔没有得到回答，就以最简单的内容宣扬上帝。他宣布上帝是人类共同的父亲，是奖赏者、惩罚者还是宽恕者。他从谎言中找出真相，将宗教和狂热分离开来，他教授德行并且身体力行。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谦逊无比的人，他最终在1631年巴利阿多利德恩典中被烧死” [106] 。

在《哲学辞典》“预言”这个词条里，他引用了雷宾·艾萨克《信仰的屏障》中反对希伯来人对犹太人的预言，接着颇为讽刺地说，“这些对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进行盲目解读的人们，与教会斗争，固执地认为这些预言不可能是关于基督的” [107] 。在那些危机重重的日子里，人们被迫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而实现目的最便捷的途径总不会是笔直的。伏尔泰喜欢追踪基督教教义和仪式的历史，他追溯到希腊、埃及和印度，认为基督教在这些国家的适用是基督教在古代获得成功的原因。在关于“宗教”的词条中，他很含蓄地问道：“在我们自己神圣的宗教之外——当然我们的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但在这之外，什么宗教是拥有最少争议的？”他继续描述与当时的天主教直接对立的信仰和崇拜。“基督教肯定是神圣的，”他以高深莫测的语调说，“它绵延了一千七百年，除了那些充满堕落和废话的事实。” [108] 他说，几乎所有古代人都有相似的神话故事，并断言神话故事是神教人员编造出来的：“第一个无赖碰上第一个傻瓜成就了第一个神学家。”但是，他并不是把宗教问题都归于神职人员，而是归诸神学。神学中细小的不同造成了诸多惨痛的争执和宗教战争。“不是普通人……发起了这些荒谬致命的争论，制造了这么多恐惧的根源……那些人正在享受你们的劳动成果。悠然自得无所事事，尽享你们的血汗和痛苦，将你们变为他们的信徒和奴隶，他们让你们拥有破坏性的狂热，他们就成了你们的主人；他们让你们迷信，不是让你们敬畏上帝，而是让你们对他们产生恐惧。” [109]

我们不要就此认为伏尔泰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其实坚决反对无神论， [110] 以至于一些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批评他说：“伏尔泰是个盲从者，他信上帝。”在《无知的哲学家》中，他论证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但又退回到几乎是无神论的位置。他给狄德罗的信中写到：

我承认我不同意桑德森的观点，他否认上帝是因为他生来失明。我也许错了，但是以他的角度，他应该意识到上帝给了他那么多代替视力的东西，认知和思考事物之间美妙的联系。他应该怀疑有一位无所不能的匠人。如果思考上帝是什么，上帝为什么创造万物都是放肆行为的话，那对我来说否认上帝的存在才是十分放肆的。我很迫切地希望见到你，与你谈谈，无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上帝创造的杰作，还是只是必然的产物，取之于永恒、不能否定的物质的一颗微粒。不管你是什么，你是我所不知道的世界中非常可贵的一部分。 [111]

他向霍尔巴赫指出他的书名《自然的系统》暗示着组织万物智慧的神。另一方面，他坚决否认奇迹和祈祷能获得超自然效力：

我站在修道院门口，修女费秀对修女孔菲特说：“上帝对我非常照顾，你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歌雀，如果不是我祈祷万福马利亚治好了她的伤，她也许已经死了。”……一位形而上学家对她说：“修女，没有什么比万福马利亚更好的了，特别是当一个女孩用拉丁文在法国郊区祈祷的时候；但是我相信上帝在你的歌雀身上没花多少工夫，尽管她很可爱。我希望你能了解上帝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修女费秀说：“先生，您有一点异教的味道。我的忏悔牧师……会认为你不信上帝。”形而上学家说：“我相信普遍的上帝，他在很久之前就制定了万物的秩序，像太阳的光芒。但是我不相信上帝会因为你的歌雀就重新改变世界的组织。” [112]

“尊敬的殿下，命运决定一切。” [113] 真正的祷告不是要求打破自然规律，而是接受自然规律作为上帝不可改变的意志。 [114]

同样，他否认自由意志。 [115] 对于灵魂，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四千卷的形而上学也无法教会我们明白什么是灵魂。” [116] 作为一位老人，他更愿意相信永生，却发现永生很难。

没有人会认为跳蚤有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不是大象、猴子或者我的仆从呢？ [117] ……一个孩子死在了母亲的肚子里，正是他在接收灵魂的时候。他还会复活为胎儿、儿童或成人吗？想要再一次复活成同一个人，你必须有完全精准的记忆，因为记忆是识别工具。如果你失去了记忆，你怎么能成为同一个人呢？ [118] ……为什么人类那么自信只有他们拥有精神不灭的原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自负。我相信，如果孔雀会说话，它们也会吹嘘自己的灵魂，并坚信它就藏在它们美丽的尾巴里。 [119]

早期，他拒绝接受永生的信念是道德所必需的：古希伯来人没有永生，但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还有，斯宾诺莎是道德的典范。

晚年，他改变了想法。他开始感觉到，对上帝的信仰除非连带着对惩罚、奖励的永恒信念，否则没有什么道德价值。也许，“对一般人而言，有一个因果报应的上帝”是必需的。培尔问到，一个无神论的社会能否存活？伏尔泰回答，可以，如果他们都是哲学家的话。 [120] 但是世上少有哲学家。一个小村庄，要想治理好就必须有宗教。 [121] “我想让我的律师、裁缝和妻子都信上帝，”甲乙丙中的甲说，“那样，我应该就会极少被抢劫和欺骗。”“如果不存在上帝，那就有必要创造一个。” [122] “我开始更重视幸福和生活，而不是真相。” [123] 在启蒙运动期间，他就预见到之后康德会攻击启蒙运动的各种教义。他对他的无神论朋友也只是略加反驳。他在《哲学辞典》词条“上帝”中对霍尔巴赫说：

你说信上帝……会使人避免犯罪，这已经令我感到满足了。如果这个信仰能够阻止十起谋杀和十起诽谤的话，我想全世界都会欢迎的。你说宗教带来了无数的不幸，说迷信统领了我们这个不幸的世界。这是神的绝对崇拜者最残酷的敌人。让我们一起唾弃这个撕碎他母亲胸腔的恶魔，那些与之斗争的人是我们的恩人。它就像是毒蛇，将宗教扼死在它的怀里。必须在不伤害它所吞噬的母亲的情况下扭断它的头。

把迷信和宗教区别开来是他的基本观点。他欣然接受登临训诫的神学，并且大力赞扬耶稣，但圣徒的狂热与此不可相提并论。他将耶稣描绘为圣贤，哀叹那些假借他的名义犯下的罪行。他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并题词“伏尔泰为敬神而建”，他说这是欧洲第一个为了敬神而建的教堂。他在上帝面前做了动人的祷告，在词条“有神论者”中终于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信仰：

有神论者坚信至高之神的存在，仁慈厚爱，权力无边，创造万物……惩罚所有罪行，却不残暴；嘉奖一切善行……与其余的世界结合在这条原则之下，他不加入其他任何相互矛盾、争执的教派。他信奉的宗教是最为久远的，因为对于上帝的朴素膜拜是先于世界上所有系统的。所有民族都听得懂他的语言，虽然他们不了解彼此的语言。从北京到卡宴 [124] 他都有兄弟，将所有圣人都揽在旗下。他相信，宗教不是存在于无法言说的形而上学中，也不存在于徒有其表的形式里，而是在崇拜和公正里。行善是他的信仰，服从上帝是他的教义。回教徒向他大喊：“如果你去麦加朝圣，你就小心点！”神甫对他说：“如果你不去洛雷托圣母堂朝圣，你就要受到诅咒。”他对洛雷托和麦加一笑了之，但是他帮助穷人，保护受压迫的人。

九、伏尔泰和卢梭

伏尔泰全身心投入了反抗教会暴虐的斗争中，在他的晚年，他甚至被迫退出了反抗政治腐败和压迫的斗争。“政治不是我的本行，我总是尽己所能使人变得更智慧和更有尊严。”他知道政治哲学可以变得很复杂，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我厌倦了那些坐在他们自己的阁楼里统治国家的人” [125] ，“这些立法者草率地统治世界……他们没法管好自己的妻子或家务，却很享受管理整个世界” [126] 。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简单和通用的公式解决，或者将傻瓜和无赖分在一边，我们自己分在另一边的方式解决。“真理和派别没有关系，”他给沃夫纳格 [127] 的信中写到，“像你这样的人的职责就是有所偏好，但不排他。” [128]

由于富有，他倾向于保守，就像那些饥饿的人迫切希望改变。他的灵丹妙药就是广散钱财：财产可以给予人人格尊严，使人自信。“拥有财产可以使人备感力量。拥有财产的人管理自己的产业肯定比管理别人的要好。” [129]

他对政府的形式不感兴趣，理论上，他倾向于共和制，但是他知道，共和制也有其问题：共和制允许的党派之争，如果不造成内战，至少也会损害国家的统一；这只适合那些被地理环境保护的小国家，那里还没有被财富破坏和腐蚀；总之，“人很少能管好自己”。共和制最多只是个过渡，是社会的初级形式，来自于家庭的统一。美洲印第安人就生活在部落共和国里，非洲也遍布这样的民主。但是经济地位的差异结束了这种政府平均主义，而这种经济差异又是发展的必然产物。“哪个更好，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回答道：“这是个讨论了四千年的问题。问富人，他们希望是贵族制；问大众，他们希望是民主制；只有君主自己希望是君主制。那为什么几乎整个世界都被君主统治呢？问问老鼠吧，它们提议在猫脖子上挂一个铃铛。” [130] 当有人争辩说君主制是政体的最佳形式时，“还是让马可·奥勒留当君主吧，对穷人而言，被一只狮子吃掉和被一百只老鼠吃掉有什么区别呢？” [131]

同样，伏尔泰对国籍也非常淡然，就像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他没有字面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他说，爱国意味着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仇恨其他所有国家。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但是又不牺牲他国，他就是一位理性的爱国者和世界公民。 [132] 伏尔泰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他在法国还与英国、普鲁士打仗时，赞美英国文学和普鲁士国王。他说，只要国家之间存在战争，他们中间就没什么好选的。

他最痛恨的就是战争。“战争是万恶之首，所有侵略者都会修饰自己的罪行，冠之以正义的头衔。” [133] “禁止杀人！所有杀人犯都应受到惩罚，除非他们是在号角中大规模地屠杀。” [134] 他写了一篇《关于人的整体思考》，在《哲学辞典》关于“人”的末尾写道：

一个人由籽苗，也就是还在母体内的时候，变为动物状态，也就是婴儿的时候，再变为自己能感受到具有成熟理性的状态，这个过程需要二十年。要认识哪怕是人体结构很小的一部分，也需要三十个世纪。要了解灵魂，则需要永恒的时间。但是，杀掉一个人，只要一瞬间。

那么他是否认为革命是补救之道呢？不。首先，他不信任民众：“民众根据理性行动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135] 大多数人都急于寻求真理，直到改变使真理变成谬误，他们认识的历史不过是一个神话取代另一个神话。“当旧的错误成立时，政治就利用它，让民众把它当作佳肴吞下肚子，直到另一个迷信错误取而代之，政治就从第二个当中获益，正如他们在第一个中获益那样。” [136] 然后又一次，不平等被写进社会结构，只要人还是人，生活还是挣扎，那么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那些说人人平等的人，如果他们指的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力、享受自由、拥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么他们就说出了最大的真理。”但是“平等是世界上最自然也是最异想天开的事：自然是当它仅指权利的时候，不自然是当它企图平分物资和权力的时候” [137] 。“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是一样的强壮，但是他们可以拥有同等的自由。英国人做到了……自由是指除了法律外不受任何约束。” [138] 这是杜尔哥、孔多塞 [139] 和米拉波及其他追随伏尔泰的自由分子的观念，他们希望拥有和平的改革。但不能使被压迫者感到满足，他们更期待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甚至愿意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获得平等。卢梭代表的是普通民众的声音，对阶级划分十分敏感，这种划分在他看来随处可见，他赞成平均分配。当大革命落入他的随从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手中时，平等是有了，自由却上了断头台。

伏尔泰对完全出于想象而建立的新世界乌托邦表示怀疑，但它被立法者推崇。社会是时间的产物，不是简单的哲学三段论。当过去被关在门外时，它还会从窗户跳进来。问题是什么样的改变能消除这个真实世界中的种种痛苦和不公。 [140] 在《理性的历史赞美》中，真理是理性的女儿，当路易十六继位时，真理欢欣鼓舞，并期望能够进行大规模改革。但理性回答道：“女儿，你知道我也希望这样，甚至比你更希望，但是这需要时间和思考。我总是高兴地看到在众多失望中还有燃起希望的小小改良。”但是，在杜尔哥掌权时期，伏尔泰也十分高兴，他写道：“我们已经身处黄金时代，要大干一场了！” [141] 他所倡导的改革终于来了：陪审团、取消什一税、免除穷人的所有税收等。他不是还写过那封有名的信吗——

我所见到的一切看起来就是到处散播的革命的种子，它们有一天终究会开花结果，但是我可能无缘见到那一幕了。法国人总是姗姗来迟，但是终归还是会来的。烛火就这样一家家地传下去，不知会在哪里爆发出火花，那时将会有罕见的革命。年轻人是幸运的，他们能够见到那美好的一切。 [142]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周围发生着什么，他也绝未想到，在“火花爆发”的时刻，法国人会热烈地欢迎古怪的让－雅克·卢梭的哲学，这个来自日内瓦和巴黎的人正在以他多愁善感的小说和富于革命性的小书震动着世界。复杂的法国灵魂似乎在这两个人身上分裂为两部分，如此不同，却又如此具有法国特征。尼采曾形容“欢乐的科学，轻快的脚步、智慧、火焰、优雅、强大的逻辑、自负的智慧和众星捧月般的舞蹈”，当然，他说的是伏尔泰。现在伏尔泰身旁多了个卢梭：充满热情和幻想，拥有高尚和稚嫩的想法，中产阶级贵妇的偶像，声称自己像帕斯卡一样，心中有理性，但头脑永远不会理解。

在这两个人身上，我们又看到理性和本能的古老碰撞。伏尔泰总是相信理性：“我们可以通过言辞和文字更好地启发人。” [143] 卢梭不赞成理性，他向往行动，他对革命带来的风险毫不畏惧，他相信兄弟般的人间情谊能重整被骚乱和因古老习俗的失效而肢解的社会。废除法律，人们将能进入平等、公正的时代。他送给伏尔泰一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阐明自己反文明、反文学和反科学的论点，希望能够重返野人和动物的自然世界，伏尔泰回复说：“我已经收到您反对人类的新书了，非常感谢……没有人能像您这样聪慧地想使我们再次回到畜生的状态，读您的书让我想要四肢爬行了。但是我已经六十年没有做过这样的练习了，我感到很不幸，可能我没办法做到了。” [144] 他看到卢梭将这种对野蛮的激情继续用在《社会契约论》中，感到十分恼怒，他在给博尔德的信中写到：“先生，你现在看到了，让－雅克像一个哲学家，就如同一只猴子像人一般。” [145] 他是“第欧根尼的一只疯狗” [146] 。但是他却抨击瑞士政府烧毁了这本书，他坚持他那著名的观点：“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147] 当卢梭逃避上百个敌人的攻击时，伏尔泰热情地邀请他住在自己的乐园里，这是怎样一幅画面啊！

伏尔泰认为，所有对于文明的斥责不过是幼稚的胡说八道，人在文明中远比在野蛮中好。他告诉卢梭，人在本性上是捕食的野兽，文明社会是对野兽的约束，缓和他们的兽性，通过社会秩序创造出理性和快乐发展的可能性。他同意现状并不理想：“政府允许特定阶级说‘让那些工作的人纳税吧，我们不应该纳税，因为我们不工作’，这样的政府比霍屯督人 [148] 的政府好不到哪儿去。”即便再腐败堕落，巴黎还是有她可以弥补的特点。在《如此世界》里，伏尔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天使派巴蒲克去做调查，看看是否应该摧毁波斯波利斯城。巴蒲克到那里以后，被他所发现的罪恶吓了一跳，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尽管这里的人易变、相互诋毁、爱慕虚荣，但是也同样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行善仁慈。他很担心波斯波利斯受到责备，也害怕上交报告。于是他找到全城最好的铸工，用不同的金属、泥土和石头（最贵的和最贱的）铸成了一尊小人像，交给天使。他说，‘你会仅仅因为这不是纯用金子和钻石做的就把他砸毁吗？’”天使不再想要摧毁波斯波利斯城了，而是任其“如此世界”。毕竟，如果人只想改变制度而不改变人的本性，那不变的本性迟早会在制度中死而复生。

这就是那个古老的循环，人们建立制度，制度束缚人。从哪里能打破这个循环呢？伏尔泰和自由主义者认为，理性可以通过教育和改变人来打破循环，这缓慢但和平。卢梭和激进分子却认为，这个循环只能由本能和充满激情的行动打破，打破旧的制度，在热情的驱动下建立新的制度，倡导自由、平等和博爱。也许真理居于两方阵营之上：本能肯定能摧毁旧的，但是只有理性能够建立新的。当然，尽管反抗的种子埋藏在卢梭激进主义的土壤里，但本能和感情还是会忠于孕育他们的过往，它们已经适应陈规，在经历革命的净化后，心灵又会召唤超自然的宗教和昔日平和的“美好时光”。在卢梭之后，夏多布里昂 [149] 、斯塔尔夫人 [150] 、德·迈斯特尔和康德出现了。

十、结局

与此同时，这位笑容可掬的老者正在费尔涅打理他的花园，说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做的最好的事”。他也想长寿：“我害怕在我还没完成自己工作的时候就死了。” [151] 但实际上，他肯定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他的慷慨数不胜数。“每一个人，无论远近，都能寻求他的帮助。人们向他诉说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恳求他用笔和声誉给予帮助。” [152] 他特别关心有过不端行为的穷人，为他们寻求宽恕，帮他们找一份正当的工作，同时关注并教导他们。曾有一对年轻夫妇抢劫伏尔泰后跪下请求他的原谅，他跪着扶他们起来，告诉他们宽恕在他们自己手上，他们应该跪下祈求上帝的宽恕。 [153] 他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养育高乃伊的侄女，教育她，还给她准备了嫁妆。他说：“我做的那些小事就是我的大成就……当我被袭击时，我会像恶魔一样反击，不屈服于任何人，但是内心深处，我是一个善良的魔鬼，最后，会对一切一笑了之。” [154]

1770年，朋友们想为他筹资建一尊半身像，富人们只被允许赞助少许份额，因为上千的人都要求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腓特烈询问他应该给多少，回答是：“陛下，一克朗，并刻上您的名字。”伏尔泰恭贺他不但培养了很多科学家，还鼓励了解剖学，因为他出资建造了一个骷髅头塑像。伏尔泰反对为他建造雕塑，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脸已经没办法雕塑了。“你们无法想象它本来是什么样子，我的眼睛下陷了三英寸，脸颊就像是破旧的羊皮纸……仅有的几颗牙也掉了。”达朗贝尔对他说：“天才……总是会有一张让它的兄弟——天才很容易发现的面容。” [155] 当宠物亲吻他的时候，他说那是“生亲吻着死”。

他已经八十三岁了，渴望在死前能去巴黎看看，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进行如此劳累的旅行，但是他回答说：“如果我想做一件蠢事，没有什么能阻拦我。”他活了这么久，如此辛勤地工作，也许他觉得他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死去，要去那个驱逐了他太久的巴黎看看。他启程了，历尽艰辛，穿越整个法国，当他的马车到达法国首府时，他的骨头几乎都散了。他立刻去看望他年轻时的朋友让泰尔，称“我是放下死亡来看你的”。第二天，他的房间就挤满了三百位访客，人们像迎接国王一样迎接他，路易十六都感到有些嫉妒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是来访者之一，带着他的孙子，希望得到伏尔泰的祝福。这位老人将他瘦弱的手放在年轻人的头上，祝福他献身于“上帝和自由”。

他病得太重了，牧师前来接受他的忏悔。伏尔泰问：“您从哪里来？”“从上帝那儿。”“很好，很好，您的证件呢？” [156] 牧师就这样一无所获地走了。之后，伏尔泰又请了一位牧师戈蒂埃来，可是戈蒂埃拒绝宽恕伏尔泰，除非他签署一份完全信仰天主教教义的文件。伏尔泰非但没签，还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份声明交给了他的秘书瓦格纳：“我至死敬神，热爱我的朋友，并不仇恨我的敌人，厌恶迷信。（落款）伏尔泰，1778年2月28日。” [157]

虽然病情很重且步履蹒跚，伏尔泰还是去了法国科学院。夹道欢迎的热情的人们爬上他的车，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送给他的贵重披风撕成碎片留作纪念。“这是本世纪的历史性事件之一，经历了艰苦卓绝战斗而凯旋的统帅也未曾得到过如此礼遇。” [158] 在科学院，他建议重新修订法语词典，他仍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主动提出负责A字母下的所有内容。会议结束时，他说：“先生，我以这个字母的名义感谢您。”主席查斯特卢回答：“我们以文字的名义感谢您。”

他的戏剧《伊雷娜》正在剧院上演，他不听医嘱，坚持去剧院。这场戏并不精彩，但是人们没有惊叹一个八十三岁的人写出这样一个不怎么样的剧目，而是惊叹这个人什么都能写。 [159] 为了表示对作者的敬意，人们大声欢呼，淹没了舞台上演员的声音。一个陌生人走进来，以为自己进了疯人院，仓皇逃到大街上。 [160]

当晚，这位文学巨匠回到家时，他几乎已经可以安心地死去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他已经用尽自然给予他的比前人多得多的狂野、精彩的能量。他感到生命正在离他远去，却仍在不停挣扎。到底伏尔泰没能战胜死神，最后的日子还是到来了：1778年5月30日。

他被拒绝葬在巴黎，朋友们使他阴森地坐在车里，假装他还没有死，送出了城。在塞利埃尔，朋友找到了一位神甫，这位神甫了解规矩不是为天才制定的，遗体就葬在圣地。1791年大革命胜利后，国民议会迫使路易十六将伏尔泰的遗体迁至先贤祠。昔日光辉的余烬穿过巴黎大街，两旁站了六十万人。灵车上写着：“他给了人类动力，他让我们准备好迎接自由。”在他的墓碑上只需要一句话：

伏尔泰长眠于此。

第六章
伊曼努尔·康德
和德国唯心主义

一、通向康德之路

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统治了整个十九世纪的思想，在这之前没有一个思想体系可以做到这一点。经过近六十年沉寂而隔绝的发展之后，这位哥尼斯堡神秘的苏格兰后裔在1781年凭借他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将世界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批判哲学”统治了欧洲的哲学思想。浪漫主义的浪潮在1848年革命中迅速衰退，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成为一时权威；1859年后，进化论横扫一切成为主导；十九世纪结束之际，尼采振奋人心的攻击传统观念的言论独领风骚，成为哲学舞台上的主角。但这些都是次要的、表面的，在这些发展的背后，真正强大稳定的是康德的思想之流，它的影响愈来愈深入和广泛。直到现在，在每一种成熟哲学中，康德哲学的基本原则仍被当作公理。尼采先认可康德，然后对其进行批判； [1] 叔本华则称《纯粹理性批判》是“德国文献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并认为，任何一个人在读懂康德之前都只能算是个孩子； [2] 斯宾塞不懂康德，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在哲学史中略显渺小。套用黑格尔就斯宾诺莎说的一句话：要想成为一名哲学家，必须先做一名康德主义者。

既然如此，让我们马上成为康德主义者吧。显然我们不可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因为，正如在政治领域一样，在哲学领域，两点之间最长的距离是一条直线。要研究康德的哲学，康德本人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最后一个对象。康德既像又不像耶和华，他也透过云彩讲话，只不过其间不会出现闪电。他不屑于举例和谈及具体事物，因为他觉得那样会使他的书太厚。 [3] （尽管内容很精炼，但是这本书还是有八百多页。）只有专业哲学家才读他的书，因为专业哲学家无需例子就能理解。然而，当康德把《纯粹理性批判》的原稿交给他擅长思辨的朋友赫尔兹时，赫尔兹读了一半就还回去了，害怕继续读下去自己会发疯。面对这样一位哲学家，我们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从安全又敬重的距离开始，迂回曲折、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接近这位哲学家吧。让我们从外围不同的点出发，慢慢地摸索、靠近中心，最难懂的哲学的秘密和宝藏就藏在那儿。

1. 从伏尔泰到康德

这条路是从没有宗教信仰的理论理性到没有理论理性的宗教信仰。伏尔泰代表着思想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和理性时代。弗朗西斯·培根的热忱曾激励了所有的欧洲人（除卢梭外），他坚信，科学和逻辑能够最终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并且证明人类“无限的可完善性”。孔多塞在狱中完成了《人类精神进步史纲》（1793），描写了十八世纪人们对知识和理性的狂热信仰，并指出全民教育是通往乌托邦的唯一途径。即便沉着如德国人，也有他们的启蒙运动、他们的唯理论者克里斯汀·沃尔夫 [4] 和前程似锦的莱辛。革命中热情似火的巴黎人将对理性的崇拜戏剧化，他们膜拜“理性女神”，这女神由一位迷人的街头女郎扮演。

对斯宾诺莎而言，这种理性信仰带来了宏伟的几何结构和逻辑：宇宙就是一个数学体系，能够通过对公认的定理进行纯粹推演加以先验描述。在霍布斯的著作中，培根的唯理论变成了不妥协的无神论和唯物论，他认为，世界上除了“原子和虚空”，什么都没有。从斯宾诺莎到狄德罗，信仰的破碎尾随着进步理性的日渐苏醒：旧教条一一消失；拥有令人愉悦的精细雕刻和独特风格、象征中世纪信仰的哥特式教堂倒塌了；古老的神祇和波旁王朝一同走下殿坛，天堂蜕变为纯粹的天空，地狱则从此只是人们表达情感的名词。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让无神论在法国风靡开来，甚至连牧师也开始接受无神论。拉美特利还在普鲁士国王的支持下到德国宣传无神论。1784年，莱辛声称自己是斯宾诺莎的追随者——此举震撼了雅各比，意味着宗教信仰走入了最低谷，而理性成为主流。

大卫·休谟——在攻击迷信的启蒙运动中非常活跃——曾说，如果理性不利于人类，那么人类也将推翻它。宗教的信仰和希望曾在十万教堂里回荡，在欧洲的每块土地上生根发芽，深植于社会的制度中、人们的心里，使他们拒绝接受理性的判决。不可避免地，这一信仰虽备受责难，但它仍会质疑法官的资格，并且要求，理性应和宗教同一待遇，也要经过审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呢？它主张用三段论来摧毁千年以来人们的信仰，它是绝对正确的吗？它是否也像人类的任一器官，在功用和力量上会有极限？检验它的时机已经到来，是时候审查这个正在肆意杀虐远古希望的无情的革命法庭了。对理性进行批判的时代已经到来。

2. 从洛克到康德

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著作为审查铺就了道路，但显然，他们的著作也是反宗教的。

约翰·洛克曾提议将弗朗西斯·培根的归纳实验和方法应用于心理学，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中，理性首次在近代思想中反省自己，哲学开始审查这个长期以来信任的工具。这种哲学的内省运动随着理查森 [5] 和卢梭的内省式小说一步步发展起来。人们追求小说要有如《克莱丽莎·哈洛》和《新爱洛伊丝》那样丰富的情感色彩，与此相应，在哲学中也推崇本能和情感高于理性。

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是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具有天赋观念，比如是非观和关于上帝的观念，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吗，是先验的吗？焦虑的神学家担心人们对神的信仰会消失，因为毕竟没有人见过上帝，因此他们想，如果能证明信仰和道德的基本核心思想是每个正常的灵魂天生就具有的，那信仰和道德就可以被强化。然而洛克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尽管作为一名优秀的基督教徒，他愿意尽力为“基督教的合理性”辩护。他认为我们的认识来源于经验并通过感官获得，“我们的脑海里除了首先被感官所感知的东西外，别无他物”。在出生之时，我们的脑海是一张白纸，感觉和经验用千万种方式在上面描画，直到感觉引起记忆，记忆产生认识。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由于只有物质才能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所以我们只能认识物质，也因此必然要接受唯物主义哲学。草率的人这时说道，如果感觉是思想的材料，那物质就是心灵的原材料。

根本不是这样，乔治·贝克莱主教说。洛克学派对认识的分析反倒说明了物质只能以精神的形式存在。只是推导出我们不认识物质，以这种简单有效的策略驳斥唯物论，这主意真是高明，全欧洲只有一位盖尔人能想出这种形而上学的魔术。主教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洛克不是告诉我们认识源于感觉吗？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只是我们对它的感觉。一个东西就是一连串知觉，也就是被分类解释过的感觉。你或许会反对这种想法，你会说，你的早餐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不是一连串的知觉；同样，一把你学木工时握在手中的锤子再物质不过了。但是，你的早餐首先是视觉、嗅觉和触觉的总和，然后是味觉，再后来是内在的舒适和温暖。同样，锤子是你对颜色、大小、形状、重量、质料等的感觉的总和。它的存在对你而言不在于它的物质性，而在于通过手指传来的感觉。如果你对锤子没有感觉，那么它对你而言就不存在。它或许总是锤到你无知觉的拇指，却不能引起你一丁点儿的注意。它不过是一连串感觉或是一连串记忆，它是心灵的一种状态。就我们所知，所有的物质都只是心灵的一种状态，我们直接认识的唯一实在是心灵。对唯物论我就说这么多。

但是，这位爱尔兰主教小觑了苏格兰的怀疑论者。大卫·休谟（1711－1776）在二十六岁时以他的异端邪说《人性论》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人性论》是近代哲学的经典传奇之一。休谟说，我们认识精神，就如我们认识物质一样是通过知觉的，尽管精神是内在的。我们从未感知到“心灵”这种实体，我们能感知到的只是独立的观念、记忆、感觉等等。心灵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产生观念的器官，它只是一个指称一系列观念的抽象名词。知觉、记忆和感觉就是心灵，思考背后并没有看得见的“灵魂”。然而，这样一来，休谟不是完全摧毁了心灵吗？就像贝克莱摧毁了物质一样。一无所剩，哲学最后跌入自己创造的废墟中。难怪一位智者说，“没有物质，也没有心灵”，以此劝说大家停止争论。

然而，休谟并不满足于通过打碎灵魂的概念摧毁正统宗教，他还想通过消解规律的概念来毁灭科学。从布鲁诺、伽利略的时代起，科学和哲学一直非常重视自然规律，重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斯宾诺莎曾在这些高傲的概念上建立自己雄伟的形而上学殿堂。但休谟说，我们从没感觉到原因或者规律，我们只能看到事件和结果，然后推断出因果关系和必然性；规律不是一件事必然永久遵循的法则，只是心灵对千变万化的经验的一次总结和速记。我们无法确定曾经的因果顺序是否会在将来重现。“规律”是从事件发生的顺序中被观察到的习惯，但这种习惯中并不包涵“必然性”。

只有在数学公式中才存在所谓的必然性。这些公式必然永远正确，仅仅因为它们是同义反复的——谓项已经被包含在主项当中。例如3×3=9是永远正确的，因为“3×3”和“9”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达形式。谓项相对于主项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所以科学必须局限于数学和直接的实验，它不能相信从“规律”推演出的未经证实的结论。这位可怕的怀疑论者这样写道：“要是我们在图书馆里走一走，就相信了这些原则，那将是多大的灾难啊！当我们阅读形而上学派的作品时，我们要问自己，‘它是否包含有数或量方面的抽象推理？’没有；‘那有关乎事实或存在的实验推理吗？’也没有。那就将这书扔进火里烧了，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只是诡辩和空想。” [6]

想想看，那些信奉传统宗教的人听了这些话，会觉得多么刺耳！认识论的传统——探索认识的本质、来源和有效性——已不再支持宗教。贝克莱主教用来杀死物质的利剑现在指向了非物质的心灵和不死的灵魂。在这场混战中，科学本身也承受了巨大的伤害。难怪伊曼努尔·康德1775年读到大卫·休谟著作的德语译本时，十分震惊。如他所说，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被惊醒了，曾经，他不加怀疑地接受宗教的本质和科学的基础。难道科学和宗教信仰都要向怀疑论者低头吗？怎样才能挽救它们？

3. 从卢梭到康德

启蒙运动认为理性更偏向唯物主义，对此，贝克莱曾撰文说明物质并不存在。休谟在他的著作中针对贝克莱的观点予以反驳，认为根据同样的说法，精神亦不存在。另一个答案也有其可能性——理性不是最终的标准。有些理论上的结论是与我们作为整体的存在相悖的。我们无权认为这些自然的要求必须在逻辑的压制下窒息而死，毕竟逻辑只是我们脆弱的、不可靠的一面新近的产物。我们的本能和感觉如此频繁地抛弃三段论（三段论希望我们的行为如几何图形一样规矩，并追求数学般的精确）。诚然，有时候——特别是在矫揉造作的、复杂的城市生活中——理性是很好的向导，但是面对更大的生活危机，或是面对行为和信仰等重大问题，我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感觉而不是几何图表。如果理性反对宗教，那么理性就糟糕透了。

事实上，这是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言论。在法国，他几乎是孤身一人与启蒙运动宣扬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奋战。对于一个天生脆弱和神经质的人来说，被丢进百科全书派强大的理性主义和几近野蛮的享乐主义 [7] 中，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啊！卢梭自幼多病，身体的虚弱及父母和老师的严厉迫使他思考和内省。他逃离现实的刺痛，躲进梦想的温室，在幻想中他能得到现实中没有的胜利和爱。他的《忏悔录》展现了最精细的情感和对于体面荣誉的迟钝之间的冲突，全书流露出他对自己的道德优越感纯洁的信任。 [8]

1749年，第戎学院设奖征文，题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促使道德腐化还是纯化？”。卢梭的文章获了奖。他说，文化的坏处远多于其好处——一个人带着所有的激情和真诚却未能企及文化，因此想证明它没有价值。想想印刷给欧洲带来了多么可怕的混乱。哪里有哲学，哪里的道德健康就恶化。“哲学家们自己也这样说，学者出现以后，诚实的人就不存在了。”“我斗胆断言，反省的状态是同自然相悖的；思想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智者’）是不道德的动物。”抛弃我们发展过快的知识转而训练我们的心灵和情感或许更为妥当。教育不是使人变好，只是让人变聪明——通常是在做坏事方面。本能和感觉比理性更值得信任。

卢梭在他著名的小说《新爱洛伊丝》（1761）里，以大量篇幅阐述了感觉之于知识的优越性。多愁善感在贵族小姐们那里，还有一些男士那里开始流行。一个世纪以来法国都沉浸在文学之中，之后又被现实的泪水淹没。十八世纪伟大的欧洲理性运动也让位于1789年至1848年间的浪漫情感文学，这股浪潮带来了宗教情感的强劲复苏。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1802）中的心醉神迷不过是卢梭在教育方面划时代的著作《爱弥儿》（1762）中“萨伏依牧师关于信仰的忏悔”的回音罢了。《忏悔录》中的争论大致如下：尽管理性与对于上帝和不朽的信仰格格不入，但是感觉却不由自主地支持对上帝的信仰和不朽的观念，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本能，而要堕入枯燥乏味的怀疑论者的绝望呢？

为了快点读完《爱弥儿》，康德平日在菩提树下散步的习惯也被暂时丢开了。对他来说，这是件大事：发现另一个人也在无神论的黑暗中摸索，并勇敢地断言，在超感官事物上，感觉优先于理论理性。这就是针对宗教排斥的另一半回答。嘲笑者和怀疑者们终于要被驱散了。将这些争论的思路放到一块儿，结合贝克莱、休谟的印象和卢梭的感觉，将宗教从理性中拯救出来，同时将科学从怀疑论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伊曼努尔·康德面临的任务。

那伊曼努尔·康德又是谁呢？

二、康德其人

1724年，康德出生于普鲁士邦哥尼斯堡。除了在邻村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这位安静的小个子教授尽管非常喜欢给学生讲授遥远邦国的地理人文，却从没离开过他的故乡。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这个家族是在康德出生前几百年从苏格兰搬来的。他的母亲是一名虔敬派教徒——一位宗教教派成员，就像英国卫理公会教徒一样，严格遵从宗教习俗和信仰的要求。康德从早到晚泡在宗教中，一方面体验到一种抗拒，这使得他的成年生活远离教堂；另一方面，他终身保持着德国清教徒的忧郁。到了晚年，他强烈渴望为自己和世界至少保留信仰的本质，这种信仰来自母亲的谆谆教诲，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

然而，生长在腓特烈和伏尔泰的时代，这个年轻人无法摆脱那个时代的怀疑浪潮。康德曾深受他日后的论敌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或许也是他最喜爱的一位是休谟。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发生在这位哲学家身上的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他超越了壮年时的保守主义，在将近七十岁时，可以说是在他最后的作品中，又回到了朝气蓬勃的自由主义。要不是他年事已高且享有盛名，这么做有可能是致命的。甚至在他有关宗教复兴的作品中，我们也能频频听到另一个康德的声音，很像是伏尔泰。叔本华认为：“腓特烈大帝功德无量，在他的统治下，康德能自由发展，敢于发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若是在其他政府的统治下，一位拿工资的教授（教授在德国属政府官员）不敢做这样的事。康德后来被迫向新继承的国王允诺他不再写这方面的文章。” [9] 正是欣赏这种自由，康德才把《纯粹理性批判》献给腓特烈有远见且思想进步的教育部长泽德里兹。

1755年，康德成了哥尼斯堡大学的编外讲师，一干就是十五年。他两次申请教授职位都被拒绝。最后，在1770年才如愿当上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多年的教师生涯结束后，他写了一本教育学的教科书，他经常说这本书包含了很多精辟的箴言，他自己却一条也未曾实践过。比起写作，他或许更擅长教学，两代学生都爱戴他。他的务实原则之一是最关心能力中等的学生。他说，差生无药可救，天才学生则能自助。

没有人指望他研究出一个让世界震惊的形而上学新体系，让别人震惊似乎不是这样一个腼腆谦虚的教授能做得到的，他自己也没有幻想过。四十二岁的时候，他曾写道：“我有成为形而上学情人的运气，但我的情人对我却没有太多好感。”在那段日子里，他谈的是“形而上学的无底深渊”，说形而上学是“没有边界没有灯塔的黑暗之海”，散布着哲学的碎片。 [10] 他甚至攻击形而上学家犹如那些生活在思想高塔上的人，“那儿常常有大风” [11] 。他未曾料想到的是，最强的形而上学风暴是他自己掀起来的。

在这默默无闻的几年里，他的兴趣与其说是在形而上学上不如说是在物理学上。他写文章谈论星球、地震、火、风、天空、火山、地理、人种学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主题，并不总是和形而上学有关联。他的《天体理论》（1755）的观点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非常相似，并试图用机械力学来解释恒星的运动和发展。康德认为，所有的星球都已经或将有生命居住；离太阳最远的星球最为古老，在这样的星球上或许存在一种更高等的智慧有机体，这种有机体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他的《人类学》（1798年由他一生的讲演汇编而成）暗示了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可能性。康德说，在早期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还任由野生动物掳掠时，如果人类的孩子在呱呱坠地时和现在一样放声大哭，那他肯定已经被发现并被野兽吃掉了。因此，很有可能最初的人和现在开化了的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康德巧妙地说：“自然是如何发展成现在这样的，是什么原因促进了它的发展，我们都不知道。这令人深思。它暗示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自然界发生巨变，当前的历史阶段是否会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取代？届时猩猩或黑猩猩们的器官进化，用来支配行走、触摸和说话的器官进化成了组织缜密的人类结构，中心器官则负责理解，并在社会制度的训练下逐渐进化。”康德在这里用了将来时态，这是不是他在谨慎、间接地传达他的人类进化观呢？ [12]

我们看到了这位淳朴矮小的哲学家的缓慢成长：大约五英尺高，谦逊，瘦小，然而在他的大脑里却蕴涵着或酝酿着影响最为深远的近代哲学革命。一位传记记者说，康德的一生过得就像是规则动词一样，非常有规律。海涅说：“不管是起床、喝咖啡、写作、授课、用餐还是散步，康德都设定了时间。”当康德身着灰色大衣、手执拐杖，走出家门朝菩提树小道——现在仍被称为“哲学家之路”进发时，邻居们就知道已是三点半了。一年四季，不管是天气阴沉还是乌云密布风雨欲来，他都坚持散步。他的老仆人兰普则夹着一把伞步履艰难、焦虑地跟在他后头，就像是谨慎的象征。

康德体质虚弱，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养生措施，但他觉得没必要看医生。他的养生之道让他活到了八十岁。七十岁时，他写了篇散文《论精神凭借坚定意志克服病痛》。他最推崇的一条准则是只用鼻子呼吸，尤其是在户外时。因此在秋、冬、春三季，散步时他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说话。宁可沉默也不能感冒。他甚至在固定长袜时也会用到哲学——将带子穿过裤袋，末端绑上装在小盒子里的弹簧。 [13] 做任何一件事前，他总要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也许这就是他一辈子单身的原因。他曾先后向两位女士示好，但是由于他总是考虑过多，其中一位嫁给了一个更有勇气的男士，另一位则在他决定前就离开了哥尼斯堡。或许他和尼采一样，觉得婚姻会成为他追求真理的羁绊。塔列朗 [14] 曾说：“已婚的男子会为了金钱不顾一切。”在康德二十二岁时，风华正茂的他怀着满腔热情写道：“我已决定我的方向。我将踏上征程，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我前进的步伐。” [15]

尽管贫穷困厄、默默无闻，他仍坚定不移，花了整整十五年撰写、修改他的著作，直到1781年完成，那时他已经五十七岁了。没有人比他成熟得更慢了，但也从没有一本书像他的著作这样让哲学界震撼。

三、《纯粹理性批判》 [16]

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批判不完全是批评的意思，而是批判性的分析。康德在整本书里并没有攻击“纯粹理性”，只是在结尾指出了它的局限性。相反，他恰恰想告诉我们“纯粹理性”的可能性，他认为纯粹理性是高于非纯粹认识的，因为非纯粹认识是经过感官扭曲的。而“纯粹理性”则不是经由感官获得的认识，它独立于所有感官经验；这种认识之属于我们是由于心灵固有的本质和构造。

因此，康德在一开始就向洛克和英国学派发起挑战，认为认识不全是通过感官获得的。休谟认为，他已经证明了心灵不存在，科学亦不存在；心灵只是观念的排列和联结；我们认为的必然其实只是随时可能被推翻的偶然。康德认为，休谟的这些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前提就已经错了。他反驳休谟说：假设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独立的、不同的”感觉，那认识就不存在必然性，也不可能给予我们不变的确定结果；如此一来，你肯定不能指望“看到”你的心灵，即使是用内在感觉的双眼也不行。如果所有的认识都来自感官，来自独立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又是不稳定的，那认识的绝对可靠性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些认识是独立于感官经验之外的呢？比如有些知识的可靠性先于我们的经验——即先验。这样的话，绝对真理和绝对科学就是可能的，难道不是吗？存在这样的绝对知识吗？这就是《纯粹理性批判》讨论的问题。康德说：“我的问题就是，抛弃物质和经验后，我们能够期待用理性获得什么。” [17] 《纯粹理性批判》因此成为详尽的思想生物学，考察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分析心灵的固有结构。康德认为，这就是形而上学要解决的全部问题。他说：“在这本书里，我的主要目标是彻底性。我冒险断言这本书能够解决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或至少提供解决问题的钥匙。” [18] 树立比铜像更不朽的丰碑！这种自信激励我们不断创造。

《纯粹理性批判》直击要害。“我们的认知绝不只局限于经验领域。经验告诉我们是什么，不一定就是，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所以通过经验无法获得真正的普遍真理。但理性非常渴望获得那种知识，它是由经验引发的，但不满足于经验。普遍真理具有内在必然性，它们不依赖经验——自身是清晰可靠的。” [19] 换言之，不管今后我们的经验如何，普遍真理仍然为真，它们是先验的。“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在先验知识中，我们能走多远，数学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20] 数学知识是必然的、确定的，我们无法设想未来的经验会违背它。我们或许可以相信有一天太阳会从西边升起，或者在某个可以想象的石棉世界里，火点不着木棒；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2×2不等于4，因为这样的真理在经验之前就是真的，它们不依赖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所以它们是绝对必然的真理，我们无法想象它们哪天会变成错的。但是我们是如何确定这种绝对性和必然性的呢？不是通过经验，因为经验只能给予我们彼此分离的感觉和事件，将来顺序可能会改变。 [21] 这类真理的必然性来自我们心灵的固有结构，是心灵天生的、不可改变的运行方式。人的心灵（这终于成了康德的伟大论题）不是被动的蜡，任由经验和感觉在上面印下它们绝对但反复无常的意志；它也不只是一系列心灵状态的抽象的名称；它是主动的器官，将感觉铸成观念，将杂乱无章的经验整合成条理分明的思想。

可是，它是怎样做到的？

1. 先验感性论

努力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心灵的固有结构或思想的先天规律，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先验哲学”，因为这是一个超越感官－经验的问题。“我称这种知识是先验的：其中包含的与其说是对象，不如说是对象的先验概念。” [22] ——我们用以使经验相互关联成为知识的形式。将感官得到的原材料加工为思想的成品的过程中，有两个级别或者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知觉的形式——时间和空间——来整理感觉；第二个阶段是按照概念形式即思想“范畴”来整理知觉。康德用“感性”一词来表示最初获得的感觉，因为它意味着感官或感觉，所以康德称第一个阶段为“先验感性论”，第二阶段为“先验逻辑论”，因为“逻辑”一词指思想形式的科学。这是些令人生畏的字眼，随着论证的进程，它们将被赋予新的意义。一旦翻过了这座山头，康德的道路也将变得相对清晰起来。

那么感觉和知觉又是什么意思呢？——心灵是怎样将前者转变为后者的呢？就感觉本身而言，它只是对一个刺激的意识。我的舌头有味觉，鼻子有嗅觉，耳朵有听觉，肌肤能感受温度，视网膜能感觉到光线，指尖能感受到压力，这些都是经验的开端。小孩在心智没有完全发展时，也能够感受到这些。但这些不是认识，这些各式各样的感觉自己组成一个聚焦时空中某一对象的感觉群体，形成对这一对象的感觉，比如对苹果的感觉就自己集合到一起：鼻子闻到的气味、舌头尝到的味道、眼睛看到的亮度、手指和手掌因感受到压力而产生的对其形状的判断，一道形成了对某一事物的感觉。这时，意识就不是针对某一刺激，而是针对某一特定对象，于是，知觉就出现了。感觉也就变成了认识。

但是再想想，这种组合和过渡是自发的吗？感觉是自发并自然地分门别类排序，然后转化为知觉的吗？洛克和休谟说是，康德则认为不是。

因为这些各式各样的感觉是通过不同感官渠道获得的，它们经过了千万条传输神经才从皮肤、眼睛、耳朵和舌头传到我们的大脑。当它们进入意识的小房间，要求引起注意时，它们是多么混乱啊！难怪柏拉图说是“感觉的乌合之众”。如果不理睬它们，它们就很狂乱，可怜无助地等待被赋予、价值、目的和作用。难道它们能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自己从前线上千个防区到达理解司令部，将消息传达给将军吗？不可能，对这些乌合之众，自有立法者，它是从中指挥和协调的力量，不仅能接收信息，还将携带这些感觉的原子，将它们转化为知觉。

首先要看到，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被接收。此时此刻，有无数力量作用在身体上，暴风雨般的刺激打在神经末梢上，这些神经末梢像阿米巴一样，你用它们体验外部世界。但不是所有呼叫都能被听到，只有能形成符合你目前目的的知觉的感觉，或者是带来急迫的危险信号的感觉才会被选择。平时钟在走，你听不到声音，但是当你的目的有此需要时，同样的滴答声你却能听得一清二楚。熟睡在婴儿摇篮旁的母亲听不见生活里的喧闹，但是当婴儿有动静时，她能很快醒过来，就像潜水员迅速从水底浮出水面一样。如果目的是加法，“2和3”的刺激就会产生结果“5”；同样的刺激，同样的听觉，如果目的是乘法，结果就是“6”。感觉或观念的联结不仅因为时间和空间上的相近，也不仅因为相似性或是经验的新鲜程度、频率和强度；而是首先由心灵的目的决定。感觉和思想是仆人，只有在我们需要时，它们才会行动。会有专门负责选择和指挥的代理机构，负责利用它们，做它们的支配者。除感觉和观念外，还有心灵存在。

康德认为，这个负责选择和协调的代理机构面对材料时，首先采用两种简单的方法进行分类，即空间和时间。将军将传达给他的信息根据它们所来自的空间和记录的时间进行安置，从而找出次序和关系图；与此类似，心灵将感觉分配到各个空间和时间点，分配给这个或那个对象，现在或过去。时空是无法被感知的，它们是获得知觉的方式，是对感觉赋予意义的手段，时间和空间是知觉的工具。

时间和空间都是先天的，因为所有有序的经验都包含了它们。没有它们，感觉就不能转变为知觉。它们是先天的，还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会有不依赖时空的经验存在。正因为它们是先天的，它们的规律，即数学规律，也是先天的、绝对的、必然的，是无限的世界。这种规律不是一种可能而是绝对可靠，就像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永远是直线。至少，数学被从大卫·休谟具有破坏性的怀疑论那里拯救回来了。

所有的科学都能像数学一样被拯救回来吗？可以的，只要它们的基本原则，即因果律——一定的原因必然导致一定的结果——能够显现出来。就像时间和空间一样，内在于每一个理解的过程中，没有经验会违背、脱离它。因果关系也是先天的，是所有思想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吗？

2. 先验分析

我们从感觉和知觉的广阔领域来到黑暗狭窄的思想小房间，从“先验感性”到“先验逻辑”。首先要做的是对我们思维中的那些元素进行命名和分析，它们与其说是知觉赋予心灵的，不如说是心灵赋予知觉的；其次是那些“手段”，它们将对对象的“知觉”认识提升为描述关系、顺序和规律的“概念”认识；还有那些心灵的工具，它们将经验升华为科学。正如知觉将感觉根据对象分配到各个时间和空间一样，概念则支配着知觉（对象和事件），这些知觉是有关原因、统一性、相互关系、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知觉在这些及其他“范畴”结构里被接受，并根据这些结构，被分类和最终转化为有序的思想概念。这就是心灵的本质特征，心灵就是经验的协调者。

让我们再仔细想想心灵的活动，在洛克和休谟那里，它只是感觉－经验攻击下“被动的蜡”。想想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体系，再看看这些几乎囊括一切的元素，它们有可能在无管理的状态下自发地建立秩序吗？图书馆里排列有序的检索卡都是人类的杰作。当这些卡片被扔到地上，散落得毫无秩序可言，是不可能在没有人整理的情况下恢复原样的。瞧这些怀疑论者给我们带来了多么神奇的故事。

感觉是无组织的刺激；知觉是有组织的刺激；概念是有组织的知觉；科学是有组织的知识；智慧则是有组织的生活。每一项都在条理、序列和统一性上更进一步。那么这种条理、序列和统一性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们不是来自对象自身，因为我们只是通过感觉认识对象，而这种感觉又是通过上千无序的渠道快速获得的，所以并不可靠。是我们的目的使无规律的它们具有了条理、序列和统一性。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性格和心灵给这片海洋带来了光明。洛克认为，“感觉里不存在的，理智当中也不会存在”，这种想法是错的；莱布尼茨补充说，“理智里除了理智本身外，别无他物”，他是对的。康德则认为，“若是没有概念，知觉是盲目的”。如果知觉能自己转变为有条理的思想，如果不是心灵主动地将无序变有序，那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经验时，有些人表现得那么平凡，而那些积极主动、不知疲倦的人，却能将这样的经验升华为智慧之光和真理的美丽逻辑？

因此，世界是有条理的，不过并非它本身有条理，而是因为认识世界的思想自身具有整理功能，最初阶段的经验分类最终将成为科学和哲学。思想的规律就是对象的规律，因为我们是通过遵循这些规律的思想来认识对象的，而思想与其规律是一体的。事实上，正如黑格尔所说，逻辑规律就等同于自然规律，而逻辑和形而上学是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的普遍原理是必然的，因为它们最终是思想的规律，这些规律包含在每个经验中，是它们的前提，无论是在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尚未发生的经验中。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是永恒的。

3. 先验辩证法

这种对逻辑和科学最高程度的概括的确定性和绝对性是有限的、相对的：有限完全是对实际经验领域而言；相对则是对人类的经验方式而言，如果我们的分析正确，那我们所知的世界就是一个构造出来的东西，一个完成品，有人也许会说，几乎就是一个制成品，我们的心灵贡献了铸模，而事物贡献了刺激。（所以，我们知道桌面是圆的，但是却感觉它是椭圆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对象是一个现象，是对象的外表，它与进入我们感觉范围前的外在对象或许非常不一样。至于对象本身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对象本身可以成为思想或推论的对象（一个“实体”），但是不可能被体验——因为一旦被体验，它就会因为感觉和思想而产生变化。“我们认识的对象是感觉后的对象，至于对象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完全不知。我们认识的只是我们感觉它们的方式，这种方式只有我们才有，不是所有生命都必定有，但毋庸置疑，所有人都有。” [23] 我们对月亮的认识就是一连串的感觉（这是休谟所看到的），我们天生的大脑结构将感觉加工成知觉，再将这些知觉统一整合（这是休谟没有看到的），使之转变为概念或观念。所以，月亮对我们来说，只是我们的观念而已。 [24]

康德并不怀疑“物质”的存在和外部世界，但他补充说，除了它们的存在，关于它们，我们无法确定任何东西。我们关于它们的确切认识只局限于它们的表象，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感觉。唯心主义不像大街上的人想的那样，认为除了认知主体外什么都不存在；只是认为对象很大部分是由知觉和理解的形式创造出来的。当对象转化为观念时，我们认识了对象，但我们却不知道它转换前的真实面目。科学终究是天真的，它以为它研究的就是对象本身，是没有被污染的纯粹的外部实体；哲学则相对复杂，它意识到科学所面对的材料是感觉、知觉和概念，而不是物自身。叔本华说：“康德最伟大的贡献是将现象和物自身区分开来。” [25]

科学和宗教探索最终现实的努力必然回归假设，“理解不可能超越感性的界线” [26] 。这样，先验科学最后走向了“二律背反”，先验神学则走向谬论。理性努力从感觉和表象的封闭空间逃离出来，进入不可知的物自体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苛刻的“先验辩证法”检验着理性的有效性。

二律背反是科学企图超越经验而造成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例如，当知识试图确认世界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个问题时，思想否定了任何一种假设。我们被迫不断越过界线，设想更远处，但是无限本身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世界在时间上有起始点吗？我们设想不了永恒，但我们也无法在设想过去某一时刻时，不立马想到在这之前已有事物存在。或者，科学研究的那个原因链条有开端和第一因？有些人说是，因为没有尽头的链条是不可想象的；有人则说不是，因为没有前因的第一因也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能否从这些黑暗的小巷里走出来？康德说能，只要我们记住空间、时间和原因都是知觉和概念的方式，既然它们是经验的网络和结构，那就必然要进入我们的经验世界。两难困境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假设空间、时间和原因是独立于知觉的外在之物。没有空间、时间和原因的经验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忘记这些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解读方式，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哲学。

理性神学的谬论也是如此。理性神学试图通过理论理性证明心灵是无法被玷污的实体；意志是自由的并高于因果律；上帝必然存在，他是所有实在的前提。先验辩证法必须提醒神学，物质、原因和必然性是有限的范畴，是一种分类整理的方式，心灵用这些方式来处理感觉－经验，仅仅对被这种经验捕捉到的现象有效。概念无法应用于本体（或纯粹是推断和臆测的）世界。宗教不能用理论理性来证明。

《纯粹理性批判》就此结束。我们能想象得到，比康德更神秘的苏格兰后裔大卫·休谟嘲笑地看着这些结论。这是一部鸿篇巨制，长八百页，充斥着生硬的术语，旨在解决形而上学的所有问题，同时挽救科学的绝对性和宗教的基本真理。这本书实际上做了什么？它毁灭了科学天真的世界，从范围上（如果不是程度上）限制了科学，将它局限在已被认为只有表象的世界，超越这个世界它就只能走向“二律背反”；所以科学被“拯救”了！这本书最雄辩有力和尖锐的一面，是认为信仰的对象——自由和不死的灵魂，仁慈的创造者——是不能被理性证明的，这样一来，宗教就“得救”了！难怪德国牧师要疯狂地反对这样的救赎，并将他们的小狗取名为伊曼努尔·康德，以此作为报复。 [27]

也难怪海涅将这位哥尼斯堡的小个子教授比作可怕的罗伯斯庇尔，后者只杀了一个国王和上千名法国人——德国人或许会原谅这一点，但是康德却杀死了上帝，损害了神学最珍贵的论证的基础。“这位哲学家的外在生活和他内心具有的破坏性的、令世界震撼的想法之间存在多大的冲突啊！如果哥尼斯堡人了解了这些思想的全部意义，他们对他的敬畏将比对一个刽子手的敬畏还要强烈，因为刽子手只会杀人。然而善意的人们只是把他当作一名哲学教授，在固定的时间散步，经过他们，他们友好地向他点头，算作打招呼，顺便看一眼自己的表是否准时。” [28]

这是讽刺，还是启示？

四、《实践理性批判》

如果宗教不以科学和神学为基础，那它以什么为基础呢？道德。神学基础不是很可靠，它最好是被丢弃或者被摧毁；信仰必须被置于理性的领地之外。所以宗教的道德基础必须是绝对的，不是从可疑的感觉－经验或是不确定的推论中来；不受可能存在错误的理性的掺和；它必须通过内在自我的直接知觉和直觉获得。我们必须找到普遍必然的道德；先验的道德准则必须同数学一样绝对确定。我们必须证明“纯粹理性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它能够独立于任何经验决定意志” [29] ，道德感是内在的，不是来自经验的。我们需要道德命令作为宗教基础，道德命令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命令。

现在，我们的经验里最令人吃惊的事实就是我们的道德感，那是我们无法逃脱的感觉，面对诱惑时，这种感觉告诉我们这或者那是错的。我们或许会屈服，但是这种感觉依然存在。早上我们下决心改正，晚上我们又干蠢事。 [30] 我们知道那是蠢事，会再次下决心改正。是什么使我们产生懊悔和改过自新的决心？是我们心里的绝对命令，是我们良心无条件的命令，“它就像行为准则，通过我们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法则” [31] 。不是理性而是当时活跃的感觉告诉我们，要避免做出这样的事：如果人人都这么做，社会生活将难以为继。我期待通过一个谎言走出困境吗？“一方面我想要撒谎，但同时我绝不希望撒谎得到普遍认可。因为如此一来就没有可信的诺言了。” [32] 因此，感觉告诉我不能撒谎，即使撒谎对我有利。谨慎是有前提的，原则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时就诚实；但是我们心里的道德准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一个行为的好坏不是看其结果，也不是看它是否明智，而要看它是否遵从了内在的责任感。这种道德准则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个人经验，它断然而先验地规定了我们过去、现在或是将来的所有行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绝对善的东西就是一个善良的意愿——也就是遵从道德准则的意愿，不考虑它对我们的利弊。不要考虑自己的快乐，要履行你的义务。“道德本不教我们如何幸福，而是教我们如何无愧于幸福。” [33] 我们应该给别人带去快乐，而对自己，则要追求完美，无论追求完美能否给我们带来快乐。 [34] 给别人带去快乐，让自己变得完美，就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人当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无论这个人是你自己还是其他人” [35] ，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也是绝对命令的一部分。依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就能很快实现理性的理想家园；我们需要做的仅仅就像自己已经是这个家园的一分子那样去行动。我们必须将完美的准则应用到不完美的世界里去。你会说，这很难，因为它将责任置于审美之上，将道德置于幸福之上，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野兽向神转变。

同时要注意的是，对于义务的绝对命令至少说明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不自由，那我们就无法生成义务的概念。理论理性是无法证明这种自由的；我们是在道德选择的危机中感觉到它的存在的。我们觉得这种自由就是我们的内在本质，是纯粹的自我；我们能感觉到心灵自发地改进经验，选择目标。只要我们一行动，我们的行为就会遵循既定的不变规律，因为我们经由感官看到了结果，因为感官给自己传输的东西都穿上了心灵制定的因果律外衣。然而，我们超越了自己为理解经验世界制定的准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股力量的核心发动者，以一种我们无法证实却能感受到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同样的，我们无法证实我们是不死的，但我们能感觉得到。我们认识到生活不像是人们挚爱的话剧，在话剧里，每个坏人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好人也会得到好报；我们每天都感觉到毒蛇的智慧比鸽子的温柔有用，小偷偷惯了就会更加为非作歹。如果实效和利益是美德，太过聪明了反倒不是好事。即便如此，当这些事实不断在我们脑海里出现，我们还是能感觉到正义的召唤，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通权达变。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感觉到今生今世只是生命的一部分，今生今世的梦只是一个新生命的前奏；如果我们不是朦胧地知道在将来更长久的生命里会再次实现平衡，如果我们不知道滴水之恩会得涌泉相报，那么，这种是非感又如何能存在呢？

最后，同理，上帝是存在的。如果责任感包含并证实将来必有回报的合理性，“那么不死的猜想……就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去证实；换言之，就必须承认上帝的存在” [36] 。“理性”无法证明这一点，支配着我们行为的道德感高于针对感觉－现象的理论逻辑。理性让我们相信，在对象背后存在着公正的上帝；我们的道德法迫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卢梭认为，心中的感觉凌驾于脑海中的逻辑之上，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帕斯卡认为，心灵有它自己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大脑无法理解的，这也是正确的。

五、论宗教与理性

这显得陈腐、胆小、保守吗？事实并非如此，相反，这种对“理性”神学的大胆否定，这种废弃宗教代之以道德信仰和希望的主张，引起所有信仰传统宗教的德国人的抗议。面对“四十个牧师力量”（拜伦语），比面对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需要更多勇气。

他勇气十足，当六十六岁发表《判断力批判》、六十九岁发表《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时，他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勇气。在这两部书的前一部里，康德又回到了从图案设计出发的观点，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曾否认这部书不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开始将图案设计和美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美的事物就是能够展现结构的对称和统一的事物，就像是精心设计过的。他认为凝视对称的图案能够给我们带来纯粹的愉快（针对这点叔本华在他的艺术论里做了充分发挥），“因为美的本质而喜欢美，这是善良的象征” [37] 。自然中很多事物都展现出这样的美、对称和统一，我们几乎相信这是超自然的设计。但是，另一方面，自然中也存在很多废物和混乱，很多无用的重复和累赘；自然保护了生命，却付出了多少痛苦生死的代价！所以外部的设计并不能最终证明上帝的存在。神学家应该抛弃对上帝深信不疑这一观念，而完全否认上帝的科学家则该利用它；它是一大线索，通往无数启示。毋庸置疑，图案设计是存在的，但是它是内部的设计，是整体对部分的设计；如果科学在理解一个机体的部分时，赋予了它对整体的意义，那对其他的启示性原理就起到了平衡的作用——生命的机制概念——它对发现也是意义非凡的——但是，如果只靠这个概念本身，甚至无法解释一片草的生长。

对于一位年已六十九岁的人来说，写出那样一篇论宗教的文章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或许是康德最为大胆的一部作品。宗教不是建在理论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带有道德感的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宗教认为，《圣经》或任何启示录都必须由道德价值来审判，它本身不可以作为道德行为的评判标准。教堂只重视种族的道德发展。当纯粹的教条和仪式从道德里夺取了宗教评判的权力时，宗教就消失了。真正的教堂是人民的社区，尽管分散，但因为共同的道德准则而团结在一起。耶稣为建立这样的社区而活，也因此而死；他想高举真正的教会旗帜来对抗法利赛人的教会，但是没能成功。“耶稣使天堂离我们更近，但他却被误解了，上帝的天国没有建立起来，却建立了牧师的王国。” [38] 信条和仪式再次取代了我们的美好生活；人们没有因为宗教而团结在一起，而是归属于不同的宗派；“虔诚的胡言乱语”被误导为“一种对天庭的礼拜，通过它并向上帝谄媚就可得到好处” [39] 。——奇迹不能证明宗教，因为我们不能依赖支撑奇迹的誓言；如果祷告是为了终结所有经验的自然规律，那肯定是徒劳无功的。最终，宗教成了反动政府的工具，原本用宗教信仰和希望来抚慰和引导受难民众的牧师，也成了神学蒙昧主义和政治压迫的工具。

这些结论如此胆大，是因为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在普鲁士。1786年腓特烈大帝去世后，继位的腓特烈·威廉二世认为，先帝的自由政策对国家不利，有点法国启蒙运动的味道。在腓特烈大帝时期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泽德里兹被解雇，接任他的是虔敬派教徒沃尔纳——腓特烈大帝曾形容他是“一个奸诈阴险的牧师”，他的时间都花在了炼金术和玫瑰十字会宗教奥秘上。他为新上任的君主在强制恢复正统信仰的政策中充当“卑贱的工具”，因而获得权位。 [40] 1788年，沃尔纳颁布了禁止在学校或大学传授背离路德新教正统形式的任何思想的条例；对各种各样的出版物设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任何教师若有异教嫌疑会立即被解雇。起初，因为康德年事已高，且腓特烈·威廉二世的一位忠诚的军师告诉他，很少有人会读康德的书，而且他们也读不懂，所以没有迫害康德。但是康德论宗教的文章很容易读懂，尽管通篇都洋溢着宗教热忱，但还是因为笔调太像伏尔泰而未能通过审核。《柏林月报》原本打算发表这篇文章，但最后被迫放弃。

年近七十岁的康德仍充满勇气和活力，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将文章送到耶拿的几个朋友那里，通过他们，由当地的大学出版社出版。耶拿不在普鲁士的控制范围之内，由当时正关怀着歌德的一位思想开明的魏玛公爵管辖。结果是1794年，康德收到普鲁士国王意味深长的内阁命令：“我们的最高统治者看到你这样滥用哲学来诋毁和破坏《圣经》及基督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教义感到非常不快。我们命令你立即给出一个合理解释，此外，将来你不可再冒犯神灵，你应该尽你应尽的义务，运用你的才华和威望，帮助我们的国君实现他的意愿。假如你继续违抗命令，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41] 康德在他的答复中写道：每个学者都有权利形成自己对宗教的判断，并有权告诉大家他的观点；但是在当今国君的统治下，我还是选择保持沉默吧。面对这样的命令，一些勇敢的传记记者指责康德就此却步，但是我们知道，康德已经七十岁了，他身体虚弱，无法发起挑战了；况且，他已经将他的讯息传达给世界了。

六、论政治与持久和平

如果康德不是在政治上也犯忌持“异端邪说”的话，普鲁士政府本来是可以原谅他的。腓特烈·威廉二世上任三年后，法国大革命撼动了所有的欧洲王室。在普鲁士大学大多数老师蜂起支持合法的君主政治时，六十五岁的康德为大革命而欢呼雀跃；他含泪对他的朋友说：“现在，我可以像西缅 [42] 一样说，‘我的主啊，如今我可以释放仆人安然逝去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你的救赎’。” [43]

1784年，他在《论联系全宇宙政治史观念的政治秩序的自然原则》一文中，简要阐述了他对政治理论的看法。开篇康德就以令霍布斯大为惊异的个人对抗全体的抗争为理由，承认发挥生命潜能的自然方法，认为抗争是进步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如果人类完全是社会性的，就会停止前进；个人主义和竞争的混搭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一点反社会性……人类可能过着完全和谐、事事如愿、互敬互爱的田园仙境牧童式的生活；但是，人类的才华将永远无法得以激发。”（因此，康德不是卢梭的绝对追随者。）“感谢自然赋予我们的反社会性，感谢嫉妒和虚荣，感谢贪婪的占有欲和对权力的渴望……人类渴望和睦，但是自然比人类更了解什么对人类有利；自然使人类不和睦，这样人类才能被迫发展自己的能力，使其自然天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生存竞争并非全是坏事。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竞争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应受规则、习惯和法律的制约，这就是文明社会的起源和发展。但是，现在“这种驱使人们共建社会的反社会性成了各国在对外关系上——即一国对别国的关系上采取不受控制的自由态度的借口，最后，任何一国都要提防别国会像以前压迫人民那样迫使他们进入法律制约的文明联合，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灾难” [44] 。国家是时候像人民那样摆脱自然的野蛮状态来维护和平了。历史的所有意义和运动就是严格限制斗争和暴力，不断扩大和平领域。“人类的历史，从整体来看，就像是自然秘密计划的实现，这一计划使人类产生了政治制度，变得内外完美，当这个计划被实现时，自然赋予人类的所有才能都将得到发展。” [45] 如果人类没有进步，那世世代代的文明就好比是西绪弗斯的辛劳，他“举着巨大的石头往高山上爬”，当他快要到达山顶时，石头却一再滑落到山下。如果这样，历史就只不过是荒谬的无穷循环；“我们也只能像印度人那样，认为世界只是弥补、救赎那些已被忘记的过去的罪孽的地方” [46] 。

论“持久和平”那篇文章（发表于1795年，是年康德七十一岁）是这一话题的可贵发展。康德能够理解当人们看到“持久和平”这个词时的大笑；于是在文章标题下，他写下以下几行字：“曾经有一个荷兰旅店老板将这个词作为讽刺题名写在他的招牌上，但愿是写来悬挂在教堂墓地的画像上的。” [47] 康德之前就抱怨过——每一代人都可能这样抱怨——“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经费拨给公共教育……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了下一场战争之中。” [48] 在常备军消失之前，国家不可能变得文明。（要是我们知道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父亲率先建立了征兵制，这个说法就显得尤为大胆了。）“常备军促使各国在武装人数上你追我赶，越增越多，没有底线。从由此带来的费用来看，和平的负担甚至比一场短期战争更为沉重；为了减少这个负担，常备军就会发动激烈的战争。” [49] 因为在战争时期，军队可以通过征用、驻扎和掠夺来自给，最好是在敌人的领地上，必要时也会在自己的国土上；即使是这样，也比征用政府资金支持他们来得好。

康德认为，导致这种军国主义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扩张，盗贼们因分赃不均而发生争执。“如果我们将文明人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特别是我们大洲上那些商业化国家的行为和冷漠的未开化的野人的行为进行比较，那他们对外，甚至是第一次对外的非正义行为真是让人觉得恐怖，这些外来种族人的造访被当作是入侵。美洲、黑人居住地、香料群岛、好望角等地相继被作为新大陆发现，这些大洲上的土著在他们看来什么都不是……这些国家，夸夸其谈，声称自己是虔诚的信徒，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的正统宗教信仰者，同时又犯下不计其数的罪孽。” [50] 哥尼斯堡的老狐狸还没有沉默！

康德认为，这种帝国主义的贪婪缘于欧洲国家的寡头政治：战利品只归少数上层人士所有，即使是在分赃之后，每人所得还是相当可观。如果建立民主并在政府中彻底贯彻，那这些国际强盗的战利品就会被一再分割，最后也就形成不了很大的诱惑。因此，“持久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明确条款”是这样的：“各国的内部制度必须是共和政体，除非是全民投票同意，否则任何一国不可发动战争。” [51] 当那些必须上阵作战的人有权选择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历史就不再用血书写。“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政治制度里臣民不参与国家选举，也就是在非共和政体里，战争是大家最不关心的事。因为在这种国家里，统治者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公民，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丝毫不会遭受战争带来的灾难，也不会终止宴席、狩猎，不会失去宫殿、宫廷的节日等一切娱乐。因为毫无意义的理由，统治者就可以决定发起战争，战争对他而言就像狩猎远行一样；至于这种决定是否合理，他可以毫不担心，任凭他的外交使团去为它辩护，这些人正巴不得借此为国王效力。” [52] 这与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相似啊！

1795年，法国大革命打败了反动军，取得了显著胜利，这也使康德希望共和制能在欧洲兴盛，民主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能够建立起来，没有奴隶制，也没有扩张，只有和平。毕竟，政府的职责是帮助公民发展，而不是利用或虐待他。“每一个人都应因为他本身而受到尊重；如果仅是把一个人作为外在目的的手段，这将是对他的尊严的亵渎。” [53] 这也是无条件命令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宗教，它也只是虚伪的闹剧。所以，康德呼吁平等，但不是能力的平等，而是应用和发展能力的机会平等；他反对门第和等级特权，他认为，所有世袭特权都是过去通过暴力获得的。当愚民政策、反动派和欧洲君主制联盟要摧毁大革命的时候，康德尽管已年逾七十，仍为了新秩序而坚守立场，呼吁民主和自由。从没有一位老人有如此年轻的勇气。

然而，现在，他疲惫了；他已经跑完了比赛，打完了人生中的一仗。他慢慢老去，老得如孩子般可爱，最后成了于人无害的精神病人：他渐渐失去了感觉和力量；1804年，康德七十九岁，这位老人安详地离开了，宛如一片叶子从树上飘落。

七、评论

历经一个世纪的哲学风暴，这个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复杂结构如何能立足于今天？我很高兴地说，这个结构的大部分被保留了下来；“批判哲学”在思想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尽管如此，这个结构的很多细节和外在的东西还是被动摇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空间只是“感觉的形式”的观点，空间不是独立于起认知作用的心灵的客观实在。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但也有不正确的一面。其有道理的一面是：当空间里没有可认知的对象时，空间就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对于认知的心灵而言，“空间”单纯意味着某个对象相对于另一个可被感知的对象的位置和距离；我们无法感知空间以外的对象；因此空间是“外部感官的必要形式”。这个看法不正确的一面是：像地球在椭圆形轨道上绕太阳旋转这样的空间事实，虽然只能靠心灵陈述，但也独立于任何知觉；深蓝无底的海洋没有拜伦依然涌动。所以，空间不是心灵通过没有空间的感觉的协调而构建的，我们通过同时捕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点来直接感知空间，就好比我们看到昆虫在静止的地面上移动是一样的道理。同理，时间作为先后感或运动衡量标准，它当然是主观的，而且具有高度的相对性；不管时间的流逝是否被测量或被感知，一棵树它依然会成长、枯萎并最后腐化。事实是，康德过于热切地想证明空间的主观性，以此来逃避唯物论——如果空间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那上帝也就必然存在于空间之中，因此上帝就应具有空间性和物质性，这样的论点是他所惧怕的。批判唯心主义表示，我们对客观实在的认识是基于我们的感觉和观念对它的认识，对于这一点，康德或许是满意的。但是，这位哲学家一口咬得太多，结果贪多嚼不烂。 [54]

康德或许对自己已经感到满意，因为科学真理具有相对性，不存在绝对的东西。但是后来英国的皮尔逊 [55] 、德国的马赫 [56] 、法国的亨利·庞加莱 [57] 等一些人的研究都更赞同休谟而非康德：所有的科学，哪怕是最严谨的数学，其正确性都是相对的。但是科学不担心这个问题，它所达到的高度可能性已经使它满足。如此看来，“必然性”知识也不一定就是必然的。

康德最大的成就就是告诉世人，外部世界是作为感觉被我们认识的；心灵不是无用的白纸，也不是被动的感觉的受害者，心灵是积极的，它对经验进行选择和重建。我们可以减少其一部分成就，但不影响它根本的伟大意义。我们可以跟着叔本华笑话这位糕点师一打十二个的模式，如此巧妙地纳入三分法，然后又被拉伸或压缩以便和任何一样东西吻合，如此曲折和无情。 [58] 我们甚至会质疑这些范畴或者说是思想的理解形式本身是否就是天生的，即先于感觉和经验的存在；就像斯宾塞设想的，可能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的，尽管就种族而言它是后天习得的；但个人也很有可能是后天习得的。范畴，可能就是思想的沟槽，是认知和概念化的习惯，它是在感觉和知觉对它们本身的自动整理中慢慢形成的——这种整理起先是无序的，然后通过一种对整理形式的自然选择，将整理进行得井井有条，使不同的组合安排互相适应，相得益彰。记忆将感觉进行分类整理，使之成为知觉，然后将知觉发展为观念，但是记忆是沉积物。康德认为，与生俱来的心灵统一（“统觉的先验统一”）其实是习得的，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习得；它能被习得，也可能由于健忘、性格改变或精神病而被遗失。概念是习得的而非与生俱来的。

十九世纪，康德的伦理学和先天的绝对道德感颇受争议。进化论哲学表明，责任感是个人的社会积累，良心是后天习得的，尽管人的社会行为具有某种先天的倾向。道德本身和社会的人并非上帝“特殊的创造”，而是后天自然进化的产物。道德不是绝对的，它是种群为了生存而偶然形成的行为准则，群体本质和环境的不同使其具有不同的道德。例如，一个四面楚歌的民族会认为暴动和不安是不道德的，而一个富裕和安全的新兴国家却不这么认为，反而认为它们是开采自然资源和形成国家性格的必要成分。康德认为，行为本身无善恶。 [59]

他年轻时的虔诚主义态度和无限的责任感以及很少快乐的生活，使他产生了道德主义倾向；最终他竟提倡为了责任而尽责任，并不明智地陷入普鲁士的绝对主义。 [60] 这种反对为追求幸福而尽责任的态度，有点严格的苏格兰加尔文主义的味道；康德继续了路德和斯多葛学派的变革，正如伏尔泰继续了蒙田和伊壁鸠鲁派的复兴一样。他代表的是一种严正的反抗态度，反对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曾用这两种主义概括他们毫无顾忌的生活的时代，就像路德反对意大利的奢华和放纵一样。但是，在反对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长达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仍陷入了都市的纵欲好色、道德败坏的泥潭，陷入了未受民主良心或贵族荣誉洗礼的残酷个人主义的泥潭。也许分裂的文明再次欢迎康德责任观的一天不久就会到来。

康德哲学的奇迹是他的第二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在这部著作中，他复活了关于上帝、自由和永生这些宗教观念，在第一部中，康德没有接受这些观念。尼采极有鉴别力的朋友保罗·李 [61] 曾说：“在读康德的作品时，你会感觉就像是到了乡村的集贸市场。你可以在这买到想要的一切——比如意志自由、意志禁锢、唯心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反驳、无神论和上帝。就像一个魔术师从他的空帽子中变出很多东西一样，康德从责任的概念中变出了上帝、永生论和自由，使他的读者非常意外。” [62] 叔本华也嘲笑他将永生从内在需要中分离出来，他说：“康德所谓的道德，最初真的是很勇敢地追求幸福，但是最后却失去了它的独立性，伸手要赏钱了。” [63] 悲观主义者相信康德是个真正的怀疑论者，他只是丢弃了自己的信仰，没有摧毁人类的信仰，因为他害怕给大众道德带来不好的影响。“康德结束了毫无根据的猜想神学，但是并未涉及大众神学；不仅如此，他甚至用更高贵的形式将其建立在道德感情的基础之上。”这后来被哲学家们曲解为合理地理解和意识到上帝，等等。康德破除了古老但受人尊敬的错误信仰，他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希望用道德神学取而代之作为临时性的支持，这样自己不至于受害，也有时间逃走。 [64] 海涅也有意地讽刺康德：在康德毁灭了宗教后，带着他的仆人兰普一起去散步，突然发现老人的眼里噙着泪水，“伊曼努尔·康德有同情心，他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个好人；他半友好半讽刺地说，‘实践理性说必须有上帝老兰普才开心，这样的话，实践理性就足以保证上帝的存在了’” [65] 。如果这些理解都是正确的，那我们应该称这第二部《纯粹理性批判》为“先验麻醉剂”。

但是，对于康德内心的这些大胆重建我们不必太认真。《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文的热忱显示了过于强大的真诚而使人无法怀疑。试图将宗教的基础从神学改为道德，从信条改为产品，只能说明康德内在的宗教心灵。康德1766年在给摩西·门德尔松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的确很有信心地想过很多事物……但是我从没有勇气说出来；我从不谈论我想不到的事物。” [66] 自然地，像《纯粹理性批判》这种长而意义朦胧的论文本身会引起截然相反的理解；在这本书出版后几年，莱因霍尔德 [67] 首次评论了该书，他的评论尽数我们今日所想：“独断论者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是怀疑论者试图破坏所有认识确定性的结果，怀疑论者又认为它是傲慢的猜想，想要在原有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独断主义；超自然主义者则认为它是精心策划的诡计，想要摧毁宗教的历史基础，建立无争论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认为它是对正在灭亡的信仰哲学的新的支持；唯物主义者认为它是反对物质实在的唯心主义；而唯灵论者又认为，它是打着经验的幌子不合理地将所有现实实在局限于物质世界中。” [68] 说实在的，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接受所有这些观点；对一个和康德一样智慧的人来说，事情可能很明显：康德也许真的将所有这些都兼容了，将它们融为一体，这是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

至于康德的影响，可以说整个十九世纪的哲学思想都围绕他的猜想展开。康德之后，所有的德国人都开始谈论形而上学：席勒和歌德研究他，贝多芬带着敬意引用他关于生命两大奇迹的话语——“星空在天上，道德律在内心”；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受哥尼斯堡这位老哲学家唯心论影响栽培而相继发展出伟大的思想体系。正是在德国形而上学如此芬芳的岁月里，让·保尔·里克特 [69] 写道：“上帝赐予法国土地，赐予英国大海，赐予德国天空的帝国。”康德的理性批判和他的崇高情感为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都铺设了道路；他说思想的规律等同于现实实在规律，启发了黑格尔构建出一整套哲学体系；他的“物自体”不可知的思想对斯宾塞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卡莱尔的晦涩难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企图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歌德和康德原本就已晦涩难懂的思想——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只是永恒真理的变体罢了。凯尔德、格林、华莱士、沃森、布雷德利以及许多其他英国人都受到过第一部《纯粹理性批判》的启发；甚至是非常创新的尼采也接受了这位“哥尼斯堡伟大哲学家”的认识论，尽管他曾激烈地批判他的静态道德观。不断修正的唯心主义和不断修正的启蒙的唯物主义之间，在经过一个世纪的争论后，胜利似乎站在了康德这一边。即使是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爱尔维尔也矛盾地说：“人类，我敢说，是物质的创造者。” [70] 哲学最初的简单纯洁，由于康德变得不同了，它更加深刻了。

八、黑格尔简述

不久以前，哲学史学家们还给予康德的直接后辈——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如他们所有的近代思想史前辈（从培根、笛卡尔到伏尔泰和休谟）一样的尊敬和地位，但今天，观点已有所不同，我们也许过分热衷于欣赏叔本华对其竞争专业地位的有成就的对手所提出的谴责了。叔本华说：“读康德时，大家被迫承认晦涩难懂的不一定就没有意义。”费希特和谢林利用这一点，编织出宏伟的形而上学网络。“大胆的胡言乱语，夸大其辞的毫无意义的话，原先只在疯人院里才有，后来却出现在黑格尔身上，还成为迄今为止最厚颜无耻、全盘神秘化的工具，这一切将使后人感到奇怪，并将成为德国人愚蠢的标志。” [71] 这公平吗？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出生于斯图加特。他的父亲是符腾堡州财政部的下属官员；他和那些有耐心且做事有条不紊的公务员一起长大，这些公务员的工作效率保证了德国城市的有序管理。这位年轻人是个孜孜不倦的学生：他对读过的重要书籍都要进行透彻的分析，并大段摘抄重要段落。他说，真正的教养必须要求在最初避免出风头，犹如毕达哥拉斯的教育制度要求学生在最初五年里保持缄默。

他对希腊文学的研究使他爱上了雅典文化，在他的很多兴趣都渐渐褪色时，他对希腊文学的兴趣从未稍减。他曾这样写道：“一提起希腊，有教养的德国人就感觉是回到了家里。欧洲人的宗教史源自遥远的东方……但是现在在这儿的是什么呢？——是科学和艺术，是满足生活、提升并点缀生活的一切——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希腊。”有一段时间，相比基督教，黑格尔更喜欢希腊宗教，他在斯特劳斯和勒南之前写了一本《耶稣传》，在书中把耶稣写成是马利亚和约瑟的儿子，无视所有神话元素。后来他毁了这本书。

在政治方面，他也显示出叛逆精神，在他后来对现状的神化中，这种精神几乎荡然无存。在图宾根大学攻读牧师资格时，他和谢林曾积极为法国大革命辩护，有一天清早，他还到商业中心区种下一棵“自由树”。他说：“因为大革命的洗礼，法国已从很多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些制度早就被人类精神抛诸脑后，就像人们对待自己儿时的鞋子一样，但是这些制度还会压在人类精神之上，人类精神就像其他东西一样无法幸免，这些制度就像是没有生命的羽毛。”正是在那些充满希望的岁月里，“当年轻就是天堂的时候”，他和费希特一样曾玩过一种贵族气派的社会主义，将自己独特的才华投入风靡全欧洲的浪漫主义大潮。

1793年他毕业于图宾根，学位证书上说他天资高、品行好，擅长神学和语言学，但是并不擅长哲学。他开始很穷，不得不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当私人教师。这正是他酝酿变化的几年：当欧洲各国分裂时，黑格尔正聚集能量渐渐成长。1799年，他父亲去世，留给他一千五百美元，生活变得相对富裕，他也就没有再做家教。他写信给谢林，问哪里最适合他生活，希望谢林能给他建议一个开销少、有很多书又有“上等啤酒”的地方。谢林建议他去耶拿——当时处于魏玛公爵统治下的耶拿是个大学城。席勒在耶拿教历史，蒂克 [72] 、诺瓦利斯以及两位施莱格尔在鼓吹浪漫主义；费希特和谢林则在宣传他们的哲学思想。1801年黑格尔到了耶拿，1803年成为耶拿大学的一名教师。

1806年，拿破仑战胜普鲁士，耶拿这个学术小城也陷入混乱和恐慌，但黑格尔仍留在那里。当法国军队闯入黑格尔家中，黑格尔逃之夭夭，就像哲学家一样，带走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一时间他穷困潦倒，是歌德让克内贝尔借给他几块钱，让他暂时渡过难关。在给克内贝尔的信中，黑格尔痛苦地写道：“我已把《圣经》的话语当作我的启明星了，经验让我学到了《圣经》里的真理——‘先觅取衣食，天国才会靠近你’。”一段时期，他在班堡编辑报纸，1812年，他成为纽伦堡大学预科的校长。也许是因为那里的行政工作需要勤俭节约，冷却了他心中的浪漫主义之火，使他像拿破仑、歌德一样成为浪漫主义年代的典型遗老。在纽伦堡，黑格尔完成了他的《逻辑学》（1812－1816），这部书非常难以理解，但是却帮助他赢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席。在海德堡大学，他写出了他的鸿篇巨制《哲学全书》纲要（1817），正是因为这部书，1818年他转入柏林大学。从那时起直到辞世，他毫无争议地统治了哲学界，就像歌德统治文学界、贝多芬统治音乐界一样。他的生日仅比歌德晚一天，自豪的德国人为了纪念他们，每年届时会有两天假期。

有位法国人曾请黑格尔用一句话来概括哲学，让僧侣用一句话来概括基督教，黑格尔输给了那位僧侣。那位僧侣单脚站立说道：“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黑格尔宁愿用十卷书来概括哲学。当这些书写成出版时，全世界都谈论它们，他却抱怨道：“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是甚至那个人也不懂得。” [73] 他的大部分文章，大多都是他的备课笔记，就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或者更糟，是学生听他讲座记下的笔记。只有《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是他的专著，这是两部晦涩难懂的杰作，即抽象又凝练，用词专业生僻，每个陈述句都有谨慎的定语，有很多限定从句。黑格尔评价自己的作品是“为了让哲学说德语而做出的努力” [74] 。他成功了。

《逻辑学》不是对理性方法的分析，而是关于理性概念的分析。黑格尔认为，这些概念就是康德命名的范畴——存在、质量、数量、关系等等。哲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剖析这些和我们的思想息息相关的基本概念。这些范畴中最具普遍性的就是关系，每个观念都是一个关系群；我们通过联系另一事物来思考某个事物，比较它们的异同。任何没有关系的观念都是空虚的，这就是所谓的“纯粹的有和无是统一的”：没有关系或质量的存在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一前提导致至今还在不断产生并繁衍的奇思妙想，成为研究黑格尔思想的障碍，但也成为一种诱惑。

在所有的关系中，最为普遍的是对立关系。每种思想或事物——世界上的每种观念和条件——都将走向它的对立面，然后与其结合，并形成更高、更复杂的整体。黑格尔写道，这种“辩证的运动”无处不在。这当然是一种原来就有的观点，开始于恩培多克勒，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亚里士多德曾写道：“知识的对立面和知识是一回事。”真理（像电子一样）是对立面的有机结合体。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真理就是自由主义——心开放则手谨慎，手开放则心谨慎；我们对大问题的观点是因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断减少而形成的；在一切可以争论的问题上，真理是中庸之论。进化运动过程中，事物不断向对立面发展，并与之融汇兼容。谢林说有一潜在的“对立事物的统一性”；费希特说，正、反、合是一切发展和现实实在的形成方式及秘密。

不只是思想根据“辩证运动”发展演化，事物也是如此；每一件事物都有一个对立面，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兼容合并将其对立面转化。所以，毋庸置疑，我们目前的社会体系隐藏了会自我巩固的对立面：经济蓬勃发展、资源没有被开发的时期需要奋发图强的个人主义；后来，合作性、追求共同财富的灵感被唤醒；将来，我们既看不到目前的现实，也看不到憧憬的理想，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合成体，两者的某种东西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

这个更高阶段也存在两面性，会继续向对立面发展，进而达到一个更高的组织水平、复杂程度和统一性。思想的运动因此和事物的运动相似：在任何一种运动中，都存在着辩证的发展，从统一到对立再到统一。思想和存在遵循同样的规律，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是一回事。

大脑是认识这种辩证过程和统一寓于差异的必不可少的器官。心灵的作用和哲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差异中潜在的统一；道德的任务是统一性格和行为；政治的任务是将个人统一到国家之中。宗教的任务在于企及并感觉到绝对精神的存在，在这一绝对精神中，所有的对立面都将最终统一。在伟大存在的总和里，物质和精神是一体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体的，善与恶也是一体的。上帝就是关系的体系，有意义的万物在其中运动、存在。在人类身上，绝对精神升表现自我意识，然后变为绝对观念——也就是说，思想是作为绝对精神的一部分而实现自我的，思想超越了个人的局限和目的，在宇宙的纷乱中，找到潜在的万物和谐。“理性是宇宙的本质……世界的设计是绝对合理的。” [75]

争吵和罪恶并非只是负面的想象，它们是真实的；但是从智慧的角度看，它们是趋向圆满和善良的阶段。

斗争是发展的规律；性格是建立于世界的风暴和压力之上的；一个人只有通过履行义务、责任、遭受痛苦才可能达到他的最高点。即使是痛苦也有其合理性；它是生命的象征，也是重建的激励者。激情在事物的理性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世上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伴随着激情的” [76] ，甚至是拿破仑个人的野心客观上也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生命不是因为幸福而存在，而是因为成就。“世界历史不是幸福史，幸福的时期在历史上是空白页，因为这是和谐的时期” [77] ；这种毫无生趣的生活形态对人类来说是不足取的。只有现实矛盾在发展中被解决时，才有真正的历史，就像从优柔寡断的青年步入安逸而有条不紊的成年一样。历史处于辩证运动之中，它几乎就是一系列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普通人和天才们都成为绝对精神的工具。伟大的人与其说是生育未来的人，不如说是接生未来的人。天才和别人一样将石头放到石堆上，“他们只是运气好，最后一个放上这块石头，当他把石头堆上去时，拱门就自己立住了”。“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揭示了普遍真理……但是他们了解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这正是他们那个时代、那个世界的真理；可以说，下一辈人已在时间孕育中形成了。” [78]

这样的历史哲学似乎导致了一个革命性的结论。辩证的发展使生活的主要准则发生了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事物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矛盾，只有“矛盾斗争”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最深奥的政治规律就是自由——通向变革的大道畅通无阻；历史是自由的成长，国家是或者应该是有组织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观点带有保守色彩：各种情况虽然必然会消失，但是都是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绝对正确的。既然统一是发展的目的，那么秩序就成了自由的首要前提。

如果晚年的黑格尔更倾向于自己哲学中保守的寓意而不是激进的寓意，一部分原因是时代精神（用他自己的历史哲学的术语说）由于变化太多而倦怠了。1830年革命结束后，他写道：“四十年的战争和不计其数的混乱之后，一颗老迈的心终于可以高兴地看到，这一切要结束了，和平如意的时期终于要到来了。” [79] ——认为斗争是发展的辩证法的哲学家居然提倡知足——不过，作为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他有权追求平静和安定。然而黑格尔思想中的矛盾太深，使其无法走向安定和平；他的下一代追随者带着辩证法分成了两派——“黑格尔右派”和“黑格尔左派”。魏斯和小费希特在存在即合理的理论里找到了天道之说的哲学证据，以及绝对服从的政治合理性。费尔巴哈、摩莱肖特、鲍威尔和马克思则回到了黑格尔青年时期的怀疑论及“更高的批判主义”，将历史哲学发展为阶级斗争理论，由黑格尔的必然性导出“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物质世界还是在精神世界里，马克思将群众运动和生产力作为一切根本变革的根本原因，以此取代了通过时代精神决定历史发展的绝对精神。黑格尔这位帝国教授孵化了社会主义的蛋卵。

这位老哲学家抨击那些激进分子是幻想者，他小心地将自己的早期文章藏起来。他同普鲁士政府合作，赞美政府是绝对精神的最新表现，并沐浴在学院风的阳光下。他的对手称他是“御用哲学家”。他开始认为黑格尔体系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他忘了自己的辩证法已宣告他的思想不会长久且会灭亡。“除了1830年的柏林，从没有哲学发出过这样高傲的声调，哲学皇室般的荣誉也从未如此充分地被承认和保障。” [80]

在那些快乐的岁月里，黑格尔老得特别的快。他变得心不在焉，和故事书里的天才一样；有一次，他只穿了一只鞋就走进讲堂，他没有注意到，另一只被他落在了泥潭里。1831年，霍乱传到柏林，他身体羸弱，成为这种传染病最早的受害者之一。病了一天后，他突然安静地睡去了。正如那个时代见证了拿破仑、贝多芬和黑格尔在一年间相继出世，1827年到1832年间，德国相继失去了歌德、黑格尔和贝多芬。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德国最伟大年代最后的辉煌。

第七章
叔本华

一、时代背景

为什么十九世纪上半叶涌现出那么一大批为时代代言的悲观主义人物？他们中有诗人——英国的拜伦、法国的缪塞、德国的海涅、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 [1] 、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 [2] ，有作曲家——舒伯特、舒曼、肖邦，甚至包括后来的贝多芬，尽管实为悲观主义者的他总是试图证明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最重要的是，那个时代诞生了一名影响深远的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

1818年，那部宣扬人生痛苦的伟大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完稿。当时正值“神圣同盟” [3] 时代，滑铁卢战役结束，法国大革命失败，“革命之子”拿破仑被留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块礁石上，在那里苦度余生。叔本华神化“意志”有几分是由于这种“意志”魁伟而嗜血的幽灵在这科西嘉小子 [4] 身上茁壮成长。至于他对生命的绝望，则源于圣赫勒拿岛那令人备感凄苦的遥远距离 [5] ——意志最后失败，邪恶的死神成了所有战争的唯一胜者。波旁王朝复辟，封建贵族重返家园，夺回自己的土地，俄皇亚历山大的和平理想主义在不经意中孕育了一个四处压制进步力量的联盟。伟大的时代寿终正寝。“感谢上帝，世界穷途末路之时，我已不再年轻。”歌德说。

整个欧洲轰然倒地。无数壮丁死去，大量土地荒废；战争摧毁了欧洲大陆的经济，人民不得不从头开始，走上痛苦而漫长的复兴之路。

1804年，叔本华走遍法国、奥地利，亲眼目睹了混乱肮脏的农村、贫穷困苦的农民、动荡悲惨的小镇，他震惊了。只要是拿破仑军队或反拿破仑军队曾经过的国家，都遭到重创。莫斯科成为废墟，战胜国英国虽然洋洋自得，但其国内农民却因小麦价格下跌变得一贫如洗，工人因为尚未成熟的工厂体系失去控制，尽尝恐惧的滋味。此外，遣散军队使失业问题变本加厉。卡莱尔曾写道：“我听我父亲说，在燕麦价格高达每英石十先令的那些年里，他发现劳工们经常一个人去到溪边，不是去用餐，而是去喝水，人人都怕别人看到自己的惨状。” [6] 生活似乎从来没有如此残忍，如此毫无意义。

毋庸置疑，革命失败了。欧洲的灵魂似乎一下失去了朝气。那个被称作“乌托邦”的新天堂曾经耀眼夺目，甚至让人们忘记了诸神的黄昏 [7] ，但现在，乌托邦渐渐远去，隐退至黯淡的未来，唯有年轻人的眼睛仍可看见；老人们追随了它这么久，如今眼见人类希望破灭，深感自己被命运捉弄，不得不放弃。年轻人可以放眼未来，年长者可以缅怀过去，但多数人却迫于当下的生活，而当下已是一片废墟。为了这场革命，多少英雄、多少信徒拼死奋战！全欧洲的青年人都对年轻的共和国心向往之，把对共和国的希望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直到“革命之子”见异思迁，做了反对势力的女婿 [8] 。贝多芬愤然撕去题有献词的作品扉页，重新为其取名为《英雄》 [9] ，有多少人曾经为了那伟大的希望战斗！又有多少人，虽然将信将疑，但仍充满激情地坚持到底！现在，结局竟然如此：滑铁卢的失败、圣赫勒拿岛的流放，还有维也纳会议的召开 [10] ；波旁家族在衰颓的法国登上王位，而这位新皇帝既不曾学到一点，也不曾忘记一些。一代人光荣地退出了舞台，他们怀有的希望和付出的努力是亘古未有的。对于那些笑看风云但也不得不心酸落泪的人来说，这真是一出充满喜剧效果的悲剧啊！

在那些理想破灭的苦难日子里，许多穷人寄希望于宗教，倚着宗教的肩膀舔舐自己的伤口，大部分上层阶级已信心尽失，望着满目疮痍的世界，无法相信生活的天空其实可以更广阔。殊不知，在这广阔的天空里，即使病入膏肓，只要沐浴在仅剩的正义和美丽中，也会痊愈。更令人难堪的是，1818年，人们视野之内的这个可悲星球竟掌握在仁慈而又智慧的上帝手中，真是难以置信。靡菲斯特 [11] 胜利了，浮士德们陷入了绝望。伏尔泰播下的种子鼓动了这场席卷整个欧洲的龙卷风，该由叔本华来收获果实了。

关于邪恶的存在问题很少能如此生动而执著地进入哲学和宗教领域。从布洛涅 [12] 到莫斯科的每一座烈士墓、每一座纪念碑都对漠然的星辰发出了无声的质问。上帝啊！还要多久才能结束？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场规模空前的灾难难道是正义的上帝对人类理性和信仰缺失的复仇？是上帝对悔罪智者的召唤，召唤他们在古老的美德——信仰、希望和仁慈面前屈膝？施莱格尔沉思了，还有诺瓦利斯、夏多布里昂、缪塞、骚塞、华兹华斯、果戈理，他们一个个像归家的浪子，兴高采烈地重新皈依古老的信仰。但也有一批人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们认为，欧洲的混乱恰恰体现了宇宙的混乱，神圣的秩序、天国的希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上帝——即使真有上帝——是个睁眼瞎，笼罩整个地球的其实是邪恶。于是，拜伦、海涅、莱蒙托夫、莱奥帕尔迪走来了，还有我们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

二、生平

1788年2月22日，叔本华生于但泽，父亲是有名的商人，脾气暴躁，但精明能干，个性独立，热爱自由。1793年，叔本华五岁，因为当时但泽被波兰吞并，当地人失去自由，于是举家迁往汉堡。叔本华是在浓郁的商业氛围里长大的，在父亲的要求下，他选择了经商，但很快便放弃了。尽管如此，这一短暂经历却在叔本华身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率直的性格、思维的现实主义倾向以及对世界和人类的深入了解。这一切使叔本华不同于学院派哲学家——这些哲学家也正是他所瞧不起的。1805年，叔本华的父亲自杀身亡。他的祖母已在他父亲去世之前死于疯癫。

叔本华说：“人的性格、意志遗传自父亲，智慧遗传自母亲。” [13] 叔本华的母亲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后来成了一名小说家，名噪一时。她是个性情中人，但脾气暴躁，而叔本华的父亲却枯燥乏味，所以两人的生活并不愉快。叔本华的父亲一离世，母亲便开始追求自由性爱，搬到魏玛，因为魏玛的社会氛围正好契合她的这种生活方式。对此，叔本华就像听说母亲再婚的哈姆雷特，反应异常激烈，他跟母亲大吵了一场，但也正是这场争吵，让叔本华学到了许多关于女人的片面真理，叔本华甚至还将这些“真理”用于他的哲学思辨。在母亲给叔本华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两人的关系：“你很让人受不了，很烦人，跟你生活在一起很难。你的自负遮蔽了你所有的优点，而且，正因为你改不了对别人吹毛求疵的恶习，你的优点变得毫无用处。” [14] 最后两人决定分开居住，叔本华只在母亲举办家庭招待会时才前往她的住所，而且仅以客人的身份出现。其实，叔本华和母亲在当时并不相互仇视，两人都能做到彼此像陌生人一样，彬彬有礼。叔本华的母亲因为允许歌德来她家时带上妻子克里斯汀娜 [15] 而赢得歌德的好感。有一次歌德告诉她，她的儿子将会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这句话反而使事态急剧恶化，叔本华的母亲从未听说过一个家庭能容得下两位天才。最后，两人的争吵白热化，母亲毅然将自己的儿子兼对手推下楼梯。叔本华充满了怨恨，他告诉母亲，唯有通过我，你才能为后人所知。这件事以后，叔本华很快离开魏玛，在她母亲人生的最后二十四年里，两人一直没有见面。在母子关系上，有着类似命运的还有出生于1788年的拜伦。在这种家庭环境下，他们注定悲观。一个得不到母爱甚至被母亲憎恨的人是没有理由迷恋这个世界的。

与此同时，叔本华读完了预科 [16] 和大学，并自学了许多。他全身心地投向爱情、投入世界，其结果深刻影响了他的性格和思想。 [17] 叔本华变得忧郁多疑、愤世嫉俗，内心充满了恐惧，幻想着种种不幸。他从不上理发店，从不忘把自己的烟斗牢牢锁好，睡觉时还要在床边放一把上膛的手枪——大概是为了防备盗贼。叔本华忍受不了噪音，他曾写道：“很久以来我一直坚信，一个人所能承受的噪音量和他的智力是成反比的。看来，对噪音的承受能力可以公平地衡量一个人的智力……对于智力超群的人来说，噪音是一种折磨……敲门声、锤子的敲打声、乱摔东西的声音，这些精力过旺的表现使我终日苦不堪言。” [18] 他变得妄想偏执，孤芳自赏。错过成功和名望以后，他开始转向内心，啃噬自己的灵魂。

叔本华没有母亲、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家庭，甚至没有自己的祖国。“他是一个纯粹的孤独者，没有任何朋友，但一和零之间存在无穷。” [19] 在叔本华生活的时代，国家主义盛行，对此，叔本华却无动于衷，在这点上，连歌德都难望其项背。1813年，费希特因反对拿破仑而掀起自由战争的热情感染了叔本华，他打算自告奋勇地加入其中，而且还购买了一套武器。但叔本华终归是个谨慎行事的人，他及时悬崖勒马。叔本华认为：“说到底，拿破仑只是大胆地表达了他对自己的信任以及对生命的贪求，这些，正是柔弱的凡人内心想往，但竭力掩饰的。” [20] 叔本华没有上战场，他来到乡下，完成了自己的哲学博士论文。

写完这篇题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1813） [21] 的论文后，叔本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他那部日后成为旷世杰作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他踌躇满志地把初稿寄给出版商时说，这部书绝不是对旧有思想的重复，书里都是独创的想法，全书结构紧凑、条理清楚，“明白易懂，充满了活力和美感”，而且，“将来，会有一百本书因我的书而面世” [22] 。这一蛮横的宣言充满了自负，但说得也千真万确。多年以后，叔本华深信自己已经解决了哲学的主要问题，他想到把纵身跳下深渊的斯芬克斯 [23] 形象刻在自己的图章戒指上，因为斯芬克斯曾经承诺，如果自己的谜语被解开，她将跳崖而死。

但是，叔本华的书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关注。世人早已贫苦不堪、精疲力尽，谁还会去阅读书中描写的贫穷和疲惫？《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十六年后，叔本华得知，他的大部分著作已被变卖为废纸。在《论名誉》（收录在《人生的智慧》里）这篇随笔中，叔本华援引了利希滕伯格的两句话：“这样的作品就像是一面镜子：如果是一头蠢驴往里面看，你绝不能期望从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位天使”；“如果人的头和书相撞，有一样东西听起来中空，中空的会总是书吗？”显然，叔本华暗指自己所写的是一部大作。他继续说——听来就像虚荣心受挫：“一个人越是属于后世——换句话说，越是属于整个人类——他就越会与他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因为他的作品不是写给这些人看的，而这些人唯有把自己看作整个人类家族的一员，才不会被作品里熟悉的乡土色彩吸引。”然后，他开始变得像寓言里的狐狸那样说得娓娓动听：“如果台下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音乐家得知他的听众几乎都是聋了

，或者看到其中一两位听众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而鼓掌，他还会高兴吗？而且，要是他发现那一两位听众其实是被收买来为糟糕的艺人制造最热烈的掌声的托儿，他会说什么？”得不到名望的人总是用自负来填补缺憾，而有名望的人善于用自负来壮大自己。

叔本华全身心地投入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以至于他后来的作品仅仅是对该书的评论性文字。他像一个犹太人编著着自己的托拉 [24] ，像一个评注家为自己的哀歌做注脚。1836年，叔本华发表随笔《论自然意志》，后收录在1844年出版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1841年和1851年，他分别发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和两大卷本《附录与补遗》，后者被译为英文，题名《随笔集》。在叔本华所有的著作中，这本最具可读性，充满了诙谐和智慧，而作为全部报酬，作者仅仅免费得到十册自己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让人如何能乐观？

离开魏玛以后，唯有一件事情打破了叔本华离群索居、埋头苦学的单调生活的平静。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在德国的一所知名学府中介绍自己的哲学思想。1822年，机会来了，叔本华受邀前往柏林担任编外讲师 [25] 。在那里，叔本华故意把自己的课安排在黑格尔上课的时间——当时的黑格尔在学界正如日中天。叔本华相信，学生们会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黑格尔，但学生们其实根本没有如此远见。最后，叔本华发现自己上课的教室空无一人，他辞职了，并猛烈抨击黑格尔来为自己报仇——这也玷污了他的代表作的后来版本。1831年，柏林爆发流行性霍乱，黑格尔和叔本华逃离柏林。黑格尔因为过早回来而被疫情感染，几天后就去世了；而叔本华马不停蹄地赶往法兰克福，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作为一个理性的悲观主义者，叔本华没有掉入乐观主义者以写作为生的陷阱。他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凭着这笔钱，他的生活虽说不上奢华，但也还算舒坦。后来，他明智地把钱用在投资上，这种智慧与其哲学家的身份有点不相称。有一次，他入股的一家公司倒闭了，其他债主商定要求公司退还七成欠款，叔本华却竭力争取全额退还，并取得成功。叔本华有足够的钱在公寓里租用两个房间，就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三十年，没有伴侣，只有一条狗陪伴。他把这条小卷毛狗叫作“阿特玛” [26] ，但镇上爱开玩笑的人喜欢叫它“小叔本华”。叔本华通常在一家叫作“英伦花园”的餐馆吃饭，每次吃饭前，他总会把一枚金币放在桌上，吃完后再放回口袋。最后，也在意料之中，一位愤愤不平的服务员上前问他这个日日不变的仪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叔本华告诉他，这枚金币是他的一个无声的赌注——如果英国官员在吃饭时能够谈点马、女人或者狗以外的话题，他就把这枚金币投进慈善箱。 [27]

大学没有理睬叔本华和他的书，它们似乎在替叔本华验证他自己说过的话——所有哲学领域的进步都来自大学校园之外。“没什么能比叔本华的特异更能激怒德国学究了”，尼采如是说。这时的叔本华已经懂得忍耐，他相信，无论多晚，他都会得到承认。终于，这个时刻来了，虽然来得有点慢。律师、医生、商人这些中产阶级人士发现，叔本华不像那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家，只会说些形而上学、不切实际的话，叔本华能够深入浅出地剖析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而这正是这帮中产阶级人士想要的。对1848年革命的理想以及人们为之付出的努力，欧洲人民已经不抱幻想，他们开始热烈欢呼叔本华的到来，因为叔本华的哲学表达了1815年欧洲的绝望。叔本华利用科学对神学展开攻击，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贫穷和战争提起控诉，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生存竞争。这一切为他的最终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年事已高，叔本华却尽情享受着成名的乐趣：他贪婪地阅读关于他的所有文章，而且告诉朋友，所有评论，无论大小，只要能找到，都要寄给他，邮资由他支付。1854年，瓦格纳把自己的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寄给叔本华，并附信表达了对叔本华音乐哲学的欣赏。就这样，这位伟大的悲观主义者在晚年几乎成了一名乐观主义者。吃过晚饭，他总会忘情地吹起长笛，感谢时间让他从青春的火焰中解脱出来。人们不辞万里从世界各地赶来拜访他。1858年，叔本华七十岁生日那天，贺寿的声音从五湖四海的各个角落传向他的住所。

时日不算太晚，但离叔本华辞世也仅剩两年时间。1860年9月21日早晨，他独自进餐，身体还相当硬朗。一小时后，女房东发现他还坐在桌边，但已经去世了。

三、作为表象的世界

打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读者便会对它的文字风格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没有康德式错综复杂的术语，没有黑格尔式的扑朔迷离，也没有斯宾诺莎式的数学几何，全书的展开清清楚楚、井井有条，一切围绕着“作为意志的世界”这个中心概念，也可以说，全书围绕着人类的斗争、人类的苦痛展开。叔本华那坦诚的个性、令人振奋的活力、绝不妥协的率直，着实令人仰慕！他的前人擅长抽象，针对不可见性的问题抽象的地方，搭建的理论大厦没有朝向现实世界的窗户；而叔本华，作为一个商人的孩子，他重具体、重应用，善于旁征博引，而且还极富幽默感 [28] 。自康德以后，幽默在哲学领域成为一项惊人的创新。

但为什么这部书会遭到排斥？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它攻击了原本可以推广此书的大学教师。1818年，黑格尔哲学在德国高居垄断地位，叔本华却对黑格尔展开了猛烈攻击。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序言里，叔本华写道：

对哲学最为不利的，莫过于一个时代不顾廉耻地把哲学当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当作谋生的手段……难道“生活在先，哲学在后”这句话真的是金科玉律、无可辩驳？这些绅士们渴望生活，渴望以哲学为生，他们像是受到指派，带着妻子儿女来投靠哲学……“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法则至今仍然行之有效；古人认为，利用哲学赚钱是诡辩学家的专长……人如果要想赚钱，那他不需要别的，只需平庸即可……一个时代，如果二十年来一直把黑格尔那样的卡利班 [29] 式知识分子捧做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么，如果想让亲眼目睹过真相的人钦羡这种时代认可，那将是不可能的……但是，真理永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所以真理必须安静耐心地等待，直到那些拥有独特思维的极少数人来发现自己、欣赏自己……生命是短暂的，但真理的影响力是广大的，真理的生命力是强大的，让我们说出真理吧。

最后几句话说得颇为崇高，其中也不免掺杂着自我安慰，因为在渴望时代认可方面，叔本华是无人能及的。此外，叔本华要是能不诋毁黑格尔，他的言辞会显得更为崇高，因为对于生者，除了赞美，我们还是保持缄默为好。谈及谦虚地等待认可，叔本华说：“我发现，从康德到我这个时代，哲学领域毫无建树。” [30] “关于‘世界就是意志’这个论断，我认为，人们以哲学的名义已经找寻它很久了，因此，精通历史的人把这个论断比作是点金石的发现。” [31] “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我的想法，尽管做了许多尝试，我仍然找不到比写书更为快捷的方法……把这本书读两遍，读第一遍时要保持极大的耐心。” [32] 这就是叔本华的谦虚。关于谦虚，叔本华曾说过：“所谓的谦虚只是虚伪的谦卑，在一个妒贤嫉能的世界里，圣贤们不得不谦虚谨慎，请求那些庸人宽恕自己的杰出和卓越。” [33] “无疑，当谦虚被当成美德时，世上的傻瓜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那时候，人人都应该如傻瓜一般，在提及自己时抱着谦虚的态度。” [34]

但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句话里，叔本华毫不谦逊。此书的开门见山地写道：“世界是我的表象。”当费希特提出类似论断时，即使是熟谙形而上学的德国人也质疑——“他的妻子对此怎么说？”而叔本华没有妻子。叔本华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他希望开宗明义地接受康德的立场，即外部世界只有通过我们的感觉和表象才能被认识。紧接着，叔本华对唯心主义进行了清晰而有力地阐释，不过，这些都不是叔本华最具原创性的内容，如果放在书的末尾，可能会更好。人类用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发现叔本华，就因为他没有把最精彩的部分放在书的前面，在花了两百页的篇幅介绍完别人的唯心主义后，才把自己的思想呈示出来。 [35]

全书的第一节，最充满活力的部分当属对唯物论的批判。当我们只能通过精神认识物质时，我们又怎么能够把精神解释为物质？

如果我们能够在学习唯物论的过程中保持头脑清醒，那么，学到它的高潮部分时，我们便会像奥林匹斯山诸神那样，突然爆发出一阵难以抑制的笑声，就像从梦中醒来，忽然发现了唯物论的致命伤——唯物论煞费苦心努力获得的知识，竟是唯物论的必要前提。唯物论以物质为上，但让我们想象一下，比如思考一种物质，其实我们思考的只是我们感知物质的主体：看到物质的眼睛、感受物质的手以及认识物质的理解力。因此，唯物论犯了循环论证 [36] 的毛病，并在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弱点。现在最后一环又突然变为起点，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环。唯物论者就像是吹牛大王明希豪森男爵，吹嘘说他在骑着马游泳的时候，曾凭借自己的两条腿把马夹起，还拽着自己的辫子把自己拉到空中…… [37] 即使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今天，粗鄙的唯物论仍然有它的追捧者，他们无知地以为唯物论是独创的…… [38] 愚蠢的人否定生命力，他们首先从物理力和化学力的角度来解释生命现象，也有人从物质的力学效应角度出发进行解释…… [39] 有人说，即使是最简单的化合，也可以通过力学来解释，我是永远都不会相信的，更不用说解释光、热、电的属性。这些现象需要从动态的角度来给出解释。 [40]

可以肯定的是，只通过观察物质，继而考察思想的方法是无法解开形而上学谜团的，也无法发现现实那隐秘的本质，我们必须从我们熟悉的、能够直接认识的地方开始，即我们自己。“如果从外在出发，我们永远都掌握不了事物的真正本质。无论付出多大努力，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些图像和名称。有时候，我们像一个勾画城堡草图的人绕着城堡寻找入口但一无所获。” [41] 让我们深入内部吧。如果我们发现了心灵的终极本质，那么，我们可能就拥有了认识外部世界的金钥匙。

四、作为意志的世界

1. 生命意志

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心灵的本质在人的思想和意识之中，人是一种知性、理性的动物。“这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根本错误，是人类捏造的第一个谎言……我们必须首先将之摈弃。” [42] “意识只是我们心灵的表面。正如我们只了解地球的地壳，而不了解它的内部，我们对自己的心灵也知之甚少。” [43] 其实，潜藏在自觉理性之下的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意志——一种孜孜不怠、锲而不舍的生命力，一种自发的活动，一种专横地表达欲望的意志。有时候，意志似乎被理性引领，但这仅仅像主人被其向导引领；意志其实是“一个瞎子，但他身强力壮，肩上背负着能给他指路的目光炯炯的瘸子” [44] 。我们并不是因为发现欲求某个事物的种种理由才去想得到它，而是因为欲求某物才去寻找得到它的种种理由。就像这样，我们甚至通过这样的哲学、神学思辨来掩盖自己的欲望。 [45] 因此，叔本华把人类称作“形而上学的动物”——其他动物拥有欲望时是不会来一番形而上学的空头理论的。“最令人生气的是，当我们与一个善于推理阐释的人争辩，绞尽脑汁想说服他时，最后竟然发现我们需要对付的恰恰是他的意志，因为这个人根本不想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46] 所以，逻辑是毫无用处的，从来没有人单纯利用逻辑来说服别人。即使是逻辑学家，逻辑也只是他们的生财之道。如果想说服一个人，必须诉诸他的兴趣、他的欲望、他的意志。大家想一下，我们对胜利会终身难忘，而对失败，我们一转眼就把它忘了，因为记忆只是意志的仆人。 [47] 还有，“我们算账时所犯的错误，对我们有利的往往多于对我们不利的。当然，这还是在我们内心没有丝毫私心杂念的时候” [48] 。“另一方面，即使是最愚笨的人，当谈论的事物与他所想息息相关时，他的悟性也会立刻灵敏起来。” [49] 一般来说，理性会在危急关头出现，比如狐狸；理性也会因欲望而产生，比如罪犯。但是，理性似乎总是服从于欲望，充当欲望的工具。当理性试图顶替意志时，困惑随之而来。最容易犯错误的人莫过于仅凭反思行事的人。 [50]

想一下人类为了食物、配偶、孩子而卷入的激烈纷争，这些纷争难道是反思的结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究其原因，它们其实是半自觉的生存意志以及追求完满生命的意志的结果。“表面上看，人往前走是因为某种东西在前面拉着，而实际上，是因为某种东西在后面推着”； [51] 他们以为自己是被自己所见牵引，而实际上，他们是被自己所感驱使；也就是说，他们被本能驱使。而对本能的作用力，他们在一半的时间里是无法意识到的。理性只是相当于一国的外交部长。“大自然创造理性是想让它为个人意志服务。因此，理性只能被动地认识事物，且前提是，该事物已经赋予意志以动机。理性无法看透事物，无法把握事物的真正本质。” [52] “意志是人的心灵中唯一永恒不变的东西……通过不间断的目的或者说对既定目标的执著”，“意志统一意识，将意识的所有表象和思想凝聚在一起，并与它们形成一个连续的和谐整体” [53] 。意志是一个人思想绵延的源泉。

性格寓于人的意志中，而非理性中。人的性格也是一种不间断的目的和态度，这种目的和态度就是意志。在通俗语言里，“心灵”比“头脑”更受人们青睐，这是正确的。使用者们知道（说他们“知道”是因为他们在判断时不作任何理性分析），“善良的意志”比清醒的头脑更深刻、更可靠。如果在流行语中说一个人“精明”、“世故”、“狡猾”，说明这个人不被信任、不被喜欢。“高智商的人会赢得别人的钦羡，但永远不会被别人爱慕”，而且，“所有宗教都承诺要奖励那些拥有卓越意志或内心的人，而从未说过要奖励那些拥有聪明头脑或超强悟性的人” [54] 。

人的肉体也是意志的产物。比如，血液能够独立制造血管。在意志的推动下，血液在胚胎体内流动，冲刷出一道道凹痕，这些凹痕越来越深，最终封闭，形成动脉和静脉。这种意志我们含糊地称之为生命。 [55] 类似的还有，认识的意志形成大脑，抓握的意志形成双手，进食的意志形成人体的消化道。 [56] 这样的对应——意志的各种形式和肉体的各种形式——只是同一过程、同一实在的两个方面，而这两者关系在人类情绪方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当人出现一定情绪时，感觉和身体的内在变化会形成一个复杂的整体。 [57]

意志行为和身体活动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是由因果关系连接的两个不同事物。意志行为和身体活动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而是一个整体。但是，两者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前者是直接表现，而后者需要通过人的感知……身体的动作不过是客观化的意志行为，身体的一切动作都是如此……整个身体也只不过是客观化的意志……因此，身体的各个部分必须完全符合人的首要欲望，意志通过这些欲望表现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必须以可见的方式表达人的欲望：牙齿、喉咙、肚肠是客观化的饥饿，传宗接代的生殖器官是客观化的性欲……整个神经系统构成意志的触角，向内向外伸展……正如人类的一般肉体符合人类的一般意志，个人的身体结构也符合个人特定的意志，这种特定的个人意志就是人的性格。 [58]

理性会疲劳，而意志永远不会；理性需要睡眠，而意志即使在睡眠中依然在不停地工作。疲劳像疼痛一样，在大脑中有其一席之地；但是，独立于大脑的肌肉（比如心脏）是永远不会疲劳的。 [59] 在睡眠中，大脑吸收养分，但意志不需要，因此，脑力劳动者对睡眠的需求是最大的。（但我们“万万不能因此而过度地延长睡眠时间，因为这样的睡眠不仅质量低下，而且纯粹是浪费时间” [60] 。）睡眠时，人的生命会降至植物人水平，这时，“意志就可以完全依着自己的本性运转了，不受任何外界影响，也不会有大脑活动和认知活动来削弱它的力量。大脑活动和认知活动是人体最为繁重的机体功能……睡眠时，意志的全部力量集中于机体的保养和改进。因此，人体的一切修复以及所有对人体有利的转折点，比如病人身体的好转，都是在睡眠中发生的” [61] 。看来，布达赫 [62] 提出的“睡眠是人体的最初状态”一点都没错。人体胚胎几乎处于不间断的睡眠之中，婴儿也是如此，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睡觉。生命是“一场与睡眠的抗争，第一回合，我们获胜，但很快，睡眠又占了上风。睡眠就像我们借来的片断的死亡，用于维护、更新白天消耗的那部分生命” [63] 。“我们和睡眠永远是对手，即使在清醒的时候，我们也部分地被睡眠占据。总之，人别想指望自己的脑袋。即使是最聪明的人，每天晚上不也做一些离奇而又荒谬的梦？从梦中醒来，他们又得马上投入到思考中去。” [64]

意志是人的本质。那么，假如意志同时也是包括“无生命”物质的一切生命形式的本质，又会如何？假如意志就是人类踏破铁鞋一直在找寻的东西，假如意志就是人类绝望的源泉，假如意志就是那“自在之物”——一切事物的终极内在和神秘本质，又会如何？

让我们试着从意志的角度对外部世界进行解读，从最底部开始。有人说，意志是自然力的一种形式，但我们说，自然力是意志的一种形式。 [65] 面对休谟“什么是因果关系”的追问，我们的答案是：意志。在我们的身上以及其他事物上面，意志这一原因可普遍适用。除非我们归因于意志，否则因果关系就永远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神秘公式。如果不晓得这个秘密，我们只能诉诸那些神秘的术语，如“自然力”、“引力”、“亲和力”等等。我们不知道这些力究竟为何物，但我们知道意志是什么，至少是略微清楚地知道。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排斥和吸引、化合和分解、磁和电，都是意志。 [66] 歌德一部小说的标题就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把恋人之间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称为“亲和力”。其实，恋人间的相吸和星体间相吸的力量是一回事。

至于地球上的生命，生命形式越是低等，我们就越难发现理性的作用，但意志并非如此。

有这样一物，它寓于我们体内，在认识的指引下追求长远目标，但在这里……它却以片面静止的方式，盲目而笨拙地奋发向上。在两种情况下，该物都可以叫作意志……无意识是所有事物的原始自然状态。当某些生物物种进化至极致而产生意识时，无意识仍是其意识形成的基础。这就是无意识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大多数存在物是没有意识的，但它们会根据各自的自然法则行事，即根据各自的意志规律。植物最多拥有一种极为微弱的近似意识的能力，最低等的动物的意识仍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即使经过无数的岁月进化到人，并且拥有理性，它最初的植物无意识依旧是一切的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对人类睡眠必要性的追根溯源来验证。 [67]

亚里士多德说得对：在植物和星体体内、在动物和人类体内，有一种力量能够塑造出各种外形。“动物本能是自然界依然保留着目的论的最佳明证。动物本能虽与那些被目的概念引导的行动很相似，但本能没有任何目的概念；以此类推，大自然中一切构造虽然类似于那些在目的概念引导下形成的构造，但大自然的构造不抱任何目的。” [68] 想一下动物那惊人的技巧，虽然机械，但我们不得不感叹：意志如此优于理性！一头大象在人类的带领下走过欧洲数百座大桥，但遇到一座危桥时，它绝对不登上一步，即使看到众多马匹和人从上面走过；一只小狗不敢从桌上跳下来，它对跳下的后果的预测不是通过推理（因为它以前从没这样跳过），而是通过本能；猩猩会用它们找到的火堆取暖，但它们不会把火吃下。很显然，这些行为都是动物的本能，而不是推理的结果，是意志的表现，不是理性的表现。 [69]

当然，这种意志是一种追求生存的意志、一种追求完满生命的意志。因为对于芸芸众生来说，生命是最为宝贵的。生命能够沉心静气地等待时机的到来。“直流电在铜和锌里沉睡了数千年；铜和锌曾静静地卧在银的身边，一旦条件成熟，三者便被放在一起，等待被火焰吞没的命运。在有机生物世界里，我们曾发现一粒干燥的种子，它将自己的生命力维持了三千年，当有利的环境最终出现时，它便长成一株植物。”此外，石灰石里活蛤蟆的发现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动物也能够不吃不喝、纹丝不动地活上几千年。 [70] 这就是生命意志，而死亡是其永恒的敌人。

那么，意志能够战胜死亡吗？

2. 生殖意志

答案是肯定的：意志能够战胜死亡。意志能够通过牺牲自己、繁殖后代战胜死亡。

一切正常的有机体在成熟以后都会为了完成繁殖后代的任务而加速死亡，从蜘蛛、黄蜂到人类，皆是如此。雌蜘蛛受精后，雄蜘蛛会主动让雌蜘蛛吃掉自己，而黄蜂会全身心地为后代搜集食物，尽管自己一辈子都没机会看到它们；人类为了孩子的温饱，为了孩子的教育，含辛茹苦，不辞辛劳。生殖是一切有机体的终极目标，也是一切有机体最强烈的本能。因为唯有通过生殖，意志才能征服死亡；而且，为了确保成功地征服死亡，生殖意志几乎是完全不受认识或反思的控制。即使是哲学家，也偶尔生育孩子。

在这里，意志独立于认识，它总是盲目行事，似乎其本性就是无意识的……意志把焦点集中在生殖器官上，与代表认识的大脑针锋相对……生殖器官以延续生命为己任，确保生命生生不息。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希腊人和印度人都崇拜男性生殖器 [71] ……赫西奥德 [72] 和巴门尼德曾意味深长地说，爱神厄洛斯居第一位，他是造物主，一切事物皆由他而来。两性关系是一切行为举止的中心，它虽然不可见，被重重遮掩，却处处显示自己的力量。它是战争的根源、和平的末日，是正经事儿的基础，是戏谑打趣的目标，是诙谐不可穷尽的源泉，是识破一切幻觉的钥匙，是一切神秘暗示的意义所在…… [73] 它像一个竭尽全力登上祖传宝座、一统天下的世袭君主，我们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居高临下，带着讥讽和轻蔑俯看着人类的低劣行径：人类总是试图限制它、束缚它、禁锢它，无论走到哪里，都对它遮遮掩掩，有的甚至已经学会控制它，告诉自己它只是生命中的次要之物。 [74]

父亲服从母亲、父母服从孩子、个体服从物种，这一切都是“爱的形而上学”在起作用。首先，配偶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是否适合生育，尽管该选择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这就是性吸引法则。

一方在寻找配偶时，总会选择那些能够弥补自身缺陷的配偶，因为他们怕自己的缺陷遗传给后代……因此，体弱的男人会寻找强壮的女人作为自己的配偶……如果对方的优点是自己所没有的，该方就会把这种优点视为美；如果对方的缺点也是自己所没有的，该方甚至也会视之为美。 [75] 在体格方面，为了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物种类型，一方会完善自身，并与另一方保持互补，如此，一方就会渴望与其独一无二的另一方结合在一起……我们会带着强烈的意识思考人体的各个部分……一位女士让我们感到愉快，我们便会带着挑剔的眼光细细打量她……在这些情况下，决定我们行为的是一种超越个人的东西，尽管作为当事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当一个人过了最适合生育的年龄，他（她）对异性的吸引力便会慢慢减弱……青春总是令人向往的，即使这个人其貌不扬；随着年华老去，美丽也会荡然无存……每一对恋人……他们唯一重视的只是生育一个拥有特定性格的孩子，因为对于恋爱，占有最为重要，情感交流则无足轻重。 [76]

不过，在一切两性结合中，那些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最令人沮丧的，因为婚姻的目的不是愉悦个人，而是延续物种。 [77] 一句西班牙谚语如是说：“因爱而结婚，悲叹度一生。”在各种以婚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有一半都相当荒谬，因为作者只把婚姻当作爱的结果，却不知道人类结婚其实是为了物种延续。一旦达到生殖目的，大自然才不管父母是否“永浴爱河”，即是永远幸福，还是短暂快乐后不欢而散。因此，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往往比基于爱情的自主婚姻更为幸福，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反对父母意愿、为爱情而结婚的女子也是令人赞赏的，因为“她选择了最重要的东西，她的行为符合大自然的精神（更确切地说，符合人类物种的精神），而包办婚姻完全出于父母自私自利的目的” [78] 。爱情是最佳的优生基础。

爱情是大自然设下的骗局。在婚姻中，爱情会慢慢消逝，人类对爱情的幻想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唯有哲学家才能在婚姻中感到快乐，但哲学家是不结婚的。

有这样一样东西，它只对整个物种有价值，但如果该物种的一个个体认为这样东西对其个人也有价值，这样东西便会成为他的幻想。人的激情便依赖于这种幻想，没有幻想，就没有激情。所以，物种在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大自然设下的骗局也就消失了。此时，这个个体会发现自己上当了。如果彼特拉克 [79] 的渴望得以实现，我们便读不到他的诗歌了。 [80]

个体是物种延续的工具，这种个人相对于物种的附属关系还体现在个体生命力对生殖细胞的依赖上。

我们把性冲动比作一棵树（物种）的内在生命，个体生命依靠这棵树而壮大，它像一片树叶，不仅从树上吸取养分，而且又给树提供了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性冲动会如此强烈，会从我们本性深处一跃而起。阉割个体就等于把他从其赖以生存的树上砍下来，然后任其像落叶一样枯萎，他的智力和体力会随之衰退。对各种动物个体来说，受精过后便是短暂的疲惫以及各种能力的衰退，大多数昆虫受精后便会迅速死亡。对此，科尔苏斯 [81] 曾说，“射精意味着部分精力的丧失”；对于人类，个体生殖能力的丧失意味着走向死亡，无论在哪个年龄段，过度使用生殖能力都会折寿，而节制性欲却能提高人的种种能力，尤其是肌肉的力量。也因此，性爱的节制被纳入希腊运动员的训练内容中。限制性爱同样能够延长昆虫的生命，甚至能使它们活到来年的春天。这一切都表明，从根本上说，个体的生命其实是属于物种的，个体只是向物种借用生命罢了……生育是整个过程的最高点。生育完成以后，该个体的生命将迅速或者缓慢地衰亡，而新的生命则确保了物种的延续。将来，这个新生命也将经历同样的生育、衰亡的命运……因此，死亡和繁殖的交替就像物种的脉搏……死亡之于物种犹如睡眠之于个体……这就是大自然生生不息之道……整个世界以及世界的所有现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意志的客观化，即表象，它与其他所有表象的关系相当于和弦和单音的关系……在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第1卷，第161页）中，歌德说：“我们的精神是这样一种存在，从本质上说，它是坚不可摧的，它的活动从永恒出发，绵延到永恒。它像天上的太阳，从世俗的眼光看，太阳似乎是落山了，但实际上，太阳永不落山，它依旧光芒四射。”歌德的这个比喻其实是我的，而不是我借用他的。 [82]

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中，我们看起来才是独立的存在，这种独立存在构成了“个性化原则”。根据该原则，生命被分割成不同的有机体，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段。空间和时间就像是“摩耶 [83] 之幕”，遮盖着事物的一体性。实际上，存在的只有物种、生命和意志。“清楚地认识到，个体只是现象，而非自在之物；在物质的无穷变化中看出持久不变的形式”，这就是哲学的本质。 [84] “关于历史，我们应该这样总结：相同的物，但不同的方式。” [85] 事物越是变化，它就越是保持不变。

面对世上的人和事，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时时刻刻只将之视为幻象，他就没有从事哲学工作的潜力……真正的历史哲学是这样的：在一切无休止的变化中，在一切纷繁复杂的事件中，能够认识到，我们唯一面对的只是那永恒不变的存在，该存在所追求的目标永远不会改变，不论现在，过去，抑或是将来。因此，历史哲学家必须能够看到所有事件的相同特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特殊情况，无论是什么样的外表、规矩、习惯，无论在何处，历史哲学家都必须能够看到那不变的人性……从哲学的角度看，只要读过希罗多德的《历史》，你就已经学习了足够的历史……古往今来，东西南北，“圆”才是大自然的真正象征，因为圆代表着循环往复。 [86]

我们喜欢相信，一切历史都是有瑕疵的，一切历史都是今天这个荣耀时代的准备，而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中坚和顶峰。这种关于历史演进的观点恰恰反映了我们的自负和愚蠢。“一般来说，每个时代的智者说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而构成人类大多数的愚者也有他们的一套相似的行为举止，做着与智者相反的事。正如伏尔泰所说，我们将任由这个世界愚蠢下去、邪恶下去，正如我们当初见到它那样。” [87]

现在，我们对决定论中那个无法逃避的实体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尽管这一认识让我们不寒而栗。“斯宾诺莎说（《书信集》，第62封），一块石头被扔到空中，然后落地，如果这块石头有意识的话，它便会认为，它是在追随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动。对此，我只想说，这块石头有可能是对的。石头所获得的驱动力和我所获得的动力其实是一回事，从内在性质看，它表现出来的内聚力、万有引力、刚性也能够在我身上找到。如果这块石头也有认识能力，那么，它会把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内聚力、万有引力和刚性看作意志。” [88] 但是，不论是石头，还是哲学家，他们的意志都不是“自由”的。唯有作为整体的意志才是自由的，因为除了自己，别的意志都无法束缚它，而一般意志的各个部分——每一个物种、每一个有机体、每一个器官——都由整体意志决定，一旦决定，便不可扭转。

人们都先验地认为，自己是绝对自由的，甚至在行动过程中。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开始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成为另一个人。但是，通过经验，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自由，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必须如此的。对人类来说，一个人无论下多大的决心，无论进行多少反思，他的行为举止依然不会改变；从出生到死亡，他必须做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人，就好像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直至落幕。 [89]

五、作为不幸的世界

如果世界就是意志，那么，这个世界必将痛苦。

究其原因，首先，意志本身意味着欲求，而且它总是眼高手低。一个已经实现的愿望总是伴生着是十个没有实现的愿望。欲望是无限的，而欲望的满足是有限的。“欲望就像扔给乞丐的施舍，今天把他喂饱，是为了让他明天继续痛苦……如果我们的意识被意志填埋，如果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和无尽的恐惧，在种种欲望面前屈服，如果我们心甘情愿地服从意志，那么，我们就永远得不到持久的快乐与和平。” [90] 如愿以偿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而至于理想，最为致命的莫过于理想的实现。“那些如愿以偿的人，不快乐的总比快乐的多。欲望时常和人们的个人幸福产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他们害怕欲望破坏自己的幸福。” [9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永恒的矛盾拂乱我们的身心；欲望被实现，意味着新的欲望出现，如此下去，无休无止。“根本原因在于，意志必须依靠自身存活，因为除了意志，一切都不存在，而意志又是饥渴的。” [92]

人生中，有些痛苦是必须承受的，而每个人都有一个容纳这些痛苦的容器。容器的容量由人的本性决定，一旦决定，便不可改变。这个容器既不能空无一物，也不能过于充盈……严重的焦虑一旦从我们心中散去……新的焦虑便立刻到来。其实，它早就存在了，只不过它无法以焦虑的身份进入我们的意识而已，因为痛苦的容器没有多余的空间给它……现在，既然先前的焦虑已经烟消云散，容器的空间又已充足，新的焦虑便挺身而出，登上王位。 [93]

其次，人生是不幸的，因为痛苦是人生最基本的刺激和实在，而愉悦只是痛苦中的片断，其作用是消极的。亚里士多德说得对，智者不寻求愉悦，他们在忧虑和痛苦中寻找自由。

一切满足，或俗话说的幸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消极的……我们并未完全意识到我们已经拥有的幸福或优势，我们对它们也不甚珍惜，我们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它们仅仅是通过抑制痛苦消极地满足我们。唯有失去它们时，我们才懂得它们的价值；而欲求、穷困、苦痛，都是积极的东西，能与我们直接交流……如果不是因为痛苦跟愉悦息息相关，犬儒主义者为何会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愉悦？……法国一句谚语也道出了同样的真理：“更好”是“好”的敌人——见好就收。 [94]

人生之所以不幸，是因为“欲求和痛苦一旦容人休息，无聊便随之而来，彼时，他将必然渴望娱乐消遣” [95] ，也就是说，他将面临更多的痛苦。即使我们的社会达到乌托邦境界，无数的不幸仍将继续存在，因为有一些不幸，比如说冲突，对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所有的不幸都化为乌有，所有的冲突都烟消云散，那么，无聊便会变得像痛苦一样难以忍受。因此，“人生就像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左右摆动……当人类把所有的痛苦和煎熬化为地狱这个概念时，留给天堂的就只有无聊了” [96] 。我们的人生越是成功，我们就越是无聊。“欲求是普通大众无休止的痛苦之源，而无聊则是上流社会的痛苦之源。对于中产阶级，休息日代表着无聊，工作日则代表着欲求。” [97]

人生是不幸的，因为有机体越是高级，痛苦就越多。对此，认识能力的提高也无济于事。

意志现象越是完整，痛苦就越是明显。至今，人类仍未发现植物拥有感觉能力，因此，植物没有痛苦。最低等的动物，比如纤毛虫和放射虫，它们能够感到极为轻微的痛苦。即使是昆虫，它们的感觉能力和感受痛苦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有着完整神经系统的脊椎动物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痛苦，而且痛苦会随着智力的发展逐渐加深。因此，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意识逐渐强烈，痛苦也会相应地加深，到了人这里，痛苦便是最为深重的。而且，一个人对世事越是清楚，也就是说，一个人越是理智，他就越痛苦。天才是最痛苦的。 [98]

因此，我们可以说，谁增加了知识，谁就增加了人类的痛苦。此外，人类的记忆能力和预测未来的能力也能加深人类的苦难，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痛苦来自对过去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预见，痛苦本身其实很短暂。与死亡相比，人类因为想象死亡所受的痛苦要多得多！

最后，人生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人生就是一场战争，这点至为重要。在大自然中，争端、竞争、冲突，甚至不是今天你死就是明天我亡的现象随处可见。每一个物种“都会为了占有其他物种的物资、空间和时间而战斗”。

水螅幼体会像植物的芽一样附着在母体体外生长，直到最后与母体脱离。但脱离母体前，它会为了食物与母体展开殊死争斗，以从其口中夺回自投罗网的猎物。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其实是澳大利亚的“斗牛犬”蚁。这种蚂蚁一旦被截为两半，它的头和尾便会大打一场，蚂蚁的头会用牙齿死死地咬住尾巴，而作为反击，尾巴会猛扎蚂蚁的头。这场搏斗会持续半小时之久，直至头和尾一一死去，或者被别的蚂蚁拖走。每一次试验，这种斗争都会发生……云汉说，他在爪哇岛看到一片平原，目之所及，都是尸骨，他以为那是一个战场，而实际上，覆盖平原的是大海龟的尸骨……海龟爬上海滩来下蛋，却被一群野狗攻击，野狗合力把海龟掀翻，撕去它们腹部的小甲壳，最后将它们活生生地吃掉，但这时，偏偏又有老虎突然向野狗群袭来……这就是海龟的命运……因此，生存意志四处捕食，但最终都是在向自己开刀，不同形式的意志互相蚕食。直到最后，当人类降服了其他所有物种，人类便把自然视为工厂，为己所用。但是，即使在人类内部，斗争也相当明显，人类的斗争发生在意志的各种变体之间。我们发现，人是吃人的狼。

如此痛苦的人生图景，我们如何还能忍心思考人生？我们的人生依赖于我们对人生不完全的认识。

如果我们把一个人时时刻刻经历的人生痛苦真真切切地展示在那个人面前，他肯定会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如果我们带着一位坚定的乐观主义者去看医院、手术室、监狱、刑房，去看奴隶们生活的狗窝，去看战场、刑场，如果我们带他去看充满苦难的黑暗之地——一双好奇冷峻的眼睛所无法看到的地方，最后，再让他看看饿死乌戈利诺 [99] 的地牢，乐观的他也许会发现这个“最美好世界”的真正本质。但丁描写地狱的素材，除了来自我们的现实世界，还能来自哪儿？但丁正是根据我们的世界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地狱。但另一方面，当但丁试图描写天堂和天堂的幸福时，却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我们的世界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素材……一切叙事诗或戏剧诗，都无法描绘永恒、完美的幸福，它们能描绘的只有人类为了幸福所做的挣扎、努力、奋斗。诗歌里，英雄们为了实现目标，上刀山、下火海，而目标一旦实现，幕布也会匆匆落下——既然目标已经实现，一切便应结束，否则，观众看到的只有失落的英雄。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从目标的实现中得到幸福，而现实并非如此，目标实现以后，他还是以前的他。 [100]

不论婚前，还是婚后，我们都不幸福；不论独处，还是群居，我们都不快乐。我们就像一群为了抵御严寒而聚在一起的刺猬，靠得近了，不舒服，离得远了，又冷得刺骨。人生真是有趣！“如果我们纵观整个人生……而且把焦点放在人生那些最显著的特征上，我们会发现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悲剧，但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人生又充满了喜剧的种种特征。” [101] 试想一下：

一个人从五岁进入棉纺厂（或其他工厂）开始，天天坐着，一开始坐十小时，后来延长到十二个小时，最后，他每天十四个小时，天天坐在板凳上做着终日不变、机械死板的活儿。而他所做的这一切，付出如此高的代价，仅仅是为了生存。但这就是世上数百万人命运，而且，有着类似命运的还有数百万人……在地球坚硬的地壳下，聚集的是大自然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一旦释放，必将毁灭地壳以及地球上繁衍生息的一切生灵。这种毁灭性的破坏在地球上至少发生过三次，而将来，发生的频率也许还会增加。里斯本大地震、海地大地震、庞贝的毁灭，归根究底，地球是在调皮地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 [102]

在这一出出悲剧面前，“乐观主义只是对人类灾难的嘲弄，尖酸而又刻薄” [103] ，“在《神义论》里，莱布尼茨气势宏大、有条不紊地对乐观主义进行了论述，但这部书除了触发伟大的伏尔泰写出不朽著作《老实人》之外，毫无价值。书中，莱布尼茨反复强调，‘坏事时而也会带来好事’，这一站不住脚的对世界苦难的开脱之词竟会在伏尔泰那里得以证实，这是莱布尼茨做梦也想不到的” [104] 。简而言之，“自始至终，人生都在将自己的本质展示给我们，试图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什么事值得挣扎、努力、奋斗，一切好事都是虚幻，世界终归要毁灭，人生永远是投入多于收获” [105] 。

要想快乐，我们就要像年轻人那样天真无知。在年轻人眼里，不论是按个人意志行事，还是自我拼搏，都是快乐的。那时的他们还没有发现贪得无厌、令人疲倦的欲望，他们还不知道，愿望的满足其实一点好处也没有，而且，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的青春是快乐的。为什么这么说？部分原因在于，青年时期的我们在攀向人生高峰，还看不到死亡。死亡栖息在另一边的山脚下……在临近死亡的最后岁月里，我们每天都活得像死囚一样，一步一步地走向绞刑台……一个人只有在世上活得久了，才会懂得人生的短暂……从生命力消耗的角度看；三十六岁以前，我们就像靠利息生活的人，今天花的钱明天可以靠利息挣回来；但过了三十六岁，我们的处境会变得和动用血本的投资人一样……正是这种对灾难的恐惧使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加渴望拥有财富……因此，如果说青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么，柏拉图在《理想国》开篇中所说的话更有道理，他说，应该把奖励献给老年人，因为人类遭受兽欲的困扰这么久，到了老年终于解脱了……但是，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当这种欲望消失时，人生的精髓也就没有了，剩下的仅是一个空空的外壳。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生从此就变成了一出喜剧，真正的演员已经退场，在台上继续表演的，是穿着同样服装的机器人。 [106]

最后，我们与死神相遇。当一个人开始从经验中获取智慧时，他的大脑和身体也开始衰退。“一切只是昙花一现，一切都在匆匆地奔向死亡。” [107] 如果死神迟迟不下判书，说明它在玩弄我们，像一只猫玩弄着一只绝望的老鼠。“显然，人类的行走是一个不断防止跌倒的过程，与之相类，我们的生命便是一个不断抗拒死亡的过程，生命就是不断被推迟的死亡。” [108] “在东方，暴君总会在华丽的衣饰里放上一小瓶昂贵的毒药。” [109] 看来，东方哲学早就认识到了死亡的无所不在，而且，东方哲学还教导学生如何使自己的行为稳重、威严。对死亡的恐惧是哲学的开端，是宗教产生的最终原因。普通人由于不知道如何与死亡妥协，因此创造了数不清的哲学和神学，而对永生的普遍信仰象征了人类对死亡的极度恐惧。

正如神学是逃避死亡的避难所一样，疯狂便是逃避痛苦的避难所。“疯狂是人类忘掉痛苦记忆的一种途径”，是一种挽救生命的意识中断。某些经历，我们唯有忘记它们，才能从中解脱，继续活下去。

对那些严重危害我们的利益、伤害我们的自尊、阻碍我们实现愿望的事情，我们是决不愿意想起的；要我们下定决心去理性地、认真仔细地对它们进行调查研究，更是一件困难的事……当一个人试图理性地调查分析与他的意志相对立的事物时，如果意志加以抵抗，疯狂便会侵入大脑……如果一个人在理解某些知识时，意志加以抵抗，使得知识无法被完全理解，那么，对于理性来说，某些因素或情形便会被完全压抑，因为意志是决不允许自己看到它们的。接下来，为了实现必然联系，沟壑会被随意地填满。疯狂便也因此产生。理性为了讨好意志，放弃了自己的本性。于是，这个人便开始想象一些本不存在的事物。疯狂是对无法忍受的痛苦的遗忘，是“烦恼的本性”的最后杀手锏，这个“烦恼的本性”就是意志。 [110]

自杀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说来奇怪，自杀竟是人类的思想和想象对本能的征服。据说，第欧根尼因为拒绝呼吸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欧根尼战胜了求生意志，这是一场多么伟大的胜利！但这样的胜利只属于个人，在物种内部，意志依旧存在。世人嘲笑自杀，而对死亡一笑了之，因为一个个体自杀的同时，又有数以千计的婴儿出生。“自杀是对个体存在的故意毁灭，自杀是徒劳的，是愚蠢的，因为自在之物，即物种、生命以及普遍的意志，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自在之物就像雨后彩虹，无论支撑彩虹的水滴以多快的速度滴落，彩虹灿烂依旧。” [111] 只要意志仍主宰着人类，那么，个体的死亡就无法阻止悲惨和斗争的脚步，悲惨和斗争必须继续进行。除非意志完全服从于认识和理性，否则，人生的痛苦便不可战胜。

六、人生的智慧

1. 哲学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追求物质财富的荒谬。傻子们都以为，只要获得了财富，意志便可得到完全满足，有了钱，便有了实现各种愿望的万能钥匙。“渴望金钱、热爱金钱胜过万物的金钱至上主义者往往为人们唾骂，但是，如果一样东西真的能够像永不疲倦的普罗特斯 [112] 那样任意变形，可以随时变成人们那漂泊不定的愿望或各种欲望所追求的东西，那么，人们自然会爱上这样东西，甚至可以说必然会爱上它。别的东西只能满足人的一个愿望，唯有金钱是绝对的好东西……因为金钱意味着可以实现一切愿望，尽管这种实现是抽象的、不可见的。” [113] 不过，为聚财而活的人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除非我们知道如何将财富化为快乐。这是一种需要教养和智慧的艺术。对感官的追求不会给人长久的满足，所以，一个人必须像懂得生财之道那样懂得人生的目的。“人们对财富的渴望是对教养的渴望的一千倍，尽管人们都知道，要想获得幸福，一个人的内在比他的外在重要得多。” [114] “对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我们可称之为庸俗者。” [115] 庸俗者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对他来说，静静地享用闲暇简直是勉为其难， [116] 于是，他贪婪地四处寻求新的感官刺激，最后败给了那有闲富翁及享乐人士的克星——无聊。 [117]

人生的出路在哪里？不是财富，而是智慧。“人类是冲动的、不断挣扎的意志（意志的中心位于生殖系统），但同时也是纯粹知识的永恒、自由、宁静的主体（知识的中心位于大脑）。” [118] 不可思议的是，知识虽然因意志而生，但仍可将意志制服。如果理性对欲望的蛮横要求漠然处之，知识便可能独立存在。“有时候，理性拒绝服从意志，比如，当我们试图将注意力集中于某物，或者当我们试图回忆起本该想起的事物却均遭失败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意志对理性的愤怒会淡化两者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差异。但是，被勃然大怒的意志困扰的理性，有时也会在数小时后殷勤地奉上意志所求，有时甚至在第二天早上，出其不意或不合时宜地满足意志。” [119] 通过这种不完美的屈从，理性便有可能夺取支配地位。“根据先前的一些思考，或根据公认的必然性，一个人会容忍或者以残忍的方式完成那些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但往往很可怕的事情，比如自杀、死刑、决斗等各种危及生命的举动；概括地说，是人的全部动物本能所抗拒的举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的理性对其动物本性的制服已经达到何种程度。” [120]

理性这种凌驾于意志之上的力量能够从容不迫地发展。知识可以使欲望变得温和、平静，此外，认为一切事情都是先发事件的必然结果的决定论哲学在驯服人类欲望方面也再添砝码。“假设有十件事情令我们烦恼，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它们产生的原因，并进而了解它们的必要性和真实本质，我们便可以避免其中九件……理性之于人类意志相当于马笼头和马嚼子之于难以驾驭的烈马。” [121] “不论是对内在，还是对外在，理性都是必要的，能使我们完全满足的莫过于明晰的知识。” [122] 我们对自己的欲望认识越多，我们就越不受欲望的控制，“最能保护我们免受外在压力影响的是自我克制” [123] 。塞内加 [124] 说，如果想让万物臣服于你，请先臣服于你的理性。世上所有奇才中，最伟大的不是世界征服者，而是自我征服者。

哲学能够净化我们的意志，不能简单地认为哲学就是读书或是被动的学习，哲学是体验，是思考。

如果我们不断被输入别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便会被束缚、被压抑，长此以往，我们的思维便会麻痹……由于头脑空空，大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真空吸引法，即强迫自己吸取别人的思想……在对一个主题进行独立思考之前，便阅读与该主题相关的文章，这是相当危险的……在我们阅读时，另一个人会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仅只重复了他的思维过程……因此，如果一个人花一整天来读书……渐渐地，他会失去思考的能力……我们可以把生活经验看作一种文本，那么，思考和知识便是对该文本的注释。如果我们对有限的生活经验进行了大量的思考、积累了大量的理性知识，那么，人生这本书的每一页上，就会每两行字后面跟随着四十行注释。 [125]

所以，我们的第一条箴言是，生活先于书籍；第二条是，文本先于评论。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阅读原始文本，而不是阅读对文本的解说和评论。“只有在原作者那里，我们才能得到哲学思想，因此，真正喜爱哲学的人必须走进原作这个静谧的圣殿，在那里寻求不朽的导师。” [126] 一部天才之作胜过上千部评论著述。

如果能够遵循这两条箴言，那么，对教养的追求，即使是通过书本，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是否幸福，不取决于我们口袋里有什么宝贝，而是取决于我们脑袋里有什么东西。轻信权威是愚蠢的：“别人的脑袋是龌龊之所，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那糟糕的脑袋里。” [127]

别人对你怎么看并不重要，因为说到底，人人都是孤独的。重要的是，孤独的我们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相比于外界，我们从自身获得的幸福要多得多……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怎么样，主要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它……对一个人来说，由于一切存在物、一切发生的事情只存在于他的意识中，一切事情只为他发生，所以，最重要的莫过于意识的构成……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道出了伟大的真理，他说：“幸福就是自给自足。” [128]

要摆脱无止境的痛苦，就要对人生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各时代、各国家的伟大人物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因为伟人的一生就是追求理性的一生。“无私的理性就像香水，散发的香气能够超越那些意志世界的愚蠢错误。” [129] 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如此境界，他们把事物看成欲望的对象，于是，他们痛苦。如果要把事物看作纯粹的认识对象，需达到自由的境界。

如果出于某些外在原因或个人性格等内在因素，双脚突然跨出了意志这条湍流不息的河流，知识挣脱了意志的奴役，那么，我们的注意力便会转向，不再专注于意志的动机，对事物的认识也不再受到意志的干扰。我们会抛弃个人兴趣和主观性，完全客观地对事物进行观察；只要观察的对象是表象，不是意志的动机，我们的注意力便会完全服从。接着，我们一直追寻的安宁便会主动出现，而且会与我们和谐相处。如果心中充满了欲望，安宁只会逃离。伊壁鸠鲁把毫无痛苦的状态称为至善，至善是众神的境界。我们只是暂时从意志那痛苦的挣扎中解脱，正如我们在安息日暂时从意志的苦役中解脱，伊克西翁的旋轮 [130] 停止了无休止的转动。

2. 天才

天才便是这种无意志的知识的最高形式。最低等的生命没有知识，完全由意志构成；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志占大部分，知识只占极小的一部分；而天才正好相反，他们的大部分是知识，极小部分是意志。“天才是这样的：他们对认识能力的提升远远大于意志的需求。” [131] 但人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能够将自己的部分生殖能力转化为理性能力。“天才需要拥有能够支配生殖能力的超常敏感性和感受力，这是成为天才的基本条件。” [132] 正因如此，天才与女人之间总是充满敌意，因为女人代表生殖，代表理性对生存意志和谋生意志的服从。“女人中有人才，但没有天才，因为她们总是很主观” [133] ，她们认为，一切都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

天才是纯粹客观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头脑倾向于客观性……天才就是要将个人爱好、个人愿望、个人目标抛到九霄云外，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摒弃自己的个性，从而使自己成为纯粹的认识主体，使自己能够用明澈的眼睛观察世界……因此，在天才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对意志的支配；但在普通人脸上，看到的却是占支配地位的意志。而且，对于普通人，唯有在意志的推动下，他们的知识才会进入活跃状态，而且仅仅从个人兴趣和个人优势出发。 [134]

摆脱意志束缚的理性能够看到事物的真实面目。“天才给我们展示了一面魔镜：一切重要的、本质的东西集中在最明亮的地方，一切偶然的、无关的东西均被排除在外。” [135] 思想就像透过云层洒向大地的阳光，它冲破欲望的牢笼，揭示事物的核心；思想会对个体和细节进行深入的探究，并找出“柏拉图理念”或者万物的普遍本质，而思想只是这种“柏拉图理念”的一种形式。在这方面，思想跟画家有共同之处。画家画画时，在模特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模特的个人性格和特点，还能看到所有模特的普遍特点和永恒实在。对于这些普遍特点和永恒实在，模特个体只是象征和手段。所以，天才的秘密在于，他们能够清清楚楚、不偏不倚地感知到一切客观的、本质的以及普遍的东西。

正因为完全摒弃了个人因素，天才们才如此不适应这个务实、自私、充满意志的世界。天才们习惯于登高望远，所以看不到脚下，他们是轻率的、“古怪的”，他们总是抬头仰望星空，以至于会不小心掉入井中。天才们不爱交际，因为他们总是想着那些本质的、普遍的、永恒的东西，而其他人想的却是短暂的、具体的、眼前的东西，他们在思想上缺乏共同点，因此无法交流。“一般来说，一个人喜爱社交的程度与其理性能力的贫乏程度及总体庸俗程度不相上下。” [136] 天才们会自我补偿，他们不像那些长期依赖外物的人需要他人的陪伴。“天才从所有美的东西中、艺术的慰藉中以及艺术家的激情中寻得乐趣……这些乐趣让他们忘怀生活的种种忧虑”，“补偿他们因意识清醒而日益增长的痛苦以及身处陌生人间的寂寞孤独”。 [137]

但如此性情的结果却是，天才们不得不陷入与世隔绝的境地，有时甚至神经错乱。极端的敏感给他们带来痛苦、幻觉和强烈的直觉，这种敏感、孤独以及种种不适应结合在一起，足以切断心灵和现实之间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再次言中：“哲学家、政治家、诗人、艺术家似乎都有着忧郁的性情。” [138] 癫狂与天才之间的直接联系的要“归功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如卢梭、拜伦、阿尔菲耶里 [139] 等” [140] 。“经过在疯人院的一番努力调查后，我发现，许多病人都无可争议地拥有伟大的天赋，透过癫狂，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天分。” [141]

从这些半疯子或者说天才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人类真正的高贵气息。“就理性而论，大自然是最高贵的。大自然对人类的区分要比各国按照出身、阶层、财富或社会等级对人的区分要伟大得多。” [142] 大自然只把天赋给少数人，因为这种天赋会阻碍人生的正常追求，这种追求需要人们将精力集中在具体的、眼前的事务上。“即使你满腹经纶，大自然也希望你能去耕地；确实，对哲学教授的评估应该依据这样的标准；这样，教授们的成就便能符合所有人的合理期望。” [143]

3. 艺术

艺术能将知识从意志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艺术能使人忘记自我和自己的物质利益，艺术能提升人的理性，使理性在不受意志影响的情况下对真理进行思考。科学的目的是寻得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包含着各种特殊性，而艺术的目的却是创造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正如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所说，即使是一张肖像画，它也应该是理想中的个人形象。” [144] 在动物画中，人们会把画中动物最显著的特点认为是最美的地方，因为这一显著特点最能反映该动物所属的物种。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幅画越能表现事物所属群体的柏拉图理念或者说普遍性，这幅画就越成功。因此，人物肖像画不应以逼真为最终目标，而必须通过一个人物尽可能地表现人类的一些本质特征或者普遍特征。 [145] 艺术比科学伟大，因为科学发展依靠的是日积月累以及严谨的论证，而艺术可以通过直觉和表现立刻达到目的，科学的发展依靠人才便可实现，而艺术却需要天才。

我们可以通过品味诗歌、欣赏绘画获得愉悦感，这种愉悦感在本质上来自我们的思考，一种不掺杂任何个人意志的思考。在艺术家眼里，莱茵河是迷人的，有着种种不同的风光，这些美丽风光不断刺激着艺术家的感官和想象，但在那些专注于个人私事的游人眼里，“莱茵河及其河岸最多只是一根线条，河上的桥梁仅仅是切断这根线条的一些线段” [146] 。艺术家使自己超然于个人关切，“从而获得一种艺术感知能力，这样他们在观看日落时，不论是身处监狱，还是皇宫，看到的日落都没有两样” [147] 。“有了这种不受意志影响的感知能力，艺术家便会将迷人的魅力赋予那些过去的、遥远的事物，并将它们以最美好的方式展示给我们。” [148] 即使是对敌对对象，如果我们能够扑灭意志的火焰，对它们进行客观的审视，它们也会变得崇高。同样，如果悲剧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苦海，使我们在更高处俯视痛苦，那么，悲剧便拥有审美价值。艺术通过展示瞬间和个体背后的永恒及普遍，减轻人生的痛苦。斯宾诺莎说得对：“如果人的理性能够看到事物永恒的一面，理性也就成了永恒的一部分。” [149]

这种能够让我们摆脱意志痛苦的艺术力量首先来自音乐。 [150] “无论如何，音乐都不像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音乐不是对表象的复制”或者对事物本质的复制，音乐是“对意志本身的复制”，音乐向我们展示的是不停运动、挣扎、流离的意志，最终回归自身，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挣扎。“因此，音乐要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强大、更具感染力，其他艺术只处理事物的影子，而音乐处理的是事物本身。” [151] 音乐区别于其他艺术还因为音乐能够对我们的感觉产生直接影响， [152] 而无需经由表象这个媒介；而且与理性相比，音乐能够触及人类更微妙的东西。节奏之于音乐相当于对称之于造型艺术，所以音乐和建筑互映。根据歌德的说法，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对称是静止的节奏。

4. 宗教

到了思想成熟期，叔本华发现，自己的艺术理论——对意志的摆脱以及对永恒性和普遍性的沉思——也适用于宗教。

年轻时，叔本华接受的宗教训练极为有限，而且以他的脾气，他也不会尊重当时的教会组织。叔本华看不起神学家，他说过，“神学家所谓的‘最终的争论’，在许多国家其实就是火刑柱”，他还把宗教称为“大众的形而上学” [153] 。但到了晚年，叔本华发现，某些宗教活动和教条其实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当今那些超自然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还在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一切宗教从本质上讲都是寓言。” [154] 比如，基督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哲学。“基督教关于原罪（意志的肯定）和救赎（意志的否定）的学说是伟大的真理，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 [155] 有一些欲望，它们要么给人带来幻灭感，要么给人带来更多的欲望，但绝不会带来幸福，而禁食则能暂时有效地削弱这些欲望。“基督教能够打败犹太教，继而打败希腊罗马异教的力量就蕴藏在它的悲观主义里，基督教告诉世人，人类是可怜的，并且罪孽深重。而犹太教和希腊罗马的异教却是乐天派。” [156] 它们认为，宗教是人们献给上天的贿赂，以祈求上天能够协助他们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基督教则认为，宗教能够劝阻人们对世俗幸福徒劳的追求。在那个追求世俗奢华、争权夺利的世界里，基督教将圣徒的理想形象——“傻子”基督推到了最前沿。基督是不主张斗争的，因而完全克服了个人意志。 [157]

佛教比基督教深奥，因为佛教把意志的寂灭看作宗教的全部，并宣扬涅槃是一切个人发展的目标。印度教徒比欧洲思想家深刻，因为他们不从个人外在和理性的角度，而是从内在和直觉的角度来解释世界。理性细分一切，而直觉却统筹一切。印度教认为，“我”是幻象，即个人只是现象，唯一的实在是那“无限的一”——“那就是你”。“如果一个人在与任何他人交往时都对自己说，‘那就是你’”，他必定拥有明澈的双眸、洁净的心灵，从而能够认识到，我们只是一个有机体的成员，我们只是意志这个汪洋大海中小小的浪花，“他将被赋予一切美德和祝福，并且走的是直接通往救赎的道路” [158] 。叔本华认为，在东方，基督教永远代替不了佛教，“它只会像一颗打在悬崖上的子弹那样深深受挫” [159] 。但是，印度哲学却如涓涓细流般渗入欧洲，并且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知识和思想。“梵文文学的渗入将不亚于十五世纪希腊文学的复兴。” [160]

人生的终级智慧是涅槃，即将一个人的自我降至欲望和意志的最低点。世界的意志比我们的意志强大，所以我们要学会屈服。“意志越低调，我们所受的痛苦就越少。” [161] 在大师级画作里，人物的面容“往往透露着毫不针对个别事物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最为彻底、最为全面的……它们能平息一切意志” [162] 。“超越理性的平和、无限宁静的精神、深刻幽远的恬静、不可亵渎的信心和安宁……拉斐尔和柯勒乔 [163] 描绘的这一切就是完完整整、确凿无疑的真理；因为在他们的画作里，唯有知识被保留了下来，意志已经烟消云散。” [164]

七、死亡的智慧

但是，这一切还远远不够。个体可以通过涅槃进入安宁的无意志境界，走上自我拯救的道路，其他呢？对于个体的死亡，人类总是淡然一笑，因为他们相信，个体会在他的后代或他人的后代身上重获新生，即使他的生命之河干涸，仍有千万条生命的河流会因传宗接代而愈来愈宽、愈来愈深。人类如何被拯救？人类也能像个体一样进入涅槃吗？

很显然，要从根本上征服意志，唯一的办法便是堵塞生命之源——生殖意志。“从本质上来说，生殖欲望的满足应彻底受到谴责，因为它是对生命欲望最强有力的肯定。” [165] 孩子们到底造了什么孽，而不得不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呢？

如果我们现在就来审视一下人生的骚乱，我们便会发现，每个人都深陷于人生的欲望和痛苦中，为了满足无限的欲望，为了逃避各种痛苦，他们耗尽自己的全部力气。他们不敢有别的奢望，除了希望这种苦痛能够短暂一些。在这场不安和骚乱中，我们发现一对恋人，他们如饥似渴地望着对方，但又躲躲闪闪、诚惶诚恐，为什么呢？因为这对恋人是叛徒，他们想使原本可以尽快结束的欲求和痛苦又延续下去……这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人们何以会在关涉传宗接代的事情上感到羞耻。 [166]

在这种事上，女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认识完全摆脱意志的束缚时，女人便会凭着自己轻佻的美色勾引男人再次卷入两性活动。年轻时，男人还没有足够才智，他们看不到女人美色的短暂；而理性成熟时，一切皆已无可挽回。

“惊人的效果”是一个戏剧用语，但大自然似乎有意将这种效果加在年轻的女人身上。在女人的人生中，大自然会赋予她们美丽的容貌和迷人的魅力，代价是她们生命中的其余一切。在若干年里，她们能让男人如痴如醉，这些男人会急匆匆地承担起照顾她们的光荣任务……直至她们生命的最后一天——如果当时男人能稍动脑筋，便会发现没有充足的理由迈出这一步……在这里，大自然一如既往地秉承经济原则，正如雌蚂蚁受精后会失去翅膀——因为此时翅膀是多余的，而且会危及后代的繁殖——一般来说，女人在生了一两胎之后便会失去美貌，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 [167]

年轻男子们应该想一下，“如果今天赋予他们灵感，使他们写出情诗和十四行诗的对象早十八年出生，那么，他们连瞧都不会瞧上一眼” [168] 。毕竟，从身体上来看，男人比女人要完美得多。

只有那些被性冲动冲昏头脑的男人才会把那些矮小、窄肩、宽臀、短腿的人称为女性，因为女性的一切美好都是伴随着男人的性冲动出现的。我们不说女性美丽，因为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认为她们其实并不美。不论对音乐、诗歌，还是对艺术，她们都不敏感。如果她们为了取悦他人而假装敏感，那么，她们只会成为他人的笑柄……她们不会对任何事物产生纯粹客观的兴趣……即使是她们中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在艺术领域取得过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成就，也从来没有在任何领域留给世界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 [169]

尊敬女性是基督教和德国伤感主义的产物，它也是促成那场宣扬感觉、直觉和意志高于理性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原因之一。 [170] 亚洲人要聪明得多，他们坦率地承认，女人不如男人。“当法律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权利时，法律也应赋予她们男人般的理性。” [171] 在婚姻制度方面，亚洲人再次展示了他们比我们更为诚实的一面，他们视一夫多妻为正常、合法，并且欣然接受。尽管在我们周围，一夫多妻的现象也广泛存在，但人们总爱用这么一句话来搪塞：“哪有真正遵守一夫一妻原则的人？” [172] 此外，赋予女性财产权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啊！“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喜欢铺张浪费”，因为她们只活在今天，购物是她们最主要的户外运动。“她们认为，男人赚钱，女人花钱，天经地义” [173] ，这就是她们的分工概念。“因此，我认为，永远都不能让女人独自处理她们自己的事情，男人应该对女人进行切实的监督，不论是以父亲的身份，还是以丈夫、儿子或者国家的身份（印度正是如此）。对那些非她们亲力所得的财产，不能让她们全权处理。” [174] 也许，正是因为路易十三宫廷里那些女人的奢华和浪费，才导致政府的全面腐败，而这场腐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达到高潮。 [175]

与女人的接触越少越好。女人甚至不配叫作“必要之恶”（卡莱尔语），没有女人，生活可以更加和谐安定、顺顺利利。男人应该懂得女人的美丽是陷阱，而生殖这场荒唐的闹剧终会落幕。随着人类理性日益成熟，生殖意志或遭削弱或遭挫败，最终，人类种族将走向灭绝，除此以外，恐怕没有更好的结局适合这场由骚动不安的意志主演的疯狂悲剧了。舞台的幕布因失败和死亡的到来而落下时，为何又要为了一场新生、一场新的挣扎和失败的开始重新升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拒绝诱惑、拒绝卷入这份以痛苦结尾的毫无意义的苦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鼓足勇气，藐视意志，并告诉它，美好的生活是谎言，死亡才是最大的恩赐？

八、评论

面对这样一种哲学，自然的反应便是想对叔本华、对他的时代作一番医学诊断。

亚历山大时代和恺撒时代结束以后，东方思想如潮水般相继涌入希腊和罗马。我们现在的情况与此类似。

东方人有一个显著特点，他们认为，蕴含于大自然的外在意志要比人类意志强大得多，因此他们欣然主张服从和绝望。正如希腊衰落以后，主张禁欲的斯多葛学派和主张享乐的伊壁鸠鲁学派降临希腊大地，因拿破仑发动的战争而陷入混乱的欧洲灵魂变得忧郁哀愁、疲惫不堪，叔本华吹响他的哲学号角，发出了时代的呼唤。1815年，一场剧烈的头痛正折磨着欧洲大陆。 [176]

叔本华承认，一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他的内在，而不是外在环境。我们对叔本华的个人诊断便可从这里开始。悲观主义是悲观主义者的显著特征。患病的身体，神经质的头脑，闲暇但空虚、忧郁而又无聊的生活，这一切构成了叔本华哲学的生理学基础。拥有闲暇时间是成为悲观主义者的必要条件，因为活跃的生活态度通常会给身体和心灵带来高涨的情绪。叔本华很羡慕对人生目标的适度追求和生活的稳定带来的宁静， [177] 但就他的个人经历而言，叔本华只能对这些三缄其口。确实，“一个人无所事事时，静下来是很难的”。叔本华有足够的钱让自己拥有闲暇时间，但他发现，连续不断的闲暇比连续不断的工作更让人受不了。也许，正是由于长久坐板凳这一违反自然的习惯，导致了哲学家忧郁的性情；过分抨击生活大概正是因为缺乏排遣生活的艺术吧！

涅槃是恰尔德·哈罗德 [178] 、勒内这些百无聊赖者们的理想。他们怀着无限的渴望踏上征程，孤注一掷地献身自己唯一的爱，但最终，遭到失败的他们不得不在激情泯灭、任性无聊的生活中度过余生。如果理性受到意志的奴役，那么，理性的特殊产物，即我们谈论的叔本华哲学，便很有可能成为对病态懒散的意志的掩饰和辩解。此外，毫无疑问，叔本华早期与异性及同性的交往经历导致了他异常敏感和疑心，正如司汤达、福楼拜和尼采一样。他变得愤世嫉俗、离群索居。他曾写道：“患难之交不是真朋友，这样的朋友最多是个借贷者。” [179] 他还说过：“不能让敌人知道的东西，也不能让朋友知道。” [180] 叔本华劝诫世人过一种宁静、单调的隐居生活，他惧怕社会，也感受不到人际交往的价值和快乐。 [181] 但是，如果快乐不与他人分享，快乐也不成其为快乐了。

当然，悲观主义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唯我主义。唯我主义者觉得，这个世界配不上我们，我们要在哲学上对它嗤之以鼻。他们其实忘记了斯宾诺莎的教训：道德层面的责难或称颂只适用于人类，当我们用这些话语来描述作为整体的宇宙时，大多时候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许，当我们孤傲地说我们厌恶世界这个存在时，其实是在掩盖我们对自己那不可言说的厌恶：我们糟蹋了自己的生活，便责备那不具有抗辩能力的“环境”和“世界”。成熟的人会欣然接受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局限性，他们不希冀上天的偏爱，也不想在人生这场游戏中耍滑头、占便宜。和卡莱尔一样，他们懂得，因为太阳不为我们点燃雪茄而去谩骂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足够聪明，太阳在工具的辅助下也许就会点燃我们的雪茄，如果我们奉献自己的一缕阳光帮助宇宙摆脱困境，广袤中立的它也许就会变为一个美好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世界既不与我们为敌，也不与我们为友，它只是我们手中的原材料。它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内在。

叔本华及其同时代人的悲观可部分归结于他们的浪漫主义姿态和不切实际的期望。年轻人对世界期望过高，但他们不知道，乐极会生悲，正如1815年必须为1789年付出巨大代价一样。浪漫主义者对感觉、直觉和意志的赞美及解放，对理性、束缚和秩序的蔑视，使他们受到自然的惩罚，正如霍拉斯·沃波尔所说：“对那些重思考的人来说，‘世界’是一场喜剧，而对重感觉的人来说，却是一场悲剧。”“可能历史上没有任何思潮能像诉诸情感的浪漫主义那样给人带来如此多的悲伤……当浪漫主义者发现自己的幸福理想在现实中支离破碎时，他们并不归咎于自己，而是简单地认为，这个世界配不上我，我是大自然的完美杰作。” [182] 一个变化无常的宇宙何以满足一个变化无常的灵魂？

拿破仑称帝、卢梭对理性的谴责、康德的理性批判以及叔本华本人的经历和其易怒的性格，使叔本华得出意志第一位和终极性的论断。也许，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战败以及在圣赫勒拿岛的流放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但我们可以肯定，这种悲观更始自叔本华充满痛苦的生活。叔本华的意志是历史上最具活力的个人意志，它蛮横无理地向世界发号施令，但是，这样的个人意志，其命数就像那出生之日便昭示死亡的昆虫意志，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且并不光彩。叔本华从来没有想过，与其拒绝战斗，不如先战后败。叔本华不像阳刚、充满活力的黑格尔，他无心卷入斗争，也感受不到斗争的光荣。叔本华渴望安宁，却时时生活在纷争之中，无论走到哪里，他目之所及都是斗争。他不知道，斗争的背后，还有乐善好施的邻里，无忧无虑、快乐生活的孩子，年轻的男子、翩翩起舞的女孩，甘于奉献的父母和爱人，慷慨养育世人的土地，万物复苏时的美丽春天。

如果欲望满足后接踵而至的是新的欲望，我们又该怎么办？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永不知足。古训说，快乐不在于占有或满足，而在于创造。健全的人渴望幸福，但他更渴望施展才华的机会，如果为了获得这样的自由和力量而必须忍受痛苦的煎熬，他会欣然接受，毕竟，这点痛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需要通过抵御痛苦来提升自我，正如阻力能够令飞机起飞、使鸟儿翱翔；我们需要各种阻碍来砥砺我们的意志、激励我们成长。没有悲剧的人生不值得活。 [183]

“谁增加了知识，谁就增加了人类的痛苦”——最痛苦的生物莫过于最高级的有机体，真是如此吗？没错。但是，知识的积累不只增加了人类的痛苦，也带来更多快乐，而且，最细微的快乐、最剧烈的痛苦也只有成熟的心灵才能感受到。伏尔泰是对的，他没有选择农妇般的无知和快乐，而是选择了婆罗门的“痛苦”智慧。我们期盼能够强烈深刻地体验生命，无论付出多少痛苦的代价；我们期盼探索人生最深处的秘密，即使最终幻灭。 [184] 维吉尔尝尽世间快乐，看遍皇家奢华，最终，“维吉尔厌倦了一切，除了认识的快乐”。当感官快乐不再能满足人类时，他便会不辞辛劳地与艺术家、诗人、哲学家为友，因为唯有成熟的心灵才能理解这些人。智慧是一种苦乐参半的快乐，并由于不断将冲突纳入其和谐中而得以加深。

快乐是消极的吗？唯有遍体鳞伤、远离世事的灵魂才会如此亵渎生命。快乐是本能的和谐运作，除此之外，快乐还能是什么？除非本能在应该前进的时候反而退缩，快乐怎么可能是消极的？无疑，逃避和休息、服从和自保、孤独和沉默都是消极的，但那是因为驱策我们如此的本能在根本上是消极的，这样的本能是恐惧和逃避的化身。但是，如果积极的本能占了上风，比如获得和占有、好斗和控制、行动和玩耍、交往和恋爱，我们还能说快乐是消极的吗？欢乐的笑声是消极的吗？孩子们的嬉戏玩耍、鸟儿求偶的歌唱、强啼克利尔 [185] 的啼叫、对艺术创造的痴迷？生命本身是一种积极的力量，生命每一种正常机能都能或多或少地给予人快乐。

死亡是可怕的，这千真万确。但如果一个人度过了正常的一生，对死亡的恐惧也就减了大半，只有活得漂亮，才能死得其所。长生不老会让我们快乐吗？亚哈随鲁受到人类所能承受的最重的惩罚——永生，有谁会羡慕他？要不是因为生命如此甜美，死亡怎么还会可怕？拿破仑说，在内心里，不怕死亡的人都是无神论者。我们无需附和他，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活到七十岁的人肯定已经战胜了悲观。歌德说过，没有人过了三十岁还是悲观主义者。但二十岁以前，几乎人人都是悲观的。对于那些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妄自尊大的年轻人来说，悲观是一种奢侈。这些年轻人一旦离开共产主义式家庭的温暖怀抱，进入勾心斗角、贪得无厌、冷酷无情的社会，便会马上期盼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些年轻人疯狗似的抨击假想的敌人和世间的罪恶，但随着年岁渐长，便会伤心地抛弃乌托邦等各种理想。人类在二十岁以前感受的是肉体的快乐，三十岁以后是思维的快乐；二十岁以前的快乐来自他人的保护和随之而来的安全感，三十岁以后的快乐来自为人父母和家庭的温暖。

一个在公寓里过活了几乎一辈子的人，一个抛弃自己唯一的孩子并任其无名无姓的人应该如何避免悲观呢？ [186] 叔本华不快乐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正常生活的排斥，对女人、婚姻、孩子的排斥。他认为为人父母是罪大恶极的，而健全的人却从中获得生命最大的满足感。恋人间的躲闪慌张，在叔本华看来是因为恋人们以传宗接代为羞耻，这简直是迂腐荒谬之极！在爱情里，他只看到个人为种族延续所做的牺牲，而忽略了本能为弥补个人牺牲而给予他们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世上大多数诗歌的灵感源泉。 [187] 在叔本华眼里，女人就是泼妇、罪人，除此两类，别无其他。他认为，情愿供养妻子的男人都是傻瓜。 [188] 但显然，相比我们这位孑然一身、命途多舛的狂热“传道者”，这些男人并未如此不幸。巴尔扎克说过，固守自身缺点所要付出的代价与维持一个家庭所需的开支一样巨大。叔本华蔑视女人的美丽，似乎女人的美丽还能分门别类，某些类型还可以接受，某些类型就不应当作生命的色彩和芳香来珍爱。就是这样，曾经的一次遭遇就让这个不幸的心灵对女性如此痛恨！

叔本华那语出惊人、引人入胜的哲学还有其他难解之处，虽然不甚重要，但具有相当的技术性。既然生命意志是世界唯一的真正力量，为什么还会有人自杀？理性在萌芽和成长期是意志的奴仆，理性又如何会独立于意志并保持客观？天才的认识是脱离意志的吗？抑或天才有自我驱动的强大意志力，甚至野心、傲气？ [189] 癫狂是天才的普遍特点，还是只属于“浪漫主义型”天才，如拜伦、雪莱、爱伦·坡、海涅、斯温伯恩 [190] 、斯特林堡 [191]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而那些被视为“经典”的、影响更为深远的天才，其身心不是相当健康吗？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宾诺莎、培根、牛顿、伏尔泰、歌德、达尔文、惠特曼等等。如果理性和哲学的功能不是否定意志，而是协调欲望，使之成为统一、和谐的意志的一部分，将会如何？除了作为协调作用下的统一物，如果“意志”本身是一种神秘的抽象，如“力量”一样模糊不清，又会怎样？

尽管如此，叔本华的哲学还是相当坦诚的。如果将大多数乐观主义信条与叔本华哲学相提并论，我们会发现，前者其实只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虚伪之词。我们可以附和斯宾诺莎，说善恶判断是主观的，是人类偏见的结果。我们无法从“公正”的角度，而只能从人类遭受的苦难和实际的需求出发，对这个世界加以评判。叔本华迫使哲学转向人类不幸这个赤裸裸的现实，将思维之箭直指人类的当务之急——痛苦的缓解，这很好。叔本华之后，哲学在不切实际、充满诡辩的形而上学中越来越难以为继了，思想者们开始认识到，言而不行是一种弊病。

毕竟，叔本华让心理学家们看到了本能的深不可测及其力量的无处不在。理性主义认为，人类首先是一种能够思考的动物，能够有意识地调整手段以适应理性选择的目标；但卢梭以后，理智主义开始衰落，康德以后，更是半死不活，叔本华之后，理智主义彻底告别了世界。经过两个世纪的内省分析，哲学家在思想背后发现了欲望，在理性背后发现了本能，正如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唯物主义发展，物理学在物质背后发现了能量的存在。叔本华的贡献是伟大的，他向我们揭示了心灵的秘密，告诉我们欲望是哲学中不证自明的公理，还让我们得以认识到，思想不只是对客观事件的抽象思考，还是行动和欲望的灵活工具。

最后，尽管有点夸张，但叔本华确实让我们知道了天才的必要性以及艺术的价值。叔本华认为，美是至善，而极乐在于美好事物的创造以及对美好事物的珍爱。他与歌德和卡莱尔一起，反对黑格尔、马克思和巴克尔 [192] 抹杀天才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那个时代里，伟大的人物似乎都已倒下，而叔本华再次举起英雄崇拜的大旗。尽管缺点多多，但瑕不掩瑜，叔本华也成功地跻入英雄的行列。

第八章
赫伯特·斯宾塞

一、孔德和达尔文

自称“未来形而上学先河”的康德哲学其实存心不良，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思辨模式，还自违初衷，破坏性地打击了一切形而上学。纵观整个思想史，形而上学一直在寻找实在的终极本质。如今，人类认识到，借用权威的话就是，实在是永远不能被体验的，实在是“本体”，可设想却不可知，即使是最发达的人类理性也无法超越现象，无法透过玛雅人的面纱。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过多的形而上学，加上他们对古代难题的不同解读以及各自提出的自我、理念、意志等概念，使得他们的影响互相抵消，几乎为零。因此，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人们认为宇宙的秘密仍丝毫未曾泄露。在一代人沉醉于绝对理念之后，欧洲思想家作出回应，决定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

法国人曾经专攻怀疑论，因此，孕育出“实证主义”运动奠基人（如果哲学界有这样的人物，因为在哲学界，每种思想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世人视为神圣）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1798年，奥古斯特·孔德在法国蒙彼利埃出生，父母为其取名伊西多尔·奥古斯特·玛丽亚·弗朗索瓦·塞维尔·孔德。孔德年轻时崇拜本杰明·富兰克林，称其为“现代苏格拉底”。他曾说：“富兰克林在二十五岁时便决定做一个智者，并为此做了周详的计划，最终计划圆满完成。我现在虽然二十岁还不到，但富兰克林敢做的我也敢做。”孔德为自己的人生开了一个好头，他成为伟大空想家圣西门的秘书。在圣西门的指导下，孔德了解了杜尔哥和孔多塞的改革热情，此外，他还认识到，社会现象就像生理现象，可以简化为法律和科学，而一切哲学都应该关注人类的道德和政治进步。但是，像大多数决心改变世界的人一样，孔德发现了操持家庭的困难。1827年，经过两年不幸的婚姻生活，孔德终于精神崩溃，在塞纳河试图自杀，但被人救起。如此，孔德在1830年至1842年间的五卷本《实证主义哲学》和1851年至1854年间的四卷本《实证政治体系》的成就，还得感谢他的救命恩人。

从规模和作者的毅力来看，在现代，如此卷帙浩繁的巨作仅次于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在著作里，孔德依据研究主题从繁到简、从普遍到特殊将科学分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而且每一门学科都以排在其前面的学科成果为基础。因此，社会学是科学的顶峰，其他学科只是为了给社会学照亮前进的道路才存在。科学，即准确的知识，已经按照上述顺序从一个主题蔓延至另一个主题，因此，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成为科学方法研究的最后一环也相当自然。在思想的各个领域，思想史家都能发现三阶段原理的存在：第一阶段，人们以神学的方式思考对象，通过某些神灵的意志来解释一切问题，比如，把行星看成是诸神或者诸神的战车；第二阶段，思考进入形而上学的层次，人们通过形而上学的抽象手段对对象进行解释，比如，行星按照圆形的轨道运行，是因为圆是最完美的形状；第三阶段，通过精确的观察、假设、实验，关于对象的研究最终成为实证科学，人们通过大自然的因果关系法则对各种现象进行解释。于是，“上帝的意志”被柏拉图的“理念”或者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虚幻实体代替，而这些虚幻的实体又被科学规律代替。形而上学是思想发展停滞不前的阶段，所以孔德说，抛弃这些幼稚想法的时候到了。哲学并非异于科学，哲学以提升人生为目的，是对一切科学的协调、综合。

此时的实证主义还散发着一些教条式理智主义的气息，正好体现了当时哲学家的幻灭和孤独。1845年，孔德的心被克洛蒂尔德·德沃夫人（当时其丈夫正在狱中服刑）牵动，对德沃夫人温暖的爱慕还为他的思想增添了色彩。于是，在谈及改革力量时，孔德将人的感情置于理性之上。他还认为，要拯救世界，唯有创立新的宗教，而这个新的宗教应该赞美人性，并举行仪式对人性进行崇拜，从而滋养、增强人类本性中那不绝如缕的无私精神。到了晚年，孔德不停地为他的人性宗教设计着复杂的体系，该体系不仅包括神职、圣礼，还包括祷告、教规。孔德还设计了一种新的日历，在他的日历中，没有异教的神祇和中世纪的圣人，取而代之的是推动人类进步的英雄。正如一位智者所言，孔德献给世界的是天主教的一切，唯独没有基督教的东西。

实证主义运动后来汇入英国的思想大河。英国人以工业和贸易为生，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孕育了英国思想的灵魂，也使英国的思想家们对事实问题充满敬畏。根据培根的思想传统，思想的对象是事物，而心灵的对象是物质；霍布斯的唯物论、洛克的感觉论、休谟的怀疑论、边沁 [1] 的功利主义，都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这个主题就是现实而又忙碌的生活。在这支英伦交响曲中，唯有爱尔兰的贝克莱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黑格尔嘲笑英国人崇尚物理和化学机械的习气，并称他们是“哲学工具”。但是，对于那些认同孔德和斯宾塞并认为哲学是一切科学成果之综合的人来说，这个称呼再贴切不过了。因此，相比在发源地，实证主义运动在英国拥有更多的铁杆粉丝，虽然这些粉丝不及利特雷 [2] 那般狂热，但他们拥有英国人特有的固执，这种固执精神支持着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弗里德里克·哈里森 [3] 这样的人终身执著于孔德哲学；同时，其民族固有的谨慎使他们自觉地远离孔德那讲究仪式的宗教。

与此同时，从科学中萌芽、迅速茁壮成长的工业革命反过来也刺激着科学的发展。牛顿和赫歇尔 [4] 将恒星展示在英国人面前，波义耳 [5] 和戴维 [6] 打开了化学世界的宝库，法拉第即将获得激动人心的发明，拉姆福德 [7] 和焦耳向世人展示了力的转化、平衡以及能量守恒。

至此，科学已经变得错综复杂，困惑的世人迫切希望有一样东西能够将这些科学成果综合起来。

在斯宾塞的青年时代，在一切科学成果中，给英国震撼最大的是生物学的发展，即进化论的提出。在进化论发展方面，科学显得相当国际化：康德曾提及猿变人的可能性，歌德曾作《植物的变形》一文，而达尔文和拉马克 [8] 都提出，物种通过遗传由简单形式进化而来，经常使用的器官发达增大，不经常使用的器官则逐渐退化。1830年，圣伊莱尔 [9] 与居维叶 [10] 展开了一场关于进化的论战，这场著名的论战就像另一出《埃尔纳尼》 [11] 、另一场对古老思想——不变的世界中不变的规律和秩序——的反叛。圣伊莱尔虽然失败了，却震惊了整个欧洲，连白发苍苍的歌德也因此笑逐颜开。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进化论依然像风中的纸屑，飘忽不定。其实，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多年以前，斯宾塞就在《进化的假说》（1852）一文和《心理学原理》（1855）一书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1858年，达尔文和华莱士在林奈学会宣读了他们的著名论文，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果然不出慈祥主教们的预料，旧世界从此分崩离析。在《物种起源》中，进化的概念不再模糊，进化也不再是模糊地推断为从较低物种向较高物种的发展。该书内容丰富翔实，从理论的角度对进化的实际模式和过程作了介绍，达尔文认为：“进化的手段是自然选择，或者说是在生存竞争中对优秀物种的保存。”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进化论成了全世界的话题。在这股思想浪潮中，斯宾塞稳坐风口浪尖，这归功于他那清晰开阔的头脑。他那清晰的脑袋告诉他，进化论可应用于一切研究领域，而他开阔的头脑则为他的理论构建提供几乎所有的知识。十七世纪，数学主宰哲学，于是出现了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帕斯卡 [12] ；随着心理学的兴起，哲学界出现了贝克莱、休谟、孔狄亚克、康德；十九世纪，谢林、叔本华、斯宾塞、尼采、柏格森等哲学家扮演着主要角色，此时的哲学思想以生物学为背景。在这些时代里，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都是思想家成果的零碎片断，或多或少都有些晦涩；但是，每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都与整理、阐述它们的思想家密不可分，正如“新大陆”以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命名，因为亚美利哥绘制了一幅地图。赫伯特·斯宾塞是达尔文时代的韦斯普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还是达尔文时代的哥伦布。

二、斯宾塞生平

1820年，斯宾塞出生于英国德比。从其父母的家族谱系来看，两边的祖先都不曾反对英国国教。但是，斯宾塞的奶奶虔诚地追随约翰·卫斯理 [13] ，叔父托马斯尽管是国教的牧师，但在教会内部掀起了一场卫斯理运动，他从来不听音乐会，不看戏剧，而是积极参加政治改革运动。到了斯宾塞的父亲那里，这种异教情绪更为强烈，并在固守个人主义的斯宾塞身上达到顶峰。斯宾塞的父亲从来不用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事物。据他的一位熟人说（尽管斯宾塞认为有点夸张），他是“大家唯一能够见到的没有任何信仰也不信任何宗教的人” [14] 。斯宾塞的父亲相信科学，还著有《创造发明的几何学》一书。政治上，他跟他的儿子一样，是个人主义者，而且，“不管一个人地位多高，他都不会对他脱帽” [15] 。“如果没听懂母亲问他的问题，他也不会让母亲重复，他什么都不说，对问题置之不理。尽管这种态度没有给他带来一点儿好处，他也不想改变，终生保持着这种习惯。” [16] 这不禁让人想到晚年的斯宾塞对扩大国家职能的万般抵抗（沉默除外）。

斯宾塞的父亲、叔父和爷爷都是私立学校的老师，而他，虽然日后成为十九世纪最负盛名的英国哲学家，直到四十岁才摆脱不学无术的状态。斯宾塞幼时懒散，父亲却笃志好学。十三岁时，他终于被送往辛顿跟随叔父学习，这个叔父是出了名的严厉。果然，斯宾塞很快便逃跑了，他长途跋涉，回到自己家里——第一天走了四十八英里，第二天四十七英里，第三天二十英里，用以果腹的唯有少许面包和啤酒。但几周之后，斯宾塞又回到了辛顿。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系统的学习。可是后来，他自己都说不出在那里学了些什么。他跟着叔父既没有学历史，也没有学自然科学和文学。斯宾塞用他特有的语气骄傲地说：“不论在孩童时代，还是年轻时代，我没有上过一堂英语课，而且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一条完整正式的句法知识，这应当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事实会跟大家普遍设想的有出入。” [17] 四十岁时，斯宾塞尝试阅读《伊利亚特》，但“读了约六卷以后，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给我一大笔钱，我也不想把它读完” [18] 。他的秘书科里尔告诉我们，斯宾塞从未读完过一本科学著作。即使在他最热爱的领域，斯宾塞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为了化学，他烧伤过手指，亲历过爆炸；在家和学校附近，他曾经像昆虫学家一样对昆虫进行过观察；做土木工程师的时候，他学习过关于地层和化石的知识；此外，在生活中，他还会有意无意地捡起心爱的科学。三十岁以前，斯宾塞从来没有想过哲学 [19] 。后来，斯宾塞开始阅读刘易斯 [20] 的作品，接着试图阅读康德，但是，当斯宾塞发现康德把空间和时间看作感知的形式，而不是客观事物的时候，他便断定康德是个傻瓜，于是把书扔了。 [21] 他的秘书说，斯宾塞写第一本书《社会静力学》的时候，“除了读过乔纳森·戴蒙德 [22] 的一本书外，没有读过任何其他伦理学方面的文章，而且这本书很老，现在也没人记得了”。斯宾塞写作《心理学原理》的时候，也只读过休谟、曼赛尔 [23] 和里德 [24] 的书，写《生物学原理》时，只读过卡彭特 [25] 的《比较生理学》（还不是《物种起源》），写《社会学原理》时，还没有读过孔德或泰勒 [26] 的著作，写《伦理学原理》时，除了了解塞奇威克，他既没有读过康德的书，也没有读过穆勒的书。 [27] 在这方面，斯宾塞跟穆勒形成巨大反差，因为穆勒接受的是严格而精深的正规教育。

那么，他在数以千计的论证中引用的无数事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多数是“学习所得”，但不是通过读书，而是通过直接观察。“他总是充满好奇心，经常带着同伴对一些显著的现象进行观察……直到亲眼看见为止。”他在伦敦雅典娜神殿俱乐部与朋友们讨论问题时，经常令他们绞尽脑汁，穷尽一切专业知识，其中包括赫胥黎。在俱乐部，他遍阅所有期刊，而且“目光犀利，不放过任何一个他认为有用的事实”，就像当初阅读经其父之手寄给德比哲学协会的期刊那样。 [28] 当斯宾塞终于确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找到进化这个中心思想——日后他的作品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他的脑袋就变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一切相关材料，而且凭借卓越的整理能力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材料进行分类。难怪当时的工人和商人听到斯宾塞的名字时会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斯宾塞跟自己很像——不读书、没“文化”，但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关于大自然和实际生活的知识。

斯宾塞为了谋生而工作，而工作经历使他的想法越来越务实。他做过铁路桥梁的测量员、监督员、设计师，干的基本上是工程师的活。斯宾塞还经常有些小发明，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在《自传》里回忆自己的小发明时，他却像一个父亲，即使儿子任性调皮，也依旧充满爱意。在这些回忆性文字里，读者经常能碰到盐瓶、罐子、灭烛器、病人轮椅等小玩意，这些玩意虽小，却都是获得专利保护的。斯宾塞也像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年轻时自创过一套食谱。他一度是个素食主义者，但当他发现一位素食同伴得了贫血症，并发现自己的体力日益衰退时，立即停止了素食。“我发现有必要把素食期间写的东西重新写过，因为那时候的文字缺乏活力。” [29]

那时，斯宾塞什么都敢尝试，他甚至想移民新西兰，他不知道，一个年轻的国家对哲学家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斯宾塞曾以他特有的方式，列了两张单子，一张单子列上移民的理由，另一张列上反对移民的理由，每个理由都用一个数值表示。最后，反对移民的那张单子得了一百一十分，离开英国的那张单子得了三百零三分。不过，斯宾塞还是选择了留在英国。

斯宾塞的性格远非十全十美。为了让自己坚信的现实主义和实用感尽善尽美，斯宾塞忽略诗歌和艺术的灵魂及激情，这着实是个不小的代价。在整整二十卷作品中，斯宾塞唯有一次提及诗歌，还是在一位印刷员的要求下，在文中提了提“科学预测的日常韵律”。斯宾塞是坚忍不拔的，说得难听点，也叫固执己见。为了给自己的假说寻找证据，他会扫荡整个宇宙，但他决不会去深入理解别人的观点。这种唯我主义使他承受了叛逆者身份的种种压力。不过，要是没有这些自负，他也背负不起自己的伟大。作为人类思想的先行者，斯宾塞还有其他弱点。比如，与他的勇敢、坦率、独创相伴的是一意孤行的狭隘。斯宾塞反感一切奉承巴结，不接受政府颁发的任何荣誉；连续四十年，他忍受着慢性疾病，在几乎隐居的生活中从事痛苦的工作。然而，据某位曾经接近他的颅相学家说，斯宾塞“自尊心极强”。 [30] 身为教师的子孙，斯宾塞在自己的书中掌握这样一条戒律，并用说教的语气教导世人。“我没有丝毫迷惑，”他这样告诉我们。 [31] 孤独的单身生活使斯宾塞缺少一丝人性的温暖，尽管他有时也会强烈地维护人道。他曾跟那位伟大的英国女性——乔治·艾略特有过密切的交往，但艾略特才华横溢、个性理智，无法取悦斯宾塞。 [32] 斯宾塞没有幽默感，行文风格也不细腻。台球是他最喜欢的游戏，但有一次，他输了，便严厉指责对手，责备他为了成为台球高手而浪费太多时间。斯宾塞在《自传》中回顾自己的早期作品时，不停地告诉读者，自己的作品其实应该如何如何写。 [33]

斯宾塞对生活总是正儿八经，虽然生活其实没那么严肃——不过对他那也是迫不得已，斯宾塞背负的东西太过宏伟了。“星期天我参加了圣克劳德节庆，看到活蹦乱跳的大人们，我真被逗乐了。法国人真是长不大，我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竟然还骑旋转木马，就是我们游乐场里的那种。” [34] 斯宾塞在一封写自巴黎的信中这样说道。他就是这样，忙着对那些没时间亲身体验的生活进行分析、描写。亲眼看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后，他匆匆地在日记中记下：“基本如我所料。” [35] 他总是以最迂腐的方式讲述最普通的事情，好像在告诉我们他唯一一次发誓的情形。 [36] 斯宾塞没有遭受过大的病痛，也不曾感受过爱的激情（如果他的回忆录确凿可信的话）。尽管有过几次恋爱，但他在书中回顾这些经历时，却像数学家演算题目一样；在描述那几段曲折而又温暖的友谊时，也没有任何激情。他的一位朋友曾抱怨，要一边向年轻女速记员口述一边写作，他做不到；但斯宾塞却认为，自己丝毫不会受女速记员的影响。他的秘书说：“斯宾塞薄薄的嘴唇冷若冰霜，说出来的话永远那么枯燥无味，从他轻蔑的眼神可见他缺乏温情。” [37] 因此，我们也能理解斯宾塞那平铺直叙的写作风格了：既没有磅礴的气势，也用不着感叹号。在那个浪漫气息浓郁的世纪里，斯宾塞就像一座丰碑，庄严而又含蓄地耸立着。

斯宾塞拥有超乎寻常的逻辑推理能力，他能像对弈者一样，精确地将演绎和归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人类现代历史上，最能清晰地解释复杂问题的当属斯宾塞了。他善于利用明白晓畅的术语，对费解的问题进行讨论，因此，有那么几十年，全世界都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们说我有非凡的阐释能力，能够用异乎寻常的方式清晰连贯地运用数据进行推理，并得出结论。”斯宾塞这样说道。 [38] 他喜欢进行宏观概括，这使得斯宾塞的各种假说而不是用来论证假说的证据，成为最吸引读者眼球的东西。赫胥黎说，事实对理论的扼杀是斯宾塞认为的悲剧。 [39] 他在自己的脑中装了如此多的理论，以至于每一两天都得经历一次悲剧。当赫胥黎发现巴克尔不但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连走路都摇摇晃晃时，他备感震惊，对斯宾塞说：“啊！他是头重脚轻，我终于找到这样的人了。”斯宾塞补充说：“那是因为巴克尔获取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他大脑组织的能力。” [40] 而他自己正好相反，他的大脑组织能力远远超过他所吸取的东西，他善于整理、综合，他还曾经因为卡莱尔缺乏这样的能力而贬低他。后来，斯宾塞对秩序的钟情成为一种癖好，他被征服了——被自己出色的概括能力征服。然而，世界需要的正是斯宾塞那样的头脑，需要一个能够将纷乱如麻的事实清清楚楚地转化为文明成果的人。斯宾塞的缺点亦因他为一代人所做的贡献而来，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是这些缺点，表明斯宾塞也是一个普通人。如果本书做到坦率地介绍斯宾塞，那是因为，如果我们了解一位伟人的缺点，我们会更加爱戴他；但如果这位伟人完美无缺、耀眼夺目，我们便会心生怀疑，甚至厌恶。

“迄今为止，我的生活可以用一个‘杂’来形容。” [41] 斯宾塞在四十岁时这样写道。历史上，很少有哲学家像斯宾塞那样在事业上断断续续、漂浮不定。“大概在那个时候（二十三岁），我沉迷于钟表的构造。” [42] 但慢慢地，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地，并勤勤恳恳耕种着。早在1842年，斯宾塞便为刊物《非国教徒》（请注意斯宾塞选择的媒体）写了数篇关于“政府职权的正当范围”的文章，包含了他部分仍处于萌芽状态的放任主义思想。六年后，斯宾塞放弃了工程师的职业，成了《经济学人》的编辑。三十五岁时，当斯宾塞以轻蔑的口吻对乔纳森·戴蒙德的《道德伦理学原理》进行批判时，他父亲挑衅性地说，有本事你自己也写一本这方面的书。斯宾塞接受了挑战，并成功写出了《社会静力学》。这本书虽然销量不好，却让他赢得了进军杂志界的入场券。1852年，斯宾塞在《人口论》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尔萨斯 [43] 对十九世纪思想的广泛影响）中提出生存竞争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并创造了许多历史性用语。同一年，斯宾塞在《进化的假说》一文中对陈腐观念进行了抨击。根据那些陈腐观念，新物种的起源基于对旧有物种的渐进式改进是毫无现实依据的。对此，他指出，这种观念其实更是推翻了物种神造论；文章还进一步说明，新物种的出现与人由受精卵开始成长、植物由种子开始长大一样，并非神秘莫测、不可思议。1855年，斯宾塞的第二本书《心理学原理》面世，书中追溯了人类心灵的进化历程。1857年，斯宾塞在文章《进步：法则与原因》中采用了冯·贝尔 [44] 的一切生命形式从同质向异质发展的观点，将之上升为历史和进步的一般法则。总之，斯宾塞把握时代精神，不断充实自己。至此，斯宾塞已经整装待发，即将成为一位普遍进化论哲学家。

1858年，斯宾塞修改过去的文章准备结集出版，连他自己都惊讶于那些思想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很快，一个想法突然像一道阳光，透进洞开的大门，激发了他的灵感：进化理论不仅适用于生物学，说不定还适用于其他所有科学，它不仅能够用来解释生物的种和属，还能解释行星和地壳、社会和政治历史、道德和美学观念。此时，一个想法让斯宾塞欣喜若狂，他想通过一系列作品，向世人展示物质和心灵从星云到人类、从野人到莎士比亚的进化历程。但是，一想到自己已年届四十，他几近绝望——一个已经迈入不惑之年而且体弱多病的人如何能在生命结束之前横跨纵览人类的全部知识？就在这三年前，斯宾塞整个人完全病倒了，连续十八个月，他失魂落魄，无法工作，整天漫无目的、颓废绝望地四处彷徨，没了一点儿锐气。当斯宾塞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潜在能力，准备发奋时，面对虚弱的身体，他苦不堪言。他知道自己永远都无法重新拥有健壮的身体，永远无法承受连续脑力劳动超过一小时。没有人像斯宾塞那样，在自己选择的事业面前感到如此力不从心，没有人会在这样的年纪选择开始如此艰巨的工作。

斯宾塞很穷，他从不把精力过多地放在谋生上。他说：“谋生不是我的本意，我认为谋生不应成为烦恼。” [45] 斯宾塞的叔父去世后留给他二千五百美元的遗产，得到这笔钱后，斯宾塞立即辞去了《经济学人》的编辑工作，但很快，赋闲的他便把这笔钱花完了。这时，斯宾塞想，通过找寻客户预订自己计划中的著作也许能够带来一笔收入，虽然仅够勉强糊口，但也过得去。于是，他列了一个提纲，并把它发给朋友们，包括赫胥黎和刘易斯。他们为斯宾塞找了第一批预订者，这些预订者的名字如果列在单子上，一定能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名字能让斯宾塞的著作简介增色不少：金斯利 [46] 、赖尔 [47] 、胡克 [48] 、廷德尔、巴克尔、弗劳德、贝恩 [49] 、赫歇尔等。斯宾塞的著作简介于1860年发表后，来自欧洲的预订达四百四十份，来自美国的有二百份，这样，斯宾塞每年便可以得到一千五百美元的收入。斯宾塞心满意足，劲头十足地开始工作了。

但是1862年，《第一原理》出版以后，许多人取消了预订，因为在书的第一部分，斯宾塞试图调和科学和宗教，这一做法得罪了主教和权威人士，不过，该篇章也因此一举成名。

做和事佬果真不容易。《第一原理》和《物种起源》是当时“笔墨大战”的焦点，其中，赫胥黎担任了达尔文主义和不可知论方阵的总司令。那时候，进化论者一度遭到权威人士的排挤，被指伤风败俗、不堪入目，而且，对他们进行公开羞辱一度成为值得称赞的事。随着斯宾塞更多作品的面世，预订者们纷纷退却，许多人甚至在收到作品时拒绝付费。斯宾塞不得不为每次发行产生的亏损埋单，但他没有因此而止步。最后，斯宾塞弹尽粮绝，既耗尽了资金，也失去了锐气。他向剩余的预订者发了一个通知，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完成计划中的著作。

随后，人类历史上一件鼓舞人心的事发生了：斯宾塞最大的劲敌给他写了一封信，日期为1866年2月4日。在《第一原理》出版前，这位劲敌曾把持着英国哲学高地；如今，他发现自己已被进化论哲学家取代。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阁下：

上周抵达这里时，我发现了您12月份出版的《生物学原理》分册。不用说，看了您附后的通知后，我深感遗憾……我建议，您应该接着写下去，而且，我会向出版社保证，不让他们有任何亏损……我希望您不要把这个建议当作我对您个人的恩惠，即便是，我仍希望您允许我向您提议。事情绝非如此，我只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助成实现那个重要的公共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您已经不辞辛劳，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您最真诚的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谨上 [50]

斯宾塞婉拒了，穆勒找到他的朋友，并成功说服其中几位每人预订了二百五十份。但斯宾塞不为所动，对穆勒的做法表示反对。突然，斯宾塞收到尤曼斯教授的一封信，信中说，斯宾塞在美国的崇拜者以他的名义购买了七千美元的公众证券，证券的利息全归斯宾塞所有。这一次，斯宾塞投降了，这份大礼蕴含的精神让他重整旗鼓。四十年来，斯宾塞奋力拼搏，直至《综合哲学》全部卷本顺利付梓。这种心灵和意志对病痛以及无尽坎坷的征服，是人类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三、第一原理

1. 不可知论

斯宾塞开卷便说：“我们常常忘记，‘邪恶的事物里其实包含着一定的善’，‘错误里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因此，斯宾塞提出对宗教思想进行检视，从而找到真理的精髓，因为不论信仰以何种形式出现，宗教那摄人魂魄的持久力量一定来自真理的精髓。

很快，斯宾塞便发现，关于宇宙起源的一切理论只会把我们逼进死胡同，让我们无力构想。无神论者试图构想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一个既没有原因也没有起点的世界，但实际上，没有起点或没有原因的事物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有神论者只是往后退了一步，使问题回到了原点。神学家说：“上帝创造世界。”对此，孩子们提出一个让人无法解答的问题：“谁创造了上帝？”从逻辑上说，一切终极的宗教思想都是不可思议的。

一切终极的科学思想同样也超越了人类的理性。什么是物质？我们将物质分割至原子，但随后，我们又不得不像分割分子那样去分割原子。于是，我们陷入了两难境地：物质可以被无限分割，这是难以想象的；或者说物质可以被有限分割，这同样难以想象。对空间和时间的分割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分割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都是非理性的想法。运动是被三层艰涩的外壳重重包裹的，因为它涉及在时间中改变空间位置的物质。如果我们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对物质进行分析，最终面对的就只有力——一种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力，或者说一种与我们的行为器官相抵抗的力。但是，又有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力？随着我们从物理学转向心理学，我们开始接触心灵、意识，但在心理学领域，我们碰到的难题更令人费解。“终极的科学思想代表的都是无法理解的实在……科学家不论选择什么研究方向，他最终面对的都是不可破解的谜。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愈加能体会到这一点。于是他发现，人类的认识是如此伟大，又是如此渺小。说人类认识伟大，是因为人类能够处理一切经验范围之内的东西；说它渺小，是因为在一切超验的事物面前，人类又是如此无能为力。相比于其他人，科学家更真切地知道，从终极本质来看，没有事物是可知的。” [51] 唯一坦诚的哲学，用赫胥黎的话来说，就是不可知论。

知识的相关性是造成这些费解问题的共同原因。“思维是一种关联性活动。超越关联性的东西，思想是无法表达的……人类理性受现象束缚，理性的目的是为了与现象贯通。如果我们用理性去解释超越现象的东西，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在胡说八道。” [52] 然而，从名称和性质来看，关联的东西和现象的东西均暗示着一些超越关联和现象的东西，一些终极的绝对的东西。“现实隐藏在现象背后，这个想法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如果我们细察自己的思想，就会发现，要摆脱这样的意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这种不可能使我们更坚信现实的存在。” [53] 至于什么是现实，我们一无所知。

从这个角度来看，调和科学和宗教并不是一件难事。“一般来说，调和敌对观念，便会得到真理。” [54] 我们要让科学承认，科学“法则”只适用于现象界和关联物；我们要让宗教承认，神学是一个神话，一个能将无法概念化的信仰合理化的神话。我们要让宗教不再把绝对想象成一个夸大的人，更糟糕的是，想象成一个残忍、嗜血、奸诈的怪物，一个因“喜欢谄媚（比如人类所鄙视的那种奉承）” [55] 而痛苦的怪物。我们要让科学不再否定神祇，或不再将唯物主义视为理所当然。心灵和物质也是相互关联的现象，是终极原因的双重效应，而终极原因的本质无法为人所知。人类对这种不可知力量的认可是一切宗教真理的精髓，是一切哲学的开端。

2. 进化论

提出不可知论之后，哲学便放弃了对不可知物的探究，转向可知的事物。形而上学是幻象，正如米什莱 [56] 所说，它是“一种能够有条不紊地使自我陷入迷醉状态的艺术”。哲学的职责和功能应是对科学成果进行综合和统一。“最低级的知识是零散的知识，科学是部分统一的知识，而哲学则是完全统一的知识。” [57] 但如此完全的统一需要一个大而普适的原则，一个能够涵盖一切经验、描述一切知识鲜明特征的原则。这样的原则存在吗？

也许，通过统一最具有概括性的物理学，我们便可接近这种原则。这些高度概括包括：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运动连续性、诸力之间关系的持久性（比如，自然规律的不可违背性）、力的转化和平衡（甚至包括脑力和体力）以及运动的节奏性。对最后一点，大家也许有点陌生，所以需要在这里稍稍解释一下。其实，整个大自然都是富有节奏的：从心脏的跳动到小提琴琴弦的振动，从光、热、声的波动到海洋的潮汐，从性爱的周期性到行星、彗星、恒星的周期性，从日夜交替到四季轮回、气候变化，从分子运动到国家的兴衰、恒星的诞生和死亡。

通过分析（我们无法在此详细给出整个分析过程），所有这些“可知物法则”都可以归结为最终法则，即力量持久。这个法则似乎有点儿呆滞、缺乏生气，那是因为它没有暗示生命的秘密。那么，现实的动态法则到底是什么？万物生长而后衰败的公式又是什么？这个公式必定包含着进化和死亡，因为“任何事物从生到死，必然包含着不知不觉的出现以及不知不觉的消失” [58] 。

于是，斯宾塞提出了他那举世闻名的进化公式，该公式使欧洲知识分子大惊失色，而且，他耗费十卷书的笔墨并花了四十年时间才对该公式进行了完整的解释。斯宾塞说：“进化是对物质的整合以及伴随着整合而出现的运动的消散。在进化中，物质从模糊、松散的同质体转变为确定、连贯的异质体，而绵延的运动也经历着类似的转变。” [59] 这话是什么意思？

天体在星云中的孕育、地球表面海洋和山峰的形成、植物对营养元素的代谢、人体对动物组织的消化与吸收、胚胎内心脏的发育、出生后骨头的融合，感觉和记忆统一为知识和思想、知识统一为科学和哲学、家庭扩展至氏族、部落、城市、国家、联盟，甚至“世界联邦”：这些就是物质的整合，即单一的个体聚合为群体、组群、整体。显然，这样的整合会削弱局部运动，比如国家的强大会使个人的自由相应减少。与此同时，整合也使各局部之间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是一种保护性的关系组织，能够保证局部间的“连贯性”，并促进集体的存活。整合的过程也能使形式和功能更为确定：星云是没有形状、模糊不清的，却孕育了椭圆状的行星、界限分明的山脉、拥有特定形式和特点的有机体及其器官以及劳动得以分工、功能得以细化的生理结构和政治结构等等。此外，该整体的部分不但是确定的，从性质和运作上来说，还是多元的、异质的。原始星云是一个同质体，其组成部分是相似的；但很快，星云便分为气体、液体和固体，随后，大地绿茵覆盖，山巅则白雪皑皑，浩瀚的大海亦一片蔚蓝。从相对同质的原生质中，生命进化出各种各样的营养、生殖、运动和感觉器官。紧接着，一种简单的语言响彻整个大陆，不同的地方孕育出不同的方言。科学的种子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各国民间的传说遍地开花，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独特的个性和品质慢慢形成，每个种族、每个民族努力开发自己独特的天赋。整合、异质、部分聚合为更大的整体，部分区分为更多的形式：这就是进化轨迹的核心所在。一切从分散变为整合和统一、从简单同质变为复杂异质的东西（参考1600年至1900年的美国），都流淌在进化的大河里，而一切从整合回归到分散、从复杂回归到简单的东西（参考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的欧洲），则被卷入衰亡的退潮中。

对这个合成的公式，斯宾塞并不满足，他继续努力揭示物质因机械力自然运作的必然性及其何以从分散变为整合。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说，“同质体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相似的部分不会长久地保持相似，因为它们会受到不均匀外力的影响。比如，外面的部分会像海岸线上的城镇，首先遭到攻击。然后，就像不同的工作将原本类似的人塑造成三百六十行的不同代表，物质慢慢变为异质体。其次，“效应是会倍增的”：一个原因能够带来各种各样的结果，使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玛丽王后说错的一句话 [60] 、埃姆斯电报的修改 [61] ，或者萨拉米斯的一阵风，都能在历史上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再次，“隔离”法则的存在：一个相对同质的整体被驱散，进入不同区域，由于被不同环境塑造，而成为不同的事物。比如，根据各地方的特点，英国人变成了美国人、加拿大人或澳大利亚人。自然力便通过这些方式创造了五彩缤纷的进化世界。

最后，也是必然的一点，即“平衡”的出现。在阻力的影响下，任何运动或迟或早都会停止，任何有节奏的振动在频率和振幅上都会减弱（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行星的运行从主轨道降到次轨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太阳光的热度和亮度会逐渐减弱；地球的旋转会因潮汐的摩擦而减慢。今天的地球是一个充满生命运动的地方，它孕育的无以数计的生命在此繁衍生息。但终有一天，地球的运行及其各部分的发展会渐渐放慢；我们的血管会干枯，血液会变冷，血流速度也会减慢。匆匆忙忙的时代成为历史，我们就像一个行将灭亡的种族，梦想涅槃，期待天堂。接下来，我们思念那能让我们永远休憩的天堂，而不是绞尽脑汁地活下去。接下来，平衡迅速被灭亡取代，这就是进化的悲惨结局。于是，社会瓦解，人民外迁，城市变成一片黑暗的穷乡僻壤，人们又陷入贫苦的生活。面对分崩离析的社会，政府无力挽回局面；在混乱的社会里，人们甚至会忘记往日的太平。个人也是如此：破坏力量征服整合力量，和谐的生命便趋向混乱死亡。地球就像一个乱作一团的剧院，上演着一出腐朽、悲伤的剧目，主角便是那不可逆转地走向退化的地球能量。地球将回归尘土、星云——地球的发源形态。进化与灭亡的循环是完整的，循环会重新开始，循环是无休无止的，但结局永远不变。死亡是人生的必然，人类应该“铭记死亡”，出生是衰老和死亡的序曲。

《第一原理》就像一出宏伟的戏剧，娓娓道出星体、生命、人类的兴盛与衰败、进化与灭亡，它是一出悲剧，这出悲剧可以用哈姆雷特的话作结语：“余下的就是沉默。” [62] 面对这样的生存结局，那些在信念和希望中成长起来的芸芸众生纷纷表示反对，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人终有一死，正因我们无法左右死亡，于是我们更愿意关注生命。在斯宾塞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叔本华的影子，两人都认为，人类的努力是徒劳的。在斯宾塞事业成功的终点，他发出了人生不值得一活的感叹。他有着哲学家的通病：看得太远，以致无法看到现实中一切拥有美丽色彩和线条的东西。

斯宾塞懂得，如果一种哲学只讲平衡和死亡，不涉及上帝和天堂，它便得不到读者的青睐。因此，在《第一原理》第一部分的结尾，他凭着非凡的雄辩力和激情捍卫自己的权利——他发现黑暗真理的权利。

如果一个人自认为发现了最高真理，但由于担心自己的发现太过超前，而在决定是否说出来的时候犹豫不决，那么，他可以从客观的角度审视一下自己，以打消疑虑。

他应该记住，观点其实就像一个媒介，一个人可以通过这个媒介对外在的安排进行调整，使之适应自己的性格；而且，他的观点也是该媒介的正当组成部分。他的观点是一个单位的力量，它与其他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便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社会变革便源于此。如此，他便会知晓，他可以以恰当的方式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任其发挥影响。当然，他的这些想法，他对某些原则的支持，或是对某些原则的反对，绝非无中生有。他，以及他的一切能力、抱负、信念都不是偶然的，它们是时代的产物。他既是过去之子，也是未来之母。他的想法就像他生育的孩子，不应随便对待，任其自生自灭。他像其他人一样，可自指是无数媒介之一，“未知的原因”通过这些媒介产生作用。当“未知的原因”在他身上催生一种信仰，他便可以宣称自己皈依这一信仰，并将该信仰付诸实践……因此，智者并不把自己的信仰看成一种偶然。如果发现了最高真理，他便会毫不畏惧地将之公之于众。只要认识到这一点，不管后果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他扮演的角色便是正当的。如果他的变革目标能够实现，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只要差强人意，也很好。

四、生物学：生命的进化

1872年，《综合哲学》第二卷和第三卷问世，题名《生物学原理》。这两卷书暴露了哲学家在踏入另一专业领域时必然产生的局限性。尽管书中有细节上的错误，但斯宾塞的许多启发性推论弥补了这一不足。它们对多如牛毛的生物学知识重新进行整合，使之更加清晰明白。

在《生物学原理》开篇，斯宾塞便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生命是为了适应外在关系而对内在关系的不断调整。” [63] 生命的完整性取决于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间的一致性程度；如果该一致性完美无瑕，那么，生命便完美无瑕。要实现这种一致性，不仅仅是内在关系被动适应外在关系；生命的独特在于，它能够预测外在关系的改变，从而主动调整内在关系，就像动物蜷缩自己以避免伤害，人类生火以烘烤食物。

但是，斯宾塞对生命的定义也有不足之处。首先，该定义忽略了生物对环境的改造；此外，生物能够凭借一种神秘的力量做出预测性调整，这种预测性调整是生命力的体现，而斯宾塞没能对这种神秘力量作出解释。于是，在《生物学原理》后来版本中一个新增的章节里，斯宾塞被迫对“生命的动态元素”进行讨论，并承认自己的定义没有真正揭露生命的本质。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用物理、化学的方法，我们是无法把握生命本质的。” [64] 斯宾塞不知道，如此坦白会给自己那套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带来多大破坏。

斯宾塞发现，为了适应外在关系，生命个体会对内在关系作出调整。他还发现，整个物种也会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对繁殖能力进行显著的调整。生物繁殖起源于营养受众体的营养吸收面对营养受众体大小变化的不断适应和调整。举例来说，阿米巴在生长过程中，营养受众体增大的速度会远远大于营养吸收面表面积的增速，受众体必须从营养吸收面获得营养，于是，便出现了分裂生殖、出芽生殖、孢子生殖、有性生殖，这些生殖方式的共同点就是能够缩小受众体和营养吸收面间的差距。因此，如果个体生物的生长超过某个限度，将是非常危险的；也因此，一段时间以后，生长一般都会让位于生殖。

一般而言，生物的生长变化与能量消耗成反比，繁殖率与生长程度成反比。“饲养员都知道，如果母马要生小马驹，就不能让母马的体形达到正常大小……反过来说，阉鸡，尤其是猫，阉割过的动物往往比它们未被阉割的同伴要大。” [65] 随着个体发育的完全和能力的提高，繁殖率会趋于下降。“如果物种构造低级，它们抵抗外在威胁的能力便会很弱，个体便会大量死亡，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该物种就需要强大的生殖能力，否则，便会惨遭灭绝。相反，如果自然赋予物种强大的自卫本能，相应地，该物种的生殖能力就不能很强”，以免过高的繁殖率超过食物供应能力。 [66]

一般来说，个性化和生命创造之间，或者说个体发展和生殖之间是相互对立的。相对于生物个体，这一法则应用于生物种群时更具规律性：物种或物群越是发达，繁殖率就越低。但一般来说，该法则也适用于个体。比如，智力的发展似乎与生育是相悖的。“拥有强大生育能力的个体一般在思维方面较为迟钝；反之，如果个体在学习期间过多地进行脑力活动，该个体往往无法生育，或者在生育时遇到障碍。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人类进化的下一步便是生殖能力下降。” [67] 哲学家臭名昭著，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总是极力避免为人父母。而女人，从做母亲的那一刻开始，她们的脑力活动通常就会减少； [68] 而且，她们的青春期之所以会缩短，也许就是因为她们过早为繁衍后代做出了牺牲。

为了适应整个物种的生存需求，不同生物的繁殖率会有所不同，但这种适应不是彻底的。马尔萨斯说得对，生活资料总是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这种人口压力一开始便是人类进步的直接原因。在这种压力的推动下，人类从最初便广泛分布，它还迫使人们摒弃捕食的习惯，变捕食为农耕，于是，人们在地球表面开辟出广阔的田地。在人口压力下，人变为社会的人……并形成各种社会情绪。此外，它还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技能和智力。” [69] 人口压力是生存竞争的首要原因，通过生存竞争，最适应环境的生物便能生存下来，同时，物种的级别也得以提高。

适者生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该生物自发地进行有利变异，还是因为该生物部分遗传了世世代代反复习得的性格或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斯宾塞没有自以为是，他欣然接受了达尔文的理论。但斯宾塞感到，达尔文的理论依然无法解释某些现象，这促使他在做出修改的基础上接受了拉马克学派的观点。在与魏斯曼 [70] 的争辩中，斯宾塞为拉马克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并指出达尔文理论的一些缺陷。在那些日子里，斯宾塞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与拉马克站在同一战线。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新拉马克主义者中竟有达尔文的后代，而当代最伟大的英国生物学家认为，达尔文关于进化的个别理论（当然不是达尔文的一般理论）必须被抛弃，这已成为当今遗传学专业的共识。 [71]

五、心理学：心灵的进化

两卷本《心理学原理》（1873）是斯宾塞思维之链上最为薄弱的一环。早前，斯宾塞曾有一卷本著作论述该主题（1855），在这一卷本中，他凭着年轻人的满腔热情，为唯物论和决定论辩护。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斯宾塞对该书进行了修改，使得全书在形式上看起来更为温和。此外，斯宾塞还增加了数以百计的页码，这些新增的页码上充满煞费苦心但毫无启发意义的分析。斯宾塞提出了丰富多彩的理论，但证据极为匮乏。他提出，神经源于细胞间的结缔组织、本能源于反射作用的综合以及获得性特征的传递、心理范畴来自物种获得的经验。除此以外，他还提出“变形实在论” [72] 以及上百种其他理论。这些理论不像就事论事并使人清醒的心理学理论，反而像形而上学，令人迷惑不解。阅读时，我们仿佛离开了现实主义的英国，“回到了康德身边”。

同时，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心理学历史上，《心理学原理》是第一本坚定不移地表述进化论观点、从遗传学的角度解释进化的书。书中，斯宾塞还首次对扑朔迷离的思维进行了探究，一直追溯到最简单的神经功能及物质运动。的确，斯宾塞的努力失败了，但又有谁在这样的尝试中成功过呢？从一开始，斯宾塞便制订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试图揭开意识进化过程的面纱。最后，为了追溯进化过程，他不得不处处假设意识存在。 [73] 他坚信，从星云到心灵，有一个连续的进化过程，他最终承认，物质唯有通过心灵才能被认识。也许，《心理学原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即舍弃了唯物论哲学的篇章：

分子振动和精神打击能被并列表现在意识之中吗？两者能被看作一个东西吗？其实，任何努力都不能让我们将两者同化。一个单位的感觉和一个单位的运动是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当我们将两者并置时，这一点就俞发明显。这种关于意识的定论可以通过分析得到证实……因为关于振动分子的构想是在诸多感觉单位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物质的认识是在心灵单位，即感觉、记忆、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我们必须在如下两者中进行选择：将精神现象转化为物理现象，抑或将物理现象转化为精神现象，我们似乎更能接受后者。” [74]

然而，心灵的进化肯定是存在的，它是反应模式经过回忆和想象、知性和理性，从简单到复合到复杂、从反射到倾向性到本能的发展。如果读者能够在有生之年通读这一千四百页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分析，他们会深深体会到生命的连续性和心灵的连续性。他们会像观看一场慢镜头电影，看到神经的形成、适应性反射和本能的进化，以及经历相互抵触的冲动、冲突之后，意识和思维的生成。“理性没有明确的等级之分，也不由真正独立的机能组成，但理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复杂化的结果，这种复杂化来自人们从最简单的元素出发经历的不掺杂任何情感的过程。” [75] 本能和理性之间没有任何空隙，两者都能对内在关系进行调整，以适应外在关系。两者唯一的区别是程度上的，即本能面对的关系相对来说老套、简单，而理性面对的关系新颖、复杂。理性行为不过是一种本能反应，这种本能反应在与具体情况引起的其他本能反应的斗争中存活下来。“深思熟虑”不过是互相竞争的冲动之间进行内部斗争的过程。 [76] 从根本上说，不管是理性和本能，还是心灵和生命，都是同一回事。

意志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用它表示处于活跃状态的整体冲动，而自主则指畅通无阻的观念向行为的自然转化。 [77] 观念是行为的第一阶段，行为是观念的最后阶段。同样的，情感是本能行为的第一阶段，情感的表达是完全反应的有效序曲，正如人发怒时的咬牙切齿充分暗示了要将敌人打得粉身碎骨的决心，过去，这样的结局便是发怒的自然结果。 [78] “思维形式”，比如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以及数量和原因等概念，在康德看来是与生俱来的，其实只是出于本能的思考的结果。正如本能是整个物种获得的习性，对于个人来说它是天生的，各种范畴也是人类在进化期间缓慢获得的心理习惯，如今，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理性的一部分。“物种的变化日积月累，积累的变化又代代相传” [79] ，心理学所有的古老难题都可以如此解释。当然，也正是这样的普遍性假设使斯宾塞的努力遭到质疑，甚至功亏一篑。

六、社会学：社会的进化

在社会学领域，斯宾塞得出了相当不同的结论。厚厚的几大卷本，是他最杰出的作品，经前后二十多年才出版完成。它们涵盖了斯宾塞最喜爱的领域，展现了斯宾塞在启发性概括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特长。从第一本《社会静力学》到最后的《社会学原理》，前后半个世纪，经济学和政府问题一直是斯宾塞的主要兴趣所在。像柏拉图一样，斯宾塞以论述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开始，以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结束。在对社会学的贡献方面，斯宾塞无人能敌，甚至包括社会学奠基人和“社会学”一词的创造者孔德。

在那本广受欢迎的社会学导论《社会学研究》（1873）中，斯宾塞用其雄辩的口才呼吁社会认可这一新兴学科，并推动该学科的发展。斯宾塞认为，如果决定论在心理学上是正确的，那么社会现象中也必有因果法则存在；一个渴望探究人和社会的学生不会满足于李维 [80] 那样的编年史，也不会满足于卡莱尔那样的传记史，他会将眼光投向人类历史，寻找那些能够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转变为科学图表式的基本发展脉络、因果关系和启发式关联。正如生物学和人类学息息相关，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81] 当然，要想配得上科学的头衔，社会学研究仍需解决成千上万的难题。 [82] 这门年轻的学科受到各种各样偏见的攻击，这些偏见不仅有个人的，还有来自教育、神学、经济、政治、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此外，年轻的社会学还受到了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不学无术者的骚扰。“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名法国人在英国待了三周后，计划写一本关于英国的书；三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三年后，他得出结论，自己对英国一无所知。” [83] 其实，这名法国人已经足够成熟，完全可以开始着手研究社会学。一个人在成为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领域的权威之前，需要经过毕生的研究，才能厚积薄发；而在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任何一家杂货店的伙计都可以称为专家，他们知道解决办法，并要求被倾听。

在这一点上，斯宾塞所作的准备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良知的典范。他雇了三位秘书来协助收集资料，并将资料分类后进行横向、纵向排列，列出所有重要民族的家庭、教会、职业、政治和工业制度。然后，斯宾塞自费将自己的成果结集出版，共八大卷，他希望其他研究人员能够证实或者修正自己的结论，但直至他去世，出版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于是，斯宾塞留下一部分微薄的积蓄，用以完成自己未尽的事业。如此准备了七年之后，1876年，《社会学》第一卷面世，而最后一卷直到1896年才准备付梓。当斯宾塞的其他东西成为古董收藏的对象时，三卷本《社会学》对每一位社会学研究者，仍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

然而，斯宾塞对这部著作最初的想法很符合他那典型的急于概括的习惯。他相信，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像人一样，拥有营养、循环、协调和生殖器官。 [84] 的确，在个人，意识是集中在部门的，在社会，各部门却会保留各自的意识和意志，而政府集权能缩小个体和社会间的这种差别。“社会有机体和生物个体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共性：首先，社会会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变得日益复杂；在复杂化的过程中，社会的各个部分越来越彼此独立；相对于其组成单位个体生命，社会的寿命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两者的整体化以及伴随其间的异质化都是逐渐加强的。” [85] 因此，社会的发展毫无障碍地实践了进化公式：政治单位的规模不断扩大，从家庭到国家、联盟；经济单位的规模不断扩大，从小型家庭作坊到垄断企业、企业联盟；人口单位的规模不断扩大，从村庄到小镇、城市——这一切显示了整体化的过程，而劳动的分工、职业和行业的倍增、城市和国家间、国家与国家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充分显示了社会凝聚力的加强以及社会分工的扩大。

这种异质整合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比如宗教、政府、科学和艺术。最初，宗教是对诸多神祇和神灵的崇拜，在各个国家大同小异，但是，当某一个神居于中枢地位、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其他神祇便退居其次，并根据各自的职责由高到低排列——宗教的发展便由是展开。最初，神祇很可能来自人们的梦境以及关于鬼魂的说法 [86] 。因此，英文中spirit（灵魂）一词不仅在过去，而且今天，还同时指代“鬼怪”和“神祇”。原始思想认为，人在死后、睡觉时、恍惚中，鬼魂或者说灵魂会离开肉体，甚至人在打喷嚏时呼气的力度也会驱散灵魂，于是，“上帝保佑你！”这类的保护性祝福便与这些危险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人们可以在倒影中看到自己的灵魂，而回声则被认为是灵魂发出的声音，所以，巴苏陀人 [87] 拒绝在河边走路，因为他们生怕鳄鱼捕获、吞食他们的倒影。原始思想还认为，最初，上帝只是“一个永恒存在的幽灵” [88] ，尘世间位高权重的人在变成鬼魂后依然握有大权。在塔纳人 [89] 的语言中，“上帝”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死人” [90] 。“耶和华”表示“强者”、“勇士”。他也许曾是当地的统治者，去世以后受到膜拜，被奉为“万军之王”。这些鬼魂都很危险，因此需要讨好，所以，葬礼演变成膜拜，一切巴结奉承世俗首领的手段都被用于祈祷和安抚神祇的仪式上。教会的收入来自信徒对神祇的献礼，正如一国的收入来自于民众对国家首脑的献礼。臣民对国王的服从变为祭坛前的双膝跪地和求福禳灾。有说法认为，国王在死后会成神。这种说法可在罗马得到印证，因为罗马统治者会在生前即被当地人民神化。一切宗教似乎都可以在这种祖先崇拜中找到源头。祖先崇拜的力量相当强大，有例为证：有一位首领曾发问，自己是否能在天堂遇见未受洗的祖先，因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位首领拒绝受洗。 [91] （在1905年的战争中，这种祖先崇拜使日本人变得骁勇善战，因为只要想到祖先在天上俯视着自己，死亡对于他们便微不足道了。）

在原始时代，宗教很有可能是当时人们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朝不保夕、卑贱低下的日子里，他们把灵魂寄托于未来，而非当下的现实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超自然宗教是伴随着军事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但随着战争被工业取代，人们不再思考死亡，而开始思考生命，人们不再狭隘地崇拜权威，而是踏上了自由、自主的广阔道路。的确，西方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变化便是工业体系对军事社会的逐步替代。国家政体研究者总是习惯性地根据政府制度——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来对社会进行分类，实际上，政府制度的不同只是表面的，最主要的分水岭应该是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军事国家以战争为生，工业国家以工作为生。

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军事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并以君主制为其国家制度，它们灌输的合作精神是集体式的、强制性的，而且支持宗教专制，崇拜战神。在军事国家里，阶级划分、阶级规范严厉死板，男性在家中自然地拥有绝对地位。由于战争导致较高的死亡率，它们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且妇女地位低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激进好战，因为战争强化了中央权力，可使一切服从于国家利益。因此，“历史只不过是一部各个国家共同写就的新门监狱 [92] 纪实录”，记录中充斥着抢劫、背叛、谋杀以及民族的自取灭亡。自相残杀是原始社会的耻辱，但今天，某些社会依然吞噬人民，奴役、毁灭整个民族。在人类宣告战争非法，并成功驾驭战争之前，文明只是灾难与灾难之间一段不稳定的插曲。“高度文明、社会化国家的出现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战争的结束。” [93]

人类这一终极理想的实现，与其说取决于人类精神上的转变（因为人类是环境的产物），还不如说取决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工业社会带来民主与和平：如果人们的生活不再受战争的支配，成千上万的经济开发区便会四处涌现，权力便会有利地下放至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唯有在人类自主性得到解放的地方，生产力才会迅猛发展。而在工业社会里，军事社会里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些传统也推动军事社会蓬勃发展），比如中央集权、等级制度、种姓制度，会被统统废除。在工业社会里，军人们不再位高权重；爱国主义不再是对他国的仇恨，而是对祖国的热爱。 [94] 保证国内和平成为繁荣发展的第一要务，而且，随着资本日益国际化，随着数以千计的投资跨越国界线，世界和平也变得不可或缺。随着境外战争的减少，国内那些残酷、野蛮的行为也会相继减少。

此外，由于男性寿命已经与女性接近，一夫一妻制取代了一夫多妻制。在工业社会里，妇女地位上升，“妇女解放”也自然地出现了。 [95] 迷信的宗教让位于自由主义信条，因为后者致力于改善和提升世人的生命和品质。通过工业运转，人们了解了宇宙的运行机制及其不变法则，于是，人们在解释事物时不再简单地诉诸超自然因素，而是深入探究自然原因。 [96] 从此，历史不再只是研究战争中的国王，而是转向研究工作中的人民，载入史册的不再是风云人物，而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创新的思想。政府权力被削弱，那些致力于生产活动的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于是，“合同契约取代了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能动性的自由发挥取代了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人平等，自由合作取代了强制性合作。“人类的信仰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认为，个人为社会而存在；相反，人们坚信，社会为个人而存在” [97] ，这种变化充分体现了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

斯宾塞强烈反对英国国内崛起的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军国主义，但同时，他又把英国看作未来工业社会的典范，并把法国和德国视作军事国家的典型。

时不时地，我们可以从报上了解到德法之间的军事竞争。不论是德国，还是法国，其国民都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军事力量的扩张，一方的军备扩张会推动另一方的军备扩张……最近，法外交部长在谈及突尼斯、越南东京、刚果和马达加斯加时表示，法国有必要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派军——如果法国要与别国在政治掠夺上一争高下的话。这位外长还表示，通过强占弱小民族的领土，“法国已经恢复了许多荣耀，而这些荣耀正是法国所应得的。因为在过去几百年里，法国人民做出了无数卓越的努力”。……因此，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法国和德国一样，国内的社会改革计划（根据该计划，每一位国民在得到社会供养的同时，要为社会付出劳动）会赢得如此广泛的支持，甚至催生了一个强大而又恐怖的政治机构——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法国人中会产生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 [98] 、卡贝 [99] 、路易·勃朗 [100] 、彼埃尔·勒鲁 [101] 这样的人物，他们时而用文字，时而用行动，试图为社会带来共产主义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英国国民的被占有程度低于法国和德国，这种国民被占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通过观察，我们证实，不论在军事体制的形式下，还是在国民体制的形式下，英国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均没有取得如德国和法国那样的进展。 [10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宾塞认为，社会主义是军事国家和封建国家的产物，与工业社会没有必然的联系。同军国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包含着中央集权、政府权力的扩大、人民自主性的衰退以及个人对国家的服从。“表面上看，德国首相俾斯麦也许是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的。” [103] “一个组织越完善，便越僵化。这是一切组织的不变法则。” [104] 社会主义之于工业，犹如死板的本能之于动物，它会使人类变得像蜜蜂和蚁类社会一样，社会主义还会催生奴隶制度，一个比当前状况更为单调、更为糟糕的奴隶制度。

社会主义需要强制仲裁。在强制仲裁下……管理者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便不会遭遇工人联合的反抗。工人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预定条款得不到满足而举行罢工，因此，管理者的权力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稳固，直到无法抗拒……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官僚机构对工人的管理转向官僚机构本身，如果我们问自己，官僚机构是如何受到管理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得到满意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全新的贵族政治会自然产生。为了支持贵族政治，人民大众会不辞辛劳，埋头苦干。而贵族政治一旦稳固如山，便会行使一种权力，一种令过去一切贵族政治难以望其项背的权力。 [105]

经济关系不同于政治关系，前者远比后者复杂，因此，如果舍弃奴役人民的官僚制度，政府便无力调整政治经济关系。国家在介入经济关系时，总会或多或少地忽视复杂工业形势中的某些因素，而且屡试屡败，相关的例子可以看看中世纪英国颁布的工资固定法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价格固定法。经济关系必须自发地对供求进行调节，虽然这种自我调节并非十全十美。要想得到最需要的商品，社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某些人或者某些部门获得了丰厚回报，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不寻常的冒险或痛苦，而且，这些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强制性平等。在自我调适的环境自发地对人类本性进行改变之前，任何试图人为改变人性的立法都是枉费工夫，就像占星学一样。 [106]

一想到世界由工薪阶层统治，斯宾塞就怒火中烧。通过伦敦《泰晤士报》这种自由、执著的媒体，斯宾塞对工会头领们了如指掌，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 [107] 他认为，罢工是没用的，多数罢工以失败告终——如果工人在任何时候罢工都能取得成功，物价就会随着工资上涨而上升，那么，结果跟罢工之前便毫无区别。 [108] 也就是说，“现在，除了雇佣阶层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正，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被雇佣阶层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正” [109] 。

斯宾塞的结论并非盲目保守。他早就发现，身边的社会制度不但混乱，而且残暴，于是，他如饥似渴地四处寻找新的社会制度。最后，他开始支持合作社运动 [110] ，因为从中斯宾塞看到了合同契约取代社会地位的最高境界，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亨利·梅因爵士 [111] 发现了经济史的本质。“随着社会向更高层级发展，劳动法规的强制性会减弱。有这么一种社会形式：在这里，相关行为的强制性被降至最低限度。在工作中，每一位成员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且，他们只遵守经多数成员同意、为维持秩序而制定的规章制度。这样，以军事为目的的强制性合作到以工业为目的的自愿合作的转变就圆满完成了。” [112] 但是，斯宾塞怀疑人类是否足够坦诚、是否拥有足够能力去推动一个如此民主的工业制度高效率运转；但无论如何，斯宾塞都想尝试一下。他预测，未来某个时候，工业将不再由专横跋扈的雇主领导，人们也不会为了生产一堆垃圾而耗费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可以从变化的观念中看到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反差，在工业社会里，人们不再认为个人为社会而存在，相反，人们坚信，社会为个人而存在；同理，如果人们的认识从‘生活为工作’转变为‘工作为生活’，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工业社会与一个由它进化而来的社会之间的反差了。” [113]

七、伦理学：道德的进化

在斯宾塞看来，工业改造问题的分量是相当重的，因此，在《伦理学原理》（1893）一书里，他又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斯宾塞坦言：“这是我毕生使命的最后一部分……我之前完成的仅仅是该部分的前期准备。” [114] 在维多利亚时代 [115] 中期，他同周围人一样，对道德问题极其严肃。因此，在找寻一个全新而又符合自然的伦理标准，从而替代传统道德准则时，斯宾塞尤为敏感。“所谓的正当行为对人有一种超自然的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在遭遇抵抗时，一种自然的约束力便会取而代之。在先发制人方面，自然的约束力一点都不逊于前者，而且影响面更广。” [116]

新的道德规范必须以生物学为基础。“对生物进化论的接受决定着某些伦理概念。” [117] 1893年，赫胥黎在牛津罗马尼斯讲坛 [118] 上提出，不能用生物学来指导伦理道德，“大自然血淋淋，四处尖牙利爪”（丁尼生 [119] 语）赞美的是野蛮和狡诈，不是爱和正义。但斯宾塞认为，一个无力经受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考验的道德准则注定是纸上谈兵、百无一用。行为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可以分为“善”或“恶”，判断标准应是该行为是否符合人生目的；“最高级行为之下的生命是最长寿、最宽广、最完满的” [120] ，或者用进化公式的话来说，一种行为如果能使个人或集体在面对各种不同目的时更为协调统一，该行为便是道德的。道德就像艺术一样，是对多样化的统一；人达到最高发展阶段时，便能够将生命最广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完满性统一于一身。

这一道德定义必然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不论何时何地，变数最大的莫过于人类为符合人生目的而形成的种种具体行为要求，以及相应的善的具体内容。确实，自然选择会将快乐赋予某些使人长寿的奢侈行为，这些行为方式便因此而被贴上“善”的标签。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里，特殊情况层出不穷，但总的来说，快乐意味着生物学上有用的活动，痛苦意味着生物学上有害的活动。 [121] 但是，在该原则的广泛框架下，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可怕的善。在西方被视为道德的行为，世界上总可以找到那么一个地方视其为不道德；不论是一夫多妻，还是自杀、对同胞的谋杀，甚至杀父弑母，总有这个或那个民族将其奉为崇高道德，并加以称颂。

在斐济，酋长去世以后，他们的妻子要被活活勒死，她们认为这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当地一名妇女曾被威廉救走，但“晚上，她又逃走了。她游到河对岸，来到乡亲们面前，坚持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之前，这位妇女因‘一时软弱’，勉强同意了豁免处死的决定”。威尔克斯 [122] 提到过这样一位妇女：她被人救出后反而指责其救命恩人“伤害”自己，并从此对他怀有深仇大恨。 [123] 利文斯敦 [124] 说，他在赞比西河畔同马可鲁鲁妇女聊天，当她们听说在英国，男人只有一位妻子时，她们相当震惊，因为在当地，仅拥有一位妻子的男人是不会“受到尊敬”的。在赤道非洲也是如此。据里德 [125] 的说法，“如果一名男子结婚了，他的妻子便会认为他还能养一个，因此会恳求他再娶一名女子，如果该男子拒绝，他的妻子便会称他‘小气鬼’。” [126]

有人认为，人人生来都有一种道德感，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显而易见，上述事实与这一观点大相径庭。但是，快乐、痛苦与善行、恶行之间的一般性联系也体现出一定的真理，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整个种族后天习得的某些道德观念会在个人身上得以遗传。 [127] 在此，为了调和直觉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斯宾塞用了他钟爱的公式，再一次将自己的论点建立在习得性格的遗传上。

但今天，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如果确实有这么回事的话，已经陷入了艰难境地，因为纵观人类历史，伦理观念从未如此混乱过。最为臭名昭著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遵循的大部分原则已经与教堂和书本中所宣扬的背道而驰。在欧洲和美洲，人们宣称信奉和平友爱的基督教所提倡的伦理标准，但实际上，人们信奉的是杀人掳掠的条顿族的军国主义信条，而且，几乎所有欧洲统治阶级都可追溯至条顿人。天主教法国和新教德国流行的决斗便是条顿人遗留下来的积重难返的风气。 [128] 于是，我们的道德家不得不因这些矛盾不断认错道歉，正如在后来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希腊和印度，道德家被迫对神祇行为作出解释，因为这些神祇是在半滥交时代被塑造出来的。 [129]

在伦理道德方面，一国国民遵循基督教的道德观还是条顿人的信条，取决于该国的主要关注点是工业还是战争。军事社会颂扬某些美德，并宽恕被其他民族称作罪行的行为。比如，生活在和平工业社会里的民族会强烈谴责侵略、抢劫、背叛，因为他们习得的是一套坦诚相见、互不侵犯的价值观；而某些经历过战争而对侵略、抢劫、背叛司空见惯的民族不会如此。在不常发生战争的地方，人民长期处于和平氛围中，他们安于劳作、鼓励互助，因此也更为慷慨、人道。 [130] 军事社会里的爱国人士会把勇敢和力量视为个人的最高美德，把服从视为公民的最高美德，把默默地履行生儿育女之职责看作妇女的最高美德。 [131] 德国皇帝把上帝看作德国军队的领袖，他通过参加礼拜仪式来表达自己对决斗的赞美。 [132] 北美的印第安人“把使用弓箭、棍棒和矛看作男人最高贵的工作……他们认为农民和机械工职业有失体面……唯有最近，国家福祉才越来越依赖发达的生产力”，“依赖人类智力的非军事化职业才日益受到尊重” [133] 。

战争只不过是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而已。为什么把战争归于自相残杀之中？为什么谴责战争？——没有为什么。“从快慢角度看，公正观念的成长与社会外在敌对关系的减少同步，与社会成员内部和谐、合作的增多同步” [134] ，那么，该如何促进和谐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比于约束，通过自由，和谐来得更快。所以，公正的原则应该是这样的：“人人都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不侵犯其他人的平等自由。” [135] 该原则与战争是相悖的，因为战争赞美的是权威、纪律、服从，而该原则有利于和平的工业社会的发展，因为公正意味着机会的绝对平等，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个人。该原则与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并行不悖，因为它认为每个人都神圣不可侵犯，并将他们从迫害中解放出来。 [136] 该原则还受到终极审判——即自然选择的认可。因为根据公正原则，人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发地球资源，人人都能凭借自身能力和自己的双手壮大自己。

乍一看，该原则很不现实，许多人会表示反对——他们以为该原则如家庭原则一样，可推广至全国，而且在分配时不根据个人的能力和成果，而根据个人的需求——但是，基于家庭原则的社会很快会遭淘汰。

在不成熟阶段，物种所获得的益处必须与其所拥有的能力成反比。在家庭内部，如果奖赏原则是根据价值来制定的，理应获得最少的一方必须被给予最多。反之，进入成熟期以后，利益必须与价值成正比（价值的衡量标准为是否符合生存条件）。不适应生存条件的物种必须遭受不适应所带来的痛苦，而适应生存条件的物种会从适应中获益。如果一物种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遵循上述两条法则……在幼年阶段，如果物种所获益处与其效能成正比，该物种便会很快消失；在成年阶段，如果物种所获益处与其无能成正比，该物种便会慢慢衰退，经过几代之后消失殆尽……有人将父母和孩子与政府和民众进行类比，能够合理解释这一类比的唯一理由便是类比者的幼稚。 [137]

为了得到斯宾塞的青睐，“自由”与“进化”展开竞争， [138] 最后，“自由”取胜。斯宾塞认为，随着战争的减少，国家用以操纵个人的大部分借口便会失效， [139] 而在永久和平的情况下，国家的职权将被限制在杰弗逊主张的权力制约框架内， [140] 国家的唯一职能是为确保个人平等自由不受侵犯。如此的公正应该不计代价地施以保障，从而让不法分子们知道，他们决不会因为受害者贫困潦倒而免受惩罚。此外，国家开支应该来自直接税收，以避免不透明的税收使公众看不到政府的铺张浪费。 [141] 但“除了维护公正，政府要想不违背公正的原则，便什么都不可以做” [142] ，因为政府需要对有缺陷的个人进行保护，避免其参与奖赏与能力、惩罚与无能的自然分配，而群体的生存和进步正是取决于这种自然分配。

如果我们能将土地与其所获得的改造分开，那么，公正原则便要求土地共同所有。 [143] 斯宾塞在他的第一本书中主张土地国有化，以创造平等的经济机会，但后来，他收回了这个观点（亨利·乔治 [144] 对此极为反感，并称其为“复杂的哲学家”），理由是，唯有拥有该土地的家庭才会悉心耕耘它，而且，家庭投入于土地的辛勤劳动会产生一定效果，家庭可将这种效果传递给后代，悉心耕耘土地的传统便可依赖这种传递而被继承。财产私有是公正原则的直接产物，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平等自由地保留勤俭节约所得的权力。在遗赠方面，公正并非一目了然，但“遗赠权是所有权的一部分，不然，所有权就不完整了” [145] 。国家间的贸易与个人间的贸易一样，应该充分自由；正义法则不应只是部落内部的准则，而应是国际交往中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

概括说来，以平等为基础的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属于真正的“人权”。以上都是经济方面的权利，政治权利就如镜花水月，是无关紧要的——如果经济生活不自由，政治体制的改革便毫无意义。此外，自由放任的君主制远远优于社会民主制。

公民投票仅仅是一种手段：通过投票，维护公民权利的机器得以产生。问题是，全民投票是否能生产出维护公民权利的最佳机器。根据我们的观察，全民投票其实并不能保障该目的的实现……通过亲身经历，那些本无需亲历便已了然的事情变得更加明显；通过亲身经历，我们也发现，经过全民投票，较大的阶层必然会获益，而较小的阶层将被牺牲……显然，如果一个国家是完全实现了公平的工业型社会，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该国宪法代表的绝不是个人，而是利益……也许，合作组织的壮大会在理论上（目前尚未实际实现）消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区别，从而给工业型社会带来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下，敌对的阶级利益要么不存在，要么被极大削弱，使其不会将事情严重复杂化……但是，根据人类现有的人性，而且这种人性还会长久存在，拥有所谓的平等权利并不能保证严格意义上的平等权利得以维持。 [146]

政治权利是虚幻的，唯有经济权利才是王道。因此，当女同胞们耗费大量的时间争取选举权的时候，她们踏上的其实是一条歧途。斯宾塞担心，女人那种乐于帮助弱者的母性本能会使她们爱上家长式社会。 [147] 在这点上，斯宾塞有些混乱。一方面，他认为政治权利毫不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妇女不该享有政治权利。此外，他一方面谴责战争，另一方面又声称，妇女不该投票，是因为她们没有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148] ——所有男人都是母亲忍受巨大痛苦而生养出来的，这样的观点相当可耻。斯宾塞害怕女性，也许是因为女人太过无私，女人信奉的是利他主义。而在全书最高潮部分，他提出，在工业与和平的推动下，利他主义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与利己主义达到一种平衡，并继而演变成哲学无政府主义的自发秩序。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关于这个词以及相关观点，斯宾塞差不多是无意识地取自孔德）之间的矛盾来自于斯宾塞认为的个体与其家庭、集体、族群间的冲突。也许，利己主义还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利己主义可能确有其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考虑他人利益多于个人利益，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陷入混乱——充斥着打躬作揖、谦虚谨慎。或许，“在社会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去追求个人幸福是达到大众幸福至高境界的首要前提” [149] 。但可以期待的是，同情心会大大扩展，人类会向利他主义大步迈进。即使今天，为了孩子，父母也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没有孩子的父母渴望拥有孩子，许多孤儿被领养：从中可以看出，要实现自我满足，利他的行动必不可少。” [150] 另外，从强烈的爱国主义中我们看到的是，相比眼前的关切，人们对更广大的利益充满激情。一代代人的社会生活使人们互相帮助的渴望日益加深。 [151] “绵延不断的社会规范会塑造人的本性，使得人类最终会自发地追求同情他人所带来的快乐，从而最大限度地使整个人类受益。” [152] 责任感曾迫使一代代人选择所谓的社会行为，但到那时，责任感将烟消云散。通过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的自然选择，利他行为将成为人的本能，而且，正如所有本能一样，人类会毫不勉强地选择利他行为，并乐在其中。人类社会的自然进化使我们越来越靠近理想中的完美状态。

八、批评

从以上的简短分析 [153] 中，聪明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论证中存在一些疑难点，因此需要一些小提示来告诉他们到底在哪儿出了问题。批评总会令人不快，尤其是在对某些重大成就进行批评时。但是，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到底如何面对时间的考验？这是我们必须考察的。

1. 第一原理

当然，第一块绊脚石便是不可知论。我们也许能够欣然接受人类认识上可能存在局限性，但我们并不能完全体悟，在宽广辽阔的存在之海中，我们只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波浪。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教条古板。因为根据严格的逻辑推理，“一切都不可知”这一结论其实早已隐含着人类对万物的认识。可以肯定，斯宾塞在洋洋十大卷著作中向我们展示的，正是“大量关于不可知的认识” [154] 。正如黑格尔所说：用推理限制理性就如不下水就想游泳。这一切都是逻辑上对“不可知”的咬文嚼字，如今，它们看来如此遥远，仿佛过去那信仰“活着就是争辩”的青葱岁月！就此而言，一台不可控的机器并不比第一推动力容易想象，尤其是如果我们将第一推动力定义为世界上一切原因和力量的总和。在斯宾塞生活的时代，机器方兴未艾，斯宾塞因此对机械抱着理所当然的态度。达尔文亦是如此。生活在一个人与人弱肉强食的时代，达尔文看到的只有生存竞争。

斯宾塞对“进化”的定义是了不起的，然而，我们该如何评判这个定义？它能够解释一切吗？“‘最初，是简单的事物，然后，从简单的事物中进化出复杂的事物’，诸如此类的话无法解释大自然。” [155] 柏格森说，斯宾塞所做的只是拼拼凑凑，他并没有做出解释， [156] 因为斯宾塞没有考虑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因素，正如他最后认识到的那样。显然，批评家们被斯宾塞的定义激怒了。对于一个强烈反对拉丁语研究、认为易于理解便是最佳文风的人来说，拉丁化的英语显得尤为醒目。然而，我们也需对斯宾塞稍加宽容，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斯宾塞是宁愿牺牲清晰明了的文风，也要将一切存在流变浓缩在一个简洁的句子里。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定义确实颇为得意。他曾在心里反复斟酌这个定义，就像在舌头上品尝一小块精选巧克力，他先将巧克力舔开，然后又将两小块混在一起。斯宾塞认为的“同质不稳定性”是其定义的硬伤。相比由不同成分组成的整体，由相似成分组成的整体难道更为不稳定吗？很有可能是更为复杂的异质物要比简单的同质物更不稳定。在人种学和政治学里，异质性会带来不稳定是公认的事实，移民向某一民族类型的融合会使社会更为巩固也是不争的事实。塔尔德认为，文明来自集体内成员通过一代代相互模仿而产生的相似度的增加；在这里，进化被认为是朝着同质性发展的。从复杂程度上来说，哥特式建筑显然要超越希腊人的建筑，但在艺术成就方面，哥特式建筑不见得有所超越。斯宾塞过快地得出结论，认为较早的事物在结构上一定更为简单，他低估了原生质的复杂程度以及原始人的智力。 [157] 最后，斯宾塞的定义涉及今天大多数人一提到进化便会联想到的重要概念——自然选择。也许（尽管自然选择的概念也并非十全十美），将人类历史看作一场适者生存的生存竞争——最适应环境的有机体、社会、伦理道德、语言、观念、哲学——要比松散－连贯、同质－异质、整合－耗散这样的公式更具启发性，不是吗？

“我不善于观察具体的人性，”斯宾塞说，“因为我总是将自己置于抽象的境地。” [158] 斯宾塞很诚实，但同时，这很危险。

斯宾塞在方法上确实过于演绎、过于先验，与培根理想中和现实中的科学思考步骤迥然不同。据他的秘书说，“只要有想得到的命题”，斯宾塞就会发挥他“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论证能力，不论是先验的或是经验的、归纳的或是演绎的”； [159] 也许，相比其他论证方法，斯宾塞只是在归纳方面更胜一筹罢了。像科学家一样，斯宾塞从观察开始，然后提出假说，但接下来，他不会像科学家那样诉诸实验或者进行不偏不倚的观察，而是有选择地收集各种有利的信息。对“反面例子”，斯宾塞根本不去关心；而达尔文正好相反，碰到与其理论相左的信息，他会立刻记入笔记，因为他知道，相比于称心的事实，这些反面例子更容易被遗忘！

2. 生物学和心理学

斯宾塞曾在一篇论“进步”的文章脚注里坦诚地说，他的进化思想以拉马克的习得性特征遗传理论为基础，并非真正以达尔文为先导，因为达尔文的核心观点是自然选择。因此，与其说斯宾塞是达尔文学派哲学家，还不如说他是拉马克学派哲学家。《物种起源》问世的时候，斯宾塞即将迈入不惑之年，而人到了四十岁，一般可塑性便逐渐减弱。

斯宾塞的理论并非完美。比如，他没能将自己的启发性原则（斯宾塞认为，人类进步的脚步会使人的生殖能力减退）与一些不可辩驳的事实（比如，开化的欧洲比野蛮民族有更高的生殖率）调和。除了这样的瑕疵，斯宾塞生物学理论的最主要缺陷是：首先，他无法摆脱对拉马克的依赖；其次，他没能找到一个动态的人生观。斯宾塞承认，生命“是无法用物理－化学术语来设想的” [160] ，但是，“这一坦白对他的进化公式、他对生命的定义以及他那套综合哲学的整体性是致命一击” [161] 。或许，相比观察有机体几乎是被动的适应环境，观察人类为适应内在关系而调节外在关系的理性力量，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发现生命的奥秘。按照斯宾塞的观点，百分之百的适应便意味着死亡。

在数卷本的心理学著作中，斯宾塞做了系统阐述，却无意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发现。我们原本明了的东西被纷繁复杂的术语重新包装，本来清晰明白的地方反而变得晦涩难懂。读者们疲于理解各种公式、定义；在其著作中，各种心理学事实被斯宾塞简化为神经结构，这种不可靠的简化也令读者疲惫不堪。也许，读者们最终都没发现，心灵和意识的起源均未被解释清楚。斯宾塞曾试图掩饰其思想体系中这一严重破绽，他辩解道，心灵是神经过程的主观伴随物，而该神经过程则以某种方式机械地进化自原始星云。那么为什么除神经机制以外，还会有这一主观伴随物？斯宾塞没有说明。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是一切心理学的核心所在。

3. 社会学和伦理学

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虽然洋洋洒洒两千页，却有许多可攻击的漏洞。斯宾塞认为，进化和进步是一回事，这一假设贯穿全书。但根据斯宾塞的假设，通过进化，昆虫和细菌十有八九会在与人类的残酷斗争中最终获胜。此外，现实也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工业国一定比先前的“军事”封建国家更爱和平、更有道德。雅典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便爆发于封建君主将权力交给商业资产阶级之后；在现代欧洲，国家发动战争时似乎也不考虑自身是否是工业国。与那些对土地如饥似渴的封建王朝一样，工业帝国主义同样穷兵黩武。在现代国家中，最好斗的便是世界上两大最先进的工业国之一。此外，德国政府对交通运输某些方面的控制不但没有阻碍反而促成了德国工业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显然不是军国主义发展的产物，而是工业主义发展的结果。斯宾塞写《社会学原理》时，英国由于其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正扮演着欧洲和平主义者的角色，而且，其在工商业方面无可匹敌的地位也使它对自由贸易深信不疑。今天，若斯宾塞还健在，看到自由贸易理论如何在工商业霸权面前土崩瓦解、看到德国进攻比利时对英国造成威胁时，和平主义如何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他定会震惊不已。当然，斯宾塞夸大了工业政权的优点，他几乎一点儿也没看到当时英国国内的残酷剥削，尽管后来，这种情况在政府干涉下有所缓和。他看到的只是，“在本世纪中叶，尤其在英国，个人自由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162] 。难怪尼采对工业主义极为反感，并反其道而行地夸大军事生活的优点。 [163]

若斯宾塞的逻辑性强于其情感，社会有机体的类比便会驱使他走上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相比自由放任的社会，国家社会主义更能代表异质物的整合。如果以他自己的公式作为衡量标准，斯宾塞将不得不把德国称为进化程度最高的现代国家。对于这一点，斯宾塞曾试图作出解释，他提出，异质性包含着各个部分的自由，且这样的自由意味着将政府的力量限制到最小。然而，这一论调与我们在“连贯的异质性”中所了解的有出入。从人身上看，整合与进化几乎没有给身体各个部分以任何自由。对此，斯宾塞答道：在社会里，意识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部分之中，而在人的身体中，意识只存在于整体中。但是，社会意识（对集体利益和进程的意识）在社会里是集中的，就像个体中的个人意识，我们很少有人能够体验到那种“国家感”。斯宾塞把我们从专政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中拯救出来了，代价是，他破坏了自己的前后一致性和整体逻辑。

我们必须记住，斯宾塞是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生活的：他的政治思想形成于自由放任政策时代，并深受亚当·斯密的影响；而在他的晚年，英国正绞尽脑汁通过社会控制来纠正其对工业政权的滥用。斯宾塞不厌其烦地重申其反对国家干涉的立场，他反对任何由政府资助的教育，反对政府在金融诈骗方面对公民进行保护。 [164] 有一次他甚至还主张，对战争的运筹也应是私人的事，而不应是国家的事。 [165] 斯宾塞所希望的，用威尔斯 [166] 的话说就是，“提升公众的懒散性，通过国家政策使这种懒散受到尊重”。斯宾塞亲自将手稿送到印刷厂，他不敢把稿子交给邮局，因为他对政府机构不抱任何信心。 [167] 他是一个个性极为强烈的人，无论何种情况都坚持独处，否则便会大发雷霆。在他看说，每一项新法案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他无法理解本杰明·颉德 [168] 的一个观点，即既然自然选择已经越来越多地在阶级竞争、国际竞争方面作用于集体，越来越少地作用于个人，那么，为了维护集体团结和集体力量，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家庭原则（根据该原则，弱者应得到强者的扶助）已不可避免。为什么国家在保护公民免受肉体伤害的同时，拒绝保护他们免受经济上的伤害？这是斯宾塞没有想到的。他对政府与公民和父母与孩子的类比嗤之以鼻，认为幼稚可笑；而事实上，这种类比实为弟兄间的互助。与其生物学相比，斯宾塞的政治学更接近达尔文学说。

对斯宾塞的批评到此为止。现在让我们回到斯宾塞本人，从更公平的角度来看看其著作的伟大之处。

九、结语

《第一原理》几乎使斯宾塞一夜之间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哲学家。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欧洲的大多数语言，甚至包括俄语。在俄国，《第一原理》受到政府的审查，但最终得以通过。斯宾塞被认为是倡导时代精神的哲学家，他的影响遍及欧洲思想的各个角落，尤其深远地影响了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现实主义运动。1869年，他惊讶地发现，《第一原理》已经被牛津大学用作教材。 [169] 更令人振奋的是，1870年以后，他的书开始给他带来报酬，使他在经济上有了保障。有时，他的崇拜者会寄来丰厚的礼物，但他总是如数归还。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伦敦时，向德比勋爵提出想见见英国的一些饱学之士。德比邀请了斯宾塞、赫胥黎和廷德尔等，最后，除了斯宾塞所有人都出席了。斯宾塞只与为数不多的几位深交保持着联系。他曾写道：“没有一个人能与自己的作品等量齐观。如果我们将作者思维活动的产物比作产品，那么，一本书所包含的内容便是其最优质的产品，它们在被写进书之前会与大量的次品分离，而在作者的日常谈话中，这些次品总是与优质品混杂在一起的。” [170] 如果人们坚持要来看他，他便会在耳朵里塞上东西，平静地聆听他们的谈话。

说来奇怪，他的名望匆匆到来，又匆匆离去，斯宾塞目睹了自身名望的潮起潮落。晚年，斯宾塞陷入悲伤，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凭借言辞激烈的演说阻止“家长式”立法浪潮的到来。他几乎不受任何阶级的欢迎。过去，斯宾塞曾涉足某些科学家的专有领地，现在，他们对他明褒暗贬，无视他的贡献，而对他的错误夸大其词。各个教派的主教也联合起来，将他投入永恒受罚的境地。在他直言不讳地谈论社会主义和工会政治学以后，曾经因他谴责战争而拥护他的工党成员也愤怒地弃他而去，而那些保守分子虽然欣赏斯宾塞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却因他的不可知论而避之不及。“我比任何保守分子更保守，比任何激进分子更激进。”他忧伤地说道。 [171] 斯宾塞很真诚，但这种真诚过于固执，对什么都直言不讳使他冒犯了所有团体：他同情工人，认为他们是老板的牺牲品，但他又马上补充道，如果将工人和老板的位置调换，工人也会作威作福；他同情妇女，认为她们是男人的牺牲品，却又补充说，如果妇女有能力，男人也一样会是妇女的牺牲品。斯宾塞在孤独中默默老去。

随着年事增长，斯宾塞的反抗越来越收敛，表达观点时也越来越温和。以前，他总是嘲笑英国那作为摆设的国王，现在，他会说，从人民手中夺走他们的国王与从孩子手中抢走他们的娃娃一样，都是不对的。 [172] 在宗教上，他感悟到妨碍传统信仰是荒唐的、不厚道的，因为这种信仰似乎能给人带来益处，给人以快乐。 [173] 他开始认识到，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都以人的需求和冲动为基础，而这种需求和冲动是超越理性评判的。此外，他也不再强求这个世界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而他过去写的大部头便是朝他曾经希求的方向投掷的。回眸过去那段不辞辛劳的日子，斯宾塞觉得自己很傻：他没有追求生命中更为简单的快乐，而是去追求文坛虚名。 [174] 1903年斯宾塞去世，至此他觉得自己的著作都白写了。 [175]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斯宾塞名声的败坏是英国黑格尔学派攻击实证主义的结果。如果自由主义复兴，斯宾塞将再次登上十九世纪英国最伟大哲学家的宝座。斯宾塞为哲学提供了一个看待事物的新视角，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在这种现实主义面前，德国哲学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懦弱抽象。自但丁之后，还没有人像斯宾塞那样总结自己所处的时代。他游刃有余，将纷繁浩瀚的知识谱成一首完美的交响曲。面对如此杰出的成就，所有的批评家都羞得三缄其口。如今，我们站在斯宾塞通过斗争和努力才达到的高度上。我们似乎站得比他高，但这是因为他把我们放在了他自己的肩膀上。如果有一天，其尖酸刻薄的异见被遗忘，斯宾塞将得到更为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