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画册大全（乾隆的爱书天禄琳琅宋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3047.5万成交）

乾隆画册大全（乾隆的爱书天禄琳琅宋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3047.5万成交）乾隆三十七年(1772)，高宗认为：“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将征书尺度加宽，除儒家先哲先贤作品外，并旁及到“识小之徒”及“九流百家”等言论，同时将征书时间放长，以求澈底。乾隆九年(1744)，敕令内直诸臣，点检秘府所藏，并选出其中最精善的版本，集中于昭仁殿列架存储，同时颁赐专藏名称曰“天禄琳琅”。三十年后，再令儒臣于敏中(1714-1779)、彭元瑞(1731-1803)等人进行编目，撰写书志。书成之后，收入《四库全书》，俾永久流传。乾隆汉服图清高宗是位极精明能干的皇帝，当然理解“大业崇文”的大道理，所以他在六十年皇帝的任内，不停地进行藏书、征书、印书及著书等工作，以下仅举出几项较显眼的实例：高宗在登上大位的第六年(1741)，曾颁下征书诏令说：“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着直省督抚学政，留

2018年06月20日中午，中贸圣佳2018春拍“璀璨③——‘弘曆的帝王品味’古代艺术珍品及宫廷瓷器专场”在北京嘉里大酒店举槌，本场共61件精品上拍。其中，天禄琳琅宋版首部著录乾隆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存卷首、卷十至十五)以1800万元起拍，2650万元落槌，加佣金最终3047.5万元成交。（拍前估价：RMB 20 000 000-26 000 000）

22.3×15.3cm

(一)

古今之人都热爱读书，到底为了什么?唐代魏征(580-643)主修的《隋书·经籍志》里，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其用无穷。

乾隆汉服图

清高宗是位极精明能干的皇帝，当然理解“大业崇文”的大道理，所以他在六十年皇帝的任内，不停地进行藏书、征书、印书及著书等工作，以下仅举出几项较显眼的实例：

高宗在登上大位的第六年(1741)，曾颁下征书诏令说：“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着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钞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

乾隆九年(1744)，敕令内直诸臣，点检秘府所藏，并选出其中最精善的版本，集中于昭仁殿列架存储，同时颁赐专藏名称曰“天禄琳琅”。三十年后，再令儒臣于敏中(1714-1779)、彭元瑞(1731-1803)等人进行编目，撰写书志。书成之后，收入《四库全书》，俾永久流传。

乾隆三十七年(1772)，高宗认为：“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将征书尺度加宽，除儒家先哲先贤作品外，并旁及到“识小之徒”及“九流百家”等言论，同时将征书时间放长，以求澈底。

乾隆三十八年(1773)，发动人类有文明以来最大的纂修图书工程。将“有益世道人心”的中外作品三千四百多种一体缮录，又加以合理的分类，有秩序的部次，书成后赐名《四库全书》。该全书一套装帧成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一册(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渊阁本为依据)，当时共缮录了七套，又《荟要》两部，分储大内及人文荟萃的大城镇，供皇家及广大学林取用参考。

利用皇家出版机构武英殿修书处，大量出版图书，扩大文化影响力道。其中一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系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收录从明代《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一百三十八部。该套丛书到目前为止，还保有世界最大木活字印书工程的美誉。

清高宗自幼身受皇家严格养成教育，才气又雄健，自不甘心寂寥无闻，所以平日极喜欢寄情翰墨，操管染笺，大肆创作。总计在他八十九年的生涯里，著诗四万余首，撰文一千四百多篇，他的诗文合集竟达五百七十六卷之巨，不仅历代帝王无法望尘，就是专业作家，也很难加以超越。

从上列实例中，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典籍的醉心与用情。他一生何以会这么热衷于书缘?背后有何隐密的居心?或许有很多人到处在寻找正确的答案。但是乾隆既非一般常人，更不是普通的帝王，他为了树风声、流显号，也为大清的长治久安大业，不得不利用圣贤，巧用学术，以致于涉入书缘太深太广，要全面又完整剖析清高宗特别爱书的幕后心态，并不容易。本文仅借用“天禄琳琅”藏书中的一部御题书──《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做观察、解析，或可得到一些答案来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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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琳琅宋版首部著录

乾隆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存卷首、卷十至十五

(二)

乾隆皇帝的出身，小说家常有许多说法。例如高阳先生(本名许晏骈，1922-1992)在其《乾隆韵事》书里，就曾细腻描绘过他的生母是热河避暑山庄一位外围宫女，是汉家姑娘，因长得不够讨喜，所以被分派在宫外工作。真相如何?因无确切史料左证，姑且听听就好。

《清史稿·高宗本纪》是这样记载的：“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于雍亲王府邸。”生母是后来雍正册封的孝圣宪皇后。得名曰“弘历”。隆准颀身，相貌不凡，甚得祖父康熙帝的钟爱，令读书宫中，受学于庶吉士福敏(1673-1756)，过目成诵。

雍正时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1672-1755)曾经说过：“皇四子(弘历)粹质天禀，明敏博达。”虽然皇室仆臣描摹皇家人物，多少总带些吹捧，但以张大学士为人之端谨，验证上文的“过目成诵”，加上康熙曾经私下对温惠皇太妃说过：“是(指弘历)命贵重，福将过予。”推测幼年的弘历，天资聪颖，相貌不俗，应该可信。这也是他自小赢得祖父钟爱，成年后能受到父皇重托的根本原因。

最可贵的是，高宗从不自恃聪敏。他在未登大位前的著作《乐善堂全集》序文中曾自述说：少有余闲，未尝不考镜经史，以自观省。又说：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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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乾隆皇帝少年时受过非常扎实的儒家学术熏陶。他登基后，照样勤学不懈，乾隆二年(1737)他曾说过：自承大统，劼毖万几，少有余闲，未尝不稽经读礼。(《词林典故》卷三)这种好学精神，一直延续终生。七十岁时，他撰写〈古稀说〉一文，其中提到：余以今年登七秩，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其次章即继之曰：“犹日孜孜”。

清高宗少年励学，养成随时做学问的习惯，一直到古稀之年以后犹孜孜不息，勤学不倦，实可作为后世倡导终生学习最好的典范。他在位久，积丰富学验于一身，从而体会出悠久、博厚、高明的大道理，他以为：天地之德不可见，而见于博厚高明。圣人之德不可见，而见于悠久。惟其悠久，故积累之至而为博厚，发越之极而为髙明。(《御制文二集·经筵御论》)

乾隆皇帝始终了解“大道”根源出于天，其传在圣贤，历代圣哲英杰的著述，是悠久、高明的具体象征，更是人类文化所寄存，所以特别爱书、惜书与护书。他之所以敕令，利用伟大祖父康熙爷起居之所昭仁殿庋储“天禄琳琅”善本书藏，目的无非是在保存书种，用以表现传递文化香火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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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关前、后二编《天禄琳琅书目》编纂及全体藏书聚散的情形，近代已有不少

文篇报导，不想再多加赘述。本文仅以清高宗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一书作为观察重心。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藏书虽已化为灰烬，但十卷《书目》还传世，全目载录之书凡四百二十九种，有高宗御题书三十八部。至于库书犹存世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著录藏书六百六十四种，其中有御题书只有九部。前、后两目御题书的数量，所以有大差距的原因，是《后目》藏书的集结，是在交泰殿大火后嘉庆二年(1798)的事，当时高宗已届八十八高龄，垂老的乾隆纵使有心，力气或已不逮。况且为避免老太上皇帝的伤心，嘉庆君臣都不愿再惊扰，因此《后目》收录书中绝未再劳动过太上皇帝的御笔。今日所见之九部御题书，御写时间除宋娄机之《班马字类》为丁酉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外，其余八部都署癸卯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可见这九部御题书早在《后目》编成前即已有御笔的存在。

现在要关心的是高宗居于什么心态下要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题诗呢?推测这和本书之书名标题上两位主角有绝对的关系。乾隆皇帝一生以为“往圣继绝学”为职志，他曾说：“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文渊阁记〉)唐朝韩文公昌黎君，勇于抗拒佛老，护卫儒家学术正统，又主张“文以载道”，推广发扬儒家学说。而宋代的朱文公晦庵，历仕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人品端正，平生好古敏求，著述立论大力推阐孔孟圣贤学术的精义，影响深远。韩、朱两位先贤，均可作为唐、宋两代大儒表征。乾隆皇帝曾撰〈读书以明理为先论〉，文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传在圣贤，而赖学者讲习讨论之功。(《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

圣贤的嘉言，圣君的美政，都有助于治理。韩、朱两位大儒终其一生讲习研究经义，著书立说，他们的嘉言懿行也都堪作典范。清高宗为表示特别的敬意，曾说：朕御制诗文内，如有周(敦颐)、程(颢、颐兄弟)、张(载)、朱(熹)皆称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韩昌黎、苏东坡诸人，或有用入诗文者，亦只称其号而不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

可以推知高宗在崇儒重道的帝王大思维运作下，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这部宫中珍秘宋版书(据后人考订改为元刊)御笔题诗，可以说是“理之当然”。

(四)

乾隆皇帝这首御笔题诗的全部内容是：

校集都因考异诠，门人李汉更详编;

官书率就私书献，杭本应为蜀本先。

无碍兼存期自择，允为独出更谁肩;

一篇原道接孔孟，见道因文启宋传。

癸卯仲春御笔

这是一首下平声一先韵的七言律诗，如果用语体文来表达，内容约略为：

这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是由韩愈的学生李汉所编辑，更经朱熹的内容考订。官府的藏书大都是从私人收藏呈献的，昌黎集有杭州刻本与四川刻本两种版本，而杭刻本应比四川刻本早先雕印。目前昌黎集的版本很多，只要能挑选出好的版本，都不妨悉数收藏。像这一部又特别有价值，堪称最能传承文化道统的善本。当年韩文公一篇文章〈原道〉，承接了孔孟圣人之大道。也因为有朱熹的考校，开启了宋代儒家的传承。

在这首诗里，举凡对《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一书的作者、编者、考校者以及藏书的来源、版本的问题，书中的重要内容等等，都一一顾虑到了，加以这首短短五十六个字的七言律题诗，虽然没有甚么诗情，却对该本藏书应有的相关知识都做了具体的介绍，极有叙录体的味道。

我国图书编目学起源于汉代的刘向(BC.77-6)、刘歆(?-23)，他们父子二人为中央秘府藏书进行考校、编目、分类之外，另创立了一种叙录文体(后人也称为提要)，用极精练简明的文字，介绍一本书的作者、时代、主要内容及其论述之得失，让使用者方便参考。汉代以后，图书量大增，有许多公私藏书目录由于力量有所不逮，才省掉了撰写叙录的繁琐功夫，仅载录书名、作者、篇卷数以及分类等简单项目。宋代以后，因为雕版印刷术的盛行，出版商增多，出版行为良莠不齐，买书或读书的人渐渐养成选择好版本的习惯，于是“善本”的观念不胫而走，到了后来，许多藏书家为了吹嘘家藏书的精良，往往又仿效叙录体撰写书志，来搏取家藏珍本的美名及抬高藏书的价格。

早期宋、元时代的读书人，选择版本是为了方便作学问，避免受到错误文字的干扰。当时社会人士都了解杭州地区出版商的知识水平高，出版态度又谨慎认真;四川地区经济比较富裕，出版商讲究产品质量，让行款宽朗，字体醒目;至于福建地区的出版，往往从提供较廉价的产品入手经营，压缩书板版面，减低售价，只为追求市场的占有率。因而造成“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宋·叶梦得《石林燕语》)的版本认知观念。明中叶以后，去宋元时代日远，宋、元旧本已罕见流传，藏书家又渐渐形成“佞宋”的癖好，甚至有人为求得一部宋版书，用良田、豪宅交易，更有迷恋宋版成痴的人，用爱妾或美婢做交换。其行为之煞风景及疯狂，并不值得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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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宝宋珍元”的藏书习惯没有改变，当时藏书大家如季振宜(1630-1674)、钱曾(1629-1701)、徐乾学(1631-1694)等人又加以推波助澜，他们品评藏书只关注出版年代、雕印技巧、纸质墨色、装帧情况、名家钤记、版式行款等等问题。流风传入宫中，清高宗本来就喜欢寄情艺文，于是将古籍珍本视同文物把玩，用皇帝的高度，令儒臣于敏中等人用鉴赏文物的眼光，为“天禄琳琅”群书编目。清高宗自己偶尔也参与，展露一下高超的鉴赏能力。他曾为前编书目著录的宋本《新刊诂训唐昌黎先生文集》御题：宋刋《昌黎集》五十一卷，卷首有乾学、徐健庵诸印，想未收入御府之先，为旧臣徐氏蔵书。字画精好，纸墨细润，非坊贾貌，为旧刻者可比。“天禄琳琅”所贮韩集，当以是本为第一。乾隆御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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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文字，除介绍藏书来源外，完全在作鉴赏心得表白。清高宗生当清代盛世，在位长久，早已玩遍宫中各项奇珍异品，没想到还将古籍视同文物把玩，并且玩出许多成绩，真是帝王中的异数。可惜《昌黎集》中这一篇御笔原迹已遭火神吞噬，目前《后目》宋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首，是《韩集》唯一有乾隆御笔题诗的仅存之物，珍贵可知。该诗中乾隆犹不忘显露丰富的版本学知识，他指出“杭本应为蜀本先”，表示他完全了解在北宋时《昌黎集》有杭州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8)刊本，以及嘉佑年间(1056-1063)在蜀地刊印的版本，而且杭州本在四川本之先。此后，由于《韩集》有广大的市场需求，版本日趋复杂，所以他在御题诗中又补上“无碍兼存期自择”句，提示世人利用《昌黎集》时，需谨慎选择版本，大有老行家教育后生的意味。

乾隆这首御题诗末联两句为：“一篇〈原道〉接孔孟，见道因文启宋传。”他认为《韩集》作品中以〈原道〉一篇文章最为精采。北宋大儒欧阳修曾誉韩公此作“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新唐书·韩愈传》)。明代学者归有光(1507-1571)进而推崇这一篇作品是“自孔、孟后大文章矣”。清高宗自幼枕经葄史，推尊圣贤，在用御笔颂扬《昌黎文集》时，如果不高举韩氏这一篇震荡天地的大文章，岂不有失圣君之明?至于“见道因文启宋传”句，则在赞美朱文公有《韩文考异》的作品，仰赖朱氏有《考异》之功，才使《韩集》在南宋以后，更加流传广播。

(五)

如果再细细品味清高宗这首御题诗，会觉得其颔联前句(全诗第三句)为什么会突然写出“官书率就私书献”呢?自古以来中秘藏书不都是来自民间吗?这样平常的道理，还需劳动御笔吗?推测这其间皇帝一定有所指喻。

本文在首节里提到过，乾隆三十七年(1772)曾发动大规模的征访图书运动。访书的目的在为次年(1773)的修纂《四库全书》预先开路。后来清高宗发现古书中有不少丑化汉外民族的文字，甚不利于清室的长期统治。为彻底清除这些文字，因而将征书运动无限期延长，而为达成效果，曾订定许多办法来奖掖民间献书。包括：倍价收购、钤盖翰林院章、御笔题咏、载名至《四库总目》等项。其中御笔题咏的条件，约略规定：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书面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将原书发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

办法中的“书馆”，指的就是《四库全书》修书处馆宿，是宫中为修《四库》设立的临时机构。本来民间征来的书，只要精醇而没有文字污染者，于优先录副后，就应该发还原收藏者。后来或许藏书家为讨好皇室，无意领回;或另有其他特殊因素不予发还，许多征来的古籍，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宋、元珍本，就被存入了宫中。迨嘉庆二年(1797)宫中大火烧到昭仁殿，将“天禄琳琅”藏书全部化为灰烬时，当时乾隆皇帝还健在，高居太上皇帝大位。嘉庆君臣为了不让老皇帝伤心，快速重建昭仁殿，经过十个月时间的营造，又恢复原貌，于是再征集宫中散藏诸善本入藏，这就是《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藏书来源。

《后目》著录图书六百多部，其中御笔题咏之书只有寥寥九种宋本而已。其题咏形式一律为七言律诗，完全没有类似前编书目有乾隆皇帝的鉴赏文章出现，非常合乎当年征书时所开出的题咏条件。又这九部书中，除了《班马字类》一书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题咏外，其他八部图书题咏都是乾隆四十八年写作的。前一部是在四库开馆不久，后八部则是在《四库全书》第一分(文渊阁藏本)完成后不久，也正是该兑现发还图书诺言的时候。从以上种种迹象来观察，愈相信这九部御题宋版，都是征书运动得到的珍品，而且事后皆未发还，所以乾隆皇帝才会在御笔《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题咏的诗句中，写出“官书率就私书献”的诗句。如果这样的臆测成立，则这部御题《昌黎集》，除本身为宋元珍本外，又有皇家收藏、高宗题咏、皇室装帧的加持。如今再添加上无限的史料价值，更具有其传世的珍贵价值。

还有一项非常有趣的是，《后目》里的这九部御笔题咏宋版书，经现代人审定，只有《易传》及《三礼图》是真的宋本之外，有两部是影钞宋本，因为是钞本，真伪问题不大。余下的五部，竟然有两部是清通志堂本冒充宋本，另外那三部则全都是元刊。难道当年乾隆君臣鉴赏能力这么差吗?合理的解释是当年许多收藏家被迫征书，迫于无奈，可能部分是用赝品呈献的，而当年执行收书及书籍编目人员认为献书本是雅事一桩，又不愿意害人，所以就照献书人认定版本往上呈览。乾隆皇帝未加细查，又相信儒臣所言，才会造成版本认定上的错误。其实如果就书论书，现代版本学者之所以能辨识出伪冒品，是因近代各大藏书机构，纷纷出版图录，依据书影就容易比较出真伪。在古代，善本都被秘藏，原藏书者怎么认定，只好跟着认定，从前书画大家张大千先生(1899-1983)认为文物鉴赏“非易事也”，诚然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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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到此，突然想到明代大藏书家，也是古代最大的出版商汲古阁主人毛晋(1599-1659)，平生最爱收藏宋元珍本，为了能购得更多的宋、元版，无论全帙或是残卷，都论叶给价，而且贴出告示：别家出价一千，我家给付一千二。因而赢得当地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予毛氏”的谚语。毛氏去宋元不过两、三百年，如今上距宋、元更远，传本更少，从前“宝宋珍元”的藏书观念，如今似应再加上“惜宋护元”一辞，来唤醒对罕传古籍的维护用心。元季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文升热爱藏书，家中多善本，他在藏书处悬挂匾额，上题十六字曰：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