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知青有几个（十中的9名知青在民乐县三堡公社赵岗大队生活纪实）

兰州知青有几个（十中的9名知青在民乐县三堡公社赵岗大队生活纪实）根据当时政策，多子女家庭，家里只能留一个子女在父母身边，其他应届生都应该上山下乡，我是确定无疑了。1973年深秋的兰州，已是寒气袭人了，但沉寂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开始升温了，虽然临近高中毕业考试，但在兰州五中的校园和教室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标语，几乎贴满了所有的墙报、板报，各种宣讲和造势活动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很显然，毕业后的去向已经很清晰了。每个经历过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和认知，无论对这场运动做何种解释和评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党和国家的召唤下，舍弃一切舒适和繁华，毅然决然地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去接受锻炼和考验，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在今天来看仍然值得怀念和敬佩，他们战天斗地、为改变旧河山的英雄壮举，依然可歌可泣，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巨

序

50年前开启的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经席卷了全国城乡的所有中学，整整10年间，学子们中断学业，被狂热的激情卷入了不可预知的命运之中，由此也谱写了许许多多悲壮的如史诗般的知青运动史。

尘封的历史虽然久远，但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是广泛而又深刻的。如今，当社会归于平静之时，再追忆那段历史，它带给我们的究竟是怎样的启示和思考？知青们在农村接受了怎样的一种再教育？七十年代的农村和农民又是怎样的一幅情景画？对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有些遥远，但它却是那一代年轻人的经历。

回顾不是向往过去，而是要超越过去，面向未来。

每个经历过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和认知，无论对这场运动做何种解释和评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党和国家的召唤下，舍弃一切舒适和繁华，毅然决然地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去接受锻炼和考验，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在今天来看仍然值得怀念和敬佩，他们战天斗地、为改变旧河山的英雄壮举，依然可歌可泣，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我们不该忘记。

岁月会消磨和淡化人所经历的往事，但那刻骨铭心的记忆，会随着时光而愈加深沉和浓烈……

一、憧憬

1973年深秋的兰州，已是寒气袭人了，但沉寂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开始升温了，虽然临近高中毕业考试，但在兰州五中的校园和教室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标语，几乎贴满了所有的墙报、板报，各种宣讲和造势活动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很显然，毕业后的去向已经很清晰了。

根据当时政策，多子女家庭，家里只能留一个子女在父母身边，其他应届生都应该上山下乡，我是确定无疑了。

原本的锦绣前程，现在突然要中断，还是有点遗憾和无奈。

回想当年初中毕业时，我已属于参加工作等待分配的人了，很多人都求之不得，可我却觉得学的知识太少，在企业没有用武之地，非要继续上高中。我的班主任也支持我的想法，到学校帮我申请，还亲自到家里给我父母做工作，我上有哥姐下有弟妹，家里也没指望我去挣钱，也就随我了，没承想高中毕业后既断了上学的路，又没能参加上工作，却要去农村——一个陌生的地方插队落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从小就在城市中长大，没有经历过农村生活，但对农村还是满怀憧憬，就像校园中的张贴画，那是一个绿色的、鲜花盛开的地方，有着许多未知和令人神往的东西。

1974年6月22日下午是出发的日子，母亲带着弟妹执意要为我送行。赶到火车站时，站内已是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了。到处是学校、单位的彩旗与横幅，欢送的队伍几乎挤满了整个站台，俨然一场即将出征的仪式，只待一声号令。

由于担心我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母亲一直在给我叮嘱，讲生活中应注意的事项，憔悴的脸上是满目的惆怅。想想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来，心中更是五味杂陈。当母亲把我们一个个含辛茹苦抚养长大，我和上面的哥哥姐姐们却都远离了她时，母亲的内心一定是惆怅和孤独的，而我却不能为她分忧。就在人们难舍难分之际，突然，一声长笛，号令出发了。站台上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喊声、哭声和锣鼓声几乎同时迸发了出来，那个场景就像一场生死别离，令我惊诧和震撼！我涌向窗外，强忍眼泪，对着站台上的亲人极力地挥舞着、呼喊着，直到母亲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外……

那一刻，我知道，那个满怀激情与热血、理想与憧憬、嘱托与无奈的我，正式走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车厢里，来自各校的知青们不一会儿就开始活跃起来，刚刚的伤感离别似乎已经忘却，哼唱的歌声和口琴声一直不断，显得异常兴奋。那时的我们，是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练红心当作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去完成，是在为解放全人类作贡献，很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豪情，哪会有那么多的儿女情长？

列车一直向西行驶。第二天的中午，终于在甘肃省张掖火车站停下。我们下了车，短暂的停留，在车站经过点名、分组，确定各自所在公社和生产大队名单后，和我一同来的兰州五中、兰州十中的9名知青携带行李坐上了一辆敞篷大卡车，目的地是民乐县三堡公社赵岗大队。

目的地在火车站东南方向，大约130多里路。记得那天下午天是灰蒙蒙的，车开了不到一个小时，天就开始下起了小雨，进了三堡公社地界后，车便开始剧烈颠簸起来。扶车远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茫茫戈壁，一望无际……。远处巍峨的祁连雪山，眼前的荒漠、土丘，还有被千百年来雪水冲刷形成的干枯沟壑，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看不到树木，也没有绿草和鲜花，路边偶尔发现个小村庄，一眨眼就闪过了，完全颠覆了我想象中的农村。置身其中，仿佛有一种时光穿回的感觉，就像古时的塞外边关、驿马古道，只是那“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场景已经远去，留下的是满目荒芜和清凉。

汽车在弯弯曲曲、起伏不定的路面上行驶，犹如沙海中漂浮的一叶小舟，形单影只。司机为了赶路，车开得飞快。疾驶的风混杂着细雨，直接拍打在脸上和身上，衣服很快就全部湿透了，虽然是六月的天，我却冻得瑟瑟发抖。落日之时，终于到达了赵岗大队——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

在大队部，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迎知青欢迎仪式。在不大的会议室里，大队书记、主任、生产队干部、知青带队干部和先于我们插队落户的部分知青及村民已经在那里等候了，整个会场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大队书记柴瑞年首先致欢迎词，然后是知青带队干部讲话，最后让我代表新来知青讲几句话。那时的我脑子一片空白，是又冷又饿又晕，整个人不在状态。在大家的鼓励下和期待的目光中，我鼓足勇气站了起来，可一时竟然语塞说不出话了……真是着急！大家都在看着我，我憋得满脸通红，最后磕磕巴巴、语无伦次地说了一通。至于说了什么话，是怎样表态的，现在怎么都想不起来了，以后每每回忆那个场景，都觉得尴尬无比。

会后，举行了晚餐招待，记得是油炸饼，配羊肉汤面片，这在当地算是很隆重的招待了，可我却犯难了，因我从小就不吃羊肉，闻着羊膻味就躲，可饥肠辘辘的我已容不得再犹豫了，捏着鼻子就往肚里灌，算是开启了我吃羊肉的历史。也是这顿晚餐，温暖了我的全身，也多少消除了我身上的寒意和疲惫。

后来得知，那天陪同我们一路的那场冷雨，却是农民们一直盼望的“喜雨”。感谢老天爷！算是我们送给老乡的一个见面礼了。

我们新来的知青被分别安插到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和第四生产队知青点，我和邵彦平被分配到第一生产队知青点，当时住的临时安置房是村民汪德文家，在队里算是比较大户的人家了。知青点上原有10位女知青，他们都是兰州市第十中学的，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先于我们落户有半年多，年龄最小的才15岁，当时还没有建专门的知青点，都是借住在各村民家里，加上我们二位男知青，我们队共12名知青组成了一个新的知青点。
从那天开始，我就正式成为了一个新农民，也开启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难忘历程。

二、初识民乐农村

民乐县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祁连山的北麓，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南线的“咽喉”，曾经的商贾云集之地，古时镇守边关的繁忙驿道，但长期的干旱风沙，使这里成为当时全省最穷的贫困县之一。区域内年平均气温3.2度，年平均降水量仅351毫米，属温带大陆性荒漠草原气候。

境内的祁连山终年积雪，雪水融化后流经界内形成洪水河、玉带河、童子坝河、海潮坝河等，成为县内最重要的水资源，其中洪水河部分流经赵岗大队。

民乐县境内的祁连雪山

赵岗大队地处三堡公社的东北面，距离公社约20多里路，距离县城有50多里，在民乐县又属于比较偏僻的村庄了。整个大队南高北低，形成一个慢坡型地势，蜿蜒流过的几条干枯河道，把地面切割成了不同形状的板块。远远望去，开垦的田地与荒滩戈壁并列交错着，那是人与天地搏斗的历史见证。

大队没有通电，各家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由于偏僻，到公社也没有公路，人们都是跨着田埂顺着沟渠行走，并逐渐踩出了一条弯曲小路。头一年我们每月都要到公社去购粮购物，经常赶着毛驴车行走其间，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被震荡出来了，路上的颠簸可想而知。如果要开车，那就要绕道其它地界了。大队和公社能直接联系的就是大队部的一部电话机。

大队下辖7个生产队，其中一、二、三生产队和大队部在地理上是相互联结的一个自然村，由东到西顺序排列着，又被称为赵岗寨村。南面四队（又称汪庄）距离赵岗村有4里路程，五队又距离四队5里路程，六队和七队距离赵岗村大约10多里了，一个生产大队，竟有这么大的地域面积，也只有是北方的农村了。
在这个自然村落里，一条东西方向的土路贯穿整个村子中央，是村里最重要的活动区域，路两边设有大队部、小礼堂、卫生站和一个供销社。这里就算是村里生活的小天地了。村西北角有一所民办小学，以前主要由当地人当教师，知青来以后，有些教师就由知青担当了，比如我们知青点的李冬梅、三队知青点的曾俊英就是。

自1973年开始到我们，大队先后共有52名知青落户，都分布在前五个生产队的知青点里。

一队知青点12名知青包括：郭玉荣、董桂英、宋丽芳、李冬梅、王国蕊、于兆兄、吕兰君、王建华、李岭、曾玉芳、邵彦平和我。根据知青和大队的推荐，由我来担任点长，郭玉荣担任副点长，主要负责日常的学习、生活和管理，配合大队和知青带队干部做好知青工作。
当年插队时，相比以前，国家对下乡知青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政策安排。比如：下乡头一年的口粮由国家按定额统一供给，并按人头补助生活费，拨专款建设知青点等。虽说生活费非常少，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刚下乡的知青还是起了比较好的保护作用。各地知青所在的县、公社，都成立有知青办，大队还配备一名知青带队干部，我们大队的带队干部是省文化厅派下来的牛秀英同志，我们都称她为牛队长。可以说，知青的管理，还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这里冬季严寒，夏日酷热，而且一天的温度差异也比较大，就像当地谚语说的：“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吃西瓜”。为了适应气候变化，男人外出时，总会在外上衣绕肚子系个带子或绳，按当地人说法叫一个腰带顶件袄，冷热变化随时掌握，算是个经济实用的方法；而妇女外出时，都会在头上戴个花色围巾，将方巾对折成三角，从头顶包下来，围住脸和脖子，只漏出眼睛，既可御寒，又可防晒，还防沙尘。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这里的粮食产量很低，除去上缴公购粮，每年分配到农民手里的粮食基本不够吃，常有吃糠伴麸的时候，但没有听说有饿死人的情况。除了温饱，脆弱的生态环境，对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场艰难的考验。

1975年春季的一天下午，正在田地劳作，忽然发现远处一堵巨大的黑色幕墙，立在天地之间，正朝我们快速移动过来，非常恐怖。农民告诉我，这就是有名的“黑风暴”，只是感觉速度很快，所到之处，卷起的黄土与沙砾，遮天蔽日，能见度几乎为零，强大的风力可对人及牲畜造成致命伤害，对庄稼也会造成严重损毁，甚至使土壤表面逐渐沙化。听当地农民讲，“黑风暴”曾把放学的娃子卷到干渠里淹死的事例。我来不及回队里，只能躲在低洼沟槽里，不到二十分钟沙尘就横扫过来了，沙砾瞬间填满我的鼻孔、耳朵里及至全身，伴随着气流旋动的呼啸声，仿佛在经历一场“世界末日”。“黑风暴”过后，地面一片狼藉，人就像从被埋的土堆里挖出来一样。
像这种“黑风暴”，在民乐县，每年都会有几次光顾。

三、艰辛的生活

知青的到来，还是给这个小乡村带来比较大的震动，毕竟赵岗村太封闭了，突然冒出来这么多的青年男女，他们的说话、行为举止，村民们既很好奇，也很热情，见到我们，经常会邀到家里做客喝茶，他们总是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招待我们（这里的喝茶，就是请客人盘坐炕上后，支上方桌，盛碗白开水，端上馍饼，只有尊贵客人才这样待遇）。平日里，村民做有好吃的，不忘叫我们一同品尝，让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人感受了一种家的温馨。

我们到赵岗村不久，就开始准备知青点的房屋建设。各知青点的建筑格局和大小是统一设计好的，属于半“工”字形。我们的房址选在一队的西边，靠近沙河道，房屋坐北朝南，背后不远处是涝池。房屋西端顶头有两间房，外边是厨房，里边是仓储房，放置粮食和其他生活物品，东端顶头两间房，外面的是学习室，里面的一间是我们男生住房，中间三间房是女生用房。房屋属于砖土混合结构，房屋底层是砖，上面是土坯。每间住房都有个土炕，采取烧煤取暖。
全点知青都参与了房屋的建设。民乐没有砖厂，队里派李岭和王国蕊两女生赶着骡马车，和村民一起到山丹县平坡煤矿所在地拉砖，去回约80里路程，整整三天时间，一路风餐露宿，全在马车上。那时的平坡煤矿也是村里取暖用煤的地方，每年冬天来临，队里都要派车派人去拉煤，非常的不容易。

经过一个多月的建设，房屋终于建好了，还在房周围建了围墙和大门，知青们有了新家，也开启了共同生活的经历。

农村插队，真正考验知青的首先是生活关。

我们知青点背后有一个人工挖掘的涝池，直径大约有40-50米，是村里人畜共用的饮用设施。由于每天回来的牛羊骡马也都在池边饮用，牲畜的粪尿就直接排泄到涝池里了，长期以往造成水池污秽不堪。由于没有其他清洁水源，当地人饮水和做饭也都是从这池里提取，这让我们非常难以接受。在城市里，洁净的自来水源，那是一个城市的基本要求，但这里，条件就是这样，为了生存就只能适应。为了过滤水源，我还写信叫家人给邮寄明矾，每次提来的水，都用明矾在水缸上搅动沉淀颗粒物，但烧开的水直接饮用，总有股莫名的怪味。为什么不泡茶呢？那时是下乡，根本就没有考虑要带那种“奢侈品”。

像这种涝池在民乐很多村都存在，也算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了。由于村里的涝池极度不卫生，在知青们的建议和推动下，一年后，大队就重新开辟了专用饮水池，算是解决了人畜不分的问题。

刚开始，知青点的三餐是由女生们轮流值班做的。12人的饭，一口锅直径就有90-100公分大，一个人做，工作量的确大，也很辛苦，由于众口难调，大家就说全点轮流做，我们男生做的水平就差一些了，毕竟在家里是很少做饭的。有一次，是我宿舍的邵彦平做饭，大家收工回来揭开锅盖一看，馒头蒸得金黄金黄的，个头比较小，不知是谁先尝了一口后“啊”了一声，入口的馒头不小心掉地上了，还发出“咚咚咚”的响声，非常搞笑。馒头太硬，饭难入口，大家就有意见了。从那以后，我们商定还是女生做饭，男生们负责杂务兼外勤，这种分工和协作，使得知青点在整个插队期间，相处得都比较和谐。再往后，男生的被褥、外衣，多数都是由女生帮助清洗的，这让我至今都很感激，多亏了点上女生多，我们才有了这个福利。

知青点上吃的比较多的是揪面片，这种面食简单易操作，在北方很盛行，只要在盆里将面和水后反复搓揉，制成一条条面棒，饧好后，直接拉伸，揪成拇指大小面片下锅就可以了，省了面板、擀面杖之类的道具和空间。吃饭人多，揪面片时，往往是5-6个人同时揪，大家围成圈，里外2-3层，最外与锅相隔有4、5米远。面片在空中飞舞，蔚为壮观，大概10多分钟后一切就搞定了。

知青在头一年里，粮食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每顿吃的基本就是馒头、稀粥和白水煮面，几乎没有蔬菜、肉，油也很少。有的队里，在土地旮角空闲处会种一些白萝卜、蒜苔等，我们有幸从外面找来后用醋一泡，放到碗里，那就算是很享受了。后来有些知青回城探亲带回来点咸菜、酸菜和食品之类，那就是最好的点心了。

为了调剂生活，我们从队里抓了一头小猪仔，在我们知青点的后院里圈养了起来，每天由值班的人去喂养。

第二年断了口粮供应后，知青挨饿吃不饱便成了常有的事。由于各生产队经济条件的差异，知青的生活境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即使知青们都在前一年挣有工分，但年轻人吃的多，多数队里分配的粮食也是不够吃的，这给知青思想和情绪还是带来很大的影响。有些点的个别知青饥饿难忍，也会去偷队里的粮食、地里的玉米或农民的鸡等，并和队里、农民产生了一些矛盾。生存成了问题，甚至还要靠家里接济，这让知青和生产队都很头疼。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对知青们来说又是一场切身的考验。那段日子，“串点”的情况比较多，就是其它点知青，甚至是其它公社知青，只要认识的，会经常走动来访。同为知青人，我们都很理解，不论是谁的同学朋友，我们都会尽量招待在点上用餐。之所以敢这么“慷慨”，一是由于我们一队情况在大队里相对较好，二是我们和队里关系非常融洽。队长曾有过承诺：只要队里库房有粮食，就有我们知青的口粮。因此，下乡生活虽然艰辛，但我们一队的知青在下乡期间没有挨过饿，这的确是很幸运的事。

不过一年后我们的知青主食里多了一道面，就是青稞面。青稞主要在我国藏区、青海、甘肃等地有种植，现在主要用于酿酒、制药、喂牲畜，当时是主粮，用它做饼、馒头都很硬，多数是熬稀粥，口感粗涩，很多人吃后都有胃酸胃胀的感觉。但在那个年代，能吃饱肚子，已经很不错了，根本没有其它奢求。

记得在1976年春季一天，生产队会计和生活委员到我宿舍给我结算1975年收入，扣除相关的费用结余是17元多，再扣除我在队里的相关支出后，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钱。1975年，我基本上是全勤，队里核算一个工一毛七分钱，按当时的城市市场供应价格计，恰好等值一斤面粉钱。同年的第四生产队，一个工仅有四分钱，恰好等值于当时的二盒火柴。想想我一个大男人，一年下来，就养活了我自己，有种莫名的悲哀。

四、和农民一起劳作的日子

与农民一起劳动，一直被我认为是改造世界观、做合格革命青年的重要一环。我必须要从思想、行动、体能等方面尽早完成这样一个转换，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那时，整个大队里，没有一辆机械化耕作设备，所有的农业劳动，全靠人力和牲畜。我所在的一队约有40户人家，200口人，虽然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不过是有2辆皮车，1皮车是1马3骡子；有6辆大车，每辆一般套2个牛，这是其它队没法比的。

到赵岗村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收工后，队长通知说晚上要加班，刚放下碗筷，上工的钟声就敲响了，拿起铁锹就往外跑。晚上的任务是给牛圈垫土，需要从外面拉土覆盖在牛圈上，赶到指定地点，就已经看到有人在往车上装土了，赶紧加入到了队伍之中，装土，拉车，卸车，来回往复。那时，刚吃过饭，还没来得及消化，这场奔跑让我腹部剧烈疼痛起来，几乎直不起腰来，我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心脏几乎要蹦出来了，我强忍着，心想不能认怂，让人看笑话，最终虽然是硬撑了下来，但我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似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这么强烈的劳动。但回过头来看，这不过是一场初级演练。

赵岗村干旱少雨，水是最重要的资源。虽然有祁连山雪水流经此地，但能浇灌上的田地并不多，而且还是公社统一调配，很难按照作物的生长季节及时浇灌上水，一旦流经时间确定，无论昼夜，都要派人值班看管，以充分利用。为了多打粮食，队里采取广种薄收的方式增加产量，也在雪水无法保障的野地里下种，没有施肥、除草这些后期维护任务，有水了就浇一点，没有就靠天吃饭。所以，队里的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平均亩产大约在300斤左右。
为了蓄水，大队决定在赵岗村的上游汪庄（即第四生产队）所在地构建塘坝，我们来后不久，就参与了这项工程。

这项劳动非常艰苦。搬石头、拉沙、挖土，完全就是一个重体力活，为了尽快融入农村，达到和农民一样，我是不惜体力，全力以赴。连续多日的超负荷劳动，身体就像被完全透支，回到点上，人就全部散了架了，连吃饭的力气都没了。那时的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这种强力劳动，从来没有经历过。看我们知青干活这么卖力，怕累坏身体，队长也在劝导我们，说累了就休息一天，但大家都不休息，单独给我们放假，也不合适。在我的潜意识里，这大概就是“修教路线”毒害的结果吧，看来非得要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行。我们硬是坚持到了最后。

但在农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夏收。
要说犁地、播种、运输等劳作主要依靠的还是牛、骡、马牲畜，那收割就主要靠人力了。公社虽有个农技站，但农机少，耕种面积大，一年能轮到来赵岗作业，也是很短的几天时间，解决不了大问题。赵岗村的粮食作物主要是麦子，包括冬麦、春麦，其他作物还包括玉米、糜子、青稞、马铃薯等。夏收主要是麦收，一旦成熟，必须马上收割，否则，麦粒脱落地里或遇到下雨长芽，都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可以说，夏收是农民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也是全村的大事，男女老幼齐上阵，抢农时、抢天时、抢收割，是出工时间最长的季节。
第一年的夏收季，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七月的天空就像清洗过似的，看不到一片云，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而下，把地面烘烤得就像火炉上的干锅，干燥、灼热，没有一丝风。由于播种面积广袤，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似乎一夜间由绿变黄了，用一个“抢”字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东方还只是露出了微光，人们便早早起床，匆匆赶往麦地。由于收割时间紧，每人每天都有定额任务，中午一般是不回村的，必须得带上干粮和水。

刚开始学收割，两手配合很不协调，左手抓麦秆常被秸秆叶和右手的镰刀划伤割破，手心手背都在流血，现场没处去包扎，只能强忍疼痛，让伤口自然愈合，以后知道了就在左手掌缠上手帕，避免受伤。割麦不仅仅是个技术活，练得主要是腰功，长时间的弯腰动作，一起身腰就像完全折了似的，感觉无法支撑又非常酸痛。更难忍受的是，白日阳光的暴晒，就像一支支利箭，直刺头顶和身上，令我焦灼躁动，心神不安，既无法躲藏，又无处荫凉。那时，干活的劳累已经不重要了，烈日的烧烤，仿佛让我置身于炼狱之中。那时曾有过突发奇想：如果我真炼化升天了，该是修成正果了吧？可惜没有，第二天还得继续。

没有几天，很多知青的脸上和裸露的上身部分开始脱皮，让人联想到蛇脱皮，但蛇是生长中不断发生的自然现象，人脱皮，那是太阳暴晒下皮肤的一种过激反应。红肿的皮肤爆裂后不断地向外扩，在边上翻卷起来，一片片的，就像在脸颊、鼻梁、后背和胳膊上印出的不规则区域地图，白花花的卷边，手一撕就留下一条印痕。虽然不雅，但很多人都有，也就不用笑话对方了，只能等待自然脱落后恢复。

在麦收延续的时间里，记不清一天自己收割了多少亩麦子，每天回来，人就像摊在床的烂泥，没有了任何气力。

从麦收到入仓是要经过割、拉、打、晒、藏这几个环节的，其中“打”指的是将收割后的麦子拉运到打麦场后，通过对麦穗碾压，将麦粒和麦秆脱离。打麦场的第一道工序是将收到场上的麦子铺开成圆形，将骡马身上的绳套在碌碡的外框上，在整个麦场上做同心圆由里到外反复碾压，使麦粒从麦穗中脱离。第二道工序就是扬场，看准风向，用木锨将碾压后的秸秆和麦粒往空中扬开，麦粒沉淀落下来，秸秆随风落在另一个方向，使麦粒和秸秆分开堆放。上述过程不断往复，直到麦场的麦子全部打麦完毕。下一个环节是将分离的麦粒放在晒场暴晒，每隔3-4小时就翻转一次，晒干水分后，清除杂草、土块和砂石，即可装袋入仓了。打麦场是个技术活，扬场要根据风向、风力掌握木锨扬起的高度和力度，没有经验的人很难做得好。

田地里的农活，除了夏收外，耕田、播种、除草、薅燕麦、施肥都是很重要的环节，都对粮食产量有直接影响。在农村，真正体验过这些农活的人，才能懂得粮食得来不易，古人所云“粒粒皆辛苦”，的确是真实的感悟。

来队大约一个多月后，我的工分就从每天8分升至1个工了，意味着和农民完全一样，同工同酬了。

民乐县干旱少雨，但背靠的祁连雪山，却是境内得天独厚的天然水库。由于水利设施缺失，浇地漫灌，管理粗放，这一重要资源并没有很好发挥出作用。

我们来后，这里也在发生变化。经过夏秋收，秋末和冬季本来是农业休闲季节，但在民乐却是最繁忙的季节。在时任县委书记韩正卿的带领下，全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建水库、平土地、修水渠，成为全县最重要的任务在各公社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知青们多数都参加了这场规模宏大的工程建设，除个别知青在学校当老师的例外。由于工地远，施工时间长，吃住都在外，知青点只能坚壁清野，圈养的小猪也给变卖了。

下乡头一年，我们施工地点是在三堡公社三堡大队。我们一队人员入住在靠近三堡大队附近的新庄村一户姓易的农户家里。由于房屋有限，场地主要用来做饭和开会，女知青和部分女社员是住在房屋里的大炕上，我们男知青和男社员基本都混住在附近的临时帐篷里，人们就是在地上铺一层毡垫，隔潮，上面放上自己的被褥就是床了。

所谓平田整地修梯田，就是规划好一块地后，遇山挖土，遇坑填平，夯实地基，修建沟渠，这一切全凭人工，每个生产队每天都有定额的任务，完不成不能休息。书记韩正卿对这项工作抓的很紧，除了安排部署外，还派检查组经常到水库和平田整地现场巡查，发现问题就全县通报，所以干部和社员们都不敢偷懒。由于政绩突出，他本人还进了省委常委，担任了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这是后话。

工期紧张时，早上4：30起床，早餐后5点出发，中午和下午由队里送饭，中间休息一小时，晚上持续至10-11点收工。平地、拉车、砸夯，昼夜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已经达到了人体能力的极限。记得有一晚上，大约是9点多钟，我和队里的几个人在抡石夯，大家实在干不动了，都累趴在了地上，但又不能没有动静，不知是谁起了个头，于是大家开始同声喊起了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昏暗的夜灯下，人影幢幢，这微弱的声音就是为了换来片刻的休息，应付随时到来的巡查。
艰苦的生活和超强的劳动，让我的身体也付出了代价。曾有段时间，身体极度虚弱，吃不进饭，还有呕吐和腹泻。那时，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工期紧张，一直都没有做过治疗，之后就烙下了一个胃肠病。

现在回想那时的情景，常常让我难以释怀，这种突破生理极限、连续超负荷的任务突击，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有。建水库、平田地，个人没有任何的补贴，却在拼死拼活的干，他们牺牲了健康、甚至生命都在所不惜，该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和意志力？

繁重枯燥的生活，人们最喜欢生造出喜悦的故事来。

在我们居住的易家大院门外旁边，有间小平房，住着一对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妇，我们叫他大哥、嫂子，待人非常热情又好客，晚上回来早我们会常到他们家里做客聊天，知青们和他们夫妇俩关系非常融洽，只是家徒四壁，太贫穷了。空空屋内，没有任何打造的家具，地上一个用木条钉成的废旧板箱装着一些生活用品。炕上仅有一床被子，一张席，据说每人就一条衣裤，知青们经常送一些围巾衣物等生活用品给他们。

有一次我们收工晚，夫妇俩就早早睡下了，由于衣物少，村里人说睡觉时都是脱光的。一些小年轻和村里的娃们会聚在他们门前，嬉笑打闹，搞恶作剧，有的故意装作不知去敲门，有的从门缝和窗户外向里窥视，听到屋内一声“你们咋嗑咧！”就引得外面的人仰面大笑，也搞的夫妇俩无法安睡。而队上的人，第二天就有了谈资和笑料了。

第二年的春季，我从公社开会回来顺路去探望这对夫妇，他们非常高兴，本想见面聊聊天就回去了，哪知他们一定要做饭招待，无奈就留了下来。夫妇俩在厨房一阵忙活后，给我端上来的竟是一盘水饺，满怀歉意地对我说：农村没啥好吃的，你尝尝吧。那雪白的面皮包裹着的是纯土豆泥馅，这让我既意外又感动。那精粉白面应该是他们最舍不得吃的珍藏，土豆在那个年代也是能拿出来的最好的菜了，他们却毫无保留地去招待我这个“客人”，这让我如何承受得起？饺子在口中，眼睛却有些湿润了。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简朴的水饺，但它却是我吃过的最香、感受最深的一次。这淳朴、敦厚的农民，我们所给予的或不经意的东西，他们看的却是那样的珍贵，我们微小的帮助，他们都铭记在心，全心回报。他们的真挚和纯粹，让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的这种美好，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珍惜的东西。

在我回城工作三十年的纪念日里，曾和一批知青再回赵岗，看望当地的老乡。我曾专门绕路去新庄村，寻找夫妇俩，带着新买的丝巾和重逢的激动，希望能再叙当年的情谊。可是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原先的住址，房屋早已不存在了，村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多方打听，一直没有消息，算是一个遗憾。

当年的平田整地任务搞完后，就快到年尾了，知青回来就要去民乐县双树寺水库参加大会战了。双树寺水库是民乐县当时兴修的最大一座蓄水库，距离县城以南约18里。它是在祁连山峡谷洪水河口筑起一座大坝，可形成2580万立方米蓄水量，有效灌溉面积约26.2万亩的规模。各公社都抽调有人马，昼夜在此施工。由于人多，周围少有房屋，许多人就在水库旁的地面向下挖洞居住，空间很狭小，人称“地窝子”，条件异常艰苦。那时的水库工地，天寒地冻，已经开始结薄冰了，没有什么机械工程设备，人们就是凭借简单的劳动工具挖山筑坝，并最终建成了这座水库，这在国内水库的建设史上也是少有的奇迹。现今，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

记得我上水库的第一天就出了状况。

那天下午，大队原文书王有潮对我讲，要给水库送些给养，问我是否去水库，我想有顺路车坐更方便，于是就一起坐毛驴车赶往水库工地，一直到晚上8、9点钟才到达水库大队办公地点。手腿麻木，人就像冻僵了似的。我们被让到房间的炕上坐，正在取暖聊天，这时烧了开水的人提着水壶一边给我们杯里倒水，一边还给进屋的人说话，没想到水壶嘴竟然对着我的脚踝以上浇了下来。剧烈的钻心的难以忍受的疼痛，瞬间就涌向了我，我浑身立即抽搐抖动起来，踝骨以上的皮肤像鼓起的泡沫在翻卷着。想脱掉袜子，却带出了鲜红的皮肉，露出了底下骨头。在座的都很惊慌，工地上医疗条件有限，紧急之时，从外面找来瓶紫药水，就临时抹上了。看着严重的烫伤，大队建议我立即回去，调养好脚伤后再回来，于是我只能掉头，再次颠簸60多里路往回赶，到达赵岗村都已是第二天的凌晨2、3点钟了。队卫生站处理完后，如果回知青点，点火生炉已不现实，大家建议我暂时住“牛棚”，就是队里饲养的牛圈里，有个饲养管理员的住房，于是，与牛为伴算是熬过了后半夜。伤好后，再上双树寺，又成了后话。

一次次艰苦的考验，我们都顽强地挺过来了，我们没有让队里失望，也没让农民失望。岁月的磨练，让我们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我们已成为队里的一个好把式、好劳力了。无论是耕田、播种、收割、平田整地和修水库，知青们不惜体力地“蛮干”，也常常让一些农民“侧目”。

我常常问自己，我们到农村来就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似乎不是，村里也有些农民的子女在向外走，走向城市。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怎样的层面实现？农民的淳朴、憨厚、真诚、善良，能吃苦，敢担当，我们都已深刻体会，并铭记在心，但书面的很多知识，农民没有，我们又不足。这个广阔天地里，我们怎样才能大有作为呢？我在思索，但没有答案。

当年参与修建的双树寺水库，至今仍在民乐县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苦中寻乐

艰苦的生活环境，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人们的生活过的极度单调贫乏，业余时间想看书、学习却是一件很难的事。那时，市面上除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类的宣传材料，像科学技术、种植养殖、文化艺术类书籍在大队、公社基本找不见，而县城又太远了，想借书还书就得请二天假，那时的图书馆也是很讲政治的，可读的书也很少，很多的文学名著，都成了大毒草，个别知青有渠道搞来的文学书籍，也都是在背地里偷看和传阅，但大家对文化和艺术生活的追求却是非常的渴望。

那时，在赵岗村北边的羊湖滩村晚上经常放露天电影，知青们打听到以后，不管是什么片子，晚饭后就往那里赶，相距有10多里路，看完后又继续往回赶。那时两个村庄也是没有公路的，天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微弱的星光。大家摸索着沿着田埂和沟渠来回穿插，深一脚、浅一脚的，稍有不慎，就摔倒在沟渠里了。看着是明晃晃的平地，踩上去竟是个水坑，人就给陷下去了，大家赶紧往上拉，那人已落得一身的泥水了。非常狼狈，当地的夜晚，又是非常的寒冷，拖着湿衣裤行走该是怎样的一种感觉？现在回想，依然忍俊不止。

那时的大队知青，还是有些艺术才能的人，比如二队的柯晓东、四队的毛建忠、龚成功等，在小提琴、二胡、板胡、笛子的演奏方面很有水平。女生们则在跳舞、编舞方面有一定的积累，这给了我们活跃文化生活的底气。

临近1975年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打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准备在大队和村民搞一场春节联欢会，受到各队知青和大队的积极响应，短时间内就组织了10多个人的演出队，乐队全部由大队的知青组成，表演的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包括舞蹈、诗歌朗诵、乐器独奏、相声、合唱等，像舞蹈《洗衣舞》、《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合唱《北京的金山上》，相声《孔老二偷柿子》，对口词《给妈妈的一封信》，表演唱《大寨亚克西》等，都是由大队下乡和回乡知青一同演绎的。那段时间，每天收工回来就聚在一起排练，大家热情高涨。节前在大队部小礼堂上演后，获得了成功，反响很好。偏僻的小乡村里，第一次响起了震撼的音乐和歌声，第一次上演了由知青们表演的节目。村民们的喜悦不仅挂在脸上，还把流行歌曲学唱在嘴上，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文化和艺术，它在任何地方都是有需求的，虽然我们的水准还不够高。后来，县委有通知，要从各公社选拔优秀节目到县上举行公演活动，结果三堡公社又选中了赵岗演出队。这样，节前的我们又要赴县城县委大礼堂（县电影院）进行演出了。

记得有三个节目是上了舞台的，分别是《大寨亚克西》、《洗衣舞》和《孔老二偷柿子》。邵彦平演《大寨亚克西》中的男角，我演《洗衣舞》剧中的解放军，但我从来没有说过相声，其他人也没演过，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无知者无畏吧。《孔老二偷柿子》脚本来自一个公开发表的段子，我和柯晓东两人极尽夸张，把孔夫子的迂腐、酸楚倒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捧腹大笑，而这段扭曲的相声能被选上，在当时来讲非常适合国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需要。

这是在县上公演结束后，在县城照相馆拍的合影

第一排左起：于兆兄、曾俊英、黄琴、李冬梅、王国蕊；第二排左起：李建民、王有潮（大队前文书）、边清贤（公社干事）、牛秀英（带队干部）、王谦善（回乡知青）；第三排左起：项玉芳、张陆萍、邵彦平、我、柯晓东、陈桂兰、吕香娟

六、风云激荡下的赵岗大队

在那个“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全国性政治运动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一样开展的如火如荼。

知青们除了正常的劳动，每天收工回来，吃过晚饭后，知青点经常按规定要组织学习。根据公社知青办安排，主要学习中央和省、市、县的政治文件，并要结合实际讨论。县委党校配合形势要求，经常举办一些理论脱产培训班，分期分批的轮训，各大队都抽有代表参加，多数是知青，我也经常代表大队参加。那时心里还是有很多问题搞不明白，比如说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肩负的使命是什么？如何去实践？等等。
为了配合这类运动的开展，做好造势和宣传，我们在大队部旁的墙面和黑板上，承办了多期的墙报和板报，这是我们的擅长。通过文字、图片、诗歌等形式进行宣传和报道，虽然很光鲜漂亮，但当地大部分人是不识字的，主要还是给村里或公社的领导们看。

农民们一般都很难和政治扯上钩，但为了表达政治意识强、思想不落伍，大队和生产队的一些干部们会对村里的一般民事或琐事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和看待，确实是“一抓就灵”。

1975年7月的某一天，第三生产队几个女社员偷拔了队里的一点萝卜、豆角、蒜台等，生产队便以田间管理上的问题为由，召开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进行批判。我作为大队民兵连的一个成员和大队干部一起参加了会议。会上，有意思的是，人们对女社员并不直呼其名，而是习惯称某某某的媳妇做了什么事，如何如何，很绕口，也有点可笑，大概在当地人的潜意识里，妇女并没有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她是依附于一个男人的，所以批判会也是针对男人的。大会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一场争夺战，是在挖社会主义和集体经济的墙脚。在上升到政治高度去认识和批判后，对其进行了从重处罚：每人扣罚20到40斤不等的口粮。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代，这样的处罚显然是比较重的，幸运的是那几个社员根红苗正，没有特别追究，如果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农民或子女犯有相同错误，问题会更加严重复杂，打击的力度会更大。但实际情况是，那些子女在村里一般都是最守规矩的，他们都已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

同年夏季的某一天，在第四生产队发生的“官奶子事件”曾轰动一时，让我记忆深刻。事情的原委是：四队知青点知青韦希民身上穿的几件衣物和鞋在宿舍里丢失，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在房东官奶子（人们的习惯称呼）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件事传到队里后，队上马上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了批判。知青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指示，这无疑是破坏知青运动，打击新生事物，这个高度有了。会后，又将所拿衣物悬挂她脖子上，在大队里游街示众，第二天早晨5点多，官奶子被发现在自家磨坊里上吊身亡。
那天下午收工，走到村路口，正好撞见官奶子游街，大约50多岁，花白的头发凌乱披散着，目光呆滞，显的很苍老，脖子上垂挂有物品外，胸前还有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的字原文记不清楚了，大意是偷盗犯之类的，后面跟了很多人在起哄，往身上扔东西。

官奶子本人姓汪，在四队里算是大姓，上吊肯定是不堪其辱才做的选择。那又是谁导致了这场悲剧？知青只是想找回丢失的衣物，并不想批斗谁，致人于死命；生产队紧跟形势，政治立场没有错，这种处理方式经常在用；而丢失的东西确实是在官奶子房间里发现的，该怎样解释？是谁似乎都说不清楚。

这些稀松平常事最后却演变成比较大的事件，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赵岗作为一个小社会，它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有着相似的经历和震荡。与台上轰轰烈烈不同的是，台下涌动的暗潮，更能反映农村的真实，只是由于偏僻，常常被人忽视。

记的在1976年春夏交替季节，接到公社指示，让我到第七生产队参加调查活动，带队领导是公社党委书记罗世昌，我和三堡大队一名知青参加，算是一个三人小组。事情是这样的：根据群众举报，队里主要领导在生活作风上有严重问题，公社需要对此进行调查和确认，如果确有问题，就要处理，涉及到犯罪，就要交由县上处理。根据罗书记的描述，举报确实比较严重。由公社一把手亲自带队可见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我们进村后，没有开过大会，没有做过动员，只是默默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按照正常程序，我们这种工作组，吃住在村里都应该是队里来安排，并有人来协助配合的，但罗书记特意对我们交代，不给队里打招呼，不让队里招待。但我们作为外人入村队里人肯定是知道的，即使我们不想声张。由于书记平时工作繁忙，调查的任务主要由我俩完成，需要时他可以直接介入。
七队是离大队部最远的生产队，相距约十几里路程，位于大队南边一个缓坡之上，地理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村，由于距离较远，大队对它的管控不严是事实，出现这样的事是否是真的呢？调查一开始就让我们两个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是，我俩都二十来岁，没有过婚姻，对男女之事也有为难之处；二是，女社员很难开口向我们讲述自己的事情经过，并签字画押，有些人甚至拒绝访谈，所以调查工作一直进展不大。我想，罗书记当初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我们知青与当地百姓没有瓜葛，调查会更中立和客观。但调查的阻力很大，很多妇女配合并不好，或者说他们也有担心，我们走了之后会有报复，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毕竟，在那个年代，要想告官，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撤了。

这件事让我感到：农村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贫穷落后的地区不应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那些偏远闭塞的地方，权力往往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制建设、监督制约、道德伦理……等等，都需要延伸过去，农村的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真希望每一缕阳光都能照耀在我们生存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人能自主、开心、快乐地活着。

七、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吗

知青工作在县上受到高度重视，除了是最高指示外，县上也想把它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典型。除了选拔知青干部学习、培训外，每年都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知青代表大会，交流经验，典型示范。那时的侯隽、邢燕子、柴春泽等全国知青名人以及县上树立的数十名知青代表的先进事迹在县上广为传播，县委号召广大知青向他们学习：要铁心务农、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当时县上也涌现了一大批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识青年。这些知青有很多人后来还被任命为县和公社相关部门的副职，属于挂名不任实职的那种身份。我们大队第五生产队女知青孙艳华和三队女知青、赤脚医生孙兴华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后来被分别任命为县妇联副主任和县卫生局副局长。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定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吗？对此，我一直很不理解。

印象深刻的一次大会，那是1976年3月20日召开的“民乐县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非常隆重，连续开了三、四天。会上，除了一些知青代表作会议典型发言外，会议的一个特色是，邀请数位先进知青代表的家长来到大会上做发言和交流，通过现身说法，鼓励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奋发有为，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作为参会代表，置身其中，很受感动，但又犹豫和彷徨。我深知，县上和公社都在培养我，关注我，希望我能公开表达这一符合领导期待的态度，但我没有想好，也不知道该怎样来表达，我有些纠结。
县上和公社的领导每次见到我，都很关心我，希望我有个坚决的态度，并暗示，如果表了态，入党和在县上任职都不成问题。

一次，在公社召开的知青工作会座谈会上，已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一位知青，在会上给我们做了一场精彩激昂的现身演讲，讲了他铁心务农一辈子的思想转换过程，对大家很有鼓舞示范作用，他刚刚讲完，这时，主持会议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主管知青工作的张延寿突然当众点名，说到：“李海龙听了之后，他有很多的话要讲，请你给大家当众表个态吧”。会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我非常的吃惊、惶恐，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也没有事先的沟通，现在突然把我推到了前台，让我表态。让我说“不”，肯定不行，我不能辜负了书记的信任，更不能让大家失望，当时的情景也不容许我有其他想法。于是，我大胆地做了领导预期的表态。从此，我也归入了扎根派的行列。

会后，我并没有提交入党申请书，因为我觉得一个从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解决铁心务农一辈子的人，是没有资格入党的。我更不想欺世盗名，为获得一官半职，玷污这样一个称呼，我要做一个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能一致的人。我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76年，民乐县推行“机关干部下去，基层干部上来”的工作作风转变活动，大约是8月份，我被抽调到县粮食局机关工作，人称“倒蹲点”，大约二个月时间，吃住也都在局机关了，和机关的同志在一起工作，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那时，也在讲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也经常参加粮食局及县上的各种工作会议，其实就是一种形式，以我的知识和见解，对农民还是有点了解的，但要对当地的农业农村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我就是个外行，就是一个旁听者。虽然来赵岗村已二年多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干体力活的农民，似乎不需要什么文化，更不懂专业知识，遇到这种情况，总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我常自问：难道我一辈子就靠这个“知青”牌子闯天下吗？

这次“倒蹲点”，却让我有了更多的渴望和冲动，我想去学习，我想上大学，完成当年我未竟的学业，等学完后再回来当农民、坐机关好了。

八、回城

当年，那个在公社知青会上现身说法的知青代表、公社党委副书记，三个月后，突然招工回城了，消息突然，但传播的很快。这位知青的父亲，据说是省上某局的局长，听说是他父亲亲自来说服的县上领导，放了人。确实有点滑稽，不是说要带领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这件事，对我和其他知青影响还是很大的。当年的招工机会都曾在我面前招过手，但我要参加招工回城，阻力还是很大。我曾填过两次招工表，但在公社这一关就被退回了，理由很简单，我的思想不够坚定，我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那一年，我曾送走了很多的知青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一队知青点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了。我不知道这种考验要到何时，也不知道今后的前途在哪里，非常的苦闷和焦虑。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举国欢腾。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我决定找公社张书记汇报一下我的思想，希望能获得他的谅解，真要是不行，我就死心踏地的做农民了。

张书记在工作间隙接待了我，他详细听了我的汇报后显得非常开明，他接受了我的想法，这让我很意外。他说，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并希望我以后努力学习，成为国家有用的栋才。

我的知青之路到头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开始走向了末路，历史又重新走向了正轨，那些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们，又可以自主的追逐梦想了。
但我们的梦想断了。历史似乎给我们开了个玩笑，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一切又从头开始，但早已物是人非了。

那饱含理想、磨难、奋斗、辛酸、迷茫和失落的知青岁月将铭刻在心。虽然我们付出了最宝贵的年华，但那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听从召唤、敢于奉献，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为理想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我整个生命中最有声色的一段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