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源是什么意思（华夏源头看新绛）
华夏之源是什么意思（华夏源头看新绛）孝陵遗址的下限约在4300年前，而陶寺遗址的上限正在4300年前左右，即陶寺刚兴起不久，孝陵便灭亡了，这也能说明陶唐氏进入临汾盆地在汾河之东建国不久，便将汾河以西的大夏国攻灭了。陶寺遗址的早期在4300年至4100年之间，考古发现了六座早期的大型王墓，这个时期为帝尧前后时期。往后的中期在4100年至4000年前，则对应于帝舜为代表的有虞氏时期，因而大夏之国的灭亡便与帝舜有虞氏无关了。所以应该是陶唐氏以上共六代的帝王，其中的某一代将孝陵的大夏攻灭的。孝陵遗址为200万平方米的面积，与陶寺早期宫城面积为56万平方米、遗存分布总面积为160万平方米相比，孝陵当然称得起是大邦之国的大夏。有学者认为“夏”与“下”同音，“夏”作为国号为“天下”之义。因而称大夏是因其聚落之大、国度繁华为天下大国，称西夏是因其在陶寺以西的汾水之西。“大”在晋南方言中念“特”，而“唐”也为浩大之义，晋南方言中同样也念“特”
文：薛俊其
“一千年文明看北京，三千年文明看西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山西晋南素有中华民族摇篮之称，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前些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襄汾陶寺发现了“尧都平阳”古城，面积为280万平方米，年代测定约在距今4300年至3900年(以公元2000年为基准，下同)之间。这处古城的早期和中期，分别对应于帝尧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的时代，被认为是“最初的中国”。然而对于“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来说，从具有直观可视性的古遗迹来看，陶寺古城的上限也仅在4300年前，那么5000年以来至4300年之前的华夏文明，在山西又要看哪里、看什么？
让我们先来看看《左传·昭公元年》中的有关记载。
尧舜之前的大夏古国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e)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征相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shen)。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曰唐叔虞。”《左传》中这段记载的大意是说，上古时东部有个高辛氏部族，其中的两支族人居于林木茂密之地，旧势力的一支首领为阏伯，新势力的一支首领为实沈，这两支族人时常发生争斗干戈不休。后来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对此不能容忍，便将阏伯一族迁往豫东的商丘，并主持观测大火之星也称大辰之星，以此来制定历法时节。往后先商族群迁到了商丘，取代了高辛氏的阏伯，于是大火之星又称商星。同时实沈一族被迁往晋南的大夏之地，并主持观测参星来制定历法时节。之后唐尧所在的陶唐氏一族进入大夏一带，便取代了高辛氏实沈族群居地的大夏国。再往后陶唐氏衰落，其后人所在的唐国成为夏商两代的属国。最后到西周之初周成王灭唐，周王室将同族的子弟叔虞分封到这里，叔虞因而称唐叔虞，其后人改国名为晋国。
从上可知，晋南一带在尧舜之前，就有一个高辛氏部族的实沈所建的大夏古国，这个大夏国不是后来大禹之子夏后氏夏启所建立的夏朝，夏启是借用了先前实沈所建的大夏的国号。《左传》中还多次提及晋国一带是“夏虚(墟)”、“大夏之虚”，指的就是以上实沈族人的居地大夏国，也说明这个大夏国距离晋国不会太远。《国语·晋语》中又说：“实沈之虚，晋人所居，所以兴也”，可见大夏之虚即实沈之虚，是在后来晋国之地的中心区域之内。从大夏国的名称来看，其地也应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所以距今年代在4800年至4300年之间，面积为200万平方米系仅次于陶寺古城遗址占地面积的新绛孝陵遗址，从时间顺序上和遗址规模上，都可以对应于当时实沈部族的居地大夏古国。
以下再看《逸周书·史记解》中的一段记载：“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这段话的意思为，以往西夏国的政治过分地宽容，而又不重视军队的建设，防御外敌的城郭也不及时修葺，军人更没有相应的职责。并且国家对臣下滥加赏赐，以致因为赏赐过度而将财力用尽，最后竟无钱用于赏赐了。于是唐国便出兵攻伐西夏，西夏国果然守城无功、军人不战，最终便灭亡了。以上所说的唐氏，即尧所在的陶唐氏之国，4300年前在陶寺骤然兴起。这个唐国其中的首领帝挚、帝尧，先后被天下四方各国公认为是部落联盟的盟主。在陶寺以南约40公里处，绛县的周家庄遗址也为龙山文化中的超大型遗址，中心聚落处在面积为200余万平方米的四周环壕之中。2007年~2012年期间组织过数次考古发掘，所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其文化面貌与陶寺类型很接近，年代与陶寺中、晚期大体相当。因其位于陶寺以南，有关遗存的年代也不在陶寺文化之前，所以周家庄遗址不可能是被陶唐氏所攻灭的西夏之国。而中原龙山文化仅有的三处超大型的遗址除了陶寺和周家庄之外，新绛孝陵遗址的方向正在陶寺以西偏南40余公里之处，地理位置与《逸周书》中所说的唐氏伐西夏的西夏之国相符，这个西夏国也即《左传》中所说的“大夏之虚”，和《国语·晋语》中所说的“实沈之虚”。
孝陵遗址为200万平方米的面积，与陶寺早期宫城面积为56万平方米、遗存分布总面积为160万平方米相比，孝陵当然称得起是大邦之国的大夏。有学者认为“夏”与“下”同音，“夏”作为国号为“天下”之义。因而称大夏是因其聚落之大、国度繁华为天下大国，称西夏是因其在陶寺以西的汾水之西。“大”在晋南方言中念“特”，而“唐”也为浩大之义，晋南方言中同样也念“特”，所以“唐人是因”取代大夏国之后，便将大夏的“大”改为同音同义而异体的“唐”，来作为自己的国名了。
孝陵遗址的下限约在4300年前，而陶寺遗址的上限正在4300年前左右，即陶寺刚兴起不久，孝陵便灭亡了，这也能说明陶唐氏进入临汾盆地在汾河之东建国不久，便将汾河以西的大夏国攻灭了。陶寺遗址的早期在4300年至4100年之间，考古发现了六座早期的大型王墓，这个时期为帝尧前后时期。往后的中期在4100年至4000年前，则对应于帝舜为代表的有虞氏时期，因而大夏之国的灭亡便与帝舜有虞氏无关了。所以应该是陶唐氏以上共六代的帝王，其中的某一代将孝陵的大夏攻灭的。
再从孝陵遗址所发掘出土的陶器、陶窑等遗存来看，这些遗存可分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两种类型，其中以庙二类型为多，因此大致上也可以说明，孝陵的晚期和陶寺的早期同时共存有一段时间，孝陵出现的陶寺类型遗存，是受陶寺早期的影响而产生的。往后则是孝陵衰亡，陶寺继续兴起，所以孝陵的衰亡是与陶寺的兴起有关的。《新绛孝陵陶窑址》一书中进一步认为，孝陵和陶寺“二者之间很可能发生过聚落重心的转移。”再据前述的《左传.昭公元年》和《逸周书·史记解》等有关文献的记载来看，这种聚落重心的转移是存在的，前者的《左传》中说“唐人是因”，即陶唐氏取代了大夏，同时也说明了在陶唐氏之前的大夏国，曾是晋南乃至中原一带影响力最大的中心聚落。而后者的《逸周书》中，更明确了陶唐氏是以武力将其西部的大夏国攻灭的。从此晋南的中心聚落，便从孝陵转移到陶寺了。
襄汾陶四遗址
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修编的《新绛县志·沿革》篇中，记新绛之地“唐为畿内地，有大夏之墟”，“虞夏仍畿内地”，即新绛在唐尧时期为尧都的近郊之地，并在唐尧时期已是大夏国的旧址故地了，到虞舜和夏朝时仍为都城的近郊之地。可见在民国时期主持修县志的前贤，也已经考证了在尧舜之前，新绛之地为大夏古国。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新绛县文化局副局长南福明就以上县志中对“大夏之墟”的记载，曾和县文化馆副馆长、副研究员蔺永茂作过探讨，当时蔺永茂就认为，“大夏之墟”应在今县城城郊的西北隅庄儿头村向北至孝陵庄一带。十余年后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证实了这一范围内的孝陵遗址，系龙山文化中年代早于陶寺遗址的一处超大型遗址。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也可与地方志中所记的“大夏之墟”相互印证。
唐氏伐西夏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说西夏国是因为“文武不行者亡”，这只是借口而已。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何驽教授认为，帝尧及陶唐氏是在4300年前，从垣曲盆地分化出来的一个族群而迁往陶寺的。所以在此之前的陶寺之地，应是人烟稀少的地区，陶唐氏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天下之中的“最初的中国”都城，需要大量的各行各业的工匠修造宫殿城池、加工制造各种用具用器，以及众多的农业、畜牧业的劳力，来生产提供粮食和副食品。而孝陵的大夏国经过大约五百年的发展，此时已经是原始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大聚落，比如从目前仅发掘了整个聚落面积的0.05％来看，就发现有43座烧制陶器的窑址，其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中也是甚为罕见的。而陶寺遗址中的陶窑数量，目前也仅发现为12座，所以陶唐氏在建国之初，是需要大夏国在物质方面给予大力支撑的。《韩非子.五蠹》中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麂，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又见尧为天下共主时，仍然住茅草屋、吃粗糙粮、喝野菜汤、穿麻布衣。可以想象，与此同时作为天下最大的手工业之都的孝陵大夏国，恐怕这里真的是“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即看护大门的人，也比做天子的尧王爷的吃喝穿戴都要好得多。如前所述，唐氏伐西夏的借口之一，就是这里的福利发放多得让人出乎意料。以上古文献中的纪述都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仍有参考价值，因而也许是陶唐氏当初要从大夏国征调大量的工匠和农夫，去到陶寺参加都城的建设，当时物质条件比建国之初的陶唐氏要甚为优越的大夏国，怕是甚少有人愿意前往环境艰苦的陶寺之地的。于是陶唐氏便借机将其攻灭，强行将大夏之民陸续迁到陶寺之地，同时陶唐氏也解除了卧榻之侧的忧患。作为“最初的中国”的陶寺尧舜都城，其物质文明的建设创造者，来自新绛孝陵大夏之国的工匠和农夫们，应该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约在商周之际，古人将天空中黄道带上的星宿，自西向东划分为十二个区域称十二星次，其中的觜、参两组以实沈命名，曾经建立大夏古国并主持观测参星的实沈，成了十二星次其中的一个名称。同时古人又将大地之上的州、国相应划分为十二个分野区域，与十二星次相对应，其中西周至春秋晋国一带的区域对应于实沈，实沈也为晋国地域的标志星。直到明清时期历次修编的《绛州志》，绛州的地域分野均记为“实沈之次”。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老先生做过一个比喻，将各地发现的史前文化的众多遗址，称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满天星斗”。那么近五千年之前实沈所建的大夏古国留下来的孝陵遗址，如同实沈所代表的三颗铮亮的参星，当是华夏文明早期满天星斗中更加令人注目的灿烂亮星。
《诗经·唐风》里收录了3000年以来，西周晋国人描述新婚之夜情景的《绸缪》一诗，其中以“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星转斗移的动态背景，来衬托洞房中的新人缠绵缱绻、温馨甜美的心境。“三星”即参星，诗中也折射出“实沈之虚”的人们对参星的独有情钟。时至今天，新绛一带的年长者们到了腊月的夜晚，见到夜空中自上而下排列的那三颗铮明的“写秀”(星宿)将要到达正南方时，便会随口说起：“参照〈正)了，年到啦”，即是“迁实沈于大夏，主参”以来的世代记忆，至今在民间仍然有迹可寻。
考古发掘的惊世再现
孝陵遗址位于新绛县城以北3公里处的三泉镇孝陵庄村北部，地处临汾盆地的西南边缘、汾河以北的台地之上，背靠九原山西端，西侧为鼓水河。遗址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000米，面积为20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为4800年~4300年。1954年被发现，2003年~2004年修建侯禹高速公路时，山西考古研究所对此进行了重点勘探和适度发掘，发掘面积为1100平方米。据调查、勘探和发掘得知，孝陵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其中庙二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的东部，陶寺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的西部。
2006年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了《新绛孝陵陶窑址》一书，由上海古藉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整理和介绍了发掘出土的陶窑址等遗存资料，并对遗址的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进行了公布。2018年6月，山西大学高宏亮发表了《新绛陶窑址遗存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重点对孝陵遗址出土的陶器、陶窑等遗存，与周边各地同时期的遗存作了较为祥尽的对比研究，对类型谱系的构建作了探索。根据以上考古发掘报告资料和有关研究，我们再来看看孝陵遗址出土遗存中的有关亮点，并对此提出一些粗浅的见解。
烟火锦簇 昼夜不息
孝陵遗址的考古发掘选择了北部的三个区域，I区位于鼓水以西，Ⅱ区和lll区位于鼓水以东。其中发现的陶窑均在Ⅲ区，共有43座之多。属于庙二文化的41座，工作坑15个。属于陶寺文化的有2座，工作坑1个。《新绛孝陵陶窑址》一书的内容简介中说：“在以往的史前考古发现中，陶窑的发现非常少，且分布比较零散。此次发现的陶窑仅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就多达四十余座，成群分布，有一定的布局和规模。”高宏亮在前述的研究论文中认为：“孝陵陶窑址，是国内目前庙二和龙山时期考古发现中最为规模化、专业化、分工化的手工业作坊群之一。”同时高宏亮的以上研究中还认为，“孝陵的制陶生产是延续不断的，工匠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自然也是连续不断的。”
从上可见，在近五千年前的新绛九原山南麓、鼓水河两岸，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座天下罕见的以制陶业为主要特色的手工业加工生产的大都市。在这座大都市中，陶窑连片、鳞次栉比，火烟锦簇、昼夜不息，专业工匠、云集汇聚，生产工序、鱼贯雁比，盆钵釜罐、层出叠见，琳琅满目、种类纷繁。
有学者曾作过测算，陶寺古城在兴盛时期人口约有1.4万。据此来看，面积约为陶寺遗址70％的孝陵遗址，当时的人口应该也有1万人左右，与改革开放之前新绛县城的城市户口人数大致相当。前已提及，作为尧舜都城的陶寺，所发现的陶窑仅有12座，而人口数量较低于陶寺的孝陵，陶窑竟有43座且是专业化、连续化生产的，那么这个大夏古国成年累月昼夜不息地来生产各类陶器，其生产量是远大于本聚落的消费量的，因而除了本聚落自产自用外，大部分的陶器产品应该是做为商品来对外销售的。同时在陶寺文化时期，也有可能有一部分陶器是为陶寺定制或上贡的。考古学者何驽教授认为，六千年前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文化时期，就可能出现了“彩陶商品化”。那么距今近五千年以来，孝陵陶器的商品化更是有可能的了，当年的这里当为中国最早的陶器加工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大都市，而让这个大夏国赚得盆钵满载。
孝陵出土的陶器种类有30种以上，分别为鼎、斝、釜灶、扁壶、豆、杯、盆、罐、缸、瓮等等。其用途应该分为日常生活器具、上层贵族使用的奢侈器具、祭祀礼器、陪葬冥器乃至葬具等。在距今近五千年前中华文明之初的新绛人，就在这里开创了华夏工商业分工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先河。
蒉桴(kuai~fu)土鼓 王者重器
在孝陵遗址中，出土有一件“鼍(tuo)鼓”的陶质残件，高宏亮的研究论文中认为应该是土鼓残件，笔者认同这一看法。因为鼍鼓的鼓身是木制并外涂油漆，而土鼓的鼓身是中空的陶器。土鼓形似口小腹大的坛罐，上口蒙鹿皮，在当时和鼍鼓同为重要礼仪场合才使用的打击乐器。《礼记.明堂篇》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说是神农氏或尧时的鼓乐，鼓是泥土烧制的，鼓槌是用草和泥抟成的，吹奏的乐器是芦苇竿做的。所以蒉桴土鼓后来成了一个成语，引伸为虽然原始简陋，却有开创和示范的意义。《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中说，“帝尧立，……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即尧做天子时，用麋鹿的皮蒙在陶质的中空器物上做成鼓来演奏。
在陶寺早期的王级大墓中发现的陪葬乐器，为鼍鼓一对、土鼓一件、石磬一件的固定组合形制，被认为是开创了华夏礼乐的先河，又见其中的鼍鼓和土鼓皆为当时的王者重器。而孝陵考古发现的土鼓，在当时是本聚落的首领所拥有的御用乐器，还是为陶寺的王者定制加工的？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研究来加以揭示。
高端制品 特色器具
孝陵遗址中出土有一件造型古朴的鸟型陶塑，表面经过磨光处理，鸟身为中空，眼睛、尾部和喙部形象生动，可能是某件贵重器物上的附属物件。还有一件用途不祥的靴形器，及一件素面磨光的陶环。以上这些器物显然不是日常用品，而可能为祭祀礼器，或是供上层贵族专用的奢侈品。
另外在孝陵遗址的陶器中，还发现有一种少见的扁壶，形似后世军人行军时所携带的水壶。同类器物仅出现在邻近的侯马东呈王、曲沃方城、绛县周家庄和襄汾陶寺这几处遗址中，所以扁壶应该是具有地方特色器物的代表作，是同一文化圈的地域文化的反映。而这一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地域，与《左传》中说晋国之地为“大夏之虚”相吻合，也即陶寺古城出现之前的大夏古国的中心区域。需要提及的是，陶寺遗址所发现的两个朱书文字，就是书写在扁壶之上的，这两个字一个是“文”，另一个是“尧”或其他，是四千多年前中国已有成熟文字的唯一实证。虽有学者认为，扁壶是一种汲水器具，但陶寺的文字为何要书写在扁壶之上？至今仅有何驽教授认为，当时是作为厌胜之物的，看来这种扁壶并非是一般的生活用品。
坩埚熔炼 有待奇迹
在陶寺遗址中，曾出土有以砷铜铸造的铜铃、齿轮器、铜环及铜器残片等，其中的铜铃是以中原地区首创的复合范技术铸造的，但是在陶寺末见有相关的铸铜作坊和铸造工具用具的发现报道。而在孝陵遗址中，发现有一些器物内壁有较多的小孔或黑斑，其中的一件口径为33唐米，壁厚为2厘米，应是铸造所用的坩埚。
坩埚是铜器铸造的主要器具
坩埚是铜器铸造的主要器具，在铸造时放置铜锭于坩埚内，并以炉火加热坩埚使铜绽熔化，再将液体的铜汁浇注于范腔之中而为铜器。陶寺出土的数件含砷的青铜器均为中期的产物，而孝陵遗址的下限应该早于陶寺中期，由此推测，陶寺的青铜器铸造应是从孝陵传承而来的。近年来的有关研究中，有认为中原和陶寺的青铜铸造技术，是从欧亚草原经陝北的石峁古城辗转向南传入之说，只是复合范技术属中原一带的独创。而从近年来发现的闻喜千斤耙铜采冶遗址，和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来看，虽然这两处遗址均活跃于夏商时期，但是皆发现有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可见陶寺和孝陵的青铜器铸造，铜矿石原料有可能是来自附近的中条山，其铸铜技术也应该是在晋南本土发展起来的。
以往考古界的认为，人类社会从原始进入文明的标志，是城邑、青铜器、文字和祭祀礼器神庙的出现。从孝陵遗址目前仅为0.05％面积的考古发掘来看，除了文字之外，其余的三项在这里已经初见端倪，至少文明的雏形已经出现。所以我们也期待在今后，考古工作者能对孝陵遗址进行大面积的发掘来加以揭示，一定会有更多的奇迹惊世再现的。而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当城市和国家出现后，即说明了人类群体社会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程度，就已经达到了较为高级的文明阶段。据此说来，目前所发掘揭示出的孝陵陶窑址，已反映出近5000年前这里的陶器生产，就已经处在规模化、专业化和分工化且连续生产的发达程度，这个大夏古国在当时也处在了进入文明社会的阶段上了。
华夏文明的早期曙光
在距今6000年至4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围绕运城盐湖为核心的地区，是仰韶文化中庙底沟类型的发展期。而在距今5000年前左右的庙底沟文化晚期，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陸续开始一路北上中原，山东、苏北和豫东的大汶口文化也接踵向西发展，二者对中原形成了包抄之势，可能还有气候变冷等自然方面的因素，导致庙底沟文化立足中原强势向四周扩张的彩陶文化，在4800年前的面貌突然发生了变换，一转而为以粗放的横篮纹的灰陶为代表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庙二文化处在由仰韶向龙山文化发展的过渡期，也属于广义上的龙山文化。在晋南一带，继庙底沟以来的庙二文化持续发展了大约有500年的时间，最终临汾盆地的庙二文化又蜕变而为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文化。而之前在大汶口文化东进时，《左传》中所说的“迁实沈于大夏”，即东方的高辛氏族群有一支向西迁徙到大夏之地，正是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西进历史中的片段记忆。
高辛氏的实沈率族人从东夷进入晋南后，其族群在汾水之北的九原山下驻足，在此建立了一个名曰大夏的城邑，而为庙二文化中的第一超大型聚落。目前在国内各地所发现的与孝陵遗址同时期的上百万平方米的城邑，有山东日照两城镇古城，年代距今为4800年至4000年，面积为100万平方米，1934年英国牛津大学编著出版的《世界史便览》一书中曾称：“公元前2800年至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州最早的城镇”；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年代距今为5000年至4300年，面积为120万平方米，被认为是史书上所记的“南蛮”之地的三苗古国；浙江杭州良渚古城，年代距今为5300年至4300年，面积为290万平方米，被认为是《鹖冠子》中所记的成鸠氏古国。从上可见，当时在中华大地上仅有良渚古城的成鸠氏古国可与大夏古国相匹敌，孝陵遗址上的大夏古国堪称为中国北方最早的第一大城市。
与众不同的是，庙二文化的遗址有不少都是与庙底沟一期文化同处一址的，而孝陵却象是从开端就为庙二文化。任何一种考古学上的文化都是有其源头的，因而孝陵庙二文化所承袭的当地土著仰韶庙底沟文化，其聚落遗址又在哪里？从孝陵遗址的庞大体量来看，其周边还应该有一个年代更早且规模较大的庙底沟一期遗址为其源头，这就只能是从孝陵往北约15公里处、属仰韶文化大型遗址中的光村遗址。资深考古学者严文明老先生曾说：“解决了由仰韶向龙山的过渡，等于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对证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方面，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而光村遗址作为仰韶文化中的大型遗址，和孝陵遗址作为龙山文化中的超大型遗址，其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有过渡的关系，对此加以探索研究，也应是阐述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一项重要课题。虽然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需要以有关的专业学者来做，而作为地方文化的热切关注者，对此也应该积极地提供一些线索。
光村遗址位于新绛县泽掌镇光村村北100米处的阶地之上，背靠吕梁山，面向九原山，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500米，面积为50万平方米，周边还有程官庄、泽掌、王金、小聂、黄土坡等数处遗址拱卫。1993年经全面调查和复查后，认为其遗存涵盖了仰韶早期至庙底沟一期、半坡晚期、西王村三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历经仰韶早、中、晚期直到龙山文化的早期并几无环缺。1996年发表的《山西新绛光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中又提出，其中最晚期的遗存中，出现了以灰陶为主的釜形斝、鼎、夹砂罐等器物，“相当于庙底沟第二期”。这就基本上可以说明，以庙二文化为主体的孝陵遗址，是承袭了光村的庙底沟文化而来的。换句话说，有可能是在实沈建立大夏国之前，是将光村作为根据地的，但是光村在外来的大汶口人口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聚落所需的自然水源已经不足，却时有从吕梁山而来的山洪袭扰，同时族群的生存也不需要在山林近处过多地依赖狩猎活动等原因，于是实沈便在向南15公里距离汾河的近处另择新址，选定了鼓水河边孝陵村北的一马平川，来发展新兴的手工业制陶产业和陶器商贸。先民们约在4800年前从光村走向孝陵，这也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发展。
而在孝陵之前的光村，也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屈指可数的大型聚落遗址。再看与此同时期较大型的遗址：陕西西安杨官寨遗址，分布面积虽为80万平方米，但处于四周环壕之内的中心聚落，包括壕沟的面积仅为24万余平方米，年代上限在6000年前的庙底沟早期，到庙底中期的5500年前就消亡了；河南灵宝西坡遗址，面积为40万平方米，是在庙底沟中期5500年前出现的，历经庙二早期在4500年前中止；近两年来被媒体热爆为“河洛古国”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中心聚落处在三重环壕之中，最初在内壕之中的聚落面积仅为10万平方米，出现在庙底沟偏晚期的5300年|前。到庙底沟晚期时挖掘了中壕，面积才扩大到14万平方米。最后在庙底沟晚期至庙二早期挖掘了外壕，面积达到约150万平方米，在庙二中期的4400年前中止。与以上近年来新发现的庙底沟文化大型遗址相比，面积为50万平方米的光村遗址，依然仍为庙底沟文化核心地区的第一大聚落，且历时最长在两千余年间未有中断。
庙底沟文化以双唇口尖底瓶和红底黑彩的彩绘陶器为代表，又有彩陶文化之称。彩陶文化一经出现，便以其华美的特色，而强力向四周扩张。具有花瓣图案纹饰的彩陶以晋南、豫西和关中以东为中心，幅射区域东至泰岱、西至湟水、北至河套、南至淮汉以至跨过长江到达洞庭湖之南。这不仅是史前的一场长久持续与接力传承的艺术浪潮，考古学者何驽认为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彩陶商品化，而韩建业更认为：“彩陶可谓是史前中华文化之魂，彩陶的起源、发展，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脉博相通”，彩陶文化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回头再看光村遗址，这里在庙底沟时期是处于繁荣的阶段，所发现的彩陶遗存色彩图案十分繁缛华丽，除了典型的红底黑彩之外，更有大量的黑、白、红三彩，和以黑色为主用白色勾边的花纹图案，这在同类型的遗址中仅在新绛汾南的马庄遗址有发现，应为光村的主要特色之一。当时光村的先民们不仅将彩陶艺术发挥到了艳压群芳的极致，而且也应该是光村当年作为彩陶文化核心地区最大中心聚落的有意凸现。其中的黑白红三彩和黑彩白边的彩陶器具，有可能是供聚落中的上层人物专用的器具和祭祀礼器，及做为馈赠贵宾的外交礼物，乃至作为彩陶商品化之中的高端艺术奢侈品。
庙底沟文化中的彩陶，以灵动变幻的花瓣图案为多见。著名考古学者苏秉琦老先生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中说：“今日所言之华人，实为花人，而这儿的所谓‘花’，放在史前文化中来看就是庙底沟文化的花瓣纹”，可见中华之义，最早是从中原彩陶文化中的花瓣纹饰而来的。历史学家范文澜老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中说：“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的始祖”，又见华族也即黄帝部落联盟集团的名称，这一名称也当源自彩陶文化中的花瓣，而为黄帝文化的范围圈。再根据《诗经.周南.桃夭》中的诗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及佛经翻译中将“莲花”译为“莲华”，也说明华字的原义为花，华即神圣尊贵的花，而光村的多彩复合型彩陶花瓣，更具神圣尊贵且光彩华丽。光村彩陶花瓣的光华，孝陵实沈古国的大夏，二者在距今5000年前后经起承转合，并称而为“华夏”，华夏族群的称谓最早在这里出现，华夏文明的曙光最初在这里升起。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五千年的华夏源头在新绛。
鉴于孝陵遗址和光村遗址在上述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希望今后有关部门能对此两处遗址进一步加强保护，也期待与此相关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继续开展，并能在将来将此建成遗址公园，以作为“华夏文明看山西”其中具有可视性和观瞻性的展示园区。
2021.9.3.
2021.11月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