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代文豪收入（文豪也为金钱扰）

鲁迅一代文豪收入（文豪也为金钱扰）根据日记可以看出，1912年以后直到去世，鲁迅年入在2000元以上，还基本呈现上涨趋势。按照购买力来计算，他每年年收入都在如今的10万以上。鲁迅上海时一年最多达到了1.5万元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他穿成这样，很大原因如富冈羊一所说，是他自己“不修边幅”。（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96页） 鲁迅的经济状况，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载在他的日记里。从1912年5月5日入职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到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的24年间，鲁迅坚持写日记，共8800余条。他写日记的初衷是记录“信札往来，银钱收付”，形如账册。 中国在近现代最著名、地位最高的一位文豪，居然穿着这么寒酸，以至于连旅店的杂役都看不起？“破帽遮颜过闹市”，清贫如斯！果然，“鲁迅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不过，那一年是1933年，因为《两地书》的畅销，鲁迅的全年收入达到约一万元，

很多人都听说过鲁迅的一件趣事：

有一天鲁迅去大马路CathyHotel去看一个住在七楼的英国人史沫特莱，没想到搭电梯时，电梯司机并不理他，鲁迅催促他“到七层”，司机把鲁迅从头到脚尖骨溜骨溜地打量一通，说，“你给我出去！”

当鲁迅把这件事情向他熟悉的书店老板内山完造说起时，内山完造却觉得电梯司机的反应很正常：“头发翘耸耸地养到一寸多，简直像百䜩的形状。脸上蓬蓬的蓄着胡子。随随便便地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穿着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只有一双眼睛放射着异样的光彩。以这样子的神气跳进上海屈指可数的豪华旅馆的电梯，因而司机们没办法起来，也不是讲不过去的事。”

鲁迅像

中国在近现代最著名、地位最高的一位文豪，居然穿着这么寒酸，以至于连旅店的杂役都看不起？“破帽遮颜过闹市”，清贫如斯！果然，“鲁迅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不过，那一年是1933年，因为《两地书》的畅销，鲁迅的全年收入达到约一万元，从购买力来说，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万以上。1930年时，著名影星阮玲玉的年收入也不过一万。

1933年摄，这是许广平最喜欢的一张鲁迅照片，背心为许广平亲手编织。

鲁迅的经济状况，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载在他的日记里。从1912年5月5日入职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到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的24年间，鲁迅坚持写日记，共8800余条。他写日记的初衷是记录“信札往来，银钱收付”，形如账册。

根据日记可以看出，1912年以后直到去世，鲁迅年入在2000元以上，还基本呈现上涨趋势。按照购买力来计算，他每年年收入都在如今的10万以上。鲁迅上海时一年最多达到了1.5万元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他穿成这样，很大原因如富冈羊一所说，是他自己“不修边幅”。（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96页）

鲁迅定居在上海后，常去内山书店购书。1933年初夏，与内山完造摄于内山寓所前

（一）鲁迅的收入：妥妥的中产阶层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之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等地任职。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是教育总长。得益于许寿裳的推荐，再加上蔡周同为绍兴老乡，很快鲁迅得以进入南京的教育部。

1903年 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断发照

■1912年——1919年：靠高工资安稳生活

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北京。鲁迅5月到京，在教育部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佥事为荐任官，月薪为240元。之后鲁迅在教育部工作了14年多，除了最初数月仅领取津贴或“半俸”以外，自1912年10月之后，他的名义薪水在220-300元之间（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洋）。

1912年，辛亥革命后所摄

这每月两百多银洋，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

1912年到1936年24年间，中国市场上流通的主要为银圆（而非后来的法币），物价浮动幅度并不大。根据资料，1912年城市中的米价大约为3.4分钱，1银圆可以购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1角2分，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陈明远说，如果去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吃饭，2元钱一桌的“便席”，10个人都吃不完，菜谱有:

(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

(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

(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

(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陈明远:《二十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平》，《大众阅读报》，2002年第38期）

1923年4月15日，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等合影

我们可以把鲁迅的薪水和当时平民阶层的收入来进行比较：1918年，清华大学外籍教师狄登麦调查了北京西北部195户家庭，得出结论是“这些家庭的年收入从30元到269元不等，中间水平的家庭收入在每年90元到109元之间”。（［美］西德民．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邢文军译，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286—289页）这样看来，鲁迅在教育部一个月的薪水，够四口之家生活两年有余。

1916年，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进商务印书编译所工作，月薪只有24元。1920年丁玲到北京，她希望获得一个月收入约15元左右的书记位置，未得。而当时鲁迅每月有200多元入账的鲁迅，相当于现在月薪1.5万—2.5万，足够他过上比较优渥的“小资”生活了。

■1920年——1928年：局势动荡下的收入多样化

不过，这种安定的工作、生活状态过了几年就被打破。1920年以后，政府财政情况恶化，教育部职员薪水被严重拖欠。每月300元的收入成了“名义收入”，实际到手的数目远远不足，有时到手2/3，甚至常年拖欠不发。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不得不开源节流。1920年8月，鲁迅受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兼职讲师，之后又在女子师范学校、中国大学等校兼课。兼课的收入不高，鲁迅在北京大学每周讲课一小时，收入为18元。其他学校有的10元（中国大学）、有的6元（黎明高中），有的义务讲课，对鲁迅的收入仅有小补。

1918年，鲁迅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因为撰稿作者大多是有稳定收入的中等阶级，无需稿费谋生，《新青年》当时并不给作者稿费。。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恶化，尤其是由政府薪水所供养的公职人员收入大大降低，原本可有可无的稿费现在也成了生活中的重要收入来源。1923年，鲁迅日记中首次出现获得稿酬的记录，本年度稿酬69元。到了1924年，稿酬及版税大约700元，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而本年度从教育部实得薪酬不过1082元。

《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

鲁迅生活的一大转折点发生在1926年。这一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鲁迅发表《记念刘和珍君》等数篇文章之后，居然被段祺瑞执政府列入通缉名单。北京局势变幻，7月28日，鲁迅收到了刚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旅费，动身离京。1927年2月，鲁迅转赴中山大学任职。但他在广州却生活得不是很顺心，加上傅斯年决意聘请顾颉刚来中山大学，鲁迅4月29日即将聘书寄回辞职，学校当局6月6日同意。

1926年11月17日，与厦门大学教职员合影，第四排右起第一人为鲁迅

1926.1.2年摄于厦门。鲁迅在照片的衬纸上写道：“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1926年到1927年间，鲁迅的收入看起来还比较丰厚，主要靠大学支付的薪水。1926年的收入中，稿酬和厦门大学薪水就达到三千元，总计达到四千余元。1927年，鲁迅的进账超过三千五百元。

1927年8月19日，与许广平等在广州合影

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10月8日，鲁迅搬到景云里23号，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就在上海度过。就在鲁迅抵达上海的前两天，大学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任院长，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任秘书。大学院设立了特约著作员，延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使其“专心著述而不兼他务”（见许寿裳1927年10月20日给鲁迅信），每月给付300元（大约折合现在一万元）。12月18日，鲁迅收到大学院送来的聘书和本月份薪金。直到1931年12月的四年零一个月中，鲁迅每个月都有这稳定的300元。这解了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燃眉之急。

这几年间，鲁迅维持生活的钱财来源比较杂，也是他一生中最不顺意的时期。

1928年3月16日，在上海景云里寓所中

■1929年—1936年：靠版税收入步入小康

鲁迅的著作长期由北新书局发行，北新书局的负责人李小峰是鲁迅在北大的学生。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100元和《奔流》杂志编辑费100元。到了1929年，鲁迅发现北新书局克扣了他的大笔版税，找律师与之谈判。北新书局与鲁迅庭外和解，北新书局与鲁迅重新核定了积欠的版税数额，于1929—1930年间向鲁迅支付了约两万元版税。按照陈明远说法，这笔版税相当于鲁迅全部著述稿酬的40%。这是鲁迅经济生活的大转折。手头有了钱的鲁迅，这两年光是购置图书就花了3800元，相当于如今的十万块。

在上海期间，仅靠稿费、版税等等，鲁迅已经能够维持比较富裕的生活。1927到1936年间鲁迅的收入如下表（转引自韩大强《鲁迅由北京官场转向上海文场的心路历程———基于鲁迅日记中关于经济收入记载的分析》，《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2期）

日本学者花登正宏在研究鲁迅的经济生活时，指出当时上海的四大百货大楼之一的永安公司，男职员年薪是600元，还不到鲁迅一个月的收入（花登正宏著，解泽春译：《鲁迅的经济生活》，《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

当代有的鲁迅研究者认为，鲁迅从此就成为了“富翁”，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鲁迅的月入基本都在万元以上，但在兵荒马乱、军阀纷争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笔钱远远称不上“富翁”，顶多可以说是不愁衣食的“小康”。

（二）为什么鲁迅看起来这么拮据？

具有这么高收入的鲁迅，本应过着优裕的生活，可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感受不到他是个年入数十万的富人？

鲁迅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清贫的作家。这可能受到了各种鲁迅画像的影响。在这些鲁迅肖像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神矍铄、坚毅沉默的中年人形象，其气质与“富户”断无关联。

在与鲁迅关系最亲密的亲友笔下，也强调了鲁迅的“朴素”。 许广平说鲁迅的膳食是“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还用废纸做信封，许寿裳说鲁迅“三十年间始终维持着最朴素的学生和战士的生活”，所谓“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他的寝具一向是用板床薄被，到上海后，才改用最普通的铁床。书桌旁边放着一张藤躺椅，工作倦了，就在这椅上小坐看看报纸，算作休息而已。（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1930年9月25日五十岁生辰，鲁迅、许广平、周海婴一家三口摄于上海

鲁迅何至于此？为什么月入丰厚，却仍然这么“不精致”？钱都花哪里去了？鲁迅买房、买书、买碑帖书画的花销固然甚大，但应当不至于穷困到这种穿廉价鞋子的程度。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原因：

■鲁迅是穷过的人

1896年，鲁迅的父亲病逝，年仅三十六岁。此时鲁迅的祖父也在狱中，开销亦很大，周家迅速从小康穷落下来，四五十亩水田几年里都卖掉了。1898年，鲁迅带着八元川资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之后而矿路学堂。许寿裳谈到鲁迅在南京求学的经历时说，“他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绔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这是他逝世以后，母太夫人才告诉我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及至到日本留学，虽然生活尚能支持，但囊中还很羞涩。回国之初，他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老师，许寿裳说他“仍旧着学生制服，夏天只做了一件白羽纱长衫，记得一直到十月天冷为止。”，可见手头仍不宽裕。直到受蔡元培和许寿裳之助入教育部，他才算暂时摆脱了穷困的阴影。

长期处于穷困之中的人，对于金钱会更加敏感，时刻担心返贫。1912年起，鲁迅看起来已经进入高收入阶层，但他耗用也很大，每月光是寄回给绍兴老家给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的100元，就超过月薪的1/3。

朱安

许广平

1920年起，教育部职员的工资频繁被拖欠，1921年和1922年仅能领取薪俸2/3左右，甚至连这2/3都领不到。比如1921年1月，鲁迅完全没有收入，1921年11月份，所有280元收入全部是向他人的借款。而这段期间，周氏兄弟与老母亲共同居于八道湾，鲁迅要承担一家的生活费用。更糟糕的是，在这个时候，掌握家政的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

鲁迅和周作人月入合计六七百银元，堪比如今三万元，交给羽太信子之后，竟然经常入不敷出。许广平记录道：“我（即鲁迅）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羽太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有六百余银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据鲁迅说，那时周作人他们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花光之后，就来诉说没有钱用了，这又得鲁迅去借债。”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

离开八道湾之后，鲁迅不用再负担那么多人的家用，财务压力有所减轻，但政局动荡，要想安心过日子也不容易。1925年4月29日，鲁迅写了著名的《灯下漫笔》，他说，“我记得我那时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终于以七折换成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在那个年代，财富骤然缩水1/3都是很平常的事。军阀之间连年混战，哪天成了难民都有可能。太平年月里，生活费低一些也能撑过去，战争时期，货币的稳定性是完全说不准的。这种情况下，怎能不为钱财忧心？

■政治局势风起云涌

鲁迅一生所经过的政治局面可谓风诡云谲，常常呈现出不明朗甚至倒退的局面。我们可以看看1925—1926年间鲁迅的遭遇：

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8月，教育总长章士钊提出停办女师大的议案获通过，数日之后，章士钊呈请免去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

1925年11月28日，北京市民举行示威游行，捣毁了章士钊等人住宅。年底，在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学生的易培基取代章士钊任教育总长。1926年初，鲁迅恢复教育部原职。

1926年3月18日，爆发“三一八惨案”，刘和珍君等身亡。段祺瑞政府通缉李大钊、易培基等人。3月26日，《京报》报道，另有一份五十人通缉名单，鲁迅、许寿裳等赫然在列。之后一个月，由于遭通缉及奉军进攻北京等原因，鲁迅多次离家避居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地。住在“一间破旧什物的堆积房”，“夜晚在水门汀地面上睡觉，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1926年4月2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两天后杀害李大钊。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这两年的风云激荡。在这种情况下，月收入两三百银元（1924到1925两年间，鲁迅从教育部获得的月均薪俸大约为114元）的所谓中产阶级，真的能过上安逸的生活吗？

1924至1925年，鲁迅出版了《彷徨》

到了上海以后，受益于《呐喊》《彷徨》和《两地书》等著作的流行，鲁迅的版税收入大幅度增加，但这时也并非没有财务压力。起码我们能看出1934-1936年间鲁迅收入显著下降，这是因为国民党对于图书报刊的审、查、封、禁愈发严格，鲁迅的书经常被查封。更何况，他常常抨击政府、与人笔战——虽然我们现在读鲁迅的杂文，感到锋利如刀，快意直爽，但写出和发表这样的文章，鲁迅是要冒险的。增田涉和内山完造都提到过鲁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

内山完造说，“有一次，他过来问我，他的钱够不够半年的伙食费——他的钱有些是放在我这儿保管的。我回答说有，他就说：是吗？我刚想跟人打笔仗呢。这笔仗一打，约有半年是没有收入的了。”（《我的朋友鲁迅》，第143页）

增田涉曾复述鲁迅的话：“为了反对政府，我是准备好了钱才干的，就是受到迫害什么都做不了也有饭吃。大部分人不做好准备，一受到压制就败下阵来了。”

柔石遇难后，为释母亲悬念，鲁迅与许广平母子摄于1931年7月

为了以防万一——被查封、被迫害而造成的长期没有收入，鲁迅必须保持大量的储蓄。这笔积蓄不单单为自己和许广平考虑，还要为母亲鲁瑞等人考虑。1931年时，鲁迅告诉增田涉，他一个月的基本开销是四百元，“生活费二百元（编者注：包括房租、伙食以及佣人工钱）、买书钱一百元、给母亲寄一百元———还说，周作人在北京但不管母亲，所以我得寄。”直到鲁迅去世以后，许广平还每月给北平的母亲、朱安寄生活费，这些钱财都是从鲁迅的积蓄中来的。

1930年9月25日，海婴与鲁迅合影，鲁迅在照片上题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岁”

■健康问题长期折磨

鲁迅是个长期的病人。许寿裳曾说，鲁迅爱吃辣椒。在南京读书时，鲁迅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成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病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胃病还只是鲁迅身上诸病的一种，鲁迅日记就是一部病痛记录。许广平一直强调鲁迅的健康问题，她说，以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代的鲁迅，就因“无日不处于忧患中”，折磨得他“胃痛”、“神经亢奋”、“头脑岑岑然”、“齿痛”、“头痛身热”、“咳嗽”，就1913年中，1、2、3、5、8、10、11、12的几个月中都记录着各种病痛，而这些又互有关连的，如：睡眠不足疲劳，用脑多的人易患牙周炎，又兼龋齿……又多构思则血集于脑，牙患也影响于消化，而消化力弱了，鲁迅的胃病，其实还是因忧思过多，消化不良之故，但似乎一直没有彻底研究病由。至于咳嗽、发热之缘于肺病，恐是早年已感染而不自知，或以为晚年肺病无碍，故不警惕注意。（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当时去医院看病耗费颇大。鲁迅因为父亲之死看多了庸医面目，因此不大相信中医。他看病买药只去外国人开的洋医院，其费用显然很高。比如鲁迅多次带海婴去日本人开的诊所就诊，诊费大多为4元以上，最低也要两元多。1933年2月，为海婴看病6次，花钱24元，折合如今近千块钱。只是鲁迅所信任的日本医生须藤，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医术之高明程度和医德，都颇值得怀疑。在鲁迅去世后，须藤居然假造“病历”发表来掩盖误诊责任，实在令人所不齿。

1933年全家合影

■版税收入并不稳定

在1927—1928年间，鲁迅的版税、编辑费收入不算多。他后来被渲染成“作家中的富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1929年催收了北新书局长期拖欠的版税，从而在两年内总入账达到三万元，相当于今日大约百万。但这笔收入是多年以来的积欠，并非年年都有。1932年，鲁迅的版税收入就只有约五千元了，堪堪维持家用。因此鲁迅对于“每年版税有一万多元”的说法是嗤之以鼻的。

许寿裳说，“他的生活只靠版税和卖稿两种收入，所有仰事俯畜，帮助朋友，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尽出于此。但是版税苦于收不起，卖稿也很费力，只看那《死》中的一句云:‘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便可窥见他的隐痛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

1933年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合影于宋庆龄住宅。当时鲁迅接到宋庆龄的邀请会见萧伯纳

增田涉也说，“据我所知，他的收入只是版税，稿费像他那样有地位的一千字也就两元，再说，他写的净是短文也挣不了多少。”可见在这两位比较熟悉鲁迅的朋友眼中，鲁迅是断然称不上“富翁”的，顶多也就是个衣食无忧的“小康”罢了。写稿卖稿，收入波动较大。一段时间书卖得好，收入自然较好，如果销量不畅，收入就骤然下降。这就逼得他要多作储蓄，以未雨绸缪。

■编印书刊靡费甚多

鲁迅的开销中，还有一部分比较特殊，那就是他实际上还是个图书行业的“个体户”，必须留出一部分钱作为“流动资金”。

鲁迅设计的《珂勒惠支版画集》广告手稿

内山完造曾说，当时在中国，出版社常常并不预支给作者稿费，反而花作者的钱来出版。“出版社迟迟不给稿费，所以经济上一般就由我来帮忙填补，填补的这些就充当了生活费。”（《我的朋友鲁迅》，第200页）这一方面体现出鲁迅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另一方面也说出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特殊情况：作者常常要自己去买纸、自己去联系印刷厂、自己垫资进行出版，而且一垫进去就是数百元，这是穷困青年们所支付不起的。

作为著名作家，鲁迅不但自己对书刊编辑有丰富的经验，长期与书商打交道，他对于书籍的整个出版流程都非常熟悉。再加上到上海之后财力充足，有一定经济基础来进行操作，因此鲁迅不但付出大量金钱直接接济穷苦青年（鲁迅接济他人的钱款大约有上万元），还不惜精力垫资、垫精力帮助文学青年们出版著作。

为了向中国青年提供丰富而优秀的中外美术资料，他还自费印行了包括《士敏土之图》《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在内的十八种画集，还有十七种准备印行，举办外国木刻展览会三次，作为中国美术爱好这应该体会的“中国的遗产”和“外国的良规”。（见杨永德、杨宁编：《鲁迅最后十二年与美术》，代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他曾经在《文坛三户》中颇有深意地说：“至于掏腰包印书，仗奁资出版者，那是文坛上的捐班”，很显然，这是他对自己的自嘲。

珂勒惠支自画像

（三）结语

鲁迅曾说，“穷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这固然说的是国民心态，但也大可以用来形容个人的金钱观念。

作为一个穷困潦倒过的人，鲁迅非常清晰地知道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国民政府日渐腐败、衰颓之后，他看到了这个政权的穷途末路，激烈地进行抗争——为国家抗争，为民族抗争，也为自己抗争。鲁迅从来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清谈客，他向来强调物质财富是生存之根基，他很直白地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他也强调付出劳动而获得经济收入的天经地义，因此他多次谈到索薪。在小说《端午节》中，鲁迅借方玄绰之口说，“你看，还说教书的要薪水是卑鄙哩。这种东西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1926年7月21日的《记“发薪”》一文，公开控诉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9240银元。

鲁迅的经济生活，需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需要结合他自身的家庭状况来看。如果单单看他月入数百元，可能会惊奇于鲁迅原来从来不是一个穷人。但是把他放到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就会恍然大悟，他固然不为衣食发愁，但还有为妻儿亲友所计的远虑。对鲁迅的经济面貌评价，要全面而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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