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知青的下场（女知青为回城主动）
农村女知青的下场（女知青为回城主动）在供销社员不怀好意的暗示下，文秀走上了一条出卖自己的不归路。在供销社员的“开导”之下，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出入文秀的帐篷，从最初的每天一个到后来的两三个，有时候“一个才走，下一个就跟着进来。”供销员告诉她，场部的知青们差不多都走光了，他们有的送钱，有的托关系，有的耍无赖，总之各有门路。对于落单的文秀来说，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她是“一个女娃儿，莫得钱，莫得势”，如果“要回成都，娘老子帮不上她，只有靠她自己打开门路”。在《天浴》中，女主人公文秀原是一个刚满十八岁的纯真女子，涉世未深。在“知青下乡”的风潮中，她背井离乡，告别亲友，远赴荒凉的边疆农村。文秀最初本该和同学们一起待在奶粉厂做工，但却意外被藏民老金挑中，前往草原学习牧马。老金是一个底层藏民，在生活中给予了文秀无微不至的照顾，对她疼爱有加。因此，文秀十分信任、依赖老金。然而，她终究是一个年轻、恋家的城市姑娘。老金即使再温柔体贴，也改变不了她
《天浴》是严歌苓的一部短篇小说代表作，讲述了女知青文秀以肉体换取回城机会的故事。严歌苓的这部作品，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她对人性和女性的深度洞察，重现了特定时代下，女性在大环境中的“失语”现象，并借此照见了封建男权对女性的戕害和同化。
《天浴》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举国掀起了一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在这股历史洪流之下，天真纯洁的小姑娘文秀离开家乡成都，来到了荒无人烟的西部大草原，与底层藏民老金相伴牧马。
为了能够早日离开荒凉空旷的草原，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天真的文秀尝试了各种努力，却不尽人意。随着内心对自由的渴求越发强烈，文秀禁不住诱惑，决定以出卖贞洁换取回城的机会，却一步步走向了堕落的深渊，终至毁灭。
1998年，陈冲将这部作品以电影的形式搬上荧幕，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节金马奖五项大奖。影片《天浴》在还原原著的基础上，通过细节刻画将小说人物体现得愈发细腻丰满，而李小璐更是将文秀这一形象生动演绎，成为电影史上难忘的经典。
在《天浴》中，女主人公文秀原是一个刚满十八岁的纯真女子，涉世未深。在“知青下乡”的风潮中，她背井离乡，告别亲友，远赴荒凉的边疆农村。文秀最初本该和同学们一起待在奶粉厂做工，但却意外被藏民老金挑中，前往草原学习牧马。
老金是一个底层藏民，在生活中给予了文秀无微不至的照顾，对她疼爱有加。因此，文秀十分信任、依赖老金。然而，她终究是一个年轻、恋家的城市姑娘。老金即使再温柔体贴，也改变不了她想要回城的心愿。
在这个连喝水、洗澡都困难的边疆地带，文秀掰着指头过日子，日日夜夜盼望着厂部的人来接她回去。好不容易挨到了最后的日子，她每天将辫子编成五股，系上纱巾，在牧场焦灼又兴奋地等待着组织上的人来接她。然而，文秀左等右等，只等来了一个过路的供销员。
供销员告诉她，场部的知青们差不多都走光了，他们有的送钱，有的托关系，有的耍无赖，总之各有门路。对于落单的文秀来说，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她是“一个女娃儿，莫得钱，莫得势”，如果“要回成都，娘老子帮不上她，只有靠她自己打开门路”。
在供销社员不怀好意的暗示下，文秀走上了一条出卖自己的不归路。在供销社员的“开导”之下，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出入文秀的帐篷，从最初的每天一个到后来的两三个，有时候“一个才走，下一个就跟着进来。”
面对这些贪婪的无耻之徒，文秀从未反抗，回家的信念支配着她越发从容地奉献出自己的身体。对此，一向怜爱的老金骂她是“卖货”，但是对文秀来说，她已经毫无退路。时代的变故让她走进这个漩涡，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和支配更是直接让她从肉体的堕落，走向灵魂的腐化，万劫不复。
在小说中，严歌苓用“洗澡”这一细节，交代了文秀被男权社会同化的悲哀现实。少女时期的文秀是个热爱洁净的女孩，每天都要洗澡，“不洗过不得”。对于文秀而言，洗澡不仅是清洁身体，也是为人尊严的一种体现。然而，随着她“接待”了越来越多的男人，文秀竟能忍受断水后，自己身上“不可思议的气味”。
文秀不再珍视自己身体这一点，其实也暗示她放弃了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默认成为男性的取乐工具。这种尊严和自我的丧失，注定了文秀的毁灭。
故事中的老金是一个土著牧民，严格来说，是一个“不算男人”的男人。因为年轻时与人打架，意外致残，老金丧失了性能力。对此，厂部的领导让文秀放心地与老金同住。然而，老金虽然丧失了性能力，但是他骨子里作为一个男人的欲望却没有消失。小说中通过不同细节一直在暗示这一点。
首先，老金选择徒弟，都是清一色地选择女知青，“跟过老金放马的女知青前后有六七个”，而老金最初选择文秀的理由则是“文秀不是丑人”。在和老金同住的第一夜，文秀在熄灯后洗澡。她小心翼翼地用毛巾沾水，努力不发出声响，却感觉到老金耳朵眼里的毛都竖着；在牧场上露天洗澡那一次，文秀也一再告诫老金不能回头，老金却“颈子跟着云从天的一边往另一边拐，很在理地就拐到了文秀这边。“
对于老金的男性欲望表现，青春期的文秀也有所洞察。在教文秀骑马时，“上马下马，老金就张着两手赶上来……一手托文秀屁股，一手掀她胳肢窝，把她抱起。”对此，文秀觉察出老金两只手真心想去做什么。
老金虽然是个“不完全”的男人，但是从他对文秀的性意识中依然可以看出，老金身上依然有着正常男人的生理欲望。不过，除去这些并不高尚的东西，老金人性中的刚毅、良善，也正是从对文秀的感情中得以体现。
当牧民对文秀心存不轨，试图侵犯时，老金在第一时间举枪和他们对抗，拼死保护文秀；当文秀屈从于强权，受尽凌辱时，老金心如刀绞，默默承担起照顾文秀的责任。这些都是老金人性中“善”的体现。悲哀的是，即便如此，这些都依然改变不了老金在骨子里捍卫男权的事实。
他对文秀的照顾，出于善意，事实上更出于感情上的私心。在某种意义上，失去性能力的老金一直将文秀当作自己的女人。因此，当文秀和其他男人发生关系后，老金立即就“觉得她走路的样子不好看了”，还骂她是“卖货”。
可是当文秀真正被侵犯时，老金只是咒骂，等待，而没有去阻止。甚至当文秀说“睡这个不睡那个是不行的；那些没睡上的就会堵门路”时，老金竟默默点头。这些想法和举动都足以说明，老金在内心深处也认同男权对女性的主宰，默认她为了回城而出卖自己的事实。
在小说的最后，老金开枪打死了文秀，同时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他用最后的力气爬进池子，抱起文秀。在这时，“老金感到自己是齐全的”。老金最终以占有文秀，来帮助自己重新找回男性这一社会身份。既然连老金这种良善之人也不能免俗，由此可见，封建男权对女性的压迫有多深重。
小说中的男性，除了老金之外，都是以丑恶、贪婪的“施暴者”形象出现，但是他们被作者统一设置成一群无名无姓、面目模糊的人，象征着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无差别性的男权。
其中，供销员是第一个对文秀施暴的人。他第一次见到文秀，看穿了她回乡的迫切，于是利用这一点，无耻地玷污了她的贞操。对于不谙世事的少女文秀，他连哄带骗，“嘴唇就上了文秀的脸、颈子、胸口”……在一个多小时之后，供销员才“趿着鞋”，“爬上车”“，一路唱地走了”。
在此之后，文秀“接待”的男人索性成了一种身份不详、面目模糊的存在，甚至被物化一双双鞋子。“文秀不再跟老金出牧。每天老金回来，总看见帆布帘下有双男人的大鞋。 ”日子一久，“来找文秀的男人不再是每天一个，有时是俩，或是仨。老金夜里听见一个才走，下一个就跟着进来，门路摸得熟透。”
男性对文秀的伤害，显然已经从个体侵害上升为群体性伤害。对于这类男权思想的代言人，严歌苓不无讽刺地这样描写其中一个典型：他在场部是个太关紧的人物，忙得很，连句客套话也不给文秀，上来就办正事。来都是瞎着灯火，他从来没看清文秀长什么样。
到此为止，文秀已经彻底沦为供男性消遣、取乐的物品，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文秀的悲剧，看似是政治强权造就的，事实上却是封建男权的戕害。这些男性的群体性伤害不仅摧残了文秀的身体，还压迫着她的精神。
对文秀实施侵害的最后一位男性“张三趾”，无疑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张三趾和文秀同为知青，却是一个无道德底线的投机小人，他曾为了顺利回城，开枪打残自己的三根脚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三趾和文秀一样，都是被时代潮流裹挟，身不由己的小人物，但是他本身作为一个受害者，却依然在利用性别优势，继续迫害文秀。在文秀刚刚做完流产手术，虚弱不已之际，“张三趾”趁人之危，直接进入病房，侵犯了文秀，甚至还高调地对其他的人大喊“要进去把队排好”，毫无廉耻之心。
更让人胆寒不已的是其他人的反应。除了老金以外，所有的人都乐于做一个看客，无人同情文秀。同为女性的护士们甚至落井下石，嘲讽文秀：“血都淌完了，还在勾引男人上她的床。”
当同类的女性也成为封建男权的帮凶，弱势的文秀注定走投无路。文秀跑出医院，倒在了雪地里，对老金说想再洗一次澡。这一次，是她堕落灵魂的觉醒。
在小说的最后，文秀不忍心像张三趾一样冲自己开枪，拖着一个残缺的身体“回家”，老金举枪替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年轻生命的终点，文秀躺在老金为她挖的浴池之中，四周是在阳光下融化的雪水。
作者的意思很明了：也许只有这样纯净的雪水，才足以重新涤荡那个痛苦的、残破的灵魂，从而开启另一个新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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