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学院治理方案（地位提升重心下移）
二级学院治理方案（地位提升重心下移） 其次，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高等学校在注重内涵式发展的同时，开始大力推进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例如，福州大学以简政放权为核心，明晰校、院两级的管理职责，激发学院办学活力；华中师范大学推进学校和学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重新划分权力和责任，实现管理重心下移；上海交通大学提出学校的管理模式由“校办院”向“院办校”转变[7]。高等学校需要系统总结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2017年开始，总结性的文献开始涌现。 引起这次“爆发”的因素有如下几点。首先，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实施了“试点学院”改革。2012年，教育部出台《关于推进试点学院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7个高校设立首批试点学院，支持这些试点学院在招生录取、人才培养、教师遴选、考核制度和学院治理等方面进行改革。[5]试点学院的改革拉开了高等学校内部学院管
摘 要：对近十年与二级学院治理相关主题检索后的文献进行筛选，通过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发现，学院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学院内部治理、学院学科建设、学院领导者和学院外部治理（校院关系）四个方面。综述发现2017年是学院治理研究的“爆发”之年。近十年学院治理研究在治理模式、学科建设、学院院长和校院关系等方面均有涉及，已经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最后对未来学院治理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学院治理；重心下移；校院关系；学院领导
作者简介：姜华，男，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主要从事大学治理与组织理论、教育评价与测量研究；李星杰，女，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创新创业管理研究。
引用本文：姜华 李星杰．地位提升、重心下移——近十年二级学院治理研究综述与展望[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10）：26-33．
本研究梳理近十年国内二级学院治理（以下简称学院治理或院系治理）有关的文献，对学院治理的现状进行描述，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已有研究对截至2019年年底的学院治理文献作了详细的综述。[1]但是仅以“学院治理”来检索文献，难以全面掌握与学院治理有密切关系的文献。本研究综述的文献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按照主题和关键词精确筛选。主题和关键词包括二级学院治理、院系治理、学院院长、学院书记、校院关系、重心下移等。剔除其中涉及民办学院、独立学院的论文和非学术论文等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去重后共计获得文献252篇。
一、学院治理研究的“爆发”年——2017年
1998年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界对校院管理机制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见图1）。[2]早期的文献多是从大学的层次来研究校院关系，如李立国等人提出高校和学院之间应尝试建立新的分权模式；[3]应望江提出院系行政、党务、教授委员会和二级教代会“四位一体”彼此既合作又制衡的院系治理结构。[4]随后的几年，对学院治理的研究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7年，学院治理研究开始“爆发”，当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从前一年的14篇跃升到32篇，扩大了一倍多。
引起这次“爆发”的因素有如下几点。首先，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实施了“试点学院”改革。2012年，教育部出台《关于推进试点学院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7个高校设立首批试点学院，支持这些试点学院在招生录取、人才培养、教师遴选、考核制度和学院治理等方面进行改革。[5]试点学院的改革拉开了高等学校内部学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校院之间亟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建立权力界限明晰、目标绩效明确的治理机制。[6]到2017年，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大幅增加。
其次，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高等学校在注重内涵式发展的同时，开始大力推进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例如，福州大学以简政放权为核心，明晰校、院两级的管理职责，激发学院办学活力；华中师范大学推进学校和学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重新划分权力和责任，实现管理重心下移；上海交通大学提出学校的管理模式由“校办院”向“院办校”转变[7]。高等学校需要系统总结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2017年开始，总结性的文献开始涌现。
再次，“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实施。2015年年底，国务院在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了一流学科建设，促使高校开始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学院是学科建设的主体，学科发展的资源筹措、教师引育、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都需学院具体承担。在一流学科建设中，学院中不同二级学科（方向）资源的分配需要学院协调，学科群的构建、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也需要学院支持。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名单，更加推动了学院治理的研究。
最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系列学术活动也助推了这次“爆发”。2016年12月，大连理工大学召开了“二级学院治理——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学术研讨会。2017年年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国内又举办了两场类似主题的研讨会。如此集中地就同类主题开展专题研讨，说明院系治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破解。2017年开始，一批重要的文章陆续发表，学院治理吸引了众多的学者，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和研究热点。
二、近十年学院治理研究综述
利用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将252篇文献按照关键词进行聚类，结果出现了四个聚类，将其命名为学院外部治理（校院关系）、学院领导者、学院学科建设和学院内部治理（见图2）。
有学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8]和权责划分的视角[9]，对学院治理概念进行了辨析。钱颖一认为学院内部治理是指涉及学院教师和职员的职责和权力的配置。学院外部治理是明确学院与大学的关系，是使学院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10]在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院系治理不仅显得越来越紧迫，而且成为大学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院系治理已成为保障大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11]
- 学院内部治理
学院内部的权力分配是学院治理的首要问题。对院系权力的划分，学界普遍认为存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也有五种权力之说。[12]虽然有不同的权力划分模式，但是从对92所大学章程的分析看出，在学院治理中内部权力边界仍然不清。[13]以美国三所研究型大学为代表探究学院治理的制度设计发现，教师评议会、理事会是学院最高权力机构；以院长为核心的行政管理团队是学院行政事务的执行中心；学术治理的主体是常设委员会，行政管理由管理咨询委员会负责。[14]
治理模式是学院治理研究的核心。学院普遍将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作为学院的最高决策形式。[15]学院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承担者，学术事务是最为主要的任务。因此，有研究将学院治理模式概括为三种类型，即行政主导治理模式、学术引领治理模式和党政联合治理模式。[16]在学院治理中，院党委是政治核心，教授委员会是学术核心，院长是行政核心，教代会是参政议政平台。[17]
在学院治理中采用党政负责、教授治学、师生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18]是化解学院廉政风险、根除学院领导腐败土壤的基础。也有学者在我国现有政策法规框架下，凝练提出了“党政共管、分工合作、教授治学、民主协商”的“协商共治”模式。[19]还有研究提出了从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行政管理和条件服务、学术建设和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和日常监督的不同角度科学发力的“党政教共同治理”。[20]
教师参与院系学术治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普通教师处于学术权力的边缘。[21]在内部治理中，行政权力过于集中，教职员工的民主参与渠道单一。[22]无疑，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时代，学术权力在学院治理中的彰显才是重要的保障。因此，一些高校积极探索“教授治学”，在学院层面建立具有决策职能的教授委员会组织，当然，“教授治学”中的“教授”，并非专指拥有高级职称者，而是指代那些具有较高教学科研水平及学术管理水平的教师代表。[23]也有学者建议，在学院治理中，实行党、政、学共同负责与合作的“党政学联席会”制度。[24]当然，构建科学有效的高校院系内部治理制度体系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遵循办学办院系规律，坚持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立场相统一，体现高校特性和院系一线特点。[25]
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大数据”为提高学院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工具，也为打破院系各自为政、信息孤岛的局面提供了技术支持。[26]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利用数据对大学院系画像，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大学院系层面的数据价值赋能院系治理，提升院系的现代化治理水平。[27]同时，应尽快提升教师和工作人员的数据处理能力，建立学院层面的数据管理平台，在学院的重大决策、日常监管和教育评估中发挥大数据的价值。[28]
2. 学院学科建设
在学院治理的研究中，很多涉及学院的学科建设问题。学院既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也是学科建设的承担者。教师的基本学术工作都在学院，学院治理是学科建设的关键。[29]学院治理的研究必然与学科治理密切相关。所谓学科治理，就是学科建设中与学科有关的诸方面对学科重大事务进行决策的结构和过程。[30]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实际“操盘手”是学院，因此必须根植于一流学院建设。其一，现代大学是底部沉重的巨型组织，“双一流”建设的重心在基层；[31]其二，学院是科层制与松散结构的混合体，这种结构恰恰适应实现创新知识要素自由流动和交叉融合的要求；其三，学院具有合体性，即育人单位与研究单位合一，[32]只有一流学科的建设成果反哺到人才培养上，才是有意义的。
要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就必须将“学科建设”的宏观政策话语转换成为“学科治理”的微观实践逻辑。学科治理是以一种“嵌入”的方式内生于大学治理体系中的。[33]“双一流”建设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给予学院更大的自主空间，营造健康而稳定的学术环境，激发学院的活力。[34]虽然一流学科建设关系到学校和学院两个层面，但是，学科主体都下沉在学院。学院各个机构的运行将直接影响学科建设。过去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不利于学术权力在学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35]
当前，学科治理现代化面临许多现实困境。首先是治理主体和结构的“领导化”和单一化，[36]学院的党政领导往往就是学科的带头人，而学科治理则完全被行政化的学院治理所取代，学科层面的诸多重大事务往往是由行政、学术“一肩挑”的学院领导来集权决策；[37]其次是治理组织的“虚化”和“纯化”，学科常常沦为学科带头人的“私人领地”，其他学科成员在学科重大事务的决策中缺乏话语权，极易形成少数学科带头人个人独断的学科重大事务决策“利己”而非“利群”的趋向；最后是治理机制的“外生化”和集权化、文化生态的浮躁化和资本化。[38]在一流学科建设中，容易存在学院与学科两个组织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甚至可以危及组织的正常运行。实践表明，学校的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各个学科的发展需要，学院对各种资源的二次配置主要取决于不同学科在学院领导班子中话语权的大小。[39]
3. 学院领导者
院长和书记是学院主要的领导者。院长有三重角色，分别为价值领导、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院长需要孕育学院文化，运用组织核心价值观引领师生个体价值观；[40]还有学者将院长角色扮演的表现形式划分为四类：学术领导、行政领导、默会领导、权力支撑。[41]在这些角色中，院长只有重点起到学术领导的作用，并兼顾其他领导作用，才能有效推动学院的持续发展。[42]院长的遴选机制对学院长远发展意义重大。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选拔过程的科学性不足、选拔实际效果不理想、选拔实践中若干关系有待处理。[43]
院长需要扮演多重角色，会引起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第一，角色设计与角色期望会使院长角色产生冲突。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会使院长身陷多重角色的困境之中。[44]第二，角色职权模糊也会使院长角色产生冲突。院长在实施权力时依然面临着学校集权的困境，院长负责的事务琐碎而繁杂，很容易产生职位权力的不匹配和冲突。[45]第三，职权范畴不清晰会导致学院院长和党委书记处理工作时出现推诿、越权、权责范围交叉等问题，使院长角色产生冲突。第四，职位因素也会使院长角色产生冲突。由于院长需要同时兼顾学术角色和行政角色，因此院长存在中度偏上的角色冲突。[46]另外，由于院长同时具有学术管理权威和行政管理权威，双重权威存在合法性条件异质、认同条件异质和实现手段异质，因此导致院长产生双重性格。[47]院系党政负责人到底应该扮演领导角色还是服务角色，这始终是一个问题。实践中，领导与服务是分不开的，两种职责兼而有之。学院与院属系相比，学院负责人的领导角色更明显一些。[48]
学院党委书记作为学院党委的负责人及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人和执行人，肩负“一岗双责”的重任，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49]院系党委书记主要有三种角色：牢牢把握院系教育教学的“方向盘”，做好院系发展的“加油站”，做院系良性运转、构建和谐关系的“润滑剂”。[50]学院党委书记必须具有两种基本素质和理念追求：一是在政治立场上坚定不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路线与方针；二是要尊重教育规律，营造出学院健康和谐、团结一心、积极进取的工作氛围。[51]
4. 学院外部治理（校院关系）
校院关系是学院外部治理的核心内容，撇开大学与院系的关系来谈学院治理，无异于舍本逐末。现代社会中，大学组织越来越庞大，承担的社会职能也越来越多，大学与院系之间的权责划分和互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52]随着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不断推进，学院作为高校内部的办学单位，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理应成为高校治理的主体。[53]
上海交通大学在改革中以建设充满活力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为目标，扎实推进由“校办院”向“院办校”转变。[54]从学校层面来讲，在将权力下放给学院之后，学院是否能够承担并合理运用权力成为关键。[55]我国的“学院办大学”改革存在诸多困境，具体为利益格局重大调整带来的权力下放之困、基层的权力承接之困、基层学院的“竞争与稳定”协调之困、变革方式的“上下协同”之困。[56]从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角度讲，改革组织结构、权力下放方式更需要学院增加治理结构变革的内生动力。建议内部治理模式从科层制逐渐向事业部制转变、向扁平化发展。[57]
校院两级管理模式的实现路径是从放好权到用好权。“目标考核、分类管理”能够激活学院的潜能，提升教师的获得感；从“校办院”到“院办校”转变能够释放办学活力，使学院找准角色；从事务中心到办学主体迫使学院不再等吃“大锅饭”，主动出击“找饭碗”。[58]虽然管理重心下移和院办校等改革正在各个高校中开展，但是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校院之间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等的深层次矛盾仍然存在，这导致学院治理本质上仍是以事权为中心的治理模式。[59]
三、学院治理研究的展望
未来学院治理研究应该在建立新型的校院关系、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学院领导者素质与能力等方面持续“深耕细作”。
1. 建立新型的校院关系是学院治理的根本
提高学院治理水平，重视学院治理是前提，建立新型校院关系是关键。[60]建立新型校院关系，首先要明确学院的主体地位。学院是学术性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只有其办学主体地位得到保障，才能够激发学院的办学动力。其次，要明确校院之间权力分配方式和边界。作为办学的主体，学院要在学校协助下寻求独特的发展资源，开辟独有的发展路径。最后，学校要从根本上转变对学院的管理模式。学校要在全局上制定战略、把握方向，在局部上以目标绩效引导学院的行为，充分尊重学院的决策权力。
2. 治理体系的完善是学院治理的核心
学院治理体系的完善需要解决内部各个决策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规定“通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条例规定了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议事和决策机制，但是没有明确党政联席会、党委会和院长行政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委员会与教授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晰。学院治理研究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具体来说，以教授委员会为主体的学术治理体制建设、学院治理的民主与监督机制和学院组织文化建设等研究都需要进一步深化。
3. 学院领导者能力是学院治理的关键
学院的健康发展取决于治理体系的完善，更取决于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在学院的治理中，学院要贯彻执行学校的战略方针，创造性地制定学院发展的方略，保障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处理好党委与行政的关系、行政与学术委员会的关系等。为达到以上这些要求，领导者需要既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又具备较强的行政能力和专业素质。目前已经有较多的研究关注了院长这一重要的角色，但是对党委书记的研究较为匮乏。
总之，学院治理的关键还是校院间权力的分配问题。有研究表明除少数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之外，“底部沉重”的特性在多数高等学校中的表现并不明显。[61]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学院通常没有行政与学术的最终决定权，学院的外部治理主体是大学，学院内部的治理也经常是形式化和程序化的。[62]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词汇，正如研究治理问题的专家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所说的那样：“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务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63]学院治理究竟是“新瓶装旧酒”，还是一个能够适用新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概念与理论，有待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予以回答。
参考文献：
[1]吴瑾. 我国大学内部二级学院治理研究综述及展望[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1（1）：85-99.
[2][7][54]杨颉. 协同治理 协议授权——探索校院二级管理改革新路径[J]. 中国高教研究，2017（3）：12-16.
[3]李立国，徐世勇.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大学内部管理模式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6）：44-49.
[4]应望江. 四位一体：优化高校院系治理结构的构想[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7）：51-54.
[5]人民网. 教育部力推高校试点学院综合改革[EB/OL].（2013-04-13）[2022-09-01]. http://edu.people.com.cn/n/2013/0413/c1053-21120810.html.
[6]韦希. 从“管理”到“治理”：高校院系运行机制的转型与重构[J]. 重庆高教研究，2017（5）：88-94.
[8]李立国，张翼. 美国研究型大学学院治理模式探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6）：15-27.
[9][62]王建华. 学院的性质及其治理[J]. 中国高教研究，2017（1）：13-17.
[10]钱颖一. 学院治理现代化：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例[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2）：1-6.
[11]张德祥. 我国大学治理中的若干关系[J]. 高等教育研究，2018（7）：1-8.
[12]刘恩允，周川. 学术主导、分类驱动、协同推进——我国大学院系治理机制探究[J]. 高等教育研究，2017（8）：23-28.
[13][60]张德祥，李洋帆. 二级学院治理：大学治理的重要课题[J]. 中国高教研究，2017（3）：6-11.
[14]何晓芳，任小琴，王洋. 牛津大学学院治理结构分析[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8（4）：28-32.
[15]祝士明，高洁.“党政教民”协同治理：大学二级学院治理结构[J]. 现代教育管理，2018（9）：40-44.
[16]闫建璋，孙姗姗. 高校二级学院内部治理模式探析——基于权力配置差异的视角[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3）：123-133.
[17]朱海珅，韩泽林. 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大学内部治理研究[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5）：51-55.
[18]盛况，罗志敏. 公办高校二级学院治理体系及其实现策略[J]. 现代教育科学，2021（3）：41-45，51.
[19]李成恩，常亮. 协商共治：我国大学院系有效治理的可行模式[J]. 中国高教研究，2017（6）：46-51.
[20]韦希. 从“党政共同负责”管理体制到“党政教共同治理”权力结构——关于高校二级学院（系）新型治理结构的构想[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3）：17-22.
[21]张继龙. 院系学术治理中的权力圈层结构——基于教师参与的视角[J]. 高等教育研究，2017（4）：17-24.
[22]张雷生. 高校院系内部治理结构现状调查研究[J]. 高校教育管理，2017（3）：30-40.
[23]张笑涛.“教授治学”的内涵及落实路径[J]. 江苏高教，2016（3）：67-70.
[24]严蔚刚. 教授委员会在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结构中的地位[J]. 复旦教育论坛，2013（4）：49-52.
[25]胡华忠. 我国高校院系内部治理制度体系构建：精神理念、内涵要义与实践要求[J]. 现代教育管理，2022（3）：11-19.
[26]王战军，肖红缨. 大数据背景下的院系治理现代化[J]. 高等教育研究，2016（3）：21-27，38.
[27]于方，刘延申，郝明睿，等. 基于多源履职数据的大学院系画像构建与应用[J]. 现代教育技术，2021（6）：119-126.
[28]查永军. 大数据与高校院系治理[J]. 中国电化教育，2018（1）：59-63.
[29]张德祥. 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关系审视[J]. 教育研究，2016（8）：33-39，46.
[30][37]谢凌凌，陈金圣. 学科治理：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核心议题[J]. 教育发展研究，2017（7）：38-45.
[31]杨朔镔，杨颖秀.“双一流”背景下大学院系治理现代化探论：自组织理论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2018（5）：40-47.
[32]龙宝新.“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的机制与架构[J]. 高校教育管理，2019（4）：18-26.
[33]何晓芳. 学科嵌入式治理：一流学科生成与发展的制度逻辑[J]. 中国高教研究，2019（9）：29-34.
[34]李立国，冯鹏达，张海生.“双一流”建设中的组织合法性与制度趋同——对414位高校二级学院院长的调查分析[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1）：51-58，75.
[35]马敏.“双一流”背景下二级学院管理现状与治理改革探析[J]. 教育观察，2020（21）：56-58.
[36][38]方晓田，彭江. 中国大学学科治理现代化：内涵、困境与路径[J]. 湖北社会科学，2021（7）：149-155.
[39]陈廷柱. 院系治理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其系统化策略[J]. 中国高教研究，2017（1）：8-12，17.
[40][44][45]郑文力，叶先宝. 我国大学院长角色演变与冲突调适[J]. 江苏高教，2017（6）：25-28.
[41]陈珂，张旭，冯丽谦. 要素构成与能力提升：高校二级学院领导者角色扮演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10）：48-51.
[42]郭赟嘉，闫建璋. 学术领导：大学二级学院院长角色的本真定位[J]. 现代教育科学，2014（1）：41-45.
[43]余利川，段鑫星.“夹缝生存”：“双一流”建设高校二级学院院长的权责困境与生成逻辑[J]. 江苏高教，2022（2）：61-69.
[46]姜华. 高校二级学院院长的角色冲突[J]. 中国高教研究，2011（10）：56-59.
[47]罗泽意. 大学二级学院院长双重性格生成的逻辑[J]. 江苏高教，2022（2）：52-60.
[48]阎凤桥. 如何发挥院系基层党组织的作用？[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4）：14-17.
[49]鲜红，龚洪. 高校二级单位党风廉政建设中党委书记的角色定位及作用[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6）：25-27.
[50]时明德. 高校基层党总支书记的三种角色[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21）：26-28.
[51]刘勇强. 既要“旗帜鲜明”，也要“润物无声”——对高校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职责的理解与思考[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7）：141-143.
[52]王战军，肖红缨. 一流大学院系治理的应然状态[J]. 教育发展研究，2016（19）：54-62，78.
[53]刘冬冬，张新平. 高校二级学院治理：困境及其消解路径[J]. 现代教育管理，2018（6）：17-22.
[55]胡建华. 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校院关系[J]. 江苏高教，2021（12）：1-6.
[56]张烨.“学院办大学”：西方传统与中国实践[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1）：70-77.
[57]宣勇. 论大学的校院关系与二级学院治理[J]. 现代教育管理，2016（7）：1-5.
[58]万明，段世年，李彩艳. 以释放办学活力为目标的校院两级管理改革模式探索[J]. 中国高等教育，2016（20）：42-44.
[59]沈勇. 院系治理的中观分析：章程建构、实践张力与路径优化[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7）：15-20.
[61]姜华，黄帅.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高校二级学院权力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2017（6）：1-7.
[63]杰索普，漆蕪. 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J]. 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1）：31-48.
版权声明：
本文刊载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0期（总第298期），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教育管理杂志社（ID：JYGLZZS），否则将视为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