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母叶嘉莹（我与姑母叶嘉莹）
我的姑母叶嘉莹（我与姑母叶嘉莹） 吉川幸次郎先生 此外，叶先生详尽而精练地概述了她和海教授的合作经过与内容，并且介绍了海先生的胸襟、理想和理念，以及表达了对于海教授的感激之情和愧歉之意。序言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写的：“我对海先生既深怀感激，更对他的胸襟志意和理想深怀景仰。他去世后，我未能赴哈佛参加他的追悼会，这使我对他一直感到愧歉，所以愿借此机会把我们合作的经过和他与我合作的理念略加叙述，也算是我对他的感念之一点补偿吧。” 海教授将叶先生所著13篇论文翻译成了英文，1998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出版了题为《中国诗歌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的论文集，为全英文版，共收录了叶先生和海教授所著论文17篇，其中叶先生撰著的有13篇。 后来，为了便于读者、学者对于中文文稿和英文译稿的了解和把握，2013年从上述论文集中摘选出了叶先
海陶玮教授
关于海陶玮（Hightower）教授，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赘述。因为只要是读过《红蕖留梦》或者有关叶嘉莹先生个人经历文章的人，想必对海教授的名字都不陌生。请允许我在这里使用中国人的习惯，以他中文名字的第一个汉字为姓来称呼他。
我虽然从未见到过海教授，但一直都听叶先生说起与他交往的很多往事，而且每逢加拿大的大学假期，叶先生除了回国讲学外，就是去哈佛，与海教授进行合作。所以，我的印象是：因为有了海教授，叶先生才得以在北美打下基础，顺利发展。尽管俗话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我认为，即使是“金子”，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些机缘的。我们东方人使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文章，要想让西方人乃至全世界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语言表述之美，就需要有这方面能力的翻译者，用西方人乃至全世界更多的人都容易理解其内容、领悟其精髓的语言表述出来，特别是有关中国古典诗词的，就更加需要翻译者既具有“中国学”的丰富修养，又擅长自己母语的运用，以及对于自己本国文化广泛且深刻的理解。
叶先生称自己与海教授的相识是一次“机缘”。她在《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一书序言中写道：“我与海先生初识于1966年之夏，当时我是被台湾大学推荐将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作为交换教授的一个候选人，而海先生则是作为美国弗尔布来特委员会（Fulbright Committee）的代表来举行面谈的一个甄选人。谁想到只因此一次晤面，我与海先生竟然结下了三十多年合作的机缘。”
海教授将叶先生所著13篇论文翻译成了英文，1998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出版了题为《中国诗歌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的论文集，为全英文版，共收录了叶先生和海教授所著论文17篇，其中叶先生撰著的有13篇。
后来，为了便于读者、学者对于中文文稿和英文译稿的了解和把握，2013年从上述论文集中摘选出了叶先生的6篇文稿，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刊行了《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2014年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刊行了全13篇的《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据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静老师介绍：2019年，“全13篇”版因与南开大学出版社之间的5年合同到期，又转由外研社刊行，分上下两册。
叶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还写道：“美国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北美二十年来的词学研究——兼记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的文稿，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第20卷第五期。文中曾提到‘论词的观点与方法之东西合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非叶嘉莹教授不作他想’，又说叶氏‘论词概以其艺术精神为主。既重感性之欣赏，又重理性之解说，对词学研究者无疑是一大鼓舞’。孙教授的过誉，使我愧不敢当，而这一切若非由于海先生之协助把我的论著译成英文，则我以一个既没有西方学位又不擅英语表述的华人，在西方学术界是极难获致大家之承认的。”
此外，叶先生详尽而精练地概述了她和海教授的合作经过与内容，并且介绍了海先生的胸襟、理想和理念，以及表达了对于海教授的感激之情和愧歉之意。序言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写的：“我对海先生既深怀感激，更对他的胸襟志意和理想深怀景仰。他去世后，我未能赴哈佛参加他的追悼会，这使我对他一直感到愧歉，所以愿借此机会把我们合作的经过和他与我合作的理念略加叙述，也算是我对他的感念之一点补偿吧。”
吉川幸次郎先生
叶先生与日本学者虽然交流不多，但有过交往的却都是日本汉学界“泰斗”级学者或后辈学者中的领军人物。
1970年，叶先生应美国一学术基金会邀请，到贞女岛（Virgin Islands，日本译为“圣女岛”）参加一个古典文学研讨会，会议期间结识了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先生。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昭和时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是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兵库县神户市人，自幼爱读《史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日文译本。高中时得遇青木正儿，开始学习中国语。1923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科，在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硕学指导下，专攻中国语学和中国文学，假期赴中国江南旅行。受芥川龙之介及佐藤春夫的影响而喜爱中国。1926年以汉文书写毕业论文《倚声通论》，因论文拔群升入大学院，投注于中国文学。1928—1931年留学北京大学，以做中国人为目标，日常身着中式服装，说写皆以中文，会话和写作所用中文堪称典雅流畅。
1931年，吉川幸次郎回到日本，在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任所员，直至1946年，15年间埋头苦读，据传其所读破汉籍之卷数可谓日本首屈一指。其间，刊行《尚书正义》定本及译本，与大山定一所共著《洛中书问》，标志着“吉川学”的基本确立。1947年以《元杂剧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同年转任为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担任中国文学讲座主任一职，直至1967年退休。由于他对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贡献极大，1964年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196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称号，1970年因其中国文学研究之功绩卓著，获得“朝日赏”，是日本近代以来研究中国的最著名的大师，当之无愧的“汉学泰斗”。
在1970年贞女岛的会议中，因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中有不少喜欢作诗之人，见面便问及叶先生有无新作？叶先生就写了1968年的《留别哈佛三首》向大家求证：
其一
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
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
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
其二
天北天南有断鸿，几年常在别离中。
已看林叶惊霜老，却怪残阳似血红。
一任韶华随逝水，空余生事付雕虫。
将行渐近登高节，惆怅征蓬九月风。
其三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
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
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辩古今。
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
没承想，第二天吉川幸次郎先生就拿来三首和诗——《南海圣女岛中国文学史会次叶嘉莹女士韵》：
其一
世运奔波各异时，人间歌哭志安之。
英灵河岳鸿篇铸，流别文章家数歧。
原始堪寻天雨血，谈诗好向水之涯。
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
其二
南来士女逐宾鸿，谈吐缤纷西复中。
洪浪接天都一碧，檐花经雨逾殷红。
测圭方识星朱鸟，浴海真成王倮虫。
群怨兴观评驳倦，危楼聊倚溯流风。
其三
渊源诗品与文心，古井欲波容共斟。
玉局和陶居海外，兰亭修禊在山阴。
词人慧业堪终古，家法攀援可证今。
溟渤光浮孤岛曙，景情相遇足钩沉。
（一九七〇年庚戌作，见《吉川幸次郎全集》24卷）
看到吉川先生的诗作，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周策纵教授也立即写了三首和诗。后来有人把这些诗抄寄给了身在美国的顾毓琇教授，顾教授竟也写了三首和诗，一时传为佳话（按：诸诗都已收录在中华书局2007年版《迦陵诗词稿》中）。叶先生在《迦陵诗词论稿》以及《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当时吉川教授的和诗中曾有‘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之句，表现出想要邀我赴日本的心意，而我因初到加拿大任教，要用英语教学，工作甚重，而且有老父在堂，不敢远行，所以未能赴日本讲学。吉川先生的愿望，直到十三年后才由九州大学的冈村繁教授完成。”
1984年，叶先生终于来到日本讲学，只可惜那时吉川先生已经过世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叶言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