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唯此一人张居正（世上已无张居正）
千古唯此一人张居正（世上已无张居正）此时的高拱，位高权重，目中无人，关键的关键，是他身边的次辅张居正，野心勃勃，颇具远见。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他懂得韬光养晦，继续维持高张同盟，一旦时机成熟，便一击致命。后来，高拱因对太监不经意的一句“十岁幼童（万历）何能尽理天下事？”直接导致了自己的下台。同时，高拱自身的性格和他阶段性的心态，导致了他与张居正的分裂也不可避免。《剑桥中国史》中这样描述高拱:“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闯劲。他对官场的惯技有清晰的了解，并从不隐瞒他对其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的藐视。在贯彻政策中，如果一种方法有效，他情愿不去理睬官样文章；即使严格地说他的方法与法令的文字抵触，他甚至也不担忧。”张居正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是担任万历首辅的十年，彼时，他无疑是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人物。在这期间体现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而其政治远见早在万历当政之前，其与徐阶、高拱两任首辅的斗争就有所体现。徐阶坚持以十几年的
在明帝国长达276年的历史河流里，名臣、首辅多达160多人，但是梁启超先生说，有明一代的政治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张居正。
熊十力说“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著名史学家黎东方认为，以施政的成绩而论，张居正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张居正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是担任万历首辅的十年，彼时，他无疑是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人物。在这期间体现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而其政治远见早在万历当政之前，其与徐阶、高拱两任首辅的斗争就有所体现。
徐阶坚持以十几年的“忍者神龟”之功最终击败严嵩，而后徐阶致仕，高拱担任内阁首辅。有明一代，高拱是一位较有能力的大学士，他曾退出内阁后能东山再起，并更进一步担任首辅。而张居正在高拱退出内阁、徐阶担任首辅时，做到了次辅角色，时年不过40岁。在高拱积蓄能量搞倒徐阶时，张居正与高拱结成联盟，在倒徐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之后，才具平平的李春芳担任过渡首辅，张仍不争上位，而是与冯保加紧联系，结成了紧密的关系。两年之后，高拱回归，作为前盟友，以及相近出身的天然同盟，张居正与高拱在内阁中有了一段亲密无间的合作期。此时的高拱，意气风发，也的确做了几件颇得人心，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当然，也是与张居正意见基本一致的事。也可以说，高张同盟，做了很多为张居正未来工作扫清局面的事。
同时，高拱自身的性格和他阶段性的心态，导致了他与张居正的分裂也不可避免。《剑桥中国史》中这样描述高拱:“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闯劲。他对官场的惯技有清晰的了解，并从不隐瞒他对其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的藐视。在贯彻政策中，如果一种方法有效，他情愿不去理睬官样文章；即使严格地说他的方法与法令的文字抵触，他甚至也不担忧。”
此时的高拱，位高权重，目中无人，关键的关键，是他身边的次辅张居正，野心勃勃，颇具远见。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他懂得韬光养晦，继续维持高张同盟，一旦时机成熟，便一击致命。后来，高拱因对太监不经意的一句“十岁幼童（万
1572年，47岁的张居正，名正言顺成为内阁首辅，开启了被称为明王朝暮色中最后耀眼光辉的十年。
张居正的改革，简单说就是政治上实行考成法，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明代原来也有考核的制度，但是大部分流于形式化或被官员们用于争权，张居正实行的考成法，每一个事项每一份文件都进行备案核查，结果一式三份，一本六部留，一本给六科，一本给内阁。最后六科稽查六部，六部稽查地方，内阁稽查六科，整个朝廷的行政效能得道极大提升。
张居正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是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简而言之就是把百姓所应承担的税种，还有各种差役杂项，一并归入田赋项下，计亩征银，统一税制，实行货币化征收，这自是唐代杨炎两税法后中国税务史上革命性的变革，是税赋制度上的里程碑，从长远的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改革是隋唐革新、唐宋变革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效果非常明显，他死前不久，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量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紧急时刻不能支取的太仓库储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600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到400万两，南京库房增加到250万两，广西、浙江、四川省库平均存款在15万至80万两之间。
而在之前16世纪的明王朝，几乎完全没有储备，各地往往因为军饷发放不到位而引起军队哗变，甚至巡抚被杀等恶性事件，国家国库空虚，在边防及大型工程方面，一无所为。
他任用戚继光等裙带关系，让这些将军、能吏在职十年之久，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坚定的贯彻了其个人意志；他启用有事业心，能做事，实干有革新精神的能吏，而且在中央层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给帝国各地的下属小弟写私信，授之方案，然后作为皇帝顾问，批准自己的政策；他没日没夜，十年如一日的在大情小事上为这个暮日帝国操劳，补救这个腐朽的官僚机器，为明帝国带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人士，也带来了久违的效率。张居正在位的十年，几乎做到了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传统政治情况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
《剑桥中国史》这样评价张居正:他没有靠镇压行动，能够和一般在新王朝建立后不久而为人所知的那种声名赫赫的施政相比。
张居正，以一己之力延续了明王朝半个世纪的气脉。
当然，他的改革不彻底，甚至说他只是在凭借一己之力进行修补。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之职，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君权、相权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最大限度的中央集权让百官群龙无首。实际上，内阁大学士的官衔并不高，只有四品而已，作为内阁首辅，限于明朝政治治理框架，他不能创撤机构，甚至无法修改官员薪俸安排。“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张居正要做事，必然要“弄权”，祖宗制度不可改，那只有靠个人“威望”来号令百官了。他当政期间，对全国官员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整个明帝国官僚系统的效率是被他靠个人能力硬压出来的。当然，他死后，这种反弹是空前的，他的名声，也就不可能好。
从多本记录明史的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并算不上完全意义生的成功。他对当时的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结构上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通过个人权势，而非制度下、立法程序下的长效结果。尤其是其个人品德上的缺陷，被一些传统儒家史家无限放大和批判。无论是他经常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各类方案；还是随意利用原属于皇帝的惩罚权利；再或者利用人士任免权将自己的人安插各个政府部门，大搞统一战线；抑或是他父亲去世，其未能去职而服丧守制。
至于，后世对其生活腐化，贪恋钱财的职责，也许并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但，并不能影响张居正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查抄张家所获，据刑部当时所列的清单，共计为：黄金2400两、白银1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另有玉带16条等等。这与万历原先的估计相差甚远。
张家的财产，后来被运到了北京，并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据估算，若是把张家的总资产折合成白银，大约只有严嵩的十分之二；而与冯保相比，还不到其十分之一。
纵观张居正的一生，他善于权谋，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可能还有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
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个湖北荆州一个平凡的家庭，有“神童”之誉，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进入内阁，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
正是这个真实的这个俗人，在权力、地位、财富尽在掌握的情况下，却将刀口对准了他的同僚、盟友和朋友，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特权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朝廷，以及远离庙堂的黎庶百姓。
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面对现实，他有过彷徨挣扎，有过贪婪污点，但是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去想做事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不易。
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
千回百转，千锤百炼，
此心何求，此身何安。
张居正去世后，海瑞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世上已无张居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