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战争都是命中注定（一场注定的战争）
所有的战争都是命中注定（一场注定的战争）英国外交部的鹰派对德国崛起高度警惕，如艾尔·克劳认为德国海军是对英国生存最大的威胁，对德国有着歇斯底里的敌视，并断言德国和英国正走向“必然的战争”。英国新闻界和公众中也弥漫着翻的情绪，很多人鼓噪对德国开战，如《星期六评论》就刊载了一系列以“德国必须毁灭”为主题的文章，号召为对德国开战做好准备。德国认为自己受到了法国和俄国两个不友好的邻国威胁，并担忧自身生存。1906年，比洛在帝国议会首次使用了“包围”一词，此后大众一致认为“包围已成事实”——法国渴望为1871年的战败复仇，英国希望粉碎德国的新生帝国，俄国的斯拉夫人对德意志民族怀有与生俱来的仇恨。1907年，英国与法俄缔结三国协约，这更令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惊恐万分。普鲁士军方强烈主张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伴随工业革命发展，欧洲经济蒸蒸日上，进入了机器时代。生产力迅速进步给欧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欧洲君主制及其象征的等级制度顽固地拒绝社会改革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之后不到一个月，欧洲列强按照自己的阵营归属兵戎相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在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中，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上千万人战死沙场。一战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而在这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冷战、东欧剧变等等，均可追溯至一战。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的由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进而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关于这场战争为何爆发，谁应当为这场战争负责的探讨，自这场战争结束后就未曾停歇，各派观点聚讼不已。但各派大体都认可，一战爆发并非单一原因所导致，而是有着诸多复杂原因。到上世纪末，人们开始多视角、多元化审视一战起源，从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社会氛围、高层决策等多层面理解一战起源，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一战起源的认识。
在一战爆发百年之际，保罗·哈姆出版了他探究这场战争起因的作品，这本书以这个悲剧的年份为名——《1914》，副标题是“世界终结之年”，令人感受到这个年份带个欧洲人的幻灭感。保罗•哈姆认为，无需夸大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绝非一个偶然事件所导致，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当我们回溯19世纪末欧洲的美好时代，那看似祥和的“昨日的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导致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早已就位，只待一个火花点燃。
正如埃克朗所言：“世界不分因果链，不是线性地安排事件，使得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任何事件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原因：越往前寻找，越能找到任一特殊事件发生的越多的前因。”保罗•哈姆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思路，由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从而点燃战火这一刻往前追溯，通过罗列导致战争的事件、行动和态度，来挖掘这场战争的起因。1914年这个命运攸关的年份于是被置于更广阔的的背景中加以审视。而整本书的结构也就在此思路下展开。
悉德尼•布拉德肖•费伊在其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指出：“这些基本原因如此复杂，牵涉过去如此久远，如果我们想详细说明它们，就必须写一部自1870年，甚或1789年以来欧洲的外交史。”本书同样离不开对过往的讲述，第一部分以“过去的暴政”为题，回顾了战争的远因。保罗•哈姆将一切追溯到1870年，回顾了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头十年，欧洲整体社会氛围以及权力格局的重塑，从而描绘了1914年的参与者们所置身的时代背景。
伴随工业革命发展，欧洲经济蒸蒸日上，进入了机器时代。生产力迅速进步给欧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欧洲君主制及其象征的等级制度顽固地拒绝社会改革，欧洲整体社会氛围直到20世纪头十年仍然是保守的。然而要求民主化的潜流始终在看似稳固的表象下奔涌，对欧洲各国特权阶层来说，他们所认识的世界遭受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威胁，战争不失为一个机会，可以团结民众一致对外，从而解决国内危机。与此同时，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战争领域的技术进步尤为神速——火车、飞机、汽车、大炮和机枪令欧洲人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杀戮力量，但欧洲的军队还跟不上技术变革的步伐，欧洲的君主、政客和将军们都知道将要到来的战争是恐怖的，但都想象不到到自己将要开启的是何等规模和烈度的战争。
当时欧洲的大国关系合纵连横，如同“四对舞”一样，不同国家间有时紧张，有时缓和。在这之中，1871年普法战争后崛起的德国是位于欧洲心脏的一股新生力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权力格局。刚刚完成统一的德意志缺席了瓜分非洲这场帝国主义盛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力迅速提升，德国也想要进行海外扩张，以满足国内发展需要，却一再受阻于英法，这令柏林愤懑不已。俾斯麦下野后，德皇威廉二世放弃了相对克制的对外政策，并推出了所谓“世界政策”。受此影响无论是德国高层还是普通国民，都梦想成为世界强国，正如提尔皮茨海军上将认为的，德国取得全球主导地位，就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英德关系因此逐渐恶化。而在巴尔干半岛，危机正在孕育。奥匈帝国与站在塞尔维亚背后的俄国交恶，德国和奥匈帝国，之后又加上意大利，组成了三国同盟，以对抗俄国。随着法国民族主义抬头，德国与法国的关系在19世纪末迅速恶化。1892年，法俄缔结协定，将三国同盟视为敌人，加深了裂痕。英国也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逐步向法俄靠拢。
第二部分可谓近因，讲述了1900年至1914年，欧洲两大均势集团最终形成，紧张局势加剧。可以说，进入20世纪时，欧洲列强都处于国内外重重矛盾之中，但战争并非必然选项。然而，它们却并未试图彼此协调，而是以不同方式筹划战争，任由局势进一步恶化。
德国认为自己受到了法国和俄国两个不友好的邻国威胁，并担忧自身生存。1906年，比洛在帝国议会首次使用了“包围”一词，此后大众一致认为“包围已成事实”——法国渴望为1871年的战败复仇，英国希望粉碎德国的新生帝国，俄国的斯拉夫人对德意志民族怀有与生俱来的仇恨。1907年，英国与法俄缔结三国协约，这更令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惊恐万分。普鲁士军方强烈主张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
英国外交部的鹰派对德国崛起高度警惕，如艾尔·克劳认为德国海军是对英国生存最大的威胁，对德国有着歇斯底里的敌视，并断言德国和英国正走向“必然的战争”。英国新闻界和公众中也弥漫着翻的情绪，很多人鼓噪对德国开战，如《星期六评论》就刊载了一系列以“德国必须毁灭”为主题的文章，号召为对德国开战做好准备。
法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希望夺回阿尔萨斯-洛林，恢复昔日的荣耀。在这种氛围中，法国领导层拒绝改善德法关系，放任国内的战争叫嚣。而两次摩洛哥危机加剧了英法两国对德国的警惕，他们将与德国的战争视为最大的现实威胁。1910年被任命为英国军事作战局局长的亨利•威尔逊更是无视英国官方政策，僭越职权秘密制定了动员英军参加大陆战争的计划。
奥匈帝国正在分崩离析，军队高层将战争视为维护哈布斯堡王朝自尊和延续的唯一手段，并摆出一幅好战姿态，而他们的目标是征服塞尔维亚。正是这一鲁莽决策未来将点燃欧洲的火药桶。
总之，欧洲各国没有付出任何认真的外交努力，通过谈判来协调各方，相反，各国都热衷于军事手段，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欧洲各国的主流媒体也都在宣扬军国主义，使得公众意识中也接受了战争的“必然性”。
然后是第三部分，时间来到1914年，随着萨拉热窝一声枪响，欧洲的政客和将领们不但没有管控危机，反而打着各自的算盘，利用斐迪南之死，集体制造了战争。这部分可谓紧锣密鼓，讲述了6月28日到8月初这一个多月中发生的故事。
令人感叹的是，在如此重大的历史关头，欧洲历史舞台上却尽是一群庸碌之辈。德国、英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君主都试图回避战争。德皇威廉二世经常作出“愚蠢甚至孩子气的行为”，虽然嘴上发出战争叫嚣，但“在面对威胁时，威廉确实是在躲避暴力，倾向于躲在他的羽毛帽子下求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名为专制君主，实际上只是将军和大臣们的傀儡，无法牢牢把握国家事务，被即将到来的屠杀吓得不轻。英国的乔治五世已经无法理解事态发展，只是表达了老派的沮丧。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则自己在宫中忙来忙去，眼不见心不烦。
几国文官也大多反复无常、手忙脚乱，在把世界带入战火边缘时却失去了勇气，然而已无济于事。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优柔寡断，他大力促成了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但事到临头却失去了勇气，担心真的开战会坏事。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敦促奥匈帝国开战，并愚蠢地希望英国在德国与法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但当得知英国会站在法国一边后，陷入崩溃，对时局发展感到惊恐。英国首相格雷后知后觉，他本以为塞尔维亚问题无关紧要，对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漠不关心，直到7月27日才意识到大事不好，因此如坐针毡，但他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阻止各国加速走向战争。
终于，各国纷纷动员，战争机器启动了。各国人民怀着“为国捐躯，美好且光荣”的想法，热切地涌入战争。
最后一部分是战争的降临。这部分主要描述了1914年从战争爆发到这年年底的战局。德军借道比利时入侵法国，按照施利芬计划的宏大构想，展开对法军的两翼合围，但最终在马恩河折戟，之后西线转入堑壕战。奥军入侵塞尔维亚，连战皆败，但塞尔维亚人也损失惨重。俄军为策应西线，向德奥发起进攻，但在坦能堡遭到惨败。无论在东线还是西线，任何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又持续了4年。这部分在涉及大型战役时大多是对芭芭拉•塔奇曼等人关于战史的杰出作品的简要复述。
费曼说过，真实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一大批定律共同起作用的一种复杂的偶然结果。欧洲各国对战争爆发都负有责任，看似偶然的结果，其实早就注定。集体愚蠢和麻木不仁导致了一代人的死亡。如果没有萨拉热窝事件，战争也许不会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形式爆发，但如果促成战争的条件没有消除，我们也许可以说，战争终将在某处以某种形式爆发。
本书也并不只是对往事的梳理，而是隐晦地透出对现实的关注。保罗•哈姆在书中多次提到中国，如讲到德国在19世纪末迅速赶超英国时写道“颇似21世纪中国与美国的竞赛”；在讲到德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时，提到“这种急剧增长堪比一个世纪后的中国”。早在2012年8月22日，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金融时报》发表短文（“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断言“定义未来几十年全球秩序的问题将会是：中国和美国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显然，保罗•哈姆在行文时也联想到了亚太局势，这也是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引起共鸣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