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第二十六卷第七十八章（顺鼓篇第四十六）
论衡第二十六卷第七十八章（顺鼓篇第四十六）《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大水时击鼓，或许当时是为再次告知土神，阴气太盛，久雨生涝不见晴天。阴气过盛阳气微弱，非常道所应当，仅凭以口祷告尚且不够，需击鼓相助，与日食时击鼓用牺牲祭祀土神，是同样的道理。同时向土神告急，彰显阴气过盛。事大且急时使用钟鼓，事小且不急时则用铃萧，表明事情告急，辅助以口祷告。大道难知，大水持久生涝，假若因政治所致，仍需先告急，然后考虑国政施行。发生盗贼事时，与此同样处理。发生盗贼之事亦为政治所致，在查找政治过失时，也应先发文告。击鼓献牲祭土神
大水用鼓，或时再告社，阴之太盛，雨湛不霁。阴盛阳微，非道之宜， 口祝不副，以鼓自助，与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义也。俱为告急，彰阴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钟鼓，小而缓者用铃篍，彰事告急，助口气也。大道难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犹先告急，乃斯政行。盗贼之发，与此同操。盗贼亦政所致，比求阙失，犹先发告。鼓用牲于社，发觉之也。社者，众阴之长，故伐鼓使社知之。说鼓者以为攻之，故攻母逆义之难，缘此而至。今言告以阴盛阳微，攻尊之难，奚从来哉？且告宜于用牲，用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礼也；攻之用牲，于礼何见？
朱丝如绳，示在旸也。旸气实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针，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笃病有瘳。朱丝如一寸之针、一丸之艾也？吴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间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吴而存楚。击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诚若申包胥，一人击得。假令一人击鼓，将耐令社与秦王同感，以土胜水之威，却止云雨。云雨气得与吴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霁晏，有楚国之安矣。
1、篍：（qiū）竹箫；吹筒，古代用于警戒或督役的哨子
2、瘳：（chōu）病愈；损害，减损
【拙解】大水时击鼓，或许当时是为再次告知土神，阴气太盛，久雨生涝不见晴天。阴气过盛阳气微弱，非常道所应当，仅凭以口祷告尚且不够，需击鼓相助，与日食时击鼓用牺牲祭祀土神，是同样的道理。同时向土神告急，彰显阴气过盛。事大且急时使用钟鼓，事小且不急时则用铃萧，表明事情告急，辅助以口祷告。大道难知，大水持久生涝，假若因政治所致，仍需先告急，然后考虑国政施行。发生盗贼事时，与此同样处理。发生盗贼之事亦为政治所致，在查找政治过失时，也应先发文告。击鼓献牲祭土神，是为让土神发现察觉阴气过盛。社，为众阴之首，所以击鼓以使社得知。解释鼓字之义者认为是指攻击，所以对“攻母”、“逆义”的质疑，由此而生。如今说击鼓是为告诉土神阴气过盛阳气微弱，那么攻击尊上的责难，又从何来？而且祭告土神应当用牺牲，既用牺牲便不应解释为攻击。祭告事情需用牺牲，此为礼制；攻击土神却用牺牲，何来此礼？
以红丝为绳围绕祭坛，表示阳气。阳气实际上很微弱，所以所用之物也显微弱。在经络上施以一寸银针，放置一丸艾绒，重病亦可愈。红丝如同那一寸银针、一丸艾绒吗？吴国攻破楚国，楚昭王逃走，申包胥偷跑至秦国，哭泣求救，终得到救兵，退吴军而使楚国幸存。击鼓之人，需看其击鼓诚意如何；假使其诚意如申包胥，一人击鼓即可。假如令一人击鼓，会让土神与秦王一样受感动，以土克水之威力，便可消云止雨。云雨之气则会与吴国军队一样，消散退入深山，遭受水害之灾的百姓可得雨停天晴，获得如楚国一样的平安。
【小议】面临自然灾难，人们难以抗拒，束手无策，心生疑惑：究竟做错了什么，要承受那些无妄之灾？既然实在找不出缘由，就只能将灾变归于天降谴告。于是，祭天地神灵的各种礼仪应运而生，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攻社”。社，是指土神。那么“攻”是何意？古人曾图绘雷神，便是击鼓状。霹雳雷声震人心魄，似在警告地上生灵大雨将至。“攻社”者击鼓是何用意？击鼓且有伴舞，或许是欲以脚跺大地并震鼓之法呼唤土神，求其升天告知人间灾变之惨，地上生灵祈盼赐福消灾。上古时记载世事，实在的太过简略，且晦涩难辨，有简画图刻，有象形文字，更有如天书般的甲骨传文，故很多古传礼仪，实为后人揣度渐而成形，原意或早已不见其踪。汉字中，一字多解是常有的事，所谓的圣者之书便成了人们的尊崇，笃信其中解释便为真实之意。其实这也是正常现象，但如王充般欲究其实者，以实事探究经传中载事解意的虚实，古时甚少，其所论虽常与圣者之言相悖，却也不无道理。圣者当敬，却不宜盲目信其所言。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